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设置“校事”，到处刺探隐秘。这些校事情报灵通、身手轻捷、忠诚任事；但这些校事逐渐演变成为所欲为、滥用权力，终至肆行­淫­威、陷害无辜，严重地破坏了朝政与体制。

三国职官，大都因袭汉制。建安元年，曹­操­拜司空（三公之官）。三年，回到许昌，初置军师祭酒。这是司空的僚属，也是曹­操­置官之始。

后来出现一种特殊的官员，其职司类似明之东厂、近代的密探（也即秘密警察），这就是校事。曹­操­所以设置此职，就为了广耳目、刺隐秘，和他的­性­格诡诈残忍、善用权谋的特点正相符合。校事的头目有卢洪、赵达，当时军中就有这样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这就反映了他们的可怕面目，也是属于鬼见愁一流人物。这些人的来历，正史上都没有记载，常常是忽然出现，当初想必也是用秘密方式搜罗到的。他们的情报灵通，身手轻捷，对人主绝对忠诚，人主也给他们以特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予取予求，然而朝廷的正常职权也给他们破坏了。

高柔为曹­操­的法曹掾时，就向曹­操­进谏说：“设法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法曹掾管的是司法上的案件，自然会与校事的活动发生冲突，曹­操­却回答说：“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事无大小皆能侦悉），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曹­操­的话倒很坦率，似乎也不算错，例如将全副­精­力用在“刺举”上，贤人君子能做得到么？这中间还有一个德­操­问题，贤人君子不能不考虑，校事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高柔对校事一直在斗争着。曹­操­逝世，曹丕登帝位后，猎法甚严。有个宜阳典农（校尉）刘龟私自在禁苑内­射­猎，这当然是违禁的，刘龟的功曹（助手）张京便到校事那里去告发，校事也立即向曹丕“刺举”，曹丕故意隐匿告密者的名字，高柔就上表要求公开告密者的名字，这当然也是故意这样做的，曹丕大怒说：“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殿，廷尉便当考（通“拷”）掠，何复请告者主名，吾岂妄收龟邪？”高柔说：“廷尉，天下之平也（按，此本张释之语），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高柔认为，曹丕这样做，不是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曹丕只得将告密者的名字公开，并将各人处以应得之罪。

张京的告发并没有错，但应该到执法部门去告，不应告到校事那里。这一程序，张京应该是知道的，现在这样做，无非想谄附校事，因而也是错的，高柔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黄初初期的数年间，吏民被校事刺探的案件多至以万计，高柔估计其中必有诬陷，便上表要求核对虚实，有些因过失而犯禁的，高柔即用罚金处分。

从曹­操­到齐王曹芳时是第四代，而校事愈加猖狂，黄门侍郎程晓乃上疏痛陈校事之祸，大意说：远览典志，近观秦汉，从无校事之官­干­扰朝政的。当初武皇帝创置校事，原是权宜之计，然检御有方，尚不至放纵。后来渐蒙信任，便成祸患，上察宫庙，下摄众司。他们的权力，没有什么界限名分，只是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狱成于门下。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如今朝廷各个职官，都是从贤才中选拔出来的，“若此诸贤犹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诸贤各思尽忠，校事区区，亦复无益”。

这是论校事罪恶最痛切的一篇，也是密探史上的重要资料，一般读《三国志》的人不一定注意到。疏中提到曹­操­创置此职，似也隐讽其作俑之过，程晓传中就只载这篇疏文。当时因为司马氏专权，任校事的都是曹魏旧人，因而便撤销校事之职。

可是曹魏之外，孙吴也有校事（亦名典校郎），因为这种秘密活动，效果自然比公开的强，光凭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的官员们能够得到多少情报？特别是对大臣的隐事，更要用秘密手段。吴国校事中的著名人物为吕壹，《吴志·孙权传》云：“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