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狭隘的民族大义来讲，那知识分子就应该动员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抵抗异族的统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说，大明王朝灭亡了，这并不可怕，这还属于"亡国"的范畴；但是，这个大明王朝是汉族人的政权，汉族人的政权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异族政权，这就可怕了，因为这已经属于"亡天下"了。在汉族人的政权灭亡这种"亡天下"的情况下，那毫无疑问，我们就得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

但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有很多问题的：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口号的号召下，必然会掀起大规模的反征服运动。而这种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的持续，必然给广大无辜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更有甚者，黎民百姓的心目中没有那么多的"亡国"与"亡天下"之争，他们心目中只有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只要你的政府实行的措施对我有利，我就支持；与此相反的是，只要你的政府实行的措施对我不利，我就反对。

这个时候，包括张秉彝在内的绝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就应该继续深入地想一些问题了：明朝末年，女真民族的后金政权崛起于中国东北，形成了对大明王朝的巨大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巨大的挑战，大明王朝政府被迫加强东北边疆的防御。怎么加强东北边疆的防御呢？调动更多的军队呗。而调动更多的军队必然需要更多的开支。这开支如何解决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明王朝政府新开设了一种税收："辽饷"。

巨大数额的"辽饷"可是平均摊派给每个国人的，这给广大的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税收负担。在征调"辽饷"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官员层层加压，这就使得"辽饷"的征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无底洞--百姓实际上缴的数额比上级平均摊派给每个人的数额要多很多很多倍。再加上没完没了的天灾，这明朝的百姓真是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没有办法的黎民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造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官逼民反"和"逼上梁山"了。明末农民战争就在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爆发了。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投入到了这种波澜壮阔的企图推翻大明王朝政府的行动中去了。

这个时候，两面作战的大明王朝政府需要更多的军队来应对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更多的军队就需要更多的开支。困境中的大明王朝政府选择了向没有造反的黎民百姓征收更多税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开支。于是，数额远比"辽饷"更多得多的"剿饷"和"练饷"被强行派给了那些对大明王朝政府还抱有一丝希望的、还没有造反的黎民百姓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黎民百姓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么？只能是加入到日益扩大的明末农民战争的洪流中去了。于是乎，大明王朝政府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为平定东北的后金政权而征税引起了百姓造反；百姓造反之后的大明王朝政府要征收更多的税；而更多的税的征收引起了更多人的反抗。于是循环往复而没有止境。

其结果，必然是大明王朝政府这个汉族人的政权的灭亡。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北的后金政权此时已经改名为大清王朝，他们在大明王朝政府与企图推翻大明王朝政府的大顺政权、大西政权的鹬蚌相争中坐收渔翁之利。他们迅速入关，所到之处一律宣称"废三饷"。"废三饷"的结果必然引起广大黎民百姓的好感，他们可没有想这个政权是不是汉族人建立的，于是乎迅速选择了对这个新政权的支持。于是乎大清王朝一路高歌猛进，迅速建立起了对于全国的统治。

而与此同时，众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新的课题：为什么"天下"亡了？这个异族政权到底凭借着什么赢得了广大汉族的黎民百姓的心呢？在这种状况下，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将作何选择呢？

张英崛起之谜（2）

于是乎，有的人选择了终生不仕--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张秉文的三个儿子克倬、克仔、克佑；于是乎，有的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归顺大清王朝--诸如张秉文的弟弟张秉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这坚持抵抗、终生不仕和归顺大清三方谁是谁非。各有各的道理，不可一概而论。

张秉彝选择了归顺大清王朝。而归顺大清王朝者，也有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被迫归顺，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那种--诸如后来再度背叛的"三藩"；而另外一类则是真心归顺，属于铁杆保卫新生政权的那种--诸如张秉彝。

尽管新生的政权一时半会儿还不适应这中原地区的种种情况，没有关系，只要是心到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与张秉彝一样想法的很多知识分子也在为大清王朝在中原的正常运转而不断努力着。

有努力就会有收获。这不，张秉彝的儿子张英考上了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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