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辞海，缩印本，1989，P336
② 辞海，缩印本，1989，P1744
参考文献：
1．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
2． 弗洛依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
3． K. 卡兹纳，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
（本文登载在《德国医学》2000年第17卷第4期上）
oNormal" style="text-indent:21.0pt">治疗师如果使用他行医所在地的方言，那么治疗场景就与来访者所处的生活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没有为治疗增加新的设置。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设置的数量与治疗的效果有任何本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设置是每个治疗师共同拥有的，再增加一些设置，也许更多地与治疗师个人风格有关，而与治疗的原则少有关系。比如在治疗室里是摆几个活生生的盆景还是挂几幅现代派的绘画，完全是治疗师个人的事情；虽然不同的饰物可以使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不同的移情反应，例如从悬挂的现代派绘画联想到治疗师可能是一个开放性格的人，但这样的移情毕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碍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于语言是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还是使用普通话，就不仅仅是设置数量上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重要设置内容的变与不变了。
在场所、时间和付费标准上的设置，已经足以形成一个规范的治疗场景。如果治疗师再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则会使治疗的场景更加规范一些。由此导致的来访者的移情反应，基本上是正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普通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移情，就是说普通话意味着正规、严肃甚至高雅。武汉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有时会播放一些方言节目。地道的武汉人都认为，武汉话在这些情形下听起来很丑、很“土”。正规的场合必须说普通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疗无疑地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正规的场合，心理治疗师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果治疗师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内容之上，没有附加一个设置。其直接的结果是，治疗关系之间少了一个可以缓冲强烈移情的地带。对一般的来访者，这也许不足以构成问题，但对于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则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或正性或负性的移情可以以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毫无阻碍地朝治疗师倾泄，从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于对方言的共通的负性移情，例如认为使用方言意味着不正规、不严肃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给治疗师对更重要的移情内容的分析造成困难。第三，好的治疗效果的特征之一是，治疗师以一个更好的超我形象内化到来访者的人格结构之中，显然地，说标准普通话的治疗师比说方言的治疗师的形象要更象一个“好的” 超我一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分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的心理动力学分析
【摘要】目的：探讨在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过程中分别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动力学上的差异。方法：利用心理动力学原理，分别对使用方言和普通语所产生的移情进行分析。结果：使用方言会使来访者产生一定程度的负性移情，使用普通话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正性移情，而使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所产生的负性移情可能比使用方言更强烈。结论：语言作为特殊设置，对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南部地区使用普通话做心理治疗有利于建立更好的治疗关系，也有利于处置或分析移情性阻抗。
【关键词】心理治疗 语言 治疗关系
Psychodynamic Analyse of the therapist using common spee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u Tong Hua) or dialect in psychotherapeutic process
Wuhan Zhong-De Psychiatric Hospital, Zeng Qifeng,430012. E-mail:bigblue@.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sychodynamic differences between using Pu Tong Hua and dialect in psychodynamic oriented d:according to the psychodynamic therory,analyse the different by using Pu Tong Hua and ts:By using dialect can cause a certain extent negative transference,by using Pu Tong Hua can cause a certain extent positive transference,but when the therapist speaks nonstandard Pu Tong Hua,more negative transference will arise than he speaks dialect. Conclusions:The language as a special setting in dialect-speak area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using of Pu Tong Hua ( as a non-daily language for the therapist and client)in south China will redound to build up a better p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also can reduce or analyse the very strong resistance of transference (for example:love-transference)with a easy way or with less psychological injure.
