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肖云儒先生谈国学
国学的基本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对于目前民间出现的“国学热”，在上层的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波澜和效应，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借机以各种方式把“国学热”转化成文化产业赚取好处的，更有在心理上引起恐慌和不安的。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先生就是这“恐慌和不安”派的代表者之一。他抱着“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的观点，极力鼓噪“国学无用论”。尤其是在西北大学开讲的“第三期华商文化大讲堂”上，对国学热表现出极度的焦虑和不安。
国学就真的如肖云儒先生所言，其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么？我们不妨就肖云儒先生的某些观点作进一步的探讨，答案或许就会明朗一些。
我们首先来重新反思一下出现“国学热”的社会动因。
正如肖先生所言，目前的国学热，“已经成为仅次于股市、麻将的中国第三热。”现实的确如此，而且完全是由民间意识自发涌动起来的热浪。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在民间难以阻挡的热浪呢？肖先生似乎没有作进一步的阐释（或许是在民间的我没有见到），以我之管见，这种热反映出了当代中国民众精神领域的空前空虚，是在诸如“热财富”的股市、“热休闲”的麻将等等热浪冲击之后心理极度空虚匮乏甚至创伤的自我填充和自我疗伤的自发选择，表达出了“整合社会意识，让人的精神有所寄托、有所追求”的强烈愿望。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走向衰败与西方近代文明拉开距离的时候，在民族危亡和社会需要转型的紧要关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的需要，将中国的落后和中华民族的“软弱”归咎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到的，翻开中国的的历史，“满纸仁义道德”，竟全是“吃人”二字。于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扛起“打倒孔家店” 的旗帜，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传统思想文化被空前否定。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巨浪中，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举起马列共产主义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以共产主义理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四九后”中国公民的思想意识里，传统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和人生的价值取向与追求被当作反动腐朽的“封建瘤毒”而排斥在外，取而代之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大公无私”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社会环境的酝酿下大到了空前的“教条”和“虚伪”：为生计，人们割不断“自留地式的资本主义尾巴”，为生存，却不得不高唱“人民公社好”的赞歌，空洞教条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强势教育和政治上的高压态势，虽然取得了“吏治上的相对清明”，但却使人人生活在了由于“*的残酷无情” 而自然产生的心理极度恐慌不安之中，人性受到空前的压抑和扭曲。曾经是革命领袖的刘少奇被打倒和*的叛逃，在社会公众心理上不可阻挡的产生出了“信仰疑问”的后果：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自然的发出了 “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的疑问，于是，所谓的 “共产主义世界观”被当作政治高调而高高挂起，变成了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难以在人的道德自觉中生根。
“*”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政治运动之后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经济开始迈上了正规，百姓的社会生活步入正常，但伴随着 “*”的被彻底否定和毛泽东的“走下神坛”，从“现代迷信”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又陷入了空前的迷茫和无所适从之中，信仰发生了危机，精神失去了寄托，在无法摆脱的空虚所引起的浮躁和焦虑情绪之中，古老的迷信思想复活，各色伪科学的“气功”以种种形态粉墨登场，一度时期泛滥成灾，最终演绎出“***功”等危害国家政权安危和社会安宁的反动组织，最初在民间的“有害功法”活动，终于上升为一场尖锐的*，更加剧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感”。上流社会*堕落的现象愈来愈多，官员权欲膨胀、利欲熏心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为追求虚假政绩而造假、愚弄百姓而不计社会后果，丧失最起码社会责任感的现象司空见惯，并由此而引起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官德”与“官风”在百姓的心目中大打折扣，严重损害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公信力”，人们不再完全相信政府和政府官员，把政府和官员们“执政为民”宣传和承诺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口号，相反，群众与政府间的对抗情绪和矛盾却愈来愈多，引发诸多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令各级官员头疼的“上访”问题就是这种矛盾凸显的典型表现。在民间，“炒股热”、 “麻将热”并没有给人们空虚的心理以有效的填充，而浮躁情绪却愈来愈重，受功利因素的影响，因唯利思图、见利忘义和追求享乐所引起的诸如赡养、婚姻、消费等社会矛盾及治安问题等日益突出，有些人为了仕途的腾达，为了追求财富甚至寡廉鲜耻，不择手段，甘愿丧失人格人品依附权贵。在这种上下交织的复杂因素影响下，一方面是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水准滑坡，另一方面也同时引起人们的理性反思：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了？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才能达到和谐？尤其是在上世纪“80”后乃至“70”后，在“信仰危机”中出生成长起来的中国公民，其精神领域的空虚和道德层面的问题令人担忧，这就促使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用什么塑造我们的灵魂才能使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我们才能生活的更加自在、幸福？*主义虽然站在唯物论的观点上揭示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然“共产主义世界观”却似乎“高挂”在抽象的层面上，只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却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因此，在实践的层面上，叫人感到“高不可攀”；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过渡强调个性张扬的所谓 “*”观念由于其文化架构的不同，与我们的民族性格不相容和，不仅难以接受，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迷茫和彷徨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反思，开始意识到文化底蕴对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的确，对一个民族来讲，文化不能有“断层”——那将是民族的悲哀；文化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这就是目前出现“国学热”的社会动因。
那么，国学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在精神极度空虚之后，会把“拯救心灵”的希望寄托于国学？对此，肖云儒先生似乎没有给与明确的解释，相反却强调“国学不能救世”、“不能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他说，“因为国学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南辕北辙，宗法文化和农本文化产生不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精神。从国学中产生不了现代社会、现代科学、现代人文、现代管理体系。美国学者说，现代社会必须有三个条件，这就是市场经济模式、*法制制度，自由平等精神。但是，农业文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学……却不能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前导和文化基础，中国千年前即有商贸，但没有成熟的市场，产生不了现代市场经济”。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社会的这三个条件是怎样产生的？是“思想大师们”凭空创造出来指导现代社会发展的还是天上掉下来供我们模仿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所为现代社会的三个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自身认知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式在经历了原始生存状态之后，大致经历了以解决温饱为先决需求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为满足流通需求而以商贸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后发展到以资本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后一种模式是以前一种模式为基础条件发展而来并包容前一种模式的，没有完全独立的经济模式。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模式都经历了初级形成、相对完善和成熟、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演变过程，否则，社会就不会发展，这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曾经贯通世界东西、引领世界经济先锋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国商贸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标志。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市场，怎么会产生发达繁荣的商贸经济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
