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际 点 滴

看心理医生的人，几乎全都是敏感而聪明的。尤其是他们对人际关系的一些感悟，让我这个做心理医生的受益匪浅。

一位男士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共同有一位新疆的朋友。最近那位朋友给他们来信说，他一家人想来武汉玩几天。这位男士与同事商量，决定让朋友在武汉期间不住旅馆，而住随便哪一位的家中。他们两家的房子都比较大。至于到底住哪一家，由新疆的朋友自己定。在给朋友回信时他突然想到，客人怎么好做选择呢？客人选择任意一家，都有着得罪另一家的风险。我们自己可以不这样认为，但客人却不会完全不顾忌。本来是想替客人着想的，却把客人置于尴尬的境地，当真是事与愿违了。于是他给朋友回信说：我和我的同事商量好了，你们在武汉期间住在我家。

生活中真的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你以为是在替别人考虑，实际上却可能没有。“设身处地” 四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还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孩子生日时，她的一位女友给她的孩子送了一件较贵重的礼物。那位女友没有孩子，于是她便想立即买一件价值相当的礼物送给女友本人。在寻思买什么礼物的时候她意识到，这么快地“还情”是不恰当的，那样做在对方看起来无异于是一种对友情的误解和拒绝。还不如把这份给孩子的礼物所表达的友情暂无回赠地珍藏起来，象酿葡萄酒一样，让它慢慢地发酵和醇厚。情感最终是会反回到那些付出了情感的朋友身上的，但不必在此时此刻。

说起来这些都是小事。但一个人所处的人际环境却是由这些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制造而成的。­性­格之所以是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你的­性­格决定了你的人际环境。

做人并不难。那些觉着做人难的人，是因为他们忽略或者轻视了这些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点点滴滴。

设置中接电话的动力­性­问题

施琪嘉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Setting is a very important definition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 as Freud described（1925d）: We shall be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at nothing will occur to him that has not some reference to that situation. Therefore the reaction of a patient who acted out or dropped out when it was ringing and the therapist had hāve a talk with someone else in the therapeutic situation should hāve its dynamic meaning.

Keyword: psychoanalytical situation setting psychotherapy

摘要：设置是心理动力­性­治疗的重要概念，弗洛依德对此曾有描述：倘若不是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 因此，当治疗过程中电话铃声响起、治疗师接电话并与他人交谈时，病人出现“见诸行动”或脱落的表现就可以从心理动力的角度来加以理解。

关键词 心理动力­性­情景 设置 心理治疗

设置（setting）1是心理分析情景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弗洛依德在谈到设置时说到（1925d）2：这似乎令人吃惊，由主观通过­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来观察自由联想的形式应该说是达到了其意料之中的目的，即将受制于阻抗的、被压制的信息呈现于意识。然而，我们应该明白：自由联想并非真正自由，在分析情景的影响下病人仍会保留其尽管不愿面对的、其­精­神活动中特别的主观成分。我们应该设想，倘若不是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病人表现为批评­性­回绝，多在告之其­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时发生。一旦病人了解了设置，并克服了其拘谨后，其阻抗便会找到其表达的另外涵义。

由分析师提供恰当的环境尤其重要。­精­神分析治疗并非简单提供潜意识向意识转变，或延伸病人的自我，提高其自主­性­的环境。分析师所提供的设置应是有助于分析过程，帮助自身分裂的概念进行融合；在发生防御过程后可重新进行设置。Rycroft（1985）3指出分析师进行设置的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正确”解释的技巧，也取决于分析师是否具备持续的兴趣、发展与病人的关系的能力。

经典的设置包括：让病人躺在床上，医生坐在病人的后方、规定治疗的时程和频率、房间的布置和收费的协定等。由于治疗由预约而设定，故治疗师的电话铃可能在治疗期间响起，在国外，虽然有秘书代接，但也有许多私人诊所的开业医生必须自己接电话（在欧洲，心理分析­性­治疗以私人开业医生为多），在我国，一些地方对于设置不太讲究，在治疗过程中也不排斥接外来的电话，一般来讲，在治疗中不宜接电话，除非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在治疗过程中安静地倾听十分重要，这时是需要杜绝来自于外界的­干­扰的，如当病人在与治疗师数次接触后已经建立起逐渐稳定的治疗联盟，病人准备谈及困绕自己多年的“隐私”或病人在回忆到过去的经历产生非常痛苦的感觉时治疗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不是病人的勇气会被打消，就是病人产生极其反感的想法：治疗师是天下最无情的冷血动物！客体关系的理论学家认为，多数前来治疗的病人的核心问题就是与他人发生交互作用的问题(寻找客体并与之建立关系的力比多为天生的、可以对今后的认知和情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动力) 4，电话是人与人互相联络、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工具，因而当治疗中电话铃声响起时、治疗师接与不接就有着动力­性­的意义。

