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年之后，科技股受重挫危机新经济。
9．2001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债务危机。
在过去25年中发生的这些危机可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请你想象一下发生在日本——尽管它仍然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股市危机：从1989年12月到2003年4月，日经指数从38806点一路狂跌到7607点。这相当于日本经历了一次连续14年之久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也陷入低迷，房价大幅下跌。从1990年到2004年的14年时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20%以上。虽然日本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却未能帮助该国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目前，日本的国债总额已经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0%了。与之相比，德国的国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60%）还算是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这仅是德国今天国债总额的60%。2000年之后，全球投资者为这次经济泡沫破裂买单的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会出现危机？（3）
不过，上述这些危机要么持续时间较短，比如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1994～1995年间的墨西哥危机；要么仅限于某一个地区，比如1990年发生在日本的危机。从整体上看，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受到这些危机的持续阻碍，全球经济繁荣一直保持到今天。但是，这样的繁荣是通过不谨慎的投资而得以实现并且以工业国家越来越高的债务为代价的。
这种情况不会再持续下去了。下一轮泡沫已经形成：从2003年以来，全球原材料及石油市场的价格正从一个高点迈向另一个高点。房地产在美洲和欧洲一些市场上的繁荣已经将其价格提高到一个可以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京房价相比的水平。
我认为，“经济崩溃”是世界经济的重大事故，而不是像通货膨胀、原材料紧缺和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生产增长率下降这些“小灾小病”。如果个别的经济泡沫开始萎缩，而同时全球经济仍然在向前继续发展，这就不叫“经济崩溃”。在真正的“经济崩溃”到来时，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或者是许多泡沫同时破裂。接下来发生的财产缩水——即使它在开始阶段仅发生在纸面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会使经济行为的参与者开始限制自己的消费或者投资计划，而这反过来又将影响经济需求。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全球经济会逐渐萎缩，从而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对严重危机的定义为：至少涉及两个大的经济体以及多个层级的经济产品和实体经济的事故。如果从这个定义出发，那么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衰退，1997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前者只涉及一个国家，而后者也只影响了一个经济区域）以及科技泡沫的破裂（它只涉及一个财产层次，即股票）就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大事故了，尽管它们给受波及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另外，崩溃发生都非常突然，尽管时候人们能够辨别出大部分的前兆。可恰恰是那些从理智出发的经济学家们在对待危机方面会遇到困难。在1929年秋全球经济大危机爆发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菲舍尔（Irving Fischer）曾有过如下的判断：“股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持久稳定的高水平。”而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劳伦斯（Joseph Lawrence）教授也对此表示支持：“数以百万的民众对于股市的共识及判断是，股票价值目前并没有被高估。”那些拥有渊博知识且认为自己能够对大众的判断做出质疑的人们到哪里去了呢？仅仅一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人类近代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我的分析基础来源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由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以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创立并发展起来。李斯特——德国民主爱国人士，后来加入美国国籍——认为，经济发展总是需要一个国内基础，即一个有效的国民经济作为支撑。马克思、凯恩斯和加尔布雷思则指出：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总是比工资和收入增长得快，那么出现投机和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加尔布雷思和金德尔伯格一直致力于对投机泡沫的研究。最后，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还指出，当世界经济的中心发生转移后容易发生经济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危机？（4）
今天，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加强了对可能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的研究。早在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就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而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也写过一篇对科技泡沫的分析，题目为《非理性的热情》（Irrationaler berschwang）。
可以看到，尽管数量并不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学者正在研究经济大危机的问题，而且他们都来自世界科研水平领先的大学。今天，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发迹于美国。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因为美国原本是宣扬自由解放思想的现代新古典资本主义学说的中心。而德国——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曾经有过良好的传统——在这方面的研究与美国就不能相比了。德国的批判理论首先是来源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可是恕我直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经济学都一无所知。
当前世界经济繁荣已经持续了将近25年的时间了。在这25年间，稳定的经济繁荣和货币以及下降的利息使大多数积极参与经济生活的人们已经忘记还有其他时代的存在。但是，危机往往都是在人们情绪高涨和一片乐观时发生的。如果人们开始相信经济周期已经被战胜（或者是疟疾，又或是瘟疫），那么迟早，他们会得到现实给他们上的一课。
经济和股市在未来的发展情况往往只能从过去的两到三年的行情来判断。而大多数人一般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认为，两者在以后的时间里也会像过去几年那样发展。
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后就有这种行为产生。2001年和2002年，个体投资户大量购入“便宜”的股票，结果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股票一跌再跌。结果到了2003年和2004年，许多投资者开始放弃并出售了他们手中的股票。可是不久之后法兰克福DAX指数①就出现逆转并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利润。直到2005年下半年，投资者才重新又回到股票市场上去。
在经济衰退期间，即使是那些具有偿还能力的贷款者或是优秀的项目也找不到合适的贷款人，因为人们总的情绪是偏向消极甚至是绝望的。相比之下，在经济景气时期，有些并没有支付能力的贷款者也得到了贷款，因为那时人们都情绪高涨并对形势抱着乐观的态度。到了最后，也就是经济繁荣过渡到一个狂热的阶段时，人们就开始相信，经济周期已经被克服了。这种想法驱使人们用他们根本不拥有的钱去进行投资活动。他们投资的企业和有价证券只有在经济繁荣无限延续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他们为之效力的公司有可能就会经历一次小的危机。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资本的错误分配”。这种错误分配持续的时间越长，事后的清理工作量就会越大。那些只能够在经济条件完美的世界中生存的投资活动，就业岗位和企业必须要消失，目的是为新的、更健康的经济增长创造空间。
为什么会出现危机？（5）
我们现在恰恰是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而且这样的情况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的。西方国家的债台高筑，经济结构愈发不健康，整体经济发展迟缓。在2000年，美国股市专家罗伯特?普莱切特（Robert Prechter）将1942～1966年间美国经济繁荣的数据与1975～1999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这些数据在今天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非常明显的是，1975～1999年，美国经济长时间的繁荣导致了债务急速的上升，而此阶段的债务总额又要远远高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末尾阶段的债务总额。
实际上，美国和全球经济在1999年的发展非常不健康以至于普莱切特预测危机马上就会爆发。只是一个大家都没有预见到的发展又一次挽救了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三章节中谈到。尽管如此，上面提到的美国经济发展各项数据在这之后仍然又不断恶化。2004年底，美国债务总额为其经济总量的437%，而个体居民户的储蓄率甚至接近了0%。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国家很多工业生产部门整体瓦解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全球股市经历大幅波动，如法兰克福DAX指数在5年的时间里就像过山车一样先从8000点跌落到2200点，然后又回升至6000点。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不健康的表现。从1981/1982年以来，我们“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多次危机，这首先说明一点：金融市场会变得越来越神经质，而“心理学”所扮演的角色的份量会越来越重。如果市场的气氛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基础就不可能是健康的。
