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北大校庆：一个斑斓的肥皂泡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注》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达到了最Ｇao潮。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没有哪所大学的校庆获得这样的规格，即使放眼世界，如此规模的校庆活动也是罕见的。

北京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之中，那一天，校园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处处是鲜花，处处是笑语。欧美校友从海外包了专机回国，专机据说早在半年以前就订好了。而南方的校友甚至在深圳包了一列火车专列返回母校，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五月四日早上七点，数十辆豪华大巴排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向人民大会堂进发。为了让北大的车队顺利通过沿途的街道，北京市的交通部门专门进行了交通管制。

一个有幸参加大会堂典礼的北大一年级学生坐在豪华大巴里，张望着长龙般的车队，自豪地说：“只有我们北大才有资格这样！”而堵在马路旁边的大小车辆的司机们，却已经开始破口大骂了：“搞什么校庆，让我们在路上耗了一个多小时！”

从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上可以看出，北大已经跟社会大众脱节了。北大已不再具备“民间”的身份和立场。然而，北大人对于民间立场的丧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所谓“水往高处流”。对于一座大学来说，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危险。

北大百年校庆，校方提出的两个方针是：使校庆成为政府行为、使校庆全面商业化。在这两个方面，校庆算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人民大会堂的校庆庆典，甚至有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气派。从宣传口径上看，几乎所有传媒都在作正面的报道，都在声嘶力竭地唱北大的高调。校庆的宣传特别强调北大走过的一百年历史与中国一百年近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之间的紧密联系，所谓“北大的百年，也就是中国百年历史、尤其是百年革命史的缩影”。北大丰富的传统，也只剩下“爱国主义”这点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或多或少都具有的素质。与政党、与政权、与革命、与意识形态之间源远流长的关联，被当成了北大安身立命的根本。

北大拼命梳理与革命领袖之间的蛛丝马迹，以此来为自己“正名”。以至于在描述北大历史的时候，作为北大图书馆馆员的毛泽东比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要重要。在一份校庆的宣传材料中，在描述“五四”时代的北大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风云人物的头像：毛泽东居中，蔡元培居右，鲁迅居左，两个长着胡子的中年人陪着一个小青年，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Ｇao潮时，毛泽东还在偏远的家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然而，宣传画却给人以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是毛主席领导着蔡元培和鲁迅­干­革命的，蔡元培和鲁迅都成了毛主席的“下属”。我不仅感叹：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际上，北大生涯对毛泽东而言，是一段并不愉快的回忆。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毛泽东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这段话就是一个证明。

北大的历史成了“革命家史”，学术研究和教育功能遭到了十分的冷淡。北大完全被纳入到国家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一个辉煌的“小神话”，这个“小神话”镶嵌在一个更大的“大神话”之中。

校庆期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北大的历史与现在的画册。画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反映北大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年的历史，中编反映北大五十年代的历史，下编反映北大一九七八年至今的历史。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真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只字不提。这是对历史的阉割。而对发生在八十年代的诸次学潮，画册中也毫无反映，似乎北大在八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次学潮。

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大对一九八九——一九九二年入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文理科新生分别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和信阳陆军学院。对于军训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但对于军训事实的呈现又是另一回事。这本画册本来打算对军训一个字也不说，最后在担任编委的陈平原教授的坚持下，才选进了一小幅军训的照片，是军训拉练途中一个学生微笑着回头的画面。配的文字是“走在军训的路上”，一般人看了，是不可能知道北大有过对新生进行一年军训的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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