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通过吸收反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合作；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不过，季米特洛夫这一电报发到保安时，却因密电码搞错了，以致译不出来。中共中央不得不于十八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检查重发”。二十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检查重发”后的季米特洛夫十六日电报。来自莫斯科的对于张学良的种种批评，使张学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报》的社论，使张学良感受到压力。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不得不向他就“远方政府”（即苏联政府）的态度，作了解释：“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但是，毛泽东又接着说，若远方知此事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远方”对于张、杨的态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才终于转变，承认张、杨是“为了正义而起义”，这才不再抨击张、杨。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世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在西安事变之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决策上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处，两人恰恰呈“你对我错”、“你错我对”的态势：对于张、杨——毛泽东表示支持，对了；而斯大林表示反对，错了。对于蒋介石——毛泽东主张“倒蒋”，错了；而斯大林主张“保蒋”，对了。其实，细细探究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与错，都有其原因：对于张、杨，毛泽东身在中国，深知他们，马上判定西安“兵谏”是“抗日起义”，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明中国内情，错定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所制造”。对于蒋介石，斯大林统观中国全局，能够客观地论定中国抗日领袖非蒋莫属。
毛泽东呢？蒋介石是中共的夙敌，十年深仇，忽闻“元凶被逮”，怎不要求“审蒋”、“罢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反应纷至沓来，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置老对手蒋介石。尤其是周恩来十七日飞抵西安之后，当夜发来电报，提出“保蒋安全”，毛泽东以为在理。紧接着，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在会晤杨虎城后，又发来一电，更促使毛泽东改变对蒋策略。周恩来在电报中报告：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周恩来这份电报所透露的最新信息，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宋美龄、蒋介石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行动，“倒蒋”将会造成汪精卫上台！汪精卫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连发数枪击成重伤之后，不得不离开中国政治舞台，出国养伤。眼下将息了一年多，正在法国巴黎。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汪精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国。闻蒋介石被擒，汪精卫仿佛喜从天降。倘若蒋介石被杀，汪势必可取而代之，成为国民党领袖。于是，十四日，汪精卫电复南京：“遵即力疾启程。”汪精卫在法国会见了国民党驻法使节郭泰祺、顾维钧，声称：“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汪精卫是众所周知的亲日派。一旦杀了蒋介石，让汪精卫当政，那会比蒋介石更糟——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汪将回国”这一严重的动向。
周恩来、张闻天的劝说，斯大林的电告，宋美龄、宋子文愿意和谈，蒋介石态度转变，汪精卫准备回国……这一连串的变化，终于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
这一改变，最初从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出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电报指出：“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然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这份电报与在三天前——十五日毛泽东等十五位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报所云“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决”，已有明显不同。
这份电报意味着毛泽东已回复到他自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即“逼蒋抗日”！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十二月十九日，在保安那孔(陕北人以孔为窑洞的量词)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依然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却与六天前——十三日的会议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内中的原因，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十九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困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西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是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十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内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二十一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也就在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由“审”、“罢”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宋美龄终于飞往“虎|茓”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已来不及刊登。《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二十一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二十一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
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宋子文以及毛泽东—潘汉年—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集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晶莹的冰雪覆盖的华山，知道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入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入虎|茓矣！”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砌了墙，而我盖上了顶。”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
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
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墙上挂着巨幅军事地图，红色地板上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楼的会议室扫得干干净净。二十三日上午，秘密谈判在这里举行——十一天前，张学良也正是在这里发出拘蒋命令。蒋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谈判的对手呢？是“三位一体”——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共。
毛泽东和周恩来成功地与张、杨结为“三角联盟”，组成“三位一体”。因此，原本是国共对垒，这一回张、杨却坐到中共一边来了。在“三位一体”之中，周恩来成了主角。谈判一开始，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共及红军提出六项主张，整天的谈判便围绕这六项主张展开：
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
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周恩来后来才参与“斡旋”，然而此时此刻，诚如张学良所言，周恩来地地道道地成了“西安之谋主”！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之后，“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结果，“宋个人同意，承认转
达蒋”②。周恩来还提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③。这样，二十三日下午，周恩来与宋美龄见了面。
宋美龄后来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曾用“曲笔”写及她与周恩来见面的情景：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述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这里的“此人”，便是周恩来。
周恩来确实对宋美龄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表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一天的会谈刚一结束，周恩来便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周恩来在电文结束时写道：“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这就是说，谈判的下一步，便是如何“放蒋”了。
宋子文、宋美龄亦向蒋介石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听取了蒋介石的见解。翌日——二十四日的谈判：“三位一体”依然是张、杨、周，而蒋方代表除宋子文外，增加了宋美龄。
宋美龄很明确地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第二天的谈判，实际上是二宋代表蒋介石，对于“三位一体”昨日提出的条件，作出具体的答复。从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可以看出二宋作了这样一些答应：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三至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这十条，表明二宋和“三位一体”的谈判，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团的另两位重要成员博古和叶剑英，赶到西安叶剑英抵西安日期说法不一，有的文献认为叶在早几天已到达，此处据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谈判结束后，二十四日晚，蒋介石会晤了他“所不愿见者”——周恩来。大抵因为他原本“不愿见”，所以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一字未提。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只提及她与“有力分子”周恩来的见面，未提及蒋介石曾会晤周恩来。然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的这颗脑袋，竟如此戏剧性地出现在他面前！过去的文献，一直是说宋子文、宋美龄陪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然而，一九九○年六月八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ＮＨK电视台采访时，事情真相有了新的突破：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张先生应该在场的，是吗？