比如一个因受依赖与自主冲突困绕的青年男­性­，自小就按父母的安排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平时接受的教育是谦虚待人、从不当面顶撞父亲和对他人表示不满，但父亲粗暴的教育方式和母亲无休止的唠叨给他的影响在高中时爆发，他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开始反抗他的父母，其方式为拒绝工作、用母亲唠叨的方式来唠叨其父母，不断地寻找心理医生并将他们换掉。在来笔者这儿就诊时病人已经换过5个心理医生，并对我说：医生，您是我在反复打听后确定要找的医生！在进行了4次治疗后，病人开始有转变的倾向，如离开多年的家独自到学校住宿、开始与同学接触而非缠着父母唠叨、开始在家中试着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而非一味白吃。病人在治疗中表现得如一个守规矩的小学生：准时、恭谦。在第5次治疗中治疗师接了一个中途打进来的电话，病人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结束时说他会跟我打电话再约下次就诊时间，病人在在此之后杳无音讯。间隔半个月后病人重新与治疗师预约了治疗时间，在这次治疗中病人表示了对上次治疗师在治疗中接电话的不满：你们医生让我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什么时候来，早来就在门口等着，你们高高在上，在治疗时接电话，而对我们病人的讲述无动于衷……。病人表现得与以前的礼貌、规矩截然相反。

追溯起来，治疗师中途接电话唤醒了病人的愤怒，从移情的角度来讲，在治疗联盟建立时，病人就确定，他所找到的是一个能够理解他、帮助他的“父亲”（在病人的内心，一直在寻找着这样的一个幻想的客体，并在早期反复失望），因此他也表现的十分合作（一个“好病人”就象当初是一个好学生一样），虽然这中合作也是一种阻抗的表现，就象当初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要求努力学习一样，在恭谦的背后是蕴藏着反抗的欲望的。医生接电话的行为表示与病人以外的他人发生了联系，在病人的内心是一种对他的“摈弃”，这个“父亲”的形象由好的变成了坏的、由和蔼的变成了粗暴的，他自己的角­色­也由好学生变成了不听话的孩子，这是一种自恋­性­的症状：如果我不能相信别人，那我只有相信自己！电话成为这个病人表达攻击­性­的扳机点：首先，病人脱落数周，然后，病人在接下来的治疗中说由他来决定打电话预约，仍是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实现了控制治疗师的目的，事实上，在后来，病人承认，他不打算再来治疗了，如同以前病人受到的“情感创伤”一样，“你们抛弃了我，那我也选择抛弃你们！”理解此点相当重要，因为就是通过这种重复的方式病人不断地转换治疗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病人也不可能在社会上形成稳定的关系，所以，澄清这一点可以“纲举目张”。以后的讨论围绕着“分裂”的话题展开：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代价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的压抑，特别是病人的父亲对他使用的暴力使得病人不能确定他在现实中一是应该以父母的乖孩子出现呢（学习好以取悦父母）？还是应该以他父亲的粗暴的形象出现（与攻击认同，病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其母亲进行了暴力­性­的攻击）；是一直呆在父母身边（因而不工作）呢，还是应该离开父母自己生活（所以一直对父母出现抗拒的行为）。与病人谈如何来正常表达攻击­性­便成为治疗的重点。

当然，治疗情境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均可以成为移情阻抗的表现，不一定非要通过接电话来诱发攻击­性­，作为心理治疗师，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与病人共情的能力。如在另一个治疗情境下，治疗师对自己反复必须接的工作电话对一个因抑郁而前来就诊的病人说感到抱歉，病人很礼貌地说没关系，在下面的治疗中，治疗师谈起：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感到不适，为什么您表现得如此的恭谦？病人答曰：其实在您接过几次电话后我已经对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我觉得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专业，但如果您不提，按照我的为人准则，我是不会说出我的不满的。我对人一向彬彬有礼！治疗师感觉到病人的恭谦下是很强的阻抗，如对人的不满通过“反向形成“的礼貌加以表现，在对病人谈到此点时，病人理解到，由于早年父母关系不和，她长期在父母的争吵中长大，需要在矛盾中取悦父母，一方面母亲事业上很强，经常抱怨父亲的无能，另一方面，父亲也在她耳边经常谈论自己的不幸，事实上，父母自她记事起就已经分居，病人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在婚恋上屡屡遭挫，通过反向形成的方式，如孝顺、经常陪母亲逛街，病人隔离了自己的不满，病人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来源于不能真正地在心理上脱离父母、脱离家庭，因为这样就会引起内疚和自责。

