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这么多，似乎讲得已经太多了。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提出，我把剩下的一半时间留给大家。在我的刚才闲聊的内容中，大家可以挑一些感兴趣的来提，我不一定能够给出好的答案，但我愿意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研讨。我特别希望大家对我的书中、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不同的、批评­性­的意见。我希望我们的心灵之间能够撞击出火花来。这样，我也能够有巨大的收获。

再次谢谢大家。（掌声）

问：今天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请问余杰先生，在建国五十以后，我们为什么还要老生常谈民主与科学？

答：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走过这么漫长的八十年以后，五四高举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落到实处的地方还非常少。我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现在所面临的使命和危机，比起五四时代来不仅没有减轻，而且更加沉重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隔膜，比鲁迅那个时代还要大。对于一个思想上的先行者来说，我们的遭遇比鲁迅还要困难和尴尬。鲁迅的小说《药》中提出这么一个命题：民众为什么要吃拯救他们的先行者的人血馒头？华老栓他们吃夏渝的人血馒头，是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对于这种愚昧，我们应该给予悲悯和同情。但是，走过八十年以后到现在，鲁迅提到的吃人血馒头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比那个时代更加可怕——现在吃别人的人血馒头并不是出于愚昧无知，而是出于本身的邪恶、以及自身的利益。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不久前，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对北大现状提出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然是出于善意、出于我对北大的爱，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揭示而解决之。没有想到，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对我个人进行大字报式的“批判”，通过种种手段向我施加压力、罗织我的罪名。其实，我知道这帮人心里对我所说的问题清楚得很，说不定想法是和我的一模一样。他们虽然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为了在仕途上的发展、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依然要压制不同声音的存在。

现在，即使在北大这种地方，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所存留的已经很少了。比如去年，北大的校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一个学校校庆的庆典居然到人民大会堂去搞，渴求政府和权力来肯定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我认为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哈佛大学校庆，会不会想到要到美国国会山庄里去搞呢？在我看来，学术跟政治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学术必须有它自身的独立­性­，一个学校的办学成就和学术成就，不需要领袖、不需要权力来给一种肯定­性­的评价，最后的评价在公众那里。

然而，现在中国的大学也成了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大学校长们身上学者风范和教育家的气质都已经没有了，像蔡元培一心一意办学的­精­神也没有了。蔡元培当年办北大、办教育、办中央研究院，把北大和研究院看作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来看待。蔡元培全身心地投入到办北大之中，一心想怎么把北大办好。但是，今天的某些大学里的一些官员，仅仅把在大学当官作以后在仕途上发展的一个“跳板”。这是他们与蔡元培之间最本质的不同。

谈到五四­精­神的失落，我还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前段时间，我曾经参与帮助一个电视台制作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片子。我担任总撰稿。我不得不回避某些敏感问题，而只是力求真实凸显那个时代真实的历史。在片子制作好以后，请有关部门的领导审片。没有想到，某领导在审片的时候，居然堂而皇之地说：“这个片子里面不能出现涉及胡适的内容，胡适是跟着国民党走的，是国民党的走狗。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够宣传。怎么，还有张国焘？他不是叛徒吗？我们怎么能够出现叛徒的镜头？”这是一种“无知者无畏”的说话方式，我不禁感叹：跟这种愚昧而顽固的人，怎么能够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呢？他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懂得尊重，只知道用权威的口吻来说话，他不知道他的思想已经成了僵硬的化石。我当场不客气地指出，我并没有全面评价胡适和张国焘的历史地位，只是客观描述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所作过的事情，我必须尊重历史事实。那个高级官员听了以后非常不高兴，又无法跟我辩论，大家跟我使眼­色­，我却假装没有看到，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不用太讲礼貌。（掌声）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我没有办法扭转的：这个片子里谈论胡适的内容，全部都被删改掉，而张国焘连面都没有能够露一下。这种强迫­性­的、不讲道理的“阉割”，令我非常痛苦。我相信各位同学以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后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如何在一定的妥协中保存自己的思想，这是现实生活对我们每个人的严峻考验。（众叹息）

这次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四十年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央研究院，在选院士的时候，大部分人选都是比较倾向国民党的学者。在官方拟名单的时候，就没有郭沫若的名字。这时，胡适表示不同意。他指出，尽管郭沫若是极力地批判国民党政策的、跟共产党很亲近的学者，他的政治见解跟我们不一样，但他在学术上、尤其是在考古学上很有成就，确实是本世纪重要的一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既然我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要推举历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就不能没有郭沫若。如果没有他的话，研究院的学术权威­性­就丧失了。于是，胡适为这件事专门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后来，蒋介石作了明确批示，同意将郭沫若列入院士名单之中。可以说，郭沫若的院士名额是胡适为他争取来的。现在，把胡适的这件事情与我在电视台碰到的那件事情相比，我觉得心里非常耻辱和非常悲凉——五四运动过去了八十年，我们再来纪念它的时候，居然连胡适的名字都不能提，这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呢？（掌声）

问：好像你在文章中对钱钟书有一些批评，能不能请您在这里谈一谈对钱钟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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