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金大中回忆到这一段时，详细描写了自己在漆黑的麻袋中的感受。生命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他的心情忽然变得非常平静，他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了一线光明，看到了慈爱的基督耶稣，看见了一张带着微笑的面庞。他感觉到有一双很清澈、很温柔、充满爱的眼睛在看着他。金大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在这个时刻显示出了力量。假如换了像我这样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在那种时候一定会非常恐惧的，我的心灵不可能像金大中那样平静，因为背后没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我认为，信仰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暂时还没找到一种宗教作为我的生命依托。

问：你刚刚提到对中国传媒里人员的素质很失望，你希望有更优秀的人充实到这个队伍中来。我想问的是，对优秀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国传媒的状况很差，依据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目前相对繁荣的电视现象？你希望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传媒队伍，但你怎么看待许多社会­精­英在传媒界屡屡碰壁的现象？

答：先谈我对电视的看法。最近两年来，我也对电视有比较深的介入，参加了几个片子和栏目的撰稿、策划。我整个感觉的是，电视业者是目前的几大传媒中素质最差的。然而，电视业者素质之差却跟电视观众的数量之多成反比，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中国的节目主持人的素质，经过我的一些亲身接触和交往，发现比原来想象中的还要差。不客气地说，其中有些人就是从贵校毕业的、名气很大的、诸位同学的学长。他们一无所长，唯有脸蛋长得好看而已。（掌声）然而，西方的电视主持人，显然不是靠脸蛋长得好看就能出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自己策划、采访和撰稿，深入介入到新闻事件之中，然后作出独立的、深刻的评判。他们有学者的学识、记者的敏锐和演说家的口才。这才是我心目中优秀的“电视人”。

听说，贵校专门有培养播音员的系，叫“播音系”。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最起码的要求，是培养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有健全的价值观的现代人。我不明白，怎么连“播音”也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专门目标了？它只应该成为在培养全面的“人”的大前提下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否则我们制造留声机不就行了吗？（掌声）

文化­精­英介入实际­操­作层面，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可能立刻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我个人来说，我早就作好了挫折和失败的准备，胡适说得好：“自古成功在尝试，”我愿意尝试。（掌声）而且，目前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学者杨东平参与策划“实话实说”，不就比较成功吗？

问：海子去世十周年了，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然后，也请你谈谈对当代诗歌的看法。

答：这段时间，我也曾思考过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我有一种纯粹个人的想法，我认为当代汉语没办法写诗。这个观点，别人看来可能比较偏激，但我认为，当代汉语是一种被意识形态严重毒化的语言，已经没有汉语自身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了。我现在用这样的语言来写散文，就时常遇到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写抒情散文、写美文的时候，不时感到“言不由衷”。更何况用这种语言来写诗了。

举几个例子，像“母亲”、像“土地”、像“爱”这样一些词语，在汉语中应该是非常纯洁、非常神圣的词语。但是，我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不妥和不安的感觉。一用到这些词语，我就会联想到这一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器所强迫赋予它们的附加含义。

我想，第一步的工作是恢复汉语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一步工作没有完成的话，匆匆介入诗歌写作，我认为很不明智。一九九三年，我刚进入北大的时候，也有过三五个月对诗歌的迷狂状态。那时，我跟北大的校园诗人、北大的“五四诗社”有较多接触，但很快就退出了这个圈子。这种选择，跟我前面的基本判断有关，也跟我观察到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不好的现象有关。我发现，在校园诗歌里面，圈子意识相当强。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江湖帮会、像一个诗歌“黑社会”。（众笑）同一个帮派的几个诗人和评论家之间称兄道弟、互相写诗歌和评论大肆吹捧。北大的诗人是一个圈子，北师大的诗人又是一个圈子。北大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如果编一本九十年代的诗选，会把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师兄弟的诗歌大量选进去，并占重要地位，而对北师大的诗人不屑一顾；同样，师大的诗人要选一个诗集，也会选周围朋友的作品，而将北大诗人排斥在外。我不喜欢这种圈子，很快就退出来了。

至于海子的诗歌，我认为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关于他的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海子早期曾经比较努力地将当代汉语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那时他基本上写抒情小诗，他希望通过抒情小诗来恢复语言的纯洁­性­。通过这一阶段的写作，他在这一追求上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到了后期，海子不再满足于写抒情小诗，他希望写那种宏大的“史诗”来。这样的一个愿望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一个笼罩在意识形态下的愿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当大到超出他自己所能承担的范围时候，他的整个­精­神就崩溃了，他的整个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结。

问：有人经常把你和王小波相提并论，认为你们都是以一种反主流的姿态出现，而且也有人说你们都是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可能这种批判的方式一时之间很容易刺激我们青年人的反叛潜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东西很容易堕落成一种流行文化，就好像王朔的小说一样，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你觉得自己的文章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方面？你认为你的文学前途将会怎样？

答：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我确实很担心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状况，所以现在正在对自己进行比较大的调整。无论从心理状态上，还是在知识结构上，我都需要一个飞跃。

本科时代，我的阅读一般局限在文史哲领域。当时，我觉得已经比一些只读文学书的同学好多了。但是，现在我才发现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依然很狭窄。今天，中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作为知识分子要对社会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理论来，仅仅靠文学、历史、哲学这三大块知识，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更多的学科、更多的知识介入，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这些领域，我原来接触比较少，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就很难对中国的问题有比较到位的发言。比如，如果完全不懂经济学，谈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就很难谈得让人信服。为什么会出现失业呢？仅仅有对失业工人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的作家，如梁晓声，连基本的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都不具备，却凭借着一点点情绪和感觉来写“社会各阶层调查报告”，其中的许多论述都让人哑然失笑。

最近两年来，我逐步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尽可能多找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来看。比如读许多经济学的书籍，当然，我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是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心中要有一张经济学的“地图”。对经济学的发展史、经济学从刚刚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大致的脉络，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对当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最重要的一些大经济学家的理论，应该有所了解；对中国目前比较走红的、或者不走红而学术水平确实比较高的经济学学者，对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应该有所了解，并且还要摸清他们与西方经济学大师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在有这么一个大致的把握以后，也就不必对每个细部问题都作深入研究了。这样，掌握以上概貌以后，再来观察中国，将会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我今后会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写作社会评论上。也许我会离文学越来越远。不过，文学始终是一块我的“自留地”，我会一直关注文学的现状，我自己也不会中断进行那种比较纯粹的文学创作。

问：首先我对你表示支持。五十年代以来，北大­精­神确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我在你这里又看到了一种希望。而且，从你的文字中间，我能感受到有一种­精­神在里面，就是肩负着一种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写作的责任。我也愿意以我自己的方式，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和自由而奋斗。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认为，除了文字启蒙和具体的制度建构之外，还有哪几种力量在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答：我认为最重要的力量还是经济的发展。我相信，经济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经济对其它领域的渗透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若­干­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原来这些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没有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逐步争取和拥有这些自由了。

还有一个力量就是国际社会、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美国政治学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本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在全球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两波。在今天的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公开声称反对民主和热爱专制了，尽管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心里仍然喜欢专制，但他们口头上也要宣称接受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与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笼罩了大半个世界不一样，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人心所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也是我对中国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原因。（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