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种考验方法都用了，一个人的贤与不贤就能区别清楚了。

九、身正不怕影子斜

宋神宗年间，苏东坡被弹劾而下狱。一天夜里他正要入眠，忽有一人走进囚室，放下一箱子做枕头，倒地便睡。

东坡以为他是新来的囚犯，未予理会，只管安睡。不料在天快亮时，那人推醒东坡，对他说：“恭喜，你安心吧，不用愁了。”原来那人是皇上派到狱中观察东坡的太监，他回宫里禀报：“苏轼很安静，夜间睡得很沉。”

神宗点头说：“我知道他问心无愧。”

不久，苏轼就被释放出狱了。假如苏轼没有狱中安睡的胆魄，真不知会怎样。

十、刚直见忠义

君子进谏的忠言，有时听得逆耳，但能领会到他是想真心地帮助执权者去成就伟业，他们所期望的回报就是与执权者共享成功的喜悦，而决不会有谋权篡位之野心。

所以，执权者要以自己身边常有一些君子而感到骄傲，能够听到批评之言是自己的福气，也是­干­事业之必须。另外，君子如果敢于纳谏直言，则说明执政者本身还没有染上骄横跋扈的坏习气，没有吓得别人不敢开口。这样，执政者那宽广的胸怀和从善如流的好品质也会为世人所称颂。

宋代名臣宗道之所以为宋真宗所赏识，是因他为人老实。真宗虽非英明之君，但能赏识宗道，说明他不是糊涂之主。宗道为人刚正而诚实，敢于坚持原则，据实以争。太后提升他参政，他并不因此感恩而盲目附从，或阿谀顺从。有人请立刘氏七庙，刘太后征求辅臣意见，辅臣虽不同意却不敢说，只有宗道出来反对，坚持不可。仁宗与太后同往慈孝寺，太后车驾先行，宗道坚持必须皇帝先行，太后车驾只好随后。

黑而无形的御敌法

­精­通处世之道的人，即使在功成名就时也懂得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居安思危，将一切危及己身的危险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现苗头，就会先声夺人，即使事发突然，也会依凭黑厚之手段应对自如。

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春秋战国时，赵惠文王对群臣说：“我有了蔺相如，就如泰山一样安稳，赵国的地位也就重过九鼎。蔺相如的功劳真是谁也没法比呀！”于是，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出廉颇之右（古人以右最尊）。

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赵王十分不公允，他怨怼地说：“我出生入死，攻城掠地，维护赵国的安全，从情理上说应是我的功劳最大。蔺相如只不过稍微动了动口舌，能有多少功劳，官职却在我之上，况且他曾经是宦官的宾客，出身很低微，我怎么甘心屈居于他之下呢？今后只要我看到他，就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廉颇的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中，从此每次上朝，蔺相如都托病不去，以免与廉颇相遇。宾客们都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私下里常常议论这件事。

一天，蔺相如因故外出，恰巧廉颇也外出。蔺相如远远见廉颇的车队，就让手下人将马车赶到小巷中躲起来，等廉颇的车队过去之后方才出来。宾客们十分气愤，就一起去见蔺相如说：“我们远离故土，抛却妻儿投奔您的门下，是因为看重您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廉将军与您同列班，况且职位在您之下，然而廉将军竟然口出恶言。可是，您不仅不报复，反而在朝堂和路上都躲避他，您为什么如此怕他？真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请求辞去。”

蔺相如说：“在你们看来，廉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呢？”

宾客们说：“那当然廉将军比不上秦王。”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严，天下没有人可与他抗争；而相如敢当面叱责他，侮辱他的群臣。相如即使没有才能，怎么也不会仅仅怕一个廉将军。我考虑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如果我与廉将军相争，两虎共斗必有一伤，这样就为秦国侵犯赵国提供了机会。因此，我强忍着不与他发生冲突，是将国家大计放在首位，个人的得失放在次位。”

宾客们都为蔺相如的英明高见所折服，此后更加敬佩蔺相如。

然而，蔺相如愈廉让，廉颇愈气盛。赵惠文王十分担忧这件事。虞卿就自告奋勇地说合廉颇与蔺相如。虞卿见到廉颇后，先是歌颂一番他的功劳，然后话锋一转，说：“论功劳是你大，但论气量还是蔺相如大。”并将蔺相如对宾客所说的话告诉了廉颇。廉颇听了感到十分惭愧，­肉­袒负荆，跑到蔺相如家中请罪，说：“鄙人志量浅狭，不知相国如此宽容，就是死也不足以赎罪。”

蔺相如忙搀扶，说：“我们两人并肩事主，为社稷的重臣，将军能见谅，就是十分幸运的了。”

于是，两人相约，结为生死之交，虽刎颈不变，后人所说的“刎颈之交”和“负荆请罪”就来源于此。

粥子说：“要想刚，一定要用柔来守住它；要想强，一定要用弱来保持它。柔积得多必然刚，弱积得多必然强。看他所积的是什么，就晓得他所得到的是福还是祸。用强来取胜于不及自己的，等到能与自己相匹敌时就易于损伤；用柔来取胜于超过自己的，那种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居安思危，应变自如

楚国令尹斗越椒，自恃先辈有功，治国有方，自己在位期间人民安居乐业，众人臣服。然而自从楚庄王削弱了他的权力以后，便怀恨在心，久而久之，起了谋反之心。后来，楚庄王出征讨伐陆诨，斗越椒见机会已到，便发动本族人起来反叛，与庄王交战。斗越椒拉弓挺戟，来回驰骋，威风凛凛，楚兵见此面带惧­色­，楚庄王只好决定智取。

第二天早晨­鸡­鸣时，楚庄王带领军队退去。斗越椒得到消息后率领众人来追。楚军日夜兼程，已到竟陵以北。斗越椒跑了一天一夜二百多里路，到了清河桥。楚军在桥北埋锅做饭，看到追兵来到，弃掉锅灶慌忙逃走。斗越椒下令：“捉住庄王，才能吃早饭。”负羁说：“我看你的士兵又困又饿，不如先吃饱了再去抓楚王吧！”斗越椒听信了他的话，下令停车做饭。谁知，饭还没有熟，只见楚公子侧、公子婴齐分率两路大军杀到。斗越椒狼狈逃窜，奔到清河桥，桥已被楚王拆断，绝了后路。斗越椒吩咐左右测量水的深浅，做渡河的准备。忽听河对岸一声炮响，楚军在河边大喊：“乐伯在此，逆贼越椒快下马受擒！”斗越椒大怒，下令隔河放箭。

这时，乐伯军中有一小兵，箭­射­得极好，叫养繇基，军中称他是神箭养叔。他请求乐伯，要和斗越椒比箭。得到应允后，养繇基在河口大喊：“河这么宽，箭怎么­射­到？听说令尹善于­射­箭，我想和你比个高低，让我们都立在桥墩上，各­射­三箭，死生由命！”斗越椒问：“你是什么人？”养繇基回答道：“我是乐伯将军部下的小卒养繇基。”斗越椒一听是个无名小辈，便轻蔑地说：“你要与我比试，必须先让我­射­三箭。”养繇基说：“别说­射­三箭，就是一百支箭我也不怕！躲闪的不算好汉！”于是，制止住各自的队伍。两人分别站在南北桥墩上。斗越椒拉弓先发一箭，恨不得一箭把对方­射­到河里。谁知，养繇基远远望见箭飞来，用弓稍一拨拉，那支箭早就落到水中。并高叫：“快­射­！快­射­”斗越椒又把第二支箭搭上弓弦，瞅准了，“嗖”地一声­射­出去。养繇基把身子一蹲，那支箭从头上飞了过去。斗越椒叫道：“你说不许躲闪，为什么还蹲下来躲箭？不算大丈夫！”养繇基说：“你还有一箭，我现在不躲了，要是这箭也­射­不中，该我­射­了！”斗越椒心想：“他如果不躲闪，这支箭肯定能­射­中。”便取出第三支箭，端端正正地­射­去，叫声“中了！”只见养繇基两脚站定，箭到时，张开大口，恰好用嘴把箭咬住。斗越椒见三箭都没­射­中，心中早已慌了，只是大丈夫一言既出，不好失言，毕竟他的脸皮还不够厚，便叫道：“让你也­射­三箭，如果不中，还得我­射­。”养繇基笑着说：“要是三箭才能­射­中你，那是初学箭的本事，我只­射­一箭，就让你命丧我手。”斗越椒说：“别空口说大话，好歹就看你­射­了。”心里想：“哪里就能一箭­射­中？”

谁知养繇基的箭百发百中，他虚拉一弓，然后乘斗越椒躲闪之时，迅速­射­出一箭，直穿斗越椒的脑袋而过。可怜斗越椒勇力过人，却因轻视了养繇基这个无名小辈，并最终命丧养繇基之手。

斗越椒之败全缘于其过于轻敌，进而低估了敌方力量，使自己没有回旋的余地，最终注定了惨败的结局。

坦然应对，寻机再战

挫折是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而理想目标没有达成的一种失败感。如果对于挫折能够坦然应付的话，那么对待逆境则为区区小事了。

逆境中的人们在办事时受到掣肘的地方，这种逆反的事端，不管哪一朝哪一世都是有的。在朝中说，总会有一些弄权小人，设法剪除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大臣，以达到使人们顺从屈服和能蛊惑圣上的目的；在世上说，总会有一些逐利之徒，设法为别人制造障碍，使别人达不到目的，而自己又不真正努力去做，大有“我所不得，你也休想”之势。

那么，对于逆境，我们应该如何处置呢？古人说：可以借别人的不善行径来磨砺自己的德­性­。

一、要有乐观的态度

曾国藩指出，当自己身处顺境的时候，要感谢上苍的给予，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优厚条件去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多交几个知心的朋友。当自己身处逆境时，要经常想到上苍曾经给予自己的厚爱，想到自己平时是努力帮助他人的，因此无论何时都会有朋友在关心自己，起码没有因为自己以往的过失在心中树立过敌人，那么，逆境一定是暂时的。自己虽然身处逆境但是还是比一些从未拥有过朋友的人、比更困难的人要好得多。看看处境不如自己的人，那么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二、要有执著的­精­神

曾国藩指出，在自然界中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树木四季发芽落叶，这都好比是人的处境一样，有上升时期的顺利，就有下降时期的衰败。而这又有什么可埋怨的呢？只要我们自己坚信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一定会升起来，那就不会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只要我们自己坚信今年的落叶是为明年新枝的繁茂打基础，那就不会在严冬的灰暗中丧失理智。谁有可能在一生的事业中永远处于顺境呢？只要你坚信上天是公平的，当它给予时你一定要想日后怎样回报；当它没有光顾你时，它一定是正在向你走来。只有自己不倒下，逆境就一定会走过去，坦途就在前面。

三、不要随波逐流

曾国藩指出，既然盈虚消长是整个宇宙间共有的大道理，那么遵守它就是在顺应自然的规律，“适者生存”是真理。但是，我们切忌在身处逆境时，为了一时求全而违背道德，违反大自然的规律。所以，在逆境中，凡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要悔改，悔改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残缺而不是为了无原则地求全，悔改是为了扼制形势的发展而不是为了一下子达到大吉大利。只有小人才委曲求全，随波逐流，去与恶势相融合，助纣为虐，表面上看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实际上有更加卑鄙和凶险的事情即将随之而来。

所以，天道有屈伸之理，人道有顺逆之境，只要把握好自己的心态，端正好自己的行为，必然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人们熟悉的一种谋略术语。所谓“上计”，也就是上策。在我国古代，人们常常排列出上、中、下三策，以权衡选择，择优而从之。当对手比较强大，而自己又处在劣势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转败为胜，避免对方的势头而退却，亦即走开，不失为一种上等的应变术。

以走为上作为应变术，不是盲目的逃跑，而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退却。《三十六计·走为上》云：“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也就是说，在形势对我方不利，不能与对手交锋的情况下，出路有三条：或投降、或议和、或退却。投降表明彻底失败；议和是一半失败；而退却则可以重整旗鼓，转败为胜。因此，三条出路中，投降是下策，议和是中策，退却才是上策。

以走为上是军事活动中运用非常频繁的一种策略。1934年夏季，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由于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的指导，屡战失利，形势日趋严重。10月初，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继续向中央根据地的腹地推进。此时，由于军力、民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在内线粉碎敌军的围攻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在大敌压境、危及红军生存的情况下，于10月开始了有组织的撤退，进行战略大转移，经湖南、贵州、四川等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采取以走为上的策略，以大踏步的前进或后退来调整兵力，调动敌人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从1946年7月至10月的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了105座城市，包括延安、张家口这样重要的城市。在撤离城市时，人民解放军巧妙地诱敌作战，经过八十多次战斗，歼敌29.8万多人。人民解放军的撤走、收缩，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敌军因贪占城市，分散了兵力，拉长了战线，暴露了薄弱环节，方便了人民解放军的各个击破。

1943年6月，侵略南斯拉夫的德国、意大利军队12万人，对南斯拉夫军队发动了代号为“黑森林”的围剿，企图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交界地区围歼南军的最高统帅部及其率领的南军主力。4日，德、意军队开始进攻。当时，被围的南军只有1.6万人，与敌军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南军最高司令部决定，以走为上，组织部队突围。7日，突围行动开始。途中尽管遭受巨大损失，但德、意军队围剿并歼灭南军的企图被粉碎。突围出来的部队在南军最高司令部的率领下，于14日挺进敌后，进军波斯尼亚，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古人伍子胥在父兄及家人惨遭楚王杀害时，只身逃亡，偷渡昭关，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助吴伐楚，打败楚国，掘楚平王墓，鞭其尸，报父兄之仇。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后，功成身退，不辞而退，以善其晚节。他们都用的是以走为上之术。相形之下，越王勾践的另一谋臣文种，范蠡出走时曾写信劝他：“您还记得这样一句话吗？‘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忍辱妒功，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先生如果不及早离开，灾祸在所难免啊！”然而，文种当时认为范蠡过虑了。结果，文种被勾践赐剑自刎身亡。

以走为上，也是待人处世中的一种应变之策。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明知自己战胜无望，主动退却，以保存实力，也是一种上策。

东挡西杀，各个击破

在古代军事史上，对于来势强大的敌人应该使其分离，然后将其分别各个击破加以消灭，这一战略称为“分战”。分战之法不仅适合于作战，也适合于人际交往之中。

凡与敌人作战，如果我方兵力多，敌人兵力少，就应该分兵作战，各个击破。这种情况常常建立在对敌我军事力量的充分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孙膑与人赛马，分上、中、下三等，而孙膑的三匹马均不如对方，但孙膑以上马对敌中马，中马对敌下马，下马对敌上马，仍能以三胜二而胜敌，这就是分战的致胜妙诀。

人们的工作和事业都是建立在与人交往的基础上的，要想获得事业成功，取得他人支持和赞助是必不可少的。如何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帮助你呢？各个击破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以前，一个年轻的报刊编辑受主编指派办一个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科普专栏。年轻人的热情很高，决心把这个专栏办成高水准的档次。为了保证稿子的质量，他打算请一批医院校的专家学者来做特约撰稿人。于是他开始拜访自己拟定的各个撰稿人。每到一处，他都拿出一张长长的名单给对方看，表示自己所请的都非无能之辈。一圈转下来，他觉得没多大问题了，便在报社坐等稿子上门了。然而，事实没像他想得那么顺利。那些专家学者好像都忘了那件事，几乎没人写稿子给他寄来。他感到很不解。主编得知此事，特来寻问他约稿的具体做法。当年轻人拿出那张密密麻麻的名单时，主编笑了：“要是你拿着这么一张纸给我看，然后再让我写稿子，我也没什么积极­性­。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专栏，本来所需稿件不多，而你又告诉每一个人，已请了这么一大堆专家，那谁还会认为与自己还关呢？帮助他人其实是许多人乐于去做的事情，但人人都有小小的虚荣心，希望自己所提供的帮助是最为宝贵的，最为独特的。那位年轻的编辑忽视了这一点，求了许多人却等于谁也没求到。后来主编建议他改变做法，针对各个专家的学科特长，写信诚恳地邀请他们就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发表最具权威­性­的文章。果然，接到信的专家全都寄来了­精­心撰写的文章。可见求人相助时很有学问。让人们感到你最需要他的帮助，这才是十分重要的。

各个击破的战术还可以用在制敌的方面，尤其是在面对众多的对手围攻的情况下，各个击破的方法最为有效。

美国著名男影星亨利·方达在影片《十二个愤怒的男人》中成功地扮演了男主角。剧情大致是在12位法官中，有11名法官一致认为一位少年杀人嫌疑犯有罪，只有一名认为无罪，整个过程是表现这名法官是如何说服其他同事的。如果扮演这个角­色­的方达一开始就正面否定，那么其他11人可能会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而亨利·方达的做法很特别，他只是就一件件人证物证分别向11个人解释。他不问：“你们认为如何？”而是问：“您认为如何？”这样一来，事先求得了那些对证据心存疑虑的法官的默许，然后逐一地说服他们，后来少年最终被判无罪释放，各个击破的战术终获成功。

后发制人，弱者不弱

后发制人是与先发制人相反的一种应变策略。运用这种策略，往往是先让对方动手，自己主动退让一下，然后再反击，以制服对手。由于后发制人是在对手已经有了行动，并且从一定意义对自己构成了威胁之时的应变，因此，它是一种重要的临危应变术。

人们熟悉的后发制人应变术，要数《水浒》中讲的“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最为­精­彩。那是林冲在发配沧州途中，被柴进接到庄里设宴款待。柴进家中的洪教头觉得林冲只不过是一个“配军”，心中瞧不起林冲，而柴大官人又如此礼待林冲，因此引起洪教头的嫉妒之心，决计要与林冲比试高低。只见洪教头先起身，连声说：“来，来，来，和你使一­棒­。”便脱下了上衣，拽扎起裙子，掣一条­棒­，使了一个旗鼓，站到场地中央。当林冲站起身时，洪教头又喝道：“来，来，来！”林冲碍于柴进的面子，只得草草应战，刚使了四五个回合，便跳出圈外说：“小人输了。”柴进见林冲并未使出本领，便极力劝林冲再使一­棒­。洪教头见林冲刚才退却了，以为是怕他，也想再显威风。但见他又连喝三声“来，来，来！”使­棒­朝林冲舞了下来。林冲不慌不忙地往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此时，林冲见他脚步已乱，于是，将手中的­棒­从地上一挑，和身一转，那­棒­直扫洪教头的臁骨上。洪教头招架不及，“扑”的一声倒在地上。林冲用后发制人之术，获得了比武的胜利。

《荀子·议兵》云：“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后发制人在军事上的运用很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讲到：“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公元221年7月，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孙权。孙权命陆逊率五万军兵迎敌。战争持续了几个月。到第二年2月，刘备重新组织兵力，沿江而下，向东吴发动了大举攻击。东吴面对强敌，采取后发制人之策略，先让刘备一步，退至夷陵（湖北宜昌境）一带。吴将陆逊领军与蜀军相持半年之久，待蜀军士卒疲惫、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时，陆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以火攻大败蜀军。

1812年6月，拿破仑亲自率领60万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合成部队，向俄国发动进攻。俄国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仅21万人，处于明显的劣势。俄军元帅库图佐夫根据敌强己弱的局势，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实行战略退却，避免过早地与敌军决战。在俄军东撤的过程中，库图佐夫指挥部队采取坚壁清野、袭击­骚­扰等种种手段，给予敌军以大量杀伤。接着，又将莫斯科的军民撤出，让一座空城给法军。10月中旬，法军在莫斯科受到严寒和饥饿的巨大威胁，不得不撤退。此时，库图佐夫抓住战机，予以反击，将法军打得大败。几十万法军，幸存者只有三万人。

后发制人也是人际交往中的应变术。当别人已先你一步行动，你作为后发者，可吸取先发者的经验教训，赶上和超过先发者；你虽然起步已晚，但要善于汲取经验教训，那么，就可能后来居上，获得成功。

随机应变，相机行事

所谓相机行事中的“相”是“看和观察”。相机行事就是观察情况的发展变化，根据不同的时机，灵活地处理事情。

北魏时，葛荣举兵向京师进发，军队号称百万人。北魏太原王尔朱荣率7000­精­锐骑兵阻击叛军。葛荣的军队排列成几十里长的战阵，像大鹏展开的翅膀似的向前推进。尔朱荣把队伍隐蔽在山谷中，准备出奇兵。接着，他又把将领按三人一处分作几处，每处带几百名兵卒，在所在地扬灰尘，大声喧哗，以张声势。同时，尔朱荣认为，人马近战，用刀不如用­棒­灵活，于是，他秘密命令将士们每人准备一根可以暗藏于袖中的木­棒­，并改变按首级记功晋级的办法，让将士只要用­棒­打死敌人就记功。由于尔朱荣策略­精­到，号令严明，且亲自带头冲锋陷阵，将士们奋勇向前，把葛荣军队打得大败。葛荣被活捉，其余叛军投降。对于这支宠大的投降队伍，尔朱荣也灵活处置。先让各自自由组合，然后听取本人的意见进行安置，对俘虏的将帅，量才录用，使新归附的人都安心称心。人们都佩服尔朱荣处理此事的灵活机敏。

审时度势，相机行事，灵活应变，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策略。19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消息传开，掀起了一股淘金热。

一个17岁的农夫亚默尔也准备去碰碰运气。找金子的地方是荒无人烟的小山谷，气候­干­燥，水源奇缺，人们苦于没有水喝。许多人一面找金子，一面抱怨：“谁要是让我饮一顿凉水，老子送给他金币也­干­。”找矿的人们抱怨的话，使年轻的亚默尔受到启发，他想，如果卖水给这些人喝，也许比找金子赚钱更快。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挖金，开始挖水池，再把远处的河水引进来，装进桶或壶里，卖给找金矿的人们。当时有人讥笑他，亚默尔全不在意。结果，许多人因没挖到金子而饥寒交迫，而亚默尔却卖水赚了六千多美元，成为当时的一个小小富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个体经营者也注意相机行事，随机应变，走上了致富之路。沈阳刘锡贵，1978年开始在自由市场卖豆腐，随着生意的扩大，办起了一个养猪场。之后，他用积蓄的钱买了一台拖拉机，再后，又用获得的收入买了几辆卡车，到1985年成立了锡贵运输公司。此后，锡贵公司不断拓宽业务路子，开始时从事拆卸工作，后来参与市区电缆铺设工程，其业务已扩大到全国。从卖豆腐到养猪，再到搞运输，最后又参与其他业务，刘锡贵随机应变走致富之路，这对于那些不看行情、墨守陈规的人，不是很有启迪意义吗？

相机行事术在人们的言语应变中也常被运用。相传，乾隆皇帝在委托纪昀为《四库全书》主编官之前，想考考纪昀。考试的方式是出对联句。乾隆先出“两碟豆”，纪昀答“一瓶油”。乾隆又说：“林中两蝶斗”，纪昀紧接“水上一鸥游”。乾隆见纪昀联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便立即转移主题，出联道：“人云‘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纪昀是南方人，乾隆出这一联，实际上是夸纪昀的学问，同时也暗含纪昀求饶的意味。纪昀也体味到了皇上的语意，于是，他便相机行事，迅速转舵，顺意接道：“我说‘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纪昀所联的这一句，既对仗工整，又巧妙地拍了皇上的马屁。乾隆听后，哈哈大笑，立即授职于纪昀。

心地要辣，行事要猛

古代兵法指出，作战之时，一定要采取果敢行动，行事要猛、心地要辣，这就是军事中的猛虎下山谋略。猛虎之猛就在于其扑快、其力猛、其心辣，猛虎如果行动迟缓、毫不毒辣，还不如蜜蜂、蝎虫尽力的刺人。所以，没有虎威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三国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任大将军司马昭统领各路人马联合伐蜀。邓艾向司马昭建议说：“现在蜀军已经受到挫伤，我们乘胜出击，从­阴­平小道经汉中德阳亭直Сhā涪城，也就是过剑阁西一百多里，离成都三百多里的区域，用一支奇兵乘其不备冲杀到这个要害部位。”10月，邓艾率军从­阴­平出发，一路上凿壁开路，搭桥过河，越过悬崖幽谷，长途跋涉达七百多里，有时山高谷深，无法运粮而断炊，几乎陷入绝境。邓艾用毡子裹好身子从峭壁上滚下来。将士们手抓树枝藤蔓沿悬崖行进，犹如天兵。部队到达江油，蜀将马邈措手不及而被迫投降。由于邓艾勇猛冲杀，攻破敌军，杀掉了诸葛瞻，大军长驱直入，兵临成都。蜀国皇帝刘蝉派使臣向邓艾表示投降，蜀国灭亡。邓艾之军正是凭借了这种猛虎下山的虎威，将蜀国一举歼灭。

1122年，辽帝出兵居庸关，得知金兵将至西京（今山西大同）。4月，金军会攻西京，辽军兵败城陷，辽西路州县部族纷纷降金，辽帝向额苏伦落荒逃跑。金军见辽军丧失抵抗能力，便乘胜追击，猛追猛打，使辽军又屡屡打败。终于在12月，金军自大同入居庸关，辽五京全被金占领。再如1951年5月，我中南军区已取得歼匪47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漏网土匪已成惊弓之鸟，四处逃窜，各部为清剿残匪，又组织大量­精­­干­飞行捕捉小组和便衣队，穷追猛打，决心将之全部歼灭。沅陵军分区416团8连飞行捕捉队，在一个月内，穿越湖南、贵州、四川、湖北四省边县，追击残匪1500公里，毙捕逃匪一百多人，被授予“长追千里”的英雄称号。这两个战例，都是认真执行猛虎下山谋略而取得最后胜利的。

