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只鹰的生命，所以他的信奉者才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坦然和勇气。
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还应该是一种持久的情感和终身的实践。
一个人哪怕有一点轻视之心，那他若不是被泥潭所淹没，就会变成淹没他人的泥潭本身。
上帝与魔鬼的赌博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和魔鬼。有一次他们相遇了，就想比拼一下谁的本领更高强。
经过很多方面很多回和的比赛，他们都没有分出高下。魔鬼建议道：我们最后比一次决定胜负。这次我们这样比：我们各尽所能，制造同一个产品，你我各造一半，并且使自己造的那一半具有你我各自的特性，最后看一看，最终是谁的力量在支配这个产品的行为。
上帝同意了。
第一件产品很快就做成了。正如比赛规则所要求的，这个产品一半是上帝所造，一半为魔鬼所造。上帝没有就此停手，紧接着又制造第二个、第三个产品，魔鬼也不甘示弱，在上帝的每一个产品中都加入了一半的自己特性。
看到产品制造得差不多了，上帝停止了他的工作，魔鬼也跟着停止了。然后他们让他们制造的产品自己去繁衍生息去。
过了很久以后，到了判决胜负的时候，上帝和魔鬼又见面了。魔鬼叹着气说：上帝啊，看来你的本事还是比我大。这最后的赌博还是你赢了。如果是只制造一个产品，那我们谁胜谁负仍是未定之数。是我上了你的当。我本应该在你造第二件产品时阻止你的，但我不仅没有，而且还跟你一块儿去造。现在我明白了，只要有两个我们的产品在一起，只要他们之间有交流，他们就会制定和遵守一些规则，你灌输给他们的特性就迟早会占上风。我彻底输了！
上帝哈哈大笑。
这些由上帝和魔鬼共同制造的产品的名字叫做人。
谁 在 活 着
五年前，我从德国绕道美国回国。在美国期间，很多的亲友劝我就此留在美国。理由多种多样，如美国的心理治疗学术水平世界第一，你可以学到任何你想学的东西；生活水平高，只要有一份好工作，汽车、洋房应有尽有；孩子可以受很好的教育；等等，等等。
这每一条理由，对我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回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也是一个足够强大的力量。在面对必须做出选择的压力之下，我焦虑重重。
一位定居美国的大学时期的女友，看出了我的焦虑，在了解了我的一些想法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在事隔五年之后仍记忆犹新。
她说：留在美国或者回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在哪里，都是你自己在活着。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当你知道什么最重要时，做出选择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我果断地选择了回国，而且五年来从未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相信以后也不会。
不管在哪里，都是你自己在活着。简单的话，包含太多的意味，而且还可以变化成诸多类似的句型：
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都是你自己在活着；
不管你是漂亮还是丑陋，都是你自己在活着；
不管你健康还是病弱，都是你自己在活着；
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都是你自己在活着；
还有：不管高兴还是忧伤，成功还是失败，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不可改变也不必改变的基本事实是：你在活着。既然不论怎样都是我自己活着，那一切外物就自然变得轻了。
“你在活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还需要有人来提醒，那大约是因为自己在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之外的某些东西活着。这样的一种活法，纵然是真的长生不死又有何益？
人生只有一次。自己在活着的感觉，是使人生变得更加真切充实的清醒剂。
偷窥与人性
前一段时间，有几本涉及隐私的书卖得非常好，洛阳纸贵，阅者无数。六年以前，一部好来坞名为<>的电影，也是风靡全球，获得了创纪录的房票收入，影片的内容也涉及到隐私。隐私的卖点如此之好，其原因也许比隐私本身更加精彩有趣。
<>叙述了一个偷窥者的故事：他叫洛纪，男性，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一幢供出租用的柱形大厦的主人。他花费巨资秘密地在大厦的每一套房间的客厅、卧室甚至厕所内安装了摄影机镜头，他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数十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将任何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尽收眼底。
这是一幅典型的心理变态者的形象。但我们如果说偷窥是洛纪一个人特有的爱好，那实在是冤枉他了。影片里有两个情节可以证明，偷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爱好或者说需求。一是在女主人公嘉丽的房间里，一位看上去绝不象喜欢偷看他人隐私的淑女，用望远镜看见另一幢楼房里一对夫妻的“写实”镜头时，竟然高兴得大声惊叫起来，其他人也是蜂涌而上，抢着去看这精彩的一幕，生怕错过了机会；虽然有人在此时高喊这样做是变态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倒反而显得不正常了。正常和不正常往往就是这样转换的。二是当嘉丽象洛纪一样坐在数十个荧光屏前目睹芸芸众生的家庭生活时，她的表情变化无常，时而忧伤，时而喜悦，时而愤怒，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她自始至终都很投入。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她也“好这一口。”