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应保持稳定并得到重视，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贷款变得更加简单容易。原因是什么呢？信贷是一种昂贵的商品。当人们进行贷款时，也相应地承担了经济风险。未来总是难以预测的。无论是贷款人还是债权人都应该适当地发挥“怀疑”的作用，我们把这种怀疑称作“商人般的谨慎”。否则，就可能出现许多“恶性”贷款，在发生危机时就无法解决。
20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一种长时间的通货紧缩状态，就像1870～1914年间一样。大部分的商品变得越来越便宜。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达到的效率及广度是马克思和列宁（或者是亚当?斯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今天，西方国家的消费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亚洲生产的，残酷的全球竞争对商品价格产生了压力。
同样，工业生产的全球化也没有停止脚步。在今天，路透社有许多新闻都是在印度“制作生产”的：印度呼叫中心代理处在英国为病人们提供服务，汉莎航空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做账事务都是在印度班加罗尔完成的。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在全球竞争中还存在许多因素。合格的劳动力素质对商品价格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也减少了西方工业国家的购买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中这些通货紧缩的力量还都被债务的猛增所制约着。到了一定时候，它也会失去作用。金融市场的心理学会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且是持久性的：不久前，人们还在放贷，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留那些仅存的财产；以前，一笔贷款可以对其他的进行补充并且因此造成一个巨大的信贷泡沫，而现在，信贷不会再被延长了，这又会在其他地方造成货币的短缺并使信贷总量减少得越来越少。
除了国际金融体系当中那些特别不健康的发展之外，西方工业国家还必须面临其他许多具有威胁性的实用经济发展趋势。一方面，与通货紧缩时的趋势不同，原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在未来几年里，虽然有可能发生波动，但是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因为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尤其是中国，都在争取他们在世界资源中的份额。老牌工业国家将要和持续下跌的工业产品和劳务价格、下降的购买力以及同时上涨的原材料价格进行斗争。
这还不是全部，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现在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问题。这不仅给社会福利保障系统带来了负担，同时还在根本层面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进入退休阶段的人们都会防范风险，而这会明显地阻碍经济的发展。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它的例子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将会面临怎样的问题——15年来，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经济衰退之中。
在过去几十年中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最终会在经济不景气中结束——在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经济活动规模减小，股市暴跌，失业率快速上升，人们的信任感倍减；另外，信贷情况也不理想，只有信用最佳的企业和个人才能够得到贷款；企业和雇主们都为生存而拼搏，对未来的预期也非常悲观；出于对劳动岗位流失的担忧，企业支出将减少，同时，也将不再进行投资。最后，经济衰退，并且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影响。
即便不会更加严重，这些的危机也很有可能与1929年的那次程度相当。另外，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也同样也将会从美国开始。如果美国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欧洲、日本和中国也对此无能为力。相反，就像1929年那样，他们都会被“传染”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现代”政府能够控制经济。那些依赖于选民意志和情绪的政治家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的到来而束手无策。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愚蠢的行动是不是会使危机加重（这恐怕很有可能发生），或者他们是否认清了事实，至少不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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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化和进步的神话（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被今天的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新时代开始了。战后初期，全球化发展还比较缓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全球贸易增长明显快于世界生产总值，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同时，信息技术、金融市场以及物流领域的发展加强了全球生产和经济流程的相互融合。现在，我们还一直在寻找能够解释全球化进程的答案。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把全球化看做是一条无情的自然法则。至少在它目前所处的阶段，全球化早已是一个包含着滋生毁灭的巨大泡沫。
批判家和反对者们首先指出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了社会及政治代价。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陷阱》这本备受关注的书中，两位作者汉斯?皮特?马丁（Hans-Peter Martin）和哈拉德?舒曼（Harald Schumann）描述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后果：中产阶级消失，极端骗子团体的崛起以及政治的灭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分析变得越来越有现实意义。
但是，所有的批判性分析和行动都不能阻挡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发展。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即便是反对者也默默地接受了全球化的事实，他们的行动只是在一种无畏的自暴自弃中加以反抗而已。
全球化的支持者则指出了它能够给个人提供巨大的可能性。托马斯?弗里德曼homas L. Friedman）①在他撰写的名为《世界是平的》的书中指出，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球化”②。从前，全球化只是国家到后来企业之间的融合，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可以实现联网。弗里德曼是这样写的：“全球化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个体找到了一种新的力量，使之能够进行全球合作并参与到竞争中来……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个人都会拥有这种可能性。”
令人感觉惊讶的是，弗里德曼在2005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仅4年后，是以怎样的热情写下这本书的？不过，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人们是找不到那种特别严格的理论分析的。保尔?克鲁格曼③，把托马斯?弗里德曼和其他持相同想法的人们的观点贴切地比喻为“通俗国际主义”。
设想一下这些场景：沃尔玛超市的一个供货商在本顿维尔（Bentonville）和阿肯色（Arkansas）卸货。之后，货物由传送带被自动运到货车上，货车再将货物送往各个分店；当超市中旧的商品已经卖完并且通过收款台的扫描器被记录下来时，供货商正好把新的商品运送过来。如果上述场景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真的就可以把它称为全球经济活动合作的一个新时代。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某些领域社会主义所希望实现的完美的计划经济已经成为了现实。问题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从中得出政治结论了吗？我的观点是：不能。对我来说，这仅是存货盘点而已。当它结束的时候，政治分析才刚刚开始。
新全球化和进步的神话（2）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弗里德曼今天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界和政界精英的著名人物。比尔?盖茨认为他的书是过去几年出版的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连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对弗里德曼的书赞赏有加。我想，如果小布什总统也读了代表所谓左派自由思想的《纽约时报》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发现，弗里德曼几乎所有的思想都与他那么吻合。
关于进步的神话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似乎都是信仰和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进步的信仰，很多人可能就会失去最后的方向。其实，进步和神话没有什么不同。社会研究者曼哈德?米格尔（Meinhard Miegel）把它恰当地比作“增长神话”和“富裕空想”。
我们可以就全球化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每一次科技进步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好运，也可以带来噩运。在经济变化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么多的富人，但是同样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穷人生活得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不可否认，从平均水平来看，我们会越来越富裕。但是对于现在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二十亿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种安慰。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便湖水可以再浅一米，但是对溺水的人来说却起不到什么作用。
