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奔走于前线，慰劳战士。十月二十三日这天，她和端纳以及一位副官在上海乘车慰问伤兵。下午四时多，空中出现了日军飞机。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时仰望天空。一不小心，急速奔驰的汽车驶离了公路，翻在路边，一下子把宋美龄甩到了烂泥地里。端纳倒是安然无恙，他跳下了车，疾步奔向蒋夫人。据端纳回忆，宋美龄躺在离车二十英尺的沟渠里，满脸污泥，不省人事。
端纳和副官赶紧把宋美龄抬到附近一户农民家里。那时的宋美龄只穿着普通的衣装，看不出是一位贵夫人。端纳见到宋美龄尚有呼吸，放下了悬着的心。端纳唱了起来:“她轻松地飞向天空，秋千上那勇敢的少女……啊，夫人，醒醒!我希望你现在能看一看自己，你绝对是个美人!”
在端纳的歌声中，宋美龄渐渐苏醒，端纳笑了。司机把车子修好了。端纳问宋美龄:“你还要去看望伤兵吗?你自己也成了伤兵了!”宋美龄答道:“去!”宋美龄去几个营地慰问之后，回到了上海。经医生检查，她断了一根肋骨。她不得不卧床休息了一个星期。端纳去看望她，宋美龄问:“我受伤的时候，你怎么还唱歌?”端纳笑道:“一个女人倒下来的时候，如果说她受了伤，也许她再也爬不起来。”那时，蒋介石夫妇出入于日军的枪林弹雨之中，确实是勇敢的。
日军在上海与国民党军队僵持着。为了速胜，日军于十一月五日增派兵力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县)登陆，包抄国民党军队的后路。也就在这一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拜见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七项条件。显然，日本对蒋介石也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软硬兼施。德国乃日本的盟友，这样，德国驻华大使也就成了最恰当的幕后调停人。陶德曼跟蒋介石的会谈，原本是绝密的。不过，如今随着德国公布了当年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绝密会谈的内容也就为世人所知。日本向蒋介石提出的七项条件如下:
一、承认满洲国、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六、根绝反日运动；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这里提到的《何梅协定》，“何”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梅”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七月进行了关于在华北取缔抗日的秘密谈判。日本提出的这七项条件，显然太苛刻了，使蒋介石无法接受。在陶德曼十一月五日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透露了蒋介石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倒了，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从来是不投降的。”蒋介石这一段话，说出了两层意思:
第一，国民党不抗日不行，不抗日就会倒台；
第二，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蒋介石把国、共与日本两国三方的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拒绝了日本的七项条件，日军就掩杀过来。国民党军队无法抵挡，只得朝南京败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落进日军手中。虽然蒋介石输了，不过他坚守上海整整三个月，毕竟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日军本来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是胜利者。
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坚守上海，表示热烈的支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了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题为《目前的时局》。毛泽东说: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我们完全赞助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再度成为“游击专家”
当蒋介石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正面的正规战”的时候，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毛泽东可以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游击战专家。他在井冈山上打游击，打得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的那游击战十六字诀，被世界军事专家们奉为游击战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眼下，这位从未进过军事学院大门的游击专家，把枪口掉向日军，又打起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来。毛泽东可谓“文人武将”，他一生几乎从不佩枪，却笔不离手。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他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成为他关于游击战争的又一理论力作。
毛泽东以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如今，“小而强”进攻“大而弱”，中国只能采取“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中国之弱，决定了它不能跟日本硬拼；中国之大，又为游击战争提供了广阔回旋的余地。毛泽东有声有色地在他的论文中论述抗日游击战略，曰: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一论文，不时闪耀着这位诗人的睿智:“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八、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正是在“游击专家”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游击战略指导下，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毛泽东手下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百分之几，只能打游击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里的正规战是由阎锡山负责。阎锡山比蒋介石年长四岁，乃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盘踞在山西，号称“山西王”。眼下，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位“山西王”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生动地勾画了阎锡山的心态:“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就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攻下了山西大同，进逼“山西王”的老窝——太原。太原的门户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不得不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兵，企图夺下平型关，以求抄雁门关的后路，直取太原。平型关的正面，由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守，而侧翼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毛泽东在九月十七日给朱德的电报中，便作出判断:日军“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乃毛泽东手下虎将林彪。林彪筹划着在平型关打一大仗。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及:“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于二十四日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这类战术，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对付蒋介石军队时，多次娴熟地使用过。日军没有领教过毛泽东“口袋”的滋味，这一回算是尝到了。
二十三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在二十五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二十四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在华东，上海陷落之后，日军扑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规战”，亦即南京会战已迫在眉睫了。首都得失，事关重大。蒋介石必死守，日军必猛攻，双方必定大战一番。
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率十三个师组成南京卫戍军。十一月十六日，中山舰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之中，徐徐驶离南京。中山舰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它原名永丰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之际，孙中山便是在这艘军舰上避难，蒋介石也正是在这艘军舰上护卫孙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又成了国共分裂的讯号。这一回，中山舰再一次担负历史性的使命，它载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开首都，沿着长江，朝重庆进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发表致林森电报，表示“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林森此行，为何如此隆重?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从此，重庆这座山城成了“陪都”——战时首都。不过，最初只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先迁往陪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则就近迁往武汉。
就在日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南京之际，那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求见蒋介石。他再度充当日、华之间的幕后斡旋人。十二月二日，踌躇再三的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表示退让:“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德国所提出的“各点”，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条。蒋介石“降价”，日本却“加价”了!日本七条之外，又另加了四条“亡人之国的新条件”!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公文中称:“如中国方面总的承认这样一个媾和原则，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件(1840-1945)》下卷。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他们要蒋介石“乞和”!自然，这是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
蒋介石明确地拒绝了日本的条件。蒋介石说:“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样，南京一战已无可避免。十二月五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飞离南京，前往武汉。翌日，日军的飞机便大批飞向南京，狂轰滥炸，一场恶战开始了。
唐生智率众奋力抵抗，无奈不是日军的对手。十二月十二日—— 一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败退。翌日，日军涌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南京进行:日军惨无人道地施行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人血染南京!日军甚至进行“杀人比赛”……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中共立即对蒋介石的文告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指出:
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国共之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同仇敌忾。这是过去十年中所从未有过的。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九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顺便值得提到的是，正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京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的陈独秀，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获释。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曾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不过，此时他已离开中共达十年之久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被指词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苯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毕衷谡庵中问剑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会议选举汪精卫为议长。这时的汪精卫集国民党副总裁和国民参政会议长于一身，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在中共党内，张国焘此时已被开除，王明成了毛泽东的政敌。王明自恃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多年，与共产国际关系很深，常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他在武汉除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那次批驳蒋介石“三个一”的谈话外，还多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也以毛泽东名义发表声明、谈话，却不事先报告毛泽东。其中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在武汉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而最“著名”的要算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在报送毛泽东的同时，已送交国民党了!而毛泽东在延安主持起草的文件到达武汉时，王明居然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目中无毛泽东，竟然达到这等地步!中共内部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日益紧张，如同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日益紧张。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一九三八年六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
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积极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以为对其除了“击溃”，别无选择。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使两党产生分裂。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六月十二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十四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十二个师团，前后投入了四十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不下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向世界各国呼吁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四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洋溢友情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故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将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
