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下马威(6)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再想开小差的主意，跑也跑不掉。部队住下后，干部还要看好宿营地的地形，看看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容易跑走，放哨兵时就要重点放在那里。行军时，如果是五点起床，干部四点就要出来看看人少了没少，连长看见排长就会问：“你们排怎么样，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营里干部遇到连里干部，也要先问问他这个。
在大别山，许多北方来的战士不喜欢大米，要吃面条，也不愿意喝稀饭。因为解放战士中很多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大米，到大别山也容易适应，他们这时反过来给老根据地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了，还给他们讲，稀饭有营养，我生病了，一喝稀饭就好了，不信你也试试。有时还真管用。
在根据地打仗，开小差的战士实际上也很少。如果开小差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有权把你关两天禁闭，这个权力也不是上级给的，是慢慢形成的，然后要开个会，批评教育一下，再做做思想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开小差不是一件光彩事，大多数战士对开小差的都很反感，有的开小差没跑掉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战士们一听说，上去就打，连队干部挡都挡不住，特别是对那些刚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一般都要编入部队，因为放回去了，害怕国民党军再把他们抓回去补充部队。我们就经常教育战士们，对那些开小差的，不能打骂，要靠批评教育。
大别山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开小差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点。我是第二批进大别山的。那时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山西的，我带两三个人到山西历城，让地方政府动员那些开小差的战士回队。凡是开小差的，地方政府都有名单，我们找到了###十人，还有一些新兵和南下干部，然后统一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大约是在1947年11月开始走，到12月底到大别山，把这些人都交给了团里。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下马威(7)
这种苦，刘邓首长也早就想到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1)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9页。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国民党地主武装杀起人来没有什么约束，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的重点统治区域。自北伐战争以来，除了出去打仗，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有人说，蒋介石一生的对手就是共产党和桂系，桂系也曾三番五次地起兵反蒋，但蒋介石依旧消灭不了，可见桂系无论治军还是统治地方，都确有两下子。桂系将领廖磊最为出色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桂系第七军撤至大别山后，他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的表现，当时他名义是主持安徽省政，实际上鄂东、豫南的大别山区也在他的辖区之内，权力极大。
廖磊是桂军一名出色将领，白崇禧在逃往台湾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廖磊在大别山评价甚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步，上下均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北、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可惜因战事倥偬，不能按时检查身体，二十八年冬病逝于立煌县，葬于宜黄。继廖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
廖磊在大别山区主政虽然只有一年，但口碑不错，颇受国人好评，时人称之为：“廖磊将军治军严明，与官兵同甘苦，勤政爱民，视吏民如弟兄，威德兼施，刚柔并济。平时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力行贯彻，不成功不止，以建设安徽、复兴中国为目的，一年之间，巡视鄂东豫南二次、皖中二次、皖北一次，轻身简随，履险如夷，行旌所至，军民夹道欢迎。”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廖磊于1939年冬病逝于立煌县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都曾送花圈致哀。
李宗仁与白崇禧晚年分道扬镳，矛盾极深，几至开口相骂，但对于廖磊，两人的评价都非常一致。李宗仁晚年提到廖磊时也回忆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那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28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2)
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20多年，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在大别山，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地形，桂系部队都要比刘邓大军熟。自李宗仁、白崇禧始，都有把桂军建设成一支能征善战的一流部队的雄心，抛开成见，我们得承认，桂军的纪律还是比较严格的。这和国民党军另一个王牌主力部队整十一师情况类似，强Jian和抢劫，一律处以死刑。我们在采访中，也多次听到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战士讲，桂系部队在大别山区和老百姓并非形同水火，相反一些军官，甚至老兵还在当地娶妻成家，成了亲家。所以，这就为解放军发动群众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也确实是给敌人杀惨了，杀怕了。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我们虽然说不走了，但谁信你？老乡们就看你能不能呆下去。我们来了，敌人也跟着来了，老乡知道你的部队好，但你不占优势，再一拍ρi股走人，他们就要遭罪。国共斗争可是生死之争，没有半点含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老乡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不敢和解放军接触。这个我们没有估计到，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
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六纵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一进大别山就感受到了老乡的顾虑。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低喊、孩子的哭泣，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村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了。十六旅的战士还感到很奇怪，自己穿的又不是国民党军的衣服，老乡怎么像着魔似地四散奔逃呢？
到了晚上，他们有了经验，弯着腰，蹑手蹑脚地前进，等到狗叫起来，他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涌进村里，村里立刻就乱了，男人们还是飞快地跑出来，流星似的一闪，便投进茫茫夜色中。女人们像一群被追赶着的老母鸡，连跑带爬地朝着男人的背影急赶，好几个比较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怀里的小孩扔在了门边，没命地奔逃，村外不时地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
他也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大家都看见了吧，老乡在夜里看不清我们是啥队伍，所以都吓跑了！就是白天看到了，他们也不敢和咱们接触！我们只有用行动让他们看看，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连桌椅都不能碰一下，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刘邓首长刚到大别山，也不得不面对这样尴尬的情景。当时六纵宣传部长唐平铸在十六旅和野司一起活动。他后来回忆说：
我们刚到大别山时，在村头断墙上，还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等大字标语。战士们，特别是亲历过鄂豫皖苏区斗争的老战士们，总是在这些经受了二十年风吹雨刷的标语前面停下来，看了又看。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大别山的人民生活在贫穷和悲伤中。很多房屋被敌人烧毁了。人们穿的是破衣烂衫，孩子头上长满了癞子，不少人长粗脖子，面带菜色。他们搞不清我们是什么队伍，用惊奇和恐惧的眼光注视着队伍开过去。问他们的话，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甚至跑进山林躲了起来。
部队到了宿营地，分给刘邓休息的是一间黑洞洞的窄小的房子。这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正煮稀饭。她自动盛了小半碗端给刘司令员，说：“喝口稀的吧！看，眼窝都塌下去了。唉！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刘司令员十分感动，一面接过那半碗稀饭，一面说：“老大娘，我们是当年的红军，现在又回来了。”老太太低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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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3)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到了大别山，无后方作战，别说布鞋，就是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刘邓大军南下时，每个纵队、旅、团都带了大量的银元和一些物资。不包括下面的旅团，六纵财务科就带39头骡子，驮的都是银元、金子和大量特货，用来向老乡筹粮。刚开始时，还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部队在这里筹过粮了，另一个部队路过了再筹一次，第三次再经过时，你就是给再多的钱，老乡也不愿意再给粮食了，他们也要吃饭。更严重的是，不到一个月，几乎所有部队带来的银元、金子都花光了，只剩下了特货。但部队整天在山里转来转去，根本没有机会把那些特货处理掉。六纵也到了断炊的地步，政委杜义德忧心如焚，他和副司令韦杰商量后，决定派人到敌占区去贩卖那些特货。
六纵队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我和供给处的曹德宏换上便衣，带着骡子，驮着那些特货出发了，但我们刚上了公路，还没走两步，前面就过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部队，戴着钢盔，黑压压地看不到边。公路两边都是山，我们两个想躲也来不及了，忙牵着骡子站在一边。整个队伍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整整过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有人偶尔看我们一眼，没有人过来盘问。我至今想起这事还害怕，要是他们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一开口说话，露出河北口音那就糟糕了。要是真问了，我就准备装哑巴，不说话。但我不知道曹德宏是不是这么想的，又不能开口和他商量，心里真急啊。国民党军过去以后，我们知道前边也不能走了，只好赶紧又牵着骡子回来了。
杜义德看着我们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叹了口气说：“算了，以后不要冒这个险了，还是借粮吧，要给老乡们说清了，等到解放了，我们政府一定会还给他们的！”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老乡们比喻说，这就像是耙田，横一道过来，竖一道过去，地面上还剩下多少可以入口的东西呢？老乡自己也要吃饭，所以，即使有点粮食，也只够养家糊口，说什么也不卖。
拿着钱征粮就难，何况是打借条？当年在六纵十七旅任医助的张九鼎，也被分到了“征粮队”，回忆起这事时就感慨万千：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但我们还要遵守纪律，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他们也是农民种地出身的，知道种地不容易，比战斗部队的年轻小伙子有耐性，向老乡借粮，我们就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我们没吃的了，来筹粮，你们给一点吧。”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老板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到哪家都是这样。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有些老乡也就相信了，怕敌人发现，就把借条塞进墙缝里。我听说，直到近几年，大别山有拆老房子的，还有发现借条的。听说解放后，当地政府都真还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4)
刘邓大军的借粮证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5)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还是打。但不公开打，让他主动把粮食交出来就行了。我就找来他家的一个长工，让他回去给这个地主说一下，我们八路军没粮食吃了，你们是地主，过去多少也欺压、剥削过老百姓，但还不是恶霸地主，所以我们也不镇压了，但必须在两天之内给我们把粮食送来。过了两天，这个地主没来，我去把那个长工找来，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别急，再等等，他也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我当时就急了，他再舍不得，我们就断炊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告诉他，回去给他家讲，再不送来，我们就要亲自去了，我们要是去了，那就是镇压。这个长工回去不久，就带着这个地主赶来了，他一来，就先扑通一下跪在那里磕头，一个劲地喊：“长官，可怜可怜，我也没有什么粮食啊！”我们就让他先坐下，给他泡了杯茶，给他讲形势，我们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会失败，还给他讲，我们这是借粮，将来一定会还的。做了半天工作，他这才答应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是30多担，看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我们就派战士把它抬来了，也给他打了借条。
除了打土豪来筹粮，部队被迫向商人筹款。
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没有能在打土豪中搞到粮食，为了部队生存，他就想到了向商人筹款。他回忆说：
部队无粮无钱，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也成问题。这时，我们听说其他纵队在向商人筹款，我们一商量，打土豪打不来粮食，能向商人筹来款也行啊。我们就去找浠水县商会会长，开始他还不给，说是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没赚到什么钱。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我们八路军是保护你们商人的权益的，你们解决八路军的困难也是应该的。”当时我们也很着急，我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浠水的是四十军，离我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我们吃饭。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吃就吃，几个月肚里没见过油水了，能吃顿饱饭也不错，但吃饭归吃饭，款还是一定要筹的。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我们几个战士跟着他，但一直到晚上他也没能拿来钱。这个地方我们又不能久呆，我把他叫来，让他先和我们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要是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要死咱们死一块。他们就给我们讨价还价，刚开始我们提出要8个亿，这是旧币，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左右吧。他们说：“你们有个部队在宋埠才要了4个亿，宋埠比我们还富。”他说的是二纵。我也不想和他们啰嗦，说：“你们有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们就带着会长先走了，到了兰举寨没几天，他们把钱送来了，有法币、银元，有些商人拿不出来钱，把金子、银子都拿出来了，还交了够一个团用的布匹、棉花，大概有2亿多元吧。我们也就把会长放了。他们还没走，旅政委何柱成就把我叫去了，批评了我一顿，说我违犯了政策。因为当时野司、野政再三通知不让向商人筹款。我说：“听说二纵在宋埠就筹款了。”何柱成说：“二纵违犯政策了，咱们不能犯！”我就问他：“没有吃没有穿，部队怎么能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何柱成说：“要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让他们支持！”我说：“你去鼓动，你筹到钱了，我立即把这些布送回去。”在大别山，敌强我弱，老乡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我们，何况商人了，鼓动工作根本行不通。何柱成的口气软了，他说：“你不要这样嘛，还是去给他们做做工作吧。”我就又出去给这些商人们讲：“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这也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6)
解放后，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只要有借条的，都还了。
但刘邓大军的日子还是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这里连年混战，国共双方在这里拉锯几十年，大别山人民少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无论是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了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也就是“坚壁清野”，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把自己家里的贵重物品、粮食转移到山上，或者在房前屋后埋起来。后来成为了军队著名作家的徐怀中，当时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他在新县浒湾区一个乡的武装工作队工作时，由于患了“雪盲”，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亲眼目睹了房东把存下来的粮食在房前房后分散埋藏多处，一处只放很少一点，即使被挖去了，别处的还在。他每次取回一点稻谷，就像是偷盗似的，要趁夜去，四下看看没有人，赶快起出来，还要把现场料理的一点也显不出来。