有多少次人们曾经高呼着实现永恒的富裕，实现所有人的富裕和世界和平。可又有多少次人们都失望而归。不是因为它们不值得我们为之去奋斗，只是人类文明的本性并不能够简单地得到根本性质的改变。繁荣阶段之后是衰退时期，长时间的平静之后是急剧的变化，和平之后是战争。许多人忘记，又或者是刻意回避的一点是：历史的发展轨迹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周期性的，而且会出现意外的非延续发展和长时间的倒退。
1870～1914年，也存在一种全球经济体系。当时，商品和资本交往覆盖全世界，人们可以非常自由地穿梭于各大洲。直到今天，才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是在个人及企业在其他洲自由落户方面，现在的发展还远不及100年前。那时候的世界货币系统要比我们今天的系统更加有效。金本位的制度也使人们不必担忧货币价值会发生变化，在国内不会，在国外同样也不会。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基于长时间积累的经验而取得的成果，可是却被我们在20世纪轻率地放弃了。
在1905年，重要的信息就能够以光速通过全球电报电缆网络跨海到达英国了。而全世界首条海底电缆早在1858年就在爱尔兰和纽芬兰之间铺设成功了。虽然它当时只工作了几周的时间，但是1874年之后它为英美两国之间提供了稳定的电报信号。英国大股市是一个资本集散地。通过这个市场，大量的资本——在一些年间资本量甚至达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5%——流向海外的企业作为投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新全球化和进步的神话（3）
从1914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在二战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奈德?凯恩斯关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而且应该控制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实施。当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很多领域顺利进行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通这个领域中仍然还存在着广泛的限制。在1981年当选为法国总统之后，弗朗索瓦?密特朗试图进行一系列的资本流通控制措施。可是当时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所达到的活跃程度最终迫使密特朗很快放弃了他的计划。
现代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基于对进步的强烈信仰，同属这种世界观的还有预测资本主义消失以及一个无阶级社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是在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百年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还没有取得胜利。1914～1945年，全球资本主义确实像马克思和后来列宁预测的那样陷入了危机。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后，随着1929年10月25日这个黑色星期五的到来，20年代的黄金时期结束，全球爆发经济大危机。二战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不能放任经济自由发展。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美国以一种罕见的权力扩张方式针对经济问题设立了国家监督机构。在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被看做是最重要的合法政治流派之一。在1947年时，德国基民盟在其《阿伦计划》中还赞成要对关键工业部门实行广泛的国有化。
到上世纪70年代，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控制色彩才逐渐褪去。而直到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在全球广泛的发展才达到了1900年时的水平。不过，我们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经济系统很多方面都与1914年时不尽相同。因此，当谈到“全球化新的时代”时，我们最好不要忘记，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周期性的。
当我198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经济学时，恰逢人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论文《历史的终结》。福山在文中提出，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瓦解，西方自由主义和美国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新模式——取得了胜利。他还指出，由于原则上人们在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所以以后就不会再有大的原则性冲突了，有的也只是为了找出各种问题的最佳“技术性”解决方案而进行的冗长而无聊的会议或者讨论。
许多人都把这样荒唐的论点当真了。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1989～1990年进行伊拉克战争时就称即将产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一个可以解决当下所有重大问题的国家共同体将会诞生。
这种希望在不到十年之后就破灭了。上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战争以及战争在中欧造成的恶劣影响，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以及车臣战争都显示出“新的世界秩序”这一设想是多么脆弱，国际各民族国家共同体又是多么弱小（现在仍然是这样）。
1945年后，全球经济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能够得以实现完全是依靠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框架条件的稳定。但是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告诉我们，全球化的基础可能是非常脆弱的。2006年初###世界针对西方世界，甚至还涉及一向中立的丹麦，进行了集体抗议。这使我们看到，每一个经济活动取决于其政治基础。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相比，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似乎更加能够体现上述事实。
恰恰是在一切趋势和发展都似乎已经确立且不可逆转的时候，才值得我们去利用个人的智慧，根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去进行调查分析。可惜，只有极少数人是这样做的：今天的世界秩序并不像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许多西方人期望的那样。我们现在并不是站在一个新的全球时代的起点，而是位于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全球化周期的结尾。全球化发展目前所达到的程度和规模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恰恰相反，它不可能再持久发展下去了。这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被过分地束缚住，而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空间也一再经受压力，以至于它不可能走得更长远。
我们离全球化泡沫的破裂已经不远了。我们需要做的，是要调整自我以适应可能出现的非连续性发展，而不是在未来简单地对以前的发展进行更新升级。在思想上影响了我们20年之久的环境迟早得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我们目前只能从轮廓上加以推测的一种崭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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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泡沫破裂时（1）
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创立的现代国民经济学，也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以人的理性意志为出发点的。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分别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政治的影响就越来越大。“解放”国家经济，私有化以及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便成为国家政策的首要目标。随着“华盛顿共识”理论的出现，在1990年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原则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指导方针。
原则上，新自由主义适用于对经济过程效率的解释。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利用，我们还要把它归功于全球化以及1982年来全球经济的繁荣。虽然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①和海纳?盖瑟勒（Heiner Geiler）②不愿意承认，但这种经济形态的确明显地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尽管它也是以牺牲很多没有参与其中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然而，过去的经济发展使得这个系统变得愈发不稳定，同时还造成各个国家和生活在其中的各国人民之间不平等的继续扩大。古典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间会陷入非理智状态并且相信一些荒唐的观点。在1634～1637年荷兰的“郁金香狂热”时期，1929～1938世界经济危机其间以及1995～2000年科技繁荣时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对于个人来说，非理性的行为也是可以变为理性的。在新经济时代，也有不少聪明的商人通过一些本来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上市，并且鼓吹他们的股价能够一路高升。在股市泡沫中遭受亏损的都是处在最末端的人。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属于这个群体。查理斯?金德尔伯格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更愚蠢的人的理论”：总有一个比你还要傻的人会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你手中的股票（或者是房子、郁金香的球茎以及其他当前最热的投机物品）。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们总是在无休止地进行关于市场——无论是什么类型——是否有效率的复杂讨论。如果市场——其中也包括国际资本市场——是有效率的，那么人们就不必担心世界经济会出现不平衡的现像。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题都完成了自己理性的决策，这会促成一个最佳结果的产生。
但实际上，经济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要想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市场曾经被多次夸大。许多个体投资者在2000～2003年间都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股市是可以被夸大的。
