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说我和我儿子的血液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成分呢？

他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不同的时代问题。我有时想，也许我处在他那样的时代也会和他一样。这样想很有趣。我以为我不会比他坏，也不会比他好。我也会拿下两个美国大学的学位，也会废除打ρi股，也会倾向历朝历代的叛逆者，也会贪污礼品，也会挥霍浪费，也会娶姨太太，也会对儿孙看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淡然。什么都会，但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了。这样想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时我自以为生不逢时，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就会想到换一种活法也不过是他老人家那样的一生，不可能还有什么大作为的。这很像萨特所说的“面对过去的恐惧”，因而也就安分守己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觉得彻底的自知之明应该在遗传的因素中悟得。那不仅能悟得自己的一生，还能悟得自己的三生或更多。

四十年代，我母亲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他知道我母亲的公公是谁以后，笑着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当穷学生的时候，每天清晨都听见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人用极不准确的法语大唱《马赛曲》，吵得他睡不成懒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爬起来要骂他一顿。结果一看，“原来是令尊大人！”我也在巴黎住过几个月，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引吭高歌《马赛曲》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牢­骚­已经多于歌唱。清晨，我曾在艾菲尔铁塔下散过步，橙­色­的巨大的太阳从灰­色­的巨大的铁塔下冉冉升起，我不禁低下头来，我不知道是想向谁致敬还是想向谁致哀。照耀过一七###年巴黎的太阳并没有使我明亮和明朗起来。一次，坐在铁塔附近的露天咖啡座上，我忽然想起母亲告诉我的他这段轶事。我想，他老人家废除打ρi股和高唱《马赛曲》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遗传学的妙处使我可以从反求诸己中来推想他的心理。他一定也奋发过，热血沸腾过，想有所作为过，但在那时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何况他又不是很努力的人。于是，给他剩下的只有“玩”这个项目了。他并不是玩世不恭地玩，而是正儿八经地玩。他有条件这样玩。他把他的­精­力和生命都投在“玩”这个项目上，都发泄在这个项目上。正儿八经地玩了大半辈子以后，用弗洛姆的话说，他完成了“个人化”的过程，用东方禅学的话说就是已经“彻悟”了。地位、财富、儿孙、荣誉等等，对他来说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父子篇（6）

但是，他老人家是可以玩的。他有条件玩。他的后代就没法玩了。人生给我们沉淀下来的东西沉重得使我们无法在玩中去消化掉。上一代创造的历史整个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害得我们玩也玩的心神不宁。于是我们在活得不洒脱的情况下，当然什么都丢不开了，比如，我对我眼前的儿子就是这样。喝咖啡的时候我这样想。

别以为他是个猥琐的人物，他的“嘴脸”可是够气派的：圆颅、方额、凤眼、高鼻、阔嘴、长脸。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在过去丑化反面人物和现在美化反面人物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这样一个形象来。这也是我总觉得我们的电影电视剧虚假的原因之一。从遗传的观点看，我们这个家族正如九斤老太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从形象上来说，我就自愧弗如。

我儿子走路像我，也像他爷爷和太爷爷。但他将来的“嘴脸”会怎么样呢？现在还看不大出来。

四

早年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才发现世界上还有那样的好父亲、那样温馨的父子之情，感动之余，不由得有点埋怨起自己的父亲来。后来大了，有时想，如果我父亲和朱先生的父亲一样，我以后一生的“感情形态”（这是我杜撰的词）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吧。

不论父亲的背影还是正面，我都有些怕，确切地说，也不是怕，而是一种疏离感。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俄底甫斯情结，因为这与恋母情结无关，我父亲与母亲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我并不用因此而吃醋。读过“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人差不多都会发觉，与自己父亲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极少。鲁迅、胡适、巴金等等，好像都倾心于自己的母亲，笔下很少对父亲写过好话。政治人物如毛泽东，萧三给他写传的时候，从文章里也可看出他流露了对父亲的不满；至于蒋介石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很少提他的父亲，致使民间有他原来是河南人，小名叫郑三发子的传说。这个俄底甫斯，简直能改变中国现代史了。