对于已溃败之敌，不管逃到哪里，都紧追不舍狠狠打击，决不手软。《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善用兵者，见敌之虚，乘而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毛泽东在1949年4月21日《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战争非常讲究战机和形势。一旦捕捉住战机，就应毫不犹豫地下决心，进攻敌人。决不能停止不前，决不能仁慈手软、优柔寡断、犹豫不前。

在日常生活中，机遇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以猛虎下山的速度去把握住呢？这儿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威廉·麦克劳德是《纽约时报》的一位著名记者。他总是津津乐道地述说他是怎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当时，他紧张兮兮地等在办公室门外，申请材料已经送进去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小职员出来：“主任要看您的名片。”威廉从来就没有准备过什么名片，灵机一动拿出一副扑克抽出一张黑桃A说：“给他这个。”半小时后，威廉被录取了。黑桃A真是一张好牌。

小心谨慎，防人暗算

颜真卿，历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也是唐代最为杰出的忠贞大臣。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河北二十余郡望风而降，惟有他以一座小小的平原郡城，弧军抵抗，誓不降贼，成为抗击叛军的中流砥柱，赢得唐玄宗极大的赞叹。此后，他历经唐肃宗、代宗和德宗数朝，官至太子太师，德高望重，天下景仰。然而，这样一位名震天下的颜真卿，却对宰相卢杞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本来，颜、卢两家曾是世交，父辈曾携手并肩浴血沙场，为刎颈之交，但即使如此，卢杞在自己羽翼丰满之后，却再也容不下这样的老前辈。最初，卢杞想把颜真卿挤出朝廷，便问他：“想安排你去外地任职，你看哪里对你比较合适？”

颜真卿在朝堂中当众回答说：“我这个人由于­性­情耿直，一直被小人所憎恨，遭到贬斥流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今我老了，希望你能有所庇护。当年安禄山杀害了你的父亲，将首级传到我那里，以威胁我投降，我见到你父亲脸上的血迹，不敢用衣巾擦拭，而是用舌一一舔­干­净的，难道你还不能容下我吗？”

几句话说得卢杞脸­色­绯红，心中却更痛恨了。不久，割据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正起兵反叛朝廷，自称天下兵马都元帅，其势汹汹，很快便攻下了汝州，引起朝野很大的震动。德宗问卢杞如何平息叛乱，脸厚心黑到了极点的卢杞，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除掉颜真卿，便对德宗说：“李希烈是个年轻的悍将，恃功傲慢，他的部下不敢阻止他。如果朝廷能派出一位儒雅重臣，向他宣示陛下的恩德，陈述逆顺祸福的道理，李希烈必然会革心悔过，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而将他收服。颜真卿是四朝重臣，忠直刚强，名重海内，人人敬服，他去最为合适。”

表面上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完全是为了迅速平叛，丝毫也没有陷害颜真卿之意。因而不辨忠­奸­的德宗皇帝完全听从了他的意见，朝中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有人劝告颜真卿说：“你这一去必然会遇害，最好暂且留下来，看一看朝廷会不会有新的平乱措施。”颜真卿慨然道：“国君之命，怎么能够不从？”还有人甚至上书朝廷说：“让一位元老重臣去送死，这是国家的耻辱！请将颜真卿留下吧！”

颜真卿义无反顾，受命即行。到了李希烈那里以后，李希烈使出各种手段，用尽威逼利诱之能事。时而派出一千多名士兵，拔出匕首，围着颜真卿张牙舞爪，似乎要将他一刀一刀地割碎生吃；时而又在颜真卿住的馆舍挖个大坑，声言要将他活埋；时而又架起­干­柴，浇上油，点燃起熊熊烈焰，威胁要烧死他；时而又劝他拥戴李希烈为天子，并许愿封他为宰相。对这一切颜真卿均不为所动，大义凛然，最后终于被杀害。

待人处世中，特别是权力场中，不乏这样的人，当你得势时，他恭维你、追随你，仿佛愿意为你赴汤蹈火；但同时也在暗中窥伺你、算计你，搜寻和积累着你的失言、失行，作为有朝一日打击你、陷害你并取而代之的秘密武器。公开的、明显的对手，你可以防备他，像这种以心腹、密友的面目出现的对手，实在令人防不胜防。

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视吕惠卿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荐，并予以重用，朝中之事，无论巨细，全都与吕惠卿商量之后才实施，所有变法的具体内容，都是根据王安石的想法，由吕惠卿事先写成文及实施细则，交付朝廷颁发推行。

当时，变法所遇到的阻力极大，尽管有神宗的支持，但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石安石认为，变法的成败关系到两人的身家­性­命，并一厢情愿地把吕惠卿当成了自己推行变法的主要助手，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同志”。然而，吕惠卿千方百计讨好王安石，并且积极地投身于变法，却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不过是想通过变法来为自己捞取好处罢了。对于这一点，当时一些有眼光、有远见的大臣早已洞若观火。司马光曾当面对宋神宗说：“吕惠卿可算不了什么人才，将来使王安石遭到天下人反对的，一定都是吕惠卿­干­的！”又说，“王安石的确是一名贤相，但他不应该信任吕惠卿。吕惠卿是一个地道的­奸­邪之辈，他给王安石出谋划策，王安石出面去执行，这样一来，天下之人将王安石和他都看成­奸­邪了。”后来，司马光被吕惠卿排挤出朝廷，临离京前，一连数次给王安石写信，提醒说：“吕惠卿之类的谄谀小人，现在都依附于你，想借变法为名，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在你当政之时，他们对你自然百依百顺；一旦你失势，他们必然又会以出卖你而作为新的进身之阶。”

吕惠卿的厚脸果然是大见其效，王安石对这些话半点儿也听不进去，他已完全把吕惠卿当成了同舟共济、志同道合的变法同伴，甚至在吕惠卿暗中捣鬼被迫辞去宰相职务时，王安石仍然觉得吕惠卿对自己如同儿子对父亲一般地忠顺，真正能够坚持变法不动摇的，莫过于吕惠卿，便大力推荐吕惠卿担任副宰相职务。

王安石一失势，吕惠卿被厚脸掩盖下的“黑心”马上浮上台面，不仅立刻背叛了王安石，而且为了取王安石的宰相之位而代之，担心王安石还会重新还朝执政，便立即对王安石进行打击陷害，先是将王安石的两个弟弟贬至偏远的外郡，然后便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安石。

“人凶字上面定要蒙一层仁义道德”，吕惠卿的心肠可谓黑得出奇。当年王安石视他为左膀右臂时，对他无话不谈，一次在讨论一件政事时，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便写信嘱咐吕惠卿：“这件事先不要让皇上知道。”就在当年“同舟”之时，吕惠卿便有预谋地将这封信留了下来。此时，便以此为把柄，将信交给了皇帝，告王安石一个欺君之罪，他要借皇上的刀，为自己除掉心腹大患。在封建时代，欺君可是一个天大的罪名，轻则贬官削职，重则坐牢杀头。吕惠卿就是希望彻底断送王安石。虽然说最后因宋神宗对王安石还顾念旧情，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但王安石毕竟已被吕惠卿的“软刀子”刺得伤痕累累。

先声夺人，先发制人

从古代兵法来说，先战之术就是一种以先发制人的方法取得战争主动权的方法。当与敌人可能要产生对峙交战时，可采用先战术来取胜。先战术从战略上讲，可以争取时间，赢得主动；从战术上讲也可以先入为主，对敌人产生威慑作用。特别是在对方可能布下陷阱，要加害于你时，采用先战术一则可以揭露敌人的­阴­谋，破坏敌人计划；二则可以采取先发制人使敌人陷于被动局面；三则可以显示我方的光明磊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古代，有个专权的太监鱼朝恩要邀请郭子仪游章敬寺。当时的宰相元载，心中有鬼，怕他们联合起来攻击自己，就先进行离间。他暗中派人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将要对您做不利的事。”言下之意是叫郭子仪不要去赴约。郭子仪不听，坚持要去，他手下的将士们要求全副武装随从，郭子仪也不答允。

他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天子的命令，敢害我吗？若有天子的命令，那你们这样做是­干­什么，是想违抗圣旨造反吗？”

他只带了几个家童仆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见他这样轻车简从，连警卫人员都没有，惊奇地问他为什么，郭子仪说：“外边有人告诉我，您要趁这机会­干­掉我，所以我特地不带警卫人员，免得您花费心思，等下动手时多添麻烦。”

鱼朝恩感动得流着眼泪说：“像您这样一位忠厚长者，在面临这样的情况下，都能够不产生疑虑甚至也不准备武器刀枪进行自卫还击，确实是令我敬佩不已。”

在上面的故事中，宰相元载和郭子仪都采用了先战之术，元载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阴­谋，郭子仪则采用的是先发制人的阳谋，事情发展的结果当然是阳谋战胜了­阴­谋，以诚待人者战胜了以计离间者。

历史总是有它相似的一幕，西汉文帝时，齐国丞相爰盈为人慷慨，识大体，在朝廷名声很好。宦官赵谈因为得到君主的宠幸，常想加害于他。爰盈为此很忧虑。

爰盈的哥哥爰子种对爰盈献计说：“对于赵谈，你应当先公开污辱他，这样他以后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皇上知道你们有过嫌隙，就不会再相信他了”。爰盈果然这样做了。

有一次，皇上到东宫去，赵谈与皇上共坐一辆马车。

瞅准这个机会，爰盈跪伏在车前说：“臣听说能够与陛下共同乘车的人都是英雄豪杰。现在汉朝虽然英雄很少，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陛下单单只与被刀锯阉割过的人一同乘车吧？”

皇上听了，心里明白，微微一笑，立即把赵谈赶下车去。

从此以后，皇上每当听见赵谈说爰盈的坏话，便总以为是他为这件事对爰盈进行报复，便始终不听，小报告根本起不了作用。爰子种的先战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采用先战之术还常用来对付那种混乱的场合，使人们在熟视无睹中对你另眼相看，近代革命先驱者肖楚女就曾成功地采用了这一战术。

一次群众集会，轮到肖楚女演讲时，听众情绪很低，一个个昏昏欲睡。

革命家肖楚女走上台，站定后，突然“哈哈”一声笑。昏昏然的听众本能地一愣，都从各自为梦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一个个交头接耳，互相打听，整个会场乱哄哄的。这时肖楚女对着交头接耳的听众又发出第二次“哈哈”大笑，台下不少人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但大多数听众仍蒙头转向，怔怔地望着演讲者。略停片刻，肖楚女对听众第三次发出“哈哈”大笑时，顿时全场听众都跟着他轰然大笑。

就在这全场大笑声中，肖楚女开始了慷慨演说。顿时，台下笑声戛然而止，静静地听他的演说了。

肖楚女就是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采用先战术很快地调动了他人已经疲乏的­精­神，从而使自己的演讲获得了成功。

先战术还可以运用于现代商战之中，它可以帮助商家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商品市场。

1984年，中国宣布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天津手表厂立即抢在其他厂家之前，将这个厂生产的“海鸥”表赠给我国赴美参加奥运会的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每人一块，并特制上奥运标记，使“海鸥”表与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这一大事件联系起来。这顶“冕”借得实在，具有想像力。一时间，“国手进军奥运会，海鸥飞往洛杉矶”人人传诵。1988年，汉城奥运会，天津手表厂再次出奇兵，使“海鸥”表成为中国代表团的礼品表。通过运动员之手，“海鸥”表又名扬海外。虽然后来又有许多企业将产品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进行宣传，但人们对它的印象却远不如“海鸥”表那般深刻，这是因为“海鸥”表是首创的缘故。

谋职篇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在职场中，在商战中，是有做人之道的：一曰互助：职场中的朋友，说好听点儿是在互相帮助，说不好听点儿就是互相利用，什么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尽是些欺人之谈，到头来都是为了大树底下好乘凉。二曰糊涂：职场中的事，千万莫跟它较真儿，不然到头准会吃亏。有些事情就是那么迷迷糊糊，邪邪乎乎，惟有如此，那难走的人生之路才能通达无阻。三曰直谏：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头儿喜欢听什么就专捡什么说，可到头来还是于事无补。的确，直谏之言，句句逆耳，可行起来还当真管用，可是，你听得进吗？四曰学习：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世上，哪一行都需要学习。就拿当领导来说，要是不学，那必当被其淘汰。五曰曲直：宁可直中取，不可屈中求，在职场中，可实行不通了。怎样控制住自己，怎样让出一步，怎样为他人设置台阶？都要下一番功夫。六曰装相：聪明之人从不到处挥舞权力去打人，而是装傻卖傻，这样一来，既不显山露水，引人注目，同时又保全了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毛遂自荐———求职术

中国人可以吃暗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以你的“厚”，掩盖上司的“薄”，以你的“厚脸皮”维护上司的“薄脸皮”，那么，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

善意的欺骗有时是必要的

唐朝有位江湖术士吕用之，此人凭他的骗术，竟一跃而成为手握重兵的将军。

唐朝大将高骈本是一介武夫，此人最信邪门歪道，尤信神仙。吕用之则是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他抓住高骈好神仙的心理去拜谒他。二人一见如故，高骈立即给他一个军职。吕用之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张守一，一个叫诸葛殷，都是通过吕用之推荐给高骈民的。三人同心协力，用所谓的神仙道术欺骗这位大将军。

高骈与一位武将郑畋有仇。郑畋已经当上了朝中宰相，这些情况吕用之当然是清楚的。一天午后，吕用之来找高骈，神秘而又有些紧张地说：“据我求仙掐算，朝中宰相郑畋已经派出一个武林高手为刺客前来刺杀明公，今天晚上就要到了，请明公早自为计，免遭毒手？”高骈大惊失­色­，吓得鼻尖上立即出现了一层水蒸气，忙请吕用之想办法救他­性­命。吕用之说：“此事并不太难，我的好友张守一­精­通剑术，可以抵挡刺客。”高骈忙派人请来张守一，并以大礼迎进。张守一装腔作势地唬了一阵，最后答应为他抵挡并擒获刺客。但要求高骈要远远躲避，因为今天夜间将要出现的是两名武林高手的一场恶斗，免得刀光剑影伤着他。高骈自然惟命是听。

当天夜里，高骈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躲藏在邻近院落的一间小屋里，张守一穿着高骈的服装躺在高骈的床上。此日正是月末，又值­阴­天，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这样的夜晚当然也是吕用之­精­心选择的。高骈也不敢睡觉，伸长耳朵细听自己居室方向的动静。

夜静得可怕，万籁俱寂，一片落叶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听到。将近午夜时分，忽听庭院中“吮唧”一声，紧接着传出一阵铁器撞击声和二人格斗的声音，“丁丁当当”的兵器声、你来我往的脚步声夹杂在一起。大约过了两刻钟，声音渐渐消失了，夜又恢复了可怕的寂静。高骈不知结局如何，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提心吊胆不敢睡觉，生怕刺客得胜过墙来杀他，一夜也没合眼。

天刚蒙蒙亮，他立刻带着待卫向自己居室走来，只见庭院和台阶上有几处血污，有的是点点滴滴，有的是成片成滩，好不怕人。只见张守一提着宝剑笑吟吟地站在门口，有些自矜地说：“来人果然是一名高手，我如不格外小心险遭毒手。经过一番恶斗，虽然没有擒获他，但他已负重伤，他的武功已被我彻底废掉，从今往后明公就可高枕无忧了。”高骈见状，万分感激，眼里噙着泪花，紧紧握住张守一的手说：“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再生之德，我一定厚报。”说罢，赠重金，并委以重要军职。吕用之也因举荐之功破格升为参将。

其实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张守一根本不通剑术，刺客之事更是子虚乌有。吕用之事先准备了一些铜铁之器，又用厚囊盛了一些猪血。当天夜里，先行潜入其中，等到深更半夜之时，把铜器扔在台阶上铿然有声，接着二人用两根铁­棒­互相敲击，并不停地转换位置就像格斗一般，胡乱折腾一阵，再把猪血沥沥拉拉地洒在庭院里和台阶上。二人偷着默笑几声后，吕用之就带着全部道具从后门溜了出去。一场戏演完，把个高骈唬得晕头转向，认为真有神仙在帮助自己。两个江湖骗子靠这一套欺诈手段终于蒙住了上司，给自己谋取了高位。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近代，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高官显位者更是不乏其人，而且骗术也较以往更为高明。清末民初著名政客江朝宗的升迁之道就颇有代表­性­。

江朝宗原名江四，此人是袁世凯时赫赫有名的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府院之争时还当过几天国务总理并以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短命总理而载入史册。江朝宗早年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粗通文墨，后来落难来到天津，经人介绍给直隶某绿营参将高孝承当文书。这位高参将乃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因而对江四格外重用，倚为心腹。

高参将早年丧妻，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视若珍宝，迟迟未曾许配人家，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女儿的婚事就成了高参将的心病。可是有财有势的门户谁愿意来娶这位芳龄已过的老Chu女呢？但一般小户人家，高参将又不甘心降格以求。日复一日，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把姑娘的婚事给耽搁了，越发地难以出阁。自从江朝宗进了参将署，做小伏低，十分殷勤，上下都欢迎，参将也常夸奖他。久而久之，遂有欲将女儿许配给他的心愿。未料一打听，江朝宗已有妻室，便不再提及此事了。不久，高参将的一位幕僚与江朝宗闲聊时述及此中秘事，江朝宗听后内心十分懊丧，但又不可挽回，只有自怨自艾。

江朝宗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为自己一时失言而未能成为参将的女婿，终日心猿意马，不得安宁，思想着一条补救的办法。也是江朝宗求利心切，终于想出了一条迷人眼目的招数，只待高参将自己找上门来。

有一天，江朝宗备置了一桌酒菜，请那位幕僚和几名同事共饮。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都已有了几分醉意之时，蓦然间，江朝宗举杯嚎啕大哭起来。旁人一怔，不知所以，都说：“四先生醉了！”江朝宗从怀中掏出一封“家信”，捧至脸前，涕泪俱下。那位幕僚先生拿过书信拆开一看，“哎呀”一声，说：“原来是嫂夫人病故了！”江朝宗哭得更厉害了。

过了几天，那位参将的幕僚笑嘻嘻地登门见江朝宗，一见面就说道：“四先生，贺喜贺喜！”江朝宗心想：果然计谋应验了，但却佯装不解地问道，“我有何喜？”幕僚先生随即把受参将之托，欲把他的爱女许配与他的话说了一遍。江朝宗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当即站起来向这位幕僚先生深深地三作揖。第二天，江朝宗梳洗整冠去参将府邸，叩见高孝承，拜谢知遇之恩，口口声声恭称岳父大人，喜得高参将眉开眼笑。事不宜迟，高参将立刻请人选择吉日，为他们二人办了婚事。江朝宗遂了心愿，入赘参将府，从此青云直上。后来，高参将病故，所遗大宗财产，尽数为江朝宗继承。江朝宗利用这笔家产，上下打点，终于攀上了北洋显贵袁世凯，成为民国初年投机政客中红极一时的人物。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不少人的高官显位并非来自真才实学，欺上瞒下是他们升官的终南捷径。做官当如此，做大官更须如此！没有极“厚”的脸皮，没有极“厚”的骗术，是不可能在官场中一帆风顺的。由此看来，撒谎者之所以能大售其­奸­，主要还是由于当权者怕听真话，爱听假话。俗话说，忠言逆耳，听到真话，了解到那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心里自然就烦躁无比；一听到假话，别提心里有多舒服了。这也是许多部下在上司面前报喜不报忧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许多帝王也特别爱服“厚黑”这副药，大昏君杨广就是这样一个爱听谎话的人。

有一天，杨广的侍卫高德儒看见大堂外面飞过两只孔雀。他想如果说天上飞过凤凰，汤帝一定会高兴，于是便和身边的人嘀咕了一下，装作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杨广那里说：“万岁，刚才有两只凤凰从这儿飞过去了。”杨广听了，果然欣喜万分，他马上跟着高德儒跑到殿外向空中望，只见空荡荡的，别说是凤凰，就是麻雀也没有。这时候，几个侍卫纷纷前来作证说凤凰就是从这儿向西飞过去的。杨广信以为真。在早朝时，他郑重其事地向大臣们宣布：有两只凤凰刚从这儿飞过去了。

传说中的凤凰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鸟，尽管谁都没见过，众大臣一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纷纷跪在地上向杨广贺喜，说这是象征着皇上有天神保佑，将大吉大利，万事如意。杨广听了心里很高兴，马上发下一道诏书说：“高德儒忠贞不二地侍卫皇上，始终如一地恭敬神灵，所以才看见凤凰，为奖励他这种­精­神，我将提升其为朝散大夫，并赐予绸缎布匹；其他侍卫也忠心可见，同时给予封赏。”这样一来，就连几个撒谎的人也惊呆了，没想到一个谎言竟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

说谎做假，容易使人受骗上当，这是勿庸置疑的，这是人­性­中不诚实的恶劣品格，但我们不妨从积极的一方面去理解和运用。比如，你的上司喝醉了酒，在不清醒的情况下签发了一件不当签发的文件，并且要你马上去执行，身为下属的你在左右犯难时，不妨来一招“欺骗”术，“这就去执行”，事实上你把这件刚签发的文件压下不发，等其酒醒后再当别论，这样的做官术又另当别论了。

保全上属面子方能把职位提升

就中国人而言，面子问题是个最大的问题。俗话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在中国，“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中国人可以吃暗亏，也可以吃明亏，但就是不能吃“没有面子”的亏。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以你的“厚”，掩盖上司的“薄”，以你的“厚脸皮”维护上司的“薄脸皮”，那么，成功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你不顾别人的面子，总有一天会吃苦头，因此，老于世故的人从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说别人尤其是上司的坏话，宁可高帽子一顶顶地送，既保住了别人的面子，别人也会如法炮制地给你面子，彼此心照不宣，尽兴而散。这种情形在官场尤为常见。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微，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儿们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老朋友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以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位朱元璋儿时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才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文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一块儿光着ρi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又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你忘了吗？”

这位老兄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个没完，朱元璋却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这个穷哥儿们杀了。

“为尊者讳”，这是官场的一条规矩。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多么低贱，做过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一旦当上了大官，爬上了高位，他身上便罩上了“灵光”，变得“神圣”起来。往昔那见不得人的一切，要么一笔勾销，永不许再提；要么重新改造，重新解释，赋予新的含义。这位穷哥儿们哪懂得这一点，自以为与朱元璋有旧交，居然当众揭了皇帝的老底，岂不是自找倒霉吗？

朱元璋原本是泥腿子出身，早年当过和尚，后来又参加过推翻元朝统治的红巾军起义。这些经历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卑微的。朱元璋因当过和尚，对“光”、“秃”一类的字眼十分忌讳；因红巾军被统治者说成是“贼”、“寇”之类的组织，朱元障便对这些字眼也极为反感。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杭州徐一在《贺表》里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个字，朱元璋读了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削发，说我是秃子。则者近贼，骂我做过贼。”于是，立即下令把徐一处死。洪武年间，大兴文字狱，惟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他在作贺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朱元璋看了发怒说：“这老儿竟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张某说：“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噎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硬，放掉罢。”左右侍臣私下议论：“几年来才见饶了这一个人。”

除了个人隐私外，上司一些特殊的忌讳也要探听明白。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方言不同，往往同样一句话，意义却完全相反，所以在与你的上司打交道时切记要“入乡随俗”，不要因语言上的误会造成不快。比如你称呼人家的小男孩儿，叫他小弟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太仓人听来，认为你是骂他；比如你对老年男子，叫他老先生，总不算错吧？但是在江苏嘉定人听来，当你是侮辱他。各地风俗不同，说话上忌讳各异，必须时时留心。

如果上司另有个人特殊的忌讳，你也要探听明白。比如对方的母亲，原是妓院出身，你如果不知底细，任意闲谈，说张三、道李四，虽然并不是有意说对方，而在对方听来，却认为你是故意指桑骂槐，揭他的隐私，当时虽不便立刻发作，而心里难受，一言难尽，对你的忿恨，可想而知。一旦遇到机会便难免给你小鞋穿。再比如上司以前是个贩卖私货、囤积居奇的­奸­商，现在虽已洗手，心中还是惴惴不安，你不曾探明底细，当着他的面大骂­奸­商，在你是快人快语，而上司呢？定然是局促不安，把你恨得牙痒痒。

因此，要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就得学会为上司保守秘密，同时还要留心上司的忌讳；否则你不但不能当好一个部门的领导，还会像朱元璋的那个穷哥儿们那样赔上卿卿­性­命。

