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便可维持一个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一个月，却不能维持我的汽车正常行驶。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有了钱并出了名（就像面包发霉一样地不可避免）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善行，我将如数奉还每一分钱，还将通过福斯特儿童收养机构收养一个巴西儿童，用邮寄方式提供帮助。
不胜感激。愿上帝赐恩使您附有支票的信早日到来。
“救救努德尔曼基金会”行政主任
尼尔?霍?努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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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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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捞到这根既省钱又能生存下去的救命稻草纯属偶然。办法如此简单，回首过去这几年我不得不惊讶，自己为什么竟全然没有发现它呢？这一策略说白了就是一个字——不。不买值钱货。不买新衣服。不添新家具、家庭用具和玩具。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一切其它花销全免——一旦掌握了这一省钱诀窍，那些花销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一个男人说“不”是在给自己留有余地，而说“行”时则在实践一个十分昂贵的承诺。这办法简直太简单太聪明了，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不得不努力克制时时出现的想要拥抱自己的强烈愿望。
下午3点钟，利夫手里举着一张纸兴冲冲地从古伯斯威尔小学穿过小树林跑回家来。“我能上滑雪课了！”他喊着把午餐盒扔给了正在门边打瞌睡的狗。“他们还给雪橇呢。瞧！”他说着把那张纸交给了我。每个三年级小学生都从老师那里得到一张这样的纸条。
作为美国人，我朦胧地意识到这不可信。除了淋病，没有不花钱便可得到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我的怀疑没错。
“就30块钱。”
我运用了刚发明的新经济策略：“不”。
“爸，求求你。”利夫说着用手臂围住我的腰，他抬头用热情的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开始软下来。利夫一直在说滑雪的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兴滑雪的国度。所有的孩子都有雪橇。所有的孩子都有昂贵的带靴子和安全栓扣的雪履以及与之配套的运动裤和夹克衫。所有的孩子都有有工作的父亲。
“他们用汽车把你送到登山车前。你就能乘车上山。一直上到山顶！”
“你有雪橇和一整座山呀。告诉我，多少孩子有自己的山呢？啊？不要贪得无厌。”
我看见孩子的目光暗淡了。
“你瞧，”我说着把他像提小孩子一样提了起来，他的确还很小。“30块可是一大笔钱哩。我要是有的话一定会给你，哪怕滑雪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
“你过去常滑雪。”利夫说。他试图打开一个突破口。
“我过去经常做的事情很多，”我指了指他的头，“听着，现在光景不太好。”我艰难地解释说，可是利夫让我吃了一惊——这个一向执拗的孩子什么也不再说，一下子跑进地下室去了。
“过去这一年他光说滑雪了。”维维卡搓着一小撮盐无限怜悯地解释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大废物。让我怎么办？说行，这里有30块钱？”
维维卡耸耸肩叹了口气。我恨不得大地裂开个口子把我吞下去，就在我要责怪苍天不公的时候，从地下室传来了可怕的喧闹声。“听，”孩子们的动静使我破例地笑了，心中甚感欣慰。“他已经忘了。孩子的记性就是短暂。主啊，要是孩子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们买什么，要这有这，要那有那，那该多好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像阿尔奇?邦克①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①阿尔奇?邦克：美国电视剧系列片中人物，属工人阶级。
后来，出于好奇我沿着狭窄的台阶走进地下室。我发现利夫正在干活，他正忙着往拣来的一长木条上钉松紧带。天使般可爱的小毛头马格努斯，十分认真的一年级小学生，正搬着比他还大的榔头帮他哥哥胡乱地敲钉子呢。
“利夫在做雪橇。”马格努斯高兴地喳喳说。
“我做一副雪橇。”利夫正试图用一根弯了的钉子把一条很不结实的胶皮钉到木条上。“你能把它钉进去吗？”