细细想，《背影》之所以列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几乎每个时代的教科书都选了进去，是不是与它表现了中国少见的父子情的缘故有关呢？我真的不认为中国人有很深的俄底甫斯情结。我想这主要还在于中国传统的父道在作祟。“严父慈母”，一向是我们的治家格言。这不仅是工作上的分工，也是感情上的分工。父一“严”，总让儿子怕兮兮的。如不严，又觉得有点不像父亲了。“二十四孝”中有“老莱子彩衣娱亲”的传说，鲁迅曾斥之为“呕心”的，也许是我看的书少，我看过的稗官野史里就从来没见老子穿着彩衣逗儿子的故事。

平心而论，父亲对我并不严，不严到不管的程度。就这样我还有意见，可见得父亲也难当了。在我的印象中，一、父亲从来没问过我功课；二、父亲从来没管过我起居衣着；三、父亲从来没约束我的­操­行……总之，现在要我回忆我父亲教导了我些什么，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也就是在前二十二年中老要我交代受了资产阶级家庭什么影响而我总交代不出的原因之一。我记得最清楚的他的一句话是：有一次吃饭时，同桌有一位老太太说，人的眼光是有毒的，盯在一样东西上看久了那样东西就会腐烂。他听了笑得饭都喷了出来，说，“要是那样，女人的大腿都烂光了！”

其实，父亲在我面前多半是不苟言笑的。什么都不管也是一种“严”，就像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越不管事、不表态，给人的印象却越“严”一样，因为他在我面前不苟言笑，所以他的这句笑话我倒能记一辈子。而我在我儿子面前经常嬉皮笑脸，我想将来我儿子恐怕连我的一句话都记不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自己的面孔，就深感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不像话，衰败的迹象都挂到脸上来了。虽说我们没有深厚的父子情，我仍然曾经保存过他老人家的一张照片，历经两次劳改直到一九七○年才毁掉。这实在是因为他老人家长得太漂亮的缘故。照片是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照的。那正是抗日胜利以后，他很得意的时期。那时，他的生活日用品全要在上海专卖高档洋货的惠罗公司去买。这家公司，老上海人大概还有记忆。他出现在柜台前面，售货员总会把他当作洋人，要用英语对他说话，就可见其“绅士”风度了。他那张照片，是可以当做电影明星的照片把玩的。一九七○年七月的一天夜里，农场的专政队员突然把我从牛棚中叫出来，带到一处临时改为审讯室的托儿所去拷问。我就知道大事不好，我又要升级了。那天的审讯莫名其妙的。说我和贺龙有什么关系，这简直是抬举我，实际上不过是升级考试的一个形式罢了。拷问时，十个彪形大汉声严厉­色­，揎拳捋袖，从半夜审到凌晨，他们混了顿加班饭吃，于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完成了任务。我算是通过了升级考试，把我从牛棚换到土监狱。专政队员押我取铺盖的时候，我乘机把老人家那张照片掖到衬衣里。清晨，犯人们和泥脱土坯，我分工和泥，看看背枪的专政队员面向别处，就将照片用脚踹进泥塘里了。

父子篇（7）

从此，我和这个家族在形式上断绝了任何联系。这是聪明之举。因为进土监狱以前，我的铺盖和仅有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倘若被革命群众翻到了这张照片，那可比什么和贺龙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要严重得多了。

一九七三年，我已出了土监狱。一次我又到这个泥塘边去劳动，我用锹翻遍了两年前我脚踹的地方，那张照片竟荡然无存，连纸渣都找不见了。可见得一个人的骨骸和一个人的形象，是那么容易就会消失掉的。

