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 向南！向南！001
黄泛区001
强渡汝河014
天助刘邓028
二、 红色的土地035
一寸土地一寸血035
回家042
三、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053
下马威053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066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081
打土豪，分田地091
四、 打几个大胜仗110
激战张家店110
高山铺大捷121
广济之战133
五、 冷的冬140
棉衣歌140
宋埠事件149
血战柳林160
兜圈子164
六、 “麻烦制造者”170
说说十一师170
北向店遇险186
包信集之战193
兵败王家店198
七、 反右倾210
八、 再见了，大别山229
春之冬229
“叫花子部队”235
新式整军运动242
“我们是对全国尽了责任的”251
跋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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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山岭震撼苍穹（序）
朱苏进
中国革命历史上有许多辉煌的时刻，比如天下皆知的南昌起义，比如万里长征，比如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等等。与它们的辉煌相比，1947年刘邓大军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没有那么炫目了。但我读罢此书，心痛欲裂同时又有酩酊之醉。掩卷之余，湮然眺望群山，那轮我们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夕阳，突然变得陌生神奇并且暗藏着从不知晓的隐秘。寂静山岭正在拔地而起，无声的，震撼苍穹。浩瀚时光里的每一个片刻，原来都那么深不可测。
那一年寒冬，12万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进入大别山区，后来它被人称之为大转折。因为从这时起，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国统区。但是，这次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转折，并非轰轰烈烈开始，相反却是静悄悄地发生。刘邓大军各部偃旗息鼓，隐姓埋名，星夜南下，一步步穿越大片淤泥埋没了屋顶的死亡地带——黄泛区。当时，连团长们都不知道此行何处，战士们甚至猜想此行是去保卫延安，憧憬着下一场胜利会战。他们没想到自己正进行在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难痛苦的历程上，在当时这历程也像群山那样绵绵无尽、不见天日！60年后，有幸存老兵一声叹息，“红军是苦出来的，革命是苦出来的……”这喟然一叹浓聚万千感慨，真是重于泰山哪！须知，九死一生的革命者通常不屑于言苦，当他们苦涩一叹时，足证明他们当时真苦到了欲求战死而不能、苦到了生不如死、生死两难之境。而这种意境，在过去浩如烟海的战争作品中甚为罕见，堪为《冷的冬，热的雪》独得之秘。
很多时候，忍受苦难比慨然赴死更为不易（同理，再现革命者的苦难也往往比讴歌辉煌的战役更为不易）。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完全没有后方，没有友军，没有供给，没有昔日百姓那种心心相印的支持，连他们熟悉的日月山川、黄土高坡都没有，总之你熟悉的一切都消失殆尽。这时候的你，生存要比战斗更为艰难，因为你不得不分分秒秒都在忍受异类异境、分分秒秒都在与要夺你生命的陌生事物奋战不休！刘邓大军的战士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从没经历过南方山区这种浓密的苦雨，以及无边无际的瘴湿。他们面对陌生甚至惊惶逃避的百姓，听着愕然不懂的方言，他们不得不在细窄的田间小径上跌跌撞撞，单薄的军装每天都腐烂如缕，赤祼的双足早就皮开肉绽，嗡然不绝的毒虫不分昼夜地裹胁于他们头顶，莫名的伤病天天侵噬着这支昔日战无不胜的部队……与此同时，无粮无药，杀机四至，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哦，只有敌人仍然是他们熟悉的，但这些敌人也由于环境之助比先前加倍凶狠！
寂静的山岭震撼苍穹（序）(1)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我觉得书中描写刘邓大军经受过的苦难，真好比一把烧红的剑从我们皮肉上划过，写得滋滋做响痛彻心肺。看哪，为了生存，饥饿的战士们把未脱壳的稻谷狼吞虎咽地吃下去，稻
壳刺穿食道刺穿肠道，拉出来的都是血。看哪，车马炮正深深陷入泥沼，战士冒着轰炸拼命往上拔。上级含泪下令抛弃，排长却不忍心。要知道每一件武器都曾是弟兄们用生命换来的。在那个年代，一尊山炮如同战士的胆，如同信徒的圣。不要说战斗了，只要山炮从身边轰轰烈烈驰过，扬起尘土都会让战士觉得自己陡高三尺天下无敌！而现在，这尊山炮正在把许多战士的生命拖陷了进去……比抛弃武器更痛苦的是放弃伤员，也就是抛舍昔日血肉弟兄。要是在根据地，每个伤员都会被几个民工救下火线。而在这陌生的地方，一个伤员也会把几个筋疲力竭的战友拽入死亡之境。不得已，战友只好忍泪塞给伤员们几张中州票，让他们能走就走能爬就爬，自寻生路。负伤者完全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们默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当然，也有伤员抱着战友的腿哭泣：“求求你带上我吧，我还能打仗啊！”……这时，这时任何笔墨都难以表达抛弃者与被抛弃者的心境，因为双方都在经历着最痛苦不堪的自戕。要知道我军从建军开始就恪守两个基本传统，一是任何情况下宁死不降，二是任何情况下不抛弃同志（抛弃意味着背叛）。这两个传统是我军命脉啊，使得战友之间彼此信任，任是谁，都会宁可同赴死，绝不各逃生。部队的战斗力由此而生。但现在，极度艰难的处境正在把昔日这支伟大的红军逼到令人不堪的地步，伟大者也不得不断臂自救！
刘邓大军中，一些老红军就出生于大别山区。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们重回故地时已经全无归乡的喜悦了，因为时光流逝、天各一方。红军的亲人经常被白匪灭门灭族，因而革命者的常态就是无故乡，他们唯一的家就是部队，唯一的亲人就是党。所以，当陈锡联司令听说“六纵那边找了个向导，说是你兄弟”时，他淡然一笑，根本不相信家里还会有亲人活着！晌午，一辆小推车把一个枯瘦老太婆推进司令部，陈锡联见之惊骇大恸，那是自己的娘啊！原来，陈锡联当红军后，可怜的老娘讨着饭找了他多年，却音信全无，都说她儿子死了。但老娘不甘心，后来又听说山里来了部队，是当年的红军，老娘再次讨着饭找儿子，几乎病死山道。陈锡联流着泪听母亲诉说，痛不可当。但相聚之后必须即刻率部出发，身为司令的他竟然无物可以资助贫苦至极的家，只有把自己那床被子留给娘。更令人痛断肚肠的事发生在三纵副司令郑国仲身上，他当红军离家二十年了，这一日行军到了麻城郊外郑家塘。他印象中这儿是自己的家啊。他忐忑不安找到一座茅屋前，看见门口站个陌生的、满头白发衣着破烂的老太太。朝思梦想的郑国仲，万没料到这人就是自己母亲！这位老母亲也没有认出自个的儿子，她惊恐地躲避郑国仲的目光。郑国仲进屋后，看见一个老大爷坐在炉火旁。他仍然没认出这人是自己父亲，忐忑问：“大爷这是谁的家啊？”大爷冷淡地回答：“我的家。”郑国仲说：“那你认识我么？”大爷竟然警惕的哼了一声，沉默着。因为二十年来，红军家属遭白匪残酷屠杀，都不敢暴露自己身份。再说，面前这个叫做“解放军”的是什么部队啊？穿着上也不是红军啊！直到郑国仲喊出自己小名“我是祖福啊！”老人仍然呆看着他，仍然不敢相信。郑国仲颤声道出自己参加红军离家的种种情景，这时，外面的老娘听出儿的声音，她大哭而入。郑国仲终于跪倒在父母面前，见着了朝思暮想的亲人。哦，这种亲人相对如陌路、父子相逢不敢认的情景，难道不是人间至痛么？这样家庭里的所有亲人，曾为中国革命经历过何等苦难？！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为中国革命经历多少风刀霜剑？！
寂静的山岭震撼苍穹（序）(2)
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几乎被严酷环境逼入绝境。在大别山区，山高林密，地薄人稀，物产贫乏。大军在这里筹不到粮饷，得不到任何补充。打土豪分土地吧，但这里土豪也可能穷得家徒四壁，他们只比百姓多头牛多几头猪。无奈，急于得到补给的战士们只得认为“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便把那猪杀了吃再说。至于发动群众拥军支前，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这里群众早被国民党军杀怕了，只要看见部队进村，男人们立刻躲进深山，女人“扑通”“扑通”跳河逃生。部队白天把土地和浮财分给群众，晚上那些群众就会偷偷跑进地主家里求情，说“东西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还给你”。为何如此，很简单，为了生存。百姓们担心的是，不管你是红军或者解放军，你们早晚都会走，而我们要在这山里世世代代生活下去。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罕见的绝境与窘境。于是，断粮断药的部队，出现了意志薄弱者，一些解放过来的士兵逃亡了，另有些老兵也开始违反群众纪律了……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上，大凡军无粮饷，三天之内必成匪，因为不掠夺群众就活不下去。刘邓大军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呢？我看到在这艰难时刻，刘邓首长敏锐地发现危机的严重性，邓小平干脆直言：“这不但是生存艰难，更是我军政治危机！”刘邓首长大抓军纪，在这非常时期施行了严厉的“三个不准三个枪毙”，甚至公开枪毙犯法的战斗英雄赵桂良。此事震动三军，令当地百姓感慨万千：“他们还是当年红军啊！”当我看到书中杜义德将军固执地“追杀”一个摘了群众桔子的小战士时，不禁感到寒气逼面。哦，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一支军队为了在严酷环境中屹立不倒，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需要付出多么痛苦的代价啊！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有万将士，7个月之后，出大别山时只剩下万人，损失一半以上。他们大部分并非战斗减员，而是在严酷环境中被逼死的、苦死的。然而，熬过这一关者个个是英雄，“战士个个可以当排长！”这支大军在大别山那个寒冷的冬天所做的一切，一年之后，便在淮海战场显示异样辉煌——那个伟大战役的主体，就是饱经磨难的刘邓大军！
在阅读此书过程中，我内心的痛楚与激动交替而起，就像大别山的山岭那样层出不穷。我感觉我们此刻享受的美好阳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当年大别山区的寒风苦雨。共和国今天的辉煌，相当部分出自那个冬天刘邓大军承受的苦难。但它们又不仅是苦难，也是今人的财富。
革命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在创作上一直有个难点，就是如何让这题材不仅具有革命价值，更具有人类生存与发展意义上价值。我觉得《冷的冬，热的雪》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两位青年作家在当年那段历史上，深入开掘，探索心灵，畅言人之窘言与难言。他们从平凡五谷中提炼美酒，他们展现的许多情景都表明，中国革命者曾有过的伟大，从另一角度证明我们人类的伟大。
寂静的山岭之所以震撼苍穹，因为山中有过我们的刘邓大军！
2007年8月于南京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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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报告文学已经出版了很多，关于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大多语焉不详。这不该一笔带过。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葛红国与创作员裴志海，采访了三百余名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原刘邓大军指战员，他们最高的有当时的纵队领导人，如六纵政委杜义德，也有旅、团级指挥员，如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政委刘昌、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等。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经是###十岁的高龄。他们具体地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战争经历，讲述自己的战友和老乡的遭遇，讲述战争的激烈和残酷。他们也曾作过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等高级领导，但他们面对作者的采访，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在大别山的经历，也不讳言失败和挫折，甚至还有反思。如肖永银将军，不但详细地回忆了兵败王家店的经过，而且还主动地讲述了许多人在此之前并不知道的“宋埠杀匪”。
“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叙述过去的老人们落下了眼泪。作者也落下了眼泪。刘邓大军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牺牲。就仅仅以数量来说，跃进大别山前全军共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实力统计万人，损失一半以上。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无后方作战，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决不是能一笔带过的。这对那些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是不公平的。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支悲壮的史诗。作者在对历史事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还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细节上，用笔深入那些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内心，尽可能地实地记录、整理历史。 而且不但有血有肉，更有骨头，敲击起来，骨头嘠嘎作响，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这本书的写作，是在“抢救历史”。这是一部经受得住读者推敲和历史考验的作品。这是一部献给为大别山区人民，以及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的大书。
黄泛区(1)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北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更重要的是，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求毛泽东必须有所动作。
经过一年的战争，解放区面积减少，人口减少，再加上自然灾害，经济极为困难。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缺吃少穿。1947年春，共产党最重要的兵源、粮源之一的太行山区普遍干旱，粮食歉收，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区也发生严重灾荒。但即使这样，为了支援战争，解放区的公粮田赋负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仍旧普遍加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7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和敌人在解放区扭打，共产党人将面临极为困难的情况。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更详细：