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到那里开会，是多么的危险!虽说国共之间那时颇为亲密……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笔者在延安查阅资料时，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华报》上，查到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地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Сhā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的寒暄着一切的一切……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由于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国际而已!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早已提醒要警惕陈独秀的教训。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提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却摇头。他大抵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打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主动从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地位上退下来。凡政治局开会，张闻天总是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也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排名顺序也从“洛、毛”改为“毛、洛”。毛泽东已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武汉风声紧，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前往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新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返回武汉不久，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加强了对武汉的攻势。蒋介石仍在武汉指挥作战。直至十月二十四日夜，武汉已岌岌可危，蒋介石这才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汉口，前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不料，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连天的汉口。翌日凌晨四时，蒋介石的专机，在黑茫茫中冒险起飞。周恩来也是在这时撤离武汉。当天，日军便进驻武汉三镇。虽说武汉会战以国民党失败告终，但武汉会战打了三个多月，伤亡日军达二十多万，完全打破了日军速胜的梦想。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蒋介石在广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十二月六日，飞抵陪都重庆。从此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到了这座浓雾遮掩的山城。
蒋介石在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便命陈布雷发一电报给周佛海，命他速返重庆。
周佛海此人是一位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十二月五日，他从重庆飞往昆明，据云，视察那里的宣传工作。陈布雷的电报，使周佛海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复复思忖:为什么他刚刚离开重庆，蒋介石就从前线赶到重庆?为什么蒋介石一到重庆，就命他速返重庆?本来，蒋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惊恐万分。“事情是否已经暴露?”这个大问号，压得周佛海喘不过气来。
周佛海此人的笔头倒是很勤，十二月五日他在离开重庆后写下这样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晚与柏园(引者注:徐柏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稍谈，十一时半即寝。日本闻人仿重庆“要得，要不得”腔调，颇忆重庆。不满现状，留恋过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欤?忆亡友曼秋(引者注:陈曼秋，系周情妇，同年六月，病死武汉)书“亡友”，余心痛极矣!也就在这时，另一个在重庆的要人，同周佛海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此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汪精卫。汪精卫原定八日飞往昆明，跟周佛海会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到了重庆。
周佛海因不知重庆详情，不敢贸然回来。他只得以视察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拖延着。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此事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电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去了!按电报代日韵目，二十九日为“艳”。汪精卫的电报，人称《艳电》。
日本对中国采取两手:既大举进攻，又暗中劝降。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九时，一辆出租汽车驶抵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车上下来两个“日本人”。他们在进入总领事馆之后，由总领事中村丰一秘密安排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此二人，便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周隆庠。他们去到东京，为汪精卫降日穿针引线……经过精心策划，周佛海先赴昆明。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带着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终于飞来昆明。翌日，汪精卫、周佛海等飞往越南河内。二十一日，陈公博由成都经昆明来到河内。
蒋介石是在二十日由重庆飞往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在二十一日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电报才知汪精卫叛变。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叛变，引起很大震动。
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汪兆铭，汪精卫的原名。
蒋介石这一做法，跟张国焘叛离中共时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一样。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作出反应，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这“反蒋反共”即“联蒋抗日”的反义词。此时，毛泽东已把蒋介石视为统一战线的盟友。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悄悄的婚宴
日军的毒焰，吞噬着中国。到处弥漫着硝烟，到处散发着血腥。“红都”延安，却是一片安宁的世界。这座位于黄土世界中的古城，高呼着抗日口号，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刚刚吃过早饭不久，空中传来轰鸣声，十几架翅膀上漆着红色“大饼”标志的飞机突然“光临”。日军飞机掷下一百多枚炸弹，爆炸的声浪打破了延安的宁静。虽说延安人所住的窑洞，成了天然的防空洞，不过城里的一大片房屋受不住炸弹的肆虐而毁坏，也有一些窑洞在炸弹的冲击波下倒塌。日军的第一次空袭，使上百延安人死伤。那天被炸的以西北旅社一带最为严重，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光华书局等。陈云被封在一座炸塌的窑洞里，经七八个人扒土，这才把他救出。延安从此开始拉空袭警报。
笔者曾访问了当时正在延安的王观澜夫人徐明清。王观澜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与毛泽东有着许多交往。据徐明清回忆，正是在这一天傍晚，她和丈夫王观澜走向延安城里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窑洞也被炸弹炸过，但毛泽东仍在这里宴请朋友。出席者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这次宴会，是为什么而举行?主人不言，客人心中也都明白。一位二十四岁的来自上海的姑娘，频频为客人劝酒。她，便是前文已经提及的江青。她在这一天和毛泽东结婚了!宋美龄比蒋介石小十岁。江青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
一种奇特的巧合，为蒋、宋及毛、江的婚姻所共有:都有“约法三章”!
蒋、宋结合时的“约法三章”，是宋美龄提出的。据云:
一、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宋美龄是虔诚的教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
二、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保持身材，并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
三、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阶层决策会议，她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
关于蒋、宋的“约法三章”，所传版本甚多。以上据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所印《蒋家三代的罗曼史》一书。
毛泽东和江青的“约法三章”，既不是由毛泽东提出，也不是由江青提出，却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约法三章”的版本也很多，“约法三章”的内容也互有出入。
据笔者看来，前些日子由台湾方面所披露的毛、江“约法三章”，倒是比较可信。据云，台湾方面的资料来源是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那是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缴获一批中共文件，内中有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王若飞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笔记本上记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毛、江结合“约法三章”的决定，是可能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全文如下:
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
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蒋、宋的“约法三章”和毛、江的“约法三章”，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婚后夫人的政治生活问题:宋美龄主动提出，她不担任政府公职，只担负蒋介石的秘书及外事方面的工作，她这么说，后来也这么做；江青则不同，由政治局对她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二十年内不许她问政。这不同的“约法”，当然由于宋、江两人的身世、阅历、背景全然不同。
宋美龄出身名门，家庭豪富，姐姐宋庆龄又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受过良好的教育，留美十年，精熟英语。虽说此前宋美龄有过恋爱经历，但从未婚嫁。
江青则不然。她出身微贱，小学文化，又有过多次婚变——二十四岁的她，已经嫁过三个男人，即俞启威(黄敬)、唐纳(马骥良)、章珉(谢兴)，而毛泽东则成了她的第四个丈夫。然而，她却是一个能干、富有心计、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没有什么背景，全然靠着个人奋斗，从一个山东小城女子，到上海影剧明星。在政治上，她也很敏感，十九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又主动投奔延安，很快就把毛泽东作为“进攻”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正是知道江青是个参政欲很强的女人，又有着多次婚变以及被捕入狱、失去组织关系的复杂历史，所以对她作出了政治限制——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的“约法”，是富有预见性的!
宋美龄和江青都属“女强人”，只是一个雅，一个“野”。她们都对丈夫的事业、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不过，宋美龄乃“明媒正娶”，蒋、宋的婚礼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上千人出席。婚后，宋美龄便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公众场合。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第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江青则不然。她和毛泽东的结合，是在悄悄中进行。没有正儿八经的婚礼。徐明清所参加的，只是悄悄的宴席，连这宴席的名目都未曾说穿!正因为这样，江青最初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日子是静悄悄的，“锁在云雾中”。她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这才终于“露峥嵘”……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着手“溶共”
自从进入一九三九年，国共关系由晴转多云，转阴天，后来甚至下起倾盆大雨来了!“气候”的转折点，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雾都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前一个多月，“气候变化”已经显露了端倪。
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蒋介石即将离开桂林飞往重庆，他约见正在那里的周恩来。蒋介石忽地对周恩来说，他过些日子要去西北巡视，可否届时请毛泽东到西安来，与他一晤?!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三回邀晤毛泽东了:先是邀毛泽东出席南京国防会议；接着邀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邀毛泽东到西安谈什么呢?
蒋介石对周恩来如此说:
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原来，蒋介石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中来。说得更明白，即“溶共”!当天，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记述蒋介石的意见:
一、跨党大家不赞成，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
二、如果可谈他拟于到西北后约毛同他面谈。
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四、大家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不可能同意蒋介石的“溶共”方案，当即作了如下答复: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日出路，而且为达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加入国而退出共，这是不可能而且做不通。《周与蒋谈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提到:“毛泽东不宜此时见蒋。”
蒋介石原来要“剿共”，此时要“溶共”，其实是一个意思。他始终把中共视为心腹之患。尤其是国共联合抗日以来，中共迅速发展，使蒋介石深感不安。毛泽东呢?他不失时机地来了个“三扩大”:扩大中共，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扩大根据地。面对着日军的长驱直入，蒋介石不得不联共抗日。不过，他的心中，仍时时不忘提防中共!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两周年的纪念日。这天，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即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又提起国共合并的话题。蒋介石的谈话，可从王明十三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见到。
蒋介石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据吴玉章后来回忆，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蒋介石还对他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又提统一两党事”。看来，蒋介石已在加紧“溶共”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来自蒋介石的一次次“溶共”讯号，通过电波，飞向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百倍警觉。毛泽东这时已经迁到延安城西北三公里处的杨家岭。他在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当天夜里，即他和江青举办婚宴的那天，考虑到城里不安全，撤往城外的小山村杨家岭。
杨家岭，原名杨家陵。那是因为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那里。自从毛泽东迁此，中共中央机关也迁此，遂改名杨家岭。杨家岭其实无岭，只有几座小土山而已。窑洞傍山而筑，倒是极好的防空所在。毛泽东和江青住两孔窑洞，一孔作办公室及客厅，一孔作卧室。毛泽东与众不同之处，乃是客厅里放了张帆布军用躺椅——那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缴获的战利品，可坐亦可卧；另外，他的床上一年四季挂着蚊帐。
当蒋介石从首都南京迁往行都武汉，又迁往陪都重庆时，毛泽东一直坐镇延安。