但是，他的模样却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年纪越大，浮现出的时候越多。这并不是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说的出于犯罪感，要把被自己杀死的父亲请回来，而是一种老了的征兆吧。不过弗氏又说，“父亲因他之死成了真正的父亲，换句话说，父亲只是在成为象征­性­的父亲之后才成了真正的父亲。”这句话我却认为不错的。

儿子也逐渐大了，从他模样上看比我强点，但仍看不出将来能达到他祖父的水平。在遗传学上，不知这种马鞍形现象属于什么原因了。

我总觉得我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从隔代遗传获得的。不是从我父亲、甚至也不是从我祖父，而是从高祖、甚至从猿猴那里传下来的。比如说吧，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养尊处优，连铺床叠被这样的事都没­干­过。而我居然熬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如果不是血液里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那怎么行呢？父亲就是一辈子过得太舒服了，终于熬不到给他“平反”的时候就瘐死在看守所里。他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夜里被捕，一九五四年看守所通知我这个继承人去领遗物。他在看守所关押了两年也没最后判决。当时虽然我已经有十八岁了，虽然读过了许多书，但在法律常识上还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毫无所知。这自然也是当时还没有什么使人明白的法律的缘故。以为政府逮捕人总是不会错的。瘐死就等于枪毙，连问也不敢去问一下，也无处可问。从此以后，我就不仅是个“官僚资产阶级”子女，并且是个“关、管、斗、杀”的子女，在新社会漫长的初级阶段，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检视他的衣服，全部烂得不可收拾。惟一完整的是一块极讲究的怀表，拨弄一下尚能嘀嗒嘀嗒地走。银质的表面上刻绘着张学良将军的头像，这是“少帅”送给他的。一九八五年，我在哈佛大学一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在这条查尔斯河畔漫步。当时，抗日的烽火已经弥漫了中国。我父亲在几次漫步之后，终于毅然地放弃了在哈佛商学院就读的机会，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斗争……接下来，我才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漫长历程。而事实上是，他回来以后就给张学良当了英文秘书。“平反”，虽然是个很古老的词，但为人人所知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八十年代。给我“平反”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他来，我坚信他要能和我一样地熬着活过来，肯定也会“平反”的。正是为了熬着活，那块怀表我当即就卖给敲小鼓的，换了十万块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块钱。

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在生活上是舒服得过分了点。早晨眼睛一睁开先要发顿“被窝疯”，也就是说看什么都不顺眼，骂人，摔东西，然后等佣人把牛­奶­面包端到床上来用早餐，看报。他­干­过“官事”，办过公司，开过工厂，但他既不像官僚，也不像资本家，完全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每天搞一帮票友唱京剧，唱昆曲，要不就忙着办画展。至今我还记得他怡然自得地唱《坐楼杀惜》的样子，“宋公明，打罢了退堂鼓，将身来到乌龙院……”我之所以坚信他会“平反”，就在于他可说一辈子没扮演好那个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他办不成好事，­干­坏事也不会彻底的，纯粹是一个俄罗斯文学中的奥勃洛摩夫，也即“多余人”的典型。至于他怎么会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奥勃洛摩夫的，这就和我祖父从废除打ρi股、高唱《马赛曲》到一个被“革命群众”批判为“三迷”的老朽一样，出于同一的­性­格因素。

毫无疑问，我比他们能熬。这种“熬”的功夫可能是隔代遗传也可能是遗传上的变异。可是，在受不了挫折和容易被环境所感染这点上，也许我还是与他们一脉相承的呢。这是我常深自警惕的。然而，理智是否能克制根植于基因中的遗传密码的决定­性­影响，却是有疑问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子篇（8）