前几个月在晋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解放区面积减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这就是和国民党军作战，缺乏战略纵深，回旋的余地也大为缩小了。国民党军一直在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它最拿手的是打阵地战，而解放军则要千方百计地避免硬碰硬地阵地战，一般都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没有地方可供运动，这仗当然要难打得多了。
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因素，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民党军占领延安，虽然是共产党主动撤出的，但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像过早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就连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也认为撤离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甚至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丢失延安“中共显然失败了”。董殿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决战辽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3版，第314页。苏联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考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正在不动声色地统观全局，他觉得是到时候了，就在关键时刻拨动一下棋子，下了一招险棋，作为一桩冒险的“买卖”，那就是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蒋介石向解放区伸来的虎口般的“钳铰”中央突破，扭转战局。
这一着让整个棋局变活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决定，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作出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进攻战略部署：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刘邓亲自指挥，从国民党南线战略防御的中央实施突破，先战鲁西南，然后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样，就可以东胁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就可以把敌人吸引过来一部分，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这一军通称“刘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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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2)
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通称“陈谢大军”，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为作战范围。
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亲自指挥，通称“陈粟大军”，先挺进鲁西南，然后进军豫皖苏边区，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三把尖刀，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主动进攻，使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必将改变整个战局。
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也是共产党建立武装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向敌人统治区域进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将是一起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战略转变一无所知。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对于这一事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之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但对共产党人的战略目的，他也是一无所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甚至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蒋介石似乎也没有过
分地注意这件事，1947年7月，他坐着专机，行色匆匆地奔波于全国各战场，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就在刘邓大军开始跃进大别山的前一天，蒋介石又飞到了延安，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然后任命孙立人取代顾祝同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总监，放手让顾祝同坐镇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集中精力指挥45万军队进攻山东。蒋介石放眼全国战场，却没有看到南渡黄河后的刘邓大军，正在磨刀霍霍，枕戈待旦，随时都准备作为一把尖刀，刺向他的心脏。
集结在黄河滩上的刘邓大军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大手笔，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共产党人还有这个胆子，十几万人马，连后方都不要，从黄河岸边一跃而饮马长江，从晋冀鲁豫的老解放区一下跳到他在南京的卧室门口。这个从军事常识角度出发，怎么看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共产党人偏偏就这么干了。
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反而是最厉害的杀招。
从这点来说，棋还未下，南京已经先输一着。
如果说战争真是一场生意的话，共产党已经稳赚不赔了。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了！
为了保密，刘邓大军每个部队都更换了代号，以参谋长的姓氏加村庄为代号，野直参谋长是李达，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就叫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就叫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就叫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就叫姚关屯。
原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二营副教导员刘伟回忆说：
我们刚开始跃进大别山时，连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刚开始是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下面要是问了，就给他们讲，要打到敌人的地盘去，不能让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去打碎它的坛坛罐罐。也有人猜测，我们这次是要去延安，因为延安情况紧急，要去保卫毛主席。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我问教导员：“我们到底是去哪里？”他说：“你别管这事，可能向东，也可能向西。”老百姓问我们：“从哪里来的？”上边不让我们说是从北边来的，说是“从东边来的”。到了第二天，又变了一种说法，说是“从西边来的”。
刘伯承在对旅以上干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动员
也不让说正式番号，三纵改成了“曾家庄”，可能是个地名。我们下边今天是一支队，明天可能就是二支队了。这和解放区不一样，在解放区，老乡问我们，我们就说实话。
黄泛区(3)
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在中原广袤的原野上，没有遇到过一支国民党的正规军，民团等国民党地方武装，一击即溃，我军很快就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而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在做着鲁西南会战的春秋大梦。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3日日记中写道：“刘伯承部向临濮集进攻，罗广文攻新集，遭刘伯承部坚强抵抗。”5日记道：“鲁西会战，战略上的胜负，即将决于此时。余颇觉戒慎恐惧。”
就在8月7日这一天，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南下，国民党陆总徐州司令部还认为：“###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则明日必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如明日不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则匪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山东战事已接近尾声。”
刘邓大军已经南下了，蒋介石却认为是他的大军压境，把刘邓吓跑了。他得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论：“###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并判断###以北渡黄河之公算为大”，所以他作出了错误的军事部署：一方面仍命国民党军队向郓城、巨野一线前进，尾追“###”；另一方面让罗广文部去水集，防止“###”北渡黄河。
这为刘邓大军南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使刘邓大军得以从容南下。
刘伯承在若干年后曾回忆说：“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小量部队Сhā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一举把我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这时的蒋介石依旧蒙在鼓里。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还在《中央日报》发表讲话：
山东###败北，已了若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内。强大国军已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此乃委员长之英明决策，顾总司令亲自指挥者。
而此时，刘邓大军已到达黄泛区。
8月12日，刘邓大军跨过陇海铁路，然后马不停蹄，兼程向南疾进。
8月14日，刘邓发布命令，16日向黄泛区开进。
黄泛区并非古已有之。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夺贾鲁河、颍河河道，在皖北颍上注入淮河。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黄河复归故道，实行所谓“黄河战略”，
刘邓大军越过陇海铁路，向大别山挺进
企图阻止解放军南北机动。结果大水一退，形成鹿邑至项城间宽约40里的黄泛区。当年国民政府决定掘堤也是在抗战形势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采取的不得不为之的非常措施。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企图经过郑州沿平汉路南下，围攻徐州的日军准备向西经淮河边追边打，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三路日军的目标都指向了当时国民政府抗日统帅部所在地武汉，国民政府此时正在组织武汉会战，
而打完台儿庄战役撤出徐州的部队此时正在路上，如果日军占领武汉，不但武汉会战会成为泡影，还有可能包抄国军徐州会战的主力，夺取从京、沪等地转运来的重要物资。在这种情况下，当年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还是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两个月后才和国民政府武汉守军接触。这时的国军已经早有准备，精心组织的武汉会战长达4个月，以伤亡22万人的代价，消灭了10多万日军，并且顺利地从武汉转运出大量重要物资，使日军占领的武汉成为一座空城。但黄河掘堤，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1250万人因此陷入洪水之中，广阔肥沃的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89万人死于非命。当年的《中央日报》也曾报道说：“洪水猛溢，尸漂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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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4)
刘邓大军赶到黄泛区时，这里依然是遍地积水污泥，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部队当天晚上就开始过黄泛区了。但到第二天天亮，部队才走了10多里。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刘邓大军南征部队正在通过黄泛区
黄泛区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偶尔会看到一棵枯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太阳出来了，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味扑鼻而来。最要命的是这些淤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一脚下去，深粘难拔，前脚走后脚陷，越使劲陷得越深，一不小心跌进了河水里，再站起来，浑身都是污泥，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工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增大着地面积，这样就不会沉下去了，慢慢地再爬出来。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
原六纵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旅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士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门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弄出来。这时，旅长李德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士们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疼把它扔在了那里，一个炮手抚摸着这门炮呜呜地哭了。李德生肯定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共产党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对像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充满感情，打仗时，只要炮兵一上来，部队的情绪立即就调动起来了。打扫战场时，都抢着要重火炮，甚至为争一门火炮，有些部队还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抢炮。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准备工作时，也曾有纵队领导提出，大别山山大路小，行动困难，不如把这些相当笨重的重型火炮集中起来留在华北根据地，将来打大歼灭战时再调归前方。但他们看到大别山军用地图上，纵横交错着不少公路，认为缴获的这批重火炮不易，还是带上的好。实际上这些重武器基本上都在大别山损失了。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过黄泛区的情景时说：