答：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张学良第一次透露了“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尽管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张学良却依然认为“这是尖锐的问题”。蒋介石那时囚在与张公馆一箭之遥的高公馆里。周恩来希望一晤蒋介石，宋氏兄妹事先打了招呼：“委员长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当年，蒋介石和周恩来共事于黄埔军校，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自从国共纷争，蒋介石与周恩来已经十年未曾谋面。
据张令澳作《国共合作秘密使者张冲》原载一九八九年二期《上海滩》，台湾《传记文学》五十七卷第二期转载。一文，写及一九三六年六月周恩来、潘汉年曾应张冲之邀秘密赴莫干山与蒋介石会谈。张令澳先生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笔者询问张令澳先生，文中所记蒋、周一九三六年六月会晤是否亲睹之事？张先生答系传闻，那时他尚未到侍从室工作。由于此事迄今未曾在国共双方有关文献上查到依据，只能作为一桩传闻。
周恩来在张学良及二宋陪同下，步入蒋介石卧室，蒋介石正卧病在床。蒋介石支起身体，请周恩来坐在床前。厮杀了十年，蒋、周如今晤谈于一室，真是不易！
周恩来仍照以前的习惯，称蒋介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了点头，说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颇为机灵，顺着蒋介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这时，宋美龄一听说及敏感话题，马上就替蒋介石作了答复：“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这样，谈话的气氛变得宽松起来。蒋介石也说：“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蒋介石居然还这么说及：“每次我们之间打仗时，我常想起你。即使在战争中，我还记得你曾帮助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们还能共同工作。”这么一来，谈话切入正题。虽然张学良一九九○年对日本ＮＨK记者说，“现在还不能泄露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不过，一九八○年《周恩来选集》上卷问世，首次公开发表的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内中倒是写及了蒋、周会晤的内容：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乙)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这一段周恩来写于会晤蒋介石后第二天的电文，可以说是关于蒋、周会谈的最权威的记录。在晤谈之中，蒋介石跟周恩来还聊起家常，说及长子蒋经国在苏联，并表露出思念之意。周恩来马上答应：可以与苏联方面联系，帮助他父子早日团聚。
蒋经国自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学习，一晃，已经十一个年头。后来，蒋经国消息杳然，蒋介石曾委托驻苏大使蒋廷黻查询，也未知一二。其实，一九三五年三月，蒋经国已与俄罗斯少女芬娜（后来改用中国名字蒋方良）结婚，年底生长子文伦，即蒋孝文。一九三六年又生一女，名爱理，即蒋孝璋。那时，蒋经国在苏联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听说蒋介石思念长子，周恩来后来果真帮他与苏联联系，促成了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返回中国，与蒋介石团聚。国民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曾这样回忆：一九三七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说有客来访，但于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是蒋经国。我很高兴……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遭劫持，不意却由此引出与周恩来的见面，又引出周恩来帮助蒋介石父子团圆的喜剧来！周恩来富有人情味，极为关心人，这一小Сhā曲曾传为美谈，也是蒋、周会谈的意外收获！顺便提一笔，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却是经张学良的帮助，由“红色牧师”董健吾牵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趁张学良挚友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时，从上海带去，与董健吾之子董寿琪同行。他们抵达巴黎后，再转往苏联……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经过两天的谈判，“放蒋”也就定下来了。“三位一体”都同意“放蒋”，只是何时“放蒋”及如何“放蒋”，尚未确定。倒是宋美龄在来西安之前，便已定下了要求“放蒋”的日期——二十五日，因为这天是圣诞节，而她和蒋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在二十二日致张学良函中，亦申明了这一“放蒋”时间：“如你能在圣诞节左右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那真是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了！”孔祥熙不仅指明了时间，而且要求张学良“护送委员长安全返回”。
张学良答应了宋美龄的要求。但是，一早宋子文便告知蒋介石：“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但是情况恐有变！”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是在早上，宋子文收到一封信，是东北军、西北军多位高级将领联名所写的信：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
蒋介石阅信大惊，要宋子文立即去找张学良，以尽量早走为好。张学良也生怕有变，以尽早放蒋为好。张学良说：“城内外，多为杨虎城部队。可否先送夫人和端纳上飞机，然后委员长化装，再设法登机？”宋美龄闻言，坚决反对，一是怕出乱子，二是化装上机也有损于蒋介石名声。时间一秒秒过去，仍无头绪。按当时的飞行条件，飞机至迟必须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启行，不然不能在日落前飞抵南京。
到了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张学良告知宋美龄：“飞机已准备好，但一切仍未决定。”直至下午一时三十分，仍定不下来。宋美龄不由得长叹，看来“圣诞老人给予的最大赠礼”告吹了。这时，有人出了个好主意：“即便今天无法飞回南京，那就先飞洛阳过夜。西安至洛阳，飞行一个半小时，下午起飞也无妨。”
宋美龄大喜，连忙祷告。于是，下午二时吃了中饭，张学良又来，听了宋美龄的意见，说：“反正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放行，不如明早起飞，直飞南京。”宋美龄坚持马上就走，先飞洛阳。张学良同意了。这时，杨虎城到，蒋介石在卧室与张、杨谈了半小时。
下午三时三十分，五辆汽车从高公馆开出，直奔机场。蒋介石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乘一辆，张学良坐前座，以便遇上阻拦时可以交涉。宋子文和端纳坐一辆。其余三辆为蒋介石随行人员和张学良卫兵。
当这五辆汽车驶入机场时，蒋介石大吃一惊：机场上竟聚集了上千名青年学生！难道消息走漏，青年学生们来机场示威，不许放蒋？一打听，才知事有凑巧，在绥远前线抗战的将领即将乘飞机抵达西安机场，青年学生们在机场列队欢迎。
一场虚惊过去。这时，杨虎城赶到机场。蒋介石忽地发现随行人员中少了侄儿蒋孝镇——华清池“兵谏”时，背他上山的便是蒋孝镇。蒋介石对张学良说：“蒋孝镇在哪里？把他找来一块儿走。”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宋桂忱驱车去找。没多久，便找来了蒋孝镇。下午四时，飞机准备起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写及：蒋氏飞机将起飞的时候，他（引者注：指周恩来）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儿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学良还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众人之中又不好说话。其实，当时周恩来并不在场。
张学良在蒋介石登机之后，便上自己的飞机要随着起飞。蒋介石曾劝张学良不要去，张学良坚持要亲自送他回南京。杨虎城见张学良要去，曾对张学良说，由他陪送。张学良坚持由自己陪送，并在飞机旁写一手令交给杨虎城，对杨虎城郑重地说：“从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听你和于学忠指挥。”张学良的手令，全文如下：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
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又。
内中“孝候”即于学忠。何、王、缪、董指东北军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四位军长。飞机起飞前，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复述了一遍六项条件，说道：“我答应你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在机场上，还对张、杨说了另一段话。这话段见诸于周恩来当天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上：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飞机的螺旋桨转动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张学良的专机也随后起飞了。当周恩来赶到机场时，飞机已无踪影！据孙铭九回忆，他在听到张学良要陪蒋介石去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去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一听，跳上汽车，跟孙铭九一起直奔机场。可是，已经晚了！
事先，宋子文告诉过周恩来，他和蒋介石今日要走。张学良也告诉过周恩来，他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但周恩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今日走，也劝过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大概正因为周恩来持这样的态度，所以他们也就避开周恩来走了。这在周恩来当天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写得很清楚：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
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周恩来曾劝张学良，放蒋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亲送则不必。周恩来引用了一句格言，告诫张学良：“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周恩来见张学良仍未听进去，又说：“蒋先生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暗杀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张学良仍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事后，周恩来对人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二十年后，周恩来又曾谈及此事，他说：“张汉卿亲自送蒋介石走是个遗憾，无论如何，他是个千古不朽的人物了！”
一九九○年，张学良面对日本ＮＨK电视台记者的提问，回首往事，说及了自己亲自送蒋的心态——
问：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在一起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
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就是说你要随时预备死。做军人后我就真是随时预备死。不过后来我对内战非常厌恶。关于张学良为什么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除了张学良自己所说的缘由外，一九九一年二期《海南师院学报》上唐若玲、陈封椿的文章，对其原因作了较全面的分析：
一、为了平息纷乱的局面以有利于国家民族。
二、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三、共产国际及苏联对张、杨的责难。
四、张学良自认为能够返回西安。
五、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担保。
六、为国家民族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一眼
