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是一个严肃的艺人，他拒绝游戏人生、愚弄观众的态度。因此，他的喜剧艺术达到了悲剧所拥有的震撼­性­魅力。卓别林获得了观众由衷的尊敬，也获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可惜，我们没有自己的卓别林，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向着卓别林的方向靠拢的“丑星”。我们只有一群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优孟”。他们都是没有任何思想文化内涵的“扁平人物”，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盏走马灯而已。他们跟美与丑都没有关系，跟艺术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除了金钱之外别无所爱，他们除了权势之外别无所慕。

我不是审判官，我没有权力对他们进行审判。但是，我有权利表达我对他们的厌恶——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他们的脸蛋时，我立刻按下遥控器换台。

酒店女郎

在都市的最繁华处。在金钱如流水般汹涌的酒店。她们，匆匆地来来去去，一把一把地挥洒着青春。她们，香风阵阵，吸引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这是辛弃疾的华美的词章。那时候，楼高不见章台路，暖风熏得游人醉。几百年以后，在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纪末，美丽的女子们从宋词里走出来，走进一座又一座高耸入云、华灯灿烂的酒店里。

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海口，在西安……在无数急剧变化着的都市里，在沿海或内地、高度发达或者正在发展的都市里，隐藏着一群又一群昼伏夜出的“酒店女郎”。公正地说，她们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也是这一行业里的佼佼者，这是由她们自身的“素质”决定的。这种素质，不仅指外貌和身材这些天赋的条件，而且包括其它许多无法归类的、对这一行业来说相当重要的东西。她们身材高挑，貌美如花。她们穿着最昂贵的衣妆，乘着最名贵的轿车，住着最豪华的房间，挽着最有权势和最有金钱的男人。她们柔情似水，她们风情万种。

在北京一个隆冬的夜晚，我坐在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等待会见一名朋友。短短的半小时里，我看见这类女郎们出去又进来，香风阵阵。红­色­的旗袍和褐­色­的狐裘，黑­色­的高跟鞋和亮晶晶的钻戒。她们昂着头，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对于到哪个房间去胸有成竹。小巧的手机在­精­致的挎包里响起来。是另一个酒店里有客人在等待吗？门厅里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女郎都有上画报的资格。她们神情冷傲，一进大堂便极其自信地环顾一遍，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她们对这里的环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除了酒店的经理和服务生，大概没有谁比她们更加熟悉了。实际上，酒店确实是她们的大半个家，她们呆在酒店里的时间比起“家”来，要多得多。

那些星光灿烂或者乌烟瘴气的夜晚，她们在珠光宝气的套房里，慢慢地品着洋酒，旁边还有“成功”的男人。男人把她们搂在怀里。整个城市仿佛在他和她的脚下。这时，城市里大多数白天为了生计拼命奔波的人们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而她们开始了工作。男人压在她们的身上，她们睁着眼睛吞云吐雾。窗外，车水马龙。城市太大了，那么多让人愤怒、让人感动、让人忧愁、让人绝望的事情同时在发生着。

这种职业源远流长，我们没有必要进行掩饰和否认。从酒店的总统套房到村边的草棚，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在这个行当里，跟其他行当一样，也是严格地分为三六九等，常驻酒店的女郎显然是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最下层的是路边的“野­鸡­”，是不计其数的来自农村的女子，丑陋而粗俗，她们的客人是司机或者民工，她们每天需要接待好几个客人；比“野­鸡­”地位高一等的是小县城里歌舞厅、洗脚房里的小姐，她们的客人是工薪阶级；再高级一层的就是都市里在夜总会一类的场所“签约”的女子，她们的客人则是中产阶级、小官僚、小老板。

最后到了金字塔的顶端，是一群堪称“­精­英”的女郎，她们出没于酒店，而且只出没于酒店。她们的工作没有其他三类姊妹那样艰辛，她们或者有固定的客人，或者休息一阵工作一阵，享有相对意义的自由。她们的客人一般相当挑剔，而她们也不是一味地俯就，她们对客人也有“要求”。客人往往都是一掷万金的客人。因此，她们进入这一行列不久便能够拥有让普通人眼红的物质财富。

我的一位在酒店担任客房部经理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酒店女郎的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比起他们这些都市高薪阶层来，不知高出多少倍。这位朋友说到这里，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来。据说，她们一夜的收入一般在数千元左右，而且不用纳税——税务人员潜不到这么深的海底来。以前人们说“逼良为娼”，而对于酒店女郎来说，绝大多数都是自觉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她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优越，也有本领通过其它方式求生活，但她们还是选择了这一行业。从事这个行业是她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她们觉得这是一桩最容易做的生意，付出最小，而收入最大。没有任何人逼她们。当然，她们的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要交纳“保护费”，要贿赂酒店的管理人员，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让下岗工人们瞠目结舌了。酒店女郎中甚至有不少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了高雅的气质，走在街头，俨然就是一副白领职业女­性­的派头。不张扬，不鄙俗，与酒店高雅的氛围融为一体。朋友甚至说，是不是这个阶层的女子，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那种气质，那种自信，二流的“小姐”学也学不来。

女郎们的美丽成了酒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有这道风景线的酒店大多是生意不景气的酒店。有多少亮丽的女郎与酒店的繁荣成正比。这些带着星级的酒店，组成一个远离“中国”的世界。交易双方的他们和她们，都外在于“中国”，外在于“希望工程”的中国和嚼菜根啃土豆的中国，外在于露宿街头的中国和在冷板凳上做学问的中国。酒店外的世界，与她们以及她们为之服务的男人无关。她们不属于“我们”。

但是，我常常想，这些自信的酒店女郎们，在离开酒店的时候，是否也会被忧伤所困扰？她们仰首看天的明眸，是否也有流泪的时刻？她们对挥斥方遒的客人们是爱还是恨？她们都会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旧事能够轻易地忘却吗？

许多日子里，我总在这样杞人忧天地想着。

“孝子”教育可行吗？

“虚心接受父母教育，体谅尊重父母，理解父母，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尊敬父母，符合此条件的初中学生，就可以评选学校的‘孝顺儿女’，每期只评5名‘孝子’。”这是成都猛追湾中学为了规范学生言行而开出的一剂药方。

这一举措刚刚颁布，老师、家长、学生和媒体等几方就各执一词，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该学校的邓副校长详细介绍了评选的方式：“我们每学期评选一次，先由学生家长向班主任申报。符合‘选孝’标准的学生，由班主任具体掌握，在全校范围内只评选5名。”他进一步阐述说：“孝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如果孩子不孝顺父母，这是与我们的教育宗旨相违背的。在学生中开展‘选孝’是可行的。”

而许多学生家长对这一做法基本表示赞同，同时也表达出一定的忧虑：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在背后夸耀自己是一个“孝子”，不愿听到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是一个“不孝之子”。学校在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中评选“孝子”，评上了的学生，心里自然高兴；但没有评上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孝子吗？他们是否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心理包袱呢？

一些直接受到这一举措束缚的学生，则对这道突然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非常的反感。一名姓李的学生对记者说：“学校开出的‘选孝’标准有偏差，完全是将父母、大人的意志放在首位，学生、孩子只有被动接受的份。难道家长在教育方式和内容上有缺陷甚至错误时，做孩子的就不能提出修正意见、或是反对，而只有低头‘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