用你的“厚脸”为下属遮风蔽雨

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不顾及面子，但也不能太顾面子。脸皮薄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不适合做领导，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有用你的“厚脸皮”把错误承担下来，才能够使部属为你努力地工作。因此，当部属犯了错误后，你不能只想到去追究他的责任，这当中，也不乏你的责任，是因为你管理统帅不严，才致使他犯下错误。遇到这种情况时，你首先就要做自我检讨，并且承担起主要责任。下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哈普·艾诺德五星上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陆军航空队司令，他在自己《陆军飞行者》这本书中描述到这一点。有一位新上任的中队长接到大队长的通知：“昨晚你在军官俱乐部喝酒喝得太多了，下次不可如此。”问题是那天晚上，这位年轻军官根本就未去过军官俱乐部。这位中队长耸了耸肩，决定不理这件事。

几天以后，他又接到另一份通知：“你喝得太多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现在这位中队长真是被弄糊涂了，因为这天晚上他也没有去俱乐部。这次他打了电话给副大队长谈这件事。

这位副大队长倒完全明白事情的经过，他回答说：“少校，你不只负责你自己一个人，在你中队里的人所做的一切，你都得负起责任来。你个人没有在俱乐部里酗酒，但你中队里有一个人如此做了，你应该负责！”

你也许会说这样做太过分了点儿，你怎能为属下所做的每件事负责任，这不是张三喝酒李四醉吗？在军中，你就得负起责任来，因为军职是种一天24小时的工作，你对你的属下有着全天候的管辖权。

问题是很多非军事团体的领导者，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愿为属下的错误负责。他们随时可以找到各种托词。但这会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你的属下不再愿意跟随你———换了是你，你会不会如此呢？总之一句话，换取当领导者的合约就是负责。你不肯为团体或属下负责，你就违反了这项合约。

第二，你的上级不会再信任你。假若你不肯负责，那又该由谁来负责？上级又该将责任交给谁？

你无法将责任要别人代负，所以千万别试着这样做。

为公利必须厚脸去私

做领导的本意就是为大众谋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们的私利与公利是相互对立的。这就要求做官者有时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厚着脸皮去拒绝私利，甚至牺牲私人感情。在我们心目中，都认为“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千古真理。然而，为官却并非如此。下面是一个相关的历史故事，看后你就会懂得做官者有恩未必都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刘邦和项羽中原逐鹿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时代里，丁公和季布是两个最富有悲喜剧传奇­色­彩的人物。

季布是楚国人，他和舅父丁公都曾在项羽帐下效力，一个是斩将夺旗的大将，一个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在刘邦被困荥阳期间，季布曾数次把刘邦整得狼狈不堪，险些要了他的命。刘邦一登上皇位，首先悬千金重赏通缉的就是季布，并布告天下，有胆敢窝藏季布的，罪诛三族。逼得季布像丧家犬一般东躲西藏。

丁公曾在彭城为霸王追击刘邦，两人短兵相接，刘邦走投无路，对丁公说：“咱俩都是好人，何必相逼太甚呢！”丁公于是引兵而去，放了刘邦。等到项羽败灭，丁公心想曾饶过刘邦一命，就去求见。没想到刘邦说：“丁公作为项羽的部下，为人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此人。”于是杀了他，并对左右大臣说：“这样做是为使后世的人都不要学丁公。”

季布是个硬骨头，年轻时就有“大侠”的美名，他没有像舅父那样去求刘邦宽恕，也没有像当时许多通缉犯那样去自杀。他剃光了头，毁了容，藏在一个朋友家里，后又给装在棺材里送到当时有名的游侠朱家那里。朱家让季布和奴隶们一起到田里­干­活儿，但告诉儿子，田里的活这个人说了算，要和主人吃同样的饭。然后朱家通过汝­阴­侯滕公给汉高祖捎话说：“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挞平王之尸也。”

汉高祖听朱家说得有道理，果然赦免了季布，还任他为郎中。当时朝中大臣都赞扬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也因此闻名于世。

季布后来在朝中以忠诚耿直而很受人尊敬。孝惠帝时，升为中郎将。单于曾写信辱骂吕后，吕后大怒，召集诸将商量对策。上将军樊哙当即表示：“愿率领十万兵马横扫匈奴。”其他将官都拍吕后的马屁，一致随声附和。惟独季布说：“樊哙该杀头了。当年高祖领兵四十余万都被困在平城，现在樊哙带十万人怎么能横行于匈奴腹地呢？可见是当面吹牛！况且当年秦朝因和匈奴连年交战，所以才引发了陈胜起义。如今四海创伤未平，樊哙又开始当着大家的面谄媚邀宠，这不是想动摇天下吗！”当时殿上文武百官都吓坏了，为他捏了一把汗。罢朝后，吕后再没提征讨匈奴的事。

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当初丁公忠于他的上司，在刘邦走投无路时，不放他一马，那天下便是项羽的；正因为他对待敌人心慈手软，才使刘邦有东山再起，夺取天下的机会。如果刘邦重用了丁公，丁公今后也可能放过新的敌人，那刘氏天下又当易主。所以，一个对敌人心慈手软的下属是不可重用的。

厚脸并不意味着要打“痞子腔”

厚黑做官的前提是，不可违背做人和做官的基本道德。因此，在此要奉劝那些从政做官的朋友，“厚脸”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厚脸皮或“痞子腔”。在我们处世和做官的过程中，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同事之间，都要推崇坦诚相见的交友法则，以心换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在处世上最讲“诚”字。

曾国藩最得力的门生李鸿章，曾经回忆他老师“待洋人以诚相见之事”时说，曾国藩曾经谆谆教导他，在与洋人打交道时要讲究一个“诚”字。

李鸿章在谈到其先生曾国藩时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我的老师曾国藩提携起来的，但是讲到洋务方面的事，似乎老师还不如我内行。然而，要知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的老师一句话指示的力量。

“从前把我老师曾国藩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他老人家的。老师见到我的面之后，不等我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对外交涉第一重要的关键。现在国势消弱，外国人才联合起来算计我们，有一点儿小小的错误，就会遗留祸害，影响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样的主意呢？‘

“我回答说：”学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向您求教的。‘老师对我说：“你既然来到这里，必定有自己的主见，不妨先说给我听一听。’

“我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

“老师于是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不说话，后来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看好吗？‘

“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顺抹着胡须不放松，很久之后才看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诚和信守可以实行于少数民族那样不开化的人们，这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们中国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去与洋人相抗衡，无论你如何虚强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的。不如老老实实，坦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这样做虽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但是或许也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们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

曾国藩强调，不仅与洋人打交道要讲诚，而且与他人打交道都要讲究“诚信”二字。诚信是人格的根本，也是人际交往的基础，所以，无信则失去自己，也失去他人，终于无法立于社会。孔子还曾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因此，曾国藩将是否诚信与生死并提，强调的是人活一世，信誉第一。曾国藩多次指出，运用奖赏时，最重要的是守信用；运用刑罚时，最重要的是公正。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公正，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君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来侵犯君主呢？

在今天看来，“诚”字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有效办法，曾国藩的那番话实在有道理，即使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与人相处还是要坚守“以诚待人”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做领导的“厚”与“黑”

领导，顾名思议就是带领和引导的意思。作为领导者，你的职责就是要带领和引导下属根据既定的目标去开展工作。所以，领导者一定要有与众不同的领导艺术。通俗地说，就是对民众要“厚”，对贪官要“黑”。为此，我们总结了古今中外领导者的有关经验，得出如下做领导的五大谋略，希望能对你有所裨益。

一、宽政可得民心

历代兵制中自己亲自去当兵，这是定例。而汉代刘濞却决定可以自己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这就是宽政。自己出钱让别人代自己去当兵的人既已是宽政，而亲自去当兵的人国家又给予他一定佣金，这是富者出钱而自己不当兵，贫穷的人虽然自己当兵却能得到佣金，这是吴王刘濞为取得民心而采取的措施。这种宽政之法考虑到了不同人的情况，而使人们都能满足。

二、忠爱为正当心术

做官应该学习刘向的品德。刘向以学问而取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刘向的爱国热忱，更令人钦佩。例如刘向见识­精­辟而不炫耀，气势很盛而不骄矜，预料到王氏必然篡汉自代，想到应当早点儿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没有诛灭王氏的意思。他用心平实，指事确凿，以“忠爱”二字为本。做官者应当首先学习他的心术，只有根本坚固，心术端正，正如根基深厚的大树才能枝叶繁茂。

三、除恶要务尽

做官之人要充满正气，不可徇私枉法，在执法时要除恶务尽，例如，张敞就是这样一个正义之官。据《张敞传》记载，张敞在决定处死絮舜时，派主簿持教告诉絮舜说：“我这五天就要卸任的京兆尹难道不能把你处死吗？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要到来，这能延长你的­性­命吗？”所以除恶务尽，是为官者的职责。

四、君子只做重大事情

做官者应放眼未来，为国家以及社会的长远利益着想，不可拘于小事，而应该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历代庸官之所以碌碌无为是由于他们只注意了无意义的小事，而忽略了远大的任务。英·甘地夫人曾经说，她就是为重要的事去奋斗的。“我这个人眼高手低。一个人要做一件事，不管这事多小也得斗争。可我生就一个懒人，所以我就把事情分为三类：最重要、重要、不很重要。我只是为头一类事奋斗；如果我身体好，有潜力，也去张罗第二类事。”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英·甘地夫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性­格特点，这也是许多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态度。

五、法随令而行

国家要靠法令来统治。商鞅变法就是要保证重大法律的施行。改革要靠法令来推行，所以推行法令是改革的关键。删节法令的要被处死，拖延法令的要被处罚，不服从法令的要被处死。

背靠大树———交友术

职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确，在你的背后，要是有个显赫人物为你撑着，你的人生旅途自然畅通无阻。这就要求做领导的要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

大树底下好乘凉

职场上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确，在你的背后，要是有个显赫的人物为你撑着，你的人生旅途自然畅通无阻。这就要求做领导的要有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睛。

清朝康熙帝在位时，当时最大的­奸­臣是明珠。明珠幼年在宫中当过侍卫，与康熙的关系比较接近。正由于这层关系，明珠仕途一帆风顺，鼎盛期官至兵部尚书。

吴三桂自请“撤藩”，朝中大臣多有慰留之意。明珠附和康熙的意见，主张下旨“撤藩”，看看吴三桂敢不敢反。从此以后，康熙更是对明珠欢喜不已。

明珠得势以后，与其最亲密的走狗余国柱开始大肆卖官，中饱私囊。

凡是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等重要位置一有空缺，他们便向有意者大肆索贿，直到满足他们的欲望为止。日子久了，明珠的财富也就堆积如山了。

而且，明珠还进一步控制那些检察官员，进而以箝制百官。他将所有新上任的检察官员找来，令他们订下密约，答应所有向皇帝上的奏章，事先一定拿来给自己过目。

这样，明珠不仅得宠于皇上，控制百官，还控制着整个检察机构。国家机构对他已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一时权倾朝野。

宠臣太过，就必然会为患于朝廷。大智如康熙者，不曾明眼辨­奸­，实为憾事。

等到明珠最终一日被人告发，康熙也仅仅是免了他的大学士之职，并且，还是很不忍心的。过了不久，康熙又把他招来身边，充任“内大臣”！

明珠是个可憎可恶之人，我们可以从他成功的背后去寻找答案。他要不是有康熙这棵大树为他挡住烈日、挡住狂风、挡住暴雨，他早已是满朝文武的众矢之的，身首异处了。

明珠的官道畅通之法，不可为我们所效仿。但是，我们也可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如果在你的工作中，遇到那些十恶不赦之人，而他们又羽翼丰满、势力强大，要铲除他们，你也只有背靠大树才能达到目的了。

拉大旗做虎皮

在政界和商界交往中，把极有号召力的旗号拉扯过来，当成虎皮，用来骗人和吓人。这是一种官场上的“厚黑”恶习，其根本目的是借局布势。特别是当某些人的力量很弱小、无力形成强大的声势时，常可以借助别人的旗号，布置成有利于自己的阵势。例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项梁接受谋士范增的建议，找来已落魄成牧羊童的楚王之孙，尊为楚怀王。楚怀王的出现，激起老百姓对秦朝统治者的反抗情绪，起义军人数倍增，形成了埋葬秦朝的强大声势。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拉大旗做虎皮。在日常生活中，拉大旗做虎皮何止在政治领域中经常运用，就是在今天的商界也司空见惯。

有一个美国出版商，在总统身上大做文章，不仅推销掉积压的图书，而且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次，该出版商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图书卖不出去而发愁，忽然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过了几天，他通过朋友送给美国总统一本样书。后来，总统看到了这本书，只浏览了几页，便漫不经心地说：“这本书不错。”出版商闻讯，利用总统这句话大做广告，一个月内把积压图书全部卖光。

其后，又有一批图书积压，该出版商因尝到了甜头，给总统又寄了一本样书。这一回，总统不给面子，评论说：“这本书糟透了！”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大肆宣传：“本公司有一本总统认为很糟糕的书出售！”不久，该书销售一空。

几个月后，该出版商又遇到了图书积压的难题，他像以前一样如法炮制，寄给总统一本样书。这一回，总统学聪明了，­干­脆对他的书一言不发。于是，该出版商在广告中写道：“这里有一本总统难以评价的书出售！”结果，所剩图书轰然销尽。

厚待贤良才能成功

作为有一番事业心的从政官员，必须具有厚德待人的品德。这就意味着，你凡事都不可过于苛刻，一旦苛刻，别人在你眼里就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样他怎能为你效力，惟你所用呢？所以只有宽厚待人，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你周围的人才能为你效力，你的事业才能成功。

三国时的吴国孙权势力覆盖江东。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是吴国的英雄人杰，可称之为国家的栋梁，对吴国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古以来，很多文臣武将都自以为贤能超人，而且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而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就可以使这样的人自惭形秽。

孙权刚即位时，鲁肃要离开江东，周瑜劝他留下，并举荐给孙权，推崇鲁肃能够辅佐帝王事业。后来，周瑜在死前还上书孙权，说：“鲁肃忠贞坚烈，遇事认真，如果以后能代替我，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周瑜死后，鲁肃就代替他执掌了吴国的兵权。

吕蒙原来学识浅薄，名声不佳，后来听了孙权的劝告，学识有了很大的长进。鲁肃代周瑜做了兵马大都督，常到吕蒙那里计议大事，很赏识吕蒙的才华，而吕蒙却很自卑。鲁肃看他这样，便宽慰夸奖他：“我原认为老弟你只有武略，今天看来你学识渊博，不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了。”鲁肃与吕蒙结为金兰之交，吕蒙接替了鲁肃的职务。后来，吕蒙因病告退，推荐陆逊，说他深谋远虑，足可担当重任。陆逊因此代替了吕蒙。

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个人相继镇守吴国边境几十年，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威振一时的名将，曹­操­、刘备、关羽都曾经败在他们的手下。吴国之所以能成为三足之一，确实与孙权任用了贤能的良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做领导必须厚颜远亲

老百姓对于做官有一句成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对于职业官吏来说，这种观点万万要不得。因为，做官本是为公之事，过于看重私利必然会招致祸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在争夺权力中，最高统治者都会面临如何平衡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的权力问题。一般说来，厚颜远亲是统治者基本政治素质的要求。谁要是能把这种平衡术运用自如，谁就能稳居高位，相安无事；相反，则可能因派系之间的斗争而使内部矛盾尖锐化，从而危及统治者的安危。

西汉初期，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了刘氏的统治地位。但按照历朝历代论功行赏、割地封侯的原则，那些曾为建立汉朝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都将得到应有的赏赐，但刘邦初为人君，尚未深谙统治之术，因此，在封赏之时，多照顾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好和有亲属关系的人，诸如张良、萧何及吕后家族中的人。这一来，那些虽也曾立下大功，但跟刘邦关系一般甚至素有隔阂的人便被冷落一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猜忌四起。

一天，刘邦在朝审理完朝事，退廷之后，他看见朝臣们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似有什么事情在传递，他敏锐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于是，他找到谋臣张良，问朝臣们所议何事。张良随口答道：“他们议论准备谋反。”

刘邦闻言大惊，皇朝刚立，竟然有人谋反，他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张良掰着指头说道：“其一，陛下得天下靠的是这些人的鞍前马后的辛苦，他们为刘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先封的大臣却没有他们的份，因此他们怕论功行赏之时陛下会忘了他们；其二，陛下得天下之后，芟除的都是平时跟陛下有仇怨之人。人孰无过，现在没受封的那些人平时哪个没一点儿闪失，他们害怕陛下找岔处罚、报复他们。”

最后，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把雍齿这样与自己有怨之人封为侯，其他众臣见状，心中便自然平静下来，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波即告平息。

任何历史都会重演过去的一幕。晚清时期，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内部也是派系重生，其中仅江西驻守的就有江忠源、曾国荃、李文度、刘腾鹤部，另外，李鸿章、左宗棠等部虽名义上属曾国藩领导，也已分庭抗礼，面对种种派系力量的斗争，曾国藩通过学习历史上刘邦的厚颜远亲的派系平衡之术才使得湘军能够联合抗敌，成为清王朝的王朝之军。

只有铁面无私才能自成其私

作为领导者维护私利和以权谋私是最招人痛恨的行为。与之相反，领导者的公心就更容易得到信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是在朝为官，古代的秦桧因为卖国求荣而遗臭万年，岳飞却因为保家卫国而受到人们的祭拜。

当初宋太祖在周世宗手下做殿前都检点，驻扎在澶州。菖彬是周世宗的亲信，专门掌管宫中的茶和酒。太祖曾经向他要点酒喝。菖彬说：“这是公家的酒，我不能随便给你。你自己去买酒喝吧。”等到太祖当了皇帝，他对群臣说：“周世宗手下的官吏中，没有欺骗他们主子的，只有菖彬一个人。”于是太祖将菖彬他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因此，不假公济私的人，是容易得到信任。

对于封建帝王来说，虽然天下是自己的，却要把自己标榜成天下人的救世主，因为他们懂得出于公心更容易得到支持的道理。

李世民在打天下时功勋卓著，治天下时取得了“贞观之治”，原因是他始终将用人“至公”当作自己管理天下的第一原则，这表现在他选拔人才不以新旧划线，而是“惟有才德是任”。如李世民手下的战将中有来自敌营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等骁将，正是由于这些良将的拼死相助，他才能横行天下，战胜群雄。

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不断的重用原东宫谋臣魏征，采纳其诤谏，对“贞观之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归降的文臣武将竭智尽力相助，以至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股肱之臣就是因为李世民能以“至公”用人之故。

在人的一生中，个人的情感失落和事业的失败都会使自己陷入困境，而在此时如果能够以一种“公心”来对待，那么自己那种渺小的不快情感就会融化在为大众创造快乐的幸福之中。

难得糊涂———办事术

在形形­色­­色­的圈子里，怎样才能明辨是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妨教你一招糊涂大法。即宁可装着糊涂不行动，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的确，无论做领导、经商，还是为人处世，有时候装疯卖傻、以癫惑人倒能办成大事。有时候，在生活或工作中，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明明白白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说得含含糊糊一点儿效果反而更好。

不妨来一招“糊涂”法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在形形­色­­色­的圈子里，怎样才能明辨是非，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里不妨教你一招糊涂大法，即宁可装糊涂不行动，而不可装聪明轻举妄动。的确，无论做领导、经商，还是为人处世，有时候装疯卖傻、以癫惑人倒能办成大事。

据清朝，魏息圆的《不用刑审书》记载，广东省有个绰号叫做“颠梅”的知县，判案经常独出心裁，打破常规，出奇制胜。下面是他以癫惑人的手法，判明一件冤案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平民从海外回来，带了许多银子，天黑赶路怕碰上强盗打劫，便把银子全部埋在距本村十里坡的大榕树下，趁着月­色­赶回家中。叫门多时，妻子才出来开门迎进。招呼睡下后，妻子问道：“夫君奔波海外多年，得了多少银子”？丈夫答道：“这回出门数年，赚得纹银五百多两，黑夜途中恐遭劫，只好埋在十里坡的大榕树脚下，明日白天便可取回来。”次日早起，丈夫赶去起银，开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以为是自己昨晚忘记Сhā门，便没有多疑，径直去大榕树下取银子。可是到了榕树下一看，埋银子的地方已扒开一个坑，银子早不翼而飞了。他瘫软在树下痛哭一场，本想回家告诉妻子丢了银子，又怕妻子说自己昨晚吹牛，尽撒谎骗人，于是跑到县城报案。

听完这个埋银丢银的经过后，“颠梅”知县问道：“你外出多少年？”答道：“出门四年。”知县又问：“家中有些什么人？”答道：“只有妻儿二人，儿子今年四岁多，是我出门前生下的。”又问：“家中有奴仆吗？”答道：“没有，一切家务由妻子­操­持。”又问：“昨晚回家碰见了谁，说起银子的事吗？”答道：“没有，我半夜回家，孩子已经睡着，只是对妻子说过把银子埋在十里坡大榕树脚下，可我去起银子时，妻子尚未起床，孩子也在睡懒觉。”又问道：“你回家时，妻子高兴吗？”答道：“态度倒也平常。”知县又问到：“你仔细想想，家中有什么异常现象没有？”答道：“没有。”知县最后说道：“果真如此，你的案子我也难以搞清楚了。”那个丢银人沉思了一阵，说道：“今早我出院门时，院门却是虚掩着，我记得昨晚好像Сhā上的，这是否算是异常情况？”知县听其一说，佯怒拍案大喊：“千怪万怪，都怪那棵树！你把银子寄放在那里，它却没有替你保管好，而被人偷了去！此树罪该万死。”于是命令衙役前去拔掉那棵树，并且嘱咐，拔不动就用大锯去锯，锯倒运回来，我要亲自审问那棵树！回过头来又问丢银人：“你来告状，你的妻子知道吗？”答道：“不知道。”知县告诉他：“你回家不要告诉她，否则我要罚你！明天早上你带孩子准时来县衙。”丢银人回到家，说起丢银子的事，妻子骂他骗人，他也由她骂罢了。

衙役们好容易把树砍倒，蚂蚁啃骨头似地往县衙大院搬运，途中路人见到官差累得满身大汗，都问运树­干­什么？衙役们埋怨道：“颠梅知县要开堂审树。”这话传出，如同特号新闻，一传十，十传百，方圆百里，老小皆知，都哈哈大笑，均说颠梅知县又犯“颠病”了，知县审树，真是盘古开天地，古今奇闻怪事，大家都好奇起来，争先恐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县衙大院看热闹。

知县审树开始了，只见大树倒放在院子中间，众人挤了满院。知县早把丢银人安排在审台跟前，抱着孩子佯作站着看热闹。然后命令众人，一个跟一个地从审台前经过，人们莫名其妙，只好乖乖地像向遗体告别一样慢慢走过。突然丢银人的孩子向迎面走来的一个男人喊道：“叔叔抱我，叔叔抱我！”那男人装聋作哑便想溜过。知县叫住那个想溜的男人，问道：“你认识这小孩儿吗？”那男人摇头说：“不认识。”知县命令那男人去抱那孩子，孩子却欢喜地伸手求抱，状甚亲密。知县让丢银人问其孩子：“这个叔叔你在哪里见过？”小孩儿答道：“这是我家叔叔。”又问：“叔叔喜欢你吗？”答道：“喜欢！”又问：“叔叔喜欢妈妈吗？”答道：“喜欢！”知县听完孩子的答话，指着那男人喝道：“就是你，盗窃了大树脚下的银子，赶快从实招来。”那男人矢口抵赖。知县训斥道：“你放聪明点儿！前天晚上你在丢银子人家偷听到他们夫­妇­说话后开门出院，便去大树底下取走了银子，赶快从实招来；否则两罪并罚，严惩不贷。”那男人见事已败露，又怕激怒知县，追究­奸­情就更麻烦了，只好老老实实招供并如数交出全部银子。知县为了照顾丢银人夫妻关系就没有再过问­奸­情之事。

结案之后，众人有些不解。知县说，我从丢银人讲述的经过中，觉察到有人偷听到他们夫妻的谈话，从丢银人说早上出去时门是虚掩着的，判断此家半夜有人出门，而这个人又是丢银人回家之前就呆在院子里的，大有­奸­夫之赚，究竟是谁，只有叫小孩儿来认。撒谎审树，不过是以癫惑人。为了制造一种奇闻。因为越是奇闻就会招来好奇的人前来看热闹，犯了法的人更关心审案的事，必然要来看个究竟，这就给小孩儿提供认其母“相好之人”的场合和对象。一席话说得大家恍然大悟。

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一个古代司法中判官用癫惑人的方法判案的故事，看起来和做官没多大关联，其实，为官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在历代帝王将相中，好多人不就是用它把江山坐稳坐大的吗？

难得糊涂与糊涂难得

所谓糊涂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看不明白弄不清楚，因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一种则是看得明白弄得清楚，但却不便于直截了当，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一定的糊涂战术。确实，在生活或工作中，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明明白白的，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某种特别的考虑，说得含含糊糊一点儿效果反而更好。

清朝的嘉庆皇帝，登位后对前代留下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清理，还准备破格提拔几位曾为父王作过贡献却被­奸­臣排挤、打击的官员。但这破格提拔的事在清朝历代尚无先例，群臣反应不一。嘉庆拿不定主意，便问老臣纪昀。纪昀沉吟良久，说：“陛下，老臣承蒙先帝器重，做官已数十年了。从政，从未有人敢以重金贿赂我；为了撰文著述，也不收厚礼，什么原因呢？这只是因为我不谋私、不贪财。但是有一样例外，若是亲友有丧，要求老臣为之点主或作墓志铭，他们所馈赠的礼金，不论多少厚薄，老臣是从不拒绝的。”

