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象殴阳修这样“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附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的狂傲愚犟之徒，在那个社会是断难仕途风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只有退隐而独善其身、自守清高了！（殴阳修于60岁后屡屡上书请求退隐）即使生于现今也是难有作为的。何言此语？目下官场不就流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为官彦语”吗？象殴公这样锋芒毕露，傲骨凛冽的“不听话”之辈纵有满腹学识，赫赫政绩，其若得不到上司一个“行”字，又有何用？不受排挤、非议就是幸事了，安能与善阿谀奉称之徒攀高低？！呜呼，天下志士，古今命运如此，不甚衰呼？悲乎？！

贪官的权谋

秦始皇的悲哀与杜保乾的*

看到这个题目，有人会问，秦始皇与杜保乾，一个是一统中华，开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之先河的“千古一帝”，一个是当代中国臭名远扬的*贪官，二者岂能相齐并论？殊不知秦始皇与当代杜保乾之流专权、霸道的“*”作风及其演绎的悲剧却极为相似乃至一脉相承！

何以见得？先看秦始皇。这位一统六国而不可一世的“始皇帝”，在霸业成就之后，外用大将蒙恬统兵三十万镇守边疆，以长子扶苏监军而无忧，内用蒙恬之弟蒙毅为谋臣而无患，这样的体制，使内外握权拥兵者互相牵制又互相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理当不可能发生内乱，再加上帝业初建，始皇威振四海，天下归一，国运如日东升，应是长治久安、万世帝业吧？孰料却因东游会稽病危，遗诏被李斯、赵高篡改，废扶苏立胡亥，使千古帝业葬送！何也？始皇之专权，霸道与残暴之过也！正如宋代苏东坡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始皇“积威信至极”，“秦人视其若鬼神雷电之不可测也”，思想被禁锢了，­精­神被麻木了，天下众生都成了始皇可随意宰杀驱使的羔羊而不敢置否，以至于李斯赵高篡改遗诏之后，扶苏、蒙恬乃至满朝文武百官均不敢怀疑而“复请”，且顺从地按“遗诏”要求去死，使李斯、赵高的­阴­谋得逞。至于李斯、赵高，他们侍伴始皇左右，深知始皇之“威”的“负影响”对他们篡权的帮助而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畏”，实在是高明至极！只所以会演绎出这一悲剧，罪源在于“商鞅之法”。又是何也？商鞅之法，维护的是秦王绝对的权威，没有丝毫的“民本”­色­彩，法重刑残，使秦王成了一个唯我独尊，我即是法，法即是我的“神怪”而使天下人恐惧，这其实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王法”的本质。此后几千年封建社会帝王治国之策与秦王所不同的是实行“外儒内王”的策略，给其专权，专制披上了“仁政”的外衣，高明是高明了，却使中国*的进程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越走越糟了！这便是中国*史的悲哀！

“面子书记”杜保乾下台前是卢氏县的县委书记。这个贪官在我们这个*法制的国度里，竞然奉行“县委就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等于县委”，谁反对县委书记“实质就是对县委的不满”这一怪论，在卢氏县唯所欲为，不仅劳民伤财，大搞“面子工程”，而且是想给谁治罪，就批示政法机关治谁的罪，看谁不顺眼，妨碍了他的“施政”就指示公安局抓谁；在用人上，想用谁就用谁，想撤谁就撤谁，在生活上更是贪财贪­色­，贪婪至极，可以说，在卢氏县是胡作非为，­干­尽坏事！这一切都在于他有专权霸道的手腕！如果说秦始皇的专权残暴造成了秦王朝的骤亡，那杜保乾的专权霸道却为他的*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他能够在卢氏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的属下才对他心生畏惧，为了种种难以明状的目的而任其摆布，乃至甘当奴才，使杜保乾在卢氏出尽风头，当然也最终将自己送进监狱，也是情理之中，罪有应得的必然！