夕阳把天空染得一片金黄。两架飞机一前一后，从西安朝洛阳飞去。
蒋介石的专机，由美国人林纳德驾驶。蒋介石坐在机舱右边最前面的座位上。他把礼帽拉下来，盖在脸上，一声不响。蒋介石的沉默，使整个机舱里的宋子文、宋美龄、黄仁霖、蒋孝镇等也一声不吭。傍晚五时二十分，飞机在洛阳机场着陆。毛邦初、祝绍周、王勋、刘海波等数百人已在机场迎候。首先走下飞机的是带着微笑的宋美龄，紧接着是宋子文，然后才是由激动得流泪的侍从们扶着缓步而下的蒋介石。蒋介石依然沉默不语。走了几步之后，他忽然对宋子文说了一句：“你去招呼汉卿！”
圣诞节之夜，蒋介石宿于洛阳军官分校。晚上，蒋介石把在飞机上打好的腹稿，口授秘书陈布雷，命陈布雷于当夜挥就三千余字的《对张杨的训词》，以便明日可在洛阳发表，而一到南京亦可马上交给各报——二十七日南京各报果真都刊载了此文。此文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对时局的声明。
就在蒋介石口授《对张杨的训词》之际，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反反复复研读周恩来发来的急电。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报告了“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这一重大变化之外，还写了自己对此事的评价：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政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三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毛泽东迅即对“蒋走张去”这一重大变化作出反应。
毛泽东发出了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这一电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党内通报了“蒋走张去”情况以及他对时局的估计——彭、任：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五四九页，一九八五年版。
一九三六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在洛阳，毛泽东在保安，都为激烈变化着的中国政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翌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子文改乘希特勒所赠的“容克”型专机，由洛阳起飞，朝南京飞去。四架歼击机护送着蒋介石专机。
张学良依然乘坐那架“波鹰”专机，随后起飞。中午十二时二十分，蒋介石专机降落在南京机场，飘着长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率两千多人在机场欢迎。这时，当蒋介石步下飞机，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虽说他的腰部在华清池事变时翻墙损伤，此时仍忍痛向林森弯腰鞠躬，表示感谢。
蒋介石乘车入城，沿途南京四十万市民争相观看。见此盛况，蒋介石“心中悚惭无已”。也是历史的巧合——这一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是毛泽东四十三岁诞辰。蒋介石刚回南京，便发表了通电——中正已于本日正午回京。两周以来，承各地同胞热烈垂注，无限感动。自唯精诚未浃，教导未周，致国家有此非常之变乱，以增我同胞之忧，内省职责，负疚殊深，应对我中央及全国同胞引咎。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率布悃忱，益望共同努力。
蒋中正
宥亥印
张学良来到南京，顿时成了万众关注的人物。张学良在这一天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函，也是极为令人关注的——介石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
二十六日
张学良的这封信，是蒋介石要他写的。张学良并不知道蒋介石要发表此信——张学良说“否则我不写”。然而，蒋介石却在报端全文刊登了此信。后来，张学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时，作了如此说明：“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在法庭上，张学良也郑重地说明了自己送蒋介石回京，“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张学良声言：“我对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 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在报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
前文已经提及，此文在南京见报是二十七日，而在洛阳发表则是二十六日。此文刚一在洛阳
发表，迅即传入保安窑洞。——中共从国民党电台的广播中获悉。
毛泽东细细读罢，马上作出反应。二十八日，毛泽东写出关于《对张杨的训词》的评论，最初以《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二十九日刊载于中共机关报《斗争》上。此文后来易题为《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收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对张杨的训词》和《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一场特殊的“书面对话”。虽说《对张杨的训词》是陈布雷代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蒋介石的意见，而毛泽东倒是向来自己动笔，无须秘书代劳——只是他的讲话稿要秘书整理而已。现把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和毛泽东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加以剪辑编排，形成一篇耐人寻味的“蒋毛书面对话”——
毛：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蒋：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国存亡极大之关键，与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
毛：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蒋：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
毛：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
毛：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毛：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番“书面对话”，为沸沸扬扬的西安事变降下了大幕。
不过，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中有一处伪笔，毛泽东未曾看出来，当时成千上万读者也上了当。蒋介石在《对张杨的训词》中称：“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之言将余枪决。”似乎《对张杨的训词》是在西安“囚室”中写成——其实是在洛阳连夜赶写而成！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又在演戏
西安事变虽说随着蒋介石回到南京而降下大幕，但是，戏剧性的“演出”，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
蒋介石是一位戏剧性的演员。他刚刚回到南京，孔祥熙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发表通电:“兹幸蒋院长已回京，祥熙得仍在领导之下，勉效驱策，所有祥熙代院长职务自应即日卸除。”蒋介石本是行政院长，西安事变时由孔祥熙代理，这时蒋介石官复原职，乃是情理之中。可是，蒋介石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为表明西安事变的责任，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他，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都要辞去!蒋介石要掼乌纱帽，其原因是西安事变使他太失面子。他回到南京以后说了一些自责的话:“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剿匪”!不过，蒋介石的掼乌纱帽，只是演戏而已。
他“再三辞职”，未能获准:“经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加以慰留，但给假一个月借资疗养。”这是说，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铁腕人物。
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抗日以及“今后我绝不剿共”，虽说迫于无奈，毕竟言犹在耳。回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便发表他的谈话:自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忱，已显示伟大无比的力量，此种伟力……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疚愧之余，敢为国家前途称庆者也。
这表明他对于他的不抵抗主义感到“疚愧”了。毛泽东呢?西安事变使他大大赢了一步棋。他除了公开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之外，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达了内部文件《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
这一文件还指出: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然，毛泽东的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正准备由小小的保安迁入陕北重镇延安的他，踌躇满志，力图扩大西安事变的成果。
蒋介石在西安受了惊，翻墙时受了伤，回到南京，南京又乱成一锅粥。老样子，蒋介石在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总是两步棋:一是“下野”，二是回老家。这一回，既然“给假一个月”，理所当然，他要回老家奉化溪口休养去了。当然，这一回他回老家，还有另一种原因:他的同父异母之兄蒋锡候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死去，他要回老家悼念。
蒋锡候谱名周康，字介卿，系徐氏所生，比蒋介石年长十岁。蒋锡候毕业于四明专门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东英德县县长、宁波海关监督，人称“蒋监督”。据云，蒋介石在西安被拘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老家武山庙看戏。他患高血压症，吃了一惊，顿时，血压升高手冰凉，从此卧床不起。就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的翌日，蒋锡候一命呜呼……
蒋介石本来就要回老家。这么一来，他更要回老家。不过，在回老家之前，他必须处置一桩极为棘手事:如何对待那位“犯上作乱”的张学良?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1
张学良此人，确实令蒋介石颇为头疼：让他回西安吧，蒋委员长的面子往哪里搁?把他抓起来吧，舆论压力吃不消——他放了你蒋介石，又亲自送你回南京，你若把他抓起来，未免太不仗义了!左思右想，却又左右不是。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闹剧……
张学良的专机，在二十六日稍晚于蒋介石的专机飞抵南京。与张学良同机到达的，有他的七名副官和两名司机。
这七名副官是刘令侠、赵维振、王庆山、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陈玉。两名司机是谭延斌、董拜瑞。
赵维振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据他回忆，一下飞机，张学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乘上宋子文的一辆汽车以及南京张公馆的两辆汽车，直奔宋公馆。
宋公馆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玄武湖畔鸡鸣寺北极阁，绿树蓊郁，幽雅宜人。宋公馆内有两幢二层小洋楼，宋子文把后面的一幢让给张学良下榻。
最初的日子，还算不错。张学良在南京走访亲朋好友，往来自由。只是外出时，总有两辆汽车跟着，一辆是南京警务厅的，一辆是军统局的，或坐便衣警察，或坐便衣特务。那时，说是“保护”张学良，倒也还是说得过去。
张学良还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打牌、玩球，看来，他在南京的日子过得自在、潇洒。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在悄然策划着怎样“收拾”张学良……其实，张学良也已料到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据赵维振回忆，二十九日下午，当张学良在宋公馆送别来访的张群、吴铁城、吴国桢时，张群对他说:“我们请你一聚。”张学良当即道:“要请赶快请，晚了可就赶不上啦!”