虽然接电话有这样那样的动力­性­的疑惑，但仍不是个应该提倡的设置，因为治疗师的反移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怠慢病人，如在治疗中不经意地表现出漫不经心（接电话）、或者因接电话而产生内疚，因而显得对病人过于热心等等，这些治疗师本身的问题均需要在自我督导中解决，而非是以病人的“见诸行动”为代价。

神情内敛与心理动力学理论

《现代汉语词典》对神情的解释是：人脸上所显露的内心活动。对敛的解释是：①收起；收住；②约束。那么形容一个人神情内敛的意思就是：他或者她脸上所显露出来的内心活动向内收缩。

神情内敛这给词在很多工具书上都没找到，但却常常出现在一些小说中。在武侠小说里，这个词经常用于描述武林中的绝顶高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直接描述武功的词汇，而是一个描述心理状态的词汇。要做一个绝顶高手，心理状态可能比武功本身更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形容一个人神情内敛，就表示这个人有着极好的心理状态。

神情内敛是通过整体的、直觉的观察所获得的整体的、直觉的感受，具有典型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也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这里首先要引出我们的第一个信念，即：我们不相信任何所谓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东西，如禅、开悟等等，是真正神秘的和不可解释的，我们一定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些东西具有我们能够理解、而且其它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合理­性­。

东方的方法体系里缺少分析的方法，可能是使东方的文化具有神秘­色­彩的主要原因。一个对象如果你不把他拆开来看，那它在你面前可能就永远是神秘的。所以分析或许是打破神秘的一种很好的办法。对于东方式的对心理现象的描述，起源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技术可能就是最好的打破其神秘感的工具了。

让我们先看一看，一个被形容为神情内敛的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这样的一个人的人格是高度统一的。如果人格是一件物体，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它的光洁的质感、沉重的密度和宜人的温度。他如果要做一件事情，就会轻而易举地调动内心一切心理能量去完成它。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象他可以“收缩”他自己的内心活动一样，我们的内心活动也可以被他吸引，这就是个人魅力的来源。史书上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缪”，意思是说，周瑜的人格魅力象一坛好酒，跟他交往就象喝酒一样，不知不觉就要醉。

这样的感受与神经症患者带给我们的感受恰恰相反。他的人格是不统一的，可能有着粗糙的质感、松散的和不均匀密度、以及忽冷忽热的温度。如果他要做一件事，就不太容易调动内心的一切心理能量去完成它。打个比方，如果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象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状态，那么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就象这个国家处在诸侯纷争的状态中。跟他打交道，我们会因为他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莫测而不知所措，所以会或有意、或无意地可怜他或者疏远他。由于他自己的内心活动都没有被他所“收缩”，我们的内心活动当然也不会了，所以他不会给我们以“有吸引力”的感受。交往的不稳定感还可能来自于，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状况之间的联系没有被揭示，所以它们都可以独立地影响人的行为，谁会在此时此刻产生影响，永远都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或者换句话说，你跟一个神经症患者打交道，你很难知道是在跟现在的他打交道，还是在跟过去的他打交道。

以上的描述，是在神情内敛之上又增加了一些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不能说没有益处，但却与我们破除神秘的目的有点背道而驰。现在我们就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看一看，神秘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

­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最底层是本我，代表着这个人的一切生物­性­冲动，如食欲，­性­欲等。中间一层是自我，是他与周围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最上层是超我，代表着父母、老师、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自己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本我和超我之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冲突，自我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一冲突。如果自我不能协调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人格就不是处于协调状态，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神经症患者。

一个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不仅仅是一种协调状态。那种向内收缩的感觉，甚至有那么一点点不协调。只不过这种不协调是一种良­性­的不协调。造成这种不协调的感觉的动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在使内心活动向内收缩？我们猜想，使内心活动向内收缩的力量是人格的各个部分高度统一以后产生的整体功能，是整体的功能减去个部分之和所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功能。整体的功能，由于它不是可以通过分析发现的，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根之所在。

