在九十年代初，王朔全身心地炮制了电视连续剧《渴望》。这部极其煽情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抚平了此时此刻人们创伤的心灵，起到了一剂­精­神鸦片的作用。这是一个怎样的哀痛的时刻？王朔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Сhā科打诨，大肆施加麻醉剂。他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他参与了对记忆的抹杀和改写，他也就成为了权力结构中的一颗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我从这部电视连续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朔的立场，实际上比官方还要“官方”。他就如同戏曲中的丑角，充当衙内的帮忙、帮凶和帮闲。他在拼命地向主流话语献媚，并以此为资本，希望受到权力者的眷顾，从而在商业运作之中得到回报，能够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他的这一如意算盘得到了部分的成功。

王朔经常以“民间”的代表自居。披上“平民化”的外衣之后，他说话也就理直气壮了：我就是老百姓，我代表着他们的情趣和爱好，你们知识分子要批评我，那不就是批评老百姓、与全体平民为敌吗？正是这样的一种荒唐的逻辑，让许多人在面对王朔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不敢给予回击。正是这样的一种“天生正确”的心态，让王朔获得了逍遥于严肃认真地讨论问题的氛围之外的“超然感”。

其实，说王朔代表着一种平民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王朔从小就跟真正的“民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有一定职位的军官。他从小就享有那些胡同里平民百姓的孩子无法得到的一系列特权。他一贯都是吃香的喝辣的，他不会理解胡同里那些真正的贫苦百姓家的孩子的辛酸与匮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解放军都是钢铁长城、都有充足的后勤保障。

于是，饥饿、死亡、鲜血和吃人交织在一起的“文革”，在王朔的眼睛里和心灵中才会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军队大院自有其独特的“亚文化”症候。我也有过一段真切的军队生活的经历，我知道那套有形无形的规则，如何泯灭人的温柔和同情心，将人变得粗暴和热爱暴力。王朔在崇尚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看不惯谁，就抡起砖头来灭谁。他从小就参加残酷的群殴，见到鲜血就兴奋。现代的民主与法制观念，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对他谈话中的语言暴力深感厌恶。而这种语言暴力在一定的时刻，很容易立刻就转化为行动暴力。

王朔有一本书的书名叫《无知者无畏》——是的，“无知”必然导致“无畏”，这是王朔说出的唯一的半句真话。但是，他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无信者无畏”。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一个没有价值理念在背后支撑的人，一个有­奶­便是娘的人。

这些年来，王朔活得风风光光，是媒体的宠儿，是央视的大腕，是电影导演的亲密战友，是各大出版社的香饽饽，又是平民阶级的代表，真是黑白两道畅通无阻。现实生活中的王朔，呼风唤雨，地位简直就不亚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他亲自出演的那个帮派老大，在北京最有名的莫斯科餐厅中接受数百名流氓的朝拜。一个人在一个有问题的社会里能够混得非常之好，他一定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王朔在左右两边都游刃有余，原因何在？他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一不小心露出了狐狸的尾巴——“玩弄权术的人，我觉得在咱中国永远也不老”。

“无畏”是人类面临的一种最可怕的状态。没有畏惧和信仰，没有爱和同情，一切罪恶都将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纳粹时代的德国是如此，“文革”时代的中国也是如此。“无畏”是流氓文化、痞子文化的最为显­性­的代码。迄今为止，在各种对王朔的批评之中，曾经在军队院校任教的学者朱学勤的批评最为到位。朱学勤认为：“这种痞子文化，实际上是大院之中的痞子文化，是他父辈湖南农民运动中那个痞子文化的隔代相传，如果用这种痞子化的东西来否定表明崇高的痞子化的意识形态，似乎痛快，实际上是再复制一次痞子文化。”以毒攻毒的最终结果，依然是毒素统治我们的生活。以恶压恶的最终结果，依然是邪恶占据我们的心灵。

最不“民间”的人，却成了最“民间”的人。许多人对王朔有如此错位的认识，恰恰说明关于“文革”的研究还没有展开。朱学勤揭示了“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大院子弟的作恶，如何令人发指，父母受到冲击后，有过一段流出大院的生涯，这是值得同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在街头闲逛逐渐流氓化，又开始复制他们的祖辈在进入大院以前的文化，而“文革”后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为社会上的大款、体制内的第三梯队。这三点一线，对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影响深远，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理。王朔正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朱学勤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文革’前十七年，他们是杀死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毁灭了平民来冒充平民！这个社会被他们糟蹋了两次，而不是一次。”

就是王朔这样一个热爱血腥、崇拜权力、敌视文化、痛恨知识分子的家伙，居然因为“说真话”而受到某些人的喝彩。这才是天大的笑话。他的每一句“真话”都经过了严密的推敲，他的“锋芒”仅仅针对那些地位比他低、权势比他弱的人——他以欺负弱者作为自己发迹的一大策略，在强者的面前，他立刻就改变了嘴脸，浮现出一脸的媚笑。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二丑艺术”。在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也有不少王朔之流的文化流氓，鲁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洞若观火。也正因为王朔自己的那一点伎俩被鲁迅看穿了，他也就特别地讨厌鲁迅——一有机会，他便向死去的鲁迅发几只暗箭。反正鲁迅已经没有办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回应他了。其实，鲁迅早就料到在他死后许多年，照样会有这类的苍蝇来­骚­扰他。

古代的痞子们，如梁山好汉，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痞子们，如王朔者流，则已经堕落到连贪官也不敢反，而只会流着唾液盯着铜板汪汪叫。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痞子，更具有了特殊的迷惑­性­——被他们两次糟蹋的社会，模模糊糊地向他们敞开了胸怀，让痞子戴上了“英雄”的桂冠。正如朱学勤说论：“痛心的是，这个社会却不自觉，还把这两次糟蹋搬进小说搬上银幕，傻不几几地跟在后面起哄，像不像股市向下突破时的放量下跌？强Jian一次是强Jian，再强Jian一次就成夫妻了？”

让无知者不再无知，让无畏者不再无畏；让痞子成为热爱和平的人，让流氓成为现代公民。那么，我们的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赤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