张学良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意识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许，宋子文带着戴笠来到宋公馆。戴笠通知张学良，要开军事委员会会议，马上就去。张学良随着戴笠走了。张学良到了那里，才知道不是开会，而是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对他进行审判!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为李烈钧，审判官为朱培德、鹿钟麟，军法官为陈恩普、邱毓桢，书记官为袁祖宪、郭作民。
审判长李烈钧为资深国民党人。他年长蒋介石五岁，江西武宁人，他早在一九○七年便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来任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常委。
李烈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此刻蒋介石要他出任审判长审判力主抗日的张学良，他真是有苦说不出。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不久前曾刊载李烈钧的回忆录，他回忆道: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借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法庭，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为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近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么胆敢出此言?”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现今，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尚可查到当年审判张学良的记录。据记录载，面对法庭，张学良作如下答复: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审张 赦张 幽张 2
尤为令法庭诸公难堪的是，张学良掏出随身所带的《铣电》，公之于众。
“铣电”，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日(九月十六日，电报韵目代日为“铣”)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正是这个“铣电”，迫使东北军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不予抵抗”。正是由于东北军“不予抵抗”，日军一口就吞掉东北三省。从此，张学良替蒋介石受过，得了个“雅号”曰“不抵抗将军”。
就连中共，那时也接二连三抨击张学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内中便称“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是“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正是这个“铣电”，使张学良背上了黑锅。也正是这个“铣电”，促使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今日，张学良既然被推上了被告席，他也就无所顾忌，掷出了蒋介石的“铣电”，以正视听。张学良的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在上午当即作出判决。《判决书》称此案为“对上官暴行胁迫案”。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一经宣布，引起一片哗然。当天下午二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派人送一公文至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蒋介石的呈文如下: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蒋介石在说了一通张学良罪有应得的话之后，笔锋一转，说“该员勇于改悔”、“自投请罪”等等，提议“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续，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容……”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中央日报》。
上午审张，下午赦张，蒋介石精心导演了这一幕:仿佛李烈钧在上午给了张学良一记耳光，而蒋介石在下午给了张学良一颗糖!其实，耳光是蒋介石打的，糖也是蒋介石给的。当两条戏剧性的消息于翌日见报之后，引起的新闻轰动不亚于二十天前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押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元旦，西安震怒了!东北军、西北军集结在西安西关操场，抗议蒋介石扣张。杨虎城发出号召:“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血路!”自从审张之后，张学良便“失踪”了!在宋公馆，再也不见张学良潇洒的身影。他被秘密转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常被误传为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那里也有一幢漂亮的两层小洋楼，已经事先腾空，眼下成了软禁张学良之处。张学良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失去了自由。
他的身边只有副官刘令侠。他的另八名随行人员被“请”往南京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解除了武装。戏演到这里，尚未结束。因为蒋介石的呈文，是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国民政府的态度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二次会议，作出重要决议案:“张学良所处十年徒刑，准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引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中央日报》。既然要“严加管束”，亦即要幽禁张学良，而且没有规定时限。从此，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他的行踪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从南京孔公馆，到奉化溪口，转安徽黄山，入江西萍乡，进湖南郴州、永兴、沅陵，又押往贵州修文、桐梓、贵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秘密押往台湾……漫漫五十多个春秋，张学良在沉寂的幽禁之中度过。从审张、赦张到幽张，蒋介石精心运用了他的政治手腕，终于解决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难题……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密使又活跃起来
自从蒋介石要求“辞职”，国民政府予以“慰留”，给假一月，所有行政院的文件上，均署:院长蒋中正假孔祥熙代。就在报上公布审张、赦张的消息之后，看看南京还算平静，蒋介石放心了。他于翌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和宋美龄一起乘飞机飞往老家奉化溪口，“度假”去了。
蒋介石在溪口，寓于慈庵，为母亲扫墓，为亡兄蒋锡候开吊……蒋介石表面上仿佛在那里度假，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遥控着南京。自一九三七年元旦起，形势陡然紧张: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分五路朝西安挺进!杨虎城当即作出反应，设立七道防线，针锋相对，水来土掩。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幕后密使再度活跃。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署名“洛、毛”的密电发到潘汉年手中。洛，洛甫，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毛，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
一、停战撤兵。
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后彻底改组。
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区，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
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
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毛
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洛、毛电报中所称“宋子文要我派代表”，这代表原本是周恩来。在西安，蒋介石曾经当面对周恩来说过:“我回南京之后，你可以来南京直接谈判。”可是，张学良在南京受审、被幽，使毛泽东对蒋介石打了个大问号。就在致电潘汉年的同时，毛泽东致电尚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毛泽东所说的张君，乃国民党密使张冲也。
潘汉年接毛泽东电报后迅即和宋子文联络，潘汉年复电毛泽东，不日他可以陪张冲前往西安与周恩来谈判。
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进了宋子文公馆。一边幕后斡旋，一边又公开通电。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以及“奉化蒋介石先生”: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蒋介石权衡再三，于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军:非得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方面发动攻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
应当说，蒋介石这一命令，对于缓和当时一触即发的内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蒋介石在溪口致顾祝同的电报中，道出了内中的底细:总攻击日期可暂行展缓，盖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正攻，但应时时向之威胁，勿稍松懈为要。中正手启这一电报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蒋介石，仍在决定一切，指挥一切，只不过把指挥部
从南京搬到溪口来而已。
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忙于幕后奔走。他陪张冲去西安见周恩来，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谈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署名，给潘汉年发来电报，指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经过潘汉年、宋子文会谈，事情有了进展。蒋介石答应了和平解决方案。大抵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不肯签字，造成|人们对他的不信任感。这一回，毛泽东强调了要蒋介石签字，生怕蒋介石说话不算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不过，蒋介石还是老样子，不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不签字!在蒋介石的眼里，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顾祝同—周恩来西安会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发生的小Сhā曲:一艘远洋轮船在黄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系着领带的人物走了下来。他埋怨轮船实在开得太慢，以致耽误了天赐良机!此人便是汪精卫，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老对头。西安事变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国的他，一阵狂喜，以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他声言:“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他急急回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港登上驶往上海的“波士坦”号邮轮。可惜那时没有直航飞机。邮轮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诗来:
到枕涛声疾复徐，
关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罢无长策，
起剔残灯读旧书。
当他抵达上海，西安事变早已落下大幕，蒋介石依然大权在握。
四天之后，汪精卫乘飞机飞往南京——这时才乘飞机，顶什么用?!当飞机飞抵南京时，天公也不作美，飘飘洒洒下起冷雨来了。出于礼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飘着长髯，在一把油纸伞的遮护下，颤巍巍站在机场上迎接。汪精卫穿着长袍，戴着礼帽，步下飞机时脸上堆着苦笑，好尴尬……蒋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个月，于二月二日前往杭州，继续“休息”。
幕后的斡旋，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刚到杭州，便忙着调兵遣将，向西安进发——因为经过密商，杨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
杨虎城迫于无奈，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
一、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开出潼关至苏皖边境整编；
二、杨虎城出国，所部西北军撤至三原整编。
从二月六日蒋介石自杭州发给顾祝同、刘峙的手令，便可觑见当时蒋介石的狐疑心态:我军入西安之时，至少要先驻守东西两门及钟楼，或先进驻两门后，再看钟楼有否杨部驻守。如无杨部，则我军可自动进驻钟楼，否则与之妥商，令其让防。其实，杨虎城部队已经遵照商定的条件，撤往三原。二月八日，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这时，周恩来尚在西安。于是，也就开始了“顾祝同—周恩来”新一轮国共会谈。在幕后决策的，依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顾祝同乃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军人，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原本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他担任战术军事教官，从此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也就对他不断委以重任。