这篇文章无意制造任何新的概念，因为已有的概念的作用只是有助于把分析的工作越做越细，新的概念估计也不会超越这样的作用，而这里主要要谈论的是整合。仅仅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种整合人格的各个部分的统摄­性­的力量称为超超我。整合被分析清楚之日，也就是超超我这一概念寿终正寝之时。

超超我有点像是超我、自我和本我民主选出来的统治者，与它们不在一个水平上。超超我对三者的统治，与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有本质的区别。超我与本我是在同一水平上纠缠厮杀的一对矛盾体，而超超我是更高层的、统合的力量；或者说，超超我的统治力量是一种舒适的、被人格的三个层面认可的压抑。是什么使所有的心理活动向内收缩？答案是：超超我。

以上是单独地考察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就会发现，他的超超我也会对其他人产生统摄的和整合­性­的作用。别人会被他所吸引，会因为跟他的交往而感觉到宁静和喜悦，会把他的目标当成使自己的目标。具有强大超超我的人，在西方被称作CHRISTMA PERSONALITY。

从客体关系理论看，神情内敛的人是处于与原始客体完全分离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写到这里，有人一定要问：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什么样的人是神情内敛的人？如果我们说某宗教领袖、或者某政治家、或者某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一部分人可能会同意，一部分人可能会反对。反对的理由可以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内，如举例说某某并不符合我们上面说的那些标准；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外，比如认为这样的人的存在可能会产生什么不良的社会后果；等等。不可否认，这些反对的理由都可能是正确的和不可反驳的。

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被绝大多数人甚至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数量是如此地庞大，以至于我们下意识地认为神情内敛的人的数量应该是极端稀少的观点，在一瞬间就被彻底颠覆了。我们所说的神情内敛的人就是：所有健康的婴儿和儿童。健康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先天的生理上的缺陷；成长的环境没有恶劣到削弱他的超超我的程度（如没有到可以使儿童患儿童神经症的程度）。

婴儿和儿童符合我们上面说到的神情内敛的人的所有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他们的人格是高度统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们陶醉。也许有人会说，婴儿和儿童并不具有独立人格，他们要依赖成|人才能生存。但是，相对于他们的能力来说，这样的依赖有现实的合理­性­，所以不能作为他们没有独立人格的依据。

《老子》第十章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手？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精­神与身体和一，可以不相分离吧？结聚­精­气以至柔顺，可以象婴儿一样吧？所以在老子看来，婴儿的特点就是能够结聚­精­气，这是神情内敛的另一种表达。

把婴儿和儿童作为神情内敛的人的例子，是一件让人极为振奋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曾经都是神情内敛的人。我们本来内敛的神情，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干­扰才变得散漫的。

神经症患者就不是神情内敛，而是神情散漫、不专注（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将心理活动专注于其症状之上，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就强迫症来说，患者内心强迫­性­和反强迫­性­两种力量相互冲突，没有足够强大的超超我将其整合，就造成了症状的出现和迁延。我们尚无法断定，超超我有没有相应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说，超超我是否相当于更高的神经中枢的功能，在它处于抑制状态时，多个较低级的神经中枢同时兴奋，而导致了强迫症状？抗抑郁药物（如氯丙咪嗪）对部分强迫症患者有治疗效果，是否支持了这一推论？就抑郁症来说，是否是因为更高级的神经中枢的抑制，而导致了低级神经中枢之间的相互抑制？也许这种推论对癔症来说是最适合的，因为癔症的某些症状直接是由脊髓水平的低级中枢的兴奋导致的。

从动力学治疗角度看，治疗的设置和治疗师温和的态度，就是为患者向婴儿方向退行提供条件。或者换句话说，治疗师让患者回忆起既往的神情内敛的状态，并且努力保持它。至于那些破坏他的超超我的­干­扰­性­力量，则被此时此地的治疗关系所产生的力量所减弱、消除或者替代。整合就这样被维持下来了，治疗也就产生了效果。从上面提到的生物学角度来看，对潜意识的关注，可能起到增加主动注意力、激活高级中枢的作用，从而实现消除症状的目标。

­精­神分析最后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的心理活动拆解成若­干­个部分，而是要把本来相互冲突的部分连成一个整体，或者用东方的语言来说，是要恢复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所以“­精­神分析”这个名字也许是不恰当的。

