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院子里的学生都蹲在灰墙根下背书，准备最后一次大考。红火在屋外水槽边用搓板搓衣服。他们早想买个洗衣机了，可平房上下水都成问题，买了洗衣机还不等于废铁一堆？红火有时把大件的单子带回母亲家去洗，母亲虽然没说什么，但红火总觉得要看别人脸­色­。母亲那张拉得长长的脸好像是在说：“瞧你当初不听我的，嫁错人了吧？”

要什么没什么，红火在母亲面前自然就矮了三分。调动的事红火跟母亲透露过一点消息，母亲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问：“这件事你有把握吗？”眼睛带钩似地一下一下剜着红火的心，她像是早已把这个女儿看透了，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她嘴角眉梢都挂着不屑，红火想起许多年前自己办出国被美国大使馆几次拒签，母亲见到她时都是这副表。

“别人家的女儿都能办出去，我就不相信我的女儿办不成。”

她不知跟谁赌气似地一个人在屋里自自语。每当这种时刻红火就恨不得能Сhā上一双翅膀飞到那个陌生而又叫人嫉妒的国度里去。到后来“出国”已变成了她人生的最高目标，大有背水一战的拼死决心，她四面出击，东拚西杀，白白耗去了数不清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到最后还是败下阵来。“这就是命。”她仰天长叹，终于死了这条心。

水管里的水一节一节像扭麻花似地往外流，细细的水柱里泛着无数虚幻的泡沫，红火想什么事看透了还不都是那么回事，在哪儿活着不是活着？她在搓那件格子带皱褶束腰短夹克的时候，忽然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已经泡软的纸来，红火展开来一看，那是方浦西的字迹，纸的背面写满歪七扭八的电话号码。这是当时红火逼他立下的“字据”，红火记得他当时一手在纸上写一手伸进她衣服里做着他爱做的游戏。

她给他打过无数次电话，呼他，再也没有了回音。

使用寻呼机找人是要有点耐心的，因为对方并不一定马上就回电话。呼了人，心便悠悠地悬着，仿佛心的一部分被人掏走了似的，什么事也­干­不下去。等久了，见电话机静得可疑，心便火烧火燎地不能控制自己，真恨不得拿起那电话来没头没脑地把谁骂一顿才好。有时上午呼的电话，那电话到了下午才回过来，这就好比上半辈子谈的恋爱，到了下半辈子才结婚，中间隔了许多年，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红火终于等来了最后的消息：方浦西失踪了。

红火并没有吃惊，仿佛在读一篇早已料到故事结局的小说，现在只不过是看到它一页一页真的在眼前展开来，真的展开来反而显得不真实了。红火站在西长安街边上那座挺拔的宝蓝­色­玻璃大厦旁边，看到人群在斑马线上像棋子一样快速移动着，从马路北边到马路南边，亦或从马路南边到马路北边，他们在烈日下的表都是一样的“方浦西他们全家人都迁到深圳去了。”

新的房主是个老太太，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红火，红火也用眼睛直钩钩地盯着她，仿佛这一系列骗局都是她一手导演的似的，两个人相互对峙着盯了老半天，目光里几乎迸出火来。

“那么——再见。”

红火吐出“再见”两个字时，仿佛从牙缝里挤出了血，烧得她眼圈都红了。她听到房门在她身后重重地毫无同心地砰地一声关上，她眼前一阵黑，心里面仿佛也有那么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永远不再打开。她重新回到大街上去看那些人形棋子——那些面无表的麻木而忙碌的人们。

“我现在明白了靠别人是靠不住的，”红火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对春花秋月说，“要靠就得靠我们女人自己。”

电话那头春花秋月刚刚洗了头，她一边用毛巾擦着一缕缕湿碎的卷一边用下巴夹着电话，汤勇正要午睡，把一只手搭在她白而柔软的大腿上。春花秋月把那只手移开继续讲电话，汤勇不依不饶地继续研究她的身体，索­性­把她身上裹着的粉红浴衣也剥开来了。春花秋月一边享受着男人的好处一边同红火大谈“女权主义”，汤勇已把她弄得有些受不了了。汤勇是那种­性­急的男人，想什么时候来就得什么时候来，春花秋月能一边拿着电话同女友聊天一边让男人弄她，什么也不耽误。她还能一手写骂一个女明星的文章，另一只手就在写捧她的，她写的那只叫“总统”的狗，现在已经出了大名了，很多追星族写信打电话给影视歌三栖女明星白四朵，说想看看那条漂亮的狗，或者要张签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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