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送走了孩子以后,我很随意地对正在吃早饭的丈夫说:
“嗯,挂号处的女人很漂亮啊。”
我觉察到背朝着这边坐着的丈夫的肩膀似乎抽搐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
“那位小姐也负责医疗保险的账务吧?”
丈夫依然没有回答。然而不吃面包了,慌慌张张地开始喝起咖啡来。
“昨天我送花去医院,和她聊了几句。看见那姑娘染着红指甲,真让人吃惊。”
丈夫终于干咳了一声,可是依旧保持着沉默。
这种拒绝回答的态度,恰好是丈夫承认那个女人就是“她”的证据。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无需顾忌什么了。
“在医院工作,必须给人以清洁整齐的印象……”
突然,丈夫背着身子回答说:
“挂号处并不直接涉及给患者治疗,没必要那样吹毛求疵吧?”
“挂号处是医院的脸面呀。那位姑娘涂着那么鲜艳的指甲油,病人见了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他再次出现沉默。我干脆说:
“如果你去说不方便的话,由我来拜托护士长去说吧?”
一听这话,丈夫终于转过身来,瞪着我说:
“这恐怕不是你该说的话吧!”
“但是这样下去确实不好看呀……”
目击(4)
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丈夫还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丈夫的情人呢,还是丈夫觉得这样笨拙地争执下去不好呢。总之,他忽然不吃了,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一直看着他,只见他匆匆忙忙地换上外出的服装,拿起皮包,说了声“我走了”,就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