走了一夜，行程过四十华里。其中三十多里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红军时期三过草地，还能见到青草，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46页。
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是二纵六旅政委。他是湖北大悟人，10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党员之间联系的交通员。13岁入党，14岁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红十五军团宣传科长时,他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一起,编创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以后几十年里，这首歌经过不断地修改，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首著名歌曲，至今还在部队传唱，可谓影响深远。刘华清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他既当过军事干部，指挥过重大战役战斗，也当过政工干部，是解放军里军政素质俱佳的优秀人才。1947年8月，他也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黄泛区(5)
从炸花园口算起，快10年了，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淤泥无际，浅处及膝，深处及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一宽达20公里左右的地带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被淹的民房屋脊和掠空而过的野鸟，真是悲惨凄凉。
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值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但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72—173页。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作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信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时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我们部队里大部分都是太行山人。他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也没事，因为我们也去打过亳州，心里还想，往南边走几天就可能要回来吧。谁知越走越不对劲了，走了10多天，也没发地图，也没讲行军路线，有些战士心里就犯嘀咕了：“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各种猜测都有。战士们都恋家，抗日战争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苦，那都是在家门口周围转着打仗，唱的歌也是“誓死不离开家乡”。大家都是宁愿向北走一千，不愿向南挪一砖。走到了黄泛区，一些人一听说要过黄泛区，思想就动摇了，知道部队这是往南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开了小差。机关也有人逃亡。我们司、政、后是一个伙食单位，每天吃饭，总会少了几个人，黄泛区走了一半，一清点人数，我们后勤的会计减员一半，有的是掉队了，有的是开了小差。
黄泛区(6)
六纵十八旅炮兵连排长刘占魁一进黄泛区，头就大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炮兵连的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士70%也是解放过来的，有的还是在鲁西南战役时解放过来的，还没来得及教育，没到黄泛区，就开小差跑了不少。进了黄泛区，炮兵连就更苦了。一门门野炮在泥泞中马拉人推缓缓地前进着，一不小心，一门野炮掉进了泥潭中，哼哼哧哧忙了半天，还没搞出来。连长齐凤元心里很着急，过来就讲：“算了，算了，扔掉吧！”我有点舍不得，这门炮是在鲁西南缴获的，还没用过就扔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天空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轰鸣声，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牲口一起被炸掉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的腿被炸断了，抱着腿在叫：“排长，排长！”我顾不得头顶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名战士头一歪，就在我怀中牺牲了。一发炸弹又落了下来，污泥溅了我一身，我刚把脸上的污泥擦掉，只见连长齐凤元浑身鲜血倒在旁边。我爬过去一看，连长已经牺牲了。敌机刚飞走，我松了口气，站起来一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老战士，其他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指导员让号兵吹号集合，还是没有人，指导员气得骂娘：“刘占魁，你给我到四周找找！”我朝四周看看，只有不远处有几个土包，像
是坟堆，我走过去一看，只见那些战士都趴在那里，往这边偷偷地看着，就是不出来。我火气也上来了，站在那里吼：“都给我站出来，怕死鬼！”但那些战士看着我，就是不动。我一下子把手枪拔出来了，吓唬他们说：“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枪毙几个让你们看看！”连哄带吓地把这帮人集合起来了，这时营里通知也来了，让我任炮兵连连长。我一听，说什么也不干。从排长一下子提为连长，本来是件好事。可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干，我心里发毛啊，这些解放战士，成群成群地开小差，一到宿营地，别人抢着住房子，他们就不愿意，总往坟地土坡后跑，想逮个机会就开小差。我说什么也不干，指导员叫周吉亮，他给我说：“你不干谁干？”我还是不想当这个连长。一直到第三天，指导员让通信员过来，把我被子抱到连部，我这才没办法，只好去当了连长。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刘邓首长率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二纵、六纵及南下干部团一部，18日夜赶到了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部队顺利通过。18日，三纵从旧县集渡过沙河，21日，一纵从祝湾等渡口全部渡过沙河。
三纵七旅在夜渡沙河
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纷纷报告民团、保安部队被###大部队收拾了。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了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解放军外，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线南段的吴绍周的八十五师，立即在确山下车，返回汝河南岸堵击。
刘伯承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刘邓大军过了沙河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但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火炮和车辆被埋藏和炸掉的并不多，有的首长几次命令炸掉，但都推脱说没炸药，始终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强渡汝河(1)
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在历史传说中，李闯王为了带兵渡过黄河，一夜愁白了头发。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在陆地上驰骋沙场，却在江河上栽了跟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鄱阳湖大败湘军，几乎让曾国藩投水自尽，最后却在大渡河被地方土司武装挡住了去路，全军覆没。
对刘邓大军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就是单兵过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车炮弹药等辎重，遇到河流，最让人头疼。最麻烦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间耽搁不起。
强渡汝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刘邓首长是跟着六纵赶到汝河岸边的。
8月23日，一纵、二纵、三纵顺利渡过汝河，三纵并且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六纵是最后一支渡过汝河的部队，纵队副司令韦杰带领十八旅为纵队先遣部队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
十八旅刚赶到汝河岸边时，旅长肖永银开始并不觉得汝河有什么特殊，这条河并不宽，有60米左右，水流也不急，在1:5000的军用地图上它也只是一条细线而已。
十八旅前卫五十二团赶到汝河岸边时，已经天黑了。
原十八旅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回忆说：
我们赶到汝河时，我先去看了看地形，河倒不是很宽，就是水速比较急，还比较深，只听见河水哗哗地响，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对岸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这我们也习惯了。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我把防务部署好，刚要准备休息，接到了肖永银的电话，他对我说：“你们想办法立即派一支部队过河，构筑掩体，掩护部队过河，汝南埠有些土顽，问题不是太大，你们把它解决掉。”
千里跃进大别山（曲谱）
我找到几个团领导研究这事，团长是李少清，他对我说：“老沈，你先带一个部队过去。”我就去了三营，找到三营长郑学文，把这个意图给他讲了。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要去找船。我对他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船？咱们就用土办法，用高粱秆、柳条子，捆上门板，铺在河上。”我们很快就做成了几个，就像木排那样的家伙，但一放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只能用绳子拖着。然后我们找了几个会游泳的，大概有一个班，带着轻武器过去了。到了对岸，除了有零星的枪声，也没什么情况。我们到的是小雷岗，接着就做工事，向大雷岗延伸，电话线也架起来了。三营也都过了河，这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进入了阵地，半天没动静，我们派出了流动哨，向村庄搜索，村庄有一些土顽，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赶走了。
上午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中午，突然有敌人向我们打袍，有的炮弹把村庄也打着火了。汝河南岸敌人大批部队已经赶到了，公路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嘶，敌人的炮兵、步兵、马车，黑压压一大片，沿着公路从西向东源源不断的涌来。我看了看表，这时是中午12点。我忙给旅里打电话讲：“敌人正在行军，这是打敌人的最好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冲它一下！”是旅参谋长邢荣杰接的电话，他说：“好，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就在那里等，但一直没消息，我只好再打电话，邢荣杰已经不在了，是一个参谋接的，他对我说，参谋长给旅长汇报去了。敌人在行军和渡河时是最好打的，我这时很想带部队上去打它一家伙，但那个参谋说：“你冲一下，暴露目标怎么办？”我们只好再等，一直到下午，敌人进了村子，站稳了，并且还开始零零星星地向大小雷岗打袍弹，但估计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不大清楚，也没什么大的动作，属于袭扰性的。
这时，汝河岸边，另一场架设浮桥的战斗，也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十八旅工兵连和十六旅工兵连并肩战斗在一起，工兵战士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下午3点多钟，架起了一座能通行车马的浮桥，为后续部队过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飞机也来了，开始俯冲轰炸，浮桥又被炸坍了。肖永银命令工兵连长：“再给我架！”工兵连长很为难：“老乡的门板都用上了，没有木料了！”肖永银瞪了他一眼：“那么多房子是干什么的？”工兵连长立即带着战士跑到附近的村庄，老百姓早在大军到来之前跑光了，眨眼之间，工兵连就把一个村庄的房子拆掉了，木头和木板被运到河边，继续抢架浮桥。
强渡汝河(2)
天黑后，十八旅指挥所移到了离桥头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小村庄。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来到河边，观察敌情，只见南岸满天通红，敌人在对岸连绵30多里的村庄，放起了大火，房屋烧着了，草堆烧起来了。肖永银后来回忆说：
望着这连天大火，我想得很多。这几十里长的火光后面，到底有多少敌人？敌人是否还在增多？下一步怎么办？打过去？摸不清敌人的底；新的情况报上去之后，由于联络中断，还没得到指示。等吗？如果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巩固工事，就更难办了。一大堆的问题压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采访肖永银将军时，他曾坦率地告诉我们：
当时韦杰也很着急，他给我讲：“我看应该坚决打过去，是不是把部队都放出去打一下？”事后来看，他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我那时觉得敌情不明，想得太多，就对他说：“你知道对岸有多少敌人？我们摸不清敌人的底，打过去是不是很危险？”我当时有点急，说话有点冲，韦杰皱了皱眉头，走到了一边，不再吭声了。我把尤太忠拉到了一边，商量了一下，我就过来对韦杰说：“我们是不是绕到汝南埠东边十七旅那边去过河？”韦杰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命令部队停止过河。
原五十三团作战参谋尹萍回忆说：
在24日下午3时，我们五十三团赶到了汝河岸边的杨湾村。当时也发现了敌情。三个营长都急忙跑到指挥所，着急地问团长蔡启荣：“这是敌人的正规军，怎么办？”我正好在旁边，看到团长正在思考，就Сhā了一句：“别急，已经派人去请示旅长了。”一营长周新体说：“既然遭遇敌人了，我们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过去把河堤和村庄抢过来！”