一九三七年元旦，蒋介石召见顾祝同，面授机宜，嘱其在解决西北问题时，“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不久，顾祝同飞往洛阳，指挥五个集团军，向西安小心翼翼推进。
蒋介石预料，顾祝同一进入西安，周恩来马上就会与之接触。正因为这样，在中央军开入西安的前一天，蒋介石便从杭州给在洛阳的“墨兄”发去一通密电。“墨兄”，即顾祝同，他的字为“墨三”。蒋介石的电报叮嘱道:对恩来及共党代表态度，凡实际问题，如经费地区等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置，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但可多与之说感情话，最好派代表与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与见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见面时，亦须用秘密方式，均勿公开，以免其多来求见也。
蒋介石生怕泄露天机，在电报中指明“此电立即付丙，切勿带往西安”。付丙，即烧掉。蒋介石的电报还提及:“密。张冲同志本日由京乘车来陕。”果真，二月九日，当顾祝同刚刚抵达西安，来自城东北七贤庄一号的秘密使者，便带来周恩来的口信，希望一晤顾祝同。也就在这一天，“毛、洛”从延安给周恩来发来了电报: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组织领导不变。电报中的林，即林彪；贺，贺龙；刘，刘伯承；徐，徐向前。朱为朱德，彭为彭德怀。这样，蒋介石在杭州不断给顾祝同拍电报，毛泽东在延安不断给周恩来发电报，“顾祝同—周恩来”会谈，成了间接的“蒋介石—毛泽东”会谈。除了顾祝同之外，国民党代表还有张冲、贺衷寒；中共代表还有叶剑英。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回忆:周恩来为了及时向中央请示，曾几次乘坐双座战斗机，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延安有个小小机场，既没有导航设备，也没有气象台，飞行危险很大。有一次，周恩来乘飞机回延安，因云雾很浓，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盘旋近一小时。在这段时间，延安和西安的电台一直保持联系，西安说飞机早已起飞，而延安则说未见飞机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来，十分焦急，叶剑英一直守在七贤庄译电室，等候飞机的消息。后来，飞机折回西安，周恩来回到七贤庄，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但他却仍是谈笑风生，不当一回事儿，为了党的工作，第二天又飞向延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曲里拐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由保安迁入延安。毛泽东则于一月十三日迁入延安。
毛泽东初入延安的住处，鲜为人知。笔者在延安友人的帮助下，沿着狭窄的山路，在一块巨大的山岩下，找一个方形的石窑洞。洞壁、洞顶被煤烟熏得一片漆黑，地面坑坑洼洼。窑洞现今的女主人李玲告诉笔者，李家十几辈世居此洞，毛泽东初入延安时便在此洞中住了数月。当时，把窑洞让给毛泽东的是她的父亲。她父亲是位中医，有点文化，跟毛泽东颇谈得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在院子里，用红砖黄泥砌了个岗亭，这岗亭迄今仍在。毛泽东正是在凤凰山麓这孔石窑洞里，不断发出给周恩来的电报……
蒋介石呢，他在西子湖畔住了些天，又上庐山休养。虽说二月的庐山寒气逼人，他却喜欢这时庐山的清静。他在筹划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早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便已作出决定:翌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要对西安事变以来的政局作出决策。
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毛泽东在延安那孔石窑洞里，来了个先声夺人。在会议召开前五天，中共中央便发出了《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这份电报，非同一般。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四五方案”，将了蒋介石一军。电报声言: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中央在提出对国民党五项要求之后，指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能够接受中共中央的五项要求，则中共中央愿作出四项保证，这便是毛泽东的“四五方案”。中共中央的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引自延安《新中华报》第三二九期。
这份电报，是中共纲领性的文件。
当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当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拉开帷幕，一场激烈的格斗便开始了。这次会议，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对日关系；二是国共关系。“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会议在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果真，国民党内各派纷纷登台亮相。“久违”了的汪精卫上台了。他成了右翼头目，力主“抗日必先剿共”。宋庆龄、何香凝则是左翼首领，她们力主“联共抗日”。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重提西安事变时和张学良一起提出的“八项主张”。他说:“虎城等爱党爱国，以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抗敌，而抗敌之道，尤必以上列八项办法建其始基。”蒋介石呢?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称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等突然构乱”，是“凌乱纪纲”。他向“到会各同志”分发了“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乃是陈布雷为之捉刀。陈公博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的《苦笑录》中，有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地写及《西安半月记》的出版内幕，照录于下: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旁边，他正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力子先生说。“我也这么想。你试说毛病在哪里?”力子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半月记和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的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
这样这本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出世了。尽管蒋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然而西安事变毕竟深刻影响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表示如果领土主权“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而决然出于一战”。蒋介石也在声明中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在蒋介石的言论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
不论怎么说，总算明明白白地提到了抗战——虽然还有个前提，即“超过忍耐限度”。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一大成果，一大贡献，一大胜利。至于如何对待共产党，争论益发白热化。大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仍希冀“根绝赤祸”，而“赤祸”当然指的是中共。不过，细细推敲这《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可以发觉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这一决议案，提出了处理与中共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军队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组织。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折，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对于这曲里拐弯的四条，周恩来后来作了绝妙的解释: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周恩来选集》，上卷，一九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延安的石窑洞里读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以为大体上是有进步的。毛泽东在三月六日致任弼时的电报中写道: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为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另外，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的内部文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写得更明确: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不过，这谈判也是曲曲折折的，充满着讨价还价……“顾祝同—周恩来”西安谈判，谈成了三件事:一是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二是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是从三月开始国民党给红军军饷接济。这三件事能够谈成，也算不易。不过，毕竟只是一些细节而已。
即便是细节小事，却也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顾、周之间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是蒋、毛之间的讨价还价。
蒋介石二月十六日致顾祝同的密电中，规定了“底价”:“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毛泽东三月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规定了“底价”:“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也就是说，蒋介石“开价”:红军改编一万五千人，“不能再多”。毛泽东“还价”:红军编五万人，“力争超过此数”。顾祝同要服从蒋介石，周恩来要服从毛泽东。顾、周之间讨价还价，毛、蒋之间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算谈定了个双方认可的价:红军改编三个师，即两万两千五百人，比蒋介石开的价高，比毛泽东开的价低。每一项谈判，都如此这般，讨价还价着。所幸，不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不论顾祝同还是周恩来，都对讨价还价充满着耐心。
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及:有关政治问题，“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这样，国共谈判也就接着升级，由“顾祝同—周恩来”升为“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地点也由西安转到杭州。国共谈判消息传出，各界猜测纷纷。竟有传闻，蒋介石任命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这消息传进了李富春的耳朵。李富春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致电毛泽东:“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为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毛泽东见了电报，大笑不已。他怎么可能去当蒋介石手下的一个省主席?!毛泽东于翌日，当即复电李富春:“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刚刚给李富春发了辟谣电报，又从彭雪枫那里传来“新闻”:蒋介石要派毛泽东出洋!彭雪枫原任红军师长，此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派驻太原阎锡山处。在那里，他听到道路传闻，便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毛泽东于四月一日给彭雪枫发了电报:“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种种传言，表明了人们对于国共合作前景的关心，表明了人们对于毛泽东前途的猜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既然蒋介石愿意跟周恩来谈判，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就同意了周恩来前往杭州与蒋介石谈判。
中共中央书记处事先拟好了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交周恩来带去。
三月下旬，周恩来风尘仆仆乘飞机来到上海，先见宋美龄，把十五条意见交给了她。这样，当周恩来翌日飞抵西子湖畔时，蒋介石已经事先知道了毛泽东的意思。这一回，蒋介石见到周恩来，显得颇为高兴——三个多月前，他在西安跟周恩来见面的时候，是那般的尴尬。不过，周恩来果断、机智、干练地处理西安事变，给蒋介石这位黄埔军校的老校长留下很深的印象。关于这次“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的内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四月五日有过一份近五千字的报告给共产国际书记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以下用引号标明的，均引自这一报告）。
蒋介石见了周恩来，对中共说了一番好话。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这样的话，出自“剿共”领袖蒋介石之口确实难得。