蒋介石对于中共态度的变化，毛泽东作出了分析: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日军处于大规模进攻阶段。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大量损耗，再说占领了一大片中国国土，又牵制了一大批军队，不得不减缓了对蒋介石的进攻。另外，汪精卫的投日，使日军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这样，双方相持着。蒋介石也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对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倒也有着“共识”。
当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对形势作了分析: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毛泽东所说的“相持阶段”和蒋介石所说的“速和速结”，异词同义。果真，蒋介石在会上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蒋介石这一回，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溶共”。“容”和“溶”，不过相差三点水，含义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对中共的八字方针:“防共、限共、溶共、反共。”会议秘密地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决定设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代替原先的国防最高会议，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居为党政军最高领导地位。蒋介石被推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由于汪精卫已经叛变，蒋介石成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权威。从此，“蒋委员长”又有了新的含义，即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新动向，迅即作出反应。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蒋介石。这一电报，由周恩来面交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蒋介石的“溶共”，明确地指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就是说，毛泽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企图。
也就在发出致蒋介石的电报的前两天——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中共发出了党内指示，即《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毛泽东清醒地向中共全党敲响了警钟:“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②蒋介石要“溶共”，毛泽东反“溶共”，双方如同针尖对麦芒。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磨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一时间，“磨擦”成了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据《辞海》释义，“物体相摩擦”曰“磨擦”；而“摩擦”则曰“接触”。当年所谓国共“磨擦”，既“磨”又“擦”，不仅磨擦出火星，有时还燃起大火呢!由“磨擦”一词，又派生出许多新名词:那些专门从事制造磨擦的人，被称为“磨擦专家”；那些怂恿磨擦的文件，曰“磨擦文件”；那些因磨擦产生的事件，叫做“磨擦事件”。这些时髦的新名词，其实又互相联系:蒋介石手下那个防共委员会，便是由许多“磨擦专家”组成。那些“磨擦专家”们起草了一系列“磨擦文件”。这些“磨擦文件”，导致了一系列“磨擦事件”。磨擦专家们给中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异党”。称中共的军队为“异军”。于是，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一系列“磨擦文件”，即限制“异党”、“异军”的文件，极端秘密地在国民党内部下达了。这些文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内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文件一开始就提到:“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这一文件，便用上了时髦名词“磨擦”:“倘不慎而泄漏入于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至发生磨擦。”这一文件，极为耐人寻味。其中最有趣的是这么一段话:“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制异党活动之方，亦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
这就是说，陕北在中共领导之下，成了“铁桶”般的“特区”。国民党要向中共学习，要把国民党统治区，也办成“铁桶”!看来，蒋介石对于中共“坚强组织之办法”颇为羡慕。正因为这样，他多次叹息国民党“太松、太乱”。这些秘密文件还规定:“我们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各党各派均已接受国民党领导，无论异党之借口如何，均一律不予承认。”“对其非法活动与无理要求，必须严厉取缔或拒绝，断不可迁就退让，再事姑息。”“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组织。”“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国民党对《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这份绝密文件还是落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一次题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中，激烈地抨击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毛泽东说: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七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自从毛泽东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公开曝光，连蒋介石也觉得“异党”一词欠妥。他下令
把“异党”一词又改成“某党”。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特字四八六号密令》:“查‘异党’一词易滋误会，兹经中央决定，嗣后原称‘异党’者一律改为‘某党’。”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以“有理 有利 有节”为“反磨擦方针”
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醒，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这是周恩来所拟挽联，高悬于延安会场。向来，这样的挽联总是周恩来亲笔所书，只是由于他二十天前由延安杨家岭骑马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不慎坠马，摔伤右臂，无法亲自握笔。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延安群情激愤，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大会上，发表了前文提及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最初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收录《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
平江惨案，便是当时著名的“磨擦事件”。
湖南平江这地方，原是中共影响颇深的地方。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便是在这里举行“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彭德怀率部前往井冈山之后，平江余部组成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九月，这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一九三九年一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江南前线，在平江嘉义仍留有一个“留守通讯处”，料理一些善后工作。在磨擦日渐加剧的时候，这里也磨擦着，以至迸出了火花，燃起了大火。那是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余光宗，率部突然袭击了新四军一支队一团的留守通讯处。上校参议涂正坤(四十二岁，平江人)、少校秘书曾金声(三十岁、平江人)当场被击毙。当天夜里，中校团副罗梓铭(三十六岁、浏阳人)及吴渊、吴贺众、赵绿英等八人又被活埋于平江黄金洞。
此事被封锁消息，直至七月一日才被新四军获悉。八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大声质问国民党:“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了没有呢?没有。……”“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
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也就在这一天，延安各界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取消“磨擦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蒋介石不予答复。这是因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本身是个“绝密”文件，他矢口否认有这么个文件，叫他怎么答复呢?
磨擦归磨擦。毛泽东谴责磨擦。不过，对于蒋介石，毛泽东还要顾全大局，拥护他抗日。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在和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报社记者谈话时，如此说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磨擦不断。蒋介石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初，曾历数国共之间的“磨擦事件”:……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军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毛泽东制定了反磨擦方针，即“有理、有利、有节”。他在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对反磨擦作出了限制: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为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毛泽东在十天后的另一份电报中，又一次强调:“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蒋介石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曾指示:“如以武力制裁，颇多困难，应取慎重态度。”关中：《战时国共商谈》，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磨擦的火花，促使国共重开谈判。
一九四○年六月，从苏联治疗臂伤归来的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山城重庆，跟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跟蒋介石，已是谈判的老对手了。周恩来在谈判中，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蒋介石的两面性。周恩来如此说：蒋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意思与政策的最矛盾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的特点。
周恩来又分析了蒋介石不会马上走汪精卫之路的原因:
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
二、分裂会遭到国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不能战胜中共。
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太苛刻。
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
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
由于周恩来对蒋介石知之甚深，所以有一整套的办法对付蒋介石。周恩来总结了这么几条:一、在他困难的时候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
二、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
三、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
四、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
周恩来精于谈判之术，他还总结了跟蒋介石谈判的若干“技术”，其实也可以说是艺术:有利的应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过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一回，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开谈判，中心问题便是关于国共磨擦。蒋介石一开始便说了一番带骨头的话:“对于抗战、团结，我看国共两党都是有决心的，任何困难决不畏惧，国共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军事上必须服从命令。”周恩来马上来了个针锋相对:“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服从，另一方面不应拿命令来胁迫。”蒋介石搪塞道:“这是过去的事了。”为了解决国共磨擦问题，蒋介石让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跟周恩来进行具体谈判。自然，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式的舌战。
周恩来“开价”:八路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月饷四百四十万元。
国民党“还价”:八路军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三个团，月饷六十万元。
周恩来“开价”:新四军编三个师，月饷一百万元。
国民党“还价”:新四军编两个师，月饷八万元。
两“价”之间，相距甚大，相互僵持着。
为了避免磨擦，也就提出了国共“划界”问题。双方划定界线，“楚河汉界”，各占一方。内中，主要的焦点，当然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另外，也要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归第二战区，因此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原本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则必须从皖南北进，渡过黄河。谈来谈去谈不拢。蒋介石在七月十六日摊牌了。他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条:
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
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二、划定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将冀察战区，即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
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所规定地区之内。
四、第十八集团军准备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另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二个师。
显然，对于蒋介石的这四条，周恩来难以马上表态。这需要中共中央研究，才能作出决定。于是，周恩来在七月二十四日飞返延安。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很仔细听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周恩来提出，跟蒋介石谈判，应当“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毛泽东颇为赞赏周恩来的这一谈判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是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之后得出的经验!周恩来根据这一原则，提出对蒋介石的《中央提示案》的答复方案:
一、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这属“小问题”，可以接受。但地盘一寸不让，这属“大问题”。
二、八路军、新四军要扩大到九个师、三个师，属“大问题”，不可退让。
三、划分作战区之事，属大的“小问题”，可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
周恩来这一精明的“小让大不让”方案，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于是，周恩来又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穿梭。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经兰州来到了重庆。
三天之后，周恩来、蒋介石之间的会谈，再度举行。白崇禧作为蒋介石的副手，也参加了会谈。完全出乎意料，蒋介石这一回态度变得非常强硬，对《中央提示案》不作半点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怎么会变得这样强硬?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三喜临门”
蒋介石变得趾高气扬，是因为他“三喜临门”。这样，他也就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三喜”是什么?