这时我们都看到五十二团已经抢占了对岸的大雷岗。政委李震宇和我都讲：“冲过去抢占河堤和村庄。”蔡启荣立即命令：“好！冲过去抢占河堤！”戴发生营长带领二营找来30多块门板，挑了几十个个子高的战士，跳进河中，用肩膀扛着，搭了一座“人桥”，三个连队迅速从“人桥”通过，占领了南岸河堤和小雷岗村北河堤上的两栋房子。正当机枪连过桥时，接到旅骑兵通信员送来的命令：“停止前进，待命”。蔡启荣问他：“为什么要停下来？”那个通信员说：“我也不知道，旅里就让我这么传达的。”蔡启荣一边命令二营机枪连停止渡河，一边催促我赶快把电话架好。电话架通后，我把电话打到了旅部问参谋处长宋崇魁：“敌人正在南岸抢占河堤和村庄，我们为什么停止前进呢？”宋崇魁说：“这是纵队韦副司令和旅长的命令。”我忙问：“纵队和旅首长是什么意图？”宋崇魁说：“你去给你们团长讲一下，这里过不去，准备绕到东面十七旅方向渡河。”
我忙跑去告诉了团长、政委，团长随即命令已渡过河的四、五连撤回来，仅留下了六连控制南岸河堤，全团在汝河岸边待命。
这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天慢慢地黑了。对岸的敌人不时地打过来几炮，仍然不见命令过来，身后也已经能够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了。一营营长周新体忍耐不住了，焦急地说：“我看这没什么好犹豫的，前有阻拦，后有追兵，等等等，等到敌人控制了村庄、河岸，工事修好了，在敌人炮火下运动能行吗？照我看，不如直接冲过去算了！”二、三营长、教导员也议论纷纷，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团长、政委和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但不好表态。没有得到旅里的指示前，指挥员是不能擅下决心的，万一打过去了，旅里又要让向十七旅方向转移怎么办？团政委李震宇为稳定大家情绪说：“耐心等等，很快命令就来了！情况这么紧张复杂，怎么行动是个大事。旅里和纵队首长也得请示刘邓首长才能决定嘛，这需要时间！”
韦杰、肖永银、尤太忠此时正站在河边，焦急地等待着纵队指示，但由于联络不畅，纵队一直没有消息。在这危急时刻，刘司令员、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赶到了汝河岸边。纵队政委杜义德也赶到了，他看见韦杰就问：“怎么还没有行动？一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韦杰忙说：“对岸敌人有多少，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从东面十七旅的方向过河？”杜义德的脸色立即变得很难看：“怎么能这样干？时间还够吗？四十六团已经在后边打响了。我们已经准备把四十六团牺牲掉了！”李达也抬起头严肃地看了一眼韦杰：“绕到那边去，那边就安全吗？”
强渡汝河(3)
邓小平的声音也很冷峻：“绕到东面走，部队次序打乱，影响士气，必须破釜沉舟！”
韦杰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被纵队、野司首长当面这么不客气地批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肖永银、尤太忠忙低了头，大气也不敢出。韦杰默默地站在了一旁。
刘伯承严肃地扫了他们一眼：“你们了解情况吗？”
邓小平扭头对李达说：“打开地图，向他们介绍一下情况！”
李达在油灯下打开了地图，他指着地图说：“我们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和十五师1个旅，约3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师、四十八师、七师等3个师，其先头已经与我后卫四十六团接火，已离我们只有50里路了。”
韦杰、肖永银、尤太忠听得头皮发麻，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性。
刘伯承开口说道：“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赶上来，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要从敌人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野司要从你们这里渡河！”
邓小平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
杜义德和韦杰果断地布置：“十八旅先Сhā到敌人中间，强行打开通道，十六旅接替十八旅大、小雷岗阵地，掩护全军渡河！”
李达接着说：“刘邓首长随十八旅行动！”
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说：
我当时听到刘邓首长要跟着我们十八旅走，心里一愣，我们旅要从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那可是硬碰硬，你死我活，来不得半点含糊，子弹又不长眼，首长跟着我们太危险了！我想了想，还是鼓足勇气对他们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首长跟着我们旅……”我话还没说完，邓小平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不要管我们，你们打好仗就行了！”我忙接着说：“打好仗没问题……”邓小平立即打断了我的话：“那你还不快去打仗！”
十八旅立即行动起来。肖永银召集各团干部传达刘邓首长的命令和纵队的作战任务。大家一听刘邓首长到了六纵，到了十八旅，并且就在河边，顿时群情激昂，命令传达到营、连，不到一小时，整个汝河岸边就沸腾起来了。刘伯承司令员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真把战士们的斗志激起来了。十八旅在战术手段上，也采取了坚决措施，规定：“各团以一至九连的序列，排成4路纵队，一律枪上刺刀，手榴弹揭开盖，遇到敌人坚决消灭掉，所过之处不许留下一个据点，一个敌人，打开一条进军大道！”
刘邓首长是跟着五十三团走的。十八旅政委李震专门找到团长蔡启荣，对他说：“你们团一营担任保卫刘邓首长的任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绝对保证刘邓首长的安全。”
五十三团一营有700多人，全部日械装备，在全团是战斗力最强的。蔡启荣自己到前边指挥战斗，留下政委李震宇带领一营，负责保卫首长。他对李震宇说：“万一我牺牲了，你负责指挥全团。”李震宇说得也很干脆：“好！我保证首长安全。”说完就立即带着一营出发了。
部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为第一梯队，五十二团在左，五十三团在右，并肩沿大雷岗，由北向南打；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时又来了情报，后卫正在和敌人激烈接火。邓小平果断地给野司作了三点指示：“一、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接第六纵队后尾过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以免遭空袭。”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0页。
强渡汝河(4)
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杜义德下了这样的命令，可见当时情势确实非常紧急。
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有人说，十八旅这场仗打得顺手，是因为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地下党员廖运周有意“怯战”，遇到解放军就往后退，让出了一条大路。
原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此时正在后方养伤，并没有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汝河之战，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在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的带领下起义时，是他孤身进入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阵地，接应一一师起义，脱离淮海战场。他也因此与廖运周结下了深厚友谊。关于汝河之战，他曾经问过当时任国民党军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的廖运周。他回忆说：
建国后有一次在北京，我遇到了廖运周，我就问他，为什么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汝河边打我们？他对我说，他根本就没怎么打。解放军冲过来时，他就把几个团长找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你们要灵活一点，###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哪个村庄！”几个团长有点不解地看着他，他给他们解释说：“###是杀红眼了，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这几个团长明白了，旅长这是要“保存实力”。后来为这事，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事后曾严厉地训斥了他一番，说是他把###放走的，是有意这么干的。廖运周就“据理力争”说：“要我顶也能顶住，可是打到最后，一一旅就完了，对八十五师也没好处。”吴绍周一听，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在国民党部队里，有人有枪就有实力，没有人枪了就是光杆司令。他吴绍周也是聪明人，这事就不了了之。
十八旅经过奋勇血战，敌人很快就后退了。十八旅派出去搜索的部队报告，在长达十余里、宽六七里的地区，已经看不到敌人的踪影。肖永银松了口气。
掩护大军渡河的重担全压到十六旅的肩上，尤太忠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十八旅政委李震在几十年后回忆说：
他们（十六旅）任务显然比我们艰巨。我们（十八旅）现在是从敌人的薄弱部位打开一条通路，把部队掩护出去，而他们则需扼住桥头堡垒里的敌人，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样他们就得受敌人的三面火力夹击，并一直要坚持到天黑。
凌晨3点左右，尤太忠就把部队带上来了。他要用四十七、四十八两个团加上旅直，不到7个营的兵力，固守大、小雷岗和桥头堡，抗击敌人，掩护大军安全渡河。尤太忠首当其冲的是敌六十四旅，这个敌人更为顽固，打起仗来更为凶悍。
尤太忠带领四十七团迅速进入大雷岗，部队开始构筑简单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在一家老乡的破马厩里，战士们打通土墙架上几根木头，上面堆上一层土，成了临时旅指挥所。尤太忠回头对政委张国传讲：“咱们两个分开，万一牺牲了一个，还能留下一个继续指挥作战。”张国传立即搬到了100米外的另一个房子里。
四十八团遇到点麻烦，他们刚进入小雷岗，敌人就冲了出来，短兵相接，敌人又重新占领了这个村子。四十八团在黑夜中与敌展开一场混战，一鼓作气把敌人赶出了村子，一直赶到一个大水围子旁边，敌人躲了进去，四十八团攻了两次，但都被敌人激烈的炮火阻住了。尤太忠果断命令四十八团停止进攻，在村外一里地处改造敌人留下的工事，布下了防御阵地。
早上6点，敌人开始轰击小雷岗。小雷岗掀起了几丈高的尘土，前沿阵地弥漫在硝烟中。旅指挥所通往前沿的电话线也不时被敌炮火打断。战士们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四十八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营里要求增援。
强渡汝河(5)
尤太忠看看表，还不到8点钟，十六旅要钉在这里到天黑，准备和敌人整日作战，一点点力量都显得极其宝贵。他告诉四十八团，不要动用预备队，组织好力量，准备再战。
8点多钟，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弹片、子弹横飞，火药味呛得人直咳嗽。炮火一停，敌人一边叫喊着，一边发起进攻。
四十八团前沿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已经过半了，有些连队连长指导员相继牺牲，弹药也快打尽了。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敌人占领了小雷岗前面的外围阵地，尤太忠急忙命令后面的部队急速上前运送弹药。但这时，敌人已突入小雷岗，占领了一大半的村子。
尤太忠的眼睛红了。小雷岗一丢，敌人就会沿着河堤直Сhā桥头，大雷岗将陷于孤立，南进大军特别是野直机关和中原局各单位，还正在渡河，如果被敌人截在汝河北岸，后果不堪设想。
情况十分危急。
四十八团团长李耀光的电话打来了：“旅长，我准备把团里的预备队全放出去了，到拼的时候了！”
尤太忠沉着地说：“现在不是拼的时候，不要把预备队全放出去，先放出一个连！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用！我会让旅里所有炮火支援你们！”
尤太忠放下电话，立即命令旅的火力支援四十八团一营的反击，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
10多分钟后，四十八团的反击开始了。经过激战，四十八团又重新夺回了小雷岗，巩固了阵地。
十八旅政委李震在后来撰写的文章《强渡汝河》中，回忆了这场惨烈的战斗：
（十六旅）部队伤亡很重，有的连队三分之一，有的连队三分之二，营长牺牲，派作战参谋前去指挥，刚到营指挥所，就又阵亡，于是教导员代替指挥。有的连队没有干部了，战士便独立作战，但是情况越来越坏，敌人已经到小雷岗的村边，如果敌人把我们赶出小雷岗，那桥头堡垒与浮桥一切都完了，北岸的后方机关炮队、辎重等将被隔绝于河北，后果将不堪设想。部队中有的人情绪已经不稳，偷着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为尤旅长所发觉，立即教人把他捆起来，并宣布谁要动摇，决不宽恕。情况危急时最可怕的还不是敌人，而是动摇，一个人向后一跑其他人也就会跟着垮下来，所以尤旅长用严峻手段对付了这个可耻的人。
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四周陷入了沉寂。但尤太忠的心里一点都不轻松，久经沙场的老手，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尤太忠立即给守在大雷岗的四十七团打去电话，让他们加强戒备。敌人在小雷岗碰了钉子，可能会把主攻方向转到大雷岗。
他刚打完电话，敌人的炮火就开始轰击大雷岗，天空中也出现了四五架飞机不停地俯冲扫射。10时，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分3路先以4个连，继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大雷岗发起了攻击。
成群的敌人拥了过来，战士们英勇抗击，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士们虽然打得很英勇，但敌人实在太多了，一波又一波地拥来，部队伤亡很重。战斗已到了紧急关头！
四十七团团长安仲琨派参谋赶了过来，嘶哑着嗓子报告：“旅长，情况紧急，安团长让我来请求旅预备队拿上去！”
尤太忠没有说话。预备队是指挥员在防御时的最后一张王牌，没有预备队就没有依靠，就不能应付万一情况，同时，没有预备队，在前面进行战斗的部队到情况危急时也会心生虚怯。动用预备队，必须掌握好时机，等到应该拿出去的时候，一下把它倾出去，就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尤太忠心里也清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安仲琨是不会让人来要旅里的预备队的。这说明，四十七团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
但尤太忠还是咬了咬牙：“你告诉安团长，把团里的预备队拿上去，坚守住阵地。旅里的预备队，还没有到使用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和敌人血战的准备，就是打得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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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汝河(6)
四十七团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已经从岳城渡过汝河的十七旅，听着从大小雷岗方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枪炮声，李德生知道十六旅、十八旅方向遭遇了重大敌情，他果断命令十七旅向汝南埠攻击前进。纵队同样内容的命令也很快到来了。十七旅直Сhā汝南埠东南，投入战斗后，击溃敌军一个营。