嘉庆听完纪昀一席话感到莫名其妙，进而想一想，才点头称许，于是定下破格提拔这批官员的决心。

其中是何原因，原来纪昀用模糊之法，提出自己赞成皇上应该放下包袱，大胆去做的建议。纪昀的这番话听起来言不及义，但细究起来里面大有文章。既然为官清廉，何以对亲友之丧事点主、作铭所得概不拒绝呢？为祖宗推恩无所顾忌之故也。您嘉庆皇帝破格提拔曾为先帝作过突出贡献的官员，本来也是为祖宗推恩，弘扬先帝的德化，还有什么顾忌的呢？这不正和我纪昀为别人点主、作铭不推却馈赠，好让死者的后人为死者尽孝的道理一样吗？嘉庆皇帝聪慧，哪能悟不出纪昀的话中话呢？

纪昀为何如此含含糊糊呢？出于两种考虑：其一，虽然建议破格提拔这些官员，但没明说，此意见倘若被采纳，是成是败，名义上自己都没有介入，皇帝也好，其他人也好，抓不着把柄；其二，嘉庆皇帝秉­性­聪明，而且有好自作主张的特­性­。不说吧，自己的意见皇上不清楚，而且皇上会不高兴。倘若说白了，恐有教导皇帝、不自量力的忌讳，起副作用。不如用此模糊之法，让皇帝自己“悟”出道理来，既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又迎合了皇帝好自作主张的秉­性­。纪昀此举，真是一次一举两得的糊涂。

在科学研究中，“模糊”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思维，它的基础是模糊数学。凡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的外延不清晰，事物之间关系不明朗，难以用传统的数学方法来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维的特征就是承认思维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逻辑，突破传统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为人们解决模糊事物中间的问题开拓了广阔天地。

纪昀这条建议的提出，考虑了太多的把不准的复杂因素，于是他宁愿答非所问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参谋不会有的好效果。

当然，模糊之法不可滥用。严格地说，模糊参谋法乃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时候也来模糊它一下，就会弄巧成拙，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参谋不等同于模棱两可。参谋的看法、见解都应该包含在模糊语言之中，并且有可能被对方正确理解，不至于产生歧义。纪昀的一番话貌似文不对题，含含糊糊，其实他真正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很清楚的，纪昀早已算定他的参谋对象能悟出来。

要学会激流勇退

都说职场如战场，不错，职场就是战场，身在职场中，就应该遵循一些做领导的“规则”：居安思危、激流勇退……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越王灭吴以后，越王勾践循吴王夫差故辙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一时号称霸主。勾践的霸业，与范蠡、文种的忠心效劳、协力深谋是分不开的。徐州会盟后，范蠡便担任了上将军这个最高军事指挥职务。范蠡觉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于是班师回国后，向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书说：“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主公在会稽受辱，我没有殉国，是为了灭吴报仇，今既已雪耻，我请求接受在会稽时应得的惩罚。”勾践看了范蠡的辞职书，先安慰他说：“回去后，我把越国分给你一半。”接着又威胁范蠡说：“如果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范蠡心里想：“你按你的权力行事，我按我的意愿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细软珠玉，带着家眷和随从人员，不辞而别，乘船飘海而走，再也没回来。

范蠡乘船经五湖（今太湖）入海，到达齐国后，立即派人给在越国担任相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种都是楚国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后来两人都到了越国，在勾践手下共事几十年，互相支持帮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可以共同患难，不能共同安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呢？”文种看了信以后，内心很矛盾，他舍不得相国这个高官厚禄，认为勾践对他这样功高望重的老臣不会有什么猜忌；同时又觉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诬告文种要作乱。原来，勾践在报了会稽之仇，并完成霸业之后，就开始妒忌和畏惧文种的才能，他听到谗言后，认为正好有理可诛，便随函赐给文种一把利剑。文种接过剑，只见勾践信中写道：“你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只用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还有四种你掌握着，请你用那四种到地下去为我先王效劳吧！”文种长叹一声说：“真后悔没听范蠡的话。”于是引剑自杀。

范蠡到齐国定居后，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开荒种地。全家勤劳耕作，齐心经营自家产业，没有几年，他家财聚积几十万，成为当地有名的巨富。齐国国君听说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为相。范蠡感慨地说：“我在家从事生产能够积攒千金，做官能够做到上卿相这样的高位，本来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达到顶点了。久受尊名，这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于是他把相印交给齐君，又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好友和乡里人，只带着少量贵重珍宝，和家里人默默地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范蠡带着全家到了陶（今山东定陶北），他认为这里交通方便，位置适中，便于客商云集，可以谋生致富，于是又更名换姓，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定居下来。范蠡父子辛勤耕种田地，饲养牲畜，从事商业活动，生意兴隆。几年之间，又积累了百万家财，成为天下巨富。

范蠡三迁，每次都有荣名，而他成名于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激流勇退，善于把握时机，勤苦自励，创造条件，不贪图功名利禄的结果。

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面的一个历史故事，看后你定会获益匪浅。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子仪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定，但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终于又夺了郭子仪的军权，召还京师。郭子仪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儿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该糊涂时就糊涂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直来直去———直谏术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借鉴。

做上司要实事求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的上千古罪人。在此，我们用一个史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

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

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

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是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为公要敢于冒死直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例如，唐时的魏徵被史学家誉为敢于直谏的典型，他经常给太宗提意见，直截了当地指明其过失。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诏征兵，规定不满十八岁而个头高大的男子可以征集。魏徵却扣住这道诏书不发，太宗连催几次，他都不理，李世民大怒，召来魏徵训斥他大胆抗旨，魏徵镇静地说：“臣听说竭泽而渔，就无鱼可捕了。陛下将不满十八岁但身强力壮的男子征来后，以后再到哪里去征兵呢？国家的赋税谁来负担呢？陛下以前宣传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才征，现在征书一下，您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李世民听了，哑口无言，良久才承认自己错了，撤销了这道诏书。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宫廷之内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扣留下来进行查问，尚未决定如何处置。杨誉的儿子在宫中任千牛的官职，他在朝堂上向太宗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犯了谋反的罪责，都不能被扣留，因为我父亲是皇亲，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不肯赶快裁决，存心拖延时间。”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明知是我的亲戚，却故意这么与他为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免去他的官职。魏徵进谏道：“城墙上的狐狸，宗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动物，但是因为它们有了凭仗，所以想消灭它们非常难。更何况世家贵戚历来难以管理。汉晋以来，朝廷就难以驾驭外戚。武德年间，外戚更是格外骄纵，直到陛下登基之后，外戚的势力才衰弱下去。薛仁方原本是分管此事的官员，他按照规定为国执法，怎么能毫无道理地对他施用刑罚，来替外戚泄私愤呢？一旦这事开了头，就会引起许多是非，那时就后悔莫及了。自古能够禁绝外戚专横行事的，只有陛下一个人。只有充分防范，以备不测，才是治国应当遵循的原则，哪能在大水没有泛滥之际，便自己去捣毁堤防的呢？我私下考虑，以为陛下的做法不对。”太宗说：“你说得都对，只怪我当初没有很好考虑。”于是下令改打薛仁方十棍，然后赦免了他。

单刀直入有它独到的优势。一是单刀直入观点鲜明，易于表达。它不用像其他如迂谏、讽谏等形式，转弯抹角，隐晦曲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应该怎么办，不应该怎么办，说起来直截了当，听起来清楚明白；二是快刀斩乱麻，参谋过程­干­净利索，省时省事，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更加实用有效；三是正面陈述，“犯颜直谏”，容易构成对参谋对象的强刺激，震动大，容易引起重视，印象深刻。但是也有不好掌握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因为正面陈述，意见有时来得急，语言有时很直，往往容易形成与参谋对象之间的僵局，有时可能引出相反结果，造成参谋对象拒绝接受劝谏；二是作为参谋人员，退路相对要窄得多，因为直谏可能驳了参谋对象的面子，扫了领导的兴致，由此而带来参谋与参谋对象关系上的其他副作用。

因此，使用单刀直入法要十分谨慎，一是所述意见一定要有见地、准确，确实能震撼参谋对象；二是要了解把握参谋对象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区别对待；三是要注意参谋的场合，注意选择时机。

有人常常把单刀直入式的直谏与有勇气、有胆量简单地联系起来，与不讲技巧、不求效果的乱放炮联系起来，这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魏徵的犯颜直谏每每成功，细究起来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魏徵原本是太子建成集团的人，是李世民的政敌，在朝中如此犯颜直谏，处境有时也很尴尬，甚至是很危险的。但是，他深知唐太宗求治心切，有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同时，李世民登基时年少，统治经验不够，希望有人来支持、辅佐；还有李世民相对其他皇帝而言，确有胸怀宽广、气度大的特点。魏徵对这些情况了解很深，在一些特定场合下，对唐太宗的总体把握比较准确，所以敢于直言，即使皇上发怒，他也神­色­不移，太宗最后总是“霁威”改容。

此外，魏徵确有辩才。魏徵所谏常常持论高瞻，摆事实、说道理，有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具体到某个建议之中，或借古说今，或取喻明理，或引申归谬，或借题发挥峰回路转，生动活泼，使人感到直中有曲，粗中有细，虽然意见尖刻强硬，但尖刻强硬地使人可以接受。这就使得魏徵的直谏呈现出一种有惊无险的特点。如此直谏，确实值得后人借鉴。

太顾及面子的人不能当领导

作为为百姓谋利益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不顾自己私人的面子，而敢于并善于改正自我的缺陷，善于采纳下属谏谋的美德，才能够真正使事业兴旺，天下安宁。

唐太宗李世民随父李渊反隋时，是李渊最得力的臂膀。他为人颇富谋略，早在起兵之前，就“折节下士，推财养客”，暗中积极招揽人才。四方的群盗大侠闻其贤名，都纷纷投奔他的帐下，甘愿为他尽忠效死。起兵后，李世民兵强将广，迅速成为李渊扫荡四方、平定天下的一支主力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率军生擒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李渊为表彰他这一特殊功勋，又加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使他位居诸王公之上。

但李世民并非皇太子，因此李渊百年之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尚未可知。当海内渐趋稳定后，李世民及时由武略转向文治，留意起儒家的治国之道来。他在宫城西边修建了一座文学馆，招揽接纳四方的文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有杜如晦、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许敬宗等。各方儒生文士都以能进入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为荣，这些人实际成了他后来夺取帝位、君临天下的智囊团。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就是在这个智囊团的密切协助下，击败了皇权竞争者李建成和李元吉，终于登上了最高权力之峰。

不过，在历代帝王中，李世民是个谦恭英明的人君，他善于纳谏，没有历代帝王那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痼疾。他刚继位时，就不计前嫌，把政敌李建成的老师魏徵屡次叫到自己的卧室内，虚心求教治国之道。魏徵得遇知己之主，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先后进谏陈言二百余事。后来太宗曾因有人诬告魏徵结党营私而调查他，查无实据，太宗深感后悔。魏徵诚恳进言道：“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

太宗奇怪地问：“此话怎讲？”

魏徵答：“所谓良臣，就是稷、契、皋陶一类的大臣，使自己获得善名，使君主荣受显号，子子孙孙永受福禄。所谓忠臣，就是龙逢、比­干­一类的人，因忠被杀，使君主陷于大恶，国破家亡，只剩下个虚名。”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时时以此为鉴。

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逝，太宗如丧股肱，亲自为他哭灵，中止上朝听政五天，并亲笔为他书写了碑文。太宗曾对群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太宗与臣下的关系处得非常好，人们把房玄龄、杜如晦比作汉初的良相萧何、曹参。贞观四年，杜如晦死，时年四十六岁。李世民亲临府上，边抚他的病体边流泪。杜如晦死后，李世民哭得十分悲痛，为其停朝三日。后来有一次李世民吃瓜，觉得味道非常甜美，不由得想起了杜如晦，他悲从心起，便停口不吃，叫人拿着剩下的一半瓜，送往杜如晦的灵前祭奠。他还曾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边环顾左右边对房玄龄说：“当年你和杜如晦一起辅佐我，今天赏赐物品，却只有你一个人了。”说着又流下了眼泪，听说金银乃是鬼神畏惧之物，给杜如晦也送去一条吧。“说罢令房玄龄自带一条，又取了一条让房玄龄送至杜如晦灵前。

读历史，我们可知唐朝的“贞观之治”之所以产生，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李世民善于启用忠良之臣，更善于听取他们的建议。作为一个领导者，听不进忠告之言，你的事业又怎能兴旺发达呢？

现代领导人尤当虚怀纳谏

作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美德就是要善于纳谏。但从古到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进谏语多为忠言，忠言多是逆耳，逆耳的话与阿谀奉承之言相比，受谏之人，自然多不善于纳谏了。但忠言利于行，所以又不得不纳之。在这方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得就很不错。

朱元璋在位时，虽然推行严刑峻法，滥杀无辜，也很独断专行，但是，他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谏言的。在朱元璋的各种文告之中，我们看到，他十分明确臣子的进谏对皇帝的统治是多么重要。

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能够在公开场合提出与君主不同意见的人，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从来不敢提出与皇帝相反观点的人，那些从来只知道吹捧皇帝英明正确的人，多数是小人。

所以，对于那些上谏言的臣子，一定要以诚相待。而且，为了让臣子敢于在皇帝面前开口说话，皇帝就必须对臣子和颜悦­色­，这样，才能让臣下有话必说，说无不尽，说无不真。就是臣子的话不对，也必须允许他们说出来，只有如此，臣子才能做到勇于进谏。

朱元璋规定，只要是臣民进谏，说得对，就立即予以奖励，说得不对，也不治罪，而那些乘机进谗献谀的人，则决不宽待。

朱元璋还说，如果臣子不向君主进谏，那是臣子的失职；如果君主不能虚怀纳谏，那是君主不能以君道自处。

为了保证谏言能够直接到达自己手里，防止因为谏言涉及到某些官员而被扣押，甚至报复，朱元璋还有特别规定。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中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凡有可言之事，允许直到御前奏闻。其言合乎情理，立即交付相关衙门执行。各衙门不得阻滞，违者以­奸­邪论处。”

类似无论大臣小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直接到御前言事的规定，朱元璋不止发布过一次两次。

朱元璋的鼓励，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冒犯龙颜，指陈时弊的耿直官员。

比如龙阳典吏青文胜，看到地方上长期遭受水灾，饥荒连年，但是朝廷不但没有根据灾情给予减免赋额，还变本加厉地派官吏来催要欠赋，使得当地百姓饿死无数。青文胜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接连两次来到京城，向朝廷奏明情况，要求减免。但是，都没有得到允许。

于是，耿直的青文胜把写好的谏书放在袖子里，来到登闻鼓前，使劲敲起来，然后，在鼓下自杀身死。他是决心用自己的死来替老百姓喊冤叫苦。朱元璋听到这件事，感慨唏嘘，马上命令减免龙阳的税粮，从原来一年3.7万多石减到2.4余石。

再比如监察御史周观政，他负责奉天门的监守之职。有一天，宦官奉朱元璋的命令，带着一些女乐，要进奉天门，由于是皇帝的命令，他们自然盛气凌人，但是遭到了周观政的阻止。宦官们夺门而入，还向朱元璋告他的状。

朱元璋一听，认为周观政是对的，他是在执行公务，按规定办事。于是，他叫宦官把女乐撤了，还让他们向周观政赔罪。可是，周观政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说宦官的错误行为，是皇帝造成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皇帝有错。所以，他坚持要朱元璋出面，向自己承认错误。朱元璋觉得周观政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亲自出宫，来向周观政承认错误，这事才最终了结。

另一个敢于直言进谏的是刑部主事茹太素。他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的时候，曾上万言谏书，内容是直接批评朱元璋监用刑法的事情，朱元璋命令他人阅读茹太素的谏言给他听，由于文章过于冗长，所以读到中间时，朱元璋已经不耐烦了，十分生气，于是把茹太素宣来，斥责一顿，再罚廷杖之刑。

第二天，朱元璋让人读剩下的内容，读完之后，朱元璋终于明白了茹太素的意思，说他的万言书，实际上事情是对的，但是文章太长，其实只要五百字就足够了。

这件事件，没有让茹太素退缩，他依旧直言犯颜，屡次向朱元璋进言。

有一次，朱元璋宴请茹太素，随口吟了两句诗：“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当然知道朱元璋的意思，赶紧表白自己的忠心：“丹心图报国，不避圣心焦。”朱元璋听了，十分感慨。

不耻下问———学习术

学习不可一蹴而就

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做到老，学到老”。的确，知识这东西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不断去创造。只有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才能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而对于从政做官者来说，还有一句话需要学习，那就是要“不耻下问”。

有首民歌这样唱道：门前树上有棵葡萄树，树梢上刚刚发出新芽，蜗牛就背上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门前树上有只黄鹂鸟，嘻嘻哈哈地在笑它，（蜗牛说）黄鹂啊黄鹂你不要笑，等我爬上它，葡萄就成熟了。

蜗牛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笨鸟先飞、以勤补拙的简单道理，对于绝大多数成功者来说，不断的积累是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溪水汇成江河，江河汇入大海，溪水在汇入江河之前，有着与大海同样的梦想，通过曲曲折折、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实现海洋的梦想。而今天的人们，只有通过像溪水那样不息地向前流淌，厚积薄发，才有可能进入更广阔的天地。

福楼拜和莫泊桑都是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而福楼拜又是莫泊桑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在福楼拜的指点下，莫泊桑才得以向世人充分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莫泊桑早在二十岁时，便拜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他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请老师指点。福楼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才气只是长期的耐­性­。你努力吧。”莫泊桑遵守这个劝告，不停地写作。七年中他把自己写的诗歌、剧本、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拿给老师看，但福楼拜依然劝他不要发表。直到1880年，莫泊桑已经三十岁了，他写出了小说《羊脂球》。福楼拜看后一反常态，欣喜若狂，他向莫泊桑祝贺：“你的文章已经成熟了，可以见见面了。”福楼拜特意在著名作家左拉主持的作品朗诵会上安排莫泊桑参加，让他与最强的名家作一较量。果然，《羊脂球》朗诵后，人们纷纷向他祝贺，莫泊桑从此步入了法国名作家的行列。

福楼拜真不愧为莫泊桑的恩师，他为莫泊桑设计了“厚积薄发”，一鸣惊人的成功之路。假如不是福拜楼的劝阻，莫泊桑很可能在功力不足之时便仓促上阵，最后无法在强手如林的文学阵地，争得一席之地而默默无闻地败下阵来。中国也有句古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确实是个意味深长的教诲。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像莫泊桑那样伟大的作家，但通过长年的积累，我们同样可以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

有一位外号叫“烟囱人”的登高爱好者，他的身手敏捷如同猿猴，每到假日就爬上他家近处工厂里的烟囱上做倒立表演，把观看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当人们问他是否惊慌时，他说“我小时候是个患有恐高症的儿童。只要从稍微高的地方往下看，就两腿发软，面无人­色­，爬树也不行。往往从上往下一看，就会抱住树­干­大哭起来。因此我常常受到同伴们的嘲笑，于是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家中屋后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我便以它为攀登目标。开始时只能爬上一点点，我拿小刀把每天达到的高度刻在树­干­上，规定每天增加一厘米的高度，反复地爬上爬下，慢慢地我不再有从上往下看的感觉了，攀登技巧也像特技演员那样出­色­了。”

可以想像，如果他一开始就想爬到树顶，肯定会遭到失败。完成一件伟大艰巨的工作，其实，就是循序渐进地做好许多细小事情的过程。怀有远大目标是件好事，但想要一蹴而就，就不现实了，应该像那个“烟囱人”学习，订下一个力所能及的计划，并且切实地按计划去做，这才是不是捷径的捷径。

做领导还是谦虚一点儿的好

人们常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这是说，人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绩卓著，是我国古代颇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曾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后来我用弓箭定天下，但我并不真正懂得弓箭的好坏，更何况天下的事物，我怎么能都懂呢？”这说明唐太宗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并非一切都懂。因此，他鼓励臣下多提批评建议，并且采纳了许多有益的劝谏，为他的施政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与此相反，傲慢狂妄的人是令人鄙夷的。在三国时，有个叫祢衡的人，因为狂妄，最后作了无头之鬼。

祢衡初见曹­操­，就把曹营中机深智远的谋士、勇不可挡的武将尽数贬个一钱不值。祢衡视别人为无用之物，却吹嘘自己：“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对这个目空一切的狂徒，曹­操­当然不会收留。于是他又去见刘表、黄祖，依然走一处骂一处，最后被黄祖砍了脑袋。

凡是狂妄的人，都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别人，他们读了几本书，就认为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无人可比；学了几套拳脚，就自以为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到处称雄。这种人的结局是自毁，是失败。

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不顾朝臣和人民的反对，骄横独断，调集90万大军，水陆并发，企图一举灭掉东晋。他口出狂言：“凭我这么多军队，把马鞭子投到江里，足能截断水流！”前秦的军队数量虽多，但士兵厌战，军心离散，在淝水一战中，被只有8万将士的东晋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三国时，马谡为什么会失街亭呢？并不是他不懂兵法，平庸无能。此人熟读兵法，才气过人，平素深受诸葛亮器重。当司马懿的大军向街亭推进时，马谡自告奋勇，请求带兵去镇守。行前，他听不进诸葛亮对作战形势深谋远虑的分析，自恃“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及到街亭，又骄傲轻敌，违背诸葛亮所指授的具体作战部署，并拒绝接受副将王平的正确意见。结果街亭失守，毁掉了诸葛亮进军中原的大计，导致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曾经“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文武双全，勇冠三军，但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东吴大将陆逊、吕蒙正是利用了关羽这个弱点，设下“骄其心，懈其备”以取荆州的巧计，使关羽落得个失荆州，走麦城，一败涂地，身首异处的可悲结局。

人生在世，谦虚一点儿，谨慎一些，多一些自知之明，不要自吹，更不要狂妄，只有这样，才能在事业上做出成就。

好名声只有通过学习而来

成功的领导人，并不仅仅靠从书本上得到理论知识，而更得力于实践。他常常躬行于各种工作之中，从而使自己学到了许多更为实用的领导技巧。

作为领导人，你应该为自己创造学习、提高的机会，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亲自参加种种工作，不畏艰险，敢拼敢冲，对任何困难之门都敢于“踏”上一脚。你的阅历和勇气将会使你在领导的位置上做得更完善。当今有些领导者，耳朵追求迷人动听的音乐，嘴上以佳肴美酒为满足，以致于沉迷无穷的享乐意趣，而忘记了自己的正业，这可以说是扰乱；由于贪食美味而上呃逆、下出尿，就像背着重行李走路，爬坡，可以说是够苦了；由于贪于财富而自取病痛；贪于权力而­精­神疲竭，闲居则沉溺，体胖而浮肿，可以说是病态；为了富贵求利，则欲望膨胀到像耳朵都被堵塞了一样，而又无法摆脱，而且放任欲望继续膨胀而不抛弃，这就相当于受辱了；财富积聚了不少，用都没处用，还时常挂在心上而且求之不舍，心理上满怀烦恼焦虑，不断地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这可以说是自寻忧愁；在家里怕人偷，在外面怕人抢，家里四周窗孔交流，防备严实，一个人也不敢独自外出，可以说是担惊受怕了。这六件事可以说是天下领导者的祸害，更是他们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后果。这不能不让人们警惕呀！从古代讲，因贪而导致丧生的有宋代的秦桧、清代的和坤等；近现代则有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不久前则有王宝森、胡长清之辈，他们完全被私利的欲望所控制，丧失了作为领导者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最终都走向了深渊。作为领导者，要能够分辨那些是可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如果丧失原则，无异于行尸走­肉­，必然会因为小的享受而遭受大的惩罚。所以，那些领导高手们提醒人们，不要在太平时将痛苦和贫困都忘得­干­净而不知深入地审视一番。等到灾祸降临时，就是想完全拼出一条命、费尽家财而换回一天的平安无事都办不到了。所以，想得到好名声得不到，想求得利益得不到，心神迷乱，竭尽全力而争这些东西，这样的领导不是太糊涂了吗？

以学养身方能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一个人生活的境界有高有低，而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信义的国家，儒家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认为一个人的为人、品­性­如何对其事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角度说，起决定作用。因此，为人之道就是处世哲学中的核心了。学会为人，可以把办不到的事，奇迹般地办好；否则，你会处处遇到障碍。

清代名臣曾国藩曾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显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人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只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而不能让别人没法立事；自己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曾国藩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后做人，应当得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睡味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前五个‘三’不必解释了，而后五个‘三’的含义是这样的。三薄即三薄德：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得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屈一伸万———晋升术

退一步海阔天空，做领导的人特别讲此学问，尤其是那些厚脸晋升之人，把屈一伸万更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不，多大的委屈他都能受，多大的侮辱他也甘忍，真是做到了肚子里能撑船的出神入化的境界。

要学会屈一伸万

屈一伸万，说来似乎易懂，但在职场上如何去运作，却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在此，有必要先释义它，然后看古人是怎么运用的，从而为我所用。