但毕竟洛纪是变态的，我们可以戏称其为“职业偷窥者”，因为他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偷窥上，远远多于象嘉丽这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偷窥的“业余选手”。
能偷窥到的内容是决定偷窥者动机强弱的关键因素。如果偷看到的全是吃饭聊天、洗脸刷牙之类的琐事，那偷窥的愿望就会大打折扣了。只有在能偷看到那些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别人面前做甚至在别人面前谈都不会谈的情节时，偷窥者才会乐此不疲，如影片中的夫妻性生活、年轻女人自蔚、继父调戏继女等等。
偷窥的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据说在文革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好一点的东西吃，所以一些无事可做的老太太们就常常把她们的偷窥的镜头聚焦在左邻右舍的炉灶和餐桌之上。在有所发现时，她们也会或小声或大声地互相转告：“李家屋里又在煨汤” ，或者“张家屋里又在烧鸡” （这些话用黄陂方言念，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语气中混有艳羡、嫉妒、惊奇甚至仇恨等多种情感，仿佛要将这些情感作为作料加到汤或鸡中，以便为不那么有名的湖北菜系增加几道比豆皮更有名的地方名吃。
好在这一切已经是往事了，现在你只要不把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摆上餐桌，没有人会对你吃什么感兴趣。
但人对性的内容的偷窥兴趣，却从来没有减弱过。从人的需要的阶梯形结构图看，对性的需要位于最低层，在此之上依次为安全、归属感与相爱、尊重的需要，最高层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而言，越是底层的需要越接近动物性的需求。也就是说，人对性的需求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是造物主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指向性的发动机。千万年来，这台发动机的马力从来没有下降过。这当然是人类能够繁衍至今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是性绝对不仅仅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人类在性的问题上打印下的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在其它任何事物上都鲜明深刻得多。
几百年以前，居于深闺的女子的脸蛋是绝对不可以让外人看见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脸也成了偷窥者的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让偷窥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就象女性在夏天穿的衣服一样，越来越少了。在比基尼岛上的蘑菇云升起后不久，偷窥者的兴趣就集中在三个点上了。如此下去，不知道偷窥作为一门“职业”会不会最终消失。
偷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影片中那位调戏未成年继女的男人，就是因为洛纪的揭露而停止了他的罪恶。洛纪因此洋洋得意地说，“应该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家庭都装上摄影机镜头” ，以便减少暴力和犯罪。
但是，不论偷窥有多么广泛的人性基础，也不论它能产生多少积极的社会效果，洛纪式的偷窥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在影片的最后，嘉丽用手枪将所有的荧光屏都打碎，在偷窥和保留隐私之间，她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洛纪之所以成为那样的病态偷窥者，原因在他的母亲身上。他母亲是一个肥皂剧演员，长期在外演出，很少有时间陪他。后来他爱上的两个女人，在外表上都很象他的母亲，这是他潜意识里想寻回童年期缺少母爱的表现。洛纪说，他偷窥到的内容，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真实的肥皂剧，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他对母亲的关注。这些情节说明，该片的编剧和导演受弗洛依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很深。
我们也可以从安全感的角度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一般说来，偷窥者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上，而被偷窥者则处于被动的、不安全的位置上。安全需求是仅次于性的强大的力量，缺少它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它。洛纪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就是偷窥。面对在那幢大楼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都可以在心里充满安全感地说：我知道你们的一切，而你们对我却一无所知；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这一点，来达到我想达到的任何目的；你们都是我镜头下的臣民。