在本章开头引用的沃尔特?贝杰霍特的那段话向我们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典型危机的发展过程：大量过剩的资本以一种不太理智的方式被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投资项目。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抵挡这种热潮，开始把自己的资产投资到这些“新的投资可能性”中。直到投机阶段的最后，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行为有多么愚蠢，于是纷纷开始撤离投资市场。投资者的情绪发生了逆转，于是恐慌便出现了。当恐慌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影响，甚至会危害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泡沫破裂时（2）
很幸运，与历史相比，经济发展在新经济时代并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出现的问题仅限于2001～2002年间那次短暂的经济衰退。可是，在下一次经济泡沫即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时，我们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另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都不具备足够的金融政治活动空间以应对那样一种局面。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10～2003），著有《疯狂，惊恐与崩溃》，1948～1981年任教于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并曾经担任该学院经济系系主任。他的著作多达三十余部。他还是一位充满幽默和智慧的演说家。不过，他人生真正的最高点却是在1976年退休之后才达到的。
在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的专门学科的那些年，金德尔伯格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经济学家”，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学习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著名经济学家们的古典著作。当其他同事都热衷于那些被金德尔伯格视为过于理性和平面化的理论模式时，他始终相信自己获得的教育和丰富的经验。
金德尔伯格战时曾经是一名军官，也曾在美国财政和外交部以及美国中央银行任职。他几乎参与了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欧洲所有重大的计划和决策，比如他曾任美国外交部德国和奥地利问题办公室主任以及“马歇尔计划”的顾问。
1978年，金德尔伯格撰写了著作《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德文：Manien, Paniken, Crashs. Die Geschichte der Finanzkrisen der Welt.）。在他看来，当新的市场或行业通过经济变化而产生时，就总会出现危机。对这些新机会的过分开发经常会导致金融市场被夸大，直到某个时候完全崩溃。因此，危机会常伴经济左右。国家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夸大是许多个人疯狂与惊恐的结果。
这样一来，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与上世纪下半叶国民经济学的两个阵营的思想都不一样。凯恩斯学派认为，国家通过调控需求可以有力地防止危机的发生。货币主义学说则把国家看做一切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根据此观点，如果国家能够自由发展，那么市场机制就能够稳定地运转。
在几年前，年轻的同事们读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这本书，与其说是了解书中的经济学观点，倒不如说更是为了它的娱乐价值。随着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爆发，现代经济学家们便开始研究金德尔伯格的经济学思想。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科技泡沫的破灭都使金德尔伯格关于股市泡沫和股市危机的思想愈发重要。金德尔伯格的长寿使他看到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被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仅仅在几年以前，他们还很不以为然地称自己为无理论的“老人”呢。
当泡沫破裂时（3）
在科技泡沫最膨胀的时期，也就是在1999～2000年，保守的投资者大量地投资那些价值被高估的科技股。甚至在2001年科技泡沫破灭之后还是这样。我们只能够用“随大流”来解释上述现象。当科技繁荣已经持续了五年之后，连最后一批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开始相信，如果不进行操作，就会错过一个稳定的投资机会。用“贪婪吞噬理智”这句话形容这些投资者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集体性愚蠢的行为出现后，政府、银行和大投资者是根本无法不受影响的。例如，1982年第三世界爆发的债务危机就波及本应该最了解金融的机构——银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金融过剩量大幅增加，最后只得作为石油美元和欧洲美元（存于欧洲非美国银行的美金）被回收，因为这些钱即不能被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所使用（尽管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实现），也不能在欧洲或美国进行投资。西方国家的银行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便宜的联合贷款（一个临时性财团制定出统一的贷款合同），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到1982年，他们才清醒过来。后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参与其中的工业国家的介入，才防止了更大规模的银行破产和更大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发生。最后，纳税人成为这次事故的买单者。
法国医生古斯塔夫?勒庞（Gustāve Le Bon）是大众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在1895年撰写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并在书中全面地提出了关于群体聚合现象的理论。勒庞系统地介绍了潜意识在许多群体中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的：“有意识的性格开始减少，大家的感觉和思想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形象地说，人们大脑的活动开始退化，而脊椎的活跃性大大增加。“在群体思想中，不同类的意识逐渐消失于相同的意识中，人们的潜意识占据了上风。”
具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在2002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原因是他在“行为经济学”（用行为理论来解释人们的经济决策行为）方面的研究。卡纳曼把人们在投资决策行为中的群体聚合现象与特殊的大脑活动联系起来。在实验中，实验人员需要以按键的方式回答关于投资的问题，同时接受核磁共振检查。他们被问到的问题如：“你是愿意现在就拿到100美元，还是等四个月之后拿到110美元？”在这些问题当中，有的非常简单，有的非常复杂。核磁共振可以记录下实验人员在回答特定问题时大脑中的哪些区域是特别活跃的。
实验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每当人们选择立即获得现金时，人的小脑部分就特别活跃。从进化史上看，小脑是很“古老”的一个部分，爬行动物也有小脑。而人脑中负责有意识思维的大脑部分，只有在人们选择进行投资后再获取收益这个答案时才会“介入”。
实验结论是：人类投资行为当中的一大部分都受来源于原始时代的机制的控制。斗争、袭击和逃跑，这些行为模式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可是，在进行投资时，人们应该运用冷静的头脑来客观地分析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和面临的风险，而不是感情用事。一时冲动而做出的反应肯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大脑并不适合指导投资行为，因为我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依赖的机制是和爬行动物一样的。有经验的投资者现在可以证明他们一直以来都清楚的事实：在所有成功的投资中，有90%都是因为投资者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卡纳曼进行的实验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有时候投资者会做出极端愚蠢的选择。
如果在科技泡沫破裂时你也经历了亏损，那么牛顿——除了同时代的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之外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例子或许能够带给你一丝安慰。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开始发行股票，而且之后股票的价格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搬到新经济时代。南海公司股价的飙升告诉人们，这个企业似乎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对它的实质，人们却不甚了解。
牛顿第一次投资南海公司的时间还比较早。1720年4月20日，他抛售了手中的股票，获利100%。这给牛顿带来了7000英镑的收入，在当时，这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几周之后，他在众人投资的狂热影响下又进行了再投资，购买了相同的股票。可是，这次他却选错了时间，因为当时正是投机泡沫最膨胀的时候。连牛顿这样一个18世纪最理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也失败于群体效应。最后，牛顿损失了2万多英镑。他不得不放弃了投资：“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规律，却预料不到人们的疯狂行为。”
新的世界经济危机（1）