【Key Words】Pychotherapy languag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①。一九四九年以后，普通话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与发展。绝大多数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均使用普通话，报刊杂志也基本上以普通话为行文基础。在各类交际、商务及学术活动中，普通话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
方言是指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各有其特点，是语言分化的结果②。中国的方言无比繁多，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语” 之说。在本文作者所处的这个城市，各城区之间的人所使用的武汉方言都有显著的差异。
对于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南部的心理治疗师来说，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是使用普通话还是使用方言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Psychodynamic Oriented Psychotherapy），治疗师分别使用普通话和方言所导致的动力学方面的差异。
根据心理动力学理论，心理治疗的场景不同于真实生活的场景，它是一个非自然的、“人工的”场景，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的设置（Setting），如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室内摆设、固定的时间、约定的付费标准等，使来访者在与心理治疗师的关系中，重现他在生活中的情感反应模式。这种情感反应模式，就是移情ransference）。治疗师通过对移情的分析、解释，使来访者明白自己的成长过程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的成长制造契机。
治疗师如果使用他行医所在地的方言，那么治疗场景就与来访者所处的生活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没有为治疗增加新的设置。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设置的数量与治疗的效果有任何本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设置是每个治疗师共同拥有的，再增加一些设置，也许更多地与治疗师个人风格有关，而与治疗的原则少有关系。比如在治疗室里是摆几个活生生的盆景还是挂几幅现代派的绘画，完全是治疗师个人的事情；虽然不同的饰物可以使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不同的移情反应，例如从悬挂的现代派绘画联想到治疗师可能是一个开放性格的人，但这样的移情毕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碍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于语言是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还是使用普通话，就不仅仅是设置数量上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重要设置内容的变与不变了。
在场所、时间和付费标准上的设置，已经足以形成一个规范的治疗场景。如果治疗师再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则会使治疗的场景更加规范一些。由此导致的来访者的移情反应，基本上是正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普通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移情，就是说普通话意味着正规、严肃甚至高雅。武汉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有时会播放一些方言节目。地道的武汉人都认为，武汉话在这些情形下听起来很丑、很“土”。正规的场合必须说普通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疗无疑地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正规的场合，心理治疗师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果治疗师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内容之上，没有附加一个设置。其直接的结果是，治疗关系之间少了一个可以缓冲强烈移情的地带。对一般的来访者，这也许不足以构成问题，但对于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则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或正性或负性的移情可以以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毫无阻碍地朝治疗师倾泄，从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于对方言的共通的负性移情，例如认为使用方言意味着不正规、不严肃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给治疗师对更重要的移情内容的分析造成困难。第三，好的治疗效果的特征之一是，治疗师以一个更好的超我形象内化到来访者的人格结构之中，显然地，说标准普通话的治疗师比说方言的治疗师的形象要更象一个“好的” 超我一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注释：
① 辞海，缩印本，1989，P336
② 辞海，缩印本，1989，P1744
参考文献：
1． 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
2． 弗洛依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
3． K. 卡兹纳，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
（本文登载在《德国医学》2000年第17卷第4期上）
oNormal" style="text-indent:21.0pt">治疗师如果使用他行医所在地的方言，那么治疗场景就与来访者所处的生活场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他没有为治疗增加新的设置。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设置的数量与治疗的效果有任何本质的联系。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的设置是每个治疗师共同拥有的，再增加一些设置，也许更多地与治疗师个人风格有关，而与治疗的原则少有关系。比如在治疗室里是摆几个活生生的盆景还是挂几幅现代派的绘画，完全是治疗师个人的事情；虽然不同的饰物可以使来访者对治疗师产生不同的移情反应，例如从悬挂的现代派绘画联想到治疗师可能是一个开放性格的人，但这样的移情毕竟是中性的，不太可能形成有碍分析的阻抗（Resistance）。
但是，由于语言是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工具，所以使用方言还是使用普通话，就不仅仅是设置数量上的多少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重要设置内容的变与不变了。