敌八十五师遭我两面夹击，惧怕被歼，不敢大胆再攻，缓解了十六旅的压力。
经过一个上午激战，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气概使敌人有了动摇，尽管敌冲锋号吹了几遍，而它的士兵却始终趴在地上不敢向前半步。尤太忠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四十七团团长安仲琨先集中火力杀伤敌人，随后令四十七团两个连和旅预备队五十四团一个营从敌侧翼勇猛反击。顿时，敌溃不成军，弃尸200余具，狼狈回逃。
十六旅的战斗持续到下午1点多，敌人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了，只是不时地用远炮和飞机骚扰一两下。尤太忠举起望远镜，敌人阵地上一片狼藉，士兵抬着伤兵，挖着战壕，收拾着尸体……
南下大军紧张地渡着河，敌人的飞机不停地扫射、轰炸，但战士们顾不得多少，顶着弹雨，拼命地奔跑着。韦杰站在桥头，嘶哑着嗓子，使劲地喊着：“快过，快过，不准停留！”十八旅的一门山炮卡在浮桥上，怎么也过不去，挡住了去路。队伍挤在了一起，韦杰急得头上冒汗，冲着炮兵连连长刘占魁喊：“把它推到水里，不要停留！”刘占魁也急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着骡子，骡子挨了一鞭子，猛地一窜，山炮动了，可差点掀到水里，又是手忙脚乱一番，这才把山炮驮到了对岸。十八旅作战科长赵尚祥看着这些笨重的家伙就头疼：“刘占魁，把它们甩掉！”刘占魁虽然答应了，但还舍不得了，偷偷地又把这些山炮带上了。
到了下午4点，4万多南下大军，200多辆大车，几乎都已经通过了汝河。十六旅也开始准备南撤。
原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回忆说：
当时我正在整理队伍，看见韦杰还站在河边，愣愣地看着汝河，一脸沉重。我忙跑了过去，对他说：“韦副司令，部队要走了。”韦杰抬起头，看了看我，问我：“部队过完没有？”我说：“快过完了，没多少人了，韦副司令，你也走吧！”韦杰摇了摇头：“你们先走吧，我要看着最后一个人过了汝河。”我那时并不知道韦杰受批评的事，只是觉得韦杰的心情有些沉重，我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先走了。一直到1987年，我和肖永银聚到一起时，肖永银给我说起了这件事。他还说：“韦杰那次是想坚决打过去的，是我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准备绕道走，让他挨了首长的批评。”我这才明白韦杰那天为什么那么心情沉重了。
十六旅后卫四十六团最后过河，通过浮桥后，旅参谋长赖光勋带着工兵、侦察分队将浮桥炸掉。下午6时许，敌人已到达河北岸。
十六旅血战汝河，承受了巨大的伤亡。尤太忠一一看望这些伤员，伤员们挣扎着问他：“旅长，我们大部队都过去了吗？”尤太忠握着他们的手：“同志们，你们好好养伤，大部队已经过去了！”说完，他立即转过身，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因为他知道，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部队要强行军赶上大部队，十六旅只能带走一部分轻伤员，这些重伤员只能丢弃，留在汝河岸边了。丢弃伤员的事，对每一个伤员的精神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对每一个不是伤员的战士的心灵也是一种强烈震撼，但同时，所有受伤的未受伤的指战员也都明白，这是战争的必然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任何一支军队都不会扔下伤员不管的。我们据此也可以想象这场发生在汝河南岸战斗的残酷。
这事其实也并不是第一次，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霍丘城失陷，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只得下令丢掉数百伤员突围，最后突出重围的也是少数人。同样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四方面军血战柳林河，损失惨重，张国焘也只派专人将脚踝中弹的陈赓师长秘密送往上海医治，其余两百多名伤员，被迫丢掉。长征途中，一路征战，被丢掉的伤员也为数不少。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苦战百丈关，损失惨重，在翻越夹金山时，被迫丢弃伤员一千多人。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道：“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下令把受伤的战士丢掉，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那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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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汝河(7)
当年十六旅的会计赵歧贤留下来参加了处理伤员，他回忆说：
那些伤员真惨啊，这不比在解放区打仗，一个战士可以动员两个民工支前，负了伤，有担架抢救。在这里，只能给他们简单地包扎一下，对他们说：“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就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给了他们一些钱，有些是银元，有些是中州票，让他们能走的就走，能爬的就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战士们也很听话，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但也有的不愿意离开部队，给他钱，他也不要，抱着你的腿，哭着哀求你：“求求你了，把我带走吧，我还能打仗！”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有的也哭了。可在那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那些带走的轻伤员，最后还是安Сhā在了大别山老乡家里。这些人后来大多数没有了消息，也有个别的回到了老家，也有的又找到了部队。
这批留在汝河边的伤员，结局还好一点。我们走了以后，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就赶过来打扫战场。其中的一一旅旅长廖运周是个地下党员，他把这些伤员收拢起来，留在了一一旅。廖运周的一一旅后来改编成一一师，在淮海战场上起义了，正好又是我们六纵接受他们起义。一一师过来后，不少人跑出来，扑在战士身上就呜呜地哭了。我们一看，怎么这些国民党兵这么激动地扑过来抱着我们就哭了？再仔细一瞧，都是在汝河边受伤的同志，我们那个激动啊，都又哭又笑的……
天助刘邓(1)
8月26日，刘邓首长和六纵一起赶到了淮河，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个关口。
渡淮河也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其紧急程度丝毫不亚于血战汝河。蒋介石此时已经明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日夜督促国民党军加紧追击，距离刘邓大军越来越近。
刘邓大军南渡淮河充满了传奇色彩。
当年六纵的敌工部长卢耀武，后来成为了一名闻名全军的作家，他在《挥军渡淮》一文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在大别山群众中流传的神话：有的说是五黄六月，下着棉花疙瘩那样大的雪，解放军踏着冰封的河面越过黄河和别的大河来的；有的说是每人背了一个大葫芦飘浮过这些河流来的；又有的说，是起了一阵大黄风，把刘伯承将军的六十万人马满山遍野地一刮就刮到大别山来的。
8月26日，我中路大军全部赶到了淮河北岸。淮河发源于河南南部的桐柏山，流经豫、皖、苏三省，在中原是条大河。每年的5月至10月是这条河的高水位期，连续几天下了急雨，宽宽的河面上泛着浊浪，水流湍急。五十三团赶到后，
团长蔡启荣感到一筹莫展。渡口没有船也没有人，看着宽宽的河面，也不知深浅，周围有没有敌情，也不清楚。蔡启荣用望远镜看了看南岸，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但他还不放心，派了两个侦察班，泅水渡河进行侦察。
刘邓大军渡淮遗址
站在淮河岸边，蔡启荣指着远处的山，兴奋地说：“那就是大别山，东南方向就是我的家乡商城县！”战士们兴奋地叫了起来：“到了！到了！过了河就是大别山！”
但这条河并不好过，听说要过大军了，附近的老百姓都被吓跑了，整个纵队找了半天，才找到了十几条小船，这些船还是被老百姓沉到水里后又被打捞上来的。
十七旅四十九团只过去了一个五连，旅里命令来了：四十九团停止渡河，把木船交给十八旅集中使用，纵队组织统一渡河，全团立即返回去，和后卫四十六团一起准备阻击敌人！
形势急转直下，气氛变得极为紧张。
原来，敌四十师、七师、五十八师、十师等十几个师和旅紧紧地跟在后面追上来了，其中曾在汝南埠南边堵击刘邓大军的敌八十五师已经到达彭店，离淮河仅30公里，正在猛烈地向后卫十六旅四十六团进攻。而野司、直属队、南下干部再加上六纵，约有相当于7个旅的人马要从这里渡河，必须要在今明两天全部渡完。
先刘邓一步赶来指挥渡河的李达参谋长要求十八旅必须在午夜12点钟以前渡完。
十八旅政委李震焦急地站在岸边，部队拥挤在渡口，要靠10多只小船和临时收集的竹排，赶在12点以前把全旅人马全部渡过淮河，完全是不可能的。
李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李达，汇报了情况，请求延长一下时限，李达紧闭着嘴巴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么你们旅一定要在两点前渡完。情况我已经给你讲了，必须赶快渡河，越快越好，现在是火烧眉毛了！”
李震又赶回了河边，努力地整顿了混乱的秩序，算算时间，勉强可以按时渡完。他刚要松口气，忽然淮河上起了大风，船本来就小，大风一来，就开始在河中打旋，速度越来越慢，每渡一趟时间要延长四五倍。看这样子，午夜两点以前让全旅渡过淮河是很难的。李震看着
阴濛濛的天空，气得直想骂娘。
他犹豫了一阵，只得又跑回去告诉了李达，李达无可奈何地把时间又推到了拂晓以前。
在8月27日2时，原计划十八旅已全部渡过淮河，实际上连一半都没渡完。这时，刘邓首长赶到了淮河岸边。刘邓李在岸边一间小屋举行紧急会议。
李达把渡河进展情况汇报完后，刘伯承一直在沉思。小屋里站满了人，闷湿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四十六团正在彭店与敌八十五师激战，四十九团又赶回去了，两个团都是六纵的主力团，虽然都很能打，但时间也耽搁不起，敌人再赶上来几个旅，后果不堪设想。小屋里一片寂静，只有外面的风声还在呼呼地响着。
天助刘邓(2)
刘伯承忽然抬起头，看着李震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李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李震的口气非常肯定，五十三团派人侦察过了，五十四团也派了人，旅里也侦察过了，都说不能徒涉。
李震一一回答了他所有的提问，淮河不但不能徒涉，就是架桥也很困难。
屋里很静，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靠收集来的10多只小船，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几万大军渡过淮河，除非有奇迹出现。野司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邓小平果断地说：“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谁都知道，留在后面，是很危险的，万一来不及过河，只能就地打游击，甚至陷入重围之中，但最高统帅就是最高统帅，他们只会当机立断，绝对不会在那里婆婆妈妈地你推我让地消耗时间。刘伯承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天已经渐渐地亮了，李震正在渡口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渡河，刘伯承走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李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里还在想，不知是谁给他找来这根看着很别扭的竹竿，当手杖用也要不了这么长嘛。
刘伯承上了船。当年六纵的许多指战员都看到了，船一离岸，刘伯承就在船边晃动着，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不少人还在议论：“司令员在干啥？”“是啥东西掉河里了吧！”
河中忽然传来了刘伯承的声音：“李震同志，能架桥呀！我试过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呀！”又大声地喊：“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
站在岸边的指战员们恍然大悟，刘伯承原来是在船边用竹竿试探河水深浅。
但刘伯承还不放心，李震刚要上船时，接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一张纸条：“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
李震到了对岸，刘伯承还站在那里。他看见李震就问：“布置架桥工作没有？”
李震忙讲：“李参谋长已经按照执行了！”
刘伯承还不放心，又叫李震用他的名义写信给李达，要想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在每个字的外面再加上圆圈，以示强调。
李震写完信，念给刘伯承听了一遍，刘伯承说：“在那圆圈的外边再套一层圆圈，要叫我们干部注意才行！”
信送走了。刘伯承看着李震，很严肃地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又用那根长长的竹竿在地上重重地顿了一下，重复了一句：“要害死人！”
李震惭愧地低下了头，他后来回忆说：我静静地站在他那魁梧的身前，他那永远显着和蔼的面孔，一直沉在严肃里，他的话一字一句像千斤重锤打在我的心上。
刘伯承司令员同六纵指战员一起测量淮河河水深浅
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在半夜时，就带着直属队用竹排渡过了淮河，在南岸建立了一个指挥所。天刚亮，他看见马夫和喂马的都来了，刘昌很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过来了？”
马夫是个小个子四川兵。他说：“我会水，水刚到嘴边，过来的。”刘昌大喜，忙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告诉李震，这里可以过来，然后让马夫赶紧给李震汇报。
这时，李震也接到了五十三团的报告，说是他们团一个马夫牵着马徒涉过了淮河。还没报告完，刘昌的信也已经到了。
李震高兴地咧开嘴笑了，他赶紧写纸条让通信员快马加鞭赶去报告刘伯承。纸条刚写完，刘伯承的警卫员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了，送来了刘伯承一封信，说他亲自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淮河完全可以徒涉，让李震赶快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火速从上游徒涉。
部队迅速组织徒涉，在浅水区放上浮标，很有秩序地排成四路五路六路，浩浩荡荡地过来了。
这时太阳出来了，从西南飞来了两架敌机，进行轰炸、扫射，子弹噗噗地打进水里，炸弹落在河里，溅起了一两丈高的水柱，但大家没有理会它，冒着弹雨过河，甚至有些战士还给它开玩笑：“你下来吧，下来咱们吹吹牛！”“我们饿了，你下个蛋蛋让我们吃吃！”
天助刘邓(3)
部队大部分渡过了淮河。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
四十六团赶到淮河边时，水已经涨到了鼻子下，只好大个子负责小个子，会游泳的帮助不会游泳的，跌跌撞撞地总算全团过了河，但还是有两名战士被河水冲走了。