国民党军还好说，这里本来就是它的统治区域，背后还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补给不够，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面运来。这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来说，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困难。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搞到粮食，有些战士就向老乡连哄带骗，老乡也屡屡上当。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有个侦察员叫赵石子，鬼点子多，别人在忙着找粮食，他拿着一个望远镜站在村口，对着外面的山坡看了一会儿，回头吓唬老乡：“我看见你们粮食在那里藏着。”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山坡，又说：“你们要是拿出来了，我们要一半就行了，要是让我们自己挖出来，我们就要全部借走了。”老乡不知道望远镜是啥玩意，以为他真看出来了，忙慌慌地去把粮食拿出来了。赵石子还很高兴，以为首长会表扬他一下，谁知政治处主任张镰斧知道后，把他叫来臭骂一顿：“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欺骗老乡吗？你这是搞迷信，你算不算共产党员？把望远镜给我交出来！”赵石子被熊得脸红脖子粗，乖乖地把望远镜拿了出来。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那时我们营里都成立了筹粮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筹。上面就来人介绍了许多经验，教我们如何找到粮食，如何让地主交出粮食。我记得他还鼓励我们，说是某某部队住在地主家，地主的媳妇有事没事就来他们住的房子里转转。部队起了疑心，怀疑这间房子有鬼，果然一敲墙壁，里面是空的。打开一看，是个夹墙，中间放满了粮食、金银财宝，部队有粮吃了，款也筹到了。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7)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食藏在哪里了，你给你父亲写封信，我们先把你带走，你父亲什么时候把粮食交出来了，什么时间就放你。”我们带着他跑了两个月，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天天在ρi股后跟着，我们还带了10多个恶霸地主，也是让他们家人拿粮食拿钱来赎人。上级就命令我们，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带着是累赘，放了又怕他们去给国民党部队报信。那还是半夜，怕暴露目标，也不能开枪，战士们就在路边把那10多个恶霸地主用刺刀捅死了。地主小孩跟我们两个月，我对他有感情了，事先对那个班长讲：“这个小鬼，没有什么事，你们不能把人家也杀了！”班长说：“你放心，我知道的。”第二天我跑去问他，他说是放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糠米，铺稻草。”
上面讲到的找向导也是一件让部队头疼的事情。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多如牛毛，谁和解放军接触谁就要倒霉，这让部队找个人当向导变得非常困难。要想找到向导，必须得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敲门，一个在屋后边去堵。抓住后，让他当向导，有的说自己眼睛不好，不能带路，有的说：“不行啊，我家没有劳力，我还要到田里干活去。”战士们讲：“给你两块银元，帮我们带一带吧。”但就是这样，老乡也怕国民党报复，还不带。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曾经抓了一个向导，问他附近有什么敌情，他说不知道，问他地方，明明离这里不远，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半路时，他捂着肚子说要解个手，然后顺着山沟提着裤子就跑，有个参谋眼明手快，开了两枪，他吓得不敢跑了。战士们把他抓回来，这个参谋气得让战士们上去打了他一顿。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看见了，喊道：“给我住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个参谋站了出来：“是我让战士们打的，谁让他还想跑！”苗兴华瞪了他一眼：“你还有理！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个解放军？有你这样找向导的吗？你不会讲道理，做工作嘛！”那个参谋不服气地顶了一句：“我就是这么找的，你们当首长的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找向导去！”苗兴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只好走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侦察排长王道士，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他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有一次侦察排找了两个向导带路，谁知这两个人带了两三里，路过一个拐弯时，一弯腰就往山里窜。王道士叫了起来：“回来，给我回来！你们拿了钱还要跑！”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山里跑，眼看就要不见了，王道士夺过战士的冲锋枪，一下子把这两个向导打死了。政委郝培苗立即让人把王道士绑了起来，要就地枪毙。团长唐明春不干了：“这两个人说不定就是土顽，打死了活该！王道士是个老红军，又能打仗，犯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能枪毙！”争执了半天，只好把王道士的排长职务撤了，给了一个处分。但王道士因为作战勇敢，不久又恢复排长职务。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后，侦察排的一个战士因为偷拿了一个俘虏的手表被关了禁闭，他就找茬对指导员骂骂咧咧，动手打了指导员几个耳光，还让副排长也去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捅到了尤太忠、邓小平那里，这时正好又遇到全军进行纪律整顿，撞到了枪口上，执行了军法。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8)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1)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Jian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的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张之轩看了看部队带着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
，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1986年，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重访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他们说起这事还很后悔：“当年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有的说：“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1947年10月份，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二营奉命保卫野司，团里很重视。营长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了，一直没配。团里专门派参谋长沈伯瑛跟着我们指导工作。我当时觉得担子很重，因为部队里的解放战士已经达到了70%左右。我和沈伯瑛研究了一下，决定对这件事绝对保密，除了营里干部知道，连连里干部都不知道。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不像是地方土顽。野司要马上转移，我们忙带着部队上了山，没有来得及检查群众纪律。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我报了个假情况，说检查过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事就是查出来了，也无非是给我个通报，处分我一下，但要是野司受到了损失，我就对不起党和人民了，是千古罪人了。我当兵以来，这是唯一报过的一次假情况，欺骗了领导，很不应该，但我以后更注意群众纪律了。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2)
我们是在金寨县过的元旦。平常邓政委没事就把我和沈伯瑛叫去，问问部队情况，有时让我们听听新华社广播，他随身带了个收音机。元旦前一天，邓政委把我们找去，说明天就是元旦，部队集合起来，我去给他们讲讲话，拜一下新年。我吃了一惊，因为部队还不知道自己是在警卫邓政委，野司本身有个警卫团，我们只是负责占领外围制高点。虽说有两个来月了，但也只有排以上干部知道，战士们70%是解放来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对邓政委讲了，邓政委说：“有什么，不都是解放军嘛！”第二天给我们讲了话，说的最多的还是群众纪律。
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指导员阎代举回忆说：
我们进入大别山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宣传和威胁，开始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加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围追堵截，使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在山林里拖着敌人转，战斗频繁，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重武器装备也几乎弃之一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对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能否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表示怀疑。怕苦怕累，发牢骚的人多了起来，个别违犯群众纪律，如偷放群众鱼塘抓鱼吃之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给部队讲话，说明进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鼓舞部队士气，并对一些错误现象，进行了耐心而严肃的批评。1947年10月初的一天，我曾在大别山北麓光山县王家大湾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亲耳聆听过邓政委的讲话。
邓政委首先讲了我们到大别山后取得的初步胜利和全国各大战场形势的变化，接着便谈起了我们当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还着重讲了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他批评了部队中出现的放群众鱼塘水，抓鱼吃等现象。他很生气地说，现在这些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丢在脑后了。敌人在那里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群众一时不明白，有的到现在也不敢回家，你再在那里搞些名堂，群众会怎么看？他们还怎么相信我们？邓政委严肃地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简单的规定，它是我们党政策的体现，是我们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就一定要严肃处理。
1947年12月31日，邓小平和野司几位首长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地区。二纵五旅派出的工作队正好在这一带活动，工作队由纵队###部长江川负责。江川想到明天就是新年了，大别山生活艰苦，应该给首长们送点礼物，他就准备了一些羊肉、鸡、米花糖等好吃的东西，派人送了过去。
原工作队成员杜炳如后来回忆说：
邓政委见到后，再三查问东西是哪里来的。当他知道了这些都是群众送来的慰问品时，不但礼物不收，还叫马上把东西退还群众。邓政委说：“接受群众慰问品要分个时间、地点。这里是新区，群众一方面生活很苦，同时对我军又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为群众多办好事，要尽一切办法去团结他们，发动他们，眼前还不是接受慰问品的时候……”
江川立即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向下面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检查，凡是有接受群众慰问品的，一律马上退还了。
杜炳如还回忆说：
两天前，邓政委路过商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政委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他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政委答应帮他调查。第二天，首长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家寨地区，宿营时遇上了我们工作队陈科长带领的工作组。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条牛。邓政委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3)
这次见到了工作队负责人江川，邓小平就问他：“你们那位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还没有？”
江川回答说，已经由陈科长亲自去送还，并当面给老乡道歉了。
邓小平听到这里，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有一次，刘邓率指挥部由豫南下鄂东，在麻城县境夜行军时，副政委张际春发现路上有不少甘蔗叶子扔得到处都是，他断定是过路部队拔老乡的甘蔗吃了。张际春当时就十分生气，到了宿营地后，他顾不得睡觉，亲自给附近部队的领导一一打电话查问，最后还派了组织干事张涛去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并向老乡进行了赔偿、道歉。
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下，各个纵队都进行了纪律整顿。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我们旅党委还专门作出了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等。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反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部队驻在麻城商石桥，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逗着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打死了小孩。军法无情，部队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场上，孩子的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上级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了严肃军纪，仍然进行了严厉惩处。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84页。
六纵也很重视纪律和教育养成，特别是杜义德政委，对群众纪律更是毫不含糊，连许多机关部门首长都害怕他。
杜义德是解放军里一名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1912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27年参加革命，16岁时参加赤卫军，第二年加入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从一名普通战士，一直干到了红军师政委、师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正副司令员及政委职务，而且这些职务也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曾讲到：“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是对杜义德军事指挥才能的肯定。除此之外，杜义德还与杨勇共同指挥了进军大西南的成都战役及参与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作为一名政治工作领导者，杜义德也毫不逊色，昔日闻名全军的“王克勤运动”就出在他任政委的六纵。后来他还曾任海军副政委、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员。先后担任军事、政治工作领导职务，这在解放军中本来也是常有的事，但长期能交替担任，并且干得都很出色，这在全军也是不多的。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过程中，杜义德对群众纪律一直抓得很紧。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当时纵队和十六旅一起住在蕲春。我和十六旅政治部的郭岱一起带人去打土豪。我们一调查，还真有家地主。这家地主院子很大，房子很气派，院里有一棵桔子树，桔子熟了，压得树枝沉甸甸的。郭岱有点嘴馋，他对我说：“咱们搞些吃吃，在老家可吃不到这玩意。”我刚开始还有点不敢，有些犹豫，说：“这不行吧，要犯纪律的。”郭岱大大咧咧地说：“怕什么？又不是贫农家里的，这家是地主，可以吃一些。”我俩一商量，决定搞些回去，就找了个篮子，摘了一筐，拎回来每个人发了几个。政治部主任陈孝看见了，把脸一绷，训斥我们说：“你们几个胆子可不小，连老乡的桔子都敢吃！”郭岱忙讲：“主任，你放心，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地主家的。”陈孝还有点不信：“是地主家的吗？你们调查没有？”郭岱忙说：“主任，我调查过了，要不是地主，我宁愿被军法从事。”陈孝这才相信了，脸色也缓和起来了，他笑着对我们说：“是地主家的就好了，我也让小鬼去搞些。”几个部门首长一听说主任让自己的小鬼也去搞些，都来了精神，宣传科长裴光、保卫科长程地君、政工科长徐文风也跟着陈孝的通信员跑去了。这个小鬼爬到树上摘，几个科长在下面捡。大伙正忙得不可开交，杜义德过来了，隔着院墙，他只看到了树上的小鬼，没有看到其他人，远远地喊了一声：“哪里来的土匪，在这里摘桔子！”杜义德个子高，嗓门也大，平常训起人来，就让人害怕，几个科长一听是杜政委的声音，慌作一团，裴光一头撞进地主家里，程地君钻到旁边一座干草堆里把自己盖了起来，徐文风慌不择路，跑进了厕所里藏了起来。小鬼忙往树下溜，还没等他下来，杜义德已经拿着一根竹竿跑了进来，看见小鬼就用竹竿打他，边打边说：“你给我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小鬼不敢下来，说：“这是地主家的！”他不说“地主”还好，一说“地主”，杜义德火气更大了，说：“地主家的也不能摘，你还有理，我把你枪毙掉！”说着就要去掏手枪，我们几个干事正站在他身边，一看他来真的了，都慌了，忙上前抱着他，不让他掏手枪，还有人喊：“小鬼，你快下来！”小鬼吓坏了，哭着爬下树，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杜义德气得踢了我们几脚，还说：“我一定要把他枪毙掉，让他违反群众纪律！”说着提着手枪满村里去找这个小鬼，我们几个干事胆战心惊地跟在后面，恐怕他再找到这个小鬼了。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4)
我们尤太忠旅长也听说了这件事，忙让人把这个小鬼找来，让他躲在一个女厕所里别出来，等政委气消了再说。我们旅政治部主任陈孝也找到了杜义德，主动检讨说：“政委，是我错了，是我让他去给我摘几个桔子吃的！”杜义德狠狠地瞪着他，对他说：“你是首长，还明知故犯！不但枪毙他，连你也要处理！”陈孝是个老同志，被首长熊了一顿，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但他还是说：“政委，你处理我吧，再重也是应该的，但不要枪毙他！”杜义德还不答应：“我不会放过他的，你立刻去把他给我找来！”
陈孝回到旅里，垂头丧气地给尤太忠讲了：“老尤，这事我看政委是要抓住不放了，你去说说，也许管点用，我犯了错误，应该受处理，只要不枪毙小鬼，怎么处理我都行。”说着就收拾了一下被子，抱着进了禁闭室。尤太忠也没了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杜义德。杜义德见了尤太忠，气得直拍桌子，嗓门很大地说：“他陈孝太不像话了！纵队三令五申严肃群众纪律，他一个政治部主任，还带头违犯！以后部队还怎么带！国民党说我们是土匪，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土匪了！”尤太忠说：“政委，陈主任也知道错了，他现在就把自己关在了禁闭室，等着纵队处理！”杜义德还激动得脸通红，还不松口：“他知道错了，也要处理他！这次我决不会手软，那个通信员，也要严肃军纪！”尤太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默默地退了出来。
最后，纵队研究决定，陈孝关禁闭一周，留党察看处分。尤太忠又去纵队说了不少好话，杜义德这才放过了那个小鬼。