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该理论认为，任何人一出生，就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主体--客体关系，他面对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和母亲的Ru房。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过早地与客体分开，那在他成年以后，就会下意识地、强迫性地寻找那个在幼年失去了的客体。对大多数这样的人来说，寻找客体的方式会被限定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比如他们也许会全力地追求金钱、地位、权力等等来替代童年丧失的客体。但对洛纪来说，这些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要在超越社会规则的情形下，同时面对数十个投射了他人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荧光屏，以无比精密、无比实在的方式与此时此刻的客体发生关联时，他才有重新拥有童年时期的客体的感觉。
人性的确是太复杂了。心理变态的种类多不胜数，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所有这些变态的种子，一遇适当的条件就可能发芽生长。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独有的。理解这一点，会使我们增加几分对他人的同情和爱心。分别变态与正常，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符不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寄希望于这些规范象前面提到的那样逐渐变得宽容一些，以给人性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与时同时，我们也希望人为的悲剧会因为我们对人性的了解的增多而越来越少。
我 所 犯 过 的 错 误
我的优越感是在拿自己跟弱小者比较之后产生的；与此相应，我曾经分别以自己能够察觉和不能够察觉的方式讨好过强者。比较而言，不能察觉的讨好是更大的错误。
我的自卑感来自于我对他人的苛刻要求，这些要求后来反回到了我自己身上；结果是他人和自己都不能令自己满意。
我的意志经常受到我的内在需求的某一种单一力量的主宰，而且经常变幻不定，这使我即使在任何事情不做时都心神难定，冒头的那种力量会不间断地受到其它力量的批判与围剿。
在面临人际间的危险时，我经常采取欺骗性手段，欺骗别人，主要的还是欺骗自己。我会在最紧张的时候显得很从容，想得到的时候就故意付出，想与人亲近时就表现出独特和孤傲。其结果是在许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明白我自己真正的需求，也使得别人无法面对一个稳定统一的我。
我无法接纳自己的某一部分，所以那些全身心爱我的人就变成了我厌恶和仇恨的对象；而对那些远离我的人，他们对我的支言片语、若有若无的关注或关心，均能令我感激涕零。
我把属于我的物和离我很近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还把那些想要的物和想亲近的人看成是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我经常会为了后者而伤害或者牺牲前者。
我象嗜血腥的动物一样，嗜好从他人对自己的恶意和恶行中获得乐趣，我将这种行径美其名曰修养或者牺牲精神。与此同时，我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爱他人只是我爱自己的扩大化而已。
我在懦弱或卑鄙之时，会找一些可以掩饰懦弱或冲淡卑鄙的借口，这些借口可以是来自另一些懦弱者或卑鄙者的教授，也可以是我自己的独创。
我究竟是谁呢？
我可以是我，或者是你，或者是他。
我的名字有时候叫做男人，有时候叫做女人。
心理医生的眼光
每次与陌生人交谈，当他们得知我是心理医生时总是要问：干你们这一行的，是不是别人有什么毛病你们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或者问：在你们眼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正常？
我该怎样回答他们呢？
也许我该回答说：是的。就象外科医生熟悉人体的结构一样，心理医生也熟悉人的心理的结构。由于长久的专业训练，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语言、表情、姿态甚至衣着、发型等细微之处，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个人的童年经历、家庭状况、知识结构、情感反应、行为方式、意志强弱、智力状况、自我意识、成功的可能性、与他人交往的特点等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尤其“可怕”的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只是他有可能看到的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就象冰山露出的一角；更多的内容，也就是冰山藏在海面下的那一部分术语称之为潜意识，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那些愿望、冲动、痛苦、焦虑等等，恰恰是心理医生重点观察的对象。所以有人说心理医生有着X光样的透视的目光，那是有充分理由的。