本书中，我首先对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并提出可以渡过危机的策略。我认为，对危机发生的过程作详细的预测并不现实。根据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危机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并且能够以此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至少是在美国，两种基础科技（汽车和电话）和一个重要的金融革新（分期贷款）的广泛传播造成了投机泡沫的产生。在泡沫破灭之后，政府和货币银行采取的措施一再出错，最终使得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了。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在他关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研究中列出了5个危机产生的原因：（1）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企业及企业收支不健康的结构；（3）有缺陷的银行系统；（4）不平衡的经常项目收支；（5）经济学家的群体行为，他们几乎总是给出错误的建议。在以上这五点原因中，除了第二点以外，其余的4个原因都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当前出现的经济危机。在2000～2003年那次危机之后，企业收支结构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个体居民户的负债水平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四年的时间里减少了1/3。直到193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才重新恢复到了1929年时的水平。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而就在几年前的20年代，人们对经济的进步还深信不疑。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线生产方法使得当时每一户人家都可以拥有一辆汽车。但是到了30年代，50%以上的贷款者都破了产，无法还清他们的债务。每天，在那些“慈善厨房”前总能见到长长的队伍。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吃到一餐热饭的机会。位于芝加哥一家大的慈善厨房还是著名的强盗艾尔?卡伯纳开办的。在城市周边出现了很多“帐篷城”，许多因危机而变贫困的人们都居住在里面。
在危机发生的开始阶段，胡佛政府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1929年源于美国市场的这次危机便迅速席卷了整个世界。由于德国在一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需要支付战后赔款（约翰?梅奈德?凯恩斯认为战争赔款是不利和危险的），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德国便成为最早受到波及的国家之一，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1930年，各国签订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受其影响，国际贸易在短时间内崩溃。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国际贸易额在四年时间里减少了66%。
当时，英国在对外贸易上呈现赤字，而今天则换成了美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英国的实力被削弱，英镑已经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主要货币了。而美国当时还没有打算接替英国。在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的情况下，一些货币银行，比如法国国家银行，仍然采取一种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使问题朝更恶化的方向发展。
新的世界经济危机（2）
到这里为止，我已经列出了两次经济危机所有的相似点。今天的美国可要比1929年时的英国强大许多，这不仅表现在军事领域。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不过，美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在国内外积累的高额债务。金融分析师比尔?邦纳（Bill Bonner）和安迪森?维金（Addison Wiggin）把现在的美国称为“债务帝国”。
引起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可能有两个原因：美元的崩溃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两种原因都会使美国在当前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的市场上的需求大幅减少。对此，无论是刚刚从本国经济危机中缓过来的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无能为力。就连中国经济——尽管它拥有强大的实力，也无法补偿出口需求减少所带来的损失。
当然，各国的中央银行这次会试图采取措施防止全球紧缩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总是认为已经从上次的经济大萧条中学到了东西。但是，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2年提出的建议：让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对防范危机没有什么作用。一旦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受到了持续性的影响，那么他们是不会接受货币的。取而代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会选择货币的替代形式，比如黄金。全球贷款总量受其影响就会不可避免地减少。1929年危机发生后，有很多美国人都把美元兑换成了黄金，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官方发行的货币了。结果，这又反过来造成了更多银行的破产。
当然，政府可以禁止个人储备黄金，并处以十年监禁的处罚，就像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5月1日所做的那样。可是，人们还是会去寻找其他的货币替代方式，比如银、钯，或者像二战之后的香烟。最坏的情况就是人们干脆拒绝经济效率，就如同——这在经济上是理性的——签署华沙条约的国家政府在各国国民经济中所采取的政策一样。1990年后日本漫长的经济危机告诉我们：即便政府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原则做了似乎所有正确的事情，也无法阻止危机在它应该来的时候发生。
权利是每一个政治制度必不可免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人类每一次建立统一世界的尝试都是以一国权利的崛起为基础的。在19世纪，英国的舰队不仅确保了这个国家对大战的免疫能力，同时它还在世界海域上担任了警察的角色，给所有国家带来了平等的安全；伦敦货币市场为全世界确立了一个统一的货币标准，尽管不是以最完美的方式，但是英国的对外贸易确保了自由贸易这个原则被世界所接受，英语成为了世界贸易语言。
爱德华·霍利特·卡尔，英国外交家和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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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中心
世界经济的中心正在转移。我们逐渐意识到，德国以及欧洲已经不属于这个中心了。就连对当今全球经济系统产生巨大影响的美国，其经济领先地位也不能得到保证。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亚洲经济，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市场对钢材的需求使德国钢材价格在2003～2005年翻了一番，萨尔茨基特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的收支状况达到了多年以来的最好水平。但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中国已经大规模地加强了钢材生产的能力。在未来，中国的产品将会淹没世界市场。
世界经济的中心周期性地进行转移并非异常之事。从19世纪早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经济贸易国家。19世纪下半叶，美国和德意志帝国开始成长为英国强大的竞争对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和德国的势力被削弱。百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界经济重心新一轮的转移中，或者说，我们至少正处于美国和中国不稳定共存的开始阶段。
经济总是和政治息息相关。尽管现在在国际社会中存在许多国际组织，但是它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每一个国家都在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政治经济学家和记者海恩里克?穆勒（Henrik Mller）曾说过：“下面这个事实可能会让很多德国人感到惊讶：民族国家一直都是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行为体。”
除了经济增长和富裕程度之外，财富的分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查理斯?金德尔伯格在著作中写道：“全球经济系统要想保持长久的稳定就需要一个稳定局面的人，一个霸主。”这个霸主为世界经济制定规则并确保其执行，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在这种局面下，虽然充当霸主的国家可以实现大部分的国家利益，但是同时，所有其他国家也可以在秩序合法的前提之下从稳定中获益。如果敌对者的出现破坏了这个秩序，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危机。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和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是帮助建立以美国为主角的战后秩序的重要人物。他们知道，只有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国家共同体才会有未来。强大的美国和实力被削弱的英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世界金融体系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在军事方面，西方国家结成联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应对苏联带来的威胁。1947年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至少为西方工业国家在贸易问题上带来了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法。虽然这个系统并不完美——它不是一个政治系统——但是从整体上看运行得还算不错。
今天，欧洲国家还沉浸在对于建立一个超国家共同体的追求中，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在欧洲层面上的（欧盟），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国）。对于这个目标，美国认为只有一个“小的条件”，那就是由它来领导这个共同体。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就开始宣扬这样一种学说，它描述的是一个领导力量如何组织世界以及当它的实力遭到削弱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总是需要一个领导者，而美国也自然会去争取这个领导地位。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1981年出版的《战争和世界政治中的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已经对两个或者多个力量同时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一直担任领导角色的国家已经习惯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并且会全力地维护它。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所需要消耗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它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领先优势就会逐渐消失。上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英国在1900年以后霸权地位的丧失而观察到。在1870年，英国生产的产品还占到了全球产品的1/3。而到了1910年，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减少了一半，渐渐崛起的美国和德意志帝国赶超了大英帝国。