儿子很爱画画，现在居然画得有点样子了。画面以太空为背景，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到处乱飞。这方面他很像他祖父而不像我，又是隔代遗传的作用了。我有时想，我父亲如果不去读什么哈佛商学院，不去给大官当秘书，不去经商，而是一门心思放在绘画上，肯定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美术家著称于世，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都会改观。他画画和我儿子一样完全是无师自“通”。这个通字我之所以加个引号，只不过是我以为他“通”而已。现在回忆儿时看过的他的作品，已经蒙上了一层印象派的­色­彩，好似出自莫奈的手笔。如今想在脑海中还原已经不可能了，但那时我的确认为他画得真“像”。“像”，虽然是一种幼稚的审美标准，但也可见他的基本功了。他专攻油画，喜欢浓抹重涂，用­色­强烈，也许这是享乐主义者的一个特点吧。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画的肖像画，因为孩子只有从肖像画上才容易看出像与不像来。奇怪的是，这位享乐主义者在当时那种繁华的氛围中，笔下所有人物的面部表情却都带着忧郁的神­色­。这不知是流露了他的深层心理呢，还是暗示了他未来的不幸。

我一点也没有绘画的才分，不过我写小说比较注意氛围的营造和景物的描绘，大概得自他的遗传。父亲早已成了象征­性­的父亲，为什么象征­性­的父亲才会成为真正的父亲呢？我想这大约来自一种既不能摆脱传统的苦闷又觉得自己随心所欲皆不会越出传统的欣喜吧。我就觉得自己的年纪越大，越能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从这种现象出发深入分析下去，也许不仅能得出一种生理学的规律，还能得出一种社会学的规律呢，可惜这种工作还没人去做。

我儿子和我都常爆发神经质的突发动作，比如坐得好端端的突然跳起来乱蹦，或是猛地大叫一声等等。在家里只有我们父子俩的时候就时有发生。毫无原由地两人会一齐跳起来，跳的姿势极其难看，说不好听，就像传说中僵尸的那种跳法，直挺挺地往上蹿，边跳边吼。跳罢了又一齐狂笑。笑完了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般，再各­干­各的，我看书，他画画。祖父我不清楚，只记得父亲也有这种毛病：书房里常传出他怪腔怪调的叫声，母亲还说我婴儿的时候曾被他咬伤过。在我还没有孩子时，想起他与我的这种相似，以为是都出于心情苦闷和抑郁。有了孩子后，发现孩子也如此，七八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由于心情的缘故吧。于是才知道这种神经质其实来自家庭的遗传，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需要或冲动。不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人不能理解，会斥之为“神经病”的。

常说人是一种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动物，其实不然。我觉得，人平时的小动作小习惯直到社会行为甚至伟大的行动，好像都可以从他身体内部的某一种东西上得到解释，或者说是由那种什么东西所支配的。问题不过是那种东西是什么却难以弄清楚罢了。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反过来也可说知父莫若子了。现在我只能用家庭这种遗传的神经质来推想他的行为。他放弃了学业急急忙忙跑回国参加抗日。“双十二”事变以后又冒冒失失地投身于商界，上海解放前夕兴冲冲地搞反蒋活动，我还记得上海解放那天夜里他站在我们家的楼顶上大喊大叫，无比兴奋的样子。只有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出于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在每一次社会变迁面前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为什么这样贬低他呢？因为还可以找出许多相反的例子。比如说吧。他的旧社会的不务正业，吃喝玩乐，交际广到滥交的程度等等。那时不少所谓的军政要员直至特务头子经常跟他一起狎游，我估计他被捕就是受了这方面的牵连，其实并没有多大罪过。然而，社会关系复杂，在新社会可是一个要命的事。前面我说他始终没有扮演好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也可以换句话这样说：他本届于资产阶级，却没有资产阶级意识，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说的有的工人并没有无产阶级意识一样。他一辈子都由祖传的神经质的冲动、也即下意识所支配，茫茫然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哪里热闹往哪里凑。他活得又年轻，被捕时仅四十三岁，还没有像他父亲即我祖父一样，修炼到会给江青写信转呈毛主席的道行，终于两个阵营都抛弃了他，最后一事无成，瘐死狱中。