我们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都吓得不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要求也很严格。每次行军时，他都要骑着马从头看到尾，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过去纠正。有一次有个司务长，由于年纪大，眼睛不好，白天行军时，他没有看见远处田地里还有一些妇女在干活，就站在路边小便。姚继鸣看到了，立刻把他叫到跟前：“你是哪个单位的？”司务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大咧咧地讲：“警卫连的！”姚继鸣又问：“群众就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没有？”司务长摇了摇头，姚继鸣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家有没有姐妹？你算个人吗？”这个司务长年纪大，被姚继鸣骂得狗血喷头，感到很委屈，当场就被熊得呜呜地哭了。
原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三营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说：
我们刚进大别山时，群众纪律的确不好。大别山的鱼塘比较多，有些部队为了吃鱼，就把人家鱼塘里的水放掉了抓鱼。其实，鱼塘里的水比鱼还重要，老乡种稻子要用。后来上级来了通知，不准在老乡的鱼塘里抓鱼。有个老乡教我们一个方法，牵几头水牛在鱼塘里来回走几遍，把水趟浑，里面的鱼就昏头了，胡乱地往水面上蹿，然后用竹子绑个筏子，下去就可以捉鱼了。老乡说得也很诚恳：“不然你们把水放了，我们以后就没办法种稻子了。”我一听，赶紧让战士们找了老乡几头水牛，把它们赶到鱼塘里，战士们站在鱼塘周围，不让它们上岸，让它来来回回趟，把水搞浑了，果然鱼都露出来了。我也脱了衣服，跳到鱼塘里捞鱼。正在捞着，旅政委李震来了，我忙出来了，脸上、身上都是泥，刚开始他还没认出来是我，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问我：“是谁带着你们在这捞鱼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是我。”李震这才认出来我了，瞪了我一眼：“侯建军，你接到通知没有？”我忙说：“通知是接到了，通知上不是说不能放鱼塘里的水抓鱼吗？我又没放水。”李震很生气：“没放水也不行，你赶快让他们上来！”然后扭头就走了。我穿上衣服回到营部，刚坐下一会儿，李震也转到我们营部来了，见到我就又熊我：“你这个教导员，就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下面的战士以后还怎么带？”我还辩解了一句：“我这是好奇，主要是想看看老乡教的法子灵不灵，他们也同意了。”李震很不高兴：“老乡同意了，以后也不能这么干！”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忙一个劲地点头：“以后不干了，以后不干了！”这时也快吃饭了，我和副营长就留着他在营部吃了饭，那一顿吃的就是我们摸上来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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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枪毙，三个不准(5)
六纵整顿纪律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反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到：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当时只有14岁，没有鞋穿，行军时只能赤着脚，几天工夫下来，脚上鲜血淋漓。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外宿营，他偷偷地跑到村庄里，向老乡借了双布鞋。第二天部队出发后，走了半里多路，他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就给班长汇报了：“我给老乡要了双旧鞋。”班长就问他：“你给老乡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班长忙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指导员立即让班长带上郭荣廷回去，把鞋子还给老乡，并给老乡道歉。班长也不忍心郭荣廷赤着脚行军，他把郭荣廷带回到村庄后，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征得老乡的同意，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了下来，算是把这双鞋子换了过来。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是个知识分子，戴着一副500度的近视眼镜。晚上行军时，他就把一块白毛巾绑在通信员的背包上，看着那个模模糊糊的白影子，白的走得快他也走得快，白的走得慢他也赶紧慢下来。平常大家都喜欢和他开玩笑，有次行军，有个干事说：“股长，前面有个水坑，你要跳一下。”杨志一听，忙跳了一步，大家都哄地笑了。杨志也笑了。他虽然和大家嘻嘻哈哈的，但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他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有一天部队行军，他负责带领直属队，部队休息时，正好坐在老乡的甘蔗地里。大家已经走了几十里，口干舌渴。他们就怂恿通信员去“公关”杨志：“杨股长，你渴不渴？”杨志咽了一口唾沫说：“渴。”通信员忙很高兴地启发他：“你知道不知道咱们坐在哪里？”杨志看了一下，说：“我们不是坐在高粱地里吗？”通信员忙说：“这不是高粱地，是甘蔗地，甘蔗又甜又解渴。”杨志一听，警惕地看了一眼通信员：“甜也不能吃！”通信员还有点不甘心：“咱们偷偷地吃一些吧，再走路了也有劲。”杨志一口拒绝：“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说着就站起来，向大家提出了执行群众纪律的要求，结果，直属队没有一个人吃甘蔗，有的渴了，就趴在稻田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这些遵纪行为都受到了群众好评、传扬。
打土豪，分田地(1)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始了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的运动，大别山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民以食为天，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有自尊，命运只能任人摆布。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都是不甘心任人摆布，揭竿而起，但赶走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一个新皇帝，农民依旧没有土地，依旧任人摆布。再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悉国情，熟悉农民的政治集团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动员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接着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力度之大，甚至连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开明绅士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其中刘少白在土改中粮食和房屋也被全部没收，还被上千人批斗，只留下两间破屋栖身，处境十分艰难，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信求助。
１９４７年，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解放军
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虽然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迎合了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使农民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农民成为解放军取之不竭的兵源，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空前壮大。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土改工作的强大威力，土改成为共产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土改刚进行完，标语口号也就刷上了墙：“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然后再发支枪，一批批农民拿着枪就上战场了。再也没有比土改更好的动员参军的方法了。共产党尝到了土改的甜头，也就十分看重这个“革命法宝”，以至于大军所到之处，土改工作也随之展开。
大别山也不例外。但在一定意义上，大别山的土改还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把土改工作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了。毛泽东在以后也接连撰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要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但他对在新区能否顺利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也心存疑虑，刘邓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给野司发来电报，询问新区是否可以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刘邓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找了一部分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领导同志去征求意见。鄂豫皖苏区领导段君毅发表意见说：“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好
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页。）
刘邓回电毛泽东，决定在大别山不依靠保甲长、地主土豪，坚持“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
打土豪，分田地(2)
1947年10月10日，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
土改
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半年内在大别山完成土改任务。这个指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六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5页。）
为了建立地方政权，领导土改，野司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各个纵队根据野司决定，抽出人员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刘邓大军实行土改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土改，各个纵队还抽出干部、战士1000至2000人组成工作组，参加地方工作。另外，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准备进行土改工作。
南下干部和部队抽出的工作组，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
但是，大别山的情况和华北解放区有着天壤之别。蒋介石这时已经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仅岳西县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被杀害100多人，区长李单堂牺牲后还被敌人割下头，挂在县城“示众”。乡长储协才的12岁的儿子也被敌人活活捅死。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华北解放区一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组，他回忆说：
部队开到浠水县马家寨，上面来了命令，每个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干部为主，就地成立区政府，进行土改。旅里就把我抽了出来，由团里一个姓王的供给处长带着，一共47人，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成立了浠水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设在朱店。其实我们也根本没办法去朱店，因为到处是敌人呀，大部队走了，把我们留下来，敌人又回过头来搞我们。我们就找了当地裁缝，每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装，军装也不穿了。敌人到处追我们，我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分田。这里是老根据地，上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们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还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萝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说实话，除了第三个，前两个我们也要。所以，有时不但地主、富农反对我们，有时甚至贫农也和国民党走到一起了。我们白天给老乡分田，Сhā上牌子，晚上我们一走，分到田的贫农就跑到地主家里求情：“大爷，大叔，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就还给你。”分地主家的浮财时也是这样，家具什么的，老乡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分浮财，他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搜出一点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滚哭着耍赖，说自己也是贫农。地主站在一边不吭声。可等我们一走，他就放出风来：“拿我一斗粮食，将来还我十斗！”我们的根据地没巩固，敌强我弱，到处都是敌人，老乡哪里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别山的土改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大别山的实际形势，机械地照搬老根据地的做法，贫民团和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斗地主，结果事与愿违，过早地分了地主、富农的浮财和粮食，分散了社会物资，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因为情况不熟，除了少数是积极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人参加土改工作，不但没打击到真正的地主，反而伤害了贫雇农。在镇压恶霸地主时，有的地方又扩大了打击面，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抓人杀人的问题，犯了“左”的错误。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是工作组成员，他回忆说：
打土豪，分浮财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不起来，消息也不灵，走到一个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里东西多，就认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财都分了。有时做得比较过火，斗争地主时，也有打骂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梁上，问他：“你家有金子银子没有？有武器没有？藏在哪里？”不说就打。通过这些方法，确实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把藏在草垛里、埋在地下的浮财、枪支都交出来的。但有时打击面也大了，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来收拾。有一次到一个村庄，有一家院子很大，看着就像是地主，但他们家里人跑光了，留下一个给地主干活的，我们也把人家当成了地主，他说他不是地主，我们还认为他不老实，把他捆了一两天，打了一顿，营里教导员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这才把他放了。
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人民武装
李子英当年是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组织股长，代理麻城一区区长，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山腰，看见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偷偷地观察他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人形迹可疑，是敌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过来，问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枪，住在哪里。他说：“我不是土匪，也没有枪！”战士们认为他在说谎，上去把他捆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土匪，枪就埋在我家里！”李子英他们就带着他回到村里，一到家里，他抱着他妈的腿就哭了：“妈，我不能活了，我给红军招了，我是土匪，枪在咱家里埋着。”战士们让他找枪，他在屋里团团转，磨蹭了大半天，也没找出枪。七连副连长认为他不老实，一把把他推到门外，李子英还没反应过来，副连长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团副团长汇报了这事，副团长就让他写了张报告，大意是说：“查匪XX，就地正法！”贴在了村子里。李子英至今还很后悔：“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有老乡就偷偷地给我讲‘你们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坏随便杀人，对周围的老百姓影响都很坏’。”
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工作组的环境日趋恶劣，地主阶级展开反扑，“小保队”四处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工作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小保队”几百人冲到了麻城木子店区政府，工作组边打边退，冲出了重围，但还是有几个文工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几个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还有的被割了生植器，挂在树上示众。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顽手里，更是受尽了污辱，被强Jian后，又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有的被卖给地主恶霸当小老婆。
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了。我们让他送到梅庄区十六旅炮兵连所在地的伤员也被他在路上杀了。
打土豪，分田地(4)
在本子店，小保队和青红帮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同志被他们逮住，准没命啦。文工团的两个同志就被“小保队”用石头砸死了。鲍先志曾经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和一部电台路过木子店台子湾，我们给他汇报了这事，他说：“敌人手中拿的是枪，你们拿的是烧火棍？”他还告诉我，敌人已经杀了我们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我们要想站稳脚，就要镇压他们的骨干。我们一商量，就把“妞子”的干妈和那个贫民团长，还有“小保队”的骨干和顽固的原保甲长带到上半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晚上悄悄地把他们拉到村外，用刺刀把他们捅死了，不敢用枪，恐怕再惊动了“小保队”。文革中，我为这事还受了批判，说我当年把自己的“贫民团长”杀了。那时在斗争紧张情况下就是这样，副区长，甚至工作队员就有生杀大权，杀一个贴一个布告，在上面画一个大红勾，就是宣判死刑了。有时也真有点杀多了，所以连基本群众也躲着我们。
