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盆子兵败宜阳，传国玺又归于汉光武帝。

到了东汉末年，汉室大乱，董卓专权，汉献帝蒙难，孙坚与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屯兵洛阳城南，现有五­色­气从官署中腾起，便派人“浚井”而得传国玺。此事为袁绍知道后便拘孙坚之妻而索玉玺，袁绍得玉玺后又兵败，玉玺又落入曹魏之手。三国末年，魏禅于晋，玉玺又归司马氏所有。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作乱入洛阳篡位，派义阳王威向晋惠帝索要传国玺，晋惠帝不给便强行夺去。到了西晋永嘉五年（公元三一一年），王弥兵入洛阳，从晋怀帝处又夺走传国玺，送给前赵刘曜，刘曜亡国时又为后赵石勒所得。这枚传国玺数经乱世，演出了一幕幕人世悲剧，一直传到唐末。到公元九三六年，即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等在亡国之际携传国玺登玄武楼**而亡，从此玉玺下落不明。

童冠文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传国玉玺是蓝田玉，如果那传不虚的话，传国玉玺上的铭文应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因此那块龙凤玉佩是蓝田玉无疑，更重要的是玉佩上的铭文“受命于地，既寿永和。”与传国玉玺应当是对应的。我们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仗，讲求对仗工整。诗歌中的平仄即是如此，还有联句、八股文章等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对联、中堂、铭文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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