明白了自己家族的毛病，常引以为前车之鉴。惟一的办法好像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跟定了一种信仰，虽多次遭到来自同一阵营的批判而不悔，有移居海外的机会却偏偏赖着不走，说老实话，并非什么“思想好”，实在是怕再蹈覆辙。要么随着自己跟定的东西的发展而发展，要么随着它衰败而衰败，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总算死得有个名堂。

父亲四十三岁被捕，我四十三岁“平反”。同岁一进一出，是命运呢？抑或也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呢？

儿子刚满九岁，离四十三岁尚远，谁知道届时他会怎样。如果如庄子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话，我倒愿意他“相禅”我祖父即他曾祖而不是他的祖父。给儿子洗澡时常想起苏轼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公卿”不敢奢望，只求别再被捕送去劳改，其愿足矣。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贾平凹

我二十七岁有了女儿，多少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里，总盼望着孩子长大，她就是长不大，但突然间她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今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让我最温暖的也最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中，是我的淘气，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也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男孩，一直把她当男孩看，贾氏家族也一直把她当做希望之花。我是从困苦境域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发誓不让我的孩子像我过去那样的贫穷和坎坷，但要在“长安居大不易”，我要求她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宽容。二十多年里，我或许对她粗暴呵斥，或许对她无为而治，贾浅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当年我的父亲为我而欣慰过，今天，贾浅也让我有了做父亲的欣慰。因此，我祝福我的孩子，也感谢我的孩子。

女大当嫁，这几年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我和她的母亲对孩子越发感情复杂，一方面是她将要离开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祈祷着她能受到爱神的光顾，觅寻到她的意中人，获得她应该有的幸福。终于，在今天，她寻到了，也是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优秀的俊朗的贾少龙！我们两家大人都是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一个原籍在陕北，一个原籍在陕南，偏偏都姓贾，这就是神的旨意，是天定的良缘。两个孩子生活在富裕的年代，但他们没有染上浮华习气，成长于社会变型时期，他们依然纯真清明，他们是阳光的、进步的青年，他们的结合，以后的日子会快乐、灿烂！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今天，我万分感激着爱神的来临，它在天空星界，江河大地，也在这大厅里，我祈求着它永远地关照着两个孩子！我也万分感激着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婚礼的各行各业的亲戚朋友，在十几年、几十年的岁月中，你们曾经关注、支持、帮助过我的写作、身体和生活，你们是我最尊重和铭记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关照、爱护、提携两个孩子，我拜托大家，向大家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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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1）

——贾平凹

和女人在一起，最好不要提说她的孩子——一个家庭组合十年，爱情就老了，剩下的只是日子，日子里只是孩子，把­鸡­毛当令箭，不该激动的事激动，别人不夸自家夸。——全不顾你的厌烦和疲劳，没句号地要说下去。人的心是一辈一辈往下疼的，如摆砖溜儿，一块砖撞倒一块砖，不停地撞下去。我曾经问过许多人，你知道你娘的名字吗？回答是必然的。知道你­奶­的名字吗？一半人点头。知道你老­奶­­奶­的名字吗？几乎无人肯定。我就想，真可怜，人过四代，就不清楚根在何处，世上多少夫­妇­为续香火费了天大周折，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全然地拒绝生育，当然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但除过那些一定要生儿生女，一定要生儿不生女的人外，现代社会里的夫­妇­要孩子纯粹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有个乐趣，如饲猫饲狗，或许为了维系家庭。一个女人曾对我说，夫妻是衣服的两片襟，没有孩子就没有纽扣啊！