那时天天都很紧张，晚上睡觉，都要转好几个地方，六七点到一个地方，###点又得换另一个地方，十点以后再换一个地方，有时一晚要折腾四五次。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但要防国民党部队、“小保队”，还要提防老百姓去报告。
有一次，我带领两个贫民团长到县里开会，县里说情况紧急，他们也要转移。会没开完，我就带着人回来了。到了中午，我们组织起来的六七个民兵，嚷着要回去吃饭，我让他们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文工队员田夫下去找，在半山腰，一个老乡来报信，说他们过去投“小保队”了。田夫赶紧回来，周围的枪声就响了。我和田夫操起枪就往外冲。我打了两枪，枪就卡壳了，只能做做样子。村边上围了一大堆人，也分不清是好人坏人，他们喊：“王区长，你过来，没事！”我肯定不能过去，他们没拿枪，但不少人手里拿着扁担，我一过去就要死在他们手里。我朝他们喊：“你们不准过来，过来我就开枪。”田夫又打了两枪，他们害怕了，这才往后退。我们顺势过了河，往对面山上跑。还有一个队员叫石鸿章，他从另外一条路突围了。山上松树密密麻麻的，我和田夫跑散了。但那次运气不错，都跑回来了。我心里难受啊，村里90%以上是贫农，可就是没有人帮你，你为穷人打天下，穷人不领情，还带着敌人来捉你，这最让人寒心。可是也没办法，工作还得做。
过了三个月，我们又到了木子店，有人报告说：“有两个人，把农会主席的儿子挑了！”我们几个人就到村里开会，让乡亲们都去，那两个人也来了。大别山就是这样，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特别是“小保队”，平常也和贫农一个样，就是腰里多把枪，冷不防地给你一枪。就是没有枪，几个人把你捉住，用石头也要把你砸死。乡亲们到齐后，我们把大门一关，岗哨放上，事情宣布了一下，然后把两人捆起来，拉到外面不到30米，就用刺刀捅死了。
还有“妞子”，年纪小，可吃大苦了。他们有次住在一个村子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条30多米宽的河水，水深有两三尺，有的地方更深。大家正在两间小屋里忙着烧火做饭，有的忙着拆枪、擦枪。米刚下锅，组长马鸿文的加拿大冲锋枪刚拆开，村背后响起一梭子清脆的机枪声。哨兵跑来报告：“后山发现了敌人，山沟里也有敌人。”马鸿文忙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过河抢占制高点。他把枪零件含在嘴里，边跑边装。文工队员傅兰英和“妞子”张佩英跟着他向河边跑。马鸿文看河水流得急，不远处就是旋涡，喊着让她俩往上游跑几步再下水。谁知她俩没听清，跟着下了水。眼看快过来了，“妞子”滑到了一个旋涡里，只露出了个脑袋。傅兰英忙去拉她，河边石头上长满了青苔，踩上去很滑，傅兰英拉了两下，把她袖子都拉掉了，还没拉到。后面的“小保队”已经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妞子”哭着喊：“兰英姐，你不能丢下我，你要是带不走我，就把我打死！”傅兰英顾不得说话，忙把自己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放在青苔上，用双手把“妞子”拉了出来。马鸿文这时已装好了加拿大冲锋枪，回头就向“小保队”开火。已冲到对面山上的姚振邦等人也跑了回来，“妞子”个子矮，两个男同志就架着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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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5)
说起“妞子”，话就长了。进军大西南时，“妞子”留在了十二军三十六师在四川、贵州参加剿匪，她姐姐张佩兰和王建敏他们一起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回国后，张佩兰到处打听“妞子”，有人说“妞子”在贵州被土匪打死了。张佩兰很伤心，她回老家邢台，把父母接到了邯郸住了一段时间。1956年她转业到了民政部，就又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其实“妞子”并没有死，只是负伤住了一段医院，她也在到处打听姐姐的消息，听到的消息却是张佩兰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她就跑到了邢台找自己的父母，邻居也不知道她父母已经被张佩兰接到北京，只说是去邯郸了。“妞子”又跑到邯郸找，还是没找到，只好死了心，又回到了贵州。一直到1985年，有个在十二军当过兵的作家去贵州采访，听说贵州遵义电视台台长是个女同志，曾经在十二军当过兵，他忙跑去看看，认出来是“妞子”。“妞子”忙问姐姐是在朝鲜哪个地方牺牲的。这个作家告诉她，张佩兰没有牺牲，还在北京。中午讲的，下午“妞子”就买张车票到北京去找张佩兰，到了民政部，正好是下班时间，张佩兰刚出来，两人走个面对面，张佩兰一下子就呆住了，喊了声“妞子”，就扑过来了，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站在大庭广众下哭成了一团……
刚开始进行土改时，野司曾经提出过“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要求每个县、区、乡工作队都必须在自己的县、区、乡进行活动，越出自己地界一两里路，都认为是逃跑主义，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口号本来是表明进行土改的坚定决心，并巩固土改成果，但却忽视了大别山的特殊情况，捆住了工作队的手脚，使工作队失去了应有的机动性，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南下的4000余名地方干部，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三。原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的徐怀中，也参加了工作队，他在若干年后写的回忆文章《“火浴”小记》中曾讲到：
我们从野政下来的时候，上级一再强调了这个口号。当时情况很紧急，刚刚把互不相识的人员打乱编制在一起，立即就分散，向各自所辖的县、区、乡进发。有的甚至连自己将要奔赴的地方在什么方向都不知道，一面走一面向老乡打听。尾随在刘邓野战军背后的国民党军主力二十几个旅赶到了，有些地方已经不能进入。但大家还是尽力争取，一定要Сhā进自己所辖地面。新县四店区工作队，进入本区当天夜里，就遭到土顽袭击。我们野政文工团团长钱海洪同志——我的入党介绍人，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英勇牺牲。文工团的四名女演员，其中有主演《白毛女》的“喜儿”，都来不及撤出，被敌人俘去了。区大队立即采取行动，把当地乡、保长和几个大地主的姑娘媳妇抓了一大串，向敌人提出交换，否则把她们全都处死。这样才把四个女同志换回来。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表明大家坚持本地区对敌斗争的义无反顾的决心，是完全可以的，但不考虑当面敌情严重，作硬性规定，限制了必要的机动，结果带来损失，就不应该了。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上级也不得不改变策略，过去要求的区政府不能离开区，县政府不能离开县的规定也逐渐松动了，在情况紧急时，区、县政府可以跳出区、县转大圈子，与敌人周旋。一些地方工作组也不再打倒国民党保甲长了。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所在的工作组最早开始在保甲长身上做文章，走到哪里，他们先找到保甲长，给他约法三章：“我们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是大部队派来的，出了事，杀你全家，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也杀你全家！”这一招还真灵，他们再经过这个村子，保甲长比他们还紧张，挨家挨户给老乡做工作：“你们千万不要报信，不然，我们全家都活不成了，求求你们了！”保甲长要么是当地的地头蛇，要么是在当地有一定威信的人，他的话当地人一般都会给个面子的，工作组也相对安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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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6)
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区的通信员是大别山本地人，有一次他负了伤，我们把他送回家养伤，被国民党区公所抓着打死了。我们下决心也要抓区公所的人，不然就镇不住他们。通过老乡，摸清了区公所文书来往的规律，他跟村里一个女人相好。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他晚上来时，就把他抓住了。他跟我们保证，以后在他的区里，绝不会出事，如果出事了，他负责。我们就把他放了，以后果然方便多了，从前畈里、湾里、村子里，我们都不能住，只能住在山上庙里、尼姑庵里，现在就可以到村子里住了，有情况了，他还来给我们报信。解放后，把这些保甲长集中办训练班，反动的都要杀掉。审查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他是个好人，就不杀他，说他不好，那就枪毙。这个区公所的文书就没什么事。有许多保甲长这时就开始找上门来求我们了，来时还扛着甘蔗，有时是拿来几双布鞋。只要不是很反动的，我们也就算了。有些后来关系也挺好，来县城了还过来坐坐，给我们讲讲村里谁结婚了，谁家寡妇又嫁给谁了。
在大别山搞土改，我们的失误很多。比如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那时我们认为牛经纪是搞坑卖拐骗的，不是好人，抓到就杀了，并且贴出布告，把牛经纪也当作一条罪状。其实，能当牛经纪的，都是养了一辈子牲口，是好庄稼把式。老百姓就很不理解。还有一件事，就是北方的裁缝都有店铺，大别山的裁缝没有，别人要请他到家里来做衣服。有次我们得到情报，说是敌人一个小头目要到桃家坳，我们就埋伏在半路。不久，就过来一个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在北方人心目中，穿长衫，镶金牙，戴礼帽的，不是流氓就是地痞。所以我们抓住他，他说他是裁缝，但我们不相信。另外，放了他，他要是给敌人通风报信，我们也很危险。于是决定把他干掉。好在我们带的向导认识他，说他是个好人，我可以保他。我们这才放了他。
大别山根据地没巩固，敌人在到处“清剿”我们，没办法搞土改。特别是组织村政权，也没搞好。我们工作队员两人一组，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村政权。先是召集老百姓开会，是强制性的，不来也不行。然后让群众自己选贫民协会、村长、莒长，群众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能站稳脚，没有积极性，谁也不选，就在那儿耗着。我们就只能看着谁顺眼，长得不像是坏人，就让他当贫民团长、村长、莒长。给他讲，下次再来时，有事就找你村长。由于群众不配合，情况不熟悉，也搞了些流氓、地痞当了村长、莒长。打土豪时，有时就上了流氓、地痞的当，把中农，甚至贫农当土豪打了，而真正的土豪却没打。也有些是两面派，我们来了，就赶紧把“贫民协会”的牌子挂上，也接待我们，我们讲：“我们的安全你要负责。”他就满口答应：“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放哨。”等我们走了，他们又成了保公所，鱼肉百姓，老乡们就更不敢接近我们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对此感触尤深，几十年后，他无限感慨地说：
大别山和华北不一样，打土豪，分田地，这在华北行，但在南方新区就不行了。咱们在大别山进进出出那么多次，老乡都很熟悉土改那一套，分田地很好搞，但都是假的。地也分了，把地主的浮财也拿回去了，保存好，然后等地主回来了，就立即又还给他了。经过大别山的教训，以后就有经验了，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基层政权也稳固了，才能进行土改。那时的区政府、工作组，说是基层政权，不如说是游击队更恰当些。他们天天要和民团、小保队周旋，还要做群众工作。群众也不敢公开接近他们，村子里好人坏人又分不清，他们一多半时间都只能呆在山上。有些同志急于立足生根，就把一些本来也不是罪大恶极的地主也杀了。杀地主的事很普遍，连一个工作队员就有权杀人。这也是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地主可能不该杀，但要是你不杀他，贫农拿着他的地和浮财，也不放心，总觉得理亏，还是人家的。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很严重。有的地主，分了他的地和浮财，他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本来还不坏，把他东西分了，他也变坏了，等他们得势了，他也要拿积极分子开刀。经济利益是切身利益，国民党腐败，但他保障私有财产，所以，国民党再坏，他也会跟着国民党走，不会跟你共产党跑。在我们部队里，当时也有不少首长的家属是地主，但他要大义灭亲，要交给人民来处理。有好多家都镇压了，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在大别山，地主虽然跑了，但他人还活着，我们一走，他就回来了，所以群众根本就发动不起来。当时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哪些是地主，有多少财产是地主，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上部队很艰苦，工作组还要给部队筹粮筹款，所以，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实际上许多地方连富农、中农也搞了，看人家房子好，就进去要金子银子，看人家养了几头肥猪，就说是土豪，不给人家钱就杀吃了。又把一批人推到了对立面，搞得很被动。
打土豪，分田地(7)
徐怀中在《“火浴”小记》中也讲道：
为了尽快发动起群众，在新区扎下根来，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财，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这当然是一片热心，要让广大农民得到利益。可是，随着敌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绅像雨后的蚯蚓，钻出地面活动起来，威吓分了他们田地浮财的人说：“慢着高兴，看我叫你们吃了草鱼吐鲤鱼！”于是，分得土地的，连忙把写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从田坎上拔掉，分得东西的人，悄悄送还去了。事实证明，局势尚未稳定的新区，搞急性土改分浮财，不仅行不通，由于过早地分散了社会财富，对支援战争也不利。
在金寨县，“由于广大干群和战士对地方老财和乡绅民团十分痛恨，不少乡区政府，对敌人不注意分化瓦解，曾出现乱杀、乱打、乱罚等现象，致使少数人乱跑反。”台运行、赵士光：《白涛县长》（《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5页。）
原随野战军统率机关南下的地方干部支队成员胥光义率一部分干部，被分配在安徽省临泉县的宋集、土陂集一带开展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开创豫皖苏新区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并进行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然后即实行分田。由于当时在新区搞土改没有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老解放区搞土改的办法，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我们宋集地区采取的方法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第一步是做贫雇农的思想发动工作；第二步是成立贫雇农协会，找苦主诉苦申冤；第三步展开对恶霸地主的斗争；第四步是分配斗争果实；第五步分配土地。我们与当地的大恶霸地主王三老虎的雇工食住在一起，生活三个多月，很艰难地做贫雇农民的思想发动工作，并把王三老虎抢掠劳动人民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白天分了，夜晚有的人又偷着送还给王三老虎。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要恶霸地主的东西？并告诉他们这些都是贫苦农民的劳动成果，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很多贫雇农不敢大胆说真心话，只有几个老贫雇农和我们相知较深，才分别对我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恶霸地主和我们是仇敌，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现在，王三老虎还没抓着呢，你们走后他就杀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受不了啊。”加之老解放区去的个别县区干部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政策观念薄弱，产生了急躁情绪，急于求成，因而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地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致使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有的地方连基本群众也疏远我们，造成了混乱局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搞不下去了，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复杂，于是就向中原局主管土改工作的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等同志反映，说明在新区搞土改的条件不成熟，如按原计划搞法是不行的。建议他们把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原局领导和野战军领导。
对就大别山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及其危害，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有所觉察，并已随时注意纠正。在视察了新县、金寨、麻城的土改情况后，邓小平紧急召开干部会议，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根据地的确立和土改的完成，要有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性逐步深入，应缩小打击面，才对农民有利，否则会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对各个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大别山土改的“左”的倾向，党中央逐步有所察觉。毛泽东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邓小平，从新区情况、群众觉悟程度等六个方面详细询问新区土改情况：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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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8)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邓小平在接到毛泽东询问新区土改的电报后，于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连续向中央发出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其中关于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区域实行土改的思想尤为重要。邓小平提出，大别山有1200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电报后，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长电，系统地阐述了新区土改政策：1、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三年时间完成；2、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地主阶级土地；3、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改；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2月6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邓小平，“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
