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
说说韩愈屡遭贬
韩愈是中唐大文学家、学问家，名冠唐宋八大家之首，有“韩文公”之美誉。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思想上承继孔孟，以“道统”自居，力挽中唐政治危机，文化学术上，主张文以载道，名符其实文化领袖，政绩上，评乱抚叛，为唐王朝建立了不朽功勋。按理，这样一位人物，对唐王朝来说，可谓“德才兼备”的难得人才，理应被“大用、重用”吧？可偏偏仕途不佳，屡遭贬黜，难得其志，一生最大才混了个“吏部侍郎”这么个“副官”，死后才被追认为“礼部尚书”，弄得个“正职”的名份！我本愚钝，总弄不清个中原因，近读他的《送孟东野序》一句“大凡物不得其平而鸣”，方使我明白他一生只所以忽荣忽枯，全在于他爱“鸣”又不识时务的缘故！
何以见得？一曰，他鸣不择时。他从19岁开始进京应考，奋斗6年，25岁才考中进士，取得挤身官场的身份。昭理，此时的他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奔走于达官显贵之门，去为当朝歌功颂德，想办法博得当权者赏识器重，尽早弄得一官半职，步入官宦阶层。可他却偏偏不该“鸣”时而“鸣”，对当朝官员的为官之道指指点点，一篇《诤臣论》，直嘲谏议大夫阳城不贤，不是有道之士，批评人家身为谏官，却只知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五年不问政治得失，不向皇上进谏。阳城者，当朝谏官，皇上幸臣也，他这样嘲讽人家，岂不是在指责当朝施政有误？曲曲一个“待分配”进士，|乳臭未干，竟敢如此狂妄，不得罪权贵，不触怒龙颜才怪！就这，他还时不时“有感而发”，拼击时弊，还为自己“爱鸣”的本性颇为得意，认为自已该“鸣”，劝勉朋友善“鸣”，教导天下人为世用去“鸣”，于是乎，为“明儒道，反佛老”匡正中唐佛老之说、宗教迷信盛行的不良社会风气，写下了不朽的长篇鸿著《原道》，力陈佛老之说盛行对唐王朝统治的种种不良影响，指出佛老说教不济苍生，是“坐井而观天”，无任何价值，要求对其“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把僧道之徒，遣反四民之中，呼吁当朝统治者，奉行孔孟之道，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予头直指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可谓锋芒若针！为评击当时官场上朋党之争，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毁谤的黑暗之风，写出了《原毁》，把当时士大夫之间嫉贤妒能，毁人抬己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剖析得入木三分；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他又将哪些投机钻营，为个人飞黄腾达而“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的丑态和不惜卖身求荣的无耻嘴脸给予了无情地嘲讽与讥笑，那篇脍炙人口的《马说》，更是对当朝昏庸权贵当道，有德有才的贤达之士不得重用，难为国家效力的现实表达了无尽的义愤和不满，得罪的当然是那些有伯乐之位而无伯乐之能的当权者了！他就是这样在不得志之时“不平则鸣”，而鸣的结果，却是他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博学弘辞科考试，在京城干巴巴坐了10年“冷板凳”而不得启用，此便是他“鸣不择时”的结果！
二曰：韩愈“鸣”不忖势。韩愈坐了10年冷板凳，36岁了才弄了个“监察御史”这么个八品小官。这种官儿职位虽小，但却掌管考察百官、巡查地方行政之职，大抵相当于现如今的“纪委”或“监察局”干部吧，也是个官小责重的差使，又常在皇帝跟前侍奉，有的是升迁机会。唐德宗只所以要把这么个官儿送给他，恐怕看中的不是他“好鸣”的本性，而是觉着他人到中年官场屡屡受挫，总该深谙世音，办事稳妥的缘故的！时下不就有“组织部长好寻，纪委书记难找”的官场实话吗？何也？组织部长是给人封官进爵的，办的都是好事，大凡能当官的都能当得了；而纪委书记掌管匡正官风之职，是专给百官“挑毛病”的，不仅要不怕得罪人，更重要的是要“会放事、善放事”。否则，你今天在这儿查贪，明日在那儿替人伸冤，尽揭官场*的盖子，丁尖大的“举报”，都要一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那还了得？岂不是专给皇上捅炉子？因此，大凡此类官儿，会当的，稳稳当当，总能得到皇恩惠及，百官拥戴，荣华升迁，不会当的，不掉脑袋就是万幸。韩愈他自幼父母双亡，靠兄嫂养大，仕途不佳，三十好几了，才弄得这么个官儿，总该惜官如命，小心谨慎，当好此官吧？孰料，他一上任，就不知天高地厚，拣个麦草当拐棍，上递一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奏折，直诉京城周围好几县连年天旱，百姓“弃子逐妻以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的生活惨象，尽吐“群臣之所未言”，恳请朝庭为百姓减免赋税，末了，还说自己是“受恩思效”，见啥说啥，毫无畏惧之心，言下之意，当地官员欺上瞒下，朝庭也敛收暴聚了！