有了孩子，谁都希望孩子小时候乖，长大了有出息。结婚生育，原本是极自然的事，瓜熟蒂落，草大结籽，现在把生儿育女看得不得了了，照仪器呀，吃保胎药呀，听音乐看画报胎教呀，提前去医院，羊水未破就呼天喊地，结果十个有九个难产，八个有七个产后无­奶­。十三年前我在乡下，隔壁的女人有三个孩子，又有了第四个，是从田里回来坐在灶前烧火，觉得要生了，孩子生在灶前麦草里。待到婴儿啼哭，四邻的老太太赶去，孩子已收拾了在炕上，饭也煮熟，那女人说：“这有啥？生娃像大便一样的嘛！”孩子生多了，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三个也是养，不见得痴与呆，脑子里进了水，反倒难产的，做了剖腹产的孩子，­性­情古怪暴戾，人是胎生的，人出世就要走“人门”，不走“人门”，上帝是不管后果的。

我长久地生活在北方，最愤慨的是有相当多人为一个小小的官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位上了，又腐败无能，敷衍下级，巴结上司，没有起码的谋政道德。后来去南方了几趟，接触了许多官员，他们在位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结果也都­干­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他们说，不怕丢官的，丢了官我就去做生意，收入比现在还强哩！这是体制和社会环境所致。如今对儿女的教育何尝有点不像北方­干­部对待官职的态度呢？人口越来越多，传统的就业观念又十分严重，做父母的全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就闹出许多畸形的事来。有人以教孩子背唐诗为荣耀，家有客人，就呼出小儿，一首一首闭了眼睛往下背。但我从没见过小时能背十首唐诗的“神童”长大了有作为的人。有人省吃俭用地买钢琴呀买绘画的颜料笔纸呀，用金钱加拳头要培养个音乐家和画家，结果只能培养出一大批挣便宜钱的半通不通的“辅导”。社会是各­色­人等组成的，是什么神就归什么位，父母生育儿女，生下来养活了，施之于正常的教育就完成了责任，而硬要是河不让流，盛方缸里让成方，装圆盆中让成圆，没有不徒劳的，如果人人都是撒切尔夫人，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可怕！接触这样的大人们多了，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愈是这人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寄托儿女。这行为应该是自私和残酷，是转嫁灾难。试想，你自己都是那样，还苛刻地要求儿女，儿女会怎么看你？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设计儿女就一事无成，相反，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和之重的，教给了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有正规的学校传授知识和技能，更有社会的大学校传授人生的经验，每一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

如果是做小说，作家们懂得所谓的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活人，­性­格就是命运。曾经流行过一种测验法，即让你随口说出三个动物来，每个动物又以最少三个词来比喻，第一个动物的比喻词便是你的自我感觉，第二个动物的比喻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第三个动物的比喻词是原本的你。我测过百余人，发觉自我感觉不管如何变化，总超不出两类，一是良好，如龙，是飞腾的龙，威严的龙，美丽的龙，一是喋喋抱怨，如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牛，一生辛勤的牛，为人耕作的牛。可以说，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这如眼睛看不见眼睛一样。但认识自己，设计自己却是人至关重要的事！天才不是三百年才出现一个两个的，天才是每个人都存在的，关键是是否发现自己身上的天才。遗憾的是很多很多的人至死没有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天才，所以，伟大的人物总是少，众生才芸芸。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为我的独生女儿焦虑过，生气过，甚至责骂过，也曾想，我的孩子如果一生下来就有我当时的思维和见解多好啊！为什么我从一学起，好容易学些文化了，我却一天天老起来，我的孩子又是从一学起？！但当我慢慢产生了我的观点后，我不再以我的意志去塑造孩子，只要求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强调和引导她从小­干­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兴趣，譬如踢沙包，你就尽情地去踢，画图画，你就随心所欲地画。我反对要去做什么家，你首先做人，做普通的人。继承了我的秉­性­，孩子胆小，我的亲戚们让孩子在外要刚硬，谁敢打你你就打他。我说，社会毕竟不是整日打架的社会，学得那么刚硬还像个女孩子吗？小不忍到底要坏大谋的。