蒋介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中共中央这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显而易见出自周恩来的笔下。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这么写及蒋介石的谈话: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周恩来还写道:蒋介石“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方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周恩来以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因为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不会无条件地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作”，“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
周恩来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表示中共可以负责起草纲领，可以写上“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周恩来甚至还表示，“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这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他早就梦寐以求成为中国的总统。
怪不得聪明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
但是，中共采取拥蒋立场显然是有条件的。于是，周恩来开始陈述中共中央书记处那十五条……这样，蒋介石和周恩来在谈了“理论性”问题之后，双方又开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讨价还价……军队依然是讨价还价的核心。这一回，中共“提价”:“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四万余人。”这数字高于西安谈判达成的两万两千五百人——虽说尚低于毛泽东最初“开价”的五万人。蒋介石则“还价”，连声对周恩来说:“四万人太多了，最多两万。”也就是说，蒋介石“杀价”一半!如此“开价”、“提价”、“还价”、“杀价”，使国共谈判充满戏剧性!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来到延安那简陋的黄土机场，不时望着天空。
一架双引擎的螺旋桨飞机，发出“嗡嗡”的轰鸣声，徐徐降落，扬起满天黄尘。穿着一身飞行服的周恩来，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的手，才和蒋介石握别，又和毛泽东握会。
周恩来把来自西子湖畔的信息，带到了延安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自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刚刚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如今，又聚集在窑洞里，听取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听得非常仔细，他作出了重要判断:“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那时的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和蒋介石谈判，必须把情况向共产国际报告。于是，四月五日，由周恩来执笔，毛泽东改定，发出了那份长长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既然蒋介石要求中共起草国共共同纲领，毛泽东也就召集政治局委员们于四月七日、二十日两度开会，进行讨论。这时的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内的地位得以巩固。他的政敌张国焘，在政治局受到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给了张国焘以沉重一击。
张国焘、王明对于毛泽东，犹如汪精卫、胡汉民之于蒋介石。不过，此时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只是动摇了，并未彻底垮台，犹如汪精卫此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真有趣，中共“一大”的主持者是张国焘，国民党“一全”大会的主持者之一是汪精卫，他们在党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蒋介石，又都被毛泽东、蒋介石所战胜。
张国焘和汪精卫此后的命运,又是那么相似:张国焘背叛中共，投奔蒋介石，当特务去了；汪精卫则背叛国民党，投奔日本，当汉奸去了……国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传开，许多人想不开，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乱。有人说，我们斗来斗去，斗得红帽子换成了国民党帽子!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论述了“帽子”问题: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了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毛泽东接着又说及了中共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携手:过去因为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
一向喊惯了“打倒蒋介石”，以至把蒋介石喊成“蒋该死”，如今一下子要“拥护蒋委员长”，要“服从蒋委员长”，许多中共党员思想转不过弯来。为此，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一长达万言的文件，向中共党员们解释了种种关于国共合作的疑虑，诸如是不是“共产党的投降”等等。这一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这一回，周恩来带来了蒋介石的密码。于是，国共之间接通了“热线”……既然中共拟出了国共共同纲领草案，周恩来也就决定离开延安，再晤蒋介石。
四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由延安前往西安途中，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那天，西安七贤庄红军办事处里，一片紧张气氛。电台台长林青不断和延安联络，因为周恩来未能按时到达西安，会不会半途出了意外?这时，延安也一片紧张。因为延安已经得知周恩来半途遇险，已派出了骑兵救援，尚不知详情如何。已经迁入延安北门内凤凰山下凤凰村窑洞的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关于周恩来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延安产生疑虑:会不会是蒋介石在玩弄什么花招?那天，周恩来在副官陈有才和中央警卫营两个班战士等护送下，一行二十五人，乘了一辆大卡车，从延安朝西安前进。
离延安四十多华里处的甘泉县北之劳山，有一极为险峻之处。笔者曾踏勘过那里。那是陡峭的峡谷，公路从中间通过。周恩来的卡车，正是从谷底驶来。猛然间，从左边射来密集的枪弹，枪声震撼着山谷。据周恩来的同行者孔石泉回忆，枪弹首先击中了司机的大腿。“吱”的一声，卡车急刹车。这下子，卡车成了枪林弹雨的中心。约莫二三百人，从前、后、左三个方向射来枪弹。显然，他们早已居高临下在此等候。周恩来的卡车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伏击圈。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显示了他的沉着、坚毅，他第一个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指挥战斗。战士们在他的指挥下，纷纷跳下车来，拔枪还击。无奈，周恩来他们所持大多是驳壳枪，何况是仓促应战，又身居谷底；对方则使用机枪、步枪，地势又极其有利。在战斗一开始，大批红军战士已倒在血泊里。
周恩来见右壁无敌，迅即率领战士弃车向右侧突围，很快占领了右面山头。然后，朝来路边打边退，这样，才逐渐摆脱了敌人密集的火力圈。枪声惊动了附近的红军，急派骑兵来救援。那股敌兵见大批援军赶到，不得不撤走了。经清点，周恩来的警卫十七人牺牲，内中包括他的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有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脱险。这是周恩来一生当中，又一次遇险——前一次，一九三一年四月由于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在上海差一点落进国民党特务手中。由于遇险，周恩来不得不折回延安。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安全归来，松了一口气。
那股伏击者是谁?是不是蒋介石派人暗杀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行踪，西安方面是知道的。审问了俘虏，这才水落石出。原来，那是当地的一股土匪，企图拦车劫财。他们既不知道车上坐的是周恩来，也与蒋介石无关。虽然遇险，经历了一番浴血奋战，周恩来毫不在意，要求西安方面派飞机来，他于翌日再登旅程。翌日，一架飞机自西安来。周恩来在延安登上飞机，直飞西安。
据电台台长林青回忆，当周恩来这一回出现在西安七贤庄时，“呼啦”一声，红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们把他紧紧包围起来，显得那般的兴奋……
蒋介石告知，他不久要去洛阳巡视，周恩来可去洛阳和他见面。
这样，周恩来在西安七贤庄住了下来。他会晤了顾祝同、张冲，把准备同蒋介石谈判的意见先跟他们交换。五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到洛阳晤见蒋介石。蒋介石说:“这里谈话不方便。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也到庐山去谈判吧!”周恩来表示同意，然后迅即电告毛泽东。翌日晚七时，署名“洛、博、毛”(即洛甫、博古、毛泽东)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周恩来。电报全文如下:
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
第二方面，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五月二十五日，“洛、博、毛”再度给周恩来发来很长的电报，规定了在与蒋介石谈判时的条件。其中，“须力争办到者”有五条，现照录两条: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周恩来再度负命穿梭于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也就在这些日子里，延安打开了大门，欢迎第一批国民党客人的到来，表明了国共之间的冰河开始解冻。前来延安访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国民党客人受到了中共的友善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团长为涂思宗。中共中央派出了叶剑英、陈赓陪同考察。延安城头，高悬起“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大字标语。
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考察团的晚会上致辞:“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搞起来的，今天为了抵御敌寇，两党团结一致，其作用和意义就更大了。
“十年内战已成过去，两党团结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这番话，说出了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居然要毛泽东“出洋”
在中国千山万岭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偏爱的山，是庐山。在中国千屋万厦之中，唯一一座得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垂青的房子，是美庐。毛泽东喜爱庐山，住美庐，是后话。他曾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三次庐山会议，内中一九五九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了彭德怀；一九七○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批判林彪、陈伯达，震撼了全国……蒋介石也跟庐山结下深缘。有人考证，说蒋介石上庐山二十多次，也有人说三十多次。笔者在庐山上查阅了线装的《庐山续志稿》，见到其中还有专门的《蒋公历年驻山起居日录》，详细记载了蒋介石历年在庐山的活动日程。
蒋介石如此看重庐山，其实是因为那时没有冷气机，而作为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又是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庐山是一片清凉世界，离南京又不远，自然而然被选为“夏都”。每逢酷暑，不仅蒋介石上庐山，就连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上山办公，而美庐则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官邸。蒋介石上庐山，原本住庐山东侧、青玉峡旁、观音桥附近等处的行宫。美庐原是英国人赫莉太太的私宅，建于一九二二年。赫莉太太和她的丈夫都是医生，在庐山上开设“赫莉医院”。赫莉太太的私宅，是当时庐山上最豪华、最宽敞的一幢，宋美龄甚为喜欢。于是，赫莉太太有意将此宅献给中国第一夫人。蒋介石看此屋，最初并不中意，但是他颇信风水，以为此屋大吉大利:背有“靠山”，左右也有所依，而前有东谷河，表明“蛟龙出水”……如此这般，蒋介石也就深爱此屋，由励志社出面向赫莉太太购屋，而名义上则是赫莉太太赠屋。于是，此屋改名美庐，含义双关:既表明此屋甚美，又表明纪念宋美龄。蒋介石选择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乔迁美庐。
美庐绿门、绿窗、绿顶、绿柱，楼上有宽敞的阳台，四周有一万五千平方米的花园，幽雅、清新、恬静、俊美。蒋介石在园中植白竹，宋美龄则种凌霄花。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周恩来由上海抵达庐山。八日，周恩来前往仙境般的美庐——这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所住的黄土窑洞，无疑有着天壤之别。在当时，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会成为美庐的主人。
蒋介石在美庐的宽敞的青石台阶前，恭候周恩来的到来。“蒋介石—周恩来”会谈，就在美庐里进行。国共谈判，从来曲曲折折，从未痛痛快快。照例，这一回也是如此。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就下了一步使周恩来难堪的棋:上一回说好，由中共方面起草国共共同纲领。为此，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切磋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着，这才写出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无可否认，在起草文件之类方面，毛泽东要比蒋介石在行得多。大约也正是看中毛泽东这位当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这一“特长”，蒋介石让中共起草纲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这一纲领，多达五十二条!本来，周恩来上山，是准备就这五十二条，跟“老校长”讨价还价一番……可是，蒋介石就像庐山的云雾一样变化莫测。蒋介石竟然说，这一回不讨论纲领!蒋介石的一句话，把毛泽东煞费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条，扔进了废纸篓!无奈，那时蒋强毛弱，两人的力量之比，犹如庐山美庐与延安窑洞之比。周恩来不得不迁就那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所幸，周恩来的涵养功夫挺不错，强压住心头的怒火。