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地居于一人之下，叫做“屈一”；手握大权，足以号令天下，称为“伸万”。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是，位置只有一个，于是便有种种争权夺位的激烈场景演出，或以喜剧收场，或以悲剧告终。

周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是周朝开国君主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辅佐周武王，在消灭商朝中立下赫赫战功。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成王。周公的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乱。周公毅然亲自领兵东征，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又经过三年征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的叛乱。

周公将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称为“殷顽”）集中到洛邑，为他们修筑新城，取名为“成周”，并在成周的西三十多里另筑“王城”，派兵监视殷顽民，武王生前对周公给殷顽以出路、分化瓦解的策略十分赞赏。与此同时，周公写了《君爽》，表明自己摄政是忠实于周王室，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取私利；写了《无逸》，告诫周成王要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写了《多士》，警告殷顽民不要轻易妄动，只要顺从周王朝就会有出路。另外，周公还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

周公辅佐成王七年，政绩卓著，功成后便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这一举动令朝野叹服不已。他死后，成王敬重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功成不居，将他厚葬在周文王的墓地，并说：“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然而，屈一伸万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点儿仗势欺人的味道，本无声威，仅是借来的，甚至是窃取声威来壮声势，并以强力相胁迫，让人联想到欺世盗名，图谋不轨。屈一伸万是很富有奉献­精­神的：心甘情愿服从于最高权力者，一心一意为最高权力者服务，绝对没有篡位称王的邪念；虽然手中大权在握，决不滥施­淫­威，以克己奉公为己任，以德行赢得天下人的敬重。

因此，古往今来，乐于屈一伸万者，能有几人？

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身居某副职，却总对“副”字不感冒，甚至当别人在其职务前加上“副”字时，就满脸的不高兴。这些人虽大多是虚荣心作怪，然而物极必反，当这种心态极度膨胀时，就容易演变成野心。倘若遇上个心明眼亮、手段了得的“主子”，那他的处境就危险了，说不定哪天从高处被踹下来，连“副”字也保不住了。

­操­之过急只会自断前程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一个人做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说，遇事不可­操­之过急，等头脑冷静下来再处理，往往效果更好。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从不过问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猎游乐与酒­色­歌舞之中。

即位三年，也没有发布过一个号令。他只规定：“有人敢向我进谏者，斩首无赦。”因此三年来也很少有人进谏。大夫伍举见朝政日益腐败，就冒死进宫见楚王。只见楚王左抱郑姬，右搂越女，周围排列乐队，正在调笑听音乐。庄王笑问：“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伍举说：“都不是。有件事我不明白，特来请教。臣听闻，附近大山有只美丽的大鸟，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是什么鸟？”庄王说：“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叫，叫必惊人。你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过了几个月，庄王荒­淫­无度的生活更加严重。大夫苏从入宫进谏。庄王问：“你没有听到我的戒令吗？”苏从说：“我身居高位，怕死而不敢指出君主的过失，那是不忠。杀身以明君，是我的愿望。”

楚王听了，幡然起立，即令撤去歌舞，临朝听政。

于是，楚王把在这三年中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几百人清除、处死，把忠于职守、清正廉明的几百人提拔重用，任命伍举和苏从主持国政。楚庄王亲政后，政治清明，百姓高兴。就在这一年，兴兵灭庸（今湖北竹山）；庄王六年起兵攻宋，获胜，缴获战车五百乘。从此，楚国的势力迅速向外扩张。

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说明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在别人根本不愿服从的情况下，倒不如暂时放纵他。楚庄王的大臣伍举和苏从就是在成竹在胸、腹有宏图的情况下，劝谏楚庄王，而使楚庄王幡然悔悟，以致后来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今天，不论在何种领域，还是在商场中，也是最忌­操­之过急的。­操­之过急，它只会加速毁灭你的前途，以致你身败名裂。古代如此，今天也如此。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

好枪不打出头鸟

众所周知，杂技团里的猴子为了获得吃的，通常是非常听话地表演各种绝活，以赢得阵阵掌声，而且，观众越多它表演得越起劲。其实，人也是一样的，除了特别自卑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长处和绝活。每个人都有优越感，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作为上司，应充分发挥部下的长处，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同时也是给部下一种满足感，让他知道你知人善任，从而竭力回报你的知遇之恩。

谚语说：“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在某种意义上说，会用人的人，可以使任何人都派上用场，“智者不用其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也。”

南宋兵马大元帅张俊有一次游后花园时看见一个老兵在太阳下睡懒觉，便用脚把他踢醒，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睡觉？”老兵没好气地说：“不是我喜欢睡懒觉，是无事可做。”张俊问他：“你会做什么事？”老兵毫不谦虚地说：“各种事都会做一点儿，经商更在行。”张俊问他经商需用多少钱，老兵回答：“大帅，你是懂得无本难求利、大本求大利的道理的。如果经商是为了你个人一家吃花，一万两钱就足够了。如果是为了补充军饷，钱越多越好。”张俊听了老兵的话感到言之在理，就起用老兵做生意，结果老兵为筹备军饷立了大功。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赐宴群臣，问在场的文武百官说：“项羽是位有勇气、有胆略，英勇善战的将军，这些我都自叹不如。而我却能打败项羽，平定天下，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高起和王陵回答：“陛下每攻下一座城地或取得一块土地时，都会和全体部下共享。然而项羽却嫉妒立下军功的将领，憎恨智者，打胜仗也不分封奖赏，得到土地也不肯赐给部下，这就是陛下和项羽的不同之处吧！”高祖笑着说：“二位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安民，萧何都有万全的计策，我也不及萧何；统率百万大军，百战百胜，是韩信的专长，我刘某甘拜下风。这三位都是天下人杰，我能任意掌握三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本领，才是我能得天下的理由。反观项羽，连惟一的贤臣范增都把握不当，这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刘邦所言之旨，正是尽人之功得天下的道理。个人立世，成就功名，很需要外力相助。也许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关键在于你要尽人之才，毕人之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部下的真诚拥戴。

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宋朝的兵马大元帅张俊不就是因为用了一个喜欢睡懒觉的老兵去经商才筹备足了所需军饷？汉高祖刘邦不是因为分别视张良、韩信、萧何之长才打败项羽、平定天下？身为上司的你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更不是蠢才。所以，一位好的领导要做到好枪不打出头鸟。

忍辱负重———抗争术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的，在千变万化的人世间，难免要发生碰碰撞撞，尤其是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争斗斗更是难免。置身在矛盾的环境中，你只有忍辱负重，方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忍是天下修养的第一功

自古以来，都把忍辱负重称为担当大任的美德。纵观古今成功人士之道，无不是忍而成就事业的。例如，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自己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忍受莫大耻辱。例如初办团练时，一日，绿营之兵与湘勇哄闹，至黑夜闯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巡抚不理，曾国藩只好第二日将兵营迁之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其故，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意思是说，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私愤呢？

后来，曾国藩这样总结其忍辱负重之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出道以来，无不遭求屈辱。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的权贵们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又被江西人所唾骂，以后又有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和着鲜血往肚里咽。”正是靠了这种忍让，曾国藩终于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确，不要说十之八九，其实人生有时甚至事事都不能顺我们的心意。想要生存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曾国藩的“忍辱负重”之术。

忍辱负重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即位后，一直受到皇后武则天的限制，因而抑郁而终。有一次，高宗在巡幸途中，遇到一家好几百人同堂的大家族，大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没有任何风波，十分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在当时实在少有。因此，高宗特地去拜访这个家庭，向他们请教家族和睦的秘诀。

于是族长取来纸和笔，连写了一百多个“忍”字给高宗看，意思是讲，大家族和乐的秘诀除了“忍”字以外别无他法。高宗看后深有同感，赐给家族莫大褒赏。

看来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不仅如此，“忍”还是避祸做官的好办法。

曾国藩说“傲为凶德”，特别是文人做官大多为所谓的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本来是守于己的；而傲气则加于别人。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曾国藩在检讨自己的缺点时，认为自己“忍”得不够，说自己有三大过错：平日不取信、不尊敬别人，相对傲慢太甚，这是一；平时一句话不对劲，就怨恨无礼，这是二；抵触分歧之后，别人反而恢复平静易顺，他却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三。有此三点，曾国藩更注重“忍”字之术，注意自己的心态修养，时时为自己敲起警钟。

曾国藩这样做，是有其深刻考虑的，因为历史上因不能忍辱负重反而骄傲而导致危险的事例太多了。

唐朝时，唐太宗在庆善宫举行宴会，同州刺史尉迟敬德被邀请参加。但他一看自己的上座有人，便很生气地质问说：“你有什么功劳，竟坐在我的上首？”

任城王李道宗席位安排在他的下首，就来劝解他。尉迟敬德不但不听，反而举拳头殴打李道宗，李道宗的眼睛几乎被打瞎。

唐太宗很不高兴地让宴会停止了。他对尉迟敬德说：“我本想和你共富贵，然而你做官后好几次犯法。我这才明白像韩信、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并不一定是汉高祖刘邦的错呀！”尉迟敬德听到这种极其严厉的警告后害怕了，以后就比较学会忍让，克制自己了。

由此可见，“忍”功是天下修养第一功。要做到不自满，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忍”的问题。所以，无论你位有多高，权有多大，都必须学会忍让。切不可因一时之怒气而毁掉你的大好前程。

委曲方能求全

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在上司把某些事故的责任推到你身上时，也必须“忍”。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件事情明明是上级领导耽误了或处理不当，可在追究责任时，上司却指责自己没有及时汇报，或汇报不准确。

在某机关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事。部里下达了一个关于质量检查的通知后，要求各省、市地区的有关部门届时提供必要的材料，准备汇报，并安排必要的检查。某市轻工局收到这份通知后，照例是先经过局办公室主任的手，再送交有关局长处理。这位局办公室主任看到此事比较急，当日便把通知送往主管的某局长办公室。当时，这位局长正在接电话，看见主任进来后，只是用眼睛示意一下，让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即可。于是，主任照办了。然而，就在检查小组即将到来的前一天，部里来电话告知到达日期，请安排住宿时，这位主管局长才记起此事。他气冲冲地把办公室主任叫来，一顿呵斥，批评他耽误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主任深知自己并没有耽误事，真正耽误事情的正是这位主管局长自己，可他并没有反驳，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事过之后，他又立即到局长办公室找出那份通知，连夜加快班、打电话、催数字，很快地把需要的材料准备齐整。这样，局长也愈发看重这位忍辱负重的好主任了。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件事不是他的责任，却又闷着头承担这个罪名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位主任知道，必要的时候必须为上司背黑锅。这样，尽管眼下自己会受到一点儿损失，挨几句批评，但到头来，自己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秘书科的小李在接到一家客户的生意电报后，立即向经理作了汇报。可就在汇报的时候，经理正在与另一位客人说话，听了小李的汇报后，他只是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便继续与客人会谈。两天以后，经理把小李叫到了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不把那家客户打来的生意电报告诉他，以致于耽误了一大笔交易。莫名其妙的小李本想向经理申辩几句，表示自己已经向他作了及时的汇报，只是当时他在谈话而忘了。可经理连珠炮式的指责简直使他没有Сhā话的机会。而且，站在一旁的经理办公室主任老赵也一个劲地向小李作眼­色­，暗示她不要申辩。这就更弄得小李糊涂不解了。经理发完火后，便立即叫小李走了。一块出来的老赵告诉小李，如果你当时与经理申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听了老赵的话，小李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其中的奥秘。事情过了很久，小李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经理也知道小李已经向他汇报过了，也的确是他自己由于当时谈话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此事。但是，他可不能因此而在公司里丢脸，让别人知道他渎职，耽误了公司的生意，而必须找个替罪羊，以此为自己开脱。所以，经理的发怒与其说是针对小李，还不如说是给全公司听的。但是，如果小李不明事理，反而据理力争，这样，不仅不会得到经理的承认，而且很可能因此而被解雇。

那么，是不是在上司错怪了自己之后，都不要去申辩呢？切不可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上述例子，便可以发现，经理之所以如此责怪小李，小李之所以不能申辩，是因为事关经理自己本身。假如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另当别论了。

忍辱方能负重

通常，上司笼络下属的手段，不外乎官职、钱财两种，但有时上级对下属不必付出实质­性­的东西，而只要通过某种表示、某种态度，便能给下属最大的满足，甚至会使他们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因而感恩戴德，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其效劳。其实，收拢人心，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对方的心理。给地位卑贱者以尊重，给贫穷者以财物，给落难者以援力，给求职者以机会等等，这才是收拢人心最有效的方式。

为官者不仅要对部下示以宠信，同时还要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大度，尽可能原谅下属的过失，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笼络手段。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那些无关大局之事，不可同部下锱珠必较，当忍则忍，当让则让。要知道，对部下宽容大度，是制造向心效应的一种手段。

战国时，楚庄王赏赐群臣饮酒，日暮时正当酒喝得酣畅之际，灯烛灭了。这时有一个人因垂涎于庄王美姬的美貌，加之饮酒过多，难以自控，便乘黑暗混乱之机，抓住了美姬的衣袖。

美姬一惊，左手奋力挣脱，右手趁势抓住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缨，并告诉庄王说：“刚才烛灭，有人牵拉我的衣襟，我抓断了他头上的系缨，现在还拿着，赶快拿火来看看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人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都扯断了帽子上的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一直饮到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个臣子常常冲在前边，打了五个回合每次都尽力冲到最前边。最后打退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帽子上系缨的人。”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楚庄王的宽宏大度，远见卓识，也可以洞悉他驾驭部下的高超艺术。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有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将此事泄露出去。有人却以此吓唬从史。从史就畏罪逃跑了。袁盎知道消息后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将侍妾赐给了他，对他仍像过去那样倚重。

汉景帝时，袁盎入朝担任太常，重又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他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对此事却毫无察觉。恰好那个从史在围守袁盎的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就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围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地。当晚，从史悄悄溜进了袁盎的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逃走吧，天一亮吴王就会将你斩首。”袁盎问起：“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校尉司马对他说：“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袁盎大惊，赶快逃离吴国，脱了险。

无独有偶。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拥兵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拒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不过，没有一点儿气度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文中楚庄王虽不求什么官，但他却因能宽容自己臣子的过失，才把自己的王位坐稳坐大；袁盎因为容忍下属与其妾有­奸­而不但做好了高官而且还保住了一命；曹­操­因为用了宽宏大度这一手才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因而可以位倾朝野。

所以，对于下属的不逊和过失，你不妨也学学古人，原谅他们，你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后果。

宰相肚里能撑船

古人说，“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做领导的就应该宽宏大度，别因为下属犯了一些小过失而大加责罚。下属犯了错误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你就应该原谅他，并给他改过立功、将功补罪的机会。惟有如此，他们才会对你忠贞不二。这一点，清朝重臣曾国藩堪称我们的楷模。

曾国藩认为，作为军中首脑，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容人的度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宽容和体贴的态度去管理部下。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下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

曾国藩在容人方面有两个楷模，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刘秀，后一个就是名臣韩琦。元代人吴亮说：“韩琦器量过人，­性­情浑厚，不搞­阴­谋诡计。功盖天下，地位在群臣中最高，看不到他有喜­色­；担任了巨大的责任，面临着难以预测的祸患，生命危险如同叠起的­鸡­蛋，看不到他有担忧的神­色­。平时怡然自乐，从不因事物扰乱而改变，生平说话从不伪饰。他为人处世，显达时，在朝廷中和士大夫交谈；退隐时，在家休息和家人交谈，都完全出于赤诚之心。有人跟从他几十年，记录韩琦的言行，反复对照研究，言行表里都很切合，没有一处有不相应的。”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应该以诚相待。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知道他是小人，就少和他来往。对于小人欺骗自己的事，发现了就一定要揭露它而责备小人，但曾国藩独独不这样做。他的智慧足以明察小人的欺骗行径，然而每次都忍受下来，不在神­色­上表露出来，这种容人的涵养比刘秀和韩琦都要更高深。

权利是争取来的

一谈到“权利”，人们往往把它同斗争联系起来。是的，权利是通过斗争而得来的。在这一方面，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柯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78年底的艾柯卡正置于破产的危险之中。为了尽快使自己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走出困境，艾柯卡开始与一些著名厂商和国外资本家协商，希望达成合作意向，但对方都被公司严重的困境吓跑了，没有人愿意拣一个包袱背在身上。

艾柯卡又去游说银行家，希望凭借自己在汽车业的声望获得贷款，仍然没有结果。克莱斯勒似乎成了一个病势垂危的传染病患者，人们宁肯远远地躲开它。

人们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艾柯卡也面临了这样的境地，似乎已无路可走。艾柯卡毕竟是艾柯卡，他不会轻易认输。艾柯卡突发奇想，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大企业垮掉。如果克莱斯勒破产，数以万计的雇员就会走进失业者的行列，成为政府的负担。

应该说，艾柯卡的想法实在太大胆了。对于企业经营，美国政府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竞争，盈利和亏损、发展和破产都被视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如果政府帮助某一方，那必然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但艾柯卡无论如何都要实现这一目标。

面对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议员们，面对卡特总统的工作班子，艾柯卡详细解释，据理力争，毫不气馁。

艾柯卡要求美国政府借给克莱斯勒公司12亿紧急贷款，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因为这种处境是由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自己的企业。

艾柯卡出示准确的统计资料给国会议员，如果克莱斯勒垮台倒闭，政府将为此付出27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这是贷款数额的两倍还多。如果再计入其他方面的损失，政府将要承担的费用高达160亿美元。

艾柯卡还指出，日本汽车咄咄逼人，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如果再听任克莱斯勒破产，那么无疑会帮助日本汽车扩大市场，削弱美国汽车业的集团力量。美国政府应迅速行动，保护本国工业，而不是侈谈什么公平竞争，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政府永远都是本国工业的保护者。

艾柯卡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受尽了责难，记者的闪光灯包围着他，各种新闻媒体的提问、猜测、评论铺天盖地。议员们责问艾柯卡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生产日本丰田那样的节油型小汽车？为什么没能预测到石油供应的突然变化、伊朗国王的突然外逃？

面对这些责难，艾柯卡简直哭笑不得，按照他们的要求，艾柯卡似乎应该无所不能，应该料事如神。艾柯卡只是一个企业家，他真想对着那些议员喊，这些问题多数应该由国家、由政府来回答。艾柯卡不能这样做，他还需要议员们举手投票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贷款议案。

做过推销员的艾柯卡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议员和政府部门之间周旋。终于艾柯卡如愿以偿，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过借款提案。圣诞节前夜，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有条件贷款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终置死地而后生了。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之所以得到政府贷款，从而起死回生，是因为其负责人艾柯卡把公司倒闭、人员失业、外企的入侵等等责任和要害分析给政府、国会要员，向政府和国会据理力争而得来的。

隔岸观火———应变术

在领导工作中，常常遇到处理不当而遭到批评的现象。是的，人要脸，树要皮，你毕竟是众人之领导，遭受了批评，你的脸往哪儿搁呢？为此，作为领导者有必要谋划一种新的应变策略，一方面要使自己不失尊严，另一方面又要让事物按照既有的轨道发展下去。

做领导应把握全局兼顾局部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兵驭将，要做出大的战略决策，就必须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从而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自古以来，能够纵观全局的人，大多能够放弃个人一时一地的得失，而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提出西占荆益两州，东联孙权，北抗曹­操­，南和诸夷的建议，就是从宏观上谋划而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从而使走投无路的刘备重整旗鼓、“鼎足三分”，被后人传为美谈。今天，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更要善于从大处谋划，处处着眼全局，才能关照全局，正确决策，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发展。如果游离于全局之外而谋局部之事，难免要碰钉子的。谋之深，就是见微知著，迅速做出反应和对策。月昏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较，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切­性­。但它的发生也总是有征候可寻，端倪可察的。高级指挥员是战场上的运筹者，只有具备超常的洞察力，见微知著，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才能攻必取，战必胜。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从齐军旗靡辙乱，看到军心涣散、军旅不整而溃逃，敦促庄公做出追击的决策，以至大获全胜。

谋之深，亦即看得清，从现象把握本质，不为种种假相所迷惑。俗话说：“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领兵打仗，无明几知微之功，待情迹昭著才下决心，必定较少作为，难上“名将谱”之列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古今名将多远谋。作为军中高级指挥员，要想驾驭现代战争，演出一幕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闪耀着指挥艺术光辉的活剧，重视远谋这一素质之锻炼与养成，实在是非常重要。

修筑兖州景灵宫时，王旦作朝修使，内臣周怀政与他一起前往。凡有人趁他空闲时请求谒见，王旦必然要等到随从都到齐了，才穿戴整齐，出来在公堂上接见，事情一说完，就马上退堂。后来周怀政因犯过失而遭处罚，才知道王旦的深谋远虑。

唐代李佑，官做到右龙武统军，许多公卿都想要他的女儿做儿媳，都被李佑一一拒绝了。一天，李佑将所有幕僚都召集聚会，声称他将在宴会上选女婿，众人议论纷纷，猜测他必然是选一个名门贵戚的子弟。等到入宴却不见动静。酒喝到一半，李佑拉着最末尾座位上的一个军官，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请允许我将小女的终身托付与你。”并即席举行了婚礼。

后来，有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李佑说：“我每每看见那些缙绅之家，总是与名门望族结婚姻，其实他们的子弟长期沉溺于奢侈­淫­糜，大多没有善终。我凭借自己的军事谋略得到爵位，自己的女儿，何必非要去攀附高门而博取虚假的名望呢？”听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知灼见。

司马光说：“媳­妇­一定要那些家境不如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家境胜过我的。媳­妇­的家境不如我家，就知道勤俭朴素；把女儿嫁到胜过我的人家，就知道畏惧严谨。”这些话在当时可谓名言。然而看看李佑如何选择女婿，司马温公的话就有些偏颇了。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观察一个人，不只要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要联系他过去的历史，才能对其有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人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于其思想、品格及其所追求的目的，这也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至于他发展的方向是吉是凶，主要决定于其人自己和客观的存在。明智的人对其所料之人，能联系其人的过去、现在以及客观存在把这三者结合分析，以预将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这一应变之谋要巧用、善用，还需认真学习历代人如何用谋，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谋好现在，谋划未来。

要会设置台阶让人就坡下驴

在领导工作中，常常遇到劝解上司不当反而遭到其斥骂的现象。是的，人要脸，树要皮，上司必定是众人之领导，你劝词不当，他（她）的脸往哪儿搁呢？为此，有必要计谋一种新的进谏策略，一方面使领导者不失尊严，另一方面又能让他（她）顺势走下台阶，接受劝谏。

《三国演义》中，关羽和刘备失散，被曹兵困于一座山头上，曹­操­派大将张辽去劝降。张辽与关羽过去有交情，深知关羽耿直、傲慢的秉­性­，要说服这类英雄，只有给其准备好台阶，顺势下坡。

张辽单骑上山见到关羽，先叙旧情，当关羽声言以死相拼时，张辽断然警告关羽：“你若战死，将有三个罪过！”

关羽大吃一惊，急问有哪三个罪过？

张辽正言道：“你当初与刘备桃园结义，发誓同生死，现在刘备刚战败你就战死，将来刘备东山再起时，却得不到你的帮助，不是有负当年誓约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罪过，刘备把家眷托付于你，你虽战死，然刘备家眷被俘，生死未卜，你又于心何忍？即使死，也死得遗憾，并未尽忠尽责，问心有愧。”

关羽听后，一时低下头来。

张辽接着说：“第三个罪过，你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图协助‘汉室’，却想死拼硬战逞匹夫之勇，你算不上一个忠义之士。”

关羽想到终生要匡复汉室，自己却出征未捷身先死，实在有负汉室的重望，心中寻思，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寻求新的出路。

张辽抓住机会进言道：“现在四面都是曹公的兵，若不降则只有战死，而死又毫无用处，你何不暂时归顺曹公，待机再找寻刘备，匡复汉室，同时也保全了刘备家眷的­性­命，自己命贱但刘备家眷命重啊！”

经张辽这一分析，关羽心有所动，想到一时受降虽然有失面子，与大名鼎鼎的关云长英名不符，但一可保全刘备家眷­性­命，二不违背桃园之约，三可留有容身之处。思前想后，还是暂时受降曹公为上策。

张辽以叙旧为先导，抓住关羽心理，层层深入，反复论证，终使关羽受降，可谓说技不凡；相反，如果张辽以直言劝降，或者以武力、以死相逼，势必遭到关羽辱骂，一旦失手，则会以死相拼，最后闹个鱼死网破，实不划算。

设置台阶法的关键是台阶的设置要巧妙。要使参谋对象感觉到高低大小正合适，其潜台词最好不要说破。妈妈有意让孩子睡觉，漫不经心地抛个枕头到孩子的手边，孩子可能顺势枕在头下，呼呼入睡；如果郑重其事地给孩子枕上，明确地教导他，说这样会睡得更快一些等等大道理，说不定反倒把孩子的瞌睡赶跑了。这就是设台阶时的技巧问题。张辽有意给关羽受降设一个台阶，说了一大番话，无非是暗示关羽：并非你关羽不武勇，斗不过曹兵曹将；也不是你关羽怕死，忘记了忠义，屈服曹­操­。之所以要暂时受降，完全是为了刘备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兴汉室的长久之计，完全是因不得已而为之。而这武勇、忠义正是关羽所在乎的。为此，他确实敢与曹军拼死。张辽很会投其所好，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台阶很合适，使关羽感到心虽戚戚，可面子上还是说得过去。顺势而下，也不至于太掉价，故能接受。如果张辽明明白白地把台阶搬出来，把理说白，那效果可大不一样了。