“你看，这根松紧带太细捆不住你的脚，就算能捆住，用平板也是没法滑雪的。前头这儿应该向上翘起，不然会戳进雪里。”我解释说，此时一股悲凉的感觉浸透我全身，他想得到雪橇的决心如此之大，简直快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了，就跟我一样。聪明的经济策略？狗屁！我居然对娃娃们讲这一通大道理就好像他们是劳累过度的30岁的汉子。突然想去商店拿。可是雨衣怎么藏得下一副雪橇和两根滑雪杖呢？我遵照利夫的指令把胶皮钉牢。
“不对，钉这儿。”他像什么都懂似地坚持说。
“说实话，我认为这不行。”我这样说是让他对失败有个思想准备。他心急火燎地穿上那件袖子已撕破的滑雪衫，带上不相配的手套，蹬上无跟的靴子。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好像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都是因为我照顾不周造成的。
“利夫要滑雪啦！”马格努斯尖声喊起来。他手脚朝天躺在地上赖着不起，等人把他拉起来。
我跟在这对兴高采烈的兄弟后面冲出屋门朝小树林奔去。树冠被积雪压得沉甸甸的，清新而冰凉的空气刺激着鼻子。利夫站在房前小山顶上，两手往雪里摸着松紧带。
“喂，让我帮你一下。”我向利夫建议说，同时亲切地把他的双脚在松松的胶皮带下放好。“别抓得太紧。”我试图提醒他说。马格努斯从我肩膀后边探头看着，他可爱的小脸蛋冻得通红，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
“举我一下，”利夫说着吊住我的袖子，他的两只脚勉强放好了位置。“好啦。开始。推我一把。”他命令道。
“你一下子就会栽下去。”
“推我一把！”
我把他提起来使他的两条木板平放在雪面上，开始。他向前滑动。他竟然向前滑了起来，而且保持在雪面上，我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松手之后他仍然继续向下滑行，两只脚在他发明的新玩艺儿里直发抖，嘴巴张得大大的。滑行速度在加快。下滑。下滑。他在雪面上一路向坡下滑去，后面留下两条平行的轨迹，与用北美大齿杨做的专业雪橇留下的一模一样。
“他滑成了！他滑成了！”马格努斯又是蹦又是跳。
“他滑成了！”维维卡靠着厨房的窗口喊道，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快瞧！”我在瞧。我当然在瞧。两眼噙满泪水。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利夫从滑雪板上栽了过去。脸朝前倒在地上，他大声地笑起来。
“你看！”他高兴地欢呼雀跃着拣起他的雪橇，断了的松紧带在上面耷拉着。“它能用！”
“当然能用！”我声音嘶哑地说。孩子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急匆匆地跑进屋里去要给我自己也做一副那玩艺儿。还有松紧带吗？
早上6点钟利夫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他要问我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他想知道发明什么东西才能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仍然陶醉于美国梦。而我做过的唯一美国梦则是梦遗。
我对他说他应试一试发明一种像激光一样的射线，这种射线可以破坏有生命物体的分子结构，使之只剩下一股粉尘或是一小撮泥浆。
“谁会买呀？”他问我，被长得过长的金黄|色刘海遮住的一双又黑又亮的杏仁眼认真地看着我。
“我买。我要用它把索斯基一家变成一团气，还有成天在我们头顶上烦人的飞机，那……”
“可是你没有钱。”
“谁说的？总有一天我会阔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你为什么不找工作？”
“别唠叨。一个九岁的孩子学得像个老太婆似的。还不去刷牙。一个月没刷了。牙都快掉光了。”
“好吧。那么一颗干净牙齿给一块钱。”
“你成天光想着钱吗？”
“是的。”
纽约州古伯斯威尔镇
努德尔曼山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亲爱的毛泽东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您的国家可能正缺少数学教师，我曾在好几所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大学里教过书，在瑞典北极区科技会堂讲过学，甚至还在香港的学校教过中国孩子（虽然应该坦白，这些学生都是大企业家和商人的子弟）。
我最适合在一所小规模四年制的文科院校教授基础微积分和微分方程——说实在的更喜欢教高年级微积分或者物理。退一步说，如果让我教英语、瑞典语或者德语，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教好您的学生。也许我该捎带再说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学过兽医——因此在教书不忙的时候我还能帮助给贵国的动物治病。哎，我差一点忘了。我还学了不少有机化学知识——主席先生，您看我的技术领域是无限的，况且，有话直说吧，我现在迫切需要得到一份工作。
