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上这儿来工作了。”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难听的声调问，我觉得她喉咙里好象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午饭糟得很，只有一种用发苦的奶渣做馅的烤饼和奶汤。
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眫眼，一 会儿眫这只眼，一会儿眫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她那生命的火花已经极其微弱，即将熄灭，她只模糊地意识到：她是地主太太，以前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闪现，她就对儿子说：“让，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吃力地喘气，带着女主人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您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陀尔席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火车站的站长。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上去，那就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过得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
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就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一个房间，铺着镶木地板，大概是个客厅，里面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配有大的红木镜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蕾。花园的小径两旁长着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在往上伸展，互相纠缠在一起。这儿草木茂密，好象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在这些树木后面却已经开辟出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而只有微风吹拂。离正房越远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多枝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枝干上有许多枯斑，模样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一个傻头傻脑的庄稼汉住在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越往前走，花园里的树木就越稀疏，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着斜坡通到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深水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发出一片嘈杂的闹声，蛤蟆发狂似地阁阁叫。水面平滑如镜，偶尔出现涟漪，那是河里的睡莲被快活的鱼惊扰，在摇来晃去。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安静的、蓝色的河水吸引着人们，给人凉爽和安宁的感觉。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都属于工程师了！
于是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那些文理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请领单、申请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什么事也不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孩子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里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搭伙。我们很少吃肉，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眫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得不自在。
在这厢房里，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干，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就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前总要照一照镜子，嚷一声：“伊凡·切普拉科夫，你好！”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煞白，老是搓着手笑，那笑声象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田野上奔跑起来。他吃苍蝇，说味道有点酸。
..
《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四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走，你姐姐来了。”
我走出去。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跟她一起来的有安纽达·布拉果沃，还有一位穿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个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行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果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多新鲜的空气！圣母啊，多新鲜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象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神也象个可爱的大学生，是那么活泼，朴实，坦率。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不结实，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但是相当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团队里任职，现在休假，回 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
他已经成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起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我们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取来钥匙，开了玻璃门上的锁，我们大家就走进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发出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急着要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好象她难以相信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
她甚至变得有点好看了，她的侧面不漂亮，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显出一种神情，好象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带着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可爱，甚至美丽。我们俩，她和我，都长得象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有耐力，可是她那苍白的脸色却是病态的。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的眼睛里看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此刻，她的快活却带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好象在我们的童年时代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苏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果沃始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思忖。“奇怪的姑娘！”
圣彼得节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地位又不确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老是在这庄园里溜达，只等自己哪一天会下决心离开此地。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陀尔席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衣服上蒙着灰色的尘土。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刚才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然后从车站步行来到我们这里。他在等候从城里派来的马车，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的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几封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到电报机那儿去打回电。
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报表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毫不费力地尽快fairelacarrière①。哼，我才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象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东西。总之，他对待小职员很苛刻，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时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 古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凡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安德烈·伊凡内奇，为什么你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 ，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上干活，第二 ，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要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说到这儿，油漆匠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赛尔·阿历克塞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依我看来，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放债拿利钱，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蛋。这种人不会有正气。”
脸孔瘦削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
「注释」
①法语：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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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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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算计。他揽下的活儿总是多得干不完，临到结帐就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此差不多老是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工匠，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七十个戈比到一个卢布的工钱。遇到炎热、干燥的天气，我们就干各种户外的活儿，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得烫，仿佛在烧热的铁板上走路似的，要是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感到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作非干不可、无法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象拉大车的马那样干活，往往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个词儿。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干的活儿是非干不可、不能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疑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象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得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了！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性油和漆来油漆，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象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着气，说：“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象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教堂的拱顶和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在对谁说话，他那样儿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一面想心事，一面说起话来，仿佛回答自己的思想似的：“什么事都会发生！任什么事都会发生！”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伙计、学徒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在我后面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简直叫人觉得可怕。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无情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老百姓，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无意间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们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果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用发颤的声音又急躁又严厉地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而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您觉得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见面！”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她是个善良的，然而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棕黄|色，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伸开五指的手掌举到帽沿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板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应答道，她非常疼爱她的养子，“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人世间的苦难中，我要养活您，等您死了，我出钱给您办丧事。我说到做到。”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伙伴们闹翻过。诟骂、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叫你害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彼此之间仍旧处得很友好。那些伙计们猜想我是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去忏悔了。他们为这种浪荡的生活辩白说，油漆工在人们当中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使他们喜欢我。只有两件事情叫他们不痛快，不满意，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性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性油和油漆在油漆工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他们简直不认为是偷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性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得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微不足道的顾主道喜，各人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感到又气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隆涅斯①。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附和说。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抱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单，带着焦虑的口吻，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的时候不知怎的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跌了一交，时而又说他锁上门，坐在自己房间里，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到我家门口，瞧着漆黑的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的，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每逢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这真可怕，米赛尔！我用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凭良心行事，那叫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凭良心行事，可是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注释」
①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汉姆雷特》中一个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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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六
《小说天堂
六
有一个星期天，医师布拉果沃出人意外地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统漆皮靴。
“我来看看您！”他开口说，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如同常言所说，敞开胸怀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天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老兄，请允许我跟您聊聊吧！”
我自己也感到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谈谈。我见了他打心里高兴。
“首先，”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蠢猪。可是上回野餐，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心灵，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热诚地接着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坚定不渝地保持自己崇高的信念，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如果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别的事业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宽广，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大的收获？”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涉及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为了使强者不奴役弱者，为了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经常不断地吸取多数人身上的脂膏，那就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没有比体力劳动，作为普遍的、人人必尽的义务，更好的消灭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 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不过，要是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物、思想家、大学者在内，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化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你不认为那就可能给进步造成严重的危害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害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么您另外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果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对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而言，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而您却光谈论一 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象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梯子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说真的，单单为了这架美妙的梯子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调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庸俗的、单调乏味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厌烦？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去它们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它们也还是会死去，会烂掉的。应该想到那个未知的伟大前景，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果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会由人类自然而然地逐步解决的。”
我们就开始谈渐进过程。我说，关于行善还是作恶的问题，那是由每个人自己解决，而并不是等到人类通过逐渐发展的道路解决的。此外，讲到渐进，也利弊相兼。随着人道思想的逐渐发展，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发展。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受冻，没人保护。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共处，那是因为奴役的艺术也变得逐渐巧妙起来。
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抽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使奴役具有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一个别的场合为奴役找出借口。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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