2月8日，邓小平复电党中央和毛主席。他在电报中对大别山土改出现的一些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明确提出了新区建设的方针政策：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团结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二、区分巩固区、游击区的不同政策；三、禁止乱杀人；四、注意工商政策。在注意事项中，他还特别指出：暂时不斗富农不分底财。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中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立即转发各区，并加上批语：“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2月15日，毛泽东以2月6日长电为基础，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党内指示，下发各区。毛泽东与邓小平就大别山土改问题电报往来情况参见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8页。）
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指示，1948年3月12日，鄂豫区党委明确宣布停止土改过火的做法，并到处张贴布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使他们安心生产。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仅新县即退赔六七万块银元。这样做，很快减少了对共产党有对立情绪的人，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土绅也开始和共产党合作。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土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也为党中央的政策制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这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激战张家店(1)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极为关注，对大别山的险恶环境，毛泽东也是有顾虑的。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时，毛泽东就致电刘邓：“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7页。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区的英山县城开进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邓大军必须得打几场像样的大仗。大别山的群众之所以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解放军能否立足生根。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向大别山开来，他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解放军到处宣传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说归说，做归做，群众不亲眼看到解放军打几场大仗，打击一下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另外，为鼓舞部队士气，也有必要打几仗。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这个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当年还是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的赵魁华回忆说：
在大别山转了一个来月，战士们的牢骚很大，主要是没仗打。那时大家最盼打仗，打了仗，一是能有支好枪，把自己的枪扔掉，换上一支好枪，所以打了仗后，有时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有时是清一色的美国卡宾枪，就看对方国民党军是什么装备了。二是打了仗，就有了充足的子弹。三是能找个雨伞、雨衣之类的东西。营以上干部主要是弄匹好马，一个得力的警卫员，一支好手枪。团以上干部的三大件是卡宾枪、小撸子（手枪）、好马。战士们盼打仗，还有一点，就是不打仗，没钱没烟抽。打完仗，打扫战场，虽说缴获归公，要组织点验，查谁私藏了金戒指、钢洋，但多少也能留一点，最主要的是有烟抽了。其实打起仗来，开小差的倒不多，不打仗了，开小差的倒多了，主要是北方人，没穿的，吃饭也是有一顿吃一顿，没了就饿着，一点保障也没有，整天也不打仗，群众又躲着我们。战士们怪话很多，打仗死了就算了，就怕在这不死不活地耗着。
打几个大胜仗
但一开始的三个仗都没有打好。
1947年9月7日鲁道源率领国民党军整五十八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立即做出部署，准备歼灭整五十八师。二纵主攻，一纵一旅扼守经扶、泼陂河大道，阻击敌四十八师增援。当天，二纵在商城以北河凤桥与敌五十八师交火。五十八师立即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守待援。刘邓大军一直在晋冀鲁豫平原上作战，没有打过山地战，只管猛冲，不但没有打下来，而且伤亡较大，二纵六旅副政委彭学桂也牺牲了。一纵一旅在经扶至商城的公路上阻击敌四十八师，也遭受了极大困难。
一纵一旅经过艰苦奋战，仍旧没有顶住敌四十八师的进攻。9日，敌四十八师先头部队与五十八师会合。刘邓见战机已失，下令撤退。9月11日，毛泽东电告刘邓：“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主力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91—92页。
正如毛泽东这个电报中所说的，国民党军桂系军队战斗力较强，素以顽强、勇猛、狡诈著称，在军阀混战中，颇有战功。经过无数次混战，蒋介石基本上把那些杂牌军收拾得服服帖帖，但对桂军一直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解放军来收拾。当时针对西南地区的地方军队，国民党军中就曾有“滇军、贵军两只羊，东边湘军恶如狼。广西猴子是桂军，恶如老虎凶如狼”的说法。
激战张家店(2)
刘邓大军一进入大别山，桂系的整七师、整四十八师就尾随而来。特别是整七师，是桂系的起家部队，由第七军改编而来。在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苦心经营下，第七军成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第七军在北伐期间，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南京外围龙潭和第一军等部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7万余众恶战5昼夜，击败孙军，致使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第七军也赢得了“钢七军”的称号。整四十八师战斗力也很强，它本来就是由第七军出桂参加北伐时留桂部队扩编而成，原为第十五军，抗战爆发后，改编为第四十八军，有“加钢黄鳝”的绰号，能打能跑，战机抓得较准。在红军长征时，廖磊率第七军两个师，夏威率第十五军两个师参加对红军的“追剿”作战，在湘江之战中，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据《红一方面军军史》中记载：“夏威指挥所部两个师又一个团，对我红五师发起疯狂进攻，红五师自师参谋长胡浚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就达2000多人。在光华铺，夏威所部一个师又一个团与我红四师第十团展开大厮杀，仅一天之内，我红四师第十团团长与继任团长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他指战员伤亡自然可想而知。”在此役中，被阻于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十八团，虽经英勇战斗，但最后还是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十八团最后只冲出三四十人，几乎全军覆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万人锐减到3万人，这里面有国民党“中央军”的功劳，但桂军第七军、第十五军也出力不少。在抗战时，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积极努力，也付出了牺牲，取得了很大的战绩。抗战胜利后，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投入了华东战场。第七军虽说只有两个师，但仗着自己的优势装备，横冲直撞，到处“惹是生非”。1946年8月，山东野战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将第七军第一七二师3个团包围在泗县城里。经过两昼夜激战未能攻克该城，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其中鲁南第八师遭受重大损失，二十二团(原为鼎鼎大名的铁道游击队)伤亡过半。从此，第七军到处吹牛皮，到处涂写“钢军硬，###不敢碰一碰”之类的标语。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七军改编为整七师，第四十八军改编为整四十八师。在解放战争后期，整七师、整四十八师又恢复了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的番号，在1949年10月的衡宝战役中，四野以4个军的兵力，包围了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4个师。这一仗打了5天，但还是没能全歼敌人，让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突围而出，后在1949年11月的广西战役中，才把这两支部队完全歼灭。
桂系部队在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战斗中危害极大。邓小平在1948年1月15日致毛泽东电中也曾说：“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必须歼击桂系至少一个师才行”，因为“桂系对我危害最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347—348页。其中整编第七师师长李本一在1949年解放军打到广西后，兵败被俘，1950年被押回安徽六安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后处死。共产党人一向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是比较宽容的，这种情况是少见的。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在抗日时期在地方工作时专门与新四军作对，后来在围剿大别山时又杀了不少人，血债太多的缘故。
9月17日，刘邓得知敌五十八师以一个旅守商城，其余部队向商城以北活动，立即命令一、二、三纵主力及六纵十六旅集结，决心在商城东北消灭敌五十八师。部队翻山越岭向指定地点行进，由于不习惯山地行军，部队劳累不堪，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敌五十八师得到风声，迅速向商城收缩，我军大部扑空。二纵六旅与敌四十八师遭遇，遭到损失。只有一纵及六纵十六旅19日在商城西边的中铺截住五十八师新编十旅的二十九团，消灭了该敌，算是获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
两仗打得都不顺手，但刘邓依旧没有放弃歼灭敌人一部的计划，仍在积极寻找歼敌战机。
激战张家店(3)
9月25日，刘邓率指挥部转移到光山境内的斛山铺，得知吴绍周的八十五师从光山进犯，位置十分突出，决定集结一、二纵主力及六纵十六旅围歼八十五师。整八十五师在国民党军序列中算是一个二流部队，但战斗力也不容小视，多次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交手，也曾经给解放军带来不少麻烦。在1947年春，为了保障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野战军要拖住国民党军第五军，使其不能投入山东战场。刘邓决定由二纵攻击第八十五师师部，吸引第五军回援。二纵四、六旅立即向位于河南民权以西郑庄寨的八十五师师部发起攻击。在吸引第五军回援后，二纵撤出战斗，但因通信不畅，没有能联系上已经突入郑庄寨的第十六团一、二营及团指挥所。十六团因此被八十五师包了“饺子”，团长宋东旭、政治处主任于哲英、一营长胡学廉、三营长耿明辉等英勇牺牲。十六团一、三营指战员除40余人生还，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而在挺进大别山途中，整八十五师又抢在野司机关和六纵的前面到达汝河南岸，给解放军造成了极大不利。“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刘邓首长歼灭整八十五师的决心是很明确的，也是坚定的，在命令中严厉讲道：“望严令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如丧失战机一定严办，直到枪毙。”
9月26日13时，刘邓命令一、二纵向敌八十五师发起总攻，一纵自双轮河向北打，二纵自斛山铺向南打。部队冒雨出动，本想打个歼灭战，结果西北方向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八十五师在解放军重兵包围的夹缝之中钻了出来，逃回了潢川县城，这个仗又没打成。
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回忆说：
商北打了三仗都不理想。成功的一面是，将追击我们的敌机动部队大都调动到大别山北麓，掩护了我野战军向皖西、鄂东顺利展开；不成功的是，没有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整师整旅敌人的初衷。
这样结局的出现，除了由于当时周围敌人主力多，增援较快的原因之外，我们自身也有许多问题需要总结。一、我们部队习惯北方平原地区作战，刚到大别山，不熟悉山地、水网地区作战，有时看军用地图到某个村庄只有十余公里，结果爬山翻岭走了半天才能到达目的地。不善于组织战斗队形、构筑山地工事和有效地运用重武器。相反，敌人习惯于山地战，又熟悉地形，行动快，分割包围敌人计划往往落空。正如刘伯承司令员所批评的“包，包不住敌人；堵，堵不住敌人；围，围不住敌人。”二、我们处于无后方作战，物资供应不上，衣食住行不习惯，伤员无处安置，影响战斗情绪。部队经常没粮食吃，油、盐更缺，时间长了，不少战士得了夜盲症，走路经常跌倒。时值9月，夜晚天冷，被服供应不上，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夜里睡觉只好盖稻草御寒。南方雨水多，部队行军作战，布鞋很快穿烂，只好穿草鞋，而北方人不习惯草鞋，脚上磨得又是泡又是血，粘在一起，脱不下来。北方人初到南方吃不惯大米，水土不服。发疟疾的人很多。这些都影响指战员情绪，部队非战斗减员迅速增加，过去在北方内线作战没有遇到的困难都出现了。三、有的指挥员怕部队伤亡大，伤员无法安置，指挥作战缩手缩脚，失去了一些战机。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重炮丢了，榴弹炮埋了，我旅只留下了几门山炮，对作战也有影响。
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947年9月27日，野司在光山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有关部队三次贻误战机进行了严厉批评。刘、邓首长神情严肃，紧绷着脸，端坐不动。邓小平在会上讲：“我们必须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决不再走，他也会怀疑的。”刘伯承接着说：“政委说得对，否则部队天天空跑，鬼才相信你！我们不打则已，打必全胜！”
刘邓首长立即指示各纵，一面与敌周旋，一面寻找战机，歼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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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张家店(4)
三纵副司令郑国仲带领八旅，在皖西活动，他们很快盯上了敌嫡系整编八十八师师部率领的主力六十二旅。郑国仲和几个旅领导分析了一下，敌七师、四十师等部正集结在豫南，妄图寻我主力作战，原在皖西的敌四十八师又被抽调西援，六十二旅孤军深入，离它最近的只有在六安的敌四十六师，完全可以歼灭敌六十二旅。但他们也考虑到，要歼灭这股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是不够的。于是，他们一面尾随侧击敌六十二旅，一面向野司和纵队建议：集中三纵主力，抓住战机，歼灭敌人。
刘邓首长立即命令三纵：东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寻机歼灭分散薄弱之敌。
三纵七、九两旅此时尚在豫南，接到命令后，立即兼程东进。
七旅经过7昼夜急行军，于10月7日到达霍山、六安之间。
根据情报显示，敌六十二旅就在附近。
七旅快赶到张家店时，天已经黑了，到处一片寂静，但在张家店方向却隐隐传来了被惊动的狗叫声。旅长赵兰田警觉起来：敌人现在会不会在张家店？
七旅曾经路过张家店，赵兰田有个习惯，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喜欢看看周围的地形，他早就注意到了张家店。张家店位于六安东南60里的公路旁，是个有着几百户人家和商店的集镇。周围广布着池塘、水沟、稻田，在四周较远的地方，则横亘着一些长满小松树的山冈。这种水田、山冈交织相间所组成的地形，一般来说是利守不利攻的。六十二旅如果晚上要宿营休息，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抓到一个俘虏，据俘虏供称，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正在张家店宿营，准备明天一早向合肥方向逃跑。
敌情判断得到了证实，必须马上作出决策。但此时赵兰田对纵队和八、九两个旅的情况一无所知，架设电台与纵队联络，但大别山多是山地，电台信号不好，一直联络不上。此时的赵兰田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十九团归纵队指挥尚未归建，二十一团奉纵队命令前往六安方向阻击敌四十六师了。他手边只有二十团和一个侦察连，敌我力量悬殊实在太大。赵兰田心急如焚，他匆匆把敌情简单写了几句交给骑兵通信员，让他赶快报告纵队，然后又命令二十团迅速把敌人逃路堵住，在纵队主力到来之前，决不能让敌人逃掉。
正当赵兰田焦急地等待着纵队的指示时，有人报告：“童旅长来了！”
赵兰田见到三纵九旅旅长童国贵，顾不得寒暄，开门见山地说：“老童，你来得正好，咱们商量一下这仗怎么打。我手上只有一个二十团，十九团、二十一团都调去阻击援敌了。”
童国贵说：“我也是为这事来找你，我现在身边也只有一个二十六团。”
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九旅负责南面和西面，七旅绕到东面和北面，先把张家店围起来，做好攻击准备，同时继续和纵队联系。
午夜时分，三纵队副司令郑国仲带领八旅赶到了，并占领了张家店东面的制高点，对张家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
三纵紧张地调兵遣将，敌六十二旅却依旧毫无知觉，仍在呼呼大睡。
天渐渐地亮了，敌人发现陷入解放军的重围后，立即开始突围。
战斗整整地打了一个白天。
三纵对第六十二旅并不陌生，1947年初曾经和它在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交过手，那次三纵把它打得七零八落，但经过重新补充训练，第六十二旅又调到了大别山区。第六十二旅大部是美式装备，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善于防御作战。
三纵宣传部长明朗曾经在巨金鱼战役后写过一篇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演了一幕舌战群俘，想不到这些下级军官们脑袋会如此顽固，当了俘虏不承认他们打败仗，还批评我们指挥不好，队形不好……这些死法西斯是根本不讲道理的，难怪他们能一连反扑七次，能和我们拼刺刀、拼手榴弹。”
激战张家店(5)
被围困在张家店的第六十二旅虽说曾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但依旧死不认输。三纵从早打到黄昏，敌人基本上都是主动进攻，拼命突围。
在张家店北30多里外的槐树岗，也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枪炮声，七旅二十一团正在与前来增援的敌四十六师三个团激战。二十一团啃的也是一块“硬骨头”。敌四十六师是桂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中曾有个顺口溜：军队要学一###、一八八，到处有人夸。其中一八八师就是现在四十六师的一八八旅。
但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也不是好惹的，这是一个红军团，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特务团”，因担负警卫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后改称“朱德警卫团”。在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连续苦战8天8夜，以不及1500人的部队，抗击了5000多名日军的进攻。这场保卫战发生在1941年冬，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他们把800多名敌人击毙在了黄崖洞山区，取得了敌我伤亡六比一的辉煌战果。战后，荣获了英雄团称号。延安《解放日报》曾称此战“创造了模范战例，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