心理医生对人的观察往往有一些既定的模式，或者说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不同的理论对人性的判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人就是动物。传统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如是说。在他们眼里，人和动物实际上就是对刺激产生相应反应的机器，只不过这样的机器较一般机器高级一点，反应也要灵敏一点。他们认为，如果要使一个人的行为发生改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奖励，二是惩罚。通俗地说，想让一个人做什么，就用甜头来诱惑他；想让一个人不做什么，就用苦头来威胁他。前者是企业奖金制度和某些家长的教子之术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制止犯罪的极有效的手段。
每个人都有病。经典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医生如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本能的冲动、适应环境的愿望以及伦理道德的要求之间无时无刻不在拼斗撕杀。没有任何人逃得过这一定数，除非是他不那么吉利地说死了。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大多数的心理医生就是戴着由以上两种理论制成的有色眼镜观察人类的一切行为的。他们训练有素，明查秋毫，在任何人身上不是可以看出兽性就是可以看出病态来。
然而面对陌生人的问题，我真的只能说对吗？
不。绝对不。
若是在二十年前，一个心理医生熟练地掌握了以上的理论和技术，能够通过一点蛛丝马迹判断出别人的问题所在，并且作出相应的心理学诊断，那他就可以算作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了。但是在现在，这些不仅不够，反而可能是错误的。这种以疾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模式已经被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所替代。行为主义者已经不再把人看成是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机器，而是看成有感情、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不同的人对相同的刺激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要改变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有改变刺激物一种方法，还可以通过改变人的情感和思想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人就不再是动物而被还原成了人本身。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医生也同样分析潜意识冲突，但已不再把潜意识看成是病态和罪恶的根源，而是看成智慧与创造力的发源地。最为可喜的发展趋势也许是，各个理论流派相互之间正在进行渗透和融合，相信有一天，大多数理论都会在以人为本的大的框架内统一起来。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一位在某公司做供销科长的男性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曾经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最近两、三年来，工作能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什么都做不好了：早上不想起床，在单位什么事也不想做，害怕见客户，害怕跟来谈业务的人吃饭，每季度都是勉强完成销售任务，科里的十几个人也没管理好，等等。以下是心理医生与他（以下简称A）的几段对话：
医生：你每天都能准时去上班吗？
A：是的，我是科里的头，迟到影响不好，所以我从不迟到。但是我早上总不想起床，经常为了不迟到，早餐都顾不得吃了。早上小孩上学，总是我妻子照顾，我觉得很对不起她的。
医生：不管怎么样，你从来没迟到过？
A：（犹豫了一下，满腹心事地点头）是的。
医生：你每天早上都是自己穿衣、刷牙、洗脸吗？
A：（似乎不敢相信医生会提这样的问题，苦笑道）是的。
医生：你是坐车上班还是骑自行车去上班？需要你妻子送你吗？
A：骑车去上班。不需要妻子送。
医生：你能够完成每季度的工作任务，对吗？
A：是的。但是很勉强，而且是最低的标准。
医生：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完成了。
A：是的。
医生：你的领导仍然很信任你，要不然不会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做，对不对？
A：以前是很信任我，现在是不是还信任我，我就不知道了。
医生：如果他不再信任你，他可以撤你的职，换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这样做，就说明他现在还是信任你的，对不对。
A：好象可以这样认为。
医生：你跟你的职工发生过争吵吗？有没有职工因为对你不满向你的上级告过你的状？
A：我的脾气比较温和，几乎没有跟职工争吵过，也很少对他们发脾气。至于告状的事，不知道有没有，我反正没听说过。但是每月奖金发少了，他们心里可能会有意见。
医生：那就是说，你能够团结职工，而且职工在拿较少奖金的情况下也不拆你的台，说明你管理水平很高嘛。
A：（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可以这样推断。
医生：你说你害怕跟客户一起吃饭，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一些“应筹饭”是吃得很累人。但我跟我的家人或者关系很随意的朋友在一起吃饭时，非常轻松愉快。你呢？
A：（迫不及待地）一样一样。
医生：刚才你说什么事都做不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能够做的事情比你不能做的事情要多得多？
A：（面带微笑，似乎略有所悟，不无幽默感地说）如果把洗脸刷牙这些事情也算进去，那我确实还能做很多事。