这一回，蒋介石撂下共同纲领不谈，却提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国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没办法，只好听蒋介石的，周恩来只得就这个“国民革命同盟会”，跟蒋介石切磋起来。切磋的结果，可从中共中央六月十七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查到: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关于这“国民革命同盟”，蒋介石跟周恩来在庐山上研究了许久，周恩来又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琢磨了许久。结果呢?还是老样子，扔进了废纸篓!尽管蒋介石今日这花样，明日那花样，不断翻新着，不过，周恩来的报告中，有一段“蒋又告宋子文声明”，倒是说出了他的本意:一、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
二、共党应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三、共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蒋介石还向周恩来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蒋介石说道:“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②蒋介石的意思是毛泽东、朱德不要“坐镇”延安，应该到南京来，在蒋介石手下混个一官半职。有趣的是，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盘。他甚至把话说得更清楚，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怪不得此前就传出毛泽东“出洋”的“马路消息”!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正要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五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正是和杨虎城及夫人谢葆真一起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后来，杨虎城将军在六月二十九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是“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拒绝了蒋介石这等无理要求。
这一回，庐山上的谈判，倒退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1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2
在宴会上汪精卫还发表了一通十分动听的祝酒词:我们现在耳朵里听着卢沟桥的炮声，眼睛里见着前线战士的拼命与战地人民的受苦，实在没有可以开颜相向的理由，但是想起在环境艰苦中，培养元气，生机不断，精神不死，实在可使我们感激奋发。谨此理由，满举一杯，祝各位先生健康。引自徐炳升《一九三七年庐山谈话见闻》，《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蒋介石呢?七月十七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有这一段话，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如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段蒋介石语录，当时写遍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蒋介石对于抗日的最明确的表态。也就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倒十分真实: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承认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的力量要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
蒋介石这段话，说了自己为什么“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即“不抵抗主义”的原因。蒋介石的另一段话，说出了这次采取抗日态度的原因:我们的东四省东四省当时是指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故都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也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了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蒋介石这番演讲，极为重要，表明他抗日的决心。照理，这一回庐山国共谈判应该顺利，却出乎意料变得异常艰难。谈判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之间进行。周恩来带着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山，蒋介石改了两句，却又扔在一边。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内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一回，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之后，由“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当即表示疑惑不解，问道:“委员长，政训处何能指挥部队?”蒋介石傲然道:“我是革命领袖，我要他们指挥，他们就能指挥。”这一回，蒋介石又改口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无奈，在山上给蒋介石写了一信:“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可是碍此后各事之进行。”蒋介石依然我行我素，不把中共放在眼里。
那些日子，毛泽东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接到周恩来发自庐山的电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决心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七月二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从延安发给庐山上的周恩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此处的“林”，指林伯渠。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下山，飞往上海了。周恩来等在上海会晤了宋庆龄，向她通报了国共谈判的情况。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等飞抵西安。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毛泽东派了周恩来等上庐山，诚心诚意前来谈判，蒋介石要摆架子；当毛泽东令周恩来等拂袖而去，蒋介石却又忽地电邀毛泽东本人前来南京!蒋介石是那么的难以捉摸!人们常常以为，在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才给毛泽东发来邀请电报。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便已收到蒋介石托张冲发来的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会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急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八月二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翌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告知:“国防计划宜由周、朱、叶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
一、发表宣言。
二、确定政治纲领。
三、决定国防计划。
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
五、红军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八月四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这时，周恩来正和朱德在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接张冲电报后他俩于八月五日来到西安。九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借国防会议的机会，国共又开始了谈判——南京谈判。本来，这一回谈判，预计也不会太妙。正在这时，一桩新的突发事件，使国共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一下子加快了步伐。那是八月十三日，三十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熊熊战火，已经烧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跟前了。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坚决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抗日战争从此全面展开。
蒋介石的历史轨迹颇为令人寻味:日军每逼近一步，他就向毛泽东靠拢一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今，大敌当前，兄弟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蒋介石也不再耍脾气了。
毛泽东在八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当天，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二十二日，这一任命正式发表，意味着国共公开合作。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急急离开了南京……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在延安之南有一座小县城，名叫洛川。在洛川城东北方向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名叫冯家村。全村只有一条街，四五十户人家而已。不过，小村靠在延安─西安公路之侧，交通倒很方便。朱德和周恩来离开南京，途经西安，马不停蹄地直奔这个小村。
自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冯家村西北角的一所私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颇为重要，史称“洛川会议”。当时，洛川正处于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红区交界的地方。县长是国民党的，县城里也驻扎着少量国民党部队，而四周的农村却是红军的天下。选择冯家村这个小村开会，为的是安全、保密，而且交通方便。笔者实地采访过冯家村。那个私塾，实际上只是两孔青砖砌成的窑洞而已。窑洞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种着一棵桑树。这两孔窑洞，一孔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另一孔则成了会场。小课桌并在一起，放在窑洞中间，四周围着一圈长板凳。
长板凳上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还坐着各方面的负责人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平、傅钟，共二十二人。会议所讨论的正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曾讨论的两大问题，即抗日问题和国共合作。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报告——在当时实行“张毛体制”的中共，每逢这类会议，总是这样进行。据现仍健在的当事人傅钟回忆，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曰“山雀满天飞”。毛泽东的意思是趁抗日之际，趁国共合作之际，把中共党员如山雀般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毛泽东还说，中共主力如果上华北前线，要像下围棋那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军。
毛泽东强调，红军虽然马上要换“帽子”，但是戴国民党帽子之后，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穿国民党军服的红军!毛泽东向来主张“党指挥枪”。换“帽子”之后的红军，仍必须绝对服从中共的领导——虽然表面上是受蒋委员长的领导。
不过，由于国共合作，中共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动:中共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原本叫“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起，出任“中革军委”主席(原主席为朱德，朱德之前的实际负责人为周恩来)。眼下，实行国共合作，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势必要取消。于是这次会议决定改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简称“中革军委”。这个“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这个“中革军委”和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旗鼓相当。
当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对红军的改编以及对朱德、彭德怀的任命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在洛川会议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及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共同署名于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前敌总指挥部改名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实际上是属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
