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呈现出紧张不安和动荡的态势，而且日甚一日。

1952年5月初，中央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5月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份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的综合报告，给毛泽东和党中央。

毛泽东把报告转发到中南、西北、华北各局，并请叶剑英等人转华南分局、广东省委领导。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上面开始收缩，而下面继续杀人。

毛泽东在这里批了一句：“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

在谈到杀人批准权的问题时，毛泽东批示：“必须无一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

毛泽东还在5月份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指示：“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Ｇao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全国的镇反旋风，在经过一轮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后，开始转入较为理智的收缩期。

叶剑英在5月份的镇反会议上告诫与会者：

“镇反上有几条必须注意：一、掌握运动规律，就像撒网一样：⑴抓紧网纲；⑵坚决展开；⑶适时收缩。我们也是：依靠群众（反神秘，大张旗鼓），展开捕杀，适时收缩。没有开就没有收，有些地方已达到千分之一，该收了；个别达到的，细致进行，没有开的，当然不会收。二、掌握工作方法，正如毛主席说的：严格审查名单，大张旗鼓宣传。”

广州地区的镇反运动，在1951年底告一段落，但各地结合土改进行的“镇反”运动，仍然方兴未艾。

1953年，全省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行动，将一批逃亡的反革命分子绳之于法。

据有关材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中，广东省共逮捕了十几万人，处决了几万人。

可以说，镇反是特殊条件下的铁腕手段。

广东“镇反”有经验，也有教训，在建国初期，它起到了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

在政权受到敌对力量威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来会显示出“强悍而又铁腕”的一面，软弱无能只会让红­色­江山分崩离析，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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