因此，对整四十六师来说，这也是一场不好打的仗。
原七旅二十一团团长何志聪回忆说：
我们一直打到下午，四十六师始终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事后我听说，当时在张家店的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张世光还用明语在电台上呼救，要四十六师“赶快靠拢，救兄弟一把。”后来四十六师的进攻更猛了，空军也来了飞机助战。我们打得很艰苦，有一股敌人从右翼打到了我们团指挥所附近，机枪子弹把团指挥所里电台的天线杆子都打断了。
这时真的是到了很危险的时候。我顺手抓起了一把步枪，喊道：“给我狠狠打，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过去！”
我们指挥所所有人员都拿起枪，和敌人展开了激战。
这时左翼也很危险，一小股敌人冲上了二连阵地，二连连长高有祥很能打仗，一打起仗来，眼睛都要鼓起来，杀气腾腾，样子很凶，他“叭”地打开了步枪刺刀，带领战士们冲向敌群，展开了白刃格斗。这股敌人被打退了，但更多的敌人接着又爬上了二连的阵地，二连寡不敌众，情况很紧急。
三纵七旅向张家店村内猛攻，全歼守敌
我这时刚带领团指挥所的人员击退敌人，就接到了一营的求援电话。我立即让作为预备队的七连、九连各抽出一个排支援二连。旁边的参谋还有点担心，问我：“两个排够吗？”够不够也只能去这两个排了，仗还要打下去，手里没有预备队可不行。
其实仗打到这份上，任何一方突然有增援，都能扭转战场形势。七连、九连两个排的战士们端起明晃晃的刺刀冲过去，二连的战士身上也有劲了，他们一起把敌人赶下了阵地，逃不及的10多个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投降。阵地这才算稳住了。
二十一团在苦苦地阻击着敌人。赵兰田心里有点着急，张家店的敌人十分顽固，二十一团又要抗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这仗要是再拖下去，形势会越来越不利。他和战士们一样，已经有一天没吃饭了，警卫员趁着战斗间隙，赶紧端来了一碗南瓜粥，赵兰田一下子火了：“扯淡！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
三纵副司令郑国仲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敌四十六师三个团从六安前来增援，已经到达张家店北30里的中店、槐树岗一带，七旅二十一团正在顽强阻击；敌六十二旅困兽犹斗，如果总攻迟了，敌人可能突围跑掉，或者援兵赶来，这个仗就难打了，弄得不好，就打成了“夹生饭”；纵队的主要领导现在还没有赶来，电台又联络不上，这仗怎么打？最稳妥的当然是逐渐消耗敌人，最后一举拿下。但大别山是个特殊的地方，强敌环伺，时间耗不起。郑国仲考虑再三，决定速战速决。
郑国仲立即把赵兰田、童国贵找来，和八旅旅长马忠全一起研究如何打好这一仗。三个旅长也很着急，一致建议赶快动手，晚上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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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张家店(6)
郑国仲当机立断，决定趁敌援兵未到，一鼓作气把敌六十二旅吃掉。他命令道：“九旅从西南担任主攻；八旅从东，七旅从北向张家店实施攻击，10日拂晓前全部肃清外围诸支点，尔后对村落施行全面突击。”
任务一明确，三个旅长都急着回去指挥部队。郑国仲又叫住他们：“在无后方作战，解决战斗要快，但也要考虑到伤员安Сhā困难，要讲战术，争取用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进攻比预想的还要顺利，只用了1个多小时，三纵就扫清了外围据点，直逼张家店前沿阵地。
晚上10时，三纵发起总攻，集中各旅山炮、迫击炮向敌前沿和纵深猛烈射击1个多小时，炮弹呼啸着飞入敌群，弹片横飞，血肉四溅。纵队的化学迫击炮也大显身手，镇内茅屋被引燃，火光四起。解放军乘势猛攻，突入镇内，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声。
敌人崩溃了，开始整连整营地放下武器投降。
张家店战役，敌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被三纵全歼，除敌副师长张世光逃脱外，俘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4700余人，毙敌900余人。这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歼灭国民党军1个正规旅的重大胜利，它大大振奋了全军士气，打开了皖西斗争的局面。
在灿烂的晨辉里，七旅的战士押着俘虏开进了一个山沟里，他们看到旅长赵兰田正在狼吞虎咽地吃饭呢。战士们看着旅长慌不择食大口大口吃饭的样子，都笑了。赵兰田看看战士们说：“别笑，我又不会把碗吃了！”
赵兰田，1918年生，四川平昌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共青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侦察连政治指导员、教导团司令部参谋。1935年3月参加嘉陵江战役和长征。同年秋奉命参加南下川康边征战。1936年夏北上甘南，参加了岷洮西战役，10月参加红军三大主力甘肃会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兼政委，第二野战军军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空军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高山铺大捷(1)
张家店上空的硝烟刚散，蒋介石又把一块“肥肉”摆在了刘邓大军的跟前。这就是有名的“高山铺战役”。
刘邓本来没打算要打这一仗。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半个月时间分散长江沿岸，主要解决棉衣，尔后集中全力作战，寻机歼敌。”刘邓大军挺进长江沿岸，主要是解决全军过冬棉衣问题。但蹲在庐山的蒋介石，在江北的隆隆炮声中，日夜惶恐草木皆兵。他的国民党军主力在大别山北，山南兵力不足，难于与刘邓大军决战。蒋介石只好急调青年军二三师从九江伸至江北岸的蕲春、黄梅，新编第十七旅在军舰的配合下占领武|茓。
刘邓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频繁调动。
10月24日，野司得到情报：“现在敌整编四十师辖三十九旅（欠一个团）、一六旅和整编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共有5个步兵团的兵力，正奉蒋介石的急令，由黄安、麻城一直在我们背后盯梢，并兼程前进对我追截，妄图把我们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包围歼灭。”
1947年10月21日，刘伯承司令员在鄂东三角山顶峰
接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整四十师加强五十二师八十二旅，正从浠水东犯广济。敌四十师已经走得越来越远，它的周围已经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整四十师之所以敢孤军深入，是因为它觉得自己有这个资本，根本不把刘邓大军放在眼里。整四十师是个经历很复杂的部队，前身是西北军庞炳勋部队，虽是杂牌军，但有一定的战斗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战场姚官屯战斗中，“庞炳勋部顽强抵抗，激战四昼夜，歼敌甚众”，在后来的台儿庄战役中也曾对日英勇作战过，后逐渐被“中央化”，但在抗日战争中还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伪军经历。几个月前，整四十师曾在豫北战役中固守安阳，刘邓大军久攻不下，因此颇得蒋介石的青睐，一再嘉奖。四十师也不知自己是老几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命令四十师离开安阳追击，它劲头比谁都足，一路跟着刘邓大军，粘得紧紧地，解放军到了麻城、黄安、宋埠，它也跟着来了，解放军北返商城，它也跟着掉头向北。这次刘邓大军打到了长江边，蒋介石又让全副美械装备的整五十二师八十二旅调归整四十师指挥。八十二旅本来是贵州王家烈的“双枪兵”，虽然已经成为了“中央军”，在抗战时曾编入第八军参加过第二期远征军，因此得以更换了美械装备，但还是个“绣花枕头”，战斗力根本没法和第八军的主力荣誉第一师相比，被国民党军公认为“官长腐败，士兵滑头”，其实还是个劣等部队。但整四十师师长李振清却因此更加神气，再加上是和桂军第七师齐头并进，李振清底气更足，到处跑着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在整七师已经北上以后，李振清竟仍然一门心思地猛追解放军。在团风扑空之后，整四十师又主动东进，拼命往前跑，竭力地想追上刘邓大军捞一把，立个头功。四十师做梦也没想到，它在到处寻找刘邓大军时，刘邓已经盯上了它，准备拿它开刀。
刘伯承决定吃掉整四十师和八十二旅。他形象地说：“这次四十师孤军来追，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老蒋的5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啊，我们吃定了。”
刘邓决定给整四十师和八十二旅摆个“口袋阵”。
这个“口袋阵”就设到高山铺地区。
高山铺位于浠（水）广（济）公路云山谷地段，前面有洪武垴和界岭，背后是李家寨山，高峰耸立，一前一后紧锁住公路两端；南面有茅庵岭、大王寨山，北有蚂蚁山、马骑山，绵延陡立，一南一北牢牢箍住狭窄的公路。由东西南北7座山峰环抱的狭长盆地地形的高山铺，实为理想的伏击战场。
当整四十师从浠水向东南前进时，野司命令各纵立即向心集结，一纵进至高山铺以东及东南、东北面，遏敌于高山铺西；中原独立旅诱敌上钩钻入“口袋阵”；六纵随后跟进，从后面捅上一刀，扎紧口袋；二纵队为战役预备队。三纵队以一部兵力，进至黄梅以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参战，扩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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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铺大捷(2)
26日拂晓，天上下起了毛毛雨，在浠广公路上，走着一群扛着“汉阳造”、“老套筒”的人，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破军装，有的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这群“游兵散勇”走到漕河镇不远，与整四十师的前卫部队遭遇，双方噼噼啪啪地打了起来。敌军官侧耳凝神一听，满耳里都是“老套筒”、“汉阳造”和“破三八”式步枪的杂乱枪声，再爬到旁边的高地一看，只不过是群百十个穿杂色衣服、队形混乱的士兵，他们的劲头又来了：“什么破军队？是八路军的游击队，给我打！”整四十师一认真，这群“游兵散勇”撒腿就跑了，敌人追一阵子，停了下来，他们回头又是一阵猛烈的袭击，如此反复几次，终于把整四十师惹火了，大队人马紧紧地追了过来。
这群“游兵散勇”就是中原独立旅派出的“鱼饵”，他们的任务是沿刘公河、漕河镇间公路进行运动防御，迟滞敌前进，待主力赶到对敌形成包围后举行会攻。他们见敌人跟上来后，便敏捷地跳下公路，穿过田埂和树林，爬上了西南的大王寨山，这里正是中原独立旅的阵地。
这时一纵一旅还在路上。一旅是25日下午接到纵队命令。当时，旅指挥所还在广济东面一个村里，部队正在广济方圆数十里的区域里发动群众，筹集粮款和布匹。其中七团还在黄安北面的七里坪，往返几百里，尚未归建。旅长杨俊生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一团二团和旅直从各驻地向高山铺急行军，以连、营为单位边走边加入行军序列。旅司令部迅速用电台、电话、骑传、军号通知部队，沿黄梅、广济、清水河公路，快速向西开进。
26日拂晓，一旅接到纵队通报，敌四十师已向高山铺前进。旅长杨俊生当机立断，让部队将背包、装具放在路边，留下病号，轻装跑步前进，抢占洪武垴、界岭；二团占领蚂蚁山、子女山；七团为预备队。
9时左右，一旅二团前卫一营刚进蚂蚁山西南无名高地展开，敌人部队就到达了，并且企图抢占无名高地，被一营打退。一团赶到时，敌先头部队已抢占界岭，进抵洪武垴西山腰，一团五连抢先一步占领山顶，与敌展开激战。杨俊生命令全旅，坚决夺占和扼守各山头要点阵地，阻敌于界岭、洪武垴山下至清水河的山沟里。
敌人此时还蒙在鼓里，敌一一五团在数架飞机和各式火炮及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连续向一团五连占领的洪武垴山头阵地猛攻。五连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但自身伤亡也较大，而此时一团主力尚未赶到，阵地又被敌人夺去。11点左右，三营七连赶到，奉命向洪武垴之敌发起攻击，但未能夺回阵地。七连准备再攻时，四连赶到，两个连队合在一起，把敌人打下了山顶，洪武垴制高点又被我占领。
七连经过激战，又控制了界岭制高点。
一旅后续部队于26日午后全部赶到，不断加入战斗，巩固了各山头要点阵地。
这一天，从上午到黄昏，一旅经过激战，彻底粉碎了敌夺占洪武垴，打开通道继续前进的企图。但这时的整四十师依旧不知天高地厚，部队已经碰得头破血流，坐镇蕲春的李振清还没有反应过来，竟给整四十师下令继续攻击，“歼灭###在此一举。”
26日晚8点，一纵司令员杨勇作出第二天总攻的部署：集中一、二旅、中原独立旅总攻清水河，割裂高山铺、洪武垴、界岭之敌，得手后主力向西，协同六纵队歼灭高山铺之敌整四十师并八十二旅。
26日夜，一纵迅速集中兵力，二旅（欠四团）、十九旅相继赶到伏击位置，协同一旅由东面、北面的洪武垴、界岭、蚂蚁山、子女山等阵地和中原独立旅由南面的茅庵山、大王寨山等阵地，从三面对敌形成包围。
口袋已经形成，就等六纵从背后Сhā上一刀，扎紧口袋了。
而此时，六纵还正在赶往高山铺的路上。
参加高山铺战役的命令下达到六纵时，政委杜义德有些着急，六纵各个旅都已经分散活动，纵队离高山铺200多里。他只好一面命令各旅迅速集结，向高山铺疾进，一面急令十七旅参谋长宗书阁，指挥四十九团两个营和五十四团一个营为先遣队，紧紧盯住敌人，掌握敌人的动向。
高山铺大捷(3)
这时已经是10月25日下午，纵队的命令是26日傍晚务必赶到高山铺。宗书阁看了一下地图，十七旅离高山铺有180多里。他顾不得多说，带了一部电台，立即带着四十九团出发了。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长宗书阁回忆说：
10月26日黄昏时分，我们离高山铺还有两里多路时，突然听见了前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看了一下地形，不远处有一个山鞍，就命令部队迅速抢占两边山头。敌四十师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一纵打得它不能前进一步，居然还没考虑回头，我们抄了后路，占领了他ρi股后的大小山头，也没遇到敌人的一兵一卒。敌人显然错误地估计我军作战意图了，他们是以一般遭遇战来对待的，所以一直埋头向前攻，根本没有考虑后路。我站在山垭上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这时敌人正在10多里长的山沟里做饭，一纵打它几个，它也打几下，一纵不打，它也不管，照样在底下做饭，布置宿营，一副根本不把###放在眼里的架势。
这时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抓住敌人了，打不打？如果打，敌人发现四面被围，肯定要突围，自己手里只有三个营，敌人至少10倍于我，并有各种火器，打起来不会占便宜。不打？要是纵队主力不能及时赶到，敌人跑了怎么办？我和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商量后，决定暂时不惊动敌人，四十九团两个营和五十四团二营分兵占领马骑山和李家寨山，连夜构筑工事，等待主力。如果主力到达之前敌南窜，就在后面抓它一把，消灭一部。
部署完毕，我立即用电台和纵队联系，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联系上。10月的大别山已经很冷了，但我急得满头汗水，半个小时不到，我往电台那边跑了五六次，但还是没有找到纵队。我只好让一个参谋守在电台旁，一有回音就赶紧叫我。
午夜12时，纵队回电来了：“你们坚决守住马骑山、李家寨山一线，主力正向你处急进，赶到后配合一纵消灭敌人。”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纵队虽然这么说，但眼看天就要亮了，主力部队还没见一个人影，敌人要是发现已经陷入重围，拼命突围怎么办？
杜义德心里也非常焦急。前卫十八旅早已出发了，但走了以后就如泥牛入海，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刘邓首长又命令六纵，明天早上无论如何要赶到高山铺，准备和一纵一起发起总攻。电台拼命地呼叫，3个旅都没有回音。
杜义德当机立断，给每个旅写了张纸条，命令他们务必明天早上赶到高山铺，然后让骑兵通信员分头寻找3个旅。
十八旅对战况也一无所知，着急地用电台呼叫纵队，但同样没有回音。部队摸黑赶了一晚上，到27日天亮时，部队刚刚宿营，警卫员从老乡家里借了块门板，马褡子往上一搁，就算是一张床了，旅长肖永银身子刚靠上，纵队的骑兵通信员急急地赶来了，把杜义德写的纸条递了上来：“肖李：命令你们拂晓接敌，协同友邻消灭敌人。杜义德。”
肖永银一个激灵站了起来，再看表，已经是早上8点了，“拂晓”早就过去几个小时了。他瞪了一眼那个骑兵通信员，通信员嗫嚅着：“天太黑，在山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你们……”
肖永银忙对李震说：“时间来不及了！按部就班不行了！我们俩分别带个团，往前靠！”
五十三团已划归地方军分区建制，两人分别带着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朝高山铺急行军。
这时总攻高山铺的战役即将打响。
刘邓首长原定计划是在27日上午11时发起总攻。但到了上午9时，一纵司令员杨勇接到一旅杨俊生旅长的电话：“敌人溃退了，我已命令二团出击。”
杨勇拿起望远镜，只见敌人在二团的攻击下，恐慌万状，队形混乱，纷纷向后溃退。敌情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李振清还在命令整四十师向前攻击，但亲临战场的一个单姓副师长，见到久攻不下，心里就发了毛，这才想起让部队查清挡在前面###的番号兵力，结果发现挡在前面的是一纵一旅!后面也出现了解放军。单姓副师长这才知道自己已被装进了口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慌忙向整七师和李振清求援，惶恐之中，他竟使用起了明码电报。整七师师长李本一接到四十师求援电报后大惊失色，打开地图用手一量，发现他的部队距高山铺竟有两天行程，他的部队再能强行军，也已经赶不及了。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命令整七师星夜回援。
高山铺大捷(4)
整四十师已呈败象，杨勇决定趁敌混乱，立即发起总攻。一旅由东至北，二旅由东南，中原独立旅由南向北，三面攻击，居高临下，勇猛地Сhā入敌战斗队形。
宗书阁带领的四十九团和五十四团二营立刻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敌人企图夺路而逃，倾其全力进攻四十九团阵地，排炮打过以后，整营的敌军一批一批地往山上爬。宗书阁命令各个部队：“敌人不到50米不准开枪。”等到敌人快到山头了，战士们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在了半山腰，守在右侧李家寨山的五十四团二营六连也向敌人侧后集中机枪火力扫射。敌人见这边攻不下，又立刻掉转头，气势汹汹地扑向李家寨山，战斗更为激烈，但敌人一连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但六连也伤亡了不少人，弹药也快打光了，指导员马拴起安慰大家：“同志们不要慌，我们大部队就要来了，敌人跑不了！”战士们把少数手榴弹集中起来，步枪也上了刺刀，准备和敌人肉搏。
宗书阁忧心如焚，他拿着望远镜，一会儿看看前面，敌人正在拼命突围，一会儿再看看后面，纵队主力还是不见影子。他再三告诫苟在合：“一定要守住阵地，不能把敌人放跑了，手里要留着预备队，准备和敌人死战！”
敌人为了逃命，集中力量分别向马骑山和李家寨山拼命反扑。
四十九团守在马骑山。敌人一连冲锋了几次，终于有个连冲到了马骑山山头，爬到了四十九团的阵地上。战士们的弹药用完了，用石头、枪托、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苟在合急忙命令二梯队七连投入战斗。
七连和敌人一打照面，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七连战士大多数都是山西人，连长任赖喜就是山西平定人，八连连长任赖保是他的堂哥。任赖喜家里很穷，为了活下来，他的哥哥很早就参了军，但由于连年战乱，任赖喜一直不知道哥哥在哪支部队。他后来参加了八路军，听说哥哥当的是伪军，后来又成为了国民党军。任赖喜心里很苦闷，因为他参加的是人民军队，地方政府一直把他们家当作军属来看待，这在村里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家里还惦记着他的哥哥，经常托人带信来，让他打听哥哥的消息。任赖喜一直不敢给家里人讲哥哥的事情。在以后的战场上，他非常留意打听哥哥的消息，很希望能遇到他，给他讲讲道理，争取到人民军队来，哥俩都是解放军，家里也高兴，兄弟也有个照应。每次打完仗，他就往俘虏堆里钻，到处找他哥哥，有时时间来得及，他就到战场上，把敌人的尸体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看看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哥哥。这样过了一年多，他终于打听出来哥哥在四十师，并且还当上了军官，是个连长。知道了哥哥的下落，任赖喜很高兴，当他听说这次打高山铺，对手就是四十师，他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路上都在盘算着，这次说什么也要把哥哥找到。七连是二梯队，打了半天，一直没七连的戏，他急得不行，找到教导员嗷嗷叫：“都打起来了，我们怎么还不上去？”教导员说：“你急什么？战斗才刚刚开始，有用你们的时候。”