四十九团担任阻击任务，是最后渡过淮河的。十八旅把所有的船只和竹排集中在了北岸。四十九团和敌人已经面对面了，在交火中，连对方的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等到大部队全部安全渡过了淮河，纵队命令四十九团撤退。团长苟在合立即进行部署，留下少量兵力且战且退，迷惑敌人，大部队借着庄稼做掩护，隐蔽地往渡口跑步前进。四十九团一到河边，乘船的乘船，坐竹排的坐竹排，甚至连马都用上了，不会游泳的就拽着马尾巴。四十九团安全地渡过了淮河以后，吴绍周带领的八十五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命令部队也立即徒涉，不料人马一下水，还没到河心，就被河水卷走了。吴绍周忙让部队停止过河，望着淮河，不禁仰天长叹：“共产党啊共产党，真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国民党军统帅部方面也感到很惊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29日日记中记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犄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共产党人是讲唯物主义的，但偏偏就是那么神奇：刘邓大军刚过完河，上游的洪峰就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0多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10多天才过了淮河。
当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已进入大别山，非常生气，狠狠地斥责国民党军将领：“各部队行动，迟慢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部、部队长只稳打稳扎，猬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
9月初，蒋命令整四十六、五十八、八十五师渡过淮河向南推进，整十、四十师经宣化店向东推进，桂系的整七、四十八师沿经扶、麻城南进，整五十二、五十六师在信阳以南的外围，整六十五师由平汉路到黄安，张淦等渡过淮河的部队统归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指挥，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
刘邓大军开始了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岁月。
一寸土地一寸血(1)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大别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大别山风景很美，但并不是一个特别富庶的地方，物产也并不丰富，人口也并不如北方平原那么密集。后人在讲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麓
直到今天，大别山作为革命老区，在有着优惠政策及各级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依旧不能脱贫，更无法与华北多数地方相比。在半年前，笔者因为工作需要采访一位安徽金寨籍军队医学专家时，他曾告诉我们：大别山区至今仍极为贫困，他在当兵之前，从来没吃过一顿白米饭，一天三顿就是泡菜、煮红薯和南瓜，吃了近20年，如今一见到红薯和南瓜，胃里就要泛酸水，这真是吃怕了。可见，大别山并不能说是一个富足的地方。我们在采访中，也没有一个当年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说过大别山是一个“富足”的地方，相反，说得最多的还是大别山的艰苦。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想象大别山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这对大别山人民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争取来的。他们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持了南下的十几万大军，这是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关键。刘伯承在1949年时谈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曾说：“曾经是老苏区的大别山的老百姓，是顽强不屈的，他们从大革命到现在，遭受过国民党历次的大屠杀和抓壮丁，许多村子荒着没有人住，许多人全家被杀灭只逃出个单身……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陈斐琴、刘备耕等人主编：《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第四卷，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108页。
第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也曾经回忆说：“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部队没饭吃，最让人头疼。”
红色的土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由此可见，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据国民党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记载，大别山区周围28县，共118余万人口，境内交通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387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更重要的是，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共产党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大别山的土地是红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革命军队的摇篮之一，也是因为流在这块土地上的鲜血太多，这里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也有所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但更多的鲜血，是那些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人民流下的。
一寸土地一寸血(2)
最早看上这块地方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像高敏感度的雷达，一下子就看准了这块地方山脉纵横，谷深林茂，最适合武装割据。他们在这里组织了黄麻暴动，成立了后来能征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两个军6个师，还组建了4个独立师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数达万余人，地方群众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发展到拥有6座县城，26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面积达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创造了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极盛时期。但随着张国焘的到来，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黄麻暴动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等人先后被害。大“肃反”给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即改组派）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讲：“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这次大肃反，许多大别山的儿女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大刀长矛下，这也给共产党及其红军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第四次重兵“围剿”下，得不到群众支持，甚至有部分地方“反水”，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远征陕甘。
红四方面军走了，国民党军跟着就来了。据有关史书记载，国民党军占领大别山以后，喊出了“血洗大别山”的口号，对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第十二师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一次就屠杀和活埋群众3500多人；在六安县上楼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200多人。第八十九师在黄安平头岭，一次屠杀群众2000多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道过鄂豫皖地区广大农村的悲惨景象：“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此一情景，酷似古诗所云：“白首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然后是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接着就来了，在大别山区和国民党军开始了拉锯战。
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在1938年徐州会战后撤至大别山区，和在江南的第九战区一起，于1938年6月至10月，集中110万的兵力，组织了武汉会战，在大别山区给日军以重创，消灭日军10万余人，国民党军也伤亡了22万余人。以后，第五战区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官兵依托大别山与日军周旋，给日军大量杀伤。1942年12月，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企图肃清坚持大别山抗战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给大别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破坏。仅在占领茅坪后，日军兽性大发，将镇中军民561人，无论老少尽皆屠杀，日本占领立煌县城后，又将全城付之一炬。有回忆文章称，国民党军收复立煌后，官兵驻足立煌街头，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到处是残垣断壁，尸骨遍地；更有甚者，日军把城中“庆祝元旦”的标语改成了“庆祝完蛋”。面对此情此景，在场的人皆泣不成声。
一个叫欧阳学卫的大别山人曾经采访了当年见证日本鬼子暴行的老人，详细记载了日军在大别山的无耻行径：
日寇侵占武汉后，将宋埠镇作为清剿大别山抗日根据地的基地，在宋埠镇西头（今麻城二中）以及镇东郊的自然村庄屈家巷，分别设置总部（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弘部”），驻扎了大量战斗部队和后勤人员。
得胜的日本兵目中无人，狂妄至极。夏天只在腰间系一根带子，从裆里吊起一条白布兜住阴囊，就四处大摇大摆，在古老的文明之邦如入无人之境。兽性发起时，无论白天黑夜，也不分老弱病残，公然强Jian、轮奸妇女。无助的妇女们用食油调和锅底灰涂在自己脸上身上，将自己弄得越脏越好。日本鬼子以为这些妇女患有传染病，虽不敢沾边，却咒骂她们是“东亚病夫”。
一寸土地一寸血(3)
由于大别山上的抗日游击队经常下山打袍楼、拔据点，打得日寇心惊胆战。日军为了割断我抗日武装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沿汉（口）麻（城）公路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日军赶走了老百姓、抢光了粮食牲口后，用钢丝绳系住民房后沿的房檩子，再用汽车在房前拉钢丝绳，这样一栋民房瞬间就被夷为平地。凡不愿搬迁的老百姓，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屠杀被俘的抗日游击队队员。袖家湾的曾大爷回忆说：有一年冬天，3名游击队员因负伤不幸落入敌手，他们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开口。残暴的日军在屈家巷操场放3口大水缸，缸内灌满了带冰碴的水，水缸周围架起劈柴。敌人将负伤的游击队员五花大绑，投入水缸，仅露出头在水面上，然后点燃劈柴。我游击队员先是冻得半死，后被活活煮死。
当时在屈家巷一带的村庄，生长着许多碗口粗的楠竹。日本鬼子抓到游击队员后，就利用楠竹作刑具。刽子手选择相距两米以上的两棵楠竹，用汽车和纤绳将楠竹拉得靠近后，将游击队员倒挂在两棵楠竹上，然后砍断麻纤使楠竹突然弹开。瞬间，游击队员被活活地撕开成两片。陈家湾的陈大爷说：我亲眼看见人的五脏六腑从树（竹）上一直挂到地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啊！
驻扎在宋埠镇和屈家巷的日本兵，以创造新的杀人方式为乐。只要有抗日战士被俘，日本鬼子就尝试新的、惨绝人寰的杀人方式。宋埠镇下河街的刘大爷回忆说：有一次，敌人将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操场上，冷不丁地从背后砍掉游击队员的头颅，另一鬼子兵立即用一坨黄泥巴盖在喷血的脖子上。被砍掉头颅的躯体依然站立，并摇摇晃晃地继续行走，许久才倒下去，而围观的鬼子兵均以此为乐。
有一次，日本鬼子为了庆祝胜利，在宋埠镇的总部操场上，将一批被俘抗日将士双手向上捆绑在柱子上，刽子手用斧头劈开我抗日将士的左胸，用刺刀剜出心脏。然后叫伙夫拿到食堂做成菜。后来，一名伙夫对当地人讲：他从地上拿起军用盆时，感觉里面的心脏还在跳动，甚至顶动了盆盖。敌人一边如狼似虎地吃着用人心做的菜，一边发出阵阵嚎叫和狂笑。
日本投降后，大别山人民刚刚迎来了阳光、鲜花和和平，然而，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国共双方又在这里摆上了战场，内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大别山区打响了。战争的阴云又笼罩在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为了加强中原地区的武装力量，党中央命令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命令王树声率领的河南嵩岳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在桐柏地区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1945年10月30日，组建以新四军五师为主体的中原军区，总兵力共计6万余人。这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他决定拿中原野战军开刀，调动了30万的兵力，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国民党军在1946年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中原军区主力经过艰苦奋战，突出重围，撤出了大别山。
国共内战由此全面爆发。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并没有全部都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1947年9月2日，李德生率领六纵十七旅向黄安进发，傍晚时在一个叫黄石冲的村子宿营。这个村子的东面都是山，山上树木茂盛，他们并不知道，树林里正聚集着几十个穿着破破烂烂，身上带着破旧武器的人，他们不时地向山下张望着。
一个胡子拉碴挎着驳壳枪的人，向一个老人说：“你去看看，看看他们臂章上，有没有‘八路军’这几个字，弄清了，就叫我们。”
那个老年人放下枪，溜下了山，在村子里左看右看，这些军人的臂章上没有“八路军”字样，胸章上只有“人民解放军”。但这个老人并不识字，他只读出了一个“人”字，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有点疑惑：“怎么没有个八呢？只有个人？”他的样子引起了哨兵的注意，哨兵走过来，警惕地问他：“老板，你找谁？”
一寸土地一寸血(4)
老人说：“哪个都不找。”
这让哨兵更加怀疑：“跟我去一下。”并把枪往上抬了抬。
老人说：“我是种田的。”
哨兵不相信：“找你问点事，问完了，你还种你田去！”
这是十七旅司令部的哨兵，他报告李德生：“我抓到了一个特务。”然后就把这个老人带了进来。李德生审视着老人：“大爹，你是找人吧！我注意你好大一会儿了。”
老人说：“我是看看，你们是什么队伍，庄稼人好奇，长官别见怪。”
李德生不动声色：“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八路军，也是当年的红军。”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李德生，低着头不吭声。