在对我的经历做过一番鉴定之后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我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是因为我在原有领域无所作为。不过，请允许我草草地解释一下，我不停地改变专长和工作地点，这是为了实施我自己精心设计好的策略，最终使自己成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另外，我逐渐发现我不适合呆在一个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前，做精通一门学科的科学家，我不是那块料。我的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形容我与常人不同时说：“按照别人的情况对待你简直是给老母鸡套鞍子——根本不合适。”
我在大学和学院教书的十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学生中无人不晓的严厉的教员”。我在多数情况下给分很严，有时我不得不把评分的标准降下来，以显得对学生尽量温和些。我意识到，最后一次被解雇时，如果他们肯给我机会，我肯定能解释清楚造成那种残酷的被误解的隔阂的情况并求得谅解。
我的革命背景是可信赖的：1964年我投票支持休伯?汉弗莱，尽管不是1968年；我参加过无数次和平示威游行；在弗吉尼亚住的时候我受过三k党的棱辱和骚扰。
虽然自由贸易制度给了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我的政治观点却极其灵活。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把它们放到一起便是一碗汤，当你饥饿的时候（据我所知您曾挨过饿），啊，汤就是汤。
灵活。我不能不耻笑自己。不由得想起往事，那时候的我，一个年轻有为，即将毕业的电气工程师，班里的高才生，在那美好的年代，电学科学家几乎与上帝齐名；一家又一家公司带我在美洲上空飞来飞去——不是他们面试我，而是给机会让我向他们公司的雇员发问，检查他们的操作，简直是我面试他们！
挑吧！拣吧！那就是我，一个年仅20、自命不凡的优等生，兜里揣着一把油腻腻的计算尺，脑袋里装着顽固的处事原则。至今我仍记得，我是如何按照那些原则毫不犹豫地推掉了所有与国防有关的公司的工作的。原则。现在我慢慢地洞察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卷入战争啊。有些时候人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倒霉的日子里，他会感到软弱、愤怒，甚至冷漠和百感交集。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改变，任何改变都行——我手里有一把甩不掉的枪，它给我指出目标，我一心朝那个目标奔去。我要说的是，主席先生，对我来说，政治问题怕已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了，因为灵活恐怕早已成为我的口头禅。
既然我们已经无话不谈，也许我应该把最近不断折磨我的另一种恐惧说出来，即我已开始丧失记忆，这些年的担忧开始对我造成损伤。偶尔——特别是在清晨那几个小时，当世上的人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怕得要死。如果再不出现转机我非疯了不可。不过请不要担心。这种事，我已经说过，只是偶尔发生，当然不会影响我白天的正常教学工作。即使只教教夜校，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总之我有一种感觉，鉴于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您一定能明白我这经过一番挣扎才说出口的话。
不知怎样讲才不至于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不过我想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黑人的命运。昨天我偶然看到一张纽约州北部一个监狱的照片，我努力搜寻他们的脸，却难以找到一个白人。我忽然发现了他们的一致之处。他们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铐在那里，我怀疑不久的一天我恐怕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被铐进去——以使他们，我，我们。远离社会。我们都属同一类型的黑人。我们的手被缚着，我们的思想被禁锢着。我们不能与这里的文化相融合。我跟他们一样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不可救药的唱反调者。我最终明白过来——这个社会是不会给作家一席之地的，除非这个作家把作品作为商品而创作，或者他本人就是商品。
随信附上我的简历及前任系主任给我写的冠冕堂皇的推荐信。他为能以如此廉价的交换将我尽快地脱手而欣喜万分。一份详细介绍我的教育哲学思想的材料亦一并呈上，望勿见怪。
搁笔之前附上一句，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会习惯中国的生活。我和我妻子特别喜欢用中国餐，每一次去纽约市我们都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饭最便宜。
还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务请随时告知。企盼答复并感谢您的慷慨。