在场所、时间和付费标准上的设置，已经足以形成一个规范的治疗场景。如果治疗师再使用标准的普通话，则会使治疗的场景更加规范一些。由此导致的来访者的移情反应，基本上是正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普通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移情，就是说普通话意味着正规、严肃甚至高雅。武汉的地方电台和电视台有时会播放一些方言节目。地道的武汉人都认为，武汉话在这些情形下听起来很丑、很“土”。正规的场合必须说普通话，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了。心理治疗无疑地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正规的场合，心理治疗师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如果治疗师使用方言，情形就可能恰好相反。首先，在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内容之上，没有附加一个设置。其直接的结果是，治疗关系之间少了一个可以缓冲强烈移情的地带。对一般的来访者，这也许不足以构成问题，但对于类似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则可以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或正性或负性的移情可以以他们驾轻就熟的方式毫无阻碍地朝治疗师倾泄，从而造成分析上的阻抗。其次，由于对方言的共通的负性移情，例如认为使用方言意味着不正规、不严肃甚至不高雅等，也可以给治疗师对更重要的移情内容的分析造成困难。第三，好的治疗效果的特征之一是，治疗师以一个更好的超我形象内化到来访者的人格结构之中，显然地，说标准普通话的治疗师比说方言的治疗师的形象要更象一个“好的” 超我一些。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精神动力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使用普通话比使用方言更有利于形成正情移情，也有利于消除或者减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双向作用效果。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理解上面所说的双向作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变成普通话与英语之间的差异。因为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与之相比，汉语普通话类似于方言。在中国的治疗室里使用英语所产生的正性移情类似于在使用方言的地区使用普通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中国话比说英语会产生更多的负性移情。在这个例子中，来访者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大学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女性，未婚。在十余次的治疗中，我们经常用英语谈及一些事件。相对而言，她比我更喜欢使用英语一些。我直觉地感到，虽然我的英语不及她好，但她还是对我会说一点英语这一点很有好感，也就是说因此产生了正性移情。后来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性移情，相信这与我会英语有一点关系，虽然关系也绝对不可能太大。在她表达这种强烈的移情时，她是用英语说的：I am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doctor。很显然，虽然意思一样，但她使用英语表达跟使用汉语比较，在她和我心理上引起的感受的强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英语作为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特殊表达方式，为削弱强烈的移情性阻抗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带。或者换句话说，她虽然感受得很强烈，但表达得却很“优雅” ，我也可以承受得很“优雅”。 这种“优雅”不仅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应该还会使她的情感处于一种安全的、可高可低和可进可退的灵活状态，并且为她后来接受“这种爱情只是一种移情”的分析结果同时又不损害自尊提供了一个机会。后来在把恋爱性移情作为阻抗分析时，英语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这样一种非自然的、具有特殊设置特点的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分析强烈移情所可能造成的对治疗关系的伤害。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治疗师虽然说普通话，但是说得并不标准。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性移情。在几乎所有说方言的地区，都有一些近于恶毒的笑话和故事嘲笑那些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人。如果治疗师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由这些笑话和故事而产生的移情就会伤害到治疗关系。此外，来访者可能会由治疗师发音上的错误联想到其治疗过程中可能犯的错误，或者由治疗师讲普通话的任何欠缺联想到其可能具有的人格上的欠缺。这样一来，使用不标准普通话的结果可能比使用方言还要坏得多。所以每个治疗师都应该在语言这个最重要的治疗工具上下一点功夫，以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工具缺陷影响到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
虽然语言是心理治疗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它也不过仅仅是工具而已。在任何范围和任何意义上，它的重要性都永远不可能超过治疗师本人的人格结构。治疗师的健全的人格结构和他对精神动力学基本理论的熟练把握，才是形成良好的治疗关系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的关键。对那些精神分析的大师们来说，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性甚至都减轻了。何以如此，将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
他 和 他 们
经常有一些结婚不久的女性问我：你说我那位是怎么回事，跟我结了婚，我好吃好喝地把他伺候着，他却总忘不了做单身汉时候的那一班狐朋狗友。隔三岔五就要聚在一起，又没有什么正经事，除了喝酒吹牛就是装疯卖傻，我提意见他还跟我发火，在他眼里怎么我连那些臭男人都不如？是不是一结婚他就不那么爱我了？
对这样的问题，我总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也许你找了个同性恋丈夫，他喜欢的是男人，没办法才跟你结婚。听了我的回答的女性往往会嘿嘿一笑，认为我是百分之百开玩笑的，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的丈夫不是同性恋。
但是，我绝对不完全是玩笑。我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从心理发展的过程看，同性恋比异性恋更接近人的心理天性一些。这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在心理上是你我不分、男女不分的。四岁之前，是心理学上所谓的共生和自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只爱自己，和爱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会认同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会从心理上把他们变得跟我们一样，然后再认同。认同之后，我们才会爱他们。这就是同性恋的原始状态。四岁之后，性心理开始萌生，慢慢地我们就知道性别的差异，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我们的性心理就会发展成跟大多数成年人一样的状态：排斥同性，喜欢异性。所以说，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要早于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从同性恋状态进化到异性恋状态的。
在女人看来，男人们有时候一起做的事完全没有意义，比如上面提到的吃喝玩乐。当然，这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对的。做那些事不仅创造不了经济效益，反而会消耗各自的金钱；花费很多的时间，又没有增加什么文化知识；陪朋友多了，自然就陪家人少了，不利于家中的安定团结；等等。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从心理方面看，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对男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因为：