周恩来深知蒋介石的心理，他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分析了蒋介石的“三喜临门”:“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周恩来所说的“三国协定”，指的是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的协定。通过这个协定，三国正式结成军事同盟。
英国原来声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三八年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从上海到重庆，跟蒋介石密谈了七次，据云是为“中日冲突”做调停人。德、意是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日本和他们结盟，意味着成了英国的敌人。英国再也不能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于是，英国要拉拢蒋介石，这使蒋介石喜形于色。此一喜也。
日本呢?扶植汪精卫这班汉奸，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国民党，居然也在上海开起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的国民政府。另外，日本又加强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暗中拉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心中高兴。此二喜也。至于苏联，斯大林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就已在莫斯科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蒋介石是抗日的，中国抗日要以蒋介石为领袖。
这表明，斯大林对蒋介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有着客观的估计。当然，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也作出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明确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抗日中与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很受斯大林赞赏。一九三九年第六期《共产国际》(俄文版)热烈地赞扬了毛泽东，给了毛泽东一大堆美丽的花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不过，虽说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抗日领袖是蒋介石，但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中，他终究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斯大林和蒋介石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党和党之间的关系。
国共之间关系的恶化，也就直接影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曾一度冷落过蒋介石。德、意、日三国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日本正式成了德国的同盟国。德国那时已成了欧洲的霸主，希特勒正觊觎着苏联，德苏关系异常紧张。日本站在德国一边，理所当然成了苏联的对头。
蒋介石敏锐地看中了这一点。德、意、日三国协定在九月二十七日刚刚签订，蒋介石瞅准时机，在二十九日致电斯大林，表示愿和苏联协调步伐，共同对敌。蒋介石这一招果真灵。原本冷落蒋介石的斯大林，十月十六日，给蒋介石复了一封措词热情的电报，表示愿意再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斯大林还派出了崔可夫将军，前往中国。
斯大林在崔可夫启程之际，对他说了一番话，表明了对蒋介石的看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斯大林大力支持蒋介石，其目的是为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蒋介石向来把斯大林看成是毛泽东的后台。斯大林给蒋介石投来笑眼，自然使蒋介石兴高采烈。此乃第三喜也。英、日、苏，一齐要拉蒋介石，蒋介石怎不踌躇满志?这与当年英国“中立”、日本进逼、苏联冷落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不能不联共抗日。蒋介石一得志，也就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了。他要对中共下手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你发“皓电” 我来“佳电”
就在蒋介石接到斯大林电报的第三天——十月十九日，著名的“皓电”发布了。
皓，十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皓电”，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发给“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即转朱总司令玉阶彭副总司令德怀叶军长希夷”。玉阶，即朱德之别号；希夷，为叶挺之别号。“皓电”颇长。一开头，先是表扬了几句中共的军队:“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抗战之初期，均能恪遵命令，团结精诚，用克御侮宣勤，不乏勋绩……”紧接着，笔锋一转，便批评起来了:“孰意寇氛未靖，龃龉丛生，纠纷之事渐闻，磨擦之端时起……”“皓电”历数种种磨擦事端，然后作出如下结论: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皓电”所开列的“四端”，把磨擦的原因一股脑儿推给了中共。图穷匕见。“皓电”之末，转达了委座(即蒋介石)的命令: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这就是说，蒋介石给毛泽东下命令了!
毛泽东迅速作出反应。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十月二十五日发出致周恩来的电报: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戴高乐是人们熟知的法国总统，不过，那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事。在一九四○年五月，他还只是法国第四装甲师师长，六月，出任法国国防部副部长。希特勒以闪电战消灭法国之后，戴高乐流亡英国伦敦，成立“自由法国”，成了法国的抗战领袖。贝当的知名度，如今要比戴高乐差得多。不过，在当年，他远比戴高乐显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指挥了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他担任法军总司令。一九四○年六月，他担任法国总理。在德军强大的攻势下，他举手投降，成了法国的汪精卫。他居然成立了跪倒在希特勒脚下的伪法国政府，担任“法兰西国家元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以通敌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处无期徒刑)。毛泽东说蒋介石可能要“做戴高乐或做贝当”，指日本可能要灭亡中国，蒋介石要么像戴高乐那样做流亡政府首领，要么像贝当那样做伪政权首领。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分析，更为有趣、生动。他在十一月一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冯亲苏，让何、白反共，他便以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基玛尔，是当时土耳其总统，抗战领袖。
周恩来对于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周恩来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他在电报中写道:“时机是紧迫了。只有二十天，反共局部战争会开始。”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这样的方式，公开回敬国民党的“皓电”:“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并呈蒋。”叶、项即新四军的正、副军长叶挺、项英。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斟酌再三，于十一月九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一长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由于九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佳，史称“佳电”。“佳电”致何、白“两公”，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统帅何人?蒋介石也。“佳电”的笔调，软中有硬。先是说了这么几句:“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引者注:指朱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惟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就在诉“苦衷”的名义之下，“佳电”历数国共种种磨擦，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并且要求“彻底查明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内中颇为有趣的是，“佳电”诉了这么一段“苦衷”:“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这表明中共的军队“现有五十万之众”(真正的人数还不止于此)，而“领四万五千人之饷”则表明国民党规定的中共军队编制为“四万五千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一下子把军队扩充了十倍以上!你发“皓电”，我来“佳电”，表面上是何、白对朱、彭、叶、项，实际上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较量。毛泽东在“佳电”中，不能不对国民党作出一点让步。“佳电”称:“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所谓江南正规部队，即新四军。这么一来，新四军是否“遵令北移”，何时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佳电”的背景，明确称“佳电”是他起草，并说明新四军退出皖南的内情:我除了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在偏要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在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要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鬼计……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是达不到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还骂蒋介石为“死流氓”。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走笔至此，该叙一叙新四军之正、副军长叶挺、项英其人了。
叶挺虽为新四军一军之长，但真正的实权操在项英手中。“朱、彭、叶、项”齐名，为中共的两支军队的四位首长，但四人之中，唯叶挺非中共党员!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为副军长，而实际上他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前身，原是分散于中国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署名“洛、毛”的电报，致博古、叶剑英，对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整编作了指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Сhā入任何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洛、毛”即张闻天、毛泽东。电报中，又一次提及关于军长的人选:“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周、朱、彭、任”，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电报表明，毛泽东对叶挺的任命，是有保留的。
然而，在此之前，蒋介石已经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可以从十月五日潘汉年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看出:“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紧接着，十月八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又致电毛泽东:“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表明，最初建议叶挺筹建新四军的是周恩来。首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是蒋介石。但此时叶挺尚未得到毛泽东的任命——中共的部队首长，必须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才有效。正因为这样，叶挺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这“我们”，显然指中共，指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
蒋介石抢先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当然因为他知道叶挺非中共党员。
叶挺，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也是中共党员，而那一段时间里他却不是中共党员!叶挺，早在一九一九年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叶挺率部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此后他赴苏联红军学校学习。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苏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九月他回国。北伐时，叶挺担任独立团团长，屡建奇功，成为北伐名将。
然而，叶挺在中共党内却两次受到了处分，最后导致了他脱离中共。最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新华日报》所载《叶挺同志说明入党志愿》中，有所披露。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弄清内情。头一回叶挺受党内处分是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北伐军总攻武昌。叶挺的独立团率先攻城，损失惨重，而刘峙部队按兵不动，后来在独立团攻入城内时去抢头功。刘峙被蒋介石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部队，到上海接家属去了。为此，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第二回则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叶挺在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而在广州起义时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叶挺受到李立三的责难，说他指挥“消极”，叶挺再度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又在一气之下，去了莫斯科。
诚如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所写: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就这样，叶挺脱离中共，流亡欧洲。直至一九三五年秋，叶挺在澳门才与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看重叶挺的才干和声望，曾希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叶剑英“保证”了!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安徽东南，青弋江在山间蜿蜒。江畔的泾县，离宣城不远，向来盛产宣纸。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军军部移驻于此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随军移此。从此，这里成了江南红区的中心。
十三个自然村，分布在云岭东西长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军军部驻罗里村，政治部驻汤村。散布于各村的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抗敌报》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大庙子”。在那里一驻，竟驻了两年半光景。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早就想拔去。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获知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泽东便发出了“红灯”讯号:“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引者注：胡服，乃刘少奇的化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足以表明，中共的谍报工作何等厉害。蒋介石的密令刚在重庆下达，坐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的毛泽东马上就知道了，并立即给皖南发出了指示。紧接着，十月八日，毛泽东给皖南又发一电，说得更为明确:“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军部应该“北渡长江”。三天后，项英电复毛泽东:“军部困难北移。”此后不久，“皓电”、“佳电”相继发表，新四军是否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形势顿时紧张。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令部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老样子，蒋介石又骂中共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调重弹，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国共火并又要开始。
