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重新准备启程回家的时候，弟弟却来北京了，他在中关村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他是学计算机的。虽然，不是父母心中的“国家单位”，但，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了，所以，原来的分歧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这多少使我得到了一种解脱——因为，在弟弟工作问题上，我知道自己真要在父母和弟弟之间做评判是不可能的，哪一方都有道理，可哪一方正确却是目前无法判断的。

我在电话里告诉妈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让她和爸放心；另外，我暂时就不回去，所以，我就把给他们二老买电视的两万元通过邮局汇过去，让妈记得查收。妈听了，直说不用，说家里的电视还能看，叫我自己存着，今后好办大事。我说还早呢，妈说什么还早，眼看就快三十的人了。我怕她又唠叨这些，连忙应着。反正，钱已经在路上了，顺利的话，两天之内就能到妈的手里。

第二天，趁妈上街买菜去的时候，爸却来电话对我说：“他有本事到北京闯，就让他自己去，你可不要帮他，他要怪你，就说是我说的！”我知道爸是在生弟弟的气，就劝道：“哪能那样……”“你别管，他二十好几的人，既然做了选择，就得自己去面对，自己的路自己走。你自己的事还没搞顺，别瞎­操­他的心，记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弄得我没有说话的机会。

我知道爸说是说，心里哪能不牵挂弟弟的。弟弟来了北京，也没和我见面，只是电话里告诉我他在中关村上班了，也没多说别的。所以，我放下电话，就乘公交去了他告诉我的那个公司想看看他怎么样。没想到，他不在，他们公司的接待员告诉我：他是客服部的，一早就被派去客户那里检修电脑了，刚给公司来电话说，问题不小，得下午才回得来。既然这样，我只得请接待员帮我给他留个话，希望他有空去我那儿。临走的时候，我又问了一句：“不知他晚上住哪儿？”对方说：“他们男同事都一起合租了地下室，就在街背后的宿舍院子里。”“哦！”我谢过对方，一路往回走，心里想着：“等他来了，就让他搬我那儿住。弟弟出生在七十年代，是我们家三个小孩里吃苦最少的一个，这一下子，他能吃得下这种苦吗？”

一回家，我就动手把空着的那间房打扫出来，重新铺好被褥，挂上窗帘。下午，又去超市把洗漱用品包括拖鞋都一起买好，拿回家，逐一放好。就等弟弟来入住了。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他的人影。我打电话去他公司找他，他说自己过得挺好，住的地方离公司近，很方便，就不来住了，说有空再去看我。最后，一句“我正忙呢，就不多说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在整个通话中，他没有叫我一声“哥”，我想弟弟对我这样的冷淡，可能是我没有及时回去的原因，他可能认为我是站在爸妈的立场上的，所以，要与我保持这样的距离。

看着，已经准备好的房间，我感到很无奈。

到北京转眼三个多月，孙卫东从上次来过后，除让他的司机送移动电话给我之外，又打了好几次电话，还让孙洁来当“说客”，我想想，不能再蹉跎岁月，所以，就告诉卫东说：“如果不搞广告，搞别的，你有兴趣吗？”

他略沉默了一下，说：“你想搞什么？”

“做文化方面的，现在，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于­精­神层面的要求也会增加，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有前途的。”

“只要有‘钱途’，就行！”说完，他嘻嘻地笑了。

我隐约听到他那头有女子的说笑声，声音又不像是孙洁的，而且，我知道孙洁已经回海口去了。于是，我说：“那等明天，我们见了面再详谈吧！”

“行。明天上午十一点，梅地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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