李德生怎么看他都不像“特务”，就缓和了语气：“大爹，我也是本地人，有些人可能晓得我，我叫李德生……”
老人的泪水夺眶而出，李德生正感到奇怪，他忽然扭身跑了出去，冲着山坡，挥舞着手喊：“下来哟，是我们的人！”
李德生明白了：这是游击队员！
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叫刘名榜，抗日时期是鄂东地委委员，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时，为了保留“革命火种”，留下了一批同志打游击，刘名榜是罗（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在困难、恶劣的环境下，艰苦斗争了一年多，终于等来了解放军。
李德生很高兴，向他介绍了南下大军的情况，还请他吃了午饭，送给他一部分枪支弹药。
在大别山区的各个地方，像这样的游击队还有很多很多。
可以说，自第一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至今，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大别山一直处在战争的旋涡中，战火从来没有停息过。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翻遍史书，大别山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得响的富豪。
大别山人民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这一次，共产党人为实现“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目的，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块灾难深重的红土地。
大别山人民将再次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块土地上的血，还没流够。
回家(1)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很多都是大别山人，如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他们对于大别山，更有特殊的感情。如今，近20年过去了，许多地方还能看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印迹。
当年随军记者团成员王匡后来回忆说：
在光山的白雀园乡，我在一个农民家里的木墙上，发现了有很多红绿纸条印的红军标语，看样子，已经是十几年前的老东西了，但字体还很清楚，颜色还未脱落，上面写着：“列宁精神不死！”“卢李精神不死！”“纪念列宁，要参加红军！”“工农红军万岁！”这卢，显然就是卢森堡，李是李卜克内西了。我看到这些标语时，不得不佩服那时的宣传工作者的宣传技术，他们贴得这么牢靠，又贴在农民的家中，沿途我们还看到“集中优势力量，消灭敌人一路，保卫边区！”的五六尺宽的大字标语，是用红黄漆写的，因为写得与屋檐一样高，白军来了也不易涂掉。
在同一个地方的另一个木墙上，我还看到了一张土地革命时期的“光（山）商（城）边区人民革命政府布告”。
野司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鹤桥的故乡也在大别山，他是在1934年秋，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边区长征的。他到大别山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到革命的故乡——大别山》，在这篇文章中，他也讲道：
在光山县一个村庄，农民们在打谷场上争着告诉我们，他这个村庄在十五年前住过区的苏维埃（即区政府），他们都是农民协会的会员。一个青年农民很天真地笑着向几个河北籍战士问道：“红军是从俺们这里起家的，俺们都是老革命，你知道吗？”在场的同志们都兴奋地笑起来了。在麻城行军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解放军带路，他同一个战士在前面边走边谈，老头问战士：“你干革命多少年了？”战士答道：“我到解放军来有一年零五个月了。”老头笑起来了，他说：“我在民国十九年，就当过区政府土地委员，领导过分土地哩！”这位战士很高兴地说：“你真是老革命，请多送我们几里好吗？”老头点点头说：“莫看我老了，也要送十几二十里呀。”在金家寨附近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说从前她当过乡苏维埃政府的委员，领导过妇女反封建，接着她指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农民说：“那时他还是个小孩子，当儿童团的。”又说：“这次你们又回来了，我们可要过上好日子了。”
8月30日，刘邓首长向部队发出指示，就提出“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和“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的口号。这些“鄂豫皖子弟兵”都是红军长征时就离开了大别山，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刚到大别山，心情都是非常激动和振奋。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中曾深情写道：
从息县渡口一过淮河，就进入大别山麓，看到与北方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色，到处山清水秀，林木葱葱，已是江南风光。
大别山，我的故乡！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是1930年从家乡——河南光山县（今新县）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踏上西进征途，经历了红军长征，八年抗日，转战千万里，离家已十七年，现在打回来，重新解放家乡的土地，我和许多老战士一样，心情十分激动。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6页。
部队路过七里坪，离李德生的家很近了，十七年没有回过故乡，他决定回去看一看故乡的山水和亲人。李德生的母亲去世很早，那时他才五六岁，不很记事。父亲给地主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两个弟妹也养不活，先后死去。李德生9岁就给人家放牛，14岁参加了红军。红军一开始长征，就和家里失去了音信，他想回去看看父亲。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69页。这次护送李德生回家的是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回家(2)
我跟着部队行军了几天几夜，有天中午10点左右，部队在一个叫枫树大湾的村子旁休息，我刚靠着一棵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通信员就过来叫我：“快起来，2号找你！”
2号是旅政委何柱成，他很喜欢我。我是在1938年参军的，那时我才12岁，父亲病死，奶奶、姐姐先后饿死，母亲改嫁后，那家也穷，她就领着我到处托人，准备给我找个能吃到饭的地方，我就这样参了军。我刚参军不久，部队精兵简政，说我年龄小，让我回去。我说什么也不走，还哭着说回去连吃饭都成问题，要不了多久就得饿死。情况反映到新一旅政治部主任何柱成那里，何柱成听着就难受，他对给他报告的干事说：“别说了，别说了，把他留下！”我不但留下来了，还被组织送到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本来要把我们这批抗大学生送到东北去，但刘邓大军刚在上党打了个胜仗，连排干部消耗很大，刘邓也很喜欢知识分子，让政委去要人，结果，抗大七分校1000多名学员就留在了晋冀鲁豫军区。我被分到了六纵参谋处当了见习参谋。有次何柱成到纵队开会，正好看见我了，一下子拉住了我，说：“小鬼，你还活着呀，你怎么在这里？”我也非常高兴，给他说：“我是抗大毕业后，分在这里的。”何柱成一听，咧嘴笑了：“是大学生，不简单。走走，跟我回十七旅去！”纵队参谋处长王毓淮不高兴了，冲着他叫：“他是纵队的，你怎么能说要就要走了？”何柱成说：“这是我们的人，不信，你问他！”硬是把我拉回了十七旅。
何柱成在枫树大湾把我叫来，对我讲：“小参谋，给你一个任务，1号要回趟家，你带一个骑兵班跟着1号回去。”我答应了一声，转身就要走，何柱成又把我叫住了，问我：“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我让你带一个骑兵班是什么意思？”我忙严肃地说：“知道，政委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把首长安全地带回来！”
李德生的老家叫李家洼，到了村口，我忙带了两个战士到村庄看了看，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老乡们都跑光了。找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眼睛也瞎了，我报告了李德生，李德生忙赶过去和她拉家常，当她知道是李德生时，就立即跑到村边吆喝：“都回来吧，是德生儿回来了！”
老乡们还没回来，李德生就等不及了，忙骑马赶到自家门口，他愣在了那里，家里别说是人了，连房子都没有了！
在瞎眼老太太那里，李德生打听到了叔叔家。他忙赶了过去，叔叔也跑山上去了，家里只有一个叔伯嫂子，但她一听到马蹄声，就藏在床下，我带着警卫员满屋找，才把她从床下请出来了。她一出来，吓得浑身发抖，李德生颤抖着说：“我是李德生！”她惶恐地抬起头，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这才认出来了，开口就骂了一句：“你这个死德生，把我都吓死了！听见骑马声音，我还以为是中央军呢！”她忙跑出来，大声地喊：“是德生回来了，是德生回来了！”
老乡们这才回来了，见到李德生，亲热得不行，把田里的稻子割了喂马，李德生不让，但老乡们说什么也不行，非要这么干，还忙着给战士们派饭。老乡们都围上来，好奇地看着他，摸着他穿的灰布军装，羡慕地说：“你穿得这么好啊！”其实李德生穿的也很简陋，只是大别山的老乡太穷了，个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服。
李德生的叔叔也回来了，在交谈中，李德生才知道，他参军后，父亲因为是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抓去关死在外地。受苦一生的老人，最终没能看到儿子回来，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
中午时，其他战士都被老乡拉去吃“派饭”，李德生的警卫员和我到他叔叔家，李德生和他叔叔拉着家常，他叔叔用细茶招待我们。细茶是茶叶碎末，在大别山很珍贵，只有最亲近的人来了才拿出来招待。中午就在他叔叔家吃的饭，一个人一碗面条，面条上还有块鸡肉，也不知道放了多少年，又黑又硬又咸，咬也咬不烂，但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吃，剩在碗里那多不好看。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它吃掉。我们吃完饭，他叔叔把碗拿走了，脸色也不好看。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下午我们就走了，出了村，李德生对我说：“今天回家，咱们办了件丢人事！”我还以为是群众纪律出了问题，我们来时何政委也嘱咐过我，到了首长家，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要给老乡留下好印象。所以我对李德生说：“首长，你放心，出村时，我都去检查了，喂马的稻子也付过钱了，也给老乡家的缸挑满了水，地也扫了。”李德生说：“不是这个事，我是说咱们吃饭，吃面条时，面条可以吃，但肉不能吃。老乡家里穷，来客人了，要面子，在上面放块肉，客人也知道，一般都不吃。这次不吃，下次可以再用，我也忘了这事，咱们这一吃，以后你让他再到哪里弄块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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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3)
听得我一阵心酸，眼泪差点就要出来了，忙把脸扭向一边，揉了揉眼，说：“这风真大。”其实，那天哪里有风啊！
家在大别山的老红军，离开家乡近20年了，大多数都是十几岁就跟着红军走了，道路、村庄变化都很大，原先也许很富的地方，有的已经很穷了。破破烂烂的，有的甚至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都不知道。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骑兵通信员屈海群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到了黄安，住在一个村子里，部队没吃的，也没钱了，我看政委李少清饿得不行，就跑到一家磨豆腐的老乡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现在没吃的了，能不能搞些豆腐渣给我们？”老乡给了我一大瓢，我忙拿回去，也没盐，就用锅煮煮给李少清吃了。李少清狼吞虎咽地吃完，说道：“好吃好吃，在哪里搞的？”我说：“是老乡给的。”李少清笑呵呵地说：“我家从前也是磨豆腐的，咱们去看看。”到了老乡家，看着那破破烂烂的房子，李少清愣了一下：“这不是我家吗？”说着就跑了进去，进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乡就是他弟弟，两个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六纵十六旅旅长尤太忠路过家门时和这种情况也差不多。有次部队行军，路过一个村庄，尤太忠也没在意，他骑着马在田埂上走，田里一个老乡看着他，忽然拿着锄头，冲着尤太忠跑了过来。警卫员都吃了一惊，忙上前抱着了他，他边挣扎边喊：“尤麻子，尤麻子，你不认识我了！”尤太忠一看，是他当红军时的老战友，忙跳下马，一把抓住他的手问长问短，原来他在长征时负了伤，一路乞讨又回到了老家务农。部队要赶着行军，尤太忠只好给他留了一些香烟、一床被子就走了。
尤太忠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家门口。
但家门也不好进，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重点统治区域，敌情十分复杂。当年六纵十六旅的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我们到大别山后，实际上很艰苦，不像后来电影中说的那样很受欢迎。首长想回老家看看，怕敌人报复，也是晚上偷偷地回去的，还不让家里人出去乱讲。有个电影上说有个首长是白天回去的，还给乡亲鞠躬什么的，都是瞎编的。那时谁敢这样啊，那可是要亲人的命的。也不是怕国民党正规军，它不管这事，再说，军队还讲个纪律什么的，它也不敢乱来。主要是怕地方上那些土匪什么的，他们可没那么多条条框框，说杀人就杀人。
尤太忠夜里偷偷回家，看到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被子留给了亲人。但据说没过多久，部队再次经过他家时，那床被子已经被国民党扶持起来的“小保队”（土顽武装）抢走了。
刚进大别山，指战员们遇到红军亲属的事情数不胜数。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到了光山的九里坪附近，有一天部队经过一个村子，叫鲍家湾，村里人大多数都姓鲍，但谁都没和纵队副政委鲍先志联系起来。村里老乡看到解放军，都躲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触。但政治处住的那一家，男主人不但不躲，还把家里的糍粑拿出来，很热情地招待大家，没事时进进出出的，有时还伸着脖子往屋里瞧。我甚至有点怀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了，我给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给我使了个眼色：“你去看看。”我刚出去，这个男的就主动过来搭话，问我：“你们真是红军？”我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打回来了！有几十万呢！”我本来是想吓吓他，谁知他反而显得很高兴，对我说：“我哥和你们一样，也是个红军，他走二十年了，也没消息，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活着。”我忙问他：“你哥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鲍先志。”我吃了一惊，鲍先志不就是我们纵队的副政委吗？我忙把他叫到屋里，给苗兴华讲了，苗兴华也很高兴，对他说：“你放心，你哥不但还活着，还在我们部队当了大官，比我们的官大得多！”鲍先志的弟弟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又跑进里屋，把家里所有糍粑都拿出来，非要部队都拿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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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4)
