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一位明智的政治领袖，他会对文学艺术网开一面，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探索与争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智的领袖人物知道，应当对自己不懂的领域少发言甚至不发言，应当对文学家和艺术家抱以尊重、宽容和爱护的态度。领袖并不是主宰一切、洞察一切、了解一切的完人，领袖也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和盲点。正如两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颁奖典礼上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记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话可以比拟的。”具体到文艺领域，一旦领袖粗暴蛮横地干涉了文艺，给作家和艺术家戴上沉重的镣铐，文艺就会陷入僵化和停滞状态。相反，只有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才会带来文艺的繁荣。而文学艺术的繁荣，恰恰是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的标志之一。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曾经在这方面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本来，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和屠杀，推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给苏联社会灌注进了生机和活力，他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然而，令他辉煌的历史声誉蒙上一大片污点的，正是他在位期间压制不同的文学艺术流派，以外行的身份无端指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大大延缓了苏联国民精神生活的“解冻”。许多决定都是赫鲁晓夫轻信下属的挑拨和诬告而轻率地作出的，其实他对大多数作者和作品一无所知。而有的判断则是依靠他本人作为农家子弟固有的审美倾向而作出的，这种个人的喜好本身就非常不可靠。直到下台以后，赫鲁晓夫真正接触到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本人以及他们伟大的作品，他才对自己昔日武断的决策而深感懊悔。这种迟到的歉意，赫鲁晓夫本人在生前多次向那些曾经受到压制、打击、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们真诚地表达过。这是一种迟到的歉意，它已经于事无补了；但是，赫鲁晓夫的这种忏悔姿态，对那些后代的政治家们来说，却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书收入了许多对赫鲁晓夫褒贬不一的文字，书中专门有一章涉及赫鲁晓夫与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自己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一次激烈的冲突。那是一次盛大的会议。为发言人设的讲坛背对着主席团，赫鲁晓夫等一帮最高领导人坐在上面。沃兹涅先斯基走上讲坛，开始讲述自己对当时的文学界状况的看法。刚刚开始发言，背后就传来麦克风的吼声：“沃兹涅先斯基先生！”
沃兹涅先斯基请求不要打断自己，然而，吼声依然如故：“沃兹涅先斯基先生！请您走开，离开我的祖国！”
沃兹涅先斯基转过身去，看到了赫鲁晓夫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面孔。这位大国元首跳起来，在头的上方挥舞着拳头：“沃兹涅先斯基先生，滚吧！谢列平同志会给您签发护照的。”
领袖发怒了，走狗们也纷纷跟上。大厅里一片辱骂的声音——“什么诗也不要！”、“奸细！”、“滚蛋！”……庄严的会议厅顿时成了一个闹剧的表演地。
这次会议之后，诗人在国内躲来躲去地过了一年，他的耳边老是回响着那次大会上咬牙切齿的嘈杂声，他的眼前总是出现报纸上雪片般的、恶狠狠的大批判文章。有大半年的时间，沃兹涅先斯基的母亲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您的儿子自杀了，是真的吗？”可怜的母亲手握话筒昏倒在地。
一年多以后，作为退休者的赫鲁晓夫托人向沃兹涅先斯基致歉，说他对那件事情和事后有关方面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迫害表示遗憾。沃兹涅先斯基原谅了这位前领袖。“主要的是，一九五六年人们获得了解放。”
沃兹涅先斯基还谈到赫鲁晓夫对纤弱的女诗人阿利格尔大发雷霆的场景。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之后，瘦弱而年迈的女诗人徒步离开了领袖的别墅，她从耳朵上拔下助听器，以便听不见领袖在她身后的吼叫。她艰难地行走在雪地上，谁也不敢给她提供一部汽车。
在反思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的文化政策之后，沃兹涅先斯基认为：“谁坦诚地回首过去，谁就正确。善抑恶，以使恶变得少些。我想，赫鲁晓夫主要的错误之一，就是不信任知识分子。他把经济受挫的满腹怨气迁怒于画家和诗人，而不归咎于他的战友。”不信任知识分子，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济列夫说过：“赫鲁晓夫继承了权力的本质属性，他带着这种属性成长为政治家。”这种分析是深刻而公正的。与之相似，沃兹涅先斯基揭示说，赫鲁晓夫一生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是改革家和和平战士，但他往往又不能彻底战胜自身的斯大林主义。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说，赫鲁晓夫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赫鲁晓夫不能容忍任何现代派的作品，尤其对抽象画派大加讨伐。沃兹涅先斯基沉痛地表示，他本人早已不再怨恨死去的领袖，之所以要重提往事，是想将其作为今天的镜鉴，“为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生活，我们应该理解赫鲁晓夫悲惨的经验教训，这样，当前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也就不会夭折了。他已经跨出了解放的一大步，但为什么没有成为改革家，没有战胜官僚和黑暗势力的反扑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波德戈内尔之流的献媚者，是电影《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编导之流坑害了他。他亲自签署命令授予溜须拍马者以列宁文学奖金，以表彰他们对他视察旅行的描写。他周围的人纵容他刚愎自用，在神圣的斗争中削弱了他。”英国大作家毛姆有一部名叫《月亮和六便士》的小说，很多人不知道书名的意思。其实，毛姆在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伟大得让我们不敢观看；同样，他们的渺小之处，也渺小得让我们不敢观看。”月亮和六便士的硬币都是圆形的，但是月亮是圣洁的，六便士是卑微的。圆形跟圆形之间，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就以赫鲁晓夫本人为例，在这位领袖的身上，既有像月亮一样极其伟大的地方，也有像六便士一样极其渺小的地方。
歌功颂德的文学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钱不值。赫鲁晓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同时，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新的个人崇拜之中。这是人性的弱点。由于没有良性的制度来制约，这种弱点将同时存在于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方的身上。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缺乏基本的文艺鉴赏能力的领袖，赫鲁晓夫却不断对文学、电影、雕塑、音乐等领域指手画脚，导致了文艺的萎缩和倒退。他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具有先锋形态和探索性质的文艺现象一概持否定态度，致使新兴的文学艺术家们备受打击，空间狭小。这种内在的伤害，不知道要花多么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愈合。
不过，赫鲁晓夫虽然态度粗暴，但毕竟不像斯大林那样残酷无情。他签署了若干决议批判文艺界人士，却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许多遭到批判的作家和艺术家，尽管在短期之内无法发表作品，却依然可以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坚持创作。某些性格刚直的知识分子，甚至敢于当面与赫鲁晓夫辩论。赫鲁晓夫喜欢有骨气的人，自己的权威遭到冒犯之后，他在当时会十分地生气，但事后一般不会采取卑劣的迫害行动。这种宽容，在人们一听深夜的敲门声便恐惧得想跳楼的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赫鲁晓夫写了一本回忆录——《赫鲁晓夫下台内幕》。这本书以近距离观察的方式，真实地展现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书中真实地描述了赫鲁晓夫掌权时对知识分子的粗暴态度。作为航天科学家的谢·赫鲁晓夫，多次向父亲提出应当尊重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的人士。可是，赫鲁晓夫没有能够采纳这些意见。只是到了其孤独的晚年，赫鲁晓夫才对此有了深深的反省，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他的改革政策的同盟军。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详细披露了谢·赫鲁晓夫为父亲的墓地寻找墓碑设计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