如果拥有霸主地位的国家总是公开地谋求本国利益，那么国际规则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可惜，当霸主的实力减弱或者是新的对手出现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最迟在2025年，可能甚至在2016年左右，中国在经济上就会赶超美国。中国成长为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经济强国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权利均衡。只有顺利地实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权利转换，才可能避免危机的发生。
可是，目前的局面却不是这样的：美国和中国都显示出扩大自己影响的决心。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两国之间的经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快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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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经济：美国的规则（1）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按照美国的规则在进行的。金融市场依据的是美国的规则，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按照美国模式进行组织，美国风格的消费资本主义也在西欧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就在1968年，情况还大不一样。那年，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撰写了题为《美国的挑战》一书，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今天，生活在欧洲的我们经常难以理解的是：我们已经如此地适应了美国的文化。在很多方面，它甚至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只有在社会福利领域，欧洲国家还在倔强地进行着反抗。这种反抗更多的是得力于利益集团的懒惰和抵抗能力，而不是依赖于独立的政策或者认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体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全世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欧洲各国为了适应这种趋势，着手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型。今天，德国的高校取消了传统的硕士学位，引进了盎格鲁-萨克逊教育体制中学时较短的分级结业制度，即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德国实行的对发放给中产者的贷款进行的评级制度也是来源于盎格鲁-萨克逊体系。同样遵循美国规则的还有将德国保守的以保护债券人为导向的账目公布制度转化为更加灵活且便于操控的国际会计准则（IAS）。
美国经济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两种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根据他的观点，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竞争性，而欧洲大陆模式更富合作性。美国企业往往纪律严明，组织结构集中，甚至有军事化色彩，专家组成了企业的核心。与之相比，欧洲企业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加分散，组织结构比较分散，对职工的培训时间较长，企业的波动性也较小。美国人喜欢玩橄榄球，而欧洲人则更喜欢踢足球。
德国的中产阶层长期以来都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在过去和现在，它的组织形式都与现代管理教科书中介绍的模式不同。尽管如此，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产阶级中有许多人都不认为开放的信息政策有什么好处。他们到处寻找空缺，拥有很大的价值创造潜力，并且依赖于多年以来的忠实和稳定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家族管理式的，自由资本份额很少——家庭银行保证着企业的生存。
但是，德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消失。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委员会为优化银行监管而建议的自由资本条例的总和）对此拥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协议中建议，银行不能够再根据多年以来对企业的认识发放贷款，而必须使用标准化的评级制度。虽然这种做法加强了透明度，但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银行得以做出灵活反应的长年交易关系的建立。从这种模式中受益的主要是企业买卖者、私募企业以及大型康采恩。
贸易和经济：美国的规则（2）
汉诺威中产阶级研究所极端保守派领头人艾伯哈特?哈默尔（Eberhard Hamer）认为现在已经形成了“美国东海岸金融寡头的卡特尔”，它的目标是使整个世界更加易于管理。其实，情况还未发展到那种程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新规则中受益的首先是那些已经适应了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金融机构。
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没有什么比1870年以来一直位于德国资本主义中心的德意志银行的变化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意志银行完全地转变成一个盎格鲁-萨克逊投资银行，还增加了私人客户部门。另外，多年以来这个机构都在不知不觉地萎缩。
全球贸易政策也同样打上了美国的烙印。通过1947年在哈瓦那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国际条约，不是国际组织），自由贸易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准则。在《总协定》中制定的规则促进了全球贸易爆炸性地增长，也使全球化发展得以达到今天的水平。经济实力超群的美国自然想要在二战后为美国商品寻找新的市场。
根据“主要供应国”的原则，只有那些在某一商品类别中至少占据全球贸易10%的国家才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进行谈判。由这些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适用于所有的成员国。一方面，这样的机制明显地缩短了谈判的时间。但另一方面，许多新成员就被排除在了谈判之外。美国凭借着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参加了所有的谈判。
“主要供应国”的原则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功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比如农业市场以及这些国家拥有很强竞争力的鞋和纺织品市场的开放。
但是，地区协议和例外规定以及在农业、纺织品领域的贸易限制仍然存在。英国想要保持其帝国的关税优惠制度，结果促成了许多地区性贸易协议的签定，比较著名的有欧共体/欧盟（EG/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南共市（Mercosur）、洛美协定（Lomé）和太平洋70国集团（AKP）。罗斯福政府不愿意放弃他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引进的社会计划，比如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和美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恰恰是由那些大国所要求的例外引起的（例如，农业政策和地区协议）。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目前，该组织一共有129个成员国在就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进行磋商。全球贸易中新的利益和冲突也成为了磋商的主题。 在所有问题中，有一些还是次要的，而其他的则非常棘手，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世界经济自由化的成功历史是否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僵持不下，那么另一个特别严重的冲突领域就会显现出来。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国、中国和欧洲在为重大问题寻找多方面均可接受的方案上，任何单方面的实力都不够强大，而且谁也不会为谁做出太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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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的十年（1）
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上世纪90年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发展似乎经历了一个很久都未曾出现过的良好阶段：国债减少，新技术加速了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什么都可能变为现实，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货币体系的计划，创建一个基本能够照顾到所有国家利益的贸易体系以及减少国家和国际债务。
但是，美国却一直主观地追求本国的利益，或者可以说是个别企业和行业的利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整个国际社会甚至是本国人民的愿望。这样一种强硬的姿态似乎不应该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所应该有的，它更像是一个正在衰落中却仍旧奋力维护自己的领先地位的大国。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在他的著作《狂飙的十年》（又名《解读喧嚣的九十年代》）中毫不留情地对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清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可不是一位小人物，他曾任第一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9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项错误的发展政策使我们对一直以来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首先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意识形态产生了置疑。当危机一波一波来临时，人们开始担心世界经济会越来越不稳定。另外，美国在贸易对话中的举动也越来越有失公平。