七连终于用上了。任赖喜一跃而起，第一个冲了上去。事情就是这么巧，四十师攻上的这个连就是任赖喜的哥哥带着的那个连。七连和敌人的白刃格斗打得很残酷。二班长同敌人拼刺刀，突然一名敌兵搂住他的腰，对面敌兵乘机扑了过来，将刺刀刺进他的肚子，可是二班长的刺刀也捅进了他的胸膛，同归于尽。七连一个排长端起刺刀刺向一个敌兵时，倒在不远处的一个敌人，向他扔出一颗手榴弹，他胸前衣襟被炸烂了，露出了肋骨，手中的刺刀掉在地上，他踉跄地伸出手想掐敌人时，这才发现，自己的左手已经没了。任赖喜眼睛红了，端着刺刀朝着这个敌人冲了过去，那个家伙看到他，愣了一下，任赖喜也认出来了，这是他哥哥，他还想爬起来，任赖喜的眼睛红了，扑了过去，一刀把他捅倒在地上……
经过浴血奋战，七连恢复了阵地。
高山铺大捷(5)
宗书阁刚要松口气，他一转头，拿着望远镜的双手不由哆嗦起来：五十四团二营占领的李家寨山被敌人攻占，战士们一窝蜂似地往山下跑去。
宗书阁刚要让四十九团增援，忽然望远镜里出现了一支部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上了山头。宗书阁的眼睛湿润了：十八旅，十八旅终于到了！
肖永银接到杜义德的命令后，立即带着五十四团一、三营赶往高山铺。匆忙之间，他连马也没顾得带，身边只跟着几个警卫员和参谋。他们刚刚爬过一道山梁，正准备通过前面那条300来米长的山沟到对面山上去，翻过那座山，就是高山铺了。可就在这时候，一群人慌慌张张地跑了下来……
肖永银举起了望远镜，敌人尽管上来了五六百人，但前面10多里长的山沟里腾起了一片烟尘，敌人大部队来了，人山人海，乱糟糟的。肖永银皱着眉头舒展开了：敌人这是在逃跑！在二野将领中，都说肖永银会打“巧仗”，更有甚者，还心里不服气，说他打的是“滑头仗”，但在军事上，这叫捕捉战机，肖永银就是有这个“福分”。
他立即下了命令：“出击！部队统统出击！”
宗书阁也立即命令四十九团全线出击。
成千上万名的敌人像群蚂蚁一样，在10多里长的山沟里拥挤着，前面的一挨打，就掉头往回跑，东边挨打了往西跑，西边挨打了，往南跑，南边挨打了又跑了回来。驮炮、拉东西的牲口、马匹，也在人堆里狂嘶乱叫，闯来闯去。敌人完全乱了，枪也丢了，炮也丢了，行李也丢了，为了跑得快些，有些甚至棉衣也脱了，光着身子乱跑，有的被挤下稻田陷在里面，进退不得，有的挤倒在地被活活踩死。一条山沟里，人喊马嘶，哭喊之声震动山野。几十年过去了，说起这事，宗书阁还有点感慨：“我们打过很多次胜仗，但敌人崩溃到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谁会想到，在几个月前的安阳，他们面对刘邓大军还是那么狂妄无比！”
十六旅、十七旅也来了，正好赶到“收尾”。
许多当年参加过高山铺战役的老同志们，说起那次战斗，至今还神采飞扬：
六纵五十四团六连排长尤全井在战前动员时提出：在战斗中进行捉俘虏换枪比赛，争取全排的枪一律全换。战士们喜欢打仗，最高兴的莫过于一仗下来，旧枪一扔，换上一条缴获的新枪。战斗没结束，尤全井就一口气换了3支枪。他带着战士们冲到敌人面前，一个带金徽大盘帽的军官，举起“加拿大”机枪准备对他们射击，他一步上去，拦腰一刀刺倒了敌人，顺手把步枪一扔，拿起这支“加拿大”机枪，朝着人群打了一梭子，扫倒一大片，子弹光了，他又捡起另一支轻机枪抱着就打，打了一会儿，觉得抱着机枪跑不方便，又从敌人尸体上捡了一支卡宾枪。
看着战友们在发“洋财”，六连连部的战士眼红，趁着连队干部不注意，也溜出去捉俘虏。通信员王有才扛回了一门迫击炮，带了3个俘虏；另一个通信员刘忠云身上挂着长、短11支枪，还顺手拾了双胶鞋。
四十九团七连战士王丑则，是全旅闻名的机枪射手。部队冲向敌人时，他端着打得发烫的机枪跟了上去。跑着跑着，身边就剩下他一个人了。经过一个房子时，他刚喊了一声：“缴枪不杀！通通给我出来！”里面扔出来两颗嗞嗞冒烟的手榴弹，他忙顺势滚到一旁，轰轰两声，手榴弹爆炸了。王丑则生气了，把机枪枪栓一拉，枪里没子弹了！他就在外边诈唬：“各班准备好！小炮班上来，听我的命令！”这一着果然灵验，敌人被吓住了，拼命地喊：“不要开炮，我们缴枪！”王丑则是个聋子，虽然听见了，但没听清，他就又扯着嗓子喊：“愿意缴枪统统给我出来，不想缴枪，咱们就见个高低！”停了一会儿，院门慢慢打开了，敌人一个个举着手出来了。但他们出来一看，只见王丑则一个人，别说小炮班，连个炮影子都没有了，有两个家伙就想往回跑，王丑则立即把没有子弹的机枪对准了他们：“不准动，谁想乱跑，我就开枪了，不信再试试看！”好在敌人不敢“再试”了，乖乖地站在那里。王丑则指挥着俘虏背对着他，站成三列横队，他在一旁数了数，不多不少，刚好105名。
高山铺大捷(6)
四十九团七连一共俘虏敌人700多名，李德生很高兴，夸奖他们是“首创我部在一次战斗中连队俘获的新纪录。”
也有一些惹了笑话。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机枪连战士赵魁华回忆说：
大别山生活很苦，没吃没穿，打高山铺时，已经是10月底了，天气很冷了。许多战士没有棉衣，也没有鞋穿，发起冲锋时，不少战士就是赤着脚追敌人。遇到了国民党军士兵的尸体，不是先捡枪，而是先脱人家的鞋。还有一些战士有烟瘾，几个月未抽香烟了，有时就只好找张纸，卷些树叶，抽抽过过“嘴瘾”。所以一听说要打高山铺了，战士们情绪很高，私下里也想缴获一些胶鞋、雨衣、香烟什么的留给自己“改善生活。”但部队纪律很严，一仗下来，首先要组织点验，一切缴获要归公。点验时，突然把部队集合到一块空地上，一声令下，哗啦啦地把背包、枪支都放在地上，有时还要把衣服脱掉来检查。有些战士把金戒指塞进肛门里都能被查出来。所以，要想留点东西也真不容易。我的烟瘾就很大，下决心在高山铺战斗中一定要打好，搞点香烟“过过瘾”。有个老战士有经验，告诉我说：“你别怕点验。打完仗，你让俘虏给你带东西，部队规定过不准动俘虏的东西，等点验完了，你再找他要过来。”打扫战场时，我就按照那个老战士讲的，把装了两盒香烟、两双袜子、一双胶鞋的小包袱交给了一个俘虏，对他说：“这可是我的，我有任务，你先给我保存一下，到时我再找你要。”等部队点验完了，我去找这个俘虏要东西，谁知我刚一碰那个小包袱，俘虏叫了起来：“你干什么？这是我的包袱，你再给我要，我告你搜俘虏腰包！”我一下子傻眼了，“搜俘虏腰包”这个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忙低声下气地说：“你小声点，好好好，是你的是你的。”我后来一了解，这个俘虏原来是个兵油子，曾经被解放军俘虏过3次，早就知道解放军有规定，不能搜俘虏腰包。我只好自认倒霉。
赵魁华至今说起这事就想笑：“后来打襄阳时，我有经验了，不让俘虏带了，搞了三四套衣服，都穿在身上，7月份，简直热死了！”
整四十师和八十二旅被解放军干净、利索地歼灭了，国民党方面还蒙在鼓里。28日早晨，武汉行辕还在急急忙忙地替四十师的官兵赶制馒头、大饼，中央社汉口28日的电讯，还在报道四十师的“鄂东大捷”。就连蹲在蕲春城内未上前线而捡回一条命的师长李振清，直到28日下午，还一再打电报给武汉行辕，要求派大批飞机给他的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在电报中他坚信不疑地说：“我的部队至少可以再支持两三天时间不成问题。”武汉把飞机派去了，高山铺却没有一个人影。武汉行辕问李振清，要把东西送往何地，李振清还不肯相信他的整四十师已经被“报销”：“我已与前方电台失掉联络，部队现在何处我也不得而知，正在派部队寻找中，希望空军方面也帮助寻找一下才好。”
李振清当然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整四十师了。相反，许多高山铺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自愿参军，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许多人还在以后的战斗中立功。
高山铺一战，歼敌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共12600余人。蒋介石得知后，十分痛心， 11月3日在国防部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围剿大别山事宜时不无心酸地讲道：“四十师过去在鲁北曾屡次打击匪军，素来是刘伯承匪部所最惧怕的，这次的损失当然非常可惜，此外五十二师的一旅也是如此。”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1947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歼灭敌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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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之战(1)
说起大别山，六纵十六旅的老人们总要眉飞色舞地讲起广济之战。广济之战以战果来计算，的确很小，只消灭了敌人两个多营，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也许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大别山里，这是打得最主动的一场仗，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有力地鼓动了士气。广济之战以后，十六旅上上下下都对旅长尤太忠充满了敬佩之情，觉得这仗打得顺，伤亡小，跟着这样的旅长打仗放心。
广济之战是尤太忠自己决定打的。
当时的敌情并不适合打仗。敌人集中了几十个旅“围剿”大别山，六纵按照野司命令，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十六旅穿Сhā于敌整编七师、二十八师、四十八师、八十五师之间，与敌辗转周旋，险象顿生。12月10日，十六旅打了一次土豪，搞了些白面，战士们像过年一样，准备包饺子吃。饺子刚下到锅里，侦察员跑回来对尤太忠讲：“桂军七十四师过来了，侦察排已经和敌人的便衣接上火了！”尤太忠忙问他：“你看清了吗？不是‘小保队’吧！”这个侦察员肯定地说：“我们都已经能看到他们大部队了，我就赶紧跑回来报告！”尤太忠果断命令部队立即集合，带着半生不熟的饺子转移了。
刚躲过了桂军七十四师，四十六团又遭遇了敌人。12月20日晚上，四十六团原计划在一个村庄宿营。炮兵连、卫生队在最后面，进了这个村庄，却没发现一个人，别说当兵的，就连老百姓也没有。连长正在犹豫，一个骑兵通信员跑来通知：附近有敌人，团部转移到了离这里有6里远的一个村庄。炮兵连和卫生队赶紧出了村庄，去找团部。过了一个山沟，又要爬一个坡，炮兵连还有一半人在山沟里，当时连长已经快爬到了山坡上，他还在和卫生队的战士又说又笑：“刚才那个村子那么大，足够咱们住了，怎么说走就走？哪里有敌人，我怎么没看到一个？”他话音刚落，坡顶上用石头围的一个圆圈里，几挺机枪突突地叫了起来。爬上山坡的战士们呼呼啦啦地又跑了下去，连长忙指挥战士们还击，几发炮弹打上去，敌人也慌了，不知道解放军有多少，忙慌慌地往后缩了。团长唐明春听到了枪炮声，忙命令一营迅速返回去接应炮兵连和卫生队。情况报到尤太忠那里，尤太忠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地方也不能住了，我们赶紧走！”
经过近三天160余里的行军，12月23日傍晚，十六旅到达了广济附近的莲花庵。连续急行军，战士们都很疲劳。尤太忠靠在一棵树下，把军帽盖在脸上，刚想打个盹，一个便衣侦察员急急地赶来，报告说：“广济城驻扎着青年军二三师二旅六团直属队和一个营……”
尤太忠听完后，站了起来，在树下走来走去，他习惯地把手贴在额头上，手指不断地拧着肉皮，他在思索的时候总是这样的。有些十六旅老人回忆说，有时他甚至能把额头上的那块肉都拧紫了。如何对付广济的敌人，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广济靠在长江北岸，它的对岸稍为靠东一点，就是九江，白崇禧正在那里坐镇指挥他那33个旅围剿大别山。广济四周都是敌人，如果去打，捅了马蜂窝，暴露了行踪，稍微有点差错，全旅都有被敌人合围的可能。再说，野司及纵队也都没有赋予十六旅作战任务。
但青年军并不是多么可怕的对手，如果指挥得当，这仗仍然是可以打的。
青年军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士兵多是从学生中招募，文化程度较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化泰斗邹承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加入过青年军远征印缅。青年军全套美式装备，待遇很高，连士兵的军服所用布料也不同一般部队，都是人字呢的。青年军在对日作战中也曾建立过可歌可泣的不朽功勋。但令国民党失望的是，他们寄予高度希望的青年军在内战中对共产党作战时，打仗特别不行，甚至有时连杂牌部队的战斗力都赶不上。
青年军在内战中的表现很一般，纪律也不敢让人恭维。这次十六旅遇到的青年军二三师纪律就很差。1947年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召开的部署围剿大别山会议上曾对青年军二三师严加训斥：“现在一般社会人士指摘我们国军的纪律是如何如何的败坏，这种指摘也就是反映匪军的纪律是如何的优良，这固然未必完全合于事实，但是今天我们军队的纪律实在也太坏了，尤其是青年军，有一部分不免骄横腐败，如二○三师在黄梅的一团，竟有掠夺奸淫的事情发生，潘师长平时对于部下不知是怎样管束的。青年军的素质本来很好，青年是最纯洁最爱国爱民的，为什么经过训练之后，反而如此害国害民？真是令人痛心！”古今中外，凡是素质较高部队，对士兵及军官的约束也是很严格的。相反，那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部队，纪律也较为败坏。青年军二三师就是这样一支部队。
广济之战(2)
这样一支较为一般的部队，打起来应该不是很困难。尤太忠很想打这一仗，十六旅进入大别山以来，一直没打过什么大仗，本来高山铺战役也有十六旅的份，但部队晚了一步，只赶上了“扫尾”，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是打扫战场。虽说十六旅一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战士们还是有了意见，许多人打心眼里都想打一仗，只有打仗才能“一试身手，显本领，歼敌人”，仗打得好，打得多，才能在友邻面前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就是为了鼓舞一下士气，这仗也应该打，何况敌人只有一个多营左右的兵力，十六旅有两个团，出其不意打它个速战速决，完全是有可能的。
尤太忠决定攻打广济城。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休息，准备奔袭广济。他把营以上干部召集过来，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蒋介石调来了33个旅围剿我们，我们今天晚上就去打一下它的ρi股。广济城有青年军二三师一个多营，我们就用猛虎掏心的战法，吃掉它一坨。动作要猛，要快，打掉它就走，出敌不意的妙处，就妙在这里。”
大家一致赞成攻打广济。当年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后来回忆说：“那时谁不想打仗？我们想打仗都快想疯了。十七旅、十八旅打了高山铺，消灭敌人不少，缴获也多，我们看着都眼红。再说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抓一把就走，这样的仗谁不想打？”
经过50多里的急行军，晚上12时，十六旅到达了指定地点，悄悄地包围了广济。四十六团负责攻打广济，三营摸到了城西北的白寺山下，受命夺取这个坚强设防的地区，打开广济城的大门。
部队隐蔽在山下，白寺山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音，也没一点灯光。
尤太忠用手指拧着额头，他在紧张地思考着。在大别山，敌强我弱，敌人走到哪里，都是大摇大摆，嚣张无比，白寺山现在这么安静，敌人难道已经知道了我军的企图？或者说，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已经逃跑了，部队扑了个空？
唐明春摸了过来：“要不要拿些部队上去碰碰？”
尤太忠没有吭声。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尤太忠不想把部队过早地展开。攻打广济就要出敌不意，抓一把就走，不但要歼灭敌人，还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突然，白光一闪一闪的，白寺山上出现了一束手电筒光。尤太忠笑了：灯火管制也没有，显然敌人这个笨兔，还不知道猎人已到了它的身边。
他立即命令四十六团攻取白寺山。
三营摸到山顶，手榴弹和机枪一齐响了起来，敌人一下子懵了，十连四班长胡满仓爬到鹿砦边，敌人还在问他：“哪一个？怎么回事？”胡满仓一声不吭，一颗手榴弹扔了进去。白寺山上的碉堡和外壕上的稻草被燃着了，火光冲天，越烧越大，越烧越响，猛烈的火焰舔着黑色的夜空。火光照着刚从床上爬起来还没穿好衣服的国民党军士兵，他们连滚带爬地向城里跑去，但刚到山腰，九连四班副班长王英连带着的战士截住了退路，这群敌人只得乖乖地举起了手。
仅仅10多分钟时间，白寺山的战斗就结束了。四十六团早已准备好的炮兵，连炮都没打一发，战斗进行的异常顺利，九连连长高兴得不行，一个劲地催促战士们：“快走，打开大门进城去！”
激烈的枪声在广济城四周震响，撕裂着冬日的夜空。
尤太忠和几个营以上干部却有了争执。经过刚才审问俘虏，原来呆在广济城的不是一个营，而是敌人一个团直属队和两个营，敌人几乎是一个团的兵力。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十六旅两个团打敌一个团，虽然也能打下来，但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伤亡，如果万一耗在这里，敌人援兵很快就会赶来，后果将更为严重。打还是不打？尤太忠和唐明春认为可以再打，但也有干部不同意，认为攻打广济，出现大量伤员，安置起来困难，得不偿失，主张见好就收，白寺山已歼灭敌人近百名，我们仅伤亡一两人。
广济之战(3)
这边正在紧张地研究着是否继续攻击，那边通信员急急地跑来，在火光的照耀下，满脸笑容：“部队已经打到广济城十字街上了，俘虏了200多敌人，现在正在追击前进！”
原来，就在三营攻打白寺山时，二连的战士也早已按捺不住，摸向了城边。广济城四周居然没有城墙，只有一圈低矮的寨墙。敌人听到白寺山的枪声，也都在寨墙上警戒。但二连突击组匍匐前进到寨墙下，敌人还一无所知。突击组长牛二乃一跃而起，双手一下抓住了敌人架在寨墙上的机枪，准备把它夺过来，但旁边一个敌人反应也不慢，敌机枪手一叫，他“叭”地一枪把牛二乃打倒了。牛二乃身边的葛寿昌一个箭步窜上去，夺过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去，敌人扭头就跑，二连急忙追了过去……
天慢慢地亮了，残余敌人躲在了东关外桑竹园的高楼里。尤太忠为了减少伤亡，命令部队放缓攻击强度，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9月商城中铺战斗中解放来的战士靳申金，对另一个高楼上的敌人喊道：“你们不要害怕，我也是刚从五十八师二十九团过来的，缴枪吧，缴枪不杀！”喊了一阵，8个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缴了枪。
在城东南山梁上还有一个碉堡，敌人还在顽抗。喊了一阵子话，敌人没一点动静。唐明春说：“给我揍它几炮，看他出来不出来！”
几发炮弹落下去，把碉堡炸出了一个大窟窿，靳申金又过来喊了一阵，成群的敌人就举着双手出来了。
解放军完全占领了广济城。尤太忠知道部队缺衣少粮，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攻开一个城镇，最容易发生哄抢物资的现象。所以，在攻打广济之前，尤太忠亲自组织机关的参谋、干事，组成了“纪律检查小组”，带着一帮战士，看到仓库、粮库、被服库，盖了大红章的封条一贴，派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许多十六旅的老人至今还自豪不已：“打下广济，我们群众纪律执行得最好，没有发生一起拿老百姓东西的事情。”
12月24日下午，敌人发现广济被袭，整七师慌慌赶来增援。尤太忠立即带领十六旅向龟峰山下木子店地区转移。四十七团三营营长邓林负责带领一个连掩护撤退。原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回忆说：
我赶去给邓林交待完了任务，刚要走，邓林叫住了我，说：“老唐，我有个照相机，还有两块现洋，你给我保存一下，如果我回不来了，就送给你了！”我笑着打了他一下：“你说什么呀！让我保存就保存吧，还说什么回不来啊？你打完了回来，我就给你！”但邓林还是没能回来，他在阻击敌七师时负了重伤，抬到半路时壮烈牺牲了。我听说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邓林是个老红军，但年纪很轻，没有上过学，但他很聪明，一有空就缠着有文化的教他识字，已经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我想把他留下的“财产”将来有机会送给他家人，但我只知道他老家是四川的，具体在哪个地方，我就不清楚了。我又跑到四十七团去打听，也没人能说清。战争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烈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说起这事，唐永舜至今还很遗憾：“以后我走到哪里，都很注意打听这事，但至今也没问出来。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广济之战，调动了敌人，破坏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减轻了主力的压力，十六旅歼敌二三师第六团（欠一个营）800余人，受到了野司的表扬。
棉衣歌(1)
