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完的“五四”路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进行一次坦诚的、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声明，今天我并不是来给大家作一个演讲或讲座的，我跟大家是同龄人——我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二十六岁，比在座的大家也就是大两三岁、三四岁而已。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多多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不要成为一个人的“一言堂”。（鼓掌）前面我将作一个简要的发言，后面的一半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批评，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以前我特别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尤其是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也就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才有一些机会到公共场合讲话。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看过我的书的朋友，可能已经从我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口吃的人》的文章，我从小是比较口吃的，口吃也成为我自卑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特别怕在这样大的场合、对着这么多人讲话。（众笑）

不过，我认为，口吃更多的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我认为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口才不是最重要的，真诚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以最真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不真诚，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不愿意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掌声）

我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二是广播学院的­性­质。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传媒时代，而我今天来的是中国著名的广院，广院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中坚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离开媒体这个中介。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而且也希望明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机会进入传媒中或者部分参与媒体的运作。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人生选择呢？这跟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八十年代末到今天，这十年来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不断退却到社会的边缘，文化人不断收缩回自己的书斋，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高等学校里面的著名教授们，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想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广大的老百姓不会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苦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而老百姓面临的切实的难题，又没有几个学者主动去关注。

这种状态跟八十年代非常不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跟大众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高等学校尤其起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却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反过来再把历史往前推，推到八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当然它的很多意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愿意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我觉得，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空前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传媒之中，进入报纸和刊物里面。在此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一个全身心进入报纸和刊物、并领导一个时代舆论方向的大知识分子，应当是梁启超。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我把梁启超作为一个上个世纪之交的“枢纽”式的人物来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近代传媒业进入中国。在当时的传媒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报纸。梁启超是第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报之中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报纸、瞧不起传媒，他们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梁启超是第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叛逆者”。从他的青年时代、二十多岁起——在戊戌变法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此之后他流亡到日本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世，这三十多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之中。

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动以及把西方的先进观念引入到中国来，可以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现在学术界对他有些批评，说他的东西比较浅薄、疏漏较多等等。我对这些看法不太同意。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讲，梁启超当然没办法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成就相比，但他对新闻工作的投入，起到了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学术大师。梁启超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时代，他更有一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看重他的心灵的质量甚于看重他具体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生产的水平。我认为，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范例。

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梁启超的传记，题目就叫《传世与觉世》。用“传世”与“觉世”两个概念来概括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挣扎，他承受着两者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和引力。“传世”就是写大部头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著作，像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觉世”是“觉醒”的“觉”，也就是启示、唤醒这个社会，做启蒙和宣传的基础工作。到底是在报刊上写“觉世”的时事评论、写通俗的启蒙文章、写杂文好，还是写那种大部头的“传世”的学术著作好，在现代中国，每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取舍的选择。梁启超的一生也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波动。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选择那一个。但是，最后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觉世之作”。

同时，我也认为，“觉世”和“传世”这两种文体之间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传颂一时，当然算是“觉世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少年朝气、青春活力以及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百年之后依然魅力不减。这难道不也是一篇“传世之作”吗？显然，《少年中国说》比梁启超本人的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探究完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我再回过头来谈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愿在硕士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学校里，继续念博士，然后当讲师、当副教授、当教授、当博导。我没有兴趣走这条道路，我觉得，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