诚挚问候
尼尔?努德尔曼
又：不论情况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会继续写我的宣传文章，写的当然不是商品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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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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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为了证实一个要开始的工作——后来查明这不是真的——我撞上了老朋友，屋顶修理工佩里。确切地说不是撞上。我正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转时听到远处有人叫我，环顾四周不见人影，抬头望去发现他正从法院楼顶向我招手。他以自己干练的方式已经在这楼顶干了两个星期，好像专门在那里观察古伯斯威尔镇上人来人往似的。
“见你在下面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找活儿干呢。”他解释说。这时我已经爬上了摇摇晃晃的梯子，喀嚓喀嚓地踩着已被他铲除了积雪的又滑又陡的雪道来到他跟前。我注意到从他坐的地方可以饱览全城，因此就无法再抵赖。
“是啊，我已经找了一阵子了，”我尴尬地笑了，“你还看见什么了？”
“看见你在古伯斯威尔剧院门口偷偷地拣掉在地上的爆米花。”佩里边说边用牙齿咬下烟头，他的大长尖脸绽开了笑容。
“那是为了喂鸟。”我撒谎说。
“用爆米花喂！”他挤眉弄眼诡谲地说道。
“大冬天的你爬到房顶上来干吗？”
“你看像干什么的？”他边笑边指挥我干活，让我从钉在屋顶的一块平板上给他递瓦板。
我扔了一阵子后又爬上去骑到法院屋脊上。一旦放松下来放眼望去，全城厚雪覆盖的屋顶尽收眼底，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佩里对修房顶的工作这么热衷。佩里从越南回来以后越来越远离人群。我靠着烟囱看他小心翼翼地往一块新铺的瓦板上钉钉子，心想他还能选择什么比这更好的职业呢？我在房顶上找到了平衡，心中也隐隐约约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快乐正是来自这处只留给鸟与疯子停留的地方。从一方面讲，这工作给了人们以希望，我是这样认为的，佩里不分冬夏不停地在房顶上做修缮工作，使之不再漏雨渗水。我是说，这是一方面。然而，佩里的与世隔绝隐含着某种东西使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
“嘿。醒醒。起来。别在那儿瞅着我睡觉了。”他在离房檐只有一寸远的地方喊道。“拿过一捆来。”我提起一捆瓦板，战战兢兢地慢慢朝他挪动，尽量不朝房檐下边瞧。就在他从我手中抓过那捆重物时恰巧一股强风直冲檐下刮来。我感到自己就要被风刮下房顶了，拼命往回退去，总算及时爬到了烟囱那里，为了我宝贵的生命我死死抱住烟囱再也不肯松手。
“真笨。”佩里朝我笑起来，他的两只脚轻松地站在那么陡的地方，真玄。
“不要惊慌。凡是掉下去的都是害怕的人。”
“我是很怕。”
“嘿，想不想很快挣到50块钱？”他大声说。
“在这高处？”我颤抖地说。
“不。不。你要做的是开一个窗户。”
“什么样的窗户？”
“窗户就是他妈的窗户呗。就是一个大玻璃的观景窗，懂吗？很容易。你至少会做个窗户吧？”
“你不想干那份活儿？”我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想你不正急着找活儿干吗？”他说。他敲着钉子，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听着，别问我这么多混账问题。你要干的就是简单地开一个口子，把窗户装进去，然后——嘿，你可别干砸了，不会吧？”他忽然想起什么抬起头看了看我说。
“当然不会，为什么干砸了呢？”
“别问我呀。听着，如果我送你去，你可一定得把活干漂亮才行。是我推荐你的。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当然明白。别那么紧张。相信我。”我说着耳边响起50个银币掉进取款机的叮当声。
又给佩里递了几捆沉重的瓦板后，终于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佩里若有所思地瞪着天空连抽了几口烟，忽然转过头来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离开古伯斯威尔？要知道你在这里什么工作也别想找到。”
“我还没有试完所有的机会呢。”
“你应该住在大城市，努德尔曼，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不错，跟纽约市那些犹太人之流住在一起，啊？”
他笑起来。