美国宣扬自己的市场意识形态并强加影响，目的是为美国的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可是克林顿政府却忽视了我们本应该非常重视的原则：只对政策能否增加国内就业感兴趣，却没有考虑它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一直要求实现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却没有设想过它会不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我们只想到如果在谈判中态度强硬会带来哪些短期的利益，比如它会改善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形象，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人们印象中美国政府实行双重标准和行事的虚伪从长远看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我们成为华尔街实现梦想的帮手——毕竟，外籍退休人员在美国没有投票权，他们也不是通过捐钱来支持美国政治家的选举的。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用一种不协调的方式使服务产业中的新领域得到了自由化。美国要求其他的国家为其特别具有竞争实力的产品开放市场，比如金融服务，但是却没有给对方提供同等价值的回报。新的协议并没有考虑那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如建筑业和海产品贸易。更加糟糕的是，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已经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损害。
根据斯蒂格里茨的观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中的乌拉圭回合（1984～1994，目的是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作准备并且广泛深入地推进促进全球经济的自由化）最能够体现出美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的短视和片面。
狂飙的十年（2）
虽然美国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开放农业市场，但是它也在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生产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棉花种植：美国棉花生产的成本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但是这个行业却一直都受到政府的支持。由此而出现的产品过剩便对世界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产生了压力。马里的棉花产品收入仅因为这个原因就减少了4300万美元，而它得到的发展援助却只有3700万美元。
美国要求服务行业和直接投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自由化。就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领域一样，美国努力去推动开放规则的施行。这样，那些到1995年时还是由各个国家决定的（有一部分至今仍然是）领域逐渐过渡到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内：银行及金融业，能源康采恩和电信。起初，这一切好像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有逻辑的扩大，并没有包括服务行业。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涉及的全部都是美国经济非常有竞争实力的部门。
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际化大银行开始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其中就包括南美洲国家。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这些银行就可以任意吸取这些国家积累的资本。如此的资本流动是造成墨西哥比索货币危机（1994～1995）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有了这样的经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就更加谨慎了。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警示，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要求开放本国投机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物的市场。
在乌拉圭回合中，美国支持对专利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法律保护。这也是一个只能通过政治解决的问题：专利可以保证那些持有它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垄断性收入。一方面，这是对企业或个人进行探索研究的奖励，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因此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另外，专利还有利于推广新技术。因此，专利保护就不应该太过广泛。受益者也不需要支付太多的费用。除此之外，许多进行科研的企业都会享受国家的补贴，所以在专利保护非常严格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有可能获得双倍收益。
在制药行业，这样的规则尤为明显：拥有专利的药品经常能够以高价卖出，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通常都负担不起这样昂贵的药物。这样的专利保护对制药公司非常有利，但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当然也包括工业国家中低收入的病人，对此只能望而却步。
我们可以从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蒂肯（William R. Timken）的例子中看到企业是如何利用美国的贸易政策来实现无情的利益的。到2003年，威廉?蒂肯这个千万富翁和企业家一直担任蒂肯公司的董事长，而现在他仍然还是该公司监事会的成员。作为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蒂肯曾被赞称为“超级巡逻兵”。
狂飙的十年（3）
违背竞争原则的美国保护关税将生产球轴承的蒂肯公司隔离起来，目的是为了对抗在这个领域占有领先优势的日本和德国。根据美国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命名的《伯德修正案》对这项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在美国参议院的执行起到了保护作用。在德国和日本生产商支付的所谓反倾销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流回了蒂肯公司——2004年为5270万美元，2003年则是到了9270万美元。另外，蒂肯公司所得到的资金数额是美国第二大球轴承生产商的五倍。
由于美国的保护政策，总部位于赫佐格奥拉赫（Herzogenaurach）的舍弗勒集团（Schaeffler Group）需要支付3500万多美元的费用，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由蒂肯公司获得。舍弗勒控股公司总裁及欧洲滚动轴承总联协会主席约尔根?盖辛格（Jrgen Gei inger）在2005年8月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说到：“蒂肯是美国违背世贸组织竞争原则的贸易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恰恰是在一个正在忍受这个政策的国家。”有了来自德国的资金注入，美国企业甚至可以减价向世界市场供应他们的产品。这将给其他国家带来利润的缩减和就业岗位的丧失。
德国政治界并没有进行反抗。自由民主党（FDP）议会党团副主席及经济问题发言人莱纳?布鲁德雷（Rainer Bruederle）本来一直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可是这一次却并未做出明显的表态。虽然舍弗利集团的总部位于巴伐利亚州，但时任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的奥托?威斯霍伊（OttoWiesheu）也没有在《明镜周刊》发表任何评论。连巴伐利亚经济联合会会长兰多夫?罗登施托克（Randolf Rodenstock）也不愿意就此事表态。采取相同态度的还有德国前经济部长沃夫冈?克莱蒙特（Wolfgang Clement，社会民主党）。只有欧盟最后通过关税措施反击了美国。
虽然说欧洲目前在贸易政策上并不总是公平行事，但是蒂肯的例子告诉我们，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个别利益集团手中的“玩物”（现在仍然是这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依照美国宪法，对外贸易是立法机关的特权，国会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需要定期的资金支持。不要忘记：在一届新政府内，大使以及其他许多的政府职位都是由来自同一个阵营的人担任的。
在历史上，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不总是议会的手中玩物。1930年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并引发其他国家也采取保护关税政策。二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体系，议会通过特别贸易代表的形式将很大一部分贸易问题都转移到议会议长的身上。近年来，这种体系正在逐步瓦解。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维护本国企业的短期贸易利益，却没有顾及自己的政策会对世界贸易秩序产生怎样长期的影响。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最后美国只会自食其果，失去权威性，其领先地位也会受到损害。但是同时，我们对世贸组织是否能够成为美国的抗衡力量尚存置疑。
美元的贬值（1）
长期以来，美国货币政策上的作为并不像一个追求国际利益达到一定平衡的领导力量。但是开始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如果你有机会去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布雷顿森林看看。1944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地方商讨战后货币制度。会议所在的一栋木质多层旅馆使人们想起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闪灵》（Shining）中的场景。在布雷顿森林人们可以看到雪白的山峰，那是一个梦幻般的美丽山区，至今还有熊出没。旅馆前是一个高尔夫球场，除此之外，便满眼都是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人们可以想象，当时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下达成共识的。