人类社会的形态，从本质上讲是由人类的生存需求和理想追求决定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具有理性思维，并能够通过理性能动的主宰其生存的环境，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推动人类社会自身朝着理想的状态发展，这是其他一切动物群体所不能的。因此，人在研究如何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研究如何使人类自身文明进步，如何使人类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和谐相处，生活得更有意义，这就自然地产生了人的生命价值观。国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实现人的生命价值的途径。因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国学，从一开始就站在维护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权的基本立场上，反对将作为人的奴隶当工具役使，极力主张人性解放，人格平等，始终关注人类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和人的个体文明进化，在著名的“马厩失火”事件中，孔子问人不问马以及极力反对和诅咒以奴隶为殉葬品的野蛮做法就是典型例证——这在一匹马的商品价值远远大于几十个奴隶的商品价值的时代，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为了追求人类的和谐，实现“大同社会”理想，孔子同样站在人性解放的立场上，创立了仁学。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只所以与动物群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人类除了本能的血缘亲亲而外，还应有理性的情感与社会责任，他的“忠”“恕”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将本能的血缘亲情和本能好恶推而广之，达到人人和谐相处的目的。人类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矩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和谐共存，这个原则和规矩就是就是“礼”以及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正如南宋朱熹所言：“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谐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朱子语类》卷四十二）通俗一点讲，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相处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矩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和谐共存，这个“抽象”的原则和规矩就是“理”，将这个“理”具体化，用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同时又帮助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保障人的正常的社会活动的目的的具体规则和要求，就是“礼”。比如，我们祭奠已故的尊长，目的是为了缅怀他的恩德，表达对于他的思念和敬爱之情。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要通过隆重、哀伤的祭祀程序仪式来实现，这个“程序、仪式”就是“礼”；就好比现在，国家为了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在制定了一整套实体法的同时，又制定了相应的“程序法”，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程序执行法律、运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这个“程序法”，就类似于“礼”。在一个法治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有法治观念，这是前提，同时还必须懂得法律的精神和“执法、用法”的程序，这其中的关系，是互为表里。倘若没有法治观念，那么，即使法律知识懂的再多，也不会自觉地贯彻执行法律，甚至会钻法律的空子为自己的危害他人、为害社会的违反法治精神行为谋求开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篇》）同样，倘若虽有法治观念却不懂法律知识，不懂得程序，就找不到贯彻执行法律的途径，同样行不通，所以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王帛乎哉？！”（《论语?阳货篇》）即：“礼”不是摆什，而是帮助人实现“仁”的载体。这实际上就是儒家以德为价值取向的法治观，这在人类社会从野蛮形态向文明形态转化的转型期和以小农经济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的理论，时至今日，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并非象肖云儒先生所言，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国学思想“只能产生奴根性和依附人格，不可能有人格尊严、平民权利、自由思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立足于“人性”之上、以“大同”和谐社会为终极追求，孕育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学基本精神是灿烂和不朽的，她是我们民族优秀性格之根，不但不是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而且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三个基本条件，但这“三个基本条件”必须以人的先进正确地人生价值观，包括道德取向为基础，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催人逐利而忘义，*法治制度一旦脱离人的内在道德基础而纯粹“物化”，就会失去其本初的意义而成为“摆设”，正如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类社会创立“法治”的目的，就是要教育每一位社会成员树立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价值观，而不单单是为了解决纷争；自由精神一旦失去了道德的基础，就会衍生“唯我独尊”的意识，社会就会失去和谐的基础；一切正义的社会法则，不能仅停留在“治于已然”的层面上，而应当通过其实施教育民众达到“有耻且格”的觉悟，实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否则，就是“*”，此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虏”。（《论语•尧曰》）
当然，任何一种先进的理论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都需要不断的、科学的发展和完善。世界上没有一种理论是可以突破时空而皆准的真理，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景之下创立、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主义也不列外的需要创新发展。发源于人类社会初级阶段的国学，于现代社会而言，同样存在有极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历史观”上，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把社会的发展演变看成是“天命”之所为，把“大同”理想寄托于圣君贤相的出现。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是人类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认识水平的客观局限。而且，这种局限在国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强盛、文明的使命之后更加突出，同时，由于没有得到科学的创新发展，国学的基本精神被逐渐教条化，走向了极端，走向了僵化，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由封建体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动因！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国学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突破国学的局限性来继承和发展国学，这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损溢观”，而不应当是象肖云儒先生所主张的，把国学当作陈旧的“文物”，让少数“专家学者”钻在象牙塔里去研究。那样，我们的民族将失去根本，那将的确会是“国将不国”的悲剧，会演绎成我们民族的不幸，是实在要不得的！
孔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