消息灵通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Ｇao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仍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但是，项英在翌日电复毛泽东，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难。项英在电报中说:“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时留皖南为好。”十一月二十八日，项英再度在电报中坚持己见:“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就在项英一次次跟毛泽东在电波中切磋之际，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国民党的部队，正在朝泾县合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命令:“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移完。”就在这时，国民党部队加紧了部署。十二月三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所谓“N4A”,N即NEW,英文中的新，A即ARMY,英文中的军队，N4A即新四军。蒋介石在徐永昌的呈报上批了个“可”字。这就表明，蒋介石下定了解决N4A的决心。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致顾祝同的密电中，明明白白写道:“至限期(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战火已迫在眉睫，项英仍希望从顾祝同那里拿到“开拔费”之后才开拔。十二月十三日，项英致毛泽东电报中称:“我们的态度是不发饷弹即不开动。”
如此电报往往返返，一再延宕，毛泽东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在蒋介石规定的期限到来的前五天——也真巧，这天是毛泽东的四十七岁生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等发来了口气极为强硬的命令。这一命令，表明了毛泽东的预见力。现全文照录于下:各次报告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共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才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直至收到毛泽东此电，项英这才不敢对毛泽东软磨硬顶了。毛泽东此电末句“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严峻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蒋介石已调集了七个师八万多人，合围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三个团九千余人。力量的悬殊，意味着“N4A”命运乖戾。“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构筑了碉堡，摆好了阵势。就在这个箭在弦上的关口，在重庆，蒋介石演出了一幕轻喜剧。
那是在“历史性”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既是圣诞节，又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获救”的日子。蒋介石倒是记起四年前在西安事变中奔走的周恩来。于是，他约见了正在重庆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翌日，便发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形。如今，可以从周恩来的电报中，得知蒋介石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在电报中写道:“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周恩来提及的“我们无复电”，是指何应钦、白崇禧在十二月八日发表批驳“佳电”的“齐电”，中共不作回复。“齐电”洋洋数千言，痛斥中共，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要中共限时限刻“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毛泽东却说:“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不急了。”毛泽东还如此形象地勾画了蒋介石:“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介石的心中，的确很着急，因为他限定的新四军北撤期限十二月三十一日，眼看就要到了，可是毛泽东还不吭一声。不过，这一天蒋介石似乎对周恩来表现出特别热情，提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见面谈话为好。”这么看来，蒋介石对中共还是挺感谢，颇有感情的。果真，蒋介石的话，也说得热乎乎的。蒋介石说:“抗战四年，现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七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很难过。”这番话，由蒋介石讲出来，真不容易哩。
自然，蒋介石说及了磨擦，也说得很漂亮:“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蒋介石提及了新四军北上之事，说得冠冕堂皇:“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再三叮嘱周恩来:“你务必迅速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也就是说，一定要迅速转告毛泽东。
周恩来果真立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蒋介石的谈话，“系吓压之余，又加上哄”，是“大灌米汤”。毛泽东毕竟是蒋介石的老对手，深知蒋介石的那些话是哄孩子的。就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之后，毛泽东给项英发出了那个口气强硬的命令。
接到毛泽东这一命令，项英在二十八日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终于决定马上北移……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1
岁末年初的皖南格外冷，先下霜，后下雪。就在这冷飕飕的空气中，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正忙着收拾行装。毕竟在这里住了两年半了，一下子要行动，大有熟土难离之感。军部通知，每人随身物品不得超过二十市斤，坛坛罐罐全要扔掉。
元旦，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准备开拔。
一月三日，毛、朱电复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就在毛、朱电报到达之际，蒋介石给叶挺的电报也到达了:“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就已令各军掩护。”既然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命令都已下达，叶挺、项英也就在一月三日下午三点光景下达行动命令:明天下午五点吃饭，六点半出发。就这样，一月四日，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迎着扑面寒风，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分三路纵队，从云岭出发，踏上了悲凉的征途。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颇为艰难。就在这时，蒋介石“令各军掩护”。对于叶挺来说，不论是负责“掩护”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还是“顶头上司”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是有着校友之谊——当年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由校友“掩护”，安心、放心!大雨使青弋江江水猛涨，原来可以徒步过江，眼下不得不架起浮桥。五日，依然大雨，新四军各路纵队在平静中渡过青弋江，下午三时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因已很疲劳，原地休息，准备朝泾县茂林地区前进。六日晨七时许，突然响起了枪声。那是新四军的一个便衣侦察班进入下长村时，负责“掩护”的国民党四十师的一个连，射来了子弹，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这枪声，意味着友军变成了敌军!就在六日，蒋介石下达了给顾祝同的密令，要对新四军“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就在六日，顾祝同下达了给上官云相的密令:“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就在六日，上官云相下达了给所属各部的命令:“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就在六日，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了对新四军的总攻击令。
就在六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潘村开会，决定按原计划行军，当日黄昏开始行动，七日拂晓通过各岭，午前会集星潭，待机行动。七日拂晓，新四军中路纵队前卫营，越过丕岭，进入纸棚村时，密集的枪声响起了，国民党四十师一二○团向新四军前卫营发起了猛攻。皖南事变此时正式爆发!毛泽东闻讯，迅即电告叶挺、项英:“茂林不宜久留，即议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这样，蒋介石称新四军为“匪军”，毛泽东则称上官云相部队为“顽军”。新四军寡不敌众，陷入重围。惨烈的战斗开始了。一月八日，顾祝同给上官云相下令，限十二小时内全歼新四军。此电报原件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文如下: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短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十二小时内一鼓而歼之，勿使逃窜为要。
上官云相要大干一场了!据他的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武之莱后来透露，早在一个月前，上官云相便让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窃取了新四军兵力部署图，为“围剿”新四军作了详细准备。如今，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茂林一带，重峦叠嶂，悬崖峭壁，山中往往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新四军近万人受困山中。炮弹打得岩石开花，树枝横飞，遍地横尸，真如《新四军军歌》所唱，“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皖南的枪声昼夜不绝，延安的毛泽东昼夜不眠，重庆的周恩来日夜奔走呼号，蒋介石避见周恩来，顾祝同避接周恩来电话……就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一月九日，毛泽东忽接叶挺电报:“项英、国平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这一电报，使毛泽东极为不安，在这紧要关头，项英和袁国平怎么可以连招呼都不打，突然出走?直至一月十日，项英和袁国平才回到部队。关于项英此行，一般被说成“率一小部武装绕小道而出，试图突围”，为他遮掩，打了“埋伏”。其实，这遮掩之辞，也经不起推敲。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的项英，即便“试图突围”，怎么只“率一小部武装”呢?怎么不与军长叶挺打招呼呢?如果“试图突围”成功，那也就是项英和这“一小部武装”突围出去了……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2
现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馆的项英一月十日致中共中央电报，解开了谜底。在这份电报中，项英承认自己是“临时动摇”，“影响甚坏”，请求“中央处罚”。同时，他也表示了从此之后“坚决与部队共存亡的决心”。项英的电报全文如下: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Сhā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其中提到的希夷，即叶挺。
另外，李一氓去世之后，他的回忆录得以发表，内中首次公布了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他是新四军秘书长，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这份写于皖南事变后一个多月的电报，真实反映了项英的出走。内中也牵涉到李一氓自己。不过，李一氓还是尊重历史事实，不加遮掩的。原文如下:
晚十时左右，项忽派人叫我几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项派人找过我，遂去项处，那时袁国平、周子昆皆在。项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语。即匆匆向后走，此外同行者仅二三卫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还以为找地方开会，决定最后处置，但又不见有老叶，行数十步后，袁始说他们的卫士没有来，周又自语说，他没带钱。我才恍然，项又要来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问项叫过老叶没有，项反答叫了他不来。此时我对项此种行动不大赞成，我当即表示我不同他们走。项即反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另想办法打游击，也要带几支枪脱离队伍，也要想法救出几个干部，我还想把军法处、秘书处及胡立教等设法从铜陵、繁昌过皖北。项当即表示赞成，与我握手，并说把××(电文不清)也带走，他身上还有钱。袁当时表示愿同我走，又听说今晚无把握，须等明天看清情况再决定。结果仍与项、周同走，因同行之猎户是他们唯一向导，于是分手，他们继续前进。
我一个人转回后，因找张元培、胡立教及军法处、秘书处的人未找着，首先遇见李步新(皖南特委书记)，我告诉他说老项他们走了，后走到河边祠堂叶之指挥所。当时我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但又觉得太突然，刺激太甚。我想留下与叶一块，但又觉得项袁周党军政都是负责的，我没有与叶共存亡的责任，即或算开小差吧，也是奉命的。遂决定不告诉叶，仍然退出。找着张、胡、扬(帆)(军法处)等，并与李步新的地方党同志共三十余人，也就离开了队伍。过了一晚，十一日下午，在石井坑的谷道中，我们下山吃饭，遇见第五团全团撤退出来，向石井坑出去，大家遂决定不管其他队伍在哪里，我们决定随第五团打游击。十二日后出至坑口才晓得，军部也都打到石井坑来了。
项袁周他们也在附近山上，跟在第五团以后，下来与军部会合。
我承认我当时没有坚决反对项袁等的动摇，只是简单不满意、不与他们同行动而已。我受了他们的影响，没有到最后时机，便脱离部队，这是我的错误。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李一氓在去世前回忆此事，心情颇为沉痛。他说: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后来华中局向中央报告，要给我一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我二话没说，决然接受下来。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后，党内多次填表，在处分一个栏目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上皖南事变口头警告。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当时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新四军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尸体横七竖八，布满皖南山间。雨仍不时地下着，冻得战士们手心冰冷。叶挺指挥部队几度突围，均告失败。叶挺在十一日致电毛泽东:“突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惟士气尚高，只好固守一拼。”鉴于项英临阵动摇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在十二日发来电报，指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项英随军北上。
毛泽东在十二日给浴血苦战中的叶挺、饶漱石发来电报，“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饶漱石，那时在新四军中只是作为叶挺军长的朋友出现，化名梁朴。其实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那时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据当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目击，在十四日早晨，“军长的朋友”梁朴前来找叶挺，密谈了一阵子。事后王聿先才知道，正是这次密谈，他们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经叶挺、饶漱石决定，派出两名参谋持叶挺名片，前往附近国民党五二师师部联系谈判之事，以求争取时间，减少损失。这时，叶挺手下大约还有两千人。十三日的战斗，格外酷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负伤阵亡。十四日傍晚，响了一天的枪声，稀疏了。这时从山下传来喊声:“不要误会，不要打枪，我们是奉命来接叶军长的。”叶挺命令暂停还击。于是一位国民党一○八师副官处长，带着一个排上山来了。那位处长见了穿黄呢军服的军官，便知是叶挺军长，连忙敬礼，说明来意。为了全军的命运，叶挺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随来人下山，去见他的同学上官云相。叶挺一去，便遭拘捕。十七日，叶挺被押往上饶，关入李村监狱。随同叶挺一起下山的王聿先则被关入上饶七峰岩监狱。据王聿先回忆，关了一个多月之后，叶挺生病，宪兵去掉了王聿先的脚镣，带他到李村监狱给叶挺看病。王聿先见到叶挺时，落下了热泪。
叶挺面目消瘦，须发很长，但墙上有着他用木炭写的两行大字: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此后不久，叶挺“失踪”。叶挺到哪里去了呢?一九四一年冬，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阳翰笙，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中没有留下寄信人的地址，信末只署一个“夷”字。阳翰笙看了字迹潦草的信，才猜出这个“夷”是叶希夷。信中说，他已经被押解到重庆，并提到阳翰笙的老朋友、音乐家任光在皖南事变中阵亡。从笔迹、信的内容，阳翰笙断定这确实是叶挺写的，马上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见信，欣慰地说:“失踪了的希夷有了下落了，我们可以向蒋介石要人了!”