这下可好，得罪了皇帝幸臣京兆伊李实不说，还落个“打狗欺主”之嫌，当年就被贬到荒蛮的南方做阳山县令去了。此后又是10年不得重用，46岁了，还是个“国子博士”，实在感到委曲了，才写得一篇《进学解》，为自己嘲解，以企当道者同情重用。倘若当初他能抓住“监察御史”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遇，对上，揣磨皇上心思，有“重点地”考察百官，对下，抓住百官辫子，连打带拉，恩威兼施，排除异己，培植亲信，何愁不会搏得皇上宠幸，在百官之中落个“好人缘”，而稳当升迁，何止于落到这步田地呢？此谐因他“鸣”不忖势，自不量力的缘故罢了！
三曰：韩愈“鸣”不审时，自讨苦吃。唐宪宗迷信佛教，举国上下，兴佛建庙，元和14年，宪宗为从凤翔法门寺迎一节佛祖指骨入长安，劳命伤财，修路建寺，举国庆典，“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之中，也有“废业破产，烧预灼臂以求供养者”。对这种有悖先王之道，更不利国计民生的荒堂之举，因是皇上所好，“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唯独年届52岁，官场几番沉浮，只因参与评定淮西藩镇之乱有功，才弄得个“刑部侍郎”的韩愈，仍不改“爱鸣”的毛病，也不看这是何人支持的事情，上奏一本《论佛骨表》，洋洋洒洒，述古论今，直接批评唐宪宗事佛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之举”，要求宪宗对佛骨“投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感”，并态度坚决地说，“佛若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其所表现出的不怕神，不怕鬼，敢为天下人担“咎”的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表达的是一个贤达之士对朝庭肝脑涂地的赤诚和拳拳爱民之心！结果触怒龙颜，险些丧命，被赶出了京城，贬到了八千里外的海边潮洲，由朝庭重臣落到地方小吏，就连家眷也被一同赶出京城，与他同赴潮洲，途中风雨交加，年仅12岁的小女儿惨死驿道旁，此时，他又仰天长呼，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哀鸣：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哀私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可到了潮洲，他又不改爱鸣的秉性，更将其化为济世救民的实际行动。为驱除吃人害人的鳄鱼，他写下了著名的讨鳄檄文《祭鳄鱼文》，鼓动潮洲人民不信神，不祈鬼，群起驱除鳄鱼，永绝祸患；为革除弊政陋习，开启这里的文明，他下令赎放奴婢，还人以自由，并兴办教育，“以正音为潮人之诲”，推广普通话；为发展农业，他率民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不足一年，为潮洲人连办四件实事，为这里日后的文明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一个获罪海隅，家破人亡的贬臣，尚能心系百姓而将个人荣辱于不顾，实在难能可贵！难怪潮洲人民要为他建祠，世代纪念，并将祠后一山命之为“韩山”，祠前一水，命之为“韩江”，这便是他一个衰朽的老书生因一封奏折获罪圣上被迫流落海角天涯后留下的“不朽”！直至古稀之年，才又因安抚王廷凑叛乱有功，被召回京城，在吏部谋得一个“侍郎”，不到四年，他就辞世归寂。历史，从此再也听不到他那铿锵有力，撼人心肺的阵阵鸣音了！
写到此，我不禁为韩愈的屡屡遭贬肃然起敬！觉得他的每一次“鸣”，都是那么刚正不阿，壮怀激烈，都是那么胸怀坦荡，光明正大，叫人叹服，叫人敬爱，他不愧为一代鸿儒！他忧国忧民，既立言又立业，全面实践了他的儒家道德信念。历史并不因一个人一时的显赫名势就让其永垂不朽，真正能流芳千古的，是那些将个人荣辱与百姓利益，社会进步关联在一起的有所作为之士。韩愈，是不朽的，他的每次一鸣，都在历史上落下了重重的一笔。一片山河易姓韩，屡鸣屡贬书青丹！韩愈是中华民族亿万“夫子”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千古楷模！
我爱韩愈！
说说欧阳修的“狂傲”与“愚犟”
提起欧阳修，世人莫不知他是宋代著名的大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曾因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而遭贬。仕途虽然坎坷，但却门生林立，唐宗大八家中，其身后五人，或是他的门生，或受过他的提携，死后更是名重青史，流芳千古。然近读欧文，却甚感此君，原来也是一狂傲愚犟，不知天高地厚之徒。