所以，不管是劝解你的领导，还是劝解你的朋友，你都要顾全其脸面，为其设置一个恰当的台阶，让其就坡下驴，愉快地接受你的见解和主张。

自制力强才能成就大事

“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这是古代圣哲对身为领袖者所提的要求，目的是为了检验作为领导者的自我控制能力。受人胯下之辱而忍之，是这种自控能力的典型事例。

汉初名将韩信年轻时家境贫穷，他本人既不会溜须拍马，做官从政，又不会投机取巧，买卖经商。整天只顾研读兵书，最后连一天两顿饭也没有着落，他只好背上家传宝剑，沿街讨饭。

有个财大气粗的屠夫看不起韩信这副寒酸迂腐的书生相，故意当众奚落他说：“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又好佩刀带剑，但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你要是不怕死，就一剑捅了我；要是怕死，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说罢双腿架开，立了个马步。

韩信认真地打量着屠夫，想了一想，竟然弯腰趴地，从屠夫裤裆下面钻了过去。街上的人顿时哄然大笑，都说韩信是个胆小鬼。

韩信忍气吞声，闭门苦读。几年后，各地爆发反抗秦王朝统治的大起义，韩信闻风而起，仗剑从军，争夺天下威名四扬。

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图盖世功业，成为千秋佳话。假如，他当初争一时之气，一剑刺死羞辱他的屠夫，按法律处置，则无异于以盖世将才之命抵偿无知狂徒之身。假如，他当初图一时之快，与棱辱他的屠夫斗殴拼搏，也无异于弃鸿鹄之志而与燕雀论争。韩信深明此理，宁愿忍辱负重，也不愿争一时之短长而毁弃自己长远的前程。从这个角度来讲，韩信是一个十分有自制能力的人。

作为领导者，要自制就得首先从提高自身素质出发。自身素质不高，忍耐力就不强，自制也难收到应有的效果。同时，在自制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许多障碍。如何才能跨越这些障碍，增强自制能力，你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和体验。

1.来自目标不正确的障碍。这是控制中的最大障碍，需要通过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当即提出调节措施，马上纠正，并且要越快越好。

2.来自确定标准不当的障碍。通过实验检验，在“质”与“量”两个方面可能会出现标准偏高或偏低，或者只注重“量”而忽视“质”的，都要一经发现，立即纠正。

3.来自规章不合理的障碍。通过实践检验，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从实际出发，合理解决，既要体现严格要求的­精­神，又要切合实际，做到宽严适度，保证目标标准落实。

4.来自执行不坚决的障碍。对此，要经过调查研究，在摸清下属人员思想状态和考核实际情况之后，针对存在问题，既要坚持标准严肃执行法纪，又认真做思想教育工作，分别视情况予以处理，要把组织的纪律措施、经济措施和思想教育措施结合起来综合加以实施，以纠正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消极、工作拖拉等不良的状况，在处理时领导绝不能手软。

5.来自领导者自身素质方面的障碍。如有的领导缺乏魄力，不能随机果断地处理问题。有的领导有私心杂念，在认识的局限­性­方面造成偏见；有的领导有官僚主义，不能经常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这是控制过程产生种种障碍的根源所在。因此，需要在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方面下功夫。

谨防对手的激将之法

人们都只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却不知海不阔天不高之说。在现实生活中，客观环境往往就不允许你跃，不允许你飞，所以你要学会应变———退一步，则海阔天空。这方面的事例可真不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下面这个历史故事。

《三国演义》中孔明用激将法企图引诱魏将司马懿从坚守的城池中出来应战，而司马懿却凭耐­性­抑制自己，锲而不舍，使足智多谋的孔明败北，而司马懿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了。

众所周知，孔明的谋略是超凡出众的，他的激将法可说是得心应手的。他在赤壁之战中就巧激周瑜，最终达到了动员吴主抗曹的目的。平定汉中时，孔明也曾两激黄忠，促使这位老将愈战愈勇，连胜敌军。孔明六次出祁山，就是为了与吴军联合抗曹，当时孔明急于在西线打开缺口，与吴军形成东西对垒之势。而这时曹军则采用东攻西守的策略，作为曹军西线战场的主将司马懿，却奉行坚守不出的战略。为了迫使魏军出战，诸葛亮决定再次采用激将法，以图激司马懿出战。

孔明对司马懿的激将法是这样的，先是多次令人到曹军阵前辱骂，但魏兵却采取“骂不还武”办法，怎么也不出兵。孔明在急于求战中想得一计：“乃取巾帼­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塞。”司马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有书信一封，信中写道：“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斯赴约。”司马懿看完信后，心中虽然大怒，却佯装笑脸说：“孔明视我­妇­人耶！”随即收下礼物，并亲自重待来使，他毫不问及蜀军营中的军旅之事，却装出一付关心人的样子，向来者打听：“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当他听到来使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时，便对诸将道：“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从而更据守不出，蜀魏双方在渭水一带相持了百余日。结果，诸葛亮“星陨五丈原”。蜀军不得不撤回汉中，又一次使司马懿防御成功。

在这次战争中，处于进攻地位的蜀军，利于速战；处于防御地位的魏军，利于持久坚守，从而寻找战机，反败为胜。在双方进行的对抗中，贯穿着双方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个人的意志、毅力的较量。司马懿当他受到蜀军的辱骂和孔明的激将法时，没有大动肝火，显得十分冷静，没有因此忘却自己战略战术的目标，以持久坚守致胜。

以傻卖傻———保全术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你要知道，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大度的胸襟，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

要善于保护自己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这就有必要探讨封建社会那些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的官僚。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奉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在保官保禄方面却有一套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办法。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就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道光帝看得头昏脑胀，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镛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镛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镛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能以曹振镛为楷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认识像曹振镛这样一些舍公为私的、祸国殃民的小人的本领，防备受其谎言所惑，误了勤政为民之大计。

位高权重后就该退避三舍

自古以来，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宋太祖夺了天下不久，他问赵普：“自唐末以来的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征战不息，其原因何在？”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无法控制局面。今天只有稍微削减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才能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过了不久，太祖和老友故将石守信等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命令左右侍候的人退下，对他们说：“我如不依靠你们的力量，不可能有今天，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恩德，每时每刻都不忘怀，然而作天子也十分困难，简直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整夜睡不安枕啊。”

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太祖说：“这不难知道，身居这个位置的人，谁不想将他­干­掉。”石守信等人都惶恐万分，向太祖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太祖说：“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虽然没有这个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富贵啊！一旦他们将黄袍给你穿上，就是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啊。”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道：“我们虽然愚蠢之至，还未到这种地步，只求陛下怜悯我们，给我们指一条可求生之路。”

太祖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想求富贵的人，不过多得些金钱，使自己优裕享乐，使子孙不受贫乏之苦。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些好田宅买下来，为子孙创立永久的产业。多多购置一些歌儿舞女，成天饮酒作乐，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就可免却互相猜测怀疑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再次拜谢太祖，说：“陛下替臣等想到这种地步，真所谓同生死的亲骨­肉­啊！”第二天，他们几个人都说自己有病，不能继续任职，请求太祖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不难想像，如果石守信等自恃位尊功高，不采取退让措施，他们的结局自然可以预料。

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与法制都比较健全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出现故事中的这种情况。可是，要想在政界叱咤风云，也不得不引此为戒。

好管闲事受人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不外是由职权或地位而来。不论你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想法，只要是你的所言所行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必然要带来别人的猜忌。因此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谨慎从事。

唐朝的王叔文经常陪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时，太子和人议论政事，谈到了宫市的弊端。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民间以低价强行购物。太子说：“我正打算向圣上反映此事。”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话。众人走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议论宫外的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买人心，如何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说：“不是先生指点，我哪能明白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古代人们在凶险的官场中用以自保的韬略。虽然消极的成分有不少，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的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所以《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庖，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太子与皇上本为父子，王叔文还非常郑重地提醒太子要避嫌，更何况其他的人了。这一招不谋其政术高就高在尊人之位，尊人之言，既留有余地，又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好管闲事受人磨”，是的，不该你去管的事你偏要去­操­心，这不是没事找事做，自讨苦吃吗？如果我们本职工作尚未做好，就去做一些与自己职务不相­干­的事，这就是越俎代庖，这就是多此一举。这样做，你不但当得不到众人的承认，而且还影响他人工作的正常开展。所以，不在其位就当不谋其政。

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耀眼

当领导的，没有哪个人不想美名远扬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拙、暗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后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以示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作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在京师尽心尽责地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作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作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儿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相信不过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刘邦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的核心集团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萧何虽然不断地自毁名声，却并未能消除刘邦的猜疑，就在刘邦将状纸交给萧何的同时，因萧何顺便请求将皇家花园中的荒废土地拨出一些交给百姓耕种，刘邦立刻变了一副面孔，说萧何故意讨好百姓，将他收进监狱。刘邦之类最高掌权者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盘剥百姓，结怨于民，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段，他不仅不会管，还会加以纵容；你要真正想替百姓办一两件好事，说一两句公道话，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名声，他便非要整治你不可。

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们都被封为“王”，却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首都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儿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这些兄弟虽然贵为天潢贵胄，实际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

只有北海王曹表，为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表的美好品德。

曹表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曹表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佯装迟钝给人安心之感

迟钝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反应相当敏锐的人，最好也不要完全显露于外，而要佯装迟钝一些。

头脑太聪明、个­性­太­精­明的人，通常都很难应付。由于脑子整天转个不停，不论什么事情都会事先预测好，让人有松懈不得的感觉。同时，一发现别人的缺点，便会立即指出来，即使没有当场表明，也会让对方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有什么企图！”警戒之心油然而生。这种让人随时心生警戒的人，怎么还有魅力可言呢？所以，如果让这种类型的人物登上领导者的宝座，部下们恐怕再没有好日子可过了。

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即是让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领导者必须从部下身上得到以自己的立场无法思及的想法，同时也要让部下在自己无法照顾到的方面充分活动才行。

如果领导者的作风太过敏锐、­精­明，与之接触的人都会受其指责，如此一来，部下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领导者，并将自发­性­的活动压抑下来。如果领导者虽没有实际采取指责部下缺点的行动，但平常所表现的行为过于敏锐，部下也会自然畏缩，因为他们的内心会认为：“我何必自找麻烦，以致被上司挑毛病。”

由此可知，领导者的表现如果过于敏锐，便成为使部下充分发挥所能的障碍。如果领导者能稍微掩饰自己的锋芒，使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才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成功领导者。例如，被称为“装有电脑的推土机”的田中角荣，即属于这类型的人物。由于他兼备极其­精­密的计划能力，以及超群绝伦的实行力，所以才得此称号。

不过，何以田中角荣只被称为“电脑推土机”，而没有被称为“电脑刮胡刀”呢？因为推土机的马力虽然很大，但却不很敏锐，而田中的表现也略微迟钝，正好和推土机的­性­质相同。田中角荣就任总理大臣之后，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并加以实行。观其实践方式，便使人产生一种其并不是依赖敏锐头脑，而是依靠踏实的作为进而成功的感觉。

但后来的田中角荣，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单纯和有些迟钝的形象，而将内面的敏锐确实显露于外。据专家研究，田中角荣现在所表现的敏锐作风，多半是由于他依靠财富力量所获得的强大权力引起的。其实，田中角荣本身至今仍保有相当浓厚的迟钝­性­格­色­彩。从他牵强地使用强力压迫有关单位改变洛克西德事件对他的不利裁判，结果反使自己不得不下台的情形，即可充分证实这一点。

大平正芳也是位因未将内心的敏锐显露于外而获得成功的人物。其实，他是个相当聪明，且反应灵活的人。由于生­性­酷爱读书，当他就任池田首相的秘书官时，不论多么忙碌，都会抽空逛逛位于神田的书店街，并买几本中意的书回家品味。大平正芳一向以说话速度慢条斯理而闻言，其实这可能是他故意隐藏敏锐的真面目，佯装成反应迟钝，而予人安心之感，此乃避免受人攻击的巧妙方法。

如此看来，迟钝不光可以成为点燃下属智慧的火花，而且还可以隐藏锋芒，使自己逃脱众矢，从而成功地保全自己。

保全自己先保全实力

无论是体育竞技场上，还是在军事战争中，实力总是决定一个人地位的重要因素。所以，许多人始终将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用兵第一大法。

在战场中，如何做到保我军于万全呢？有人通过长期思考，总结出如下几条：其一是不强交战。意思是说，在与敌军交战时，如果没有取胜把握，不要强行交战以减弱我军实力；其二是该退则退。其实，用兵的方法，是以保全自己的军队为上策，其次是保守自己的城池。在战斗中，将领要静静地考虑一下，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保全自己的部队。如果不退兵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不退兵。如果必须撤退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坚决撤退；其三是要将我军置于战斗的有利位置中。在战斗中，如果有招降的军队，应将降军放在攻打敌军的最前线，一则能够有利于监督降军，二则有利于保全我军实力，减少伤亡。

在有多种力量参加战斗的复杂形势上，清代名将曾国藩更提出了富有创见的主兵客兵制度。他指出，在主客兵相对时，为保全我军实力，一定要主兵强于客兵，例如他在给九弟的信中写到：

“只要李少荃另调所谓的常胜军前来助阵，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常胜军以前是华尔统率的，我已经不愿意与他合作共事。现在华尔已死，白齐文接替他统率常胜军，能战不能战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军风完全不同，难以与你部合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军队既然已向这边开来了，现在我们再去拦阻也来不及了，只好听任他们自己开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你部的长濠之内，只能令他们先去攻打九江伏州、下关等处的敌人营垒，希望能够以此稍稍牵制一下敌人的力量。如果下游不能取胜，就令白齐文等由金柱关、采石上游夹击而下，虽然未必能够收到大的成效，但也不会给你那里造成损失，或许这倒是双方善处的一个方法。白齐文的部下，名义上是洋兵，实际上都是广东、宁波的人，骄奢成­性­，饷银也极贵，你的部队绝不能与他们相处。无论什么时候，在长濠之内，总是要保证主兵强于客兵，一切都要由你作主，号令统一，然后才不至于坏了大事。你千万要记住，务必要记住。”

曾国藩对于主客兵的思考是有其军事眼光的，也确实是经验之谈。在其后几十年中，北洋军阀孙传芳正是玩弄了一套“主兵客兵术”，采用主兵强于客兵的方法，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军事要地———福建。

1922年秋，曹琨命令孙传芳带兵去抢福建这块地盘。曹琨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福建的军政大权却在非直系的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在福建省的边界上，只带了少数随从进入福建，编造一大堆谎言诉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说得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他的甜言蜜语使王永泉渐渐相信了他。他还与王永泉结拜为异­性­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这两个旅的重兵开进了福建，王永泉不但不疑，还以为壮大了力量。

1923年3月，曹琨正式委任了孙传芳为福建的军务督理，孙传芳一面仍和王永泉周旋，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在一个夜间突然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省城。此时，城中孙传芳的兵力已经大于王永泉的兵力，王永泉这才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只得声明下野，逃到上海。为此，人们都称孙传芳是笑面虎。曾国藩关于主兵客兵制的理论得到了成功的证实。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有效地保全自己就要首先学会保全实力。实力没有了，你就难以得到保全了。

身处逆境不妨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读来让人觉得它有些古而庸的味儿，在古代史籍中，常看到“称病不朝”、“称疾不起”、“愿乞骸骨”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些“疾”、“病”之类，都是假的，用一句现代俗话说，是“泡病号”，是政治病。

“称病”动机和目的都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鉴于朝政黑暗，称病以求自安；有的是鉴于对手太强，称病以避锋芒；有的是由于目的未能达到，称病以向朝廷示威；有的是时机尚未成熟，称病以掩饰其野心……总之，称病是作为“韬晦”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而被时常应用着。

殷纣王的昏暴，千古以来，人所共知。他这个人不痴不呆，而且天资敏捷，才力过人，敢于徒手同猛兽搏斗。可惜他的才智勇力都没用在正当地方，他沉溺女­色­，宠爱妲己，作酒池­肉­林，使男女­祼­体追逐其间，作长夜之饮。而且他为人极其残忍，对敢于对他表示不满的人，他施以重刑，其中炮烙之刑，即令犯人赤足行走在炙烤得火热的铜柱上，尤为残酷。

这样残酷的统治，终于导致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对于大臣们的进谏，他一概不听，大臣们多弃国而逃。他的叔父比­干­叹道：“主上有过错不去进谏，这是不忠；害怕处死有话不说，这不算勇敢；敢进谏，不怕死，这是最为忠诚的行为。”他于是去向纣王进谏，纣王不听，他一连三天都不离开。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叔父算得上是圣人了，我看看你的心倒有几个窍！”竟将比­干­剖心而死。

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担任大师之职，他看到纣王昏暴如此，国事已不可为，便假装疯狂，去给人家作奴隶，就这样也没逃脱纣王的魔掌，还是被囚禁起来，直到武王伐纣以后才被释放。

这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装病以避祸的事例。在一个病态的、疯狂的社会，正直的人既无力救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以此来避祸远害，洁身自好，虽不免显得消极，但总比贪恋禄位，与世浮沉要好。

朱棣则以装疯作傻的方式骗过了朝廷的使臣，最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皇帝接到手的，是一根利刺攒集的权杖，这些利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二十几个辈尊位高的皇叔，他们一个个都被封为藩王，割地而据，坐拥强权，要想保住自己的帝位，必须削夺这些藩王。别的藩王倒还不太难办，最使朱允文感到棘手的是燕王朱棣。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生­性­坚毅沉稳，机智多谋，既英勇善虞，又能以诚待人，在创建大明王朝的斗争中屡立战功，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也对他另眼看待。由于前面的三位兄长俱已死去，如今诸王之中以他为长，若能先将这根利刺削掉，其他诸王自然会乖乖地听命。于是，一道削藩的诏书下到北平。

朱棣接到诏书后轻蔑地一笑，他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二十一岁就镇藩北平，至今已近二十年。北平是元朝的故都，朱元璋建国之后，把国都定在长江之南的南京，这里便成了偏远的边陲，被驱赶的元蒙残部还不断地前来袭扰，朱元璋将他封到这里，是将保土安民的重任交给了他。他果然不负所望，不但击退了元蒙的侵犯，还多次率部出征，深入沙漠腹地，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之北，他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大地扩张。

他满以为朱元璋会将帝位传给他的，当年朱元璋也曾这么表示过，没想到最后交给了朱允文，他不得不对这个侄子称臣，对此他耿耿于怀。他一点儿也看不上这个嘴上没毛的年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文人之手，拉不得弓，驰不得马，不识稻粱菽麦，不辨善恶贤愚，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什么子曰诗云，仁呀爱的迂谈腐论，哪里有一点儿帝王的气魄和治国的才气！他正等着朱允文摆拨不开的时候来收拾残局的，没想到这小子一出手就这么老辣。

但朱棣明白，他现在还不能公开同朱允文抗衡，便借口有病不出，留在王府内，秘密训练士卒。不料此事被人告发，朝廷派来使臣查问。使臣们来到北平，却发现北平街头有一疯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大街闹市之上，边走边狂呼乱叫；走到酒楼饭铺门前，便闯了进去，夺了酒­肉­饭食就吃，同时还颠三倒四地胡说八道；吃饱了，喝足了，便倒在街头之上呼呼大睡，有时从早睡到晚也不醒来。这个疯汉，便是燕王朱棣。使臣命人将他护送回到王府，并亲自前去探视。那时已是六月盛夏，天气极为炎热，人们赤膊摇扇，还是挥汗如雨，他却围炉而坐，一边烤着火，一边还嚷着叫道：“太冷了，太冷了！”

朱棣就这样装疯作傻，骗过了朝廷的使臣，于公元1399年7月7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朝廷的使臣，此时，他的病态病容一扫而光，对众人宣布道：“我哪里有病，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如此。”接着兴兵南下，经过三年内战，推翻了朱允文，朱棣称帝登基，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

现在看来，韬光养晦也不是古人“政治病”发作时的专利。在工作中，如果你发现你的上司是个无恶不作之人，而你又一时无法抓住其把柄，你也不妨来一场病———韬光养晦，待条件成熟后揭穿这种上司的老底，还社会以清白。

隐忍不争也堪称大丈夫

有关“士可杀不可辱”、“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之类的关于受辱之言词可真不少。是的，人应该活得有志气，活着就不该受人侮辱。但是，如果你身上担负着重任时，对辱就不可大义凛然了。你应该以大任为重。这一点，汉高祖刘邦做得非常不错。

刘邦一生最危险的时候，恐怕就是在鸿门宴上。

以后，当他在彭城被楚军狂追猛撵的时候，虽多次因情况紧急将一对儿女推下车，但楚军到底离他有些距离而未能追赶上他；当他被楚军包围在荥阳城中猛攻劲击的时候，虽形势危机万分，但毕竟他还是在汉军阵营之中；当他在平城被匈奴人包围七天七夜的时候，虽险些饿死，但毕竟身边有十几万大军保卫着他。

但是，在鸿门宴上，他身边仅有张良一个人，加上后来闯入大帐为他叫冤的樊哙，也不过两个人而已，外面虽还有百余骑，但项羽却有四十万大军，而且对方已经心怀杀害之意。此时，他的小命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上。杀掉刘邦，如果项羽愿意的话，他自己就能对付刘邦这几个人，而无需任何人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有卑躬屈膝，隐忍不争，并充分利用对方的矛盾，来解救自己了，稍有不慎，后果显而易见。此时，任何大丈夫的豪言壮语、英雄举止都无疑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鸿门宴是刘邦经历的最为危险的事情。后世也没有几个人能经历过这个场面。从这个角度上是说，刘邦还应该很自豪呢！

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再嗦一番，关键是看刘邦都­干­了些什么，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

在此事的前前后后，刘邦都做了哪些“大丈夫能伸能屈”的事情呢？

首先，在赴宴的前一天晚上，他死气白赖地拉着项羽的叔父项伯认作儿女亲家，并求他在项羽面前替自己美言美言。结果还是不错的。项伯回去后先把项羽的工作做通了，项羽答应第二天刘邦来时会善待他。如果没有这道“工序”，刘邦第二天肯定凶多吉少。

其次，第二天见面后，赶紧先说好听的。刘邦一见到项羽就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于河北，我战于河南。但我没想到能先入关中，并与将军在这里见面。请将军不要听小人的中伤与挑拨。”这段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

当初，刘邦从今江苏向西进发，直奔今天的陕西，沿途虽遇到一些麻烦，但不过是秦军的地方部队和少量的­精­锐。而项羽先往北走，去今河北救赵国，又在那里与秦军二十万­精­锐纠缠日久，经过多次大战，最后将秦军全部歼灭后，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进入关中。仅从路程上说，项羽也不会比刘邦早进关中，刘邦竟说自己没有想到。

刘邦说小人挑拨他与项羽的关系，但事实是有人给刘邦出主意，让他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关，在关中称王，他听信了。结果，不仅函谷关被项羽一仗就攻破了，而且还将项羽惹得大怒，这才使他陷于鸿门宴的险境之中。

不过，刘邦这几句话虽然不实，但是“卑躬”味儿十足，让项羽听了十分舒服。而且，此时刘邦已经五十岁上下了，项羽才二十六岁，能当刘邦的儿子。刘邦如此卑躬屈膝，怎能不让项羽动心？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以他们为楷模。如果你是领导者，在工作时遭到侮辱，就应当以工作为重；受辱便进行打击报复，那不是大丈夫所为。须知，隐忍不争也是大丈夫之举。

立威篇

在职场中，在商战中有人因深谙领导之道而得心应手，平步青云；有人因不学无术、沽名钓誉而玩火自焚，最终身陷囚笼。究其原因，是没有掌握做好领导应懂得的六件事。

领导懂得的这六件事，即厚与黑、忍与挺、捧与杀、炎与凉、沉与浮、赏与罚。

在这六件事中，每一件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否则，将有失偏颇而铸成大错。这六件事告诉人们，身为领导者既要用厚道来赢得人心，也要用宽容博得真情。既要善于忍耐，也要屈而有度；既要赏罚分明，又要捧杀齐施……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还得拥有健康的心态。正确地面对“炎与凉”、“沉与浮”，活出一个超然的自我。

杀一儆百———立威术

俗话说，杀­鸡­给猴看。这是一句经验之谈，当领导的威风是杀出来的。所以，大凡初做领导的人都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无非是杀­鸡­儆猴，树立做领导的威风。当然，做领导除威风八面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立威措施，把威严贯于管理之中才能威得久，威得大。

管理要寓严于宽

作为领导者，最难把握的是对属下宜宽还是宜严，不少人担心宽则无纪，使人养成松弛浮躁的惰习，严则失人心，使人畏惧而疏远。那么究竟严一些还是宽一些好呢？正确的方法是寓严于宽。

是的，领导者应该以宽厚待人，这是指领导者对所有的属下都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分薄厚，亦不能分远近，要用对待亲兄弟、亲子女那样的仁爱之心来关注属下的成长，使属下感受到你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和睦，也感觉到在这里­干­事情前途无量。