“自然。”佩里重复说。他一直垂涎我林中的安乐窝，只要有可能就偷偷从妻子身边溜出来或者从房顶上下来到我的厨房去，他只是静静地坐者，喝着咖啡，观赏小鹿在地里吃草。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上。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早晨天空阴沉沉的，我去上门安装窗户之前先在厨房里认真地读了会儿报纸。由于我的好朋友马尔文?曼德尔（他那些科学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曼博士）的热心关照，我成了《纽约时报》的定期收报人。今天我读的是上个星期天的报纸，不过就我目前不足挂齿的状况，看哪一天的报又有什么关系，上个月的或者去年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何况我已经与当今文明的美国社会不同步了。今天的情况实属例外，我确确实实是在读报。通常那些旧报纸是和旧衣服一起堆在餐桌上的，曼的妻子贝蒂把穿小了的衣服拿来给我的孩子们穿——旁边躺着的几个塑料袋子里装着曼德尔晚餐剩下的残渣剩饭，他们无心养狗因此总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
有的时候那些袋子一搁就是好几天，直到我无心再观赏世界被纷飞的大雪吞噬的景象，才想起把袋中的东西抖给我的狗吃；我的孩子口腔上膛太娇嫩，不肯吃曼剩下的东西。不过这些袋子倒也表明了一个极有趣的事实。从那些剩饭可以看出来，曼德尔家的主食是意大利通心粉和坎贝尔公司的罐头食品。正像顺口溜说的：“坎贝尔放在饭柜里就像钱存在银行里。”虽然年收入区区四万，你也不必过于精打细算。
“通货膨胀对你的打击也像对我们一样致命吗？”几天前我碰见贝蒂时她这样问我。她纤细的胳膊上挎着几个购物袋子。
是的。《纽约时报?周日版》。我经常先读经济栏。大量的信息，的确不错。《时代》就是时代，它警告人们，由于近来商业的繁荣和超速膨胀我们将面临——系好安全带，伙计！——一次大萧条。
我急不可耐地把维维卡叫过来把这条消息读给她听。如果目前的状况算是繁荣昌盛时期的话，那将来的大萧条更会是什么情况呢？我边收拾工具边琢磨。维维卡真的担心了。我倒觉得怪有意思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已跌到了谷底最深处，然而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当代繁荣的簇拥之中。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在开着我那辆用电线和依波斯胶带缠绕在一起的破旧的老爷车进城的路上，索性把车速又提高了危险的几公里。我口中嚼着口香糖，两眼不停地搜索证据，以证明《时代》的消息是正确的。我从南向北朝佩里给我的位于古伯斯威尔高地的地址开去。沿途掠过一间间陋室、一座座俗气的楼房、一幢幢火柴盒似的建筑以及活动房屋。古伯斯威尔这个偏僻地方的生活比阿巴拉契亚①还阿巴拉契亚。那里至少还产煤，而这里除了连印第安人都不想要的贫瘠的农耕地外什么也没有。这里当然也有民众，是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厂的人。古伯斯威尔虽然又冷又潮湿，但是空气中却夹杂着点火即着的不满情绪。倘若要爆发革命，我想爆发地不会是大学校园，引发革命的人也不会是被剥夺了权利的黑人，更不会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会爆发在像古老而文明的古伯斯威尔这样的地方。这里被贫穷所笼罩，对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敌对情绪在上升，人们视这些人如同青少年背上的痤疮一样，对他们极其厌恶。有趣的是在日子好过的那些年里我对这一切竟视而不见。日子好过是对我个人而言。
①阿巴拉契亚：美国东部山区，古老而贫穷。
我继续向前开去，山城的市景逐渐代替了农村风光。低矮的房舍与破败的农舍渐渐退去，连成一片由粉红和碧绿点缀的开阔地，仰视着山上的高楼大厦。下坡。下坡。道路开始向坡下延伸，直抵位于谷地的古伯斯威尔——这里群山环绕，踞于东边山头俯瞰全城的是著名的古伯斯威尔大学，与它相对的西边山顶上是名气不小的下因特斯坦古伯斯威尔学院。西边山上据说是住宅区，而北边山的高处则是军工厂，那里每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迫击炮、火箭筒以及炸弹。我开始确信，正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具有改变这里的能力。
我终于开进了乱糟糟的市区。这里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镇，可是现在杂乱无章，参差的房屋和油毡覆盖的山墙相互拥挤在一起，间或看到几处孤零零的维多利亚式和都德式的旧房子——藏在古伯斯威尔镇中心贫民窟里的宝贵财产，它们向我讲述了一个令人觉得比现在幸福的时代。
老实说我开始厌恶这次旅行，便摸索并找到了将痛苦减到最低程度的办法。我只瞅着让人心旷神信的建筑物——旧市政厅，一座带塔尖及屋顶窗的白色建筑，白色建筑内有医生诊所。带有白色廊柱，高雅的老饭店被改建成了廉价旅馆。