至此，我们却不禁要问：如果说杜保乾的属下都因种种原因对其胡作非为不敢言“不”，乃至投其所好，甚或同流合污，尚且情有可原，那么负有监督、监察之责的卢氏的人大、纪委、政协等职能部门、组织都哪里去了，为何会对其胡作非为听之任之？杜保乾的上级领导又哪里去了，他们又何以对其眼皮底下的杜保乾熟视而无睹呢？说不定他们还会在听罢了杜保乾夸夸其谈吹嘘其“政绩”之后，在斛角交错、轻歌曼舞之中对杜氏的“政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要不，杜氏何以会如此狂妄？！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那些监督制约部门机构的作用发生质疑。其实，纵观中国现如今的贪官，又有哪一个不象杜氏那样在位时专权蛮横，无人敢惹？又有哪一位没有杜氏*的土壤和“上下关系”、“周边环境”呢？杜保乾现象在我们这个法治国度里是难以容忍的，但他们却屡屡出现，这就颇值得我们在反腐斗争中深思！

写罢此文，又从媒体上获得嘉禾县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了一意孤行的推行其政治意图，竟然不顾法律，高唱“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们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大搞株连，使一批无辜的­干­部群众蒙冤受辱。这种极其霸道的行政作风自然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不满与抵制，县委书记和县长最终被撤职。这样的结局既是民众看到了中国依法行政的决心和进程，更看到了其艰难之所在---中国的地方官员们实实在在应当洗洗脑子，要不，依法行政就会是“更加漫长”的过程了！

二○○四年六月八日

也说诸葛亮的治国术

葛亮量小*害蜀国

《三诸国演义》将诸葛亮将诸葛亮描绘成了一个上知天文、下晓地府，神机妙算、呼风唤雨的似人似妖的神秘英雄人物，所以，在中国民间，诸葛亮成为家喻户晓的忠君楷模、治国典范，是智、勇化身、千古“孔明”。然，翻开《三国志》，细品蜀国史，却不难发现，诸葛亮其实是一个度量狭小、*霸道的强权人物！因此，在他治理下的蜀国，表面政通人和，实则危机四伏，积贫积弱，所以，在他身后，蜀国内政紊乱，各种矛盾凸现，步入了“秋后蚂蚱”的命运，仅不足30年，就率先被大魏灭亡，蜀汉后主刘禅被迫亡国，其辅佐刘氏父子诓复汉室、一统中华的宏图伟业最终成为南柯一梦，化为泡影！是故，蜀国之早亡，诸葛亮难咎其责！何以见得？

我们首先来看看诸葛亮治理蜀国的政治路线。赤壁之战之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天下的总体情势是由于连年战争，国穷民贫，创伤累累。在这种情势下，最要紧的是要通过休养生息，治疗战争的创伤，凝聚国家财力，给人民以喘息的机会。曹魏和东吴均实行了积极的防御政策，即外强国防，内修政治，奋发图强。尤其是曹魏，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曹丕通过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政治改革，为士族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给予了出路，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赢得人心，实现了国内的 “安定团结”，国运蒸蒸日上；而在三国中处于弱国寡民地位且政权根基不稳，与益州本土势力和以刘璋旧部为代表的“东州集团”矛盾尖锐的蜀汉政权集团，本应实行更加积极的防御政策，即：外修周边关系，争取和平，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内修政治，厉行改革，争取国富民殷，政通人和，待时机成熟，以图统一天下、兴复汉室之大业。但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治集团在赤壁之战之后却在诸葛亮的推动下，头脑发热，放弃了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以待“天下有变”的正确政治路线，转而实行以弱凌强、以卵击石的对外扩张路线，致使关羽围襄樊而最终败走麦城，刘备伐吴铸成猇亭遗恨，使本来就很弱小的蜀汉政权大伤元气。刘备死后，诸葛亮以“托孤之臣”、“后主相父”大权独揽，全面推行“不伐贼（曹魏），王业亦亡”的政治路线，不顾国势财力，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目的就是企图用战争的手段转嫁国内矛盾，巩固以他为核心的“荆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其结果是，连年北伐，虽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每每是“粮草不济”，无功而返，不仅劳民伤财，损伤国家元气，而且是集聚矛盾，为日后蜀汉政权的速亡埋下了隐患。