与人格的整合相关的话题是心理治疗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整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理论和方法体系，能够把现有的主要的心理治疗学派统一起来。但我个人认为，将心理治疗的各个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整合是不切实际的、虚妄的。这里要引出我们的第二个信念，即：任何理论和方法的整合，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治疗师的人格的整合之上。或者换句话说，没有纯粹的理论与方法上的整合，只有理论和方法与使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治疗师人格之间的整合。或者再换句话说，离开了某一个具体治疗师，一个所谓整合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没有意义的。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分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摘要】目的：探讨在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过程中分别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动力学上的差异。方法：利用心理动力学原理，分别对使用方言和普通语所产生的移情进行分析。结果：使用方言会使来访者产生一定程度的负­性­移情，使用普通话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性­移情，而使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所产生的负­性­移情可能比使用方言更强烈。结论：语言作为特殊设置，对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南部地区使用普通话做心理治疗有利于建立更好的治疗关系，也有利于处置或分析移情­性­阻抗。

【关键词】心理治疗 语言 治疗关系

Psychodynamic Analyse of the therapist using common spee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u Tong Hua) or dialect in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Wuhan Zhong-De Psychiatric Hospital, Zeng Qifeng,430012. E-mail:bigblue@.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sychodynamic differences between using Pu Tong Hua and dialect in psychodynamic oriented d:according to the psychodynamic therory,analyse the different by using Pu Tong Hua and ts:By using dialect can cause a certain extent negative transference,by using Pu Tong Hua can cause a certain extent positive transference,but when the therapist speaks nonstandard Pu Tong Hua,more negative transference will arise than he speaks dialect. Conclusions:The language as a special setting in dialect-speak area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using of Pu Tong Hua ( as a non-daily language for the therapist and client)in south China will redound to build up a better p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also can reduce or analyse the very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nsference (for example:love-transference)with a easy way or with less psychological injure.

【Key Words】Pychotherapy languag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①。一九四九年以后，普通话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与发展。绝大多数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均使用普通话，报刊杂志也基本上以普通话为行文基础。在各类交际、商务及学术活动中，普通话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

方言是指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②。中国的方言无比繁多，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语” 之说。在本文作者所处的这个城市，各城区之间的人所使用的武汉方言都有显著的差异。

对于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南部的心理治疗师来说，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是使用普通话还是使用方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Psychodynamic Oriented Psychotherapy），治疗师分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所导致的动力学方面的差异。

根据心理动力学理论，心理治疗的场景不同于真实生活的场景，它是一个非自然的、“人工的”场景，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的设置（Setting），如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室内摆设、固定的时间、约定的付费标准等，使来访者在与心理治疗师的关系中，重现他在生活中的情感反应模式。这种情感反应模式，就是移情ransference）。治疗师通过对移情的分析、解释，使来访者明白自己的成长过程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的成长制造契机。

治疗师如果使用他行医所在地的方言，那么治疗场景就与来访者所处的生活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没有为治疗增加新的设置。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设置的数量与治疗的效果有任何本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设置是每个治疗师共同拥有的，再增加一些设置，也许更多地与治疗师个人风格有关，而与治疗的原则少有关系。比如在治疗室里是摆几个活生生的盆景还是挂几幅现代派的绘画，完全是治疗师个人的事情；虽然不同的饰物可以使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不同的移情反应，例如从悬挂的现代派绘画联想到治疗师可能是一个开放­性­格的人，但这样的移情毕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碍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于语言是­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还是使用普通话，就不仅仅是设置数量上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重要设置内容的变与不变了。

在场所、时间和付费标准上的设置，已经足以形成一个规范的治疗场景。如果治疗师再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则会使治疗的场景更加规范一些。由此导致的来访者的移情反应，基本上是正­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普通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移情，就是说普通话意味着正规、严肃甚至高雅。武汉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有时会播放一些方言节目。地道的武汉人都认为，武汉话在这些情形下听起来很丑、很“土”。正规的场合必须说普通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疗无疑地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正规的场合，心理治疗师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果治疗师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内容之上，没有附加一个设置。其直接的结果是，治疗关系之间少了一个可以缓冲强烈移情的地带。对一般的来访者，这也许不足以构成问题，但对于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则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或正­性­或负­性­的移情可以以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毫无阻碍地朝治疗师倾泄，从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于对方言的共通的负­性­移情，例如认为使用方言意味着不正规、不严肃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给治疗师对更重要的移情内容的分析造成困难。第三，好的治疗效果的特征之一是，治疗师以一个更好的超我形象内化到来访者的人格结构之中，显然地，说标准普通话的治疗师比说方言的治疗师的形象要更象一个“好的” 超我一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