何以见得？先看此君之“狂傲”。宋明道二年，仁宗赵祯结束了长达几年之久的母后临朝历史，开始亲政。当时的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形势日趋严重，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天下志士莫不忧虑，把改革朝政、振兴国运的希望寄托在仁宗亲政上。这年4月，素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学者范仲淹被拜为右司谏。此时，年仅27岁，刚刚当了二年“西京留守推官”的欧阳修在范公上任不久就对其上书批评其“拜命以来”未能及时向仁宗进谏以诓正朝政时蔽，又以唐阳城身为谏官却五年不进一谏被韩愈斥为不贤相激，提醒范公当好谏官。“留守推官”何大的一个“官”平？大约相当于现如今县级部门的“副主任科员”或乡镇长助理之类的，恐怕连建朝庭命官的正式“品级”都挂不上的官员罢了！这么不小吏，竞然敢不知 天高地厚对年已44岁，在朝野上下颇俱声望的范司谏的为官之道指指点点，不是狂傲之“徒”谁能有此作为？好在范公邪量若诲，并不计较，反将其视为“志同道合”之士，否则，向仁宗进谏一折，只是“狂妄不羁，非议朝臣”一条，足可摘除他小小推官的纱帽！更有甚者，二年后的宗仁宗景祜三年，范公因经常议论朝政，又向仁宗上递《百官图》，提出当朝百官，那些人是从正当渠道当上官的，那些人是靠着宰相吕夷简等权贵的关体又向仁宗上递《百定官图》，提出当朝百官，那些人是从正当渠道当上官的，那些人是靠着宰相吕夷简等权贵的关系爬上来的，要求朝庭肃清官场歪风。结果获罪宰相，被贬职饶州，几个为范公进言辩解的朝臣，也被视为“朋党”一并遭贬。按说此事与他殴阳修无有干系，更何况当朝诸臣纷纷躲之生怕沾上这一是非，就连谏官高若纳也对范公被贬之事在朝缄口不言，在下还为讨好宰相对范公进行抵毁。可时任监察御史这么个八品小官的殴阳修在听到此事之后竞然写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左司谏高若纳，骂人家身为谏官，却不为范公进言辩解还私下抵毁范公，是趋炎附势，趁人之危的小人，非但不才，更是“君子之贼”！身为谏官，不帮皇上辩忠奸，眼见贤达贬官待罪而能出入朝中面不改色，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骂得痛快淋沥！未了还说你高若纳若认为范公不贤当遂，那我今日此书正好说明我是范公之“奸邪之党”，你正好拿着此信上朝告发，“使正予罪而诛之！”咄咄逼人，若非狂傲之“徒”，安有如此胆识与勇气！结果，高司谏一怒，持此封《与高司谏书》上朝，他随即被贬出京城，作了夷陵令！这简直是自讨苦吃！
说他“愚犟”，也不无依据。宗仁宗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富弼，朝琦等复被朝庭重用推行“庆历新政”，殴阳修亦被召回京城作了翰林院馆阁校勘。“庆历新政”遭到保守派反对，攻击改革派结朋为党。殴阳修虽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措施被列为“朋党”，但就他当时的官位与在“庆历新政”中的作用而言，不过一小卒罢了。倘若他能审时度势，只要暂且沉默，静观变化，再见风使舵，凭借他的学识、文凭与才华，定可为两派争相“团结、争取”的对象，对其仕、途，绝然不是坏事。熟料，此君竟不谙此道，又不甘寂寞，上奏一封《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区别在于君子是“以道为朋”而小人则“以同利为朋”。“以道为朋”，则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样的朋党，是国家、朝庭所需要的！明确表态，自己以道与义与范公等结朋为党，图的是振兴国运。言外之意，保守派则是一群为已之私利结为一帮，陷害贤达之士的小人了！未了，还告戒仁宗：“夫兴之治乱，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直接与皇上叫板！这在处处充满血腥味的官场斗争中，他如此旗帜鲜明，全然不知明哲保身而我行我素的行为做法，不碰个头破血流才怪！不是“愚犟”又是何种秉性？！事实证明他必遭祸殃：“庆历新政”艰难维持了两载就遭失败，他随即被作为“庆历朋党”贬到滁州。被贬滁州之后，他心中的苦涩唯他自知！要不，年仅40便自号“醉翁”，恐怕仅“狂傲”二字难以述清吧？即便如此，他也全然不把“贬谪”当作一回事，反而认为这是志士为献身国家而遭遇的必要牺牲，毫无悔过之意，反而著书撰文，借古寓今，借古讽今。写下了著名的《新五代史》；特别是在那篇脍炙人口的《唐六臣传论》中，继续为所谓的“朋党”呜不平，搞“翻案文章”，说什么，“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君子都被小人，奸人以“朋党”之罪禁锢、陷害了！那些小人“欲去人之国”，“欲弧人主之势”，“欲夺国而与人”就向人主进朋党之说，将君子贤达均以“朋党”治罪，使朝中小人林立而君子难见，最终使人主失国，告诫仁宗不可不察，言外之意，庆历新政失败后，仁宗朝中皆一帮误国奸人罢了！他这般执迷不悟，又不识时务，安有出头之日？于是乎，外放十年不得回京，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