也许有人会把医生的言语仅仅看成良性暗示。这样想只对了一部分。在几乎所有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中，不良自我暗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心理治疗中用良性暗示取代不良暗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在以上的例子中，医生的言语的背后，绝不仅仅是良性暗示的技巧，而是心理治疗模式在最近二十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反应，这一变化就是：从以疾病为中心变为以健康为中心，积极挖掘来访者身上的潜在能力，注重他能够做什么，不注重甚至有意识地“忽略” 他的问题或者“毛病” ，用他的不断增加的优点把“毛病” 从他的心里“挤”出去。当然在具体的治疗中，操作要复杂得多，以上的对话，只是治疗过程的一个很小的片断。
所以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我实际上应该这样回答：不对。在心理医生眼里，所有的人的问题都被忽略了，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且将来会变得更加健康。如果心理医生的眼光真的可以透视，那它透视到的东西全都是美好的。
如果你“不幸”在治疗室或者其它场所碰到了一位心理医生，你不仅不必感到紧张，反而应该很轻松很自在，因为在一个把你能够自己洗脸刷牙都看成是你的优点的人面前，你该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示数以万千计的优点吧。
心 理 治 疗 断 想
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
从修正性情感体验谈起
美国一位心理治疗师讲过这这样一个故事：几十年以前，一位匈牙利裔的治疗师在美国写了一本书，书中谈到了要给病人以修正性的情感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也就是说，病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什么情感体验，治疗师就应该在治疗过程中给他相应的情感。这一观点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至于在其后的学术争论上，攻击对方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成了一个心理治疗师能够使用的最为恶毒的语言。
这一故事给我万千感慨。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别人的心理治疗确实比我们先进很多。如果是想当然式地想想，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绝对是医者无私奉献、道德高尚的表现。其实大谬不然。因为这种施舍式的方法缺乏建设性，不利于患者的人格的成长。但是这种错误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能被发现，如仅仅在理论框架里争论，那位匈压利医生绝不会落到被众人喊打的田地。纯理论上的争论的阵型经常是一对一的。
第二点。如果我们全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与西方国家在心理治疗领域的交流，在将来的某一天，说不定就会有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提出要给患者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的观点来。因为这一观点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比如我们经常说，要把病人当亲人，对病人的广泛关怀要无微不至，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等等。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与修正性情感体验沾边。在武汉市的一家大医院门口，一整块墙壁上写着斗大的字：“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话是写得很有气魄，但稍嫌大包大揽了一点，把医生的主动性夸大了，把病人完全弄被动了。我们可以试试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我们”二字，即变成：“我们一切为了病人，我们为了病人一切，我们为了一切病人”。这是典型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修正性医疗服务”。
第三点。我最羡慕的还是他们那种百家争鸣的热闹劲儿。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来，不断地听到赞成或者反对的声音；在理论上曾经被基本肯定的东西，又可能被新的实践所推翻。如此反反复复，水涨船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心理治疗事业也得以长足发展。而我们呢，很少有人弄出点新东西，即使有人弄出来了，如湖南杨、张二教授的道家心理治疗理论，却欢呼的和挑毛病的都很稀少。人烟稀少或者人心淡漠到了架都吵不起来的程度，实在可悲可叹！
这是我第二次谈到“吵架”。我是一个好战分子吗？不是。我工作十二年来，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少纯说，他不认为目前有什么好争论的。我懂他的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是在一个大篓子里装了可怜的几只思想的螃蟹，各只之间都有诺大的空间，互相敬而远之，当然不会有冲突。但是如若再放几十或者几百只螃蟹进去呢？恐怕想不打架都不行。那时候我说不准要呼吁和平共处了。让虚的上火，让上了火的拉拉肚子，这有点中医的味道。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的希望争论的想法是错误的。争与不争，也许均应顺其自然。
荣格和“他的”东方思想