古伯斯威尔是一座多么奇怪的城镇呀，在等绿灯的时候我不禁联想着。这时我瞧见一位营养不良的母亲正拖着五个流着鼻涕、龇着黄牙的孩子，她跟我一样清楚，山上古伯斯威尔大学里那些自命不凡的学者们正逍遥地打发时光，遐想着今年夏天是去尼罗河还是去雅典，要么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们可以边喝葡萄酒边开假想的数学会议。真令人恶心。真令人嫉妒。我仍然能够深情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时我定期收到支票，简直像个王公贵族。又起风了，簇簇雪团敲打着挡风玻璃噼啪作响。我有点担心了。也许正如曼德尔博士所言，我已经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绿灯亮了，我的思想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来——安装窗子的活又让我烦恼起来。
昨天晚上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不假思索地告诉维维卡时，她问我：“可是，你知道窗户是怎么安的吗？”
“有什么好知道的？我以前盖过房子。”
“你也安过窗户吗？”
“噢，天啊，别给我把分数打得那么低。你需要钱，对不？”
“我只是担心。那是位于高地的房子呀。你知道住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
“我也不是。等着瞧，我会干得很漂亮。说不定以此为契机而带来其它活计，更大的活计。说不定能开个修理公司什么哩。谁能说得清。”
我一边摇摇摆摆地往陡峭而时髦的古伯斯威尔高地爬，一边找地址。威洛路311号。几个急转弯之后就到了要找的地方。高级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的。气派的老式石头房子与雪松及红杉木结构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相互交错，现代风格的房子也夹杂其中。这里与古伯斯威尔其它地方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个山头上住的都是古伯斯威尔镇上的人杰中之人杰。301。303。305。银行家，律师，汽车商，还有——噢，不！真糟糕！我在311号门前停了车，读着邮箱上的名字，心中不禁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天底下那么多人，怎么偏偏就是根茨的家呢？马丁?根茨。从前的同事、荣誉教授、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带有典型的德国口音，蓄着德国式的胡子——那个板着面孔、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的混蛋，他一直认为我是无用之徒。我把车停在房前，熄掉发动机。我满心忧虑，拿起工具又放下，在工具箱里摸索来摸索去，企盼把锤子或者别的什么重要工具丢在家了。妈的。我究竟有多需要那50块钱？非常需要。不。我绝对不能进去。我启动了汽车朝坡下开去。开出几百码后我又开始想那钱，想那笔钱能派上哪些用场。我把车调了头又朝原路开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需要这份工作。径直走进去，怏怏地把窗户装上，拿上我的钱走人。我收拾起锯子、卷尺和工具箱，踏上了用扫雪器和扫帚扫得干干净净的长长的石径。我一眼便看出来根茨博士的住宅是照原样重新修复过的维多利亚老房子。没有半点漆皮脱落或磕碰的痕迹。尽善尽美，按门铃时我心中嘀咕说，同时尽量让自己不去想马丁?根茨。
前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皱巴巴的青灰色头发老太婆，她的块头很大，好像一个下面伸出两根细棍当腿用的大箱子。看她那方下巴、克罗马农人的前额和疑神疑鬼的眼神就知道，他是根茨博士的老娘。我没准儿挺幸运哩，心中想着，眼睛朝她后面空荡荡的房间望去。他们也许都出去了。我赶快干完活，把窗子揳进去，赶在根茨夫妇回家之前离开这里。
“你好。我是木匠。”我说着高兴地把电锯举起来以证明我的身份。
“你来晚了。”她大声吼道。
“是晚了，我知道。天气太坏。道路很滑，因为……”
“进来。冷风都进来了。热气也，”她带着德国人的严密性说，“全出去了。”
“噢，是的。”我急忙踏进屋门。
“先把鞋底刮干净。”
“对不起。”我说着又跨出门槛把鞋底蹭了蹭。
“这边走。跟着我。”根茨司令官似地命令道。我毕恭毕敬地在她身后亦步亦趋，踏着一踩一个坑的通屋厚地毯进了副客厅。
“错了，在这边！”老太婆弗劳大吼一声。水晶枝形吊灯和笨重的德国古玩把房间装饰得宫殿似的，神魂颠倒的我走着走着就转向了。
“这就是窗户。马丁想把它装在这里。丝毫不差在这个地方！”她指着墙上用铅笔勾勒出的框子说。这间嵌有上好橡木壁板的后屋想必是那位了不起的教授的书房。
“我先看一看。要闹清窗框的位置准不准确。”
“马丁已经检查过了。他知道在什么位置。”这个丝毫不懂得幽默的煤油桶说。她的Ru房高高隆起，像是随时准备出击似的。
我怎么也得装一装样子，于是到墙跟前敲了几下，发现了藏在墙内的窗框。不错，根茨博士的判断是对的。“的确不错。”我装出一副笑脸，试图感化那冰冷的机器人。
“嗯——”她答应了一声便走开了。
我想赶紧把活做完，但是想到维维卡的担心，我便想一定要把活干好。于是我在墙上标出窗框的位置后悄悄地从后门出去，查看外面的墙壁，又快快地量了一下放在车库里的窗子。行啦，这窗孔凿起来一定很容易。回到屋里我拿起电锯正准备开始工作，那老太婆偷偷摸摸地过来了。
“看地上！”她气喘吁吁地指着从后面延伸到“窗”前的脚印说。
“噢，对不起，我忘了蹭了——来，让我来收拾干净。”我朝她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