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的统治手段。在刘备之后，诸葛亮完全实行的是以他为核心的*统治。《三国演义》为了粉饰诸葛亮的*，树立其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把他“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诸葛亮传》）”的*归咎于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这其实是为诸葛亮*开脱的托辞罢了！正是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反映出了他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本质——这是一切强权人物的共同秉­性­。诸葛亮在执掌蜀国政权后，不仅惟我独尊，而且是刚愎自用，气量狭小，在对待刘备倚重的旧臣上，处处不放心，心中总存在一个“人人都可能谋反”的假设，对谁都不信任，不是怀疑其政治上的忠诚就是怀疑其能力的不济，不愿放手使用，凡事都得以他的“­精­囊妙计”施行，根本听不进、容不得这些老臣们的意见和主张，并且千方百计玩弄权术加以*，李严和魏延就是典型例证。

李严与他同为“托孤重臣”，本当­精­诚团结，但他却大全独揽，根本就不把李严放在眼中，且处处提防，想方设法排挤打压，结果使李严心生不快，感到憋屈、压抑，为“维权”而与之争锋，最终两人水火不容，被他抓住把柄废黜流放，客死草野；魏延就更惨了！这位骁勇善战、文武双全、胆略过人、屡建战功，深得先主刘备器重，在刘备“五虎上将”相继去世后蜀国难得的高级军事将领，就因为其锋芒毕露又好提意见、建议而被诸葛亮反感不得重用。不但“子午出奇兵”等正确建议不被采纳，而且还处处不放心，将其打入“另类”，常常施计谋给予钳制，使其才能难以发挥。最典型的是在首次北伐的关键一役街亭一战中，在主帅的选用上，他一意孤行，宁可违背众意用只配作参谋的二流将军马谡，也不用魏延、吴壹等身经百战，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将领，结果造成街亭惨败，导致这次经过充分准备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在刘备死后，魏延等先主重臣就一直没有被重用过，屡次北伐，都是处于侧应的位置上——他信任的是听话的杨仪和恭顺的姜维，对于魏延等既有对蜀汉之忠诚，又富有战争经验的将领的建议几乎一概不予采纳，还处处提防，结果屡屡错失战机，次次北伐无功而返，甚至在其最后一次北伐中，在其生命终结之际仍不忘提防魏延，密谋召开军事会议，将最高军事指挥权交给“秘书长”杨仪而把北伐“副统帅”放在“假想敌”的位置上，布置兵力，一手制造了魏延和杨仪间的内讧，给魏延戴上了一顶“反贼”的帽子，使蜀国不仅损失了一员忠勇战将，而且搞得人心惶惶！在诸葛亮的统治下，蜀国的政治，表面上是政通人和，实际上是万马齐喑！我们看《三国演义》也是这样一番情形：曹­操­被丑化为“汉室­奸­贼”，协天子以令诸侯，但每遇军政大事，总是广纳谋臣建议，尽管多疑擅杀，但其身边却聚集着一大群谋士，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为其出谋划策，心甘情愿为这个“白脸­奸­贼”效力；东吴更是群儒济济，有一个颇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一个人人都能发表意见的良好“话语环境”，而在蜀国这里，大凡军政大事，只能听到诸葛亮一人的声音，所有的文武百官听命于诸葛亮一人的安排，迷信于诸葛亮一人，养成了唯唯诺诺、抑制个­性­、隐藏主见，凡事以“­精­囊妙计”行事的不良政治生活习气，政治生活处于一种极度个人崇拜、极度个人迷信的压抑状态，缺乏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和人才环境，使仁人志士难以施展个人才华。这种在权力的分配上缺乏健全的政治保障制度而完全凭借“极权人物”掌控­操­纵的人治体制，不仅铸就了在他身后蜀国各种矛盾凸现，人人争权夺利，政治路线紊乱难以统一，最后步入东汉末年“宦官擅权”的泥潭，而且造成蜀国“人才荒”，难以找到一个能独当一面收拾局面的领袖型人物，致使当大魏大军压境时，国内乱哄哄一团粥，国无良将，竟让廖化当先锋的局面，不速亡才是怪事！

显而易见，蜀汉政权的速亡，并非亡在后主刘禅的昏庸上，归根结底是亡在诸葛亮错误的政治路线和他所建立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上！可以说，在他所治理的“繁荣时期”就已经埋下了“速亡”的种子——这便是历史给予后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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