后来才知，叶挺在囚室中事先写好这封信和一张条子。一天，他被押解到重庆近郊途中，说要入厕，趁看守不注意，他把信、条子和五元钱用小石头压在地上。条子上写着，他吃了冤枉官司，仁人君子见了此条子，代为寄信，家中就知道他的下落了。天下果有仁人君子，见了此条，把信寄出……
至于叶挺会把信寄给阳翰笙，是因为一九三九年，叶挺到重庆时，阳翰笙请他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看纪录片《战地特辑》。他和阳翰笙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相识于广州，那时周恩来是北伐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阳翰笙则是政治部秘书。他正是考虑到阳翰笙在重庆目标不算太大，而又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把信寄给阳翰笙……
叶挺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从上饶李村押往重庆，关在望龙门二号。此后他又被转往重庆郊区、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叶挺在狱中度过漫长的四个春秋。他在重庆红炉厂蒋家院子的囚室里，曾把所写的《囚歌》赠给郭沫若，顿时不胫而走，脍炙人口: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经七天七夜苦战，新四军这九千多人，唯有第一纵队一千多人在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下杀出重围，其余少数被俘，大部战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顾祝同曾下令:“一网打尽，擒拿叶项。”叶挺既已被捕，项英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然而，项英却去向不明。项英是难抓的。此人是一位“老游击”，向来在深山老林中出没，何况那一带正是山高林密之处。上官云相于十六日发出给安徽第六保安司令部的电报，悬赏五千银元，捉拿项英。电报命令:“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项英却音讯杳然。
项英哪里去了呢?国共双方都关注着。
直至一九四一年四月，才算有了消息:那是安徽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乡镇时，在玉屏乡查获一形迹可疑的人。经审讯，此人供称名叫李正华，乃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是又拿不出证件。经再三审讯，此人忽然招供，说自己的真名叫刘厚总，曾任新四军团长、副官，皖南事变时随项英等四十多人逃离战场。他们躲入深山石洞之中。“废历”(即阴历)二月十六日，他把项英打死，逃走……阴历二月十六日，即公历三月十三日。
县长一听，此事事关重大，对刘厚总的口供将信将疑。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由本县特工陪同刘厚总进山。他们在鸟道羊肠上攀登，时近中午，才走近一石洞。据云，那是杀死项英之处。特工正欲进洞，忽有三个穿黑色短衣者出现。刘说“不是好人”，特工分头搜索。混乱之中，刘厚总乘机溜之大吉!特工进洞，查得棋子四颗，洋烛小半枝，小梳子一把，表明洞中确有人住过，但无尸体。由于刘厚总逃了，此案也就成了悬案……
那个石洞，当地人叫蜜蜂洞。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刘厚总又被抓住。据供认，他把项英打死，抢得国币二万四千多元，黄金八两五钱。他要求办理自首手续，并论功行赏。谁知，国民党皖南行署将他关押。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冬，用绳索捆绑，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据云，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七日在渣滓洞实行大屠杀，把刘厚总放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
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彼时，与项、周同行者李志高(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谢忠良(第二科科长)等计二十余人。彼等为皖变后逗留皖南最后一批人员。项、周虽主张过江，但特别迟疑，不立下过江决心，总以交通不畅为虞。李、谢等以项、周应负失败责任，对项、周不满，形于辞色，且曾公开反抗，屡屡分家。项、周均不良(宜)于夜行，颇有依赖李、谢帮助之意，见李、谢不肯，只好暂时分住数处，徐图过江。项、周与李、谢等共分住四处，在深山中，相距均为三四里不等。李、谢等带了七八人住一处，项、周仅带一个特务员及刘厚总共四人同住，而以刘厚总专任对外与李、谢等联络之责……
最后查清项英之死，是在一九八○年——项英死后三十九年!
出人意外的是，江西省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的一位副经理居然打开紧闭了多年的嘴，说出项英之死的真实情况。站出来说话的是“四人同住”中的唯一在世的人，即那个特务员。他叫黄诚，当年是周子昆的警卫员。
一九八○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家胡华作了《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报告，内中说及皖南事变，说及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警卫员王成。黄诚看到了胡华的报告，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激动万分。他于一九八○四月五日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应该是黄诚”。
据黄诚回忆，在七昼夜的激战之后，他和周子昆二人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躲了几天。很巧，有一天在一个大坑里，竟遇上了项英等十来人。于是，他们二人就加入了项英的队伍，在一个大山的包谷棚里躲了个把月。到了三月初，他们跟军部的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于是在三月十一日夜，他们由刘奎带路来到了莲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算是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翌日拂晓，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险峻，半山腰有个险峻的小山洞——蜜蜂洞。洞里只能住四人，其余的人住在山下的山坳里。住在蜜蜂洞里的四人是项英、周子昆、黄诚以及项英的副官刘侯忠(也就是刘厚总)。住下之后，项英和周子昆找了些石子作棋子，在一块石头上下起棋来。这时，外边下起大雨，以至雨中夹雪。到了夜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入睡。由于洞深处有些潮湿，黄诚就躺在最里面，然后由里向外依次躺下的是周子昆、项英、刘侯忠。在拂晓前，黄诚正睡烂熟，突然响起砰、砰两声枪响，他被惊醒。这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在他脸上，使他眼花缭乱，紧接着，又响一枪射中他的右臂，他昏迷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刘奎他们上了山，进了洞，才知刘侯忠叛变，打死项英、周子昆，抢走钱财，潜逃了。他们见黄诚的心还在跳，就把他抬下山，安排在老乡家养伤。然后，又上山，把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转移到另一个山洞，所以国民党特工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遗体被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黄诚的信，才彻底揭开项英之死的内幕。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皖南事变，一下子把国共关系推到了冰点。
皖南的硝烟尚未消散，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做了个大动作，史称“一·一七命令”。这天，蒋介石正式给皖南事变下结论，公开发表了两个文告。其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以命令式的口气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其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实际上是对《通电》进行说明，列举了一大堆事例，以求证实《通电》的断语的正确。不论是《通电》也罢，《谈话》也罢，其实都是蒋介石的意思。
蒋介石的“一·一七命令”，刚一发出，毛泽东当即作出反应。毛泽东针锋相对，也来了两个文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针锋相对。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针锋相对。
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四个文告，仿佛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皖南事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书面争论。以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谈”，他们的话均引自那四个文告。蒋: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军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
蒋：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
毛：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
蒋：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毛：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蒋：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
毛：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
蒋：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官长分别交军法处审判严缉治罪。
毛：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蒋：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戳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能用于数日之中，平定叛乱，此未始非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毛：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刻板，一个活泼；一个一本正经，一个尖酸幽默。
蒋介石的核心论点是说新四军“违反军纪”。那时，就军队而言，蒋介石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上级，所以他摆出了一副上司的架势。但是，就国共两党而言，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无拘无束、毫无顾忌地批驳蒋介石。
细细品味，可以发觉，虽然国共双方都称皖南事变，对于“变”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蒋介石看来，这“变”是叛变、变乱；在毛泽东看来，这“变”则是突然事变、反共事变。西安事变是联共的开始；皖南事变则是反共的Ｇao潮。就国共关系而言，从西安事变到皖南事变，从正走向了负。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国各报差不多都在头版以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了触目惊心的皖南事变。不过，那时的中国报纸，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后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不平常的报纸之后，曾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向各国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
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一月二十五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英、苏三国采取反对立场，使蒋介石由“三喜临门”转为“三不欢迎”。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造制定了计划，内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并。”最妙的反应来自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做一件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内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她们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态度最强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毛泽东还接连对中共内部作出指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致周恩来电。“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刘少奇电。“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④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电。“蒋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④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面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收敛了一些。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那姿态处于守势。虽说他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命令”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
蒋介石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兴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
蒋介石还摆出“家长”的架势说道:“新四军乃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我常说我们国民革命军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平时看待自己的部下，犹之于家长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长的荣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长的耻辱。……”
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和宋美龄结婚之后，已成了基督教徒。
蒋介石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口气说道:“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的讲话，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动”！
毛泽东当即读了蒋介石的讲话稿。三天后——一月三十日，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二十七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想找台阶下台
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还保持着克制:蒋介石没有借皖南事变继续大打；毛泽东没有借皖南事变大闹。
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蒋介石要顾忌各方的批评，毛泽东要考虑大敌当前。国共大打，“渔人”日本就会得利。这样，国共双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决心。