天气越来越冷，10月初的大别山已是寒风凛冽。部队面临着严寒天气的严峻考验。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1947年4月前发的军装，脚上大多数穿的还是草鞋，许多战士都患上了感冒，部队的行军、打仗都受到了很大制约。还有一大部分战士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轻装时，按照部队命令，把背包一律扔掉了，那时部队动员时还讲：“大家不要担心，进大别山了，每个人再发一床棉被。”谁知到了大别山，别说棉被，就连穿衣服都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对群众纪律要求还是很严的。野司专门作出规定，严禁战士们向老乡要被子、衣服、鞋子。六纵队副司令员韦杰，在这方面要求更为严格，他看到大家没被子，就给他们讲：“我给你们出个好主意，晚上睡觉时，钻到稻草里，很暖和，这是一个最保险的保暖方法。绝对不能因为没有被子就违反群众纪律，你要是借老乡的被子、衣服、鞋子，你就是反革命！”把这事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乖乖，谁敢还去碰老乡的一根线！
不光是普通战士没衣服穿，就连野司首长也同样如此。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有次野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开完会以后，李达叫住了我，问我：“听说你有个皮马甲？”
我还有点紧张，以为李达这么问我，是怀疑我违反了群众纪律，我忙说：“我是有件皮马甲，是搞国民党军的，也不是在大别山搞的，是我们十六旅在汤阴打快速纵队时缴获敌人那个旅长的，我是用东西换来的。”
李达停顿了一下，说：“是这样的，首长年纪大了，你能不能脱下来送给刘师长？”我当时一听，鼻子发酸，二话没说，赶紧把皮马甲脱下来，塞到了李达手里。我看着李达也冷得发抖，忙说：“我回去再打仗了，也给你搞一件。”
李达忙一个劲地摆手：“不行不行，这样子不成，我哪能向你们要东西呀？”
我笑着对他说：“你就别客气了，你们在上面，不容易搞，我们在下面打一仗，就能搞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说起这事，唐明春至今还感慨万千：“那时真困难啊，从上到下，包括旅长们，都没衣服穿，开会时坐在那里，身子都在发抖。说实话，那个皮马甲是崭新的，我也舍不得穿，实在熬不住了，就穿在里面，还不敢让别人看到，因为大家都没穿的，你穿着皮马甲，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李达怎么晓得了，当时李达也挺可怜，给我说话时，自己也冷得牙齿上下打架。”
刘邓首长其实早就开始考虑解决部队冬装问题，9月初，刘邓曾就这个问题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计划在晋冀鲁豫后方，为刘邓大军筹措15万套棉衣，100万银元和药品及物资，并且都已经准备好了。但要把这样庞大的物资送往大别山，沿途要经过漫长的敌占区，随时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可能，任务艰巨而危险，并且至少需要4个纵队护行，25000名民工起运，无异于又一次大军南下。经过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来往，刘邓体谅中央和后方的困难，决定自筹棉衣过冬。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毛泽东先后指示刘邓：“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求补充”、“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中原局也随即发出了“就地取给”的指示。
9月23日，毛泽东又亲拟电报复告刘邓，冬衣动手自制，每人发一件棉衣，严寒时再发一条夹裤，并规定“……其办法是，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南下纵队送银元（愈多带多好）清还，分文照付。如此不但不会丧失军誉，且会增长军誉。惟须向商民说明理由，办理须有秩序，须派出多数有能力干部去做，以免苛扰。”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76页。
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筹措过冬棉衣的战斗。
六纵把筹措过冬棉衣的任务交给了十七旅。
棉衣歌(2)
10月7日，十七旅攻占长江边上的商业重镇团风。这次作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棉衣原料。
原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们出发前，旅副政委韩民给部队进行了动员：“我们这次去打团风，目的就是去背布，其他东西都不能拿。我们是为全纵队背布的，是共产党员就要带头积极背布，不背布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犯嘀咕，这打的什么仗呀，怎么能这样讲呢？是否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很多，我就是没听说过背不背布也是一条标准。想归想，我还是跟着部队出发了。
十七旅经过急行军80多里，于深夜12点到达了团风。团风只有敌人一个保安团，十七旅的枪一响，一个保安团立即作鸟兽散。团风虽然轻而易举地打下了，但周围都是敌人，天亮前一定要安全撤出，各个团立即全力投入到了“借布”行动。
但战士们一开口就碰到了钉子。按照规定，要把布匹作价多少，给群众打借条。但许多布店的老板不同意：“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给个条子，我有什么用？”战士就低三下四地说好话：“你就算救济，也要借给我们。”不管怎么说，大军压境，不借也得借，比较大的商家，看着像土豪，干脆没收，省得他啰嗦。
原四十九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当时我是带着警卫连一个班进入团风的，进去后，看到一家门面房里亮着灯光，我隔着门缝一看，里面正好是个布店，有个老头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算账。我把门敲开，走了进去，老头忙毕恭毕敬地招呼我们：“老总，请坐请坐。”又是递烟又是倒茶。我对他说：“老先生，不要叫我老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大军！”老头忙双手捧着递给我一杯茶：“是是是。”我就对他说：“老先生，我们解放大军在这里有10多万人，要过冬，战士们没衣服穿，现在还是穿单衣，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布？”老头声音一下子变得低了：“借几尺？”这时团长苟在合过来了，他站在门口，大声地冲我吆喝：“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快一点！”我忙跑过去低声地对他说：“这里是个布店，我们正在给老乡做工作，他在问我们要借几尺布。”苟在合瞪了我一眼：“借几尺？你告诉他，统统借走！”我忙回来对那个老头说：“老先生，我们要把你所有的布都借走！我给你说清楚，不是不还你，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政府以后会还给你们的。”老头用身子挡住了布，叫了起来：“不行啊，我要靠这些布吃饭啊！”我只好硬起心肠，对他说：“现在顾不得了，你这大概有多少布，我打个借条给你。”我说着就写了个借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招呼警卫连那12名战士：“来，搬布！”战士们开始动手搬布，那个老头跑到我跟前，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不停地哀求我：“老总，给我留一点，给我留一点！”这时，从里面又出来了一个老太太，两人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哭着喊：“老总，给我们留一点，留一点！”他们都是老百姓啊，过日子也不容易。我的鼻子发酸，使劲忍住泪水，把他们扶了起来，给他们说：“老乡，我们这么多大军要过冬，没吃没穿的，你们也要体谅我们呀，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你们把借条收好，等全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还的，我们一定要还的！”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杨锦华还鼻子发酸：“战士们把布取下来，我们赶紧背上就走，我真怕自己再待一会儿就心软了，把布都留下了。大别山人民为刘邓大军站稳脚，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杨锦华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一直挂念着团风的这家布店。1956年他到北京的政治学院学习，听说有个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也在这里学习，杨锦华忙跑去问他：“1947年10月份，我们在团风借了老乡许多布，你们还了没有？”这个副司令员说：“这事我们都知道，政府已经赔偿了，工作很深入，挨家挨户地调查、登记，有借条没借条的都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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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歌(3)
杨锦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我们在写作本书时，还曾在“信阳时尚网”见到了一篇署名为李学明、李东升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动人故事：一张借物证》，这篇文章讲的也是刘邓大军“借布”的事情，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杨锦华的说法：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而一张借物证就是其中的故事之一。
当年秋天，光山县凉亭乡胭脂洼的农民霍家忠，同光山９户农民在商城县城南关开设了一个“同盛祥”布行，专门销售光山土布。由于当时战局紧张，同盛祥便把布行所存土布转移到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存放。此时远离后方的20万刘邓大军（笔误，实为10多万）指战员急需制作御寒棉衣，刘邓首长为减少后方的长途运输，在当时物资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便向当地群众借了部分土布，借布证就是当时刘邓大军向霍家忠借布的证据。
借物证长厘米，宽厘米，正面铅字印刷，有墨印宋体字和毛笔墨写行书字12行，共129字。借物证上的有关借物事项具文清楚，所借物品为“白土布陆佰叁拾贰疋，计卅捆”，并说明了“每疋为卅方尺”。借物地点“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村民户同盛祥”；借物单位“晋冀鲁豫战地委员会”；“经手人陈三记”，并有陈的签名盖章。证上还有三条说明：“一、此证以户为单位开给；二、斤（尺）数以市称（尺）为标准，借啥写啥不折合；三、被借户持此证向当地县区政府抵交公粮（物）。”借物时间：“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九日”。总编号为19453，并有联戳裁封印封号。
1984年，光山县在文物普查中，农民霍家忠拿出借物证交普查工作组人员看后，普查人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借物证的处理工作，并组织了借物调查处理小组。经调查核实该证后，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批准按高于当时市场白土布价格还清所借之物。县财政局依证将所借632疋白土布，折合人民币6388元，一次还清借物原主。
小小借物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情，也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纪和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真情，更记载着刘邓首长率军的宏谋大略。
一纸借物证虽不是金质玉地，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将是大别山人永远传颂的一段佳话。
原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本来就对去团风“背布”有意见，但还是服从大局，从团风出来时，自己肩上也扛了两块布。团风的布店，基本上都给解放军拿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只要家里还有点布，也被“借走”了。我看着扛着五颜六色各种布匹的战士，不禁发了一句牢骚：“这样做对解放军的形象不好，好像解放军过不了冬天一样。我们的名声就换了这几块布，实在不值得！”纵队侦察科长杨毅正好路过这里，说我是“右倾”，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向纵队进行了汇报。李德生听说后，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有这事。我心想，说我右倾就右倾吧，反正自己就是有看法。我对李德生说：“是有这事，我就是这么看的。”然后就等着旅长熊我。李德生这人很开明，也很爱护部下，他对我说：“你这只是发表个人看法，不是右倾，别背思想包袱。”我这才松了口气，但这件事还没完，等到出了大别山，在叶县整党时，有人又提出了这件事情，好在李德生没说什么，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过关了。
十七旅回来后，把布匹上交纵队，分给了各个旅。
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也有点想不通。那天他在值班，部队回来后，分给他一条被面，还是丝绸的。唐永舜感到很奇怪，拿着被面跑去问参谋长赖光勋：“这是哪个部队搞来的？”赖光勋说：“是十七旅打了团风搞来的，有什么事？”唐永舜脱口而出：“十七旅旅长是怎么带部队的？这不是像土匪一样吗？”赖光勋说：“你可别这么说，杜政委还派人跟着呢！”杜政委派人跟着都没说什么，唐永舜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赖光勋看了看他，又说：“你也别想不通，你不用老百姓的东西怎么办？只能饿死冻死，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们会赔偿人家的。”
棉衣歌(4)
实事求是地讲，十七旅到团风“背布”，纪律还是要求很严的。李德生规定，除了布，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各个团也是这样执行的。四十九团二连副连长拿了老乡一个手电筒，苟在合知道后，第二天就在全团召开大会，把这名副连长叫上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场给他一个处分。
也有人说，十七旅到团风“背布”，这件事闹得中央都知道了，毛泽东很不满意。邓小平主动把这事承担起来了，受了批评。这不是没有可能，国民党是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污蔑共产党的，这次也同样不例外，不遗余力地开动宣传机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到处抢棉布”，还在大别山的墙上到处刷上标语：“八路八路，光要洋布”、“八路八路，抽板抢布”。
李德生是很在意自己部队名誉的，他当时的心情不得而知。但李德生也肯定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中，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回撤时，李德生带领的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也遇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部队没吃的，挖野菜、煮食已经发臭的马肉，李德生都不准许部队向朝鲜的老百姓“借粮”，他当时还严厉地说：“我宁愿全师饿死，也决不吃老百姓一粒粮食！”闻者无不动容。
布匹有了，但发到部队，战士们都大眼瞪小眼：这些红布、蓝布、白布，还有些是花花绿绿的印花布，叫人怎么能穿得出去？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战士们拿着这些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几个班长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你是不是把布领错了？”指导员说：“没有错，都是这样的布！”他们又说：“都是些花布啊。”指导员说：“就是花布。”几个班长噘起了嘴，不高兴了：“当兵的，穿花衣服像个啥呀？”岁数大的战士更不愿意：“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咱们穿花衣服！”“我情愿挨冻也不穿花衣服！”指导员说：“这有什么，是花布可以染嘛，把草木烧成灰染染不就行了？”
战士们只好用稻草灰代替染料，搓啊揉啊，有的又放到锅里煮一煮，终于把各种花布统一染成了说黑不黑，说黄不黄的颜色了。虽然不好看，但总比花布强多了。
部队经过各种途径筹措到了棉花，但大多数都是带籽的，还没有弹。战士们上山割些荆条，扫一块地，把棉籽剥掉，然后把棉花铺在地上，用荆条使劲抽打，算是弹棉花。大别山的裁缝少，战士就自己动手。剪裁更是外行，都是老少爷们，没有人会剪裁，有的便脱下衣服照着样子画，画了又改，改了又涂，你说这样合适，他说那样合适，争争吵吵谁也不敢下剪子，都怕一剪子下去剪坏了要造成浪费。做领子是最难的，就连野司机关“秀才”们也犯怵，拿着剪子不知如何开衣领，刘伯承走过来，拿过一个碗扣在上面，出现了一个大圆圈，刘伯承笑着说：“要这样干，领子就好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法子迅速在全军“推广”了，但还是有的把领子开在了胸口，有的把领子开在了后背。
衣服剪裁好，最后的加工也是麻烦事。
六纵十七旅原本打算去搞些缝纫机来。原十七旅侦察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李德生听说团后镇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他把我叫来，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和学校打过交道。团后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你带一个排去一趟，把这几台缝纫机买回来。”我就带着一个排，穿上便衣，走了40多里路，还没到团后，在一个村子旁遇到两个老乡，我上前就问：“老乡，到团后怎么走？”那两个老乡也很热情：“过了这个村子，顺着大路再走几里就是了！”我抬脚刚想走，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两个家伙怎么是四川口音？我刚要摸枪，这两个人也醒悟过来了：这群老百姓说话是河北口音！两人撒腿就往村里跑，边跑边喊：“###来了，###来了！”这是两个国民党军的便衣。我们立即开火，把这两个人打倒了，但村子里的敌人也出来了，我只好带着这个排撒腿就往回跑。敌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上马河滩，我们只好跑到河里，但大家个个都是旱鸭子，只好趴在河岸上，双腿浸在水里，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好在天黑了，敌人也被拖累了，就在不远处安营扎寨，宿营了。我们泡在水里，冻得浑身发抖，嘴唇乌青，挨到了半夜，看看敌人已经熟睡了，就偷偷地摸上来，抓了一个俘虏，逼着他说出了口令。然后，我们猫着腰从敌人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地走着，刚走了一半，被哨兵发现了，问我们口令，我们一边答口令，一边撒腿就跑，又跑了半天，这才把敌人甩下。一排人出去，缝纫机没搞到不说，还都得了重感冒，喝了几天姜汤才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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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歌(5)
李德生只好打消了搞缝纫机的念头，让战士们自己动手缝衣。
这可难坏了战士们，拿针比拿枪杆子还吃力，手直发抖，一会儿这里一声尖叫说刺破手了，一会儿那里又有一个在后悔撇断了针，有的骂自己不中用，有的骂针不听话。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动作最快，可做好了一穿上去，觉得很别扭，原来是把左右袖子缝反了。四十七团一连战士郭荣廷那时才刚刚14岁，把裤子做好了，穿在身上一看，一条腿拖了很长，另一条腿刚好在膝盖下，房东大嫂看着他年纪小，就主动替他做，谁知刚做好了一条腿，敌人来了，部队赶紧转移。过了一段时间，部队停下来了，又拿出来请房东做，做一条裤子就花去了半个月时间。
但大部分战士的棉衣都还没有做好，部队要去参加高山铺战役。战士们高兴得不行，眉飞色舞，私下里说，要打仗了，抓些俘虏搞些棉衣穿，我自己不做了。但有的说，这样不行吧，抓了俘虏剥人家衣服，是违反纪律的。李德生听到这些议论，立即把团长、政委们叫来开了一个短会，再三重申：棉花、布都不能丢掉，打仗了就在背包里背着，打完仗继续做棉衣，决不允许发生剥俘虏棉衣的事情！各个团也都一一传达，高山铺战役俘敌成千上万，但没发生一起剥棉衣的事情。
经过前后一个月左右的努力，刘邓大军终于全部穿上了崭新的棉衣。据说，毛泽东得知这件事，深深感动，连说了三遍：“刘邓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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