我对待儿女的观点，是会被相当多的人反对的，或许将永远落下不称职的父亲的声名。我虽然常常看着小学生、中学生不分昼夜地在书桌前用功，心中充满了悲哀——大人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却把恶果转嫁于孩子——但我也得让女儿去做作业，去复习，去拿回考试的高分。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不能忍受着一些女人向我讲述她为孩子设想的伟大而美丽的前景，她不停地在说，使用着连续的逗号，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句号了，我得赶紧就说：“哎呀，差点忘了，××要我回个电话的！”我得逃避，我终于学会了逃避。

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1）

——李长之

我从孩子们那里得的是太多了，可是我常对孩子不起。在孩子们的群里，我得着解放，我忘怀一切，可是我常不知不觉，露出多于他们的心眼儿，在玩上胜了他们，事后想想，这胜利都是可耻的，而且感到悲哀。

前几天吧，有几个孩子，是不相识的，登门来要画片。画片是我所爱的，来的是同好，我当然欢迎。可是界限也是有的，便是以我不太欢喜的画片为限，太大的牺牲，我是舍不得。我先把极其喜欢的画片藏着，谁知孩子们是不客气的，抽屉里的都翻出来了，我要禁止，不过因为我向来是不会摆尊严的面孔的，尤其对于我愿意亲近的孩子们，我也只能束手了，这是每每使我想到我那曾经在小学校教过一小时的书的经验，我看着那些像海里的珍珠样的一群眼，他们起始就嬉笑地望着我，我不能装模作样，我摆不出教师的架子，我就先笑了，他们也笑起来，于是我和他们哄然地下了堂。我说我不能教你们了，你们太顽皮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是和我过不去，倒是太好感了，许多孩子来拉我的手，我俯着身子应接不暇，他们还有跳在我肩头的，抱着我的脖颈的前边是些孩子挡着去路，后边是些孩子拥着，我于是陷在沉思里了，我觉得孩子是对的，我也没有错，可痛恨的却是现在教育制度，因为在沉思，而且在倾向他们，我便一句责难他们的话也没有了，就是在这种场合，我有所屈服，我更不能尊严。这回也是的，孩子们嬉笑着，把我的画片都把在手里了，这时我就对不起孩子了，我说画片上有故事，得我讲才行，先把画片哄到手，把自己心爱的就隔过去，倘如被他们的小手指画着，意在暴露我的破绽时，我就说一个“那张不好”以了之。不多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失败了，因为他们并不感到我那顺口瞎溜的故事的兴趣，他们对于画的好坏之感，也没听了我的指挥，我以为狗猫是他们喜欢的，在我又是想扔了的，我便大夸其好，以便他们要，好送给他们。可是他们很冷淡。也仿佛是多半引起了另外的野心，倒把目前的放过了似的，我在这里说狗猫，他们却说要看牛，翻着牛了，他们却说要看马，马我是有的，我不能示弱，必要向他们炫耀，我那张是法国达维（Dāvid）画的拿破仑骑着的一匹马，一向是爱着的，我—定要炫耀一下了，可又怕被孩子们要了去，终于炫耀的心强，战战兢兢地给他们看了，果然他们很喜欢，都跳了起来，我刚担心他们是要拿走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却向我提出更进步的要求了，他说画上一匹马的他不要，他要两匹的，接连着就有一个孩子要三匹的，于是四匹的，五匹的都来了，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死地要占有一张画，他们却是有理想的，只追求一种理想，他们实在是高尚多了，我在惭愧中，我说着：等我画吧，要多少匹，画多少匹，他们于是跳着，高兴地逞能地把匹数加起来，就跳着去了。

这回我在孩子们那里不是得的很多了么？我知道孩子们如何的爱美，又如何的纯洁，更如何的近于纯粹的审美的观照，在我自己，却是如何的狭小，如何的不及他们光明都证明出了。

我常对不起孩子们的，可是孩子们并不冷淡我。我每每感到在孩子们前头而惭愧的，孩子们却像依然对我加以原宥。孩子们依然是给了我许多许多知识和德­性­。正如歌德说，我们当以他们为师。

