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明年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大社会”之中，跟传媒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传媒时代，我们不可能故作清高地拒绝传媒。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不利用传媒、拒绝传媒，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写一部书稿出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知识分子和传媒要合作，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首先，媒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其次，你在利用传媒时，传媒也在利用你，传媒对人的扭曲非常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先要想好：个体在媒体中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个人要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人格的底线不能跨过，这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你可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作一些妥协，但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能在跟传媒的合作中消亡。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到传媒之中。比如鲁迅，办了很多文学­性­的刊物；像胡适，办了《每周评论》等政论刊物；像陈独秀，办了名震一时的《新青年》；像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张元济等人，也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中的翘楚。他们深深地介入到传媒当中，而且确实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据我所接触到的传媒界，优秀的人非常少。特别是高校里面的学者、教授，对传媒都抱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时代是浮躁的，而传媒又处在时代的最前线，所以传媒中体现出的浮躁更会令知识分子反感。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介入到传媒中去，包括我接触到的很多第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都对传媒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好像与之不共戴天一样，声称决不跟传媒来往。我觉得，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正因为传媒里面缺乏优秀的人、缺乏第一流的人，所以传媒现在的状况才会很糟糕。也正因为传媒的状况很糟糕，才更需要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加入进去，对它进行提升、对它进行改造。我认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分子，应该更多地关注传媒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后很多都要进入传媒，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携起手来，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掌声）

我对五四、对晚清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钻故纸堆的兴趣，而是“以史鉴今”的兴趣。我认为，戊戌变法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没有戊戌变法也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戊戌变法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最近刚完成一本名叫《尴尬时代》的、带有学术风格的随笔集，它跟我前期的几本书有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写的几本书，比较多地体现出我的社会批判的方面，而《尴尬时代》跟我的专业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一些。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国人的生命形态的转型，来透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其他方面。

我的研究材料是清末民初的笔记野史。鲁迅先生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存在于中国的笔记和野史之中，二十五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我研究那个过渡时代，最能体现历史真相的是文人的笔记。通过对晚清文人的一百多本笔记著作的阅读和比较，我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钩沉，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从中提炼出很多细微的“点”来，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作文章。

为什么要从细部入手呢？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家都喜欢谈大问题。我到北大研究生论文库里去看，很多人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甚至做本科论文，一开题的题目就是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东西文明比较，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大而无当的。很多文章都是表面上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就像空对空导弹一样。（笑声）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好方法，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法。我喜欢从细部的问题、也就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非常欣赏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起步，就好像打一口井一样，必须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地打下去，才能打出一口甘甜的井水出来。

在《尴尬时代》中，我针对笔记野史中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分析。比如，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交谊舞传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交谊舞刚刚传入的时候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国家划了许多租界。最早是在租界里面设立跳交谊舞的舞厅。当时有许多文人居住在上海。上海聚集文人，是中国近代化、城市化的一个侧面。当上海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江浙等附近几个省的文人就集中到了上海，因为上海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的享受。这些文人都观察到了舞厅这个现象，他们在笔记中有较多记载。其中就有好几个材料显示，他们对西方交谊舞这种娱乐和社交形式，总体上是反感的，甚至进行恶毒的谩骂。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有伤大雅。把古代圣人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都给打破了，那还了得！（笑声）他们说交谊舞如何如何不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起着破坏的作用……这一类记载非常非常多。

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再看迟了二三十年的一些记载，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们的口气，在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软弱了。当时，舞厅已经从租界向整个上海市区发展，甚至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另外的一些大城市里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上层社会的很多人士都接受了交谊舞这种娱乐方式，并且把它作为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交谊活动。所以，这个时候，文人们的观点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思路跟这篇文章都差不多，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细部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方开始，进而透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

表面上看，我是在谈历史问题；实际上，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很强的当下­性­。我在谈历史问题的时候，根基扎在现实问题之上。我很喜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再谈一个例子。还有一篇文章，谈晚清治水的问题。从古代以来，中国的水患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更是老百姓的“灭顶之灾”。苏联有个名叫魏特夫学者，有一本名叫《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魏特夫在这本书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在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而在西方却始终没有形成这种制度。欧洲面积与中国相当，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整个欧洲就是一张分裂的政治版图。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一直到今天的欧盟，都想把欧洲拼合成一块完美的、统一的政治版图，但迄今为止谁都没有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呢？

魏特夫从中国黄河的水患着手来解释，中国的水患非常厉害，要抗拒洪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中国的所有资源调动和综合起来。譬如战国时候，黄河水患一来，分裂的小国各自为政，完全没法控制庞大的“母亲河”。可以设想，那个时候，黄河的上游是一个国家，中游是另一个国家，下游又是一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迅速作出共同的反应。在这种状况下，要把这几个国家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里全部调动起来、把洪水制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有效地把黄河治好，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早熟，都要庞大、复杂和­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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