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桦和兰芝由于要换乘晚上20点17分的2080次列车到贵阳，只好在昆明火车站附近的街道瞎逛几个小时打发时间，然后才登上列车，继续她们的旅程。

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过了一宿之后，列车于早晨七点多钟进入了贵阳站。站台上有不少接站的人。兰芝的头颅探出窗口，她朝着站台上的人群中一位头顶上盘着蓄发、身穿灰­色­职业套装的中年女士招手喊：“妈！妈！”

妈？陈思桦有些惊诧。一路上，兰芝并没有谈及她的家人，更没有透露出一顶点有人要来接站的信息。呵，这兰芝的嘴也真够紧密的。陈思桦心里这样想。

由于人多混杂，列车也还没有停稳，兰芝母亲听声后在第一时间里眼睛寻不对地方，错过了那个窗口。

车缓缓地停稳后，兰芝母亲便小跑了数十步，跟上第十一号车厢的位置。兰芝下了车，冲着迎上来的母亲叫一声“妈！”，就上前与母亲拥抱。

她母亲微笑地抚摸着她的头：“兰芝，你总算来了。”

“嗯。”兰芝指着陈思桦说：“妈，跟您介绍一下，她叫陈思桦，是和我同一个自愿者小组的同事。”

“欢迎你！”兰芝母亲伸出手来和陈思桦握手：“上星期接到电涵，看到了你的名字，没想到你是这么的漂亮！”

陈思桦微笑着说：“阿姨，你也很漂亮啊！”

“唔——老了。”兰芝母亲微笑着摆了一下手说。

“思桦，你知道吗，我妈年青的时候是有名的校花。”

“现在，风韵也还在啊！”

兰芝母亲笑出声来说：“好了，就别夸我这个老太婆了，饿了吧，我们先去吃早餐。”走了几步，突然问：“咦，不是还有一位同志吗？”

“哦，是的，他家里临时出状况，暂时来不了了。”陈思桦应道。

出了车站，兰芝母亲领着她们向停车场里的一辆车身上贴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标志的越野车走去。

开越野车的是一位男青年，看到她们一行人过来，就开车门出来迎接。经过一番简短的介绍和握手后，男青年便接过她们的行囊放进车的后盖中。这位名叫刘源的年青人，话不多，从介绍到握手，他对陈思桦和兰芝除了说“你好！”这个词，就没再说什么，只是那双眼睛有点不安份地在陈思桦的脸上定格了几秒种。

陈思桦看着车身上的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标志，心想，兰芝母亲很可能肩负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某个实施项目的工作。

车将她们拉到附近一酒家门前停了下来。也许早了一些，顾客稀稀拉拉的很少。在吃早点的餐桌上，经刘源介绍，陈思桦才知道，原来兰芝的母亲，是她们这个自愿者行动小组的直接上司，叫着范帼樱。她是一名基督徒，九三学社社员，早年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现在是中国某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皮防研究室主任，世界卫生组织麻疯病专家委员会成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成员，同时还肩负着这次世界宗教协会关于中国群居麻风人口“支教帮困”计划的项目实施负责人。

其实，范帼樱前天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本来想昨天就赶赴梅岭村的，但考虑到陈思桦和兰芝这两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的，社会上的事情又很复杂，不太放心，于是就在贵阳多呆了两天，等等她们。刘源是她的助手，是专门来贵阳接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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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越野车上，经过十四个小时的旅途颠波，陈思桦一行人总算到达梅岭村了。梅岭村是西南地区尚未消除麻疯病的村庄之一。其实，目前国外对于麻疯病患者已经不实行隔离治疗了，但是对于在老百姓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歧视麻疯病的思想观念的中国来说，麻疯村这种隔离方式的存在却有着它合理的地方。

天很黑了，伸手不见五指。下了车的刘源，打着手电筒照路。在昏暗的光线下，陈思桦和兰芝跟着范帼樱走进了一幢茅草屋里。这是一间厨房，当然也是饭厅。房间里点着一盏汽灯，两个面目异样的­妇­女在炉灶处忙乎着。看见范帼樱一行进来，便高兴地端来凉水，招呼她们洗脸。接着摆开餐桌，端上冒着热气的菜肴。这时，刚放下行李的陈思桦发现其中的一位­妇­女端着炒锅的手“哧”地在冒烟，还闻到了一股焦灼味。原来她的手被烧红的铁锅耳灼伤了。 陈思桦快步走上去说：“大婶，锅灼手了，快放下！”那位大婶就地放下炒锅后，看了看手，那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已被烧灼得血­肉­模糊了。陈思桦抓着她那麻木的手，心疼地说：“大婶，你没感觉到那锅耳烧得正热着吗？”

“没感觉到啊！”那大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