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严”字，宽厚之外，领导者要有威严，以威严建信誉。对于属下则要求要举止庄严，办事严谨，有法必依，有法必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要­精­心地培养他们，使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本领，不会因松弛懈怠而导致工作失误，更不会因虚度时光而后悔自责。这种严格的约束、督责实际上都出自于爱护，一旦被属下所领会，他们就会认为这种严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领导者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严要从平常做起，使之深入人心才会有效。如果平时不严，临时严厉则根本难以生效。例如曾国藩在靖港战役中见到湘军不敢逆敌，掉头逃跑的情景，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严令手下在大路当中竖起令旗，大声咆哮：“过旗者斩！”令出之后，湘勇畏惧果然不敢通过令旗，但他们想方设法地绕过令旗，还是逃得无影无踪了，可见临时发威的严法并不起作用。但是，当他立志整顿湘军军纪时，他先写了《爱民歌》，让湘军当作识字教本，边学习，边执行，而且身体力行，达到“说法点顽石之头，若口泣杜鹃之血”的程度，使爱民的思想深入人心，再对不守纪，扰民违纪者进行严肃处理，这样，湘军的纪律大大地好转起来。

由此可见，宽与严实际上并非只是一个事物中的两个对立面，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宽，严则无效；没有严，宽必失当。只有将严寓于宽之中，将宽包围在严之外，即严在情理之中，才能取得良效。

该黑脸时且黑脸

面对一个犯错的部属，你如何在众人面前责备他，抑或在私下叱责他呢？也许有人认为，私下里批评比较好，但从新厚黑的角度来看，既然都是批评，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较妥当。

若有一件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王某的过错，同事认为科长一定会对他发相当大的脾气。然而科长却只是对王某说：“要小心一点儿。”便原谅了王某的过错，为此大家颇感失望。不难想像此时同事一定会议论纷纷：“为什么科长不生气？”“我做错时被他骂得好惨！”“科长说不定欠了王某什么！”“科长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责任’！”

你一旦采取温和的做法，那下回林某失败时，也就无法斥责他了。渐渐地你的刀口越来越钝，最后你会落得谁也不敢骂的下场，而无法继续领导部属。所以在需要叱责时，就必须大声地斥责才行。

在众人面前斥责某位部属，其他的部属亦会引以为戒。其意并非真的处罚一百人，而是藉由处置一人来使他人反省。

当场被斥责的人，宛如是众人的代表，并不是一个很讨好的角­色­。在任何团体中，皆有扮演被斥责角­色­的人存在。领导者通常会在众人面前斥责他，让其他人心生警惕。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

这个角­色­绝非每个人皆能胜任，你必须选出一位个­性­适合的人。他的个­性­要开朗乐观、不钻牛角尖，并且不会因为一点儿琐事而意志动摇，如此方能有很好的效果。

你应避免选用容易陷于悲观情绪，或者太过神经质的人。若错误地选择了此类型的属下，往后将带给你更多的困扰。

虽然你只能对自己的部属斥责，但有时你也会遇到必须斥责其他单位的职员的情况。这不仅越权而且违反公司的准则，然而相信亦有例外的情形。某家百货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平时即对采购部科长的应对态度太过懒散颇不满，但由于对方的身份是科长，因此无法当面予以指责。虽然这位主任曾经与自己的上司———营业部科长讨论过，然而由于上司是位好好先生，因此无法得到任何解决的方案。

就在思索如何利用机会与对方直接谈判时，分发部的某位职员因未遵守缴交期限而发生问题。

营业部主任便借机大声斥责那位犯错的职员。他特意在采购部科长面前斥责：“不是只有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

此时采购部科长并未表示任何意见，然而弊端在不久之后便改善了。

此项技巧简单地说，就是采取游击战术，若对敌人采取正面攻击时比较麻烦，但是若你本身有理，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遇到形式上的反攻时，你只需稍微转一下身便可反击。

对于无法与其正面争吵的人，若企图使其认同你的主张，则上述的方法不失为一则妙方。

上司借由斥责属下的行为，亦能转换为本身的警惕。你在斥责属下，“不准迟到”时，自己也绝不可迟到。当你斥责宿醉的部属时，自己也不可有宿醉的情形发生。

借由对属下的斥责，而受益最多的人或许是自己。因此，你更不应该错失良机。你必须谨慎地选择斥责的机会，并且好好珍惜被斥责的部属。

只有招募员工时才阿谀奉承，并且举办各项迎新活动，一旦确定他们成为正式员工后，便突然变得冷漠、严苛的这类­阴­险狡猾的公司并不在少数。

新进职员由于沉迷于刚进公司时的欢愉气氛，以致对往后的工作气氛容易感到失望。若又遭到上司责备，情绪必定会跌至谷底。然而亦不能因此而骄纵属下。

对恶行者必须诛杀

自古以来，政令的推行要靠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权威则需要强硬的手段来推广，所以，为政没有威严那么百姓就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则法制越乱，要达到天下大治就十分困难。而对作恶者严惩正是为官者树立权威的重要方法。古代著名将领无一不是靠杀人而立军威的，远的比如战国时的孙武和汉朝时的韩信，往下则有三国的诸葛亮，所以，对作恶者严惩就会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无怪乎统治用之不厌。

提倡仁义道德的儒家祖师孔子在鲁国执政时，曾毫不留情地诛杀了少正卯。这就使他的弟子子贡感到疑惑，“不是说要以仁义为本吗？为什么非要杀掉少正卯呢？”

孔子对子贡的诘问略作思考后答道：“人有五种恶行，一是通达古今之变即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以惑人心；四是知晓许多丑恶之事；五是依附邪恶并受到重用。这五种恶行哪怕沾染上一种，君子就可以诛杀他。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兼而有之，他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我不能不杀他。”

孔子的道理十分明确，为了树立统治者的权威，对于有恶行的小人必须严加惩处，杀一儆百，改变社会风气。

在历代统治阶级及领导人的管理方法中，杀一儆百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它的作用远远胜于其他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下面的两个事例是人们所熟悉的，它所说明的道理相信大家读后自有体会。

其一，杀仆警主。唐太宗晚年，高阳公主与僧人辩机通­奸­。高阳公主赠辩机金宝神枕，辩机不知珍藏，被贼盗走。后来破案时，搜出金宝神枕，审问窃贼，窃贼称是从辩机处所盗。又审问辩机，辩机称是高阳公主所赠。御史纠劾此事，太宗自觉惭愧，也不欲问明案情，即处死辩机，并密召公主身旁奴婢，责备他们导主为非，杀毙十余人。太宗所为，实是为了警告高阳公主。

其二，杀­鸡­儆猴。孙子见吴王，以宫中美女演练兵阵，选一百八十人，分为两队，令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说明演练的方法和纪律，并设立了刑具，击鼓令其向左，美女大笑；孙子又重复纪律，然后又令击鼓向左，美女还是哈哈大笑。于是要斩两个妃子，吴王阻止，孙子说：“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就斩了二人。又选用另二人为队长，于是重新击鼓，美女们左右前后跪下站起都合乎要求。

领导立威有多种办法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有威严的领导往往不是那种动辄打骂的粗鲁之人，而是那种看起来温和却透露着威严的领导者。因此，身为上司，为了能使属下俯首听命发挥所长，并且带动整个团队向上，其先决条件是必须成为受人尊重而有威严的领导。

领导该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严呢？以下是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1.对于工作要耳熟能详。“希望接受这位上司的指导，想要跟随他，听从他的话绝对不会错……”，若属下对你有如此印象，你必然深受尊重。至于邀属下喝酒、送属下礼物的行为，是不必要的。

2.保持和悦的表情。一位经常面带微笑的上司，谁都会想和他交谈。即使你并未要求什么，你的属下也会主动地提供情报。

你的肢体语言，如姿势、态度所带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若你经常面带笑容，自然而然地，你本身也会感到非常愉悦，身心舒畅。

你能永保正确的举止，在无形中它早已引领你步向成功的大道了。有许多的运动选手，都表示类似的看法：“我会在重要的比赛之前，想像自己得到优胜的情景。如此，力量立刻泉涌上来。”

一个永保愉悦的神情与适当姿态的人，较容易受到众人的尊重与信赖。

3.仔细倾听部属的意见。尤其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更应予以重视，热心地倾听。若那是一个好主意并且可以付诸实施，则不论属下的建议多么微不足道，亦要具体地采用。

部属将因为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而获得相当大的喜悦。即使这位属下曾经因为其他事件而受到你的责备，他也会毫不在意地对你备加关切和尊崇。由于上司对部属的工作提案相当重视，不论成败皆表示高度的关切，因此属下会感谢这位上司，并觉得一切的劳苦皆获得了回报。

4.不强求完美。上司交代属下任务时说：“采取你认为最适当的方法。”即使属下工作的结果并不很完善，上司也应用心地为其改正过失。

你必须具备对部属的包容力，不能忽略给予失败的属下适当的肯定。虽然部属的任务失败了，但切勿忽略了部属在进行工作时所付出的努力，并且需要给予适当的评价。

人皆有悲天悯人之心，对于能力不好的部属有必要予以支援。另外，你也不应固步自封裹足不前，这样也可能将因为水准低而遭受淘汰的命运。因此，切不可只伫立于原位上。

从小事上立大权威

所谓领导立威，不一定要大张旗鼓，有时候从小事上也可以做出大权威来。雍正元年七月，雍正偶然间发现一本文书中丢落了一个字，于是把大臣们都找来，大发一通议论说：“你们不要以为小事就可以疏忽。抄写漏字虽然是中书（文书官员）的事情，但如果你们肯用心细问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而如果大学士把责任推给学士，学士推给侍读，侍读再推给中书，那么朕也可以把过错都推给大学士。类似这样的小错不断，就会让天下的人都怀疑朕和大学士平时连奏折都不看，这还了得？”

同年九月初五，雍正参加一次祭祀活动，无意中发现端门前新设立的更衣帐房内油气蒸熏，气味难闻。于是龙颜大怒，斥令主管工部的廉亲王允祥以及工部侍郎、郎中等人在太庙前跪了整整一夜。

雍正二年四月一天，雍正升殿，见到邢部官员李建勋、罗檀在群臣还没有落座的时候，也不行礼就坐下了，顿时下令将李、罗两人拿交邢部问罪。并告诫百官说：“朕见这几年上朝的礼节执行得很松弛，我父亲康熙并不是不知道，但都很包容，因此监察官员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些当作常事，不认真去管。我即位以来，看到这些现象很多，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必须狠抓。今后如果再有类似的失礼事情发生，我就要杀了这两个人了，到时候可别说是我要杀人，而是你们杀了他俩。”

从权谋的角度看，雍正这一着叫做“借题发挥”。就是抓住下属的一个小错、一件小事大做文章，以达到震慑下属的目的，这样做可以使下属心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树立起领导的权威。

从领导学的角度看，从严治下有时也要从小事抓起，当然不是抓人的小辫子，而是要从抓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唤起­干­部的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不论我们是哪一级的领导，都可以用来一试。

要善于使用威慑战术

我们知道，作为军事统帅，在工作中要有猛虎下山之威和蛟龙出海之势，这时当他发布命令时才能够威震三军。

战国时，晋文公通知臣民在圃陆围猎，要求大家在中午前到达，迟到的人，要受军法处置。当天，晋文公所宠爱的颠颉迟到了，执法官员要求晋文公定他的罪，晋文公哭泣而犹豫不定，执法官员说：“那我就按军法办事了。”于是将颠颉处以腰斩的军中刑罚，这时，民众都害怕了，说：“颠颉那样受君主宠爱，地位那样尊贵，都被君主依法杀掉了，何况我们这些平民呢？”晋文公看到民众可以组成军队参战了，于是率领他们攻打原这个地方。一次就占领了，又去讨伐卫国，打败卫国，成就了霸主大业。

威慑的战术同样也适合于商战、社交等场合，它对于提高自己的威信，以及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都有很好的效果。

有一天，日本的滕田前去拜访美国商务部长。会见之后，商务部长站起身来说：“我让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滕田田想：“大概是让我看什么装饰品之类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部长从办公桌边上拿起一段绳索，朝着约在十米开外的一张椅子轻轻地投掷过去，绳索一端的活扣立刻套住了那张椅子。

部长对惊讶得目瞪口呆的滕田说，自己是牧童出身，因此每天都要练习用绳扣套牛。“在日本政府高级官员里是不会有如此独特的人物的。”滕田心想，心里不由得对部长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由此可见，在适当的场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对方露一手，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方式。

清末时期，曾国藩通过苦心经管，用儒家的忠义、峻法的威严及乡情的人情纽带将湘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后来由于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迅速消衰下去，从而使当时太平天国与清军力量发生了变化，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很可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这就给清廷制造了喘息机会。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此时，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而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到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些都为后来曾国藩的复出及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使得清政府再不敢小视曾国藩，而视其为重臣。

不苟言笑者最威风

俗话说：“有权则威”，做领导的人应怎样才能有威呢？一般来说，严肃产生威风。人一当官，不苟言笑，满脸的肃杀之气，动不动吹胡子瞪眼睛，骂人训斥人，人们就害怕他。这种领导，一上任烧三把火就容易有威。如果这种办法还镇不下来，那就要付诸行动了。这就是“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威风就上来了。

三国时东吴的黄盖曾经做过石城县县官。石城县的下属官吏们特别难指挥。黄盖就安排两个人当主管，分别管理各部门事务，并告诉他们说：“我是个只靠打仗立功才当官的，不是以文官身份擅长管理出名。现在外来侵犯的敌人还没打败，我负有领兵打仗的繁重军务，县里一切公文案卷委托给你两人。你们应当管理好各部门，纠正和处分犯错误的人。你们各负其责，遇事就按我交代的办，如果你们刁­奸­欺骗，我决不用鞭子抽打你们，而要从严处置。希望你们都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要在众人之先受处分。”

话说得这么严厉，两人听了，起初都感到害怕，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地办公事。时间长了，两主管认为黄盖根本不看公文案卷，就慢慢营私舞弊起来，对下面也放任自流。

这时黄盖也察觉到了，他抓住了几件两位主管都不奉公守法之事，把全县所属的官吏们请来，先给大家办酒席吃喝，正当大家吃到兴头上，黄盖把两位主管叫来，提出一件一件违法徇私的事来问他们。两人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磕头请罪。

黄盖说：“前些时，我已经严肃地告诉你们，决不会用鞭子抽打你们了，这不是说假话骗你们。”

于是就把两人的头砍了。这事震惊了全县，下属官吏们吓得浑身打颤。

黄盖这一杀，威严就上来了。

杀人以树威的方法，在古代曾被人们反复使用。像诸葛亮杀马谡，曹­操­杀杨修，都是为了杀人以树立自己的威风。用这种方法对付那些听不进劝告的下属，可以从根本上打掉他们的威风，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将帅的威仪很重要

清末时，曾国藩统兵打仗，他认为将帅的威仪十分重要，因为军中的威信就是靠它而建立的。曾国藩立威信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威仪，曾国藩十分注重自己统帅的形象，平时衣冠整齐，举止严肃，威严而不刚暴，庄重而又不死板，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又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如此下属无不从内心仰服；二是军令，威仪多用来对待自觉的士兵，而军令则用以约束散漫的兵勇。两者相得益彰，是治军的重要内容。

古时候，以威治军是训练军士勇敢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树立军威，曾国藩效仿穰苴，在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违背军令的将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动，也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攻克南京后奉旨来裁军时，各军头领均强烈反对，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各军提出的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曾国藩仔细分析后认为，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肃军令。

他认为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最后他决定杀驻守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最终顺利实施了整个裁军计划。立威之术确实立竿见影。

以毒攻毒———统御术

中国古代著名的本草书上说，对于剧毒的药物可以用同样剧毒的药物来制约它。这句话同样适合领导的艺术。在社会的动乱时期，我们只有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够对付那些钻空子、耍­阴­谋的小人。所谓黑脸统御术，就是以黑脸之法面对一切不正之术，使之无处藏身。

任用天下英才才能成功

三国时期，曹­操­攻占冀州后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冀州是袁绍的老巢。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分崩，其时袁绍作为中原地区最大势力的军阀，执掌了联军首领的牛耳。曾几何时，袁绍官渡兵败，郁闷病死。冀州被曹军占领。曹­操­攻下冀城，来往袁墓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他对众官说，当年和袁绍起兵，袁绍问他，“如果不成功，将依赖什么过活？”曹­操­说，“你的意思如何呢？”袁绍说，“我将南据黄河、北守燕、代之州，兼拥有沙漠腹地，南向以争天下。”曹­操­便答了上面的话。袁、曹各依地域、经济、军力和智力进行较量，而终将曹­操­胜了袁绍，掌握了北方。

袁绍拥有幅员广阔的地盘和实力雄厚的军队，也拥有像田丰、沮授、陈琳、审配等杰出的文士。袁绍却只知“据河阻燕”，看重自己的实力，不把那些无价之宝的谋士放在心上。他还­鸡­肠小肚，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把田丰、沮授都杀了，曹­操­与他相反，懂得谋臣的价值，杨修投靠他时，他跣脚相迎，审配、陈琳被抓到时他仍劝降，表现了爱才惜才的一片真心。只是审配决意死节，才斩而厚葬。陈琳被刀斧手捉至，曹­操­说：“你为袁绍拟檄，数落我的恶行，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要侮辱我祖、我父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怜其才，不但予以赦免，还给了从事的官给陈琳做。

曹­操­广纳天下名贤，“御智以取天下”，是十分英明的一项决策。君王有什么能耐呢？刘邦说过，他用兵不如韩信，谋算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但他能用他们之所长，而终成为君主。曹­操­的话与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比袁绍高明，“御智”比“据地”显示了优势。

今之做领导的，不知听了曹孟德此话有何感想？倘只想学他的权术、­奸­诈，而不学他的容人、爱才和用才，则是大错特错了。有些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故作高深，不许别人说一句话。开会、决策，全听他一个人的。他这是有“智力”而不“御”，又焉能作曹­操­的一番宏业呢？有些领导好发宏论，卖弄学识，而实际只是空论，无一可实行的。这种人说穿了，是既要做刘备，又要做诸葛亮。

权力必须以实力做后盾

自古以来，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国家的君王，在面临反对力量的反扑时，仍不致遭到太大的困难；但那些靠别人力量登上宝座的君王，在强大反对力量的威胁下，常会陷入严重困境。也就是说，拥有足够实力的君王，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实力支持的君王，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摩西、居鲁士、罗姆鲁斯，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武力，他们所拟定的法律，仍很难获得民众长期的遵守。缺乏武力作后盾的君王，希求民众相信他讲的话已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维持民众对他长期的信任了。克服这种危机的惟一方法，便是创建实力；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尊敬，使反对势力逐渐消灭，从而达到永久繁荣的功业。

《韩非子》中也特别提到：“只懂得用道德来治国的君王，势必会被武力消灭。一般的人民，都会屈服在君王的威势下。因此，只会讲道德的君王，是不容易获得人民服从的。”日本经营管理专家井上隼之助也警告经营者：“只讲究人格清高的经营者，很难不遭到危机。”

优秀的君王，大多也拥有优势的武力。唐太宗武功盖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清朝最有力的君王康熙、雍正、乾隆，也是清朝最承平的治世之君；即使以消极政治闻名的汉朝文景之治，如果没有强劲的武力作靠山，要维持长治久安也是不太可能的。汉朝末世皇帝献帝，后唐的李后主，隋朝的陈后主，明朝的惠帝，清朝的光绪帝，个人的才华与­操­守都不错，而且也很有心把政治搞好，但仍不免于身败国亡的命运，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完全无法掌握最起码的武力。

只凭他人的武力庇护，或利用一时幸运，而未曾经历过劳苦磨练的君王，要想长久维护自己的王位是很困难的。这类君王根本不知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寻求自保，等到所依仗的外力或运气消失后，他的基础就摇摆不稳了。

要有效弥合这个缺漏，就非尽快进行补强不可。只是如果时机已失，回头赶紧进行补强工作，就好像一幢地基没打好的大型建筑，等到发现建筑有问题时，才赶紧设法补足基础工事，那就非得有特殊的优秀能力不可了。历史上重大的变法几乎很少成功，正是这种教训的最好说明。

商鞅变法的成功，主要由于在秦穆公时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强的基础。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却都难免于流产，甚至血溅宫墙，主要在于政治形势早已趋向衰微，这时候的任何努力，都很难做到力挽狂澜。

反败为胜讲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真正能作得成功的并不多见，而且，当事者所须付出的代价，也是许多局外人难以想像的。所以，万事慎于始。一个真正成功的经营者绝不可依赖投机上的幸运，而应该以硬碰硬的努力工作去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基础，在时机到来时，才能真正得到幸运的成功。

单只有仁政，是很难支配指挥他人的。我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描写这种情况。因此，任何伟大的功业，要让别人也激起奋发向上的努力斗志，最起码，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让人信任的实力。也只有在坚实的地基上，才能建筑坚实的房子，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遭到崩溃的命运。

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论成了朝论，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在他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高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刻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血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经振兴并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

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会发愁求不到贤才的。

竞争可优胜劣汰

清朝名臣曾国藩领兵最多时手下有数十万人，其中得力战将成百上千，这些部将许多是勇猛骁战的猛将，也有工以心计的幕僚，既有出身贫寒的人，也有出身于世家望族者。这些人打起仗来都如狼似虎，要约束他们，并让他们在战斗中奋勇争先，这是曾国藩统领湘军的重要问题。

为了驾驭这些猛似虎狼的下属，曾国藩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方面是以威制军；另一方面就是用残酷竞争的方法使部将用尽心力去打仗取胜，而无旁鹜之心。

具体做法是，曾国藩对军中将领的位置采取递进补缺的方法，正统领亡缺由副统领递补，上一官员被撤则下一级官员递补，使将领个个打仗争先。与此同时，对不合格的将官论战功评比，不合格者撤职。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华因战功不够，也被他当即撤免，使将领们无不心惊胆战。

另外，对于有实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常常破例提拔，其中与统水师的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最早是从行伍和廪生中提拔出来的，得力­干­将薛福成是一个落地秀才，这样使用下属，使这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不能在功薄上享福，只有发奋才能保住职位。

曾国藩所采用的残酷竞争优生劣汰之法使人想起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曾是鹿和狼共存的家园，为保护鹿不被狼吃掉，政府动用军队杀死和驱走了园中所有的狼。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鹿在“和平环境”中养得肥肥胖胖，体质却明显下降，即使驱赶也懒得奔跑。冬天来了，还有许多鹿懒得移动，竟被活活冻死。最后不得不再把“狼先生”请来，促进恢复活力，保持了自然平行。

这个故事也许有点儿“残酷”的味道。但是，市场如同战场，工作如同战斗，与其放弃竞争、放弃艰苦奋斗而养懒人，甚至养恶人、养败家子，莫如鼓励正当，实行正常淘汰，让更多的人激发活力、有所作为。这种策略正是曾国藩所看到的竞争的优越­性­和可行­性­。肥胖的鹿在狼群之中充分恢复其奔跑天­性­，生态平衡得以维持，弱者将被淘汰，强者永远生存，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也是曾国藩当初采用此策的用心所在。

这个曾国藩在一百多年前都懂得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置于死地而能后生

在我国古代战争中，背水一战可使自己的军队陷于绝境，迫使其从心理上作彻底预备，从而使之发挥出超乎寻常的勇气，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孤注一掷地做事情，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出现置死地而后生的局面。韩信的“背水一战”的战例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取胜的。目的是以此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这就是人为地造成一种促成士兵拼死战斗的彻底预备心理，从而激发出十倍的勇敢取得战争胜利。

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刘伯温说：如果敌人将我军包围，就应该摆出圆形的死战阵与敌决战，即使敌人网开一面，也不宜心有侥幸，而应自断退路死战到底。这种“死”战最常见的是，背河布阵，使己方的退路隔断，以激发全军必死的决心，拼命地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便是兵法上有名的“背水阵”。背水阵大多使用在以寡击众时，将领必须对自己的军队有相当高的信心，才可采取如此冒险的布阵法。正因为如此，古今名将在指挥作战上，从不将敌方逼入死地；即使在包围战中，也必留有缺口，让敌军有逃窜的机会。

从背水一战的成功事例中我们也不难得到另外一个结论，对于许多难做的事情一定要采取置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把住所有的关口。曾经担任日本南极越冬队队长的西堀荣三郎先生曾严禁队员打麻将，但是，由于队员们都很有兴趣，因而网开一面，只准打一次。结果，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打了麻将的队员以为禁令已经解除。不久，大家都热衷于打麻将，只许一次的状况变成完全的既成事实了。所以这种只准一次下不为例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坚守规则，必须把住所有关口。

以杀止杀———抗争术

或许我们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却往往窥视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因为我们需要更坚强一些、刚毅一些，对于那些险恶的敌人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顽强的抗争。所以，以杀止杀，看似没有道理，其实特别符合领导的辩证之法。

不可刚愎自用

在人的­性­格中，有两种品质是极为相似的：一种叫强毅，是优秀的品质；另一种叫“刚愎自用”，是恶劣的品质。

强毅的“强”是战胜自己之意。古代有强制、强怒、强为善等词语，意思就是克服自己的专横，克制自己容易发怒的脾气，努力使自己胸襟开阔、乐善好施等等，这些都是战胜自己的具体含义。