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只局限于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便作出这样“有节”的策略规定:“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给蒋介石留点“面子”。毛泽东写道:“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蒋介石的名字……”正是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互相指责中保持了克制，国共濒于大破裂的局面，终于得以挽回。最使蒋介石尴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蒋介石的汤恩伯部队十五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表明，蒋介石一旦与毛泽东大决裂，日本便会大举进攻！
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三十日发表讲话，声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日本的态度，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和中共重新和好。不过，国共关系从冰点渐渐升温，要有一个过程。最初，双方都别别扭扭，冷冷淡淡，圆睁怒眼，板着面孔。
周恩来在这阴晦寒冷的时刻，机警地指出:蒋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寻找台阶……
毛泽东也很清楚时局的转变。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判断:“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反共不会变，Ｇao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
真是尴尬人偏遇尴尬事。蒋介石正在找台阶下台之际，碰上了棘手的难题:早在皖南事变前十来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公布了。内中，中共参政员依然是毛泽东等七人。同时还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渐临近，而中共却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接受“十二条”，他们就不出席会议。蒋介石本来是以国民参政会来装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会议，理所当然使蒋介石尴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条”，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就明明白白地开列了: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七七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显而易见，毛泽东所开列的这十二条，是蒋介石所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明白，蒋介石是不可能接受这十二条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了一些颇为微妙的话:“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进攻了，国共好转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十二条，乃是一种“政治攻势”。
毛泽东索性把这“政治攻势”闹大:让周恩来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把这十二条干脆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参政会加以讨论！周恩来还说明，在这十二条未得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会议！在这一“政治攻势”面前，蒋介石显得被动。虽说蒋介石想约周恩来一谈，但圣诞节的那次谈话犹在耳边……于是，只好请国共谈判的元老张冲出马。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张冲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在反反复复的国共谈判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张冲在二月十九、二十日两天，来见周恩来，并不断给周恩来打电话、写信，请求周恩来暂且撤回给王世杰的公函，以便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并由他从中安排周恩来和蒋介石见面。张冲对周恩来说:“蒋是吃软不吃硬的，结果必致翻脸。”周恩来答曰:“反正已经半翻脸了。下一步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至于见蒋，必不能得出什么结果。”周恩来拒绝见蒋介石，使正在寻找台阶的蒋介石失去了台阶。可是，国民参政会的开幕日子已迫在眉睫。蒋介石显得十分焦急。无可奈何，二月二十五日，张冲只得在早晨急急拜晤周恩来，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描述: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彼此僵了三小时……张之唯一的要求，是出席参政会。
张冲差一点给周恩来跪下来了，还是不行。
周恩来摇头，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摇头；周恩来不松口，实际上是毛泽东不松口。
张冲要跪下，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跪下；张冲求饶，实际上是蒋介石求饶。
翌日，张冲又来。显然，他又奉蒋介石新的指令而来。
果真，张冲降低了条件，说:“七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可否请正在重庆的其中的两位──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周恩来依然摇头，说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张冲又退了一步，说:“如果连董、邓都不出席会议，那么可否选毛泽东进入主席团名单？”周恩来答曰:“这岂不成了单相思！”张冲再退一步:“那就在董、邓两人之中，去一个人出席会议也好。”周恩来挖苦道:“国民党请客，被请者是‘奸党’，而且还要‘奸党’去捧场，岂有此理！”张冲连忙解释说:“骂你们是‘奸党’的人，不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张冲所说的中央也就是蒋介石。张冲也请周恩来转告他的中央，亦即毛泽东。
周恩来答道:“一切谈判，我都报告中央的。中央说，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的希望是决不会有的。”
即便是周恩来如此严词拒绝，蒋介石在第二天还是说:“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蒋介石派张冲“三请”周恩来，周恩来仍拒见蒋介石！蒋介石无可奈何，又派两批特使，前去动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依然无效。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是以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来表示对皖南事变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他千方百计要拉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给王世杰打电话，探听消息，询问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会议。三月一日上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当天，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及中共的胜利: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采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也就在这份电报中，周恩来骂蒋介石为“大流氓”:“如出席，太便宜这个大流氓！”当然，毛泽东这一着棋，使蒋介石尝到了皖南事变的苦果。三月六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说明》的长篇报告。这是他出于无奈，不得不对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作出正面答复。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十二条”作出分析:“综观他的内容，大概可分为‘军事’、‘政治’与‘党派’三部分。”蒋介石逐一进行答复。这样，毛泽东的“十二条”、中共的立场，也就广为人知了。关于中共，蒋介石称之为“在野党”。他说:“就党派来说现在国内党派，由于历史演进的结果，事实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以及各党大小与历史久暂之不同，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尤其在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之内，更应该人人平等。”照蒋介石这么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在野党，而两党是平等的。这等于完全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平等的地位，而不再认为中共是“共匪”了。
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指责了中共一番，但也不得不作出了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蒋介石又一次呼吁，请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蒋介石说:“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名义，致电中共七位参政员，再一次敦促出席会议。
毛泽东当即在三月八日，以中共七位参政员的名义，致电国民参政会，回敬了蒋介石。毛泽东在电报中虽未指名道姓，却尖锐地指责了蒋介石:“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唯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
毛泽东还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了不能赴会的原因:“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蒋介石实在被动透了。在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的情况之下，他还不得不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
毛泽东笑谓蒋介石是“阿Q主义”！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国民参政会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说要约见周恩来——离那血肉横飞的皖南事变不过两个月！这一回，毛泽东骂蒋介石为“大流氓”了！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毛泽东可以说是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张冲称蒋介石是“吃软不吃硬”，其实蒋介石不是那么回事。恰恰相反，如毛泽东所言，蒋介石是欺软怕硬。毛泽东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结果蒋介石反而软了，反而要约见周恩来！这一回，周恩来去了。为了缓和气氛，宋美龄也出面陪同。
那是在三月十四日。蒋介石一见周恩来，打哈哈，说道:“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可以谈谈。”由于翌日周恩来有一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所以如今可以从那份电报中查到蒋介石的原话。
周恩来写道:“蒋谈话目的在和缓对立空气，粉饰表面。”蒋介石问起了毛泽东，向周恩来打听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写道:“(蒋)问延安有否电来，我答没有。他要我电延，问最近意见。我告他，问题总要解决才有办法。”然而，当周恩来一提起“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蒋介石便“置不答”。于是，周恩来只能就一些小问题跟蒋介石谈谈，诸如发军饷、《新华日报》的发行等等。周恩来问起了叶挺。他说:“闻叶希夷已到，我要见他。”蒋介石即答:“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话不投机，双方敷衍着，冷冷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倒是宋美龄出面，说是下星期请周恩来吃饭。这样，蒋介石总算跟周恩来见了面。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如此估价蒋介石的这一次会见:“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
在接到周恩来电报的当天，毛泽东便从延安复电。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毛泽东指出:“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形势不容许他不让步。”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比周恩来更正确些。
十一天后──三月二十五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由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既然是“夫人外交”，又是“餐桌谈判”，气氛自然轻松得多。一边频频劝酒，一边“讨价还价”。论酒量，蒋介石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论谈判，蒋介石也略输周恩来一筹。
周恩来刚刚离开宴席，便给毛泽东发电报:“今天见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不管怎么说，这一回宴请，表明国共关系从大破裂的危险境地挽回了，从冰点开始回升了，从雨雪交加转为阴天，从怒目圆睁到略带微笑。从此，皖南事变掀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得以渐渐平复。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党内指示文件《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Ｇao潮的总结》。毛泽东总结了蒋介石的手法，曰“一打一拉”。毛泽东这样刻画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共要用这样的方针对付蒋介石的“一打一拉”:“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毛泽东强调:“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既然要“以拉对拉”，蒋介石在“拉”中共了，毛泽东也就来了个“拉”蒋。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共同署名的一份中共内部文件，明确指出:“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毛泽东在七月八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则这样概括蒋介石的方针和中共的对策:“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成天跟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剖析，可以说入木三分了。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拉”毛泽东，毛泽东“以拉对拉”，也“拉”蒋介石一把。国共关系也就在这你“拉”我“拉”之中，得以缓和。不过，这时的国共关系，不冷也不热，不好也不坏。就在这时节，两桩在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一百九十个师、三千七百多辆坦克、四千九百多架飞机、一百九十多艘舰艇，趁着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刻，突然朝苏联扑来。一个半小时之后，即清晨五时三十分，德国驻苏联大使这才在莫斯科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宣战书……二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大批日本飞机突然飞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机二百六十多架，美舰十八艘。翌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同日，英国对日本宣战。这两桩发生在凌晨的“不宣而战”的事件，导致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英国、苏联的公开对抗。既然中国是日本的敌国，中国也就成了美、英、苏的盟友。