一般认为，荣格是西方心理治疗大师中受东方思想影响最深的。但是我最近重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以后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也许我们应该说，荣格只是受了东方思想中与他本人的思想相近的东西的影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这样做的潜在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的正确性而利用了东方思想。
以上所说的荣格式的东方思想，指的是东方思想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部分，如道教、佛教、易经等。但是东方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儒学而不是其它东西。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荣格是否在他的哪一本书中谈到过儒学。也许他根本没办法谈，因为儒学的思想与荣格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荣格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很深呢？
聪明睿智如荣格者，在对东方思想的理解上尚有如此片面之处，其他的凡夫俗子对东方文化有如此等等的误解，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如果我们对容格有一点点失望的话，那我们对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误解则可能表现为极大的愤怒了。那些来中国的西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一切表示惊讶。中国似乎应该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在这种情形下，而且在其他很多情形中，他们是主动的观察者，而我们是被观察的某种物体。我个人所经历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刚到武汉五天的搞血液研究的西方人来我们医院参观，在交谈中他说，他一到中国就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的性方面的问题。我问他有什么证据没有，他说他是凭的感觉。看到他那种自以为发现了某种真理样子，我的想与他争论的冲动完全被我的愤怒和鄙视所淹没。即使在事隔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也不屑于用我所学过的一些心理学知识来分析他这些看法的背后的个人的变态的原因，甚至不想通过解释让如此愚昧无知之人变得聪慧一些，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培养自己民族的和个体的主体意识，而不仅仅成为被别人观察的对象或者客体。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太在乎别人观察的某种结果。总有一天，当然最好是此时此刻，我们也作为主体来观察一下他们，并且也说说我们对他们的看法。
另一个相关的感觉是，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和我们对中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西方人对中医的好奇心，跟我们对耍猴把戏或者各类奇巧淫计的好奇心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一些中医问题时，我总是只说一句话：I don’t know，我觉得说的越多，隔阂可能越深，我自己被看成怪物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谁认为我的感觉错了，请告诉。
关于概念
有人说，心理治疗的操作性概念还很有限（所谓的话语空间狭窄），以至于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包括病人心理的和治疗师心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不知要有多少操作性概念或者要多宽的话语空间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而从心理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来看，似乎再多的概念亦不足以将其精确地描述，更何况生产太多的专业概念，于同行之间的交流并非是好事。
还不如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进行一次非常专业化的处理，使心理学拥有跟一般语言同样宽广的话语空间，这一话语空间几乎是无限宽广的。这样做应该更利于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利于大众对心理治疗理论的接受。过于繁复的术语概念体系也是优秀临床治疗师无法推广他们的经验的重要原因。
在心理治疗领域，我们应该防止概念肢解了我们的思维，捆绑了我们的感受，限制了我们的情感，以及僵化了我们的行为。
古代中国是一个过度文明的社会
我所认为的过度文明的标志是：
1．社会规则的数量和强度超过了它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2．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超过个人作为人（仅仅作为一个社会适应良好的人而非圣人）而应具备的标准；
3．个人会因为他的在思想意识上符合某一些社会标准而得到物质上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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