第一， 男人需要从别的男人身上，获得对自己的性别的认同。“我是男人”这种感觉，是一种需要在一生之中不断加强的心理体验。这种感觉只有一小部分来自跟女人的对比中，绝大部分来自与其他男人的认同中。成天在女人堆里打滚的男人，他也许会很表浅地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但时间一长，他的心理就可能被女人化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文学作品中有贾宝玉，他是如此地女性化，以至于演他这个角色要找一个女演员才能够演得神似；还有中国历史上很多继承祖业坐天下的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经常打交道的男人又基本上是太监，所以他们的性格往往刚毅不足而阴柔有余。这样的人治国，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男人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能够互相认同，互相加强男人气概。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也许是金庸小说中最具男人味的男人，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跟丐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
第二， 人性中有一种先天的攻击性力量，这种攻击性在男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男人如果把攻击性针对女性，这不会被社会规则所认可。在男人跟男人的交往中，如果直接进行攻击，那是一种低级的方式，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如打架）。但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某种变异的攻击性的表达，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称其为娱乐性攻击。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通过相互打斗取乐，越好的朋友之间，打斗得就越多，这就是所谓娱乐性攻击既表达了必须表达的攻击性，又不伤和气、不撕破面子；成年男人之间，这样的娱乐性攻击的例子就更多了：首先是躯体的，两个好朋友很久没见面，见面就互相给几拳头，既是娱乐又是攻击，看他们的高兴劲儿，就知道攻击和被攻击都是男人的一种需要；然后是语言的，一群男人在一起，相互讽刺、挖苦、嘲笑，无所不用其极，越“恶毒”还越热闹、越亲热；在社交场合，男人们比拼喝酒，是最常见的娱乐性攻击的方式，被逼着喝酒的人，明知道对方是想通过把自己灌醉来攻击自己，却就是翻不了脸，反而要陪着笑脸去斗智斗勇。
第三， 男人之间也是有温情的。不过这种温情跟男女之间的温情不太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人更容易受伤。因为社会对男人的要求要多一些、高一些，而且，在他脆弱的时候，表达的途径也不如女人的表达畅通女人可以表现软弱，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男人却不行。在男人受伤的时候，女人给他的温情，就是护理他的伤口，给他安慰。但是，这经常是不够的。而男人给男人的帮助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跟你站在一起，我要把你没搞定的事搞定，我要把欺负你的人打败。虽然他不一定要真的那么做，但那种感觉会传达出去，能够使受到关爱的另一个男人振奋。还有，从更深层说，男人接受另一个男人的关心，会让他隐隐地感到某种程度的父爱。父爱是一种强有力的爱，在强大的父亲的照顾下，会感到无比安全，安全正是脆弱着的男人最需要的东西。
第四， 再好的关系的男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我们甚至可以说，关系越好，比得就越厉害。这种竞争有时候会很残酷，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娱乐。这就象两各个好朋友下棋，友谊是一回事，输赢是另外一回事。从小的方面说，这种竞争有利于男人的心智的成长；从大的方面说，这种竞争可以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没有竞争的友谊是不存在的，友谊只不过是竞争的缓冲剂和润滑剂而已。在友谊的平台上的竞争，是既充满挑战、又充满温情的。没有竞争的友谊不会稳定，也有些虚伪。而没有友谊的竞争，就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拼杀了。
当然，男人们在一起，不会象上面提到的那些女性说的那样，不干什么正经事。男人在一起干的最正经的事就是事业。这已经不需要举什么例子了。男人在事业中结成的关系，几乎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大学时候的一位女同学，在我们已经毕业了十年之后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男人与男人的友谊，可以比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更深厚一些。他说的是我跟她丈夫的关系。我听了以后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一个女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悟性，还需要很博大的气度和胸襟。所谓的“小女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即使是看到了，也会要死要活地把自己的男人从别的男人那里抢过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男人心中最重要的人。她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的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远。
有人说，要了解一个男人，只要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怎样交朋友就可以了。这里所说的朋友，主要是指男性朋友。因为男人跟女性茭朋友，他的大部分心思都要花在如何把握分寸上。距离太近太远都可能会出问题。跟男性茭朋友，虽然也会考虑距离问题，但花的心思却要少得多。男人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跟他差不多的，有相似的性格、爱好等等；另一种是可以弥补他的不足的。还有一种分类法，就是看这个男人交的朋友有多少是跟他的利益有关的。只交对自己有用的朋友的男人，可能是很势力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实际上，现实的利益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应该是精神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纯友谊的资源，那一生都会过得十分贫乏和凄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比没有女人的爱情更可悲。
一个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他可能会有性别认同的障碍，表现得比较女性化，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坚韧、大气的品性；由于攻击性没有通过娱乐性的途径向外表达，攻击性就会转向自身，形成内向、抑郁、退缩的人格特质；没有从男性那里感受到友谊和温情，他就会把所有男性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从而失去在人际关系中的起码的安全感；而没有友好的竞争活动，直接会使他的生活变得单调和无趣。
最后的话是给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女性说的：你如果爱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那就一定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跟男人“厮混”在一起。这会使他更像一个男人，也会使他在你给与他的幸福之外，又多一份对他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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