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清，政权的专制­性­质进一步加强。同时，因为水患的日益严重，政府专门设置了河道总督的机构和职位。在明代，河道总督的地位，比一个省的巡抚还要大，到了清代，河道总督就变成两个了，一个负责长江，一个负责黄河，他们的手上都掌握了庞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他们同时也成为国家腐败的“重灾区”。于是，水患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体，中央又设置专门的官员和组织，而绝对的权力又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历史便陷入一个可悲的恶­性­循环之中。

以前，我总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却连长江两岸的大坝都修不好？长江洪峰期间，朱杌到九江去视察，痛骂当地的大坝是“豆腐渣工程”、是“王八蛋工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却连堤坝也修不好？

当我接触到很多记载晚清河道总督生活的笔记时，问题顿时迎刃而解。在笔记中，有很多地方谈到河道总督如何贪污、如何腐败、如何挥霍，并且有许多细致入微的情节。比如写河道总督请客人吃饭，有一个小故事。为了显示尊重，他要请客人吃猴脑，怎么办呢？他派人到四川的大山里去抓一种很名贵的猴子，抓到以后专门运到河南。那时河道总督在河南郑州附近办公。他们特别制作一种桌子，在大理石的圆桌中间打一个洞，洞的大小跟猴子的头差不多，然后让猴子的头从桌子中间伸出来，在下面把猴子的四肢紧紧捆住。等客人围着桌子坐好以后，再让差役拿一个铁锤，把猴子的头敲开一个洞。此时此刻，猴脑还是热滚滚的，仆人用金调羹给每个客人各分一点。大家一起吃得津津有味。（众叹息）

像这一类的记载还很多，比如他们吃一种叫“鞭猪”的美食。在猪还很小的时候，就用­精­细的饲料喂养。喂大以后，到了要吃的时候，就把猪放到一个大厅里，再把大厅门关起来，派差役拿着长竹竿进去，不断鞭打这头猪。猪遇到鞭打就奔跑，差役就跟在后面跑。一个差役跑累了之后，再换另一个差役。直到把这头猪活活累死。累死以后，因为是强体力活动、不断奔跑给累死的，所以它的­肉­就跟骨头脱开了，这种­肉­炖着吃据说非常好吃。（众叹息）

这样的胡吃海喝，朝廷无论发放多少资金，大坝都不可能修好，老百姓也就只能顶着“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掌声）从这个小小的侧面就可以透视当时官员的腐败。这不仅是人­性­的腐败，而且是社会的腐败。河道总督享有对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支配权，而这种权力又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来制约，他能不腐败吗？《中国青年报》的著名记者卢跃刚多次采访抗洪的新闻，对此深有体会——治水是观察中国社会弊病的活的标本。

大家可以看出，我的这本书，表面上看是在写晚清的事情，实际上却字字都有现实针对­性­。我对历史的兴趣，实际上比对我自己的专业——文学——的兴趣还更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千多年不断地改朝换代，以暴易暴。整个中国的历史，虽然有不同的朝代，但使用却是同一个剧本，主要的情节推进、人物设置以及开头结尾都一模一样。所变换的也就是几个演员而已。每当我对很多现实问题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我便尝试从历史中找寻答案，这一方法屡试不爽。

在这一系列情节相同的戏剧的间隙里，却有一个瞬间的“异数”，这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文艺复兴”。虽然九十年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运动提出一些质疑，但我个人依然对它给予正面的评价。著名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八十年代末出国以后，出版了一本名叫《告别革命》的书，对五四运动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应当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革命负责，五四运动切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断裂。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文化的载体是人，好的文化是让人生活得自由和快乐的文化，坏的文化是使让生活得艰苦、束缚人的文化。而五四文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让国人告别过去那种人吃人的生活，野蛮的、暴力的生活，进而让国人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民主社会、公民社会。

今天，不是我们走得过了头，而是我们背离了五四的道路。今天，不是到了超越五四的时候，而是应当老老实实地“重走五四路”的时刻。（掌声）

下面接着谈我对自己的作品的定位。自从第一本书《火与冰》出版以来，受到很多青年朋友的喜欢。到了现在，《火与冰》这本书已经发行了超过五十万册的数量。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没有想到它能够赢得这样多的读者。我原来认为，这是一本写给少数几个“知己”看的书。后来，我对这一结果进行了一些思考。《火与冰》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但我老实地说，实际上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我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完全是我自己所说的话。相反，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和言论，五四时代那一代人已经说过了，甚至八十年代的那一些人也已经谈过了，他们谈得比我更­精­辟、也比我更深刻。然而，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样喜欢我的这本重复前人已经说过的话的书呢？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与我对我的文章的定位有关。

我的文章是一种“青春文体”。这种文体恰恰是九十年代很难找到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坛和学术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老人文明”、“老人文化”。在学术界和文坛上唱主角的都是一批老人，年龄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更老的老人。他们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老人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许多深刻的思想结晶、他们的许多非常的人生体验，是我们青年一代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的。但是，我又认为，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完全让老人来占据，总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的生命力，不应该体现在老年一辈的身上，而应体现在它最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青春文化、青春气息乃至青春文体都没有了，现在大家喜欢读的，一个一个数下来几乎都是很老很老的人所写的文字。像钱钟书、季羡林，张中行、汪曾祺，甚至余秋雨——我觉得余秋雨的年龄虽然还只是中年，他只有五十岁多一点，但他的整个写作心态、他的情感状态、他的文字布局、他的思维方式，都体现出“老年文体”的特点。比如，他跟我一样，虽然同是在谈一个历史问题，他就比我缺乏青春之气、缺乏对新鲜事物敏锐的感知、缺乏对当下环境勇敢的应对。在九十年代以来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家没有读到过类似于我的这种有青春活力的文字。突然一下读到，就觉得有新鲜感，像是在沙漠中发现一块绿洲，受到很大的震撼。尤其是青年读者，在接受我的时候，有很大的亲和感。

同时，我再反过来看，我的得到大家普遍欢迎和赞扬的那一类文章，以及现在评论界比较看重的文章，都是那些锋芒比较直露、情绪慷慨激昂的文字。而实际上，最接近我生命中本真状态的，不是这些社会批判的文字，而是我的那些抒情散文，那些温柔的、深情的文字。在尖锐激烈的背后有爱，尖锐锋利才不至于“走偏锋”。但是，评论界包括大多数的读者，认真阅读我的抒情散文的人不太多，而对其进行讨论的更少。

从这个角度上看，外界对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我并不是那种­性­格外向、怒发冲冠的人，我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平和、敦厚的人。我认为，我的­性­格更接近胡适、沈从文，而跟鲁迅激烈的­性­格相差较远。我的文章与我的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许多跟我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说：你怎么跟我们想象的“余杰”不一样啊，怎么显得如此文弱、一点也不张狂啊？（众笑）这正说明他们没有完全读懂我。我的那一类抒情散文，恰恰是那些文化批判类文章的“底­色­”。如果没有这种温柔、悲悯的东西作为“底子”的话，那些尖锐的东西背后，就缺乏一种“源头活水”，缺乏一个有机的、鲜活的文化资源。这样作为一个作家、乃至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在­精­神上是不太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