当年在大别山还流传着三纵司令员陈锡联会见了母亲的故事，跟随三纵一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女作家曾克，在《挺进大别山》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这件事：
……在新田铺一家作为司令部的堂间里，像平日一样紧张而严肃。电话耳机一直离不开赵参谋处长的手。忽然，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并且立刻叫陈司令说：
“快来，你的好消息，你兄弟叫六纵队找去当向导了。”
陈司令员把眼睛离开了地图一下，没有当成一回事情地笑了笑，又和阎副政委把注意力集中在部署的研究上去了。
赵参谋处长听完了来话，把耳机放下，跑过去拉着陈司令员又说：
“嗯，不是给你开玩笑，老太太今天就来看你了。”
这时，司令部人们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这个突然得到的，令人惊喜的消息上。赵参谋处长把在电话上听到的情形，讲给大家听：六纵队昨夜行军，找到一个青年人做向导，这个青年人在带了几站路后，要求回去，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六十三岁的老母亲，哥哥当红军走了20年。战士们就向他询问哥哥的姓名，当青年人一说出陈锡联的时候，很快就被带到司令部……
当天上午，一辆手推车停在司令部的门前了。警卫员把一位穿着蓝色新衣衫，看起来还很健康的老太太迎进屋里……
原来，陈锡联的母亲在他走后，到处讨着要饭找了陈锡联好几年，老人得不到他的音信，许多人都说陈锡联已经牺牲了，但她不信。前些年，听人说，光山、潢川来了红军，她又要着饭去找，差点病死在路上。
陈锡联流着泪听着母亲讲着往事，安慰着母亲。但呣子两人也只是在一起呆了一天，三纵要行军了，只能把老太太再留下来。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被子送给了老人，强忍心中悲痛，带着部队走了。部队一直到转出大别山，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一面。
也有人说，六纵转出了大别山，在攻打襄阳时又见到了陈锡联的母亲。当时部队包围了襄阳，在城西北角见到了一个讨饭的老人，到处在打听“陈锡联”。战士们赶紧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原来老人在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小保队”疯狂迫害红军、解放军家属，老人只得又被迫出门讨饭，一路上找着儿子，听到哪里打仗了，别人跑还来不及，她偏偏还要往那里赶，等到她赶到了，部队已经走了。追了几个月，终于又在襄阳遇到了六纵，六纵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安慰了一下老人，留下了一些粮食和银元就又走了。这件事1950年在战士们学文化时读到曾克的《挺进大别山》一文时，广泛流传着。
三纵副司令员郑国仲也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在麻城白果镇西北方的郑家塘，郑国仲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已经20年了，到了郑家塘时，已经是黄昏了，村庄变化很大，他几乎认不出来了。这20年里，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也没有听到老家的任何音信，他不敢肯定自己走了这么多年，家里还有没有人，所以他按印象先找到了自己婶娘的家。屋门外站着一个头发全白、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太太，郑国仲看了一眼，没有认出来她是谁。他印象中这是婶娘的家，万万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自己的家，站在屋外的老太太就是他母亲。他母亲也没有认出他，村庄里住上了解放军，老太太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对这支陌生的大军充满了疑惑，解放军到了家里，她就赶紧走到了屋外。她看了一眼郑国仲，忙又慌慌地把目光投向了一边。郑国仲走进屋里，这里已经住下了别的部队，他七十多岁的父亲正坐在屋角里，两腿中间夹着一个火炉，低着头烤着火。他和其他乡亲一样，对陌生的解放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态度既客气又透着冷淡，轻易不会主动过来搭话。郑国仲仔细地看了看他，没有认出来这是自己的父亲。20年的变化太大了。他主动过去问他：“老板，这是哪个的家啊？”
他父亲抬头看他一眼，充满了戒心说：“这是我的家啊。”
回家(5)
郑国仲看看他，这个老人自己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又看看四周，这里既熟悉又陌生，应该是自己的婶娘家啊。于是，他说：“这不是你的家。”
老人的戒心变成了惊惧，他瞪大了眼睛问他：“这怎么不是我的家了？”
郑国仲很肯定地说：“这不是你的家，你认识不认识我？”
老人看了看他，郑国仲取下了军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最后却摇了摇头。
郑国仲又看了看四周，有点疑惑地说：“这应该是长庆的家啊。”长庆是他的伯父。
老人愣了一下，抬头看着郑国仲，惊惧变成了好奇，态度也和缓了：“是的，这是长庆的家。你是谁？”
郑国仲的|乳名叫“祖福”，他忙说：“我是祖福。”
老人看了看他，目光又冷了下来。他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回家了，儿子当了红军走了以后，一直没消息，刚开始那几年，他还盼着儿子能突然回到家里，5年过去了，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老人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现在郑国仲站在了他面前，但穿的衣服不是当年红军穿的衣服，老人认为这不是红军的队伍，别人给他解释，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但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还以为是坏人在打他主意，试探他的，就重重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不吭声了。
郑国仲知道这是老人不相信自己，但他肯定了一点，这个老人即使不是自己的亲人，也是村里的乡亲，并且也应该认识他。他就在老人对面坐了下来，详细地讲了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自己家里的情况。听着听着，老人呼地站了起来，抓住了他的肩膀，一下子哭了：“祖福，你真的是祖福，你可回来了……”
屋外的母亲也听清楚了，急忙跑进来，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哭起来了。郑国仲扑通地给父母跪了下来，两行热泪流了出来……
伯父和许多邻居听到哭声也惊慌地跑了过来，询问着。整个村子也立刻轰动了，乡亲们奔走相告：“祖福回来了，祖福回来了！”许多老年人跑来打听着与郑国仲一同参加红军的儿子，许多童年的伙伴来探问自己久离家乡的弟兄的消息……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老家”，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在部队宣布了跃进任务后，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他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这也不能怪大别山人民，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胜利进入大别山，但他们期待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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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1)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跃进大别山的前途，曾作过三种估计：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要刘邓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便命令第三、第六两个纵队，分别向皖西、鄂东展开，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歼灭分散之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大别山以北阻敌，就地坚持，掩护展开。
但问题接着就来了，大别山给了刘邓大军一个下马威。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当年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副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
刚到大别山，我们就感到不习惯，山上蚊子多，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蠓虫，往那一坐，脸上、脖子里到处都是，叮得人浑身难受。我有个被套，休息时，用它盖着头，蚊子都能把它咬透。有些同志就开玩笑说：“三个蚊子能炒盘菜。”北方人没见过水牛，那么大的身子，眼睛也很大，有的还以为是啥怪物，看见水牛就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它。我们营有个小鬼，到了一个村子，拐了一个墙角，一下子踩在水牛身上，水牛呼地站起来了，大眼睛盯着他，吓得小鬼扭头就跑，还哭了鼻子。晚上睡觉，就睡在稻草堆里，南方蛇多，稻草里也有，很让战士们头疼。还有啊，大别山的老乡是用木桶方便的，木桶做得很好，有的像个箱子。老乡的房子一明一暗，堂屋很亮，里面的房间就很暗，有些战士趁老乡不在，以为木桶里是腌鸡蛋或泡菜，偷偷伸进去，手一抓，就抓了一手大便，几乎每个旅都出了不少这类洋相。老乡在屋外搞了个瓷缸，埋在地上，就算是粪坑。屋里木桶里的大小便满了以后，就倒在外面的瓷缸里，有些瓷缸就搞在路边，往地里运着方便。夏天太阳一晒，里面发酵了，颜色灰暗，就和地面一样。他们本地人知道那里有个粪坑，我们可不知道，夜里行军，到了一个村子，要到村里找向导，部队原地休息，大家把被包一放就坐在上面，有的就一下子连背包带人坐到了粪坑里，浑身上下都是大小便。这事我们营有，其他营也有。以后就有了经验，每个人拿根棍子，坐下之前，先用棍子在地面捣捣，如果安全了，这才再坐上去。
“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都是小事，虽然不习惯，但也能忍受，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生病的也很多，就是拉肚子。不是十天半月地拉，是整月地拉。我就拉了整整一个月。战士们掉队的很多，那队伍真是没法带了，稀稀拉拉的。有一天我们行军，纵队杜义德政委看到了，很生气，叫住我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忙说是五十二团二营的。他问我：“怎么这么多掉队的？”我给他讲了，大家都在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身子都淘空了。杜政委也知道这事，脸色缓和多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的，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但还是不行，断粮也是经常的，就只好搞些盐水汤喝，生活是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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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2)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其中这几句流传最广：“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大别山多小道，无数英雄光摔跤”，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现在想想，我们去大别山是太仓促了，准备得不充分，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重武装、辎重部队应该留在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带走了，到大别山就成了包袱。纵队有个辎重营，打羊山时发个“小洋财”，搞了几百辆运送弹药的车，就是那种一匹骡子拉一辆的两轮车，跌跌撞撞地到了麻城腾家埠，那里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上面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过去。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这也不行，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吃的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辎重营也就没了，全编到纵队炮兵营了，炮营实际上也没多少炮了，几乎都成步兵了。十七旅在麻城严家河也把几百辆辎重车推下了水塘，重机枪也埋了不少。我们十八旅是在麻城和英山之间，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把枪拆开，枪栓埋个地方，枪筒埋个地方。枪都是好枪，埋了很可惜，可不埋了又没办法带上，许多人都流着泪把枪埋了。再一个就是该准备的没准备，主要就是马掌，北方的马到处都是，马掌哪里都有，所以大家也没在意。到了大别山一看，人家用水牛，根本就没有马，你问人家有没有马掌，人家还不知道马掌是啥东西。马没掌不行，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营以上干部配有驮马，副营级是两个人用一匹，上边也来了命令，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越往里面走，路越难走，只好又把驮枪驮炮的也杀了。饲养员都是华北的，对马有感情，可不杀又不行，要杀马时，他也不拦，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ρi股都墩肿了。有个晚上，我就整整摔了四跤。
六纵在大别山行军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
下马威(3)
战士们在打草鞋
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六纵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别山天气不好，又是天天行军，这个脚还真不好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山上有个老乡的茅棚，有两个战士跑去烤脚。区队长就把我喊过去说：“你们班有战士在老乡那里烤脚，你怎么不去管管？”我就过去喊他们：“你们怎么不守纪律，随随便便就到老乡这里来烤脚？”他们两个忙走了。我赶紧脱下鞋，也烤了一下。本来不用我去喊的，我让战士去喊就行了，我就是也想烤烤脚，这才亲自去喊。当时，我一边烤着脚，一边心里想：将来胜利了，能到一个茅草棚里，升上一堆火，烤烤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六纵在1947年4月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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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4)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下马威(5)
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