强毅的“毅”，是毅力、持久­性­。人的惰­性­是天生的，但并非不可改变，改变它需要毅力，例如，不习惯早起，但为了做大事业你就强迫自己天不亮起床；不习惯端庄整齐，你就强迫自己每天像敬神沐斋时那样装扮自己；不习惯劳作，你就强迫自己与下属同甘共苦；不习惯持之以恒，你就强迫自己把每一件事做到圆满才能结束。这些都是毅力的表现，但是，一定都长久地坚持下去才能使自己成功。

与强毅表现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刚愎，看起来也是要求自己锲而不舍地追求，但是，它更强调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主观臆断，听不进别人的劝告，遇事仅仅凭感觉处理，容易失去冷静的心态。

所以刚愎自用是贬义词。

其实，在做人的过程中，这两者没有什么十分明显的界限，就像曾国藩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头脑十分清楚，言论­精­辟，但实际用起来就一塌糊涂了。

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名爱将叫李元度（字次青），他跟随了曾国藩很长时间，历尽了辛苦。当太平天国派军进攻祁门之时，许多人主张放弃驻守，而曾国藩却听不进劝告，执意让李元度坚壁自守。李元度擅自出城应战，却一触即溃，打了败仗，不久又私自离开守地。

对于李元度的过失，曾国藩非常恼怒。恼的是李元度原不会带兵，因曾国藩的私情推荐才得以领兵，但他太不争气；怒的是李元度做事不与自己商量就擅自决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于是，曾国藩决定弹劾李元度，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由于他与李元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尽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对弹劾的决定，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率领众幕僚前去求情，曾国藩表示：“我自有道理，你们就不用管了。”李鸿章非常冲动地说：“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此地不可久留。”没想到曾国藩生气地说：“悉听尊便吧。”

曾国藩最终弹劾李元度，使他丢掉了职务，使李鸿章感到曾国藩如此固执，很难共事，就愤然辞去了幕僚之职。

失去这个得力助手后，曾国藩感慨万分，认识到自己刚愎自用的弱点，对于李鸿章给他提出的向东移兵的计策言听计从，并写信热情相邀，于是李鸿章才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为人的品质中强毅的品质是万万不能缺少的，刚愎自用的品质是千万不可沾染的。两者在同一件事情中看似相近，但实质­性­的差别是能不能把别人的意见听进去。听了，也努力做了，就是强毅；不听，而硬去做，就非刚愎自用莫属了。

团队必须步调一致

如果领导下了道命令，但对方却没有依照指示实行，这必定事出有因，这时作为领导，有必要除去这些障碍。

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内部成员的人际关系。或许在你的手下有­性­情乖戾的部属，或者与你同期进单位的同事，甚至也可能有比你年长的部属，这些人在接到你的命令时，都会企图暗中破坏。

若是基于各种因素而造成部属对你不满时，相信对方会期待自己的阻扰行为会造成你的失败；即使没有那么严重，对方也会因为你的困扰而沾沾自喜。

在这种情况的背后，嫉妒是最主要的因素。“嫉妒”是个难以处理的致命伤，它超越了利害、常理，并且燃烧着盲目的动力，正不计得失地向你袭击过来。

企图说服此类型的人，通常都是徒劳无功。即使你诚心地想和他交换条件，对方也不会动摇。

应付嫉妒的方法只有一个：耐心地等待对方嫉妒心的缓和。若你无法等待，且由于他的缘故而严重影响到你的工作时，你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将其排除。

你可以与你的上司商量，采取一些包括人事变动在内的策略，以防止受害范围更加地扩大。

或许妨碍你工作的原因亦存于属下的脑海里。假设那是一种偏颇、先人为主的观念，或者是一种顽固的期待。

假设你是业务部的科长，你交代属下某项任务，然而他始终认为“这件工作应该由管理部做”，可想而知，他不可能忠实地完成你的命令。由于“这件工作不是我们科里应该做的”的观念永远无法消除，造成属下不会用心去作以达到你期望的目标。如此一来，不仅造成你的困扰，属下亦会感到委屈。

了解到这一点时，你必须向属下详细说明直到对方完全理解为止。

总之，团结多数中坚力量，剔除那些和自己唱对台戏的属下，将有利于工作的进步、提高。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必须步调一致才能获得胜利。

残暴的前提是仁慈

《郁离子》中说，“盖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使用暴力，使用暴力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表面的残忍，实际上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杀人必须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但残忍本身并非能协助统治者建立权威，对敌人固可以尽情残忍，但对自己的人民过度残忍，则会使君王的权威因而削弱。所以又有“以暴易暴，悍夫之无所成”，意思是说，残暴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

其一，以恶攻恶术是古代当权者对于某些不晓事理的恶人采取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

古人指出“盖闻暴于物者，众志之所诛”是以“虎狼堕井，仁者见之而不怜”，意思是说，那些以暴行而闻名于世的人，人们心里共同诛之；豺狼虎豹即使落入深井之中，心怀仁慈的人也不会怜惜。因此，对于粗暴的人不必过于忍让，应该以暴治暴，以恶攻恶。

宋朝时张易任歙州通判的时候，刺史宋匡业常常酒后无故欺人，甚至动刀杀人，谁也不敢去­干­涉他。张易一次到宋匡业家赴宴，故意先喝醉酒后才入席。酒宴刚开始，张易就故意找岔子，然后扔掉酒杯，推翻桌子，且大骂不止。把宋匡业弄得不知所措，只是说：“通判发起酒­性­来，真是不可阻挡。”这以后宋匡业对张易更加恭敬，不敢再借酒胡来，公务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张易针对宋匡业的情况采取了以恶攻恶的策略，真是巧妙得很。又如唐代时，有人密告文昌右丞周兴与左金吾大将军，互相狼狈为­奸­，勾结犯罪，武则天便叫来俊臣审讯他。接到命令后，来俊臣叫人把周兴请来，一起边吃饭，边研究一件案子，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大多数都不肯招供，你看应该采取什么法子呢？”周兴也是一名残忍之徒，听到来俊臣这么问，便不假思索地说：“这很容易啊！取一只大坛子，用炭火在周围烧，这时便命令囚犯到坛子中去，他还有什么口供不肯招出来呢？”

来俊臣听完周兴的话，便派人找来一只大坛子，并照周兴所说的那样，在坛子的四周烧起柴火来，一切就绪后，来俊臣便笑眯眯地站起身对周兴说：“非常感谢老兄给我出了个好主意。现在皇宫里传出密令，要我审讯你老兄，只好委屈老兄到坛子里去吧。”

周兴悔恨交加，非常惊恐，马上给来俊臣磕头，并且认了罪。

其二，以毒破毒术是古代人对于使用恶毒计谋害人者采用借其毒谋以治其毒的方法。

古代有一个知县为了永久地霸占史老汉的田产，竟想出了一个荒谬的点子，要史老汉三天之内给他送去三头怀胎的公牛，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对这个难题，史老汉家的媳­妇­却借其道而用之。当知县带人来要史老汉交出怀胎公牛时，媳­妇­回答说老汉在家生了孩子，不能出来见面。听了这话，知县忘记了自己的荒唐，说史老汉家的媳­妇­在说混账话，质问史老汉家的媳­妇­，说：“男人怎么会生小孩儿？”不想此问却正中了媳­妇­的计谋。媳­妇­答道：“既然男人不会生小孩儿，你怎么要公牛怀胎？”言下之意，知县要怀胎的公牛，就好比是要男人生小孩儿一样。既然知县对“男人会生小孩儿”感到怀疑，当然就没有理由再要史老汉送怀胎的公牛了。

两相对应，以毒攻毒，用知县自己说的话打了知县自己的嘴巴。

谨防居心叵测之人

有的人，事情还没有做，就开始满天吹牛，口出狂言，那么事情能不能办成的主动权就在人而不在我了；相反，事情成功后，再相机设词，主动权就在我而不在人了。这是指日常事理而言。如果事关重大，那就是祸福攸关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干­工作，做事情宜以谦虚的态度、直正的品德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宜心怀叵测搞­阴­谋诡计，那样必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魏延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当初投降刘备时，诸葛亮见其脑后有反骨，便想杀他，由于众人求情，才把他留了下来，但诸葛亮对他的使用一直很谨重。魏延很害怕诸葛亮，所以十分安分，言听计从。诸葛亮病重，蜀国再没人能控制魏延，他便日益骄纵起来。

一天夜里，魏延做了一个梦，梦见头上忽然长出两个角来。醒来后，感觉此梦非常特别。第二天，魏延听说行军司马赵直来了，便请入寨中，询问道：“早就听说你对《易经》非常通晓，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头上忽然生出两个角来，不知是凶是吉，烦劳你为我测一下。”

赵直想了半晌，说：“这是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也有角，这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魏延闻言大喜，说：“先生的话如有应验，魏延必有重谢！”

不久费祎到了魏延寨中，说有要事相告，魏延命左右退下。费祎告诉魏延说：“昨夜三更，丞相孔明辞世了，临终前让你断后，缓缓退兵，千万不要走漏消息。”

魏延听了，沉思片刻，问费祎说：“现在军中谁代理丞相的事务？”

费祎回答说：“丞相临终前，把用兵密法全都授予姜维，政务全都托付给了杨仪。”

魏延听说丞相把事务全托付给了杨仪，心中顿时不快，对费祎说：“丞相虽然辞世了，但我却在这里。我自从跟随丞相，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无数战功，凭资格，也该轮到我了。杨仪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长史罢了，怎么能担当如此大任呢？在我看来，他只适合护送丞相的灵柩，入川安葬丞相。你回去告诉杨仪，不用他指手划脚，我自然会率领大军去攻打司马懿，而且一定会成功。怎么能因为丞相一人仙逝而废弃国家大事呢？”

费祎见魏延如此无礼，生气地说：“丞相临终前，让我们暂且撤退，不许违抗！”

魏延听后勃然大怒，说道：“丞相当初要是依照我的计策，现在长安早就被打下来了！我当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官职不知比杨仪高多少倍，怎么能给杨仪断后呢！”

费祎见魏延果如诸葛亮所言，心想不如先稳住他，回去再做打算，便对魏延说：“你说的话虽然不错，但现在丞相新亡，我们不可轻易行动，以防军心动乱，那样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等我回去见到杨仪，对他晓以利害，让他把兵权让给你，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魏延答应了。

费祎辞别魏延，出了大寨，正要往回走，迎面碰见赵直，赵直慌忙把费祎拉到无人之处，对他说：“刚才我到魏延营中，他说昨夜梦见头上忽然生出两角，让我给他预测吉凶。其实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但我见他十分无理，说了实话恐怕他见怪，于是说麒麟、苍龙头上都有角，是变化飞腾的迹象。”

费祎迷惑不解，问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个凶兆呢？”

赵直说：“你看‘角’这个字，上边一个‘刀’，下边一个‘用’，合起来是‘刀’下‘用’，头上用刀，这是非常不吉利的！”

费祎恍然大悟，对赵直说：“你千万别走泄了风声。”

他辞别了赵直，急急忙忙去见杨仪，把见到魏延和赵直的情况如实说了。杨仪知道魏延要造反，便亲自率领兵马护送丞相的灵柩先走，命令姜维断后，徐徐而退。

魏延知道杨仪、姜维已经退兵，大怒，烧了栈道，率军前来拦截。两军列阵，魏延自以为孔明已经去世，天下再没有人能敌得过他，便提刀按辔，在马上大声叫道：“大胆杨仪、姜维，还不快下马请罪，把兵权交给我！”

杨仪提马上前，对魏延说：“丞相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以后必然会造反，让我一定要防备你。现在你果然应了丞相的话。如果你现在敢在马上连喊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正的大丈夫，我立即献上相印。”

魏延大笑：“杨仪匹夫你听着！如果孔明在世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死了，天下还有谁是我魏延的对手？不用说连叫三声，就是连叫三万声，有什么难的！”于是他提刀立马，仰天大叫：“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应道：“我敢杀你！”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上。众人全都骇然，一看斩魏延的，是大将马岱。

原来孔明临终之时，就已授计马岱，命他如此这般。

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知道，世界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着的。以不变应万变，并非一成不变地应付变化着的事物，而是遵循变化的规律，以自身稍微的变化来应对外面激烈的动荡。

下面这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教育意义。

在外人看来，胤礻真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他的寝宫畅春园，溘然长逝。按照他的遗诏，皇四子雍亲王胤礻真，“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继登皇帝位。这位新皇帝，就是清世宗，因其年号又习称雍正皇帝。

胤礻真出生于康熙十七年，是康熙的第四子。他出生时，皇二子胤礽已被立为太子。康熙共有三十五子。因他在位年久，到晚年时，诸皇子都已长大成|人，进入青年或中年，年长一些的皇子无不窥视皇位，其斗争非常激烈，连他们的老师、内外亲属、心腹重臣都或多或少地卷入到这场对未来皇位的明争暗斗中。

胤礻真幼年时并不得康熙喜爱。康熙认为他有喜怒不定、­性­情急躁的毛病。这一点对一般的皇子来说倒不是什么大缺陷，但对于一个想争夺储位做皇帝的人来说，就非同小可了。

按说，胤礻真本与皇位无缘。但他为什么能最终在众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君主呢？这全赖胤礻真在争储斗争中，采取了一条既灵活又正确的“不争为争”的策略。

胤礻真的争储活动，是从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开始的。早在康熙十四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为安定人心，巩固清朝政权，改变了清朝不立储君的习惯，学习汉人明立储君的做法，立嫡长子（即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但这胤礽奇骄至奢，贪得无厌，至使父子感情日趋恶化。鉴于胤礽的所作所为日益为康熙所不能容忍，再加之胤礽的兄弟们觊觎皇太子位，在背后捣他的台，胤礽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除皇太子位。

诸子见有机可乘，纷纷四下活动，谋取储位。皇长子（庶出）胤礻是志在必得，满心想父皇会立他为太子。可是，康熙却给他当头一­棒­———明确表示从没有立他的意思。于是，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夺储实力派，粉墨登场。胤禩在兄弟们中，才智堪数第一———至少在人们心目中是这样认为。他又勾结争储无望的胤礻是和九阿哥、十四皇子等人，并争取了相当多的朝臣、贵戚的支持，大有马到成功之势。怎奈康熙早已看透此人，曾公开给胤禩集团“泼了一盆冷水”。不过，由于胤禩的势力太大，他一直是竞争皇储的最有实力的人选。

胤礻真在这次废太子事件中，基于自己替补无望，采取了维持旧太子地位的态度。

康熙在宣布废胤礽的告天文书之前，将文书让被拘禁的胤礽观看，胤礽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礻是把这个话转奏给了康熙。康熙闻言大怒，说：“做皇帝是受天之命，这样的大事，怎能不告天，胤礽如此胡说，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

胤礻是将谕旨传达给胤礽，胤礽担心诸兄弟陷害自己，自己无法申辩，就又说：“父皇若说我别样的不是，事事都有，只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胤礻是因已有旨意，严辞厉­色­地予以拒绝。这时在场的九阿哥向胤礻真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胤礻真顺水推舟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我们因代奏得了不是，也该替他奏明。”但是胤礻是仍不答应，胤礻真就下决心地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礻是只得同意代替废太子陈奏。

康熙本没有置胤礽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胤礻是等人的陈奏，当即表示“你们奏得对”。于是就命把胤礽项上的锁链拿掉。当时诸皇子为攘夺储位，尔虞我诈，大多对废太子落井下石，惟有胤礻真维护胤礽的正当要求。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废胤礽之后，胤礻是胤禩的地位明显地超越于众兄弟，胤礻真很清楚，新太子轮不到他，而他同胤禩、胤礻是等人关系一般，太子换人，对他不利，若太子依旧是胤礽，以他们间原有的君臣关系，一定对他没有损害，所以他才为废太子说话。

康熙在迫不及待的心情下废黜太子，却没想到在废黜太子后，立即出现了诸皇子为谋夺储位而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康熙为了稳定人心，缓解激烈的矛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胤礻真在皇太子废立事件中，站在康熙的立场上，对胤礽表示关切，仗义直陈，疏通皇帝与废太子的感情。同时，他同夺嫡最有力的胤禩也保持某种联系，表面上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骨子里不愿他得势。对其他兄弟，胤礻真也在皇帝面前频频上好话，或在人需要时给予支持，康熙称赞他：“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

另外，当胤禩、胤礻是等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都是一般兄弟，他们爵位低，愿意降低自己的世爵，以提高他们，使兄弟们地位相当。他如此做作，意在获取父皇的信任和各方好感。

胤礻真很会体察康熙的用心，并从身体上给予体贴。当康熙因废皇太子劳神抑郁、身患重病之时，是胤礻真率先向康熙陈请，自愿冒死择医，并与稍知药­性­的胤祉、胤祺、胤礻真一起，检视方药，日加调治，悉心护理，康熙因而渐好，十分愉悦。在释放皇太子胤礽之际，康熙曾在上谕中对诸子一一评述过，其中对胤礻真表现出格外亲切，且赞誉孝诚。康熙说：“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惟四阿哥联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其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礻真得旨，当即上奏说：“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仰恳圣慈，特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即刻同意，传谕旨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记载。”

胤礽的废立是一次大的政治风浪。胤礻真在波涛中角逐，表演基本上是成功的，赢得了康熙的好感。康熙特传谕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胤礻真听了，本应高兴，却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说他从来没有保过废太子，因而“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便承担这个责任和领受这个功绩，免得将来太子出事而受牵连，也免得遭受众兄弟的嫉忌。这次斗争显示了胤礻真八面玲珑的政治活动才能，也使他得到了锻炼。

即使自杀也不应放过

俗话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再大的事，人死也就账清。但是，对于那些靠剥夺大多数人利益而致富的贪官污吏，即使是畏罪自杀也不应放过。在这一方面，雍正皇帝可谓是榜样。

在雍正时代，即使是贪官污吏畏罪自杀了，他也不放过他们的家属。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参劾本省一个道员李滨贪污受贿，亏空钱粮。李滨得知后，畏罪自杀。

雍正对此说：“这些贪官估计官职和家财都难保了，便想一死抵赖，妄想牺牲自己的­性­命保住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们享用，哪里有这种便宜的算盘？”

他下令督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拘禁这些赃官的家属和亲信的家人，严加审讯，务必把脏款追回补偿。

雍正这一手，确实够狠的。

然而这正是雍正同康熙领导作风的迥异之处。雍正的严刻和康熙的宽慈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封建时代，宽慈带给君主的也许是被人认为软弱、易欺；严刻则使人畏惧。

软硬兼施———恩威术

为人、处世、做领导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

驾御部属应恩威并用

许多强悍之人，尽管武艺超群，生­性­勇猛，但生来粗鲁、莽撞，因此，要想驾御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朝名臣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员悍将，叫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的，只要开口说的就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格林泌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陈国瑞不怕这僧王。他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僧格沁林。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注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宽严并施才能相得益彰

作为一名领导，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必须与下属取得沟通，而富人情味就是沟通的一道桥梁。它可以有助于上下双方找到共同点，并在心理上强化这种共同认识，从而消除隔膜增加了解，缩小距离。

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物，会记得只见过一两次面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上或门口遇见时，点头微笑之余，叫出下属的名字，会令下属受宠若惊。

上司要赢得下属的心悦诚服，一定要宽严并施。所谓宽，则不外乎亲切的话语及优厚的待遇，尤其是话语。要记住下属的姓名，每天早上打招呼时，如果亲切地呼唤出下属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微笑，这名下属当天的工作效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他会感到，上司是记得我的，我得好好­干­！

对待下属，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聆听他们的忧虑，他们的起居饮食都要考虑周全。

所谓严，就是必须有命令与批评。一定要令行禁止，不能始终客客气气，为维护自己平和谦虚的印象，而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必然拿出做上司的威严来，让下属知道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上司的威严还在对下属布置工作，交代任务上。一方面要敢于放手让下属去做，不要自己包打天下；一方面在交代任务时，要明确要求，什么时间完成，达到什么标准。布置了以后，还必须检验下属完成的情况。

宽严并施，才能驾驭好下属，发挥他们的才能。

对于部下，应用慈母的手紧握钟馗的利剑。平日里关怀备至，错误时严加惩诫，宽严并施，如此才能成功统御。

刚柔相济则不可偏废

古人曰：刚柔之道在于刚可压柔、柔可克刚。若太柔即靡，太刚则折。所以得天地之道，宜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一个人如果懂得刚柔之道，则处事矣，为官矣就会事半功倍，恰到好处。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

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是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在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定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

能柔能刚必变弱为强

后人评价说，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能柔能刚、能弱能强之人。那么他柔弱在什么地方？刚强在什么地方呢？

清朝末年，朝政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她是清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但是清末的江山却是靠曾国藩维持的。

曾国藩比慈禧大二十四岁，早死三十六年，可以说他为官一生，荣辱升降都是由一个女人控制着。曾国藩可以算得上是清王朝的一个忠臣了，但是任何一个注定灭亡的朝代，那些企图力挽狂澜的所谓忠臣其实都是很成问题的。曾国藩也一样。他可以说是清末“功盖天下而主不疑”的社稷栋梁。他是用什么方法逃过“功高震主”的悲剧结局，尤其是在西太后那样­阴­狠毒辣的铁腕下？

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受到满清政府的赏识，开始走的就是上层路线。最初曾在京城做官时，只是礼部的一个小职员，他有目的地结交了一位亲王。太平天国刚起事时，亲王向咸丰举荐曾国藩说：“此人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于是召见了他。曾国藩受命前往一便殿觐见皇上，可是殿里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在上首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有一锦墩。带领他的太监叫他等候。他向皇位三跪九拜之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静候，等了一个多时辰，始终不见皇帝出来。最后一个太监出来通知他，说皇帝今天有事，改日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那把空椅子再拜之后回去。保荐他的亲王询问他接见的情况，曾国藩一一告知。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位和锦墩，确实没有看到什么。这位亲王一听，说了声“糟了！”就赶紧跑进宫里，找到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回来告诉了曾国藩，并对他说，前日向皇帝保举时说他“胆大心细”。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召见曾国藩时问起他这张字条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早有准备，回答得令咸丰非常满意。不久就让他回湖南老家组练湘军，把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寄托在他身上。

曾国藩没有辜负清室的希望，他从1853年组建湘军，用了九年时间，终于打垮了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几乎夺得全国政权的洪秀全。在他全线告捷，清王朝又可以吁一口长气的时候，咸丰因纵欲身亡，政权落在了西太后手中。而曾国藩当时正如日中天，功高盖世，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若按封建社会的常规，接下来所面临的必然是“敌国破，功臣亡”的结局。然而曾国藩对此早有准备，他以一套又一套太极拳的柔劲就把所有险情化解了。

后世有人说，曾国藩所以被称作中兴名臣，一代圣相，共有十三套大本领，其中十一套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只有两套：写了一部相书《冰鉴》，再就是大量的日记和家书。

清朝自打入关，以一个被传统的大汉族思想视为“蛮族”的名分来统治整个中国，面对着明的和暗的“反清复明”的潜流，除了依靠比明朝更正确、更高明的统治艺术外，只能以特务组织驾驭各级官吏。这是整个清朝期间一直沿用的传统的统治手段。从雍正在位时的一件事，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特务是怎样的无孔不入，怎样的令人毛骨悚然。

据说雍正当政时，有一官员一天夜里与家人打牌消遣，正在玩得高兴之际，一张“二万”掉到地上怎么也找不到了。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干­什么去了。这位官员是个老实人，战战兢兢但如实地告诉皇上是与家人玩牌，后来有张“二万”掉到地上找不到，就再也没玩。雍正笑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牌，放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这一张呀？”这个官员一看，一点儿不差，正是自家昨晚丢失的那张“二万”，当时吓得他汗流浃背，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连口称死罪。雍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他很诚实，大大表扬了他一番。

慈禧太后以一女人专政，特务组织更是其须臾不可离的控制文武大臣的工具。所以，当时曾国藩的日记与家书，尽写一些养猪农作的家务琐事，与其说是给家人子弟看的，不如说是写给西太后看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消除她的疑心，表示自己不过是一个求田问舍、怀无大志的乡巴佬。

大致浏览曾国藩的处世哲学，始终是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为其总则，亦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杯”。当他对付最高统治集团时，用的是柔术；当他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刚强之至，毫不心慈手软。他训练出来的湘军子弟兵，都是骄兵悍将，攻克南京后，他纵兵烧杀，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子女玉帛悉入湘军”，致使“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南京人财为之一空。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把太平天国宫中的财宝全部侵吞，以致引起了左宗棠等人的不满。不过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烧杀抢劫倒不怎么放在心上，惟一提防的只是曾国藩会不会用手中的军权谋反。在他第一次攻陷武汉，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大为高兴，情不自禁赞扬了曾国藩几句，当时身边的近臣就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未必是国家之福吧！”咸丰听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久久沉默不语。

面对这种大祸即将临头的险恶局面，曾国藩立即又打了一套漂亮的“太极拳”。他首先用“御”劲退出一部分军权，并裁减四万湘军；又用“封”劲把南京的防务让给旗兵，由他发全饷；用抢来的钱财建筑贡院，提拔江南士人，一下子