但是，达成共识并非易事：在所有参会的代表中最著名的是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梅奈德?凯恩斯和他来自美国的对手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们两个人的立场截然不同。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力量遭到削弱，而且还背负了巨额的债务，这时的他们已经准备放弃自己的帝国位置。美国则是充满了信心，并且知道自己将成为新的世界超级大国。当时全球黄金储备总价值为330亿美元，美国一国就拥有260亿。因此，英国更希望看到一个灵活的货币供应系统，而美国首选的是硬通货。尽管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但是最终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是为战后货币秩序奠定了一个基础。至今，世界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新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一盎司黄金对应35美元。所有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都是固定的，例如当后来联邦德国加入布雷顿森利体系时，马克兑换1美元。由此便产生了“第n个国家的特权”：如果有n个国家加入了该体系，那么只需要有n-1个国家的汇率是固定的。如果所有其他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汇率都是固定的，那也就能知道这些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只有美元不需要固定汇率。这种体系使得美国可以决定货币和经济政策。其他国家必须要顺应美国的政策，但是同时也从固定汇率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中获得了益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的主要职能是为出现外汇储备赤字的国家提供短期贷款，以帮助他们顺利地进行国内的金融和经济改革并重建对外经济平衡。按照最初的约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是观察各国的改革进程并提供辅助性的支持。同时，世界银行应该向那些在战争中遭到摧毁的国家发放贷款以支持其基础设施的重建。
起初，美国出口的强盛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那些在战争中遭到摧毁的国家需要美国的商品，而同时美国也以贷款的形式支持本国产品的出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借给其他国家美元，这样当地的进货商就能够从美国进口商品了。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美元进入到了流通领域。这在当时那个需要国际支付手段的世界并不是问题。
美元的贬值（2）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活力开始出现逆转。美国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沼泽中。1958～1971年，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已经积累到了56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明显小于美国今天在一个月内的赤字总额，但在当时，已经足以让人们对美元价值的稳定产生怀疑了。今天，我们对此已经变得宽容多了。
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最后终于开始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元的黄金准备金快速地减少，到1971年只有22%。从1971年1月到8月，美国又追加了价值为200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施强制措施——这是政府在面临似乎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时都会做的事情：对所有工资和薪金进行为期90天的冻结，目的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了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对所有的进口商品提高10%的关税；废除美元兑黄金的自由兑换。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
虽然西方国家试图消除因尼克松单方面破坏条约和相互信任而造成的损失，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是无用之功。在1971年达成的《史密斯索尼安协议》（Smithsonian Agreement）中各国制定了新的汇率制度：所有货币可在小范围内自由浮动，美元兑换黄金的比例定位38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虽然这个标准至今仍然是官方价值，但是它只是虚假的，美联储的支付诺言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兑现：如果你在位于纽约自由大街的美联储出示美元，你只能看到人们不理解的目光。
1973年，《史密斯索尼安协议》也宣告失败。从那时起，汇率会在大的货币联盟之间大幅度地浮动。理论上，如此大的汇率浮动应该会给世界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出口商会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可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全球贸易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增长着。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赎罪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采取了禁运措施。受其影响，国际油价在一年的时间内从3美元攀升到超过12美元每桶。飙升的油价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并伴有通货膨胀，我们称这种新的经济现象为“滞胀”——西方国家采取轻货币政策来应对滞胀的出现。
1973年石油危机出现后，难以估算的大量外汇（美元）被阿拉伯石油国家收入囊中，但是他们却无法将其全部花费出去。大量的美元停留在了设在欧洲或美国银行的账户上，然后又被这些银行贷款出去。“欧洲美元”便因此产生了，它不受最低储备政策的限制，也不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内。由于西方国家的投资活动较少，大量美元便流向了南美洲。西方国家的银行因为感到“投资压力”，所以在发放贷款时相对放松了标准，从而导致了1982年的南美债务危机。
美元的贬值（3）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并没有预料到滞胀的出现，各国政府对此也是非常苦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方国家虽然可以更加自主地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但是同时他们也要面临浮动汇率带来的问题。美国、英国和日本采取了通紧政策，而德国则更加注重马克的币值稳定。两国在政策上的差别导致了施密特政府和卡特政府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希望德国能够促进国内需求，而施密特则用关于世界经济的讲座来对付卡特。同时，施密特还同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一起于1978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2002年，欧洲货币联盟的最后一个阶段完成，按照联盟成员国的说法，这个阶段是“不可逆转的”。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黄金的市场价格有所上升，到了1980年1月达到了835美元每盎司。投资者对于西方金融体系和政府能力的信任度达到了最低点。在里根和格里斯潘繁荣时期，黄金的价格又降至254美元。现在，也就是2006年，黄金的价格大约在600美元每盎司。在这里我不想提前涉及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但是关于目前黄金的真实价格，我估计是在2000美元每盎司，这是官方标准的52倍，是当前市场价格的3倍多。如果你在投资方面不想孤注一掷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现在储备黄金、铂金和白银是不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还有更多的解释。
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战胜了通货膨胀后，形势发生了逆转。一开始，其他国家对里根政府来说并无所谓。美国首先经历了一个经济萧条时期，后来在对外贸易上出现了高额赤字，同时美元汇率大幅上涨。理论上，对外贸易逆差应该会削弱一国的货币，因为为了进口商品，会相应出现对外国货币的过度需求。但是对赤字国家的货币的需求一旦充足起来，比如说国外欲购买该国的股票、国债或房地产，那么情况就可能发生逆转。美国就一直是这种情况：虽然在对外贸易上出现逆差，但是美国仍然被视为是特别具有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在美国政治家的眼中，高额的资本流入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之后，美元价格过度上涨，到1985年已经达到马克兑换1美元。里根政府逐渐开始对美国贸易收支受到了影响产生了担忧。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齐聚纽约市的皇冠广场酒店，最后达成一致决定采取措施降低美元价值。
在过去的30年中，各经济大国一直都致力于对货币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比较著名的有七国峰会、八国峰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的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73年以来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本身的存在权力，即为弱通货国家提供过度性贷款以帮助他们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所有的“协调”工作都首先揭示了一点：目前我们并没有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货币体系制定出具有约束力和被各方所接受的规则。倘若存在这样一个体系，那么很多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强大的货币储备能够帮助一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盈余。从国家货币储备上看，亚洲经济体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其中日本和中国的排名非常靠前，而美国则排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差不多和马来西亚同处一个水平线。韩国的外汇储备量比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国民经济实力相当，所以理论上在货币储备中美元和欧元的比例也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分别为66%、25%、4%和3%。
货币储备中美元的高份额显示了美国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今天，超过70%的美国国债和美元储备都掌握在外国投资者，首先是各国中央银行的手中。欧洲国家储备美元，目的是为了支持美国，这就体现了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性。
中国积累外汇储备，是因为它故意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以刺激出口。拥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中国在购买原材料时才能够应对高价。而在购买原材料时，中国使用的又是在其眼中无价值的美元。这样的策略一方面可以促进贸易，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保证本国的原材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