顺便值得提一笔的是，在洛川会议举行的日子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女性，经西安前往延安，途经洛川。此人后来竟成了毛泽东夫人。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进入红区改名江青……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此后不久，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在赣、闽、粤、湘、鄂、豫、浙、皖八省的游击队，分别集中，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这样，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部队中，有两支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队的问题总算解决了。紧接着要解决的是政府问题。经国共双方商定，原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主席原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
关于主席人选，又费一番周折:
毛泽东提议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蒋介石摇头；
蒋介石提议丁惟汾，毛泽东摇头；
最后选定了既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候补执委，又是中共党员的林伯渠，算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点头。这样，在表面上，朱德成了红区最高军事首长，而林伯渠成了红区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呢?他保持着中共最高首长的地位——虽说名义上中共的总负责是张闻天。毛泽东依然是红区的最高领袖，依然是与蒋介石相匹敌的“棋手”。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国共合作已到了完成最后手续这一步了，即公开发表宣言，昭示世人。毛泽东派出了博古、叶剑英去南京，完成这最后一步棋。蒋介石则派出了与博古地位相当的康泽。于是，“康泽—博古”新一轮国共谈判在南京举行。
众所周知，博古原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的党内对手。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毛泽东取而代之。由于博古承认了错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博古带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据毛泽东称：“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报。这一宣言曾被蒋介石扔进废纸篓。如今，这从蒋介石的废纸篓里捡回来的宣言，重新放到了谈判桌上。康泽刚在谈判桌上坐了下来，便转达了蒋介石对宣言的意见:“你们这个宣言稿，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一段，只是表示共赴国难的意见，那多好!后面说的一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原来，蒋介石对毛泽东在宣言里所写的“一大堆政治主张”非常头痛。毛泽东则坚持要把那一大堆政治主张放上去。于是，双方又要进行一番切磋。内中包括对于用词的切磋。比如，蒋介石要把中共起草的文件中的“国民党”改为“政府”，中共则坚持用“国民党”。蒋介石说:“这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可以用的。”
博古则顺着蒋介石的话，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道:“既然委员长说两个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就用国民党吧!”就这样，经过反复切磋，康泽和博古作为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孔祥熙寓所，与康泽、张冲、博古、叶剑英作了谈话，同意发表宣言。
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异乎寻常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意味着正式宣告了国共合作: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妯姑姊妹宣:在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共赴国难。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机万分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过一日——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陈布雷为之捉刀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宣称: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至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
蒋介石的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党领导之下”，亦即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么一来，国共不是对等的政党，而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政党!虽说如此，蒋介石的谈话毕竟意味着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合作。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以解放报记者采访的名义，发表了一大段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话，借此公开对蒋介石谈话的表态。当时的报道原文如下:解放报记者以共产党中央最近由南京中央社广播发表之宣言，影响中国时局甚为广大，特请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发表意见如下:“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
白的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的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以上三篇文献耐人寻味，妙趣无穷:先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品头论足，紧接着毛泽东又对蒋介石的谈话品头论足。
蒋介石和毛泽东就是这样又合作又对立。不过，中共宣言的发表，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毕竟是历史性的: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此正式开始!第五章并肩抗日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大敌当前之际，终于握手言和: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算起，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国共之间整整十年的内战画上句号。从此，蒋介石称毛泽东为“先生”，不再像往日那样骂“毛匪”、“共匪”；从此，毛泽东称蒋介石为“蒋氏”、“先生”、“蒋委员长”，不再像往日那样骂“蒋贼”、“卖国贼”。毛泽东当时这么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民国十七年国共分裂的时候，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毛泽东把第二次国共合作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早年的文献中则称之为“联合战线”，如中共“二大”便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正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对于抗日，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共识。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巧制拙，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抗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蒋介石此文，十分重要。他为中国抗战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他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蒋介石还指出:应该“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以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制定的这一抗日战略方针，是颇有见识的。毛泽东呢?他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六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讲，题目便是《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见解，与蒋介石一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白崇禧又向蒋介石作了介绍，蒋介石颇为赞赏毛泽东的见解。白崇禧此人，向来有“小诸葛”之称。他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据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回忆，这两句话曾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其实，这两句话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共识。不过，蒋介石拥有三百多万军队，而毛泽东手下只有数万部队。悬殊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的抗日统帅、抗日领袖必定是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最高国防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席，张群为秘书长。当天又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授陆、海、空大元帅。这么一来，蒋介石成了抗战最高统帅，成了大元帅!蒋介石在南京穿上了威风凛凛的大元帅服。
顺便提一笔，毛泽东虽说从来把军权紧紧抓在手中，但他对大元帅之类的衔头无多大兴趣。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给朱德等十位元帅授衔时，他自己却什么军衔也不要——虽然许多人劝他当大元帅，像蒋介石、斯大林那样，况且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大元帅，那十位元帅一直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可是，毛泽东却谢绝了大元帅的头衔。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除了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上时因误传被“开除党籍”(其实是开除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不能当政治委员了，只好当了一阵子师长。他一辈子没有当过什么军长、司令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也就不当什么大元帅。至今，人们无法想象这位平时总是敞着衣领的诗人，如果戴上大盖帽、穿上笔挺威武的大元帅服，究竟是何等模样……不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也很清楚蒋强毛弱的形势，所以他对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分工，说得明明白白:“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这样，蒋介石和毛泽东并肩抗日，但分工不同:对于日军的“正面的正规战”，由国民党军队担负；对于日军的“敌后的游击战”，由共产党军队担负。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
蒋介石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不过，不管怎么说，通观他的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们赞赏的: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振兴台湾经济并坚持一个中国。虽说蒋介石对于抗日曾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不抵抗主义”，寄希望于妥协，而且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导致发生了西安事变。然而，在西安事变促进之下，他转为抗日，成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当然，就其抗日态度而言，不如毛泽东坚决，中途曾寄希望于与日本妥协，但他毕竟是领导中国抗战全局的领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担负起抵抗日军的“正面的正规战”的责任。
蒋介石领导着三百多万国民党军队，跟日军展开了三次大搏斗: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就在蒋介石就任陆、海、空大元帅的第二天，随着“八一三”的枪炮声大作，日军猛扑上海，淞沪会战便开始了。淞，是因为黄浦江又称吴淞江。淞沪，即上海。那时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称淞沪警备司令部。淞沪会战，又称上海会战。日军的战略，确如蒋介石所言，乃是速战速决。日军在突袭上海之时，便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进攻上海的日军，达二十多万人，有三百多门大炮，二百多架飞机，几十艘兵舰。面对强大的日军，蒋介石调集了自己的精锐部队七十三个师迎战日军——当时，蒋介石可调动的部队总共约一百八十个师，他这一回投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力量，何况大多是他的嫡系部队，表明他确实下了抗日的决心。
蒋介石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以张治中为前敌总指挥，后来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
酷烈的战争在上海展开。坐落在上海苏州河畔的一座仓库——四行仓库，一度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由副团长谢晋元率八百战士坚守，激战四昼夜，这才最后奉命撤进英租界，成为一时佳话，人称“八百壮士”。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也差一点遇险。那是在十月间，蒋介石夜巡苏州前线。忽地几十架日机闯来，狂轰滥炸，蒋介石躲进火车站月台。所幸月台未被炸中，蒋介石因此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