十二月八日凌晨，正在重庆郊区黄山乡别墅的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知日军偷袭珍珠港，急急忙忙赶往重庆。上午八时，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蒋介石说:“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亦甚容易……”说来难以令人置信，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已有四年半时间，日军已经吞噬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蒋介石政府尚未对日正式宣战呢！直至此时，蒋介石政府才发表正式文告，对日、德两国宣战，即《对日宣战之文告》、《对德宣战之文告》。不过，蒋介石倒颇有头脑，建议中、美、英、苏四国在亚洲建立某种军事同盟会议。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美、英、苏驻华大使高思、卡尔、潘友新，把宣战书和建议书交给了他们。美国总统罗斯福热烈支持蒋介石的建议。美国正在与日本交战，很希望能把日本的主要兵力拖在中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不错。只是斯大林称正忙于对德作战，尚顾不上东线的日本——其实，那是因为苏联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答应不进犯西伯利亚一线。
既然是蒋介石建议，蒋介石也就充当东道主。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亚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美国派出勃里特少将、马格鲁德少将，英国派出韦维尔元帅、邓尼思少将，中国派出何应钦、商震，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这是蒋介石第一回主持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中国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德、日、意三国，曰“法西斯轴心国”。既然德、日、意三国结盟，那么反对他们的国家势必也要结盟。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签订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联合国家宣言》，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于是，这二十六个国家曰“盟国”，又称“反轴心国”。后来又有十九个国家加入这一统一战线。
在签署宣言时，四个领衔国放在最前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所拟的草稿上，最初的四国顺序是美、中、苏、英，中国名列第二。后来才改成美、英、苏、中。虽说这么一来，中国名列第四，不管怎么排，蒋介石政府毕竟进入了“四强”之列，蒋介石也就进入了同盟国“四巨头”之列——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齐名了。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声望，猛然升高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是蒋介石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盟国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成立。这一统帅部之下设中国战区，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
中国战区除中国外，还包括越南、泰国等。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上，这么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翌日，蒋介石电复罗斯福，表示“同意就斯职”，并决定设统帅部于重庆。为了表示对美国的感谢，蒋介石还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洽请罗斯福遴选美国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一月五日，蒋介石在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他的《元月反省录》中，以欣慰的笔调写道: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英、美、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不久，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派出了他的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
自从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于抗日也就变得积极。他以驻云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三个军，组成远征军，开赴缅甸，协助英军抗日。这在国民党的作战史上是空前的。不过，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合作中，却常生芥蒂。原本，罗斯福总统遴选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谓最佳人选。
史迪威比蒋介石年长五岁，高高的个子，一团头发像一顶船形帽似的戴在头上。他是美国佛罗里达人，毕业于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却居然能讲一口汉语，也认得中国的方块字。他给中国士兵训话时，会用汉语说起中国宋朝名将岳飞如何抗击入侵的金兵，也会讲越王勾践如何卧薪尝胆，终于复仇的故事……
史迪威能够成为“中国通”，是因为他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来到中国，担任驻华美军的语言教官，特地取了“史迪威”这中文名字。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后回国，后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再度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的营长。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的抗战极其熟悉。这一回，是他第四次奉派来华，身份更高了。他向蒋介石报到时，逐一说明了自己的多项职务: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可是这位史迪威将军，天生傲慢，又天生尖刻。在蒋介石看来，他是统帅，史迪威不过是参谋长；在史迪威看来，他固然是参谋长，更是美国总统的代表。
史迪威要全权指挥那支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蒋介石却非要在重庆遥控指挥不可。史迪威骂蒋介石指挥无能，蒋介石则认为史迪威越权。史迪威见到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一条棱，看上去像花生，便在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而把蒋介石手下那一大帮将领，称之为“一篮子花生”……
不管史迪威怎么奚落蒋介石，蒋介石毕竟是最高统帅。蒋介石向来就主张“三个一”。最高统帅的头衔无疑大大提高了他作为中国最高领袖的声誉。
宋美龄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抵美国。她在美国住了半年多。英语流利的她，擅长外交。她在美国奔走，呼吁支援中国抗日。她曾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报纸对她一片盛赞:“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才开始讲话……”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1
就在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之际，毛泽东于一月八日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待机观变。”国共关系不好不坏，不冷不热，相对稳定。蒋介石跃为国际领袖，毛泽东则在延安一边“待机观变”，一边“巩固自己”。毛泽东正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延安作了一系列报告，开展了著名的延安大整风: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作《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五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报告，强调要整顿中共的党风、学风、文风，亦即整顿“三风”。中共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创建，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左”摇右晃。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为张闻天)之后，一直忙于东征西战，坐不下来。直至此时，毛泽东抓住了国共关系相对稳定之机，“巩固自己”，开展延安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整顿文艺。对于中共而言，延安整风，使中共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呢？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把他的思想、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思想”。就在国共关系平平稳稳的日子里，忽然从蒋介石嘴里传出不平常的信息:他要邀请毛泽东去西安，在那里跟他见面！屈指算来，这是蒋介石第四回邀请毛泽东了:头一回，邀毛泽东到南京见面；第二回，请毛泽东去武汉；第三回，约毛泽东赴西安；这一回，又是要约见毛泽东于西安。
蒋介石发出这一信号，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之时。
蒋介石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速电延安。”
蒋介石说毕，又赶紧说道:“当然，如不便则不必，如不便则不必。”
蒋介石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为的是他知道毛泽东轻易不会离开延安的——前三回毛泽东不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以为，“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蒋介石为什么又邀毛泽东会面呢？毛泽东在此前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曾对抗战以来的国共关系，作了总的分析: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Ｇao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Ｇao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轴心”指轴心国。“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故史称“轴心国”。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决心。
毛泽东提及的“滇缅路”，即云南至缅甸的滇缅公路。当时，这是蒋介石的咽喉之路。因蒋介石偏居于西南一隅，英、美的军用物资需沿滇缅公路源源运往重庆。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占领了缅甸腊戍，切断了滇缅公路，卡住了蒋介石的咽喉。虽说英美从此改为空运，但一则空运运量有限，二则飞机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运输十分困难，蒋介石不得不倚重经苏联而来的陆路运输。
亲苏必亲共。蒋介石也就希冀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这么一来，国共关系要从不冷不热转热，从不好不坏转好。蒋介石也就向毛泽东递上了橄榄枝。
蒋介石先是在七月二十一日约见周恩来，提出重开国共谈判。毛泽东在七月三十一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这样谈及国共关系的新趋势: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七册，一九八五年版。这样，正是在国共关系好转之际，蒋介石提出了与毛泽东晤会。
毕竟张学良的遭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周恩来深知毛泽东是不可能去西安见蒋介石的，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
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位中共中央代表前去西安见蒋。这一位代表可以是林彪或朱德。
在周恩来看来，第二方案，如派出的是朱德，蒋介石也许会同意。
毛泽东采用了第一方案，又兼及第二方案。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2
毛泽东要“称病”，称什么病呢？这一时期，毛泽东身体不错，不大生病。上一回，毛泽东没有去武汉，称的是牙病；这一回，毛泽东则称感冒——虽说时值盛暑，似乎不大会感冒。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据云，这份电报是康生所拟，经毛泽东同意后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意思告诉蒋介石侍从室，让其转告蒋介石。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以为蒋介石已经“三请”，此次还是以一见为好。何况当时蒋介石“看不出有何恶意”。于是，毛泽东在八月十九日致电周恩来，改变了主意:“依目前形势，我似应见蒋。”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是否见蒋，中共中央还在研究之中，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仍以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会面的时机尚未成熟——再说“张学良第二”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因为不久前的皖南事变记忆犹新。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周恩来于当天致电毛泽东:“最好林或朱先打开局面，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毛泽东阅周恩来电报，还是以为以见蒋为好，“有益无害”。
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两度致电周恩来，与他切磋此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日期。”周恩来反复考虑之后，于九月五日复一长电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详陈己见。周恩来仍然以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陈述了如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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