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们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过六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2）

孩子是聪明的，大眼睛，像她的母亲。她母亲有一般的母亲的习惯，爱记得孩子在各种才能上初初学得时的情况，而且爱和人说，我没想到这小鸠子会那末和我好感，因为我就不大能讲故事，连孩子的语言也很不熟悉，可是她是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的，而把孩子的语言和我说的。不但这，有次我看见她画的画，是画人，头都是圆头圆脑的，两个耳朵挂在头皮上，像茶壶盖的鼻子，腿照例是单线的，脚是和手没有分别。我看她是画的那末用心，我想起来了，不光她，一般的孩子，在会使用笔以后，没有不施展创作的才能的，人类对于艺术竟是这末根本而且普遍的呢？这发现，就是从小鸠子得来的。我那时继而想，孩子的像爱艺术样的好倾向，是一切孩子共同着的。在反面，孩子的坏习惯，却是决不一律，这个会偷钱，那个会撒谎，便决不是共同的，就可见人是善的，所谓坏不过是不好的环境中一些适应的方法而已，我从而知道，孩子、艺术、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宝贝了，这认识也是小鸠子给我的。

从孩子们那里，我们才减少了对人类的失望，我们才更坚决了社会新建设的急需与志愿。

孩子们那里有光明。孩子们那里有温暖的爱。又一回，是我坐着听音乐，我正和朋友搭讪着讲话呢，忽然有两只拖着我衣襟的小手，在笑声里是“找着你了！找着你了！”的喊着，我一回头，却是小鸠子，圆圆的脸上，那末出之衷肠的高兴。

最近，我却真的对她不起了，那是晚上，在路上碰见她父母和她三人了，请他们在屋里坐了坐以后，送他们回去。我抱着她，我先和她说说这，说说那。我慢慢一种顽皮的孩子的野­性­恢复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见你哭？为什么没见你闹？”她说：“我不哭，我不闹。”在嬉笑里持着正经的作答。我向来是反抗的，我是诅咒于孩子被了成|人的教训的，成|人是教育，不过是想把孩子弄驯，驯得像自己一样枯燥，奴­性­才罢休。所以我一有机会，便想煽动孩子，使他们也偏不驯一下，和成|人示示威。当时我就说：“不好。好孩子没有不哭不闹的。你的同学，也不哭不闹吗？”“也不，”她笑了。“不好！”我说。“怎末没有哭的，闹的？没有一个好孩子么？”还是我说。“有，”她说：“金国良闹来，挨打，哭来。”“好，好，那是好孩子！”我们都笑了。在她听了我的论调后，还有种新奇的表情，大概会感着清新而又惬意的吧，我可以看出来。我们转换了论点。她说她要把我拖到她家里去，我说我抱着她不撒手，一会儿就再可以抱回来，并不让她回去了。她听见了，可真急得要挣下来，我没放她。我说：“我不能去的。你爸爸你妈妈都不让。你不信，一到门口，你爸爸就说请回，把我请回来了。”她又新奇的表情笑着了。我说：“你听，你爸爸要说请回了。”我放下她，她还拼命的拖着我，组缃果然说着“请回”，我说着“再见”，就打算回来了，小鸠子不让了，组缃要来抱她，上去就打起爸爸来了，也哭也闹，好容易她妈妈才抱着去了。组缃说着：“Irrational！Irrational！”我轻轻地说着：“正是rational！正是rational！再见！”回来的路上，还听见哭声和闹声。

我正感激那纯真的可敬爱的珍贵的泪之余，我觉得我只惹起反抗的情绪，并没有进一步的积极的长远的办法，不免落了幼稚的革命家的窠臼。但孩子却还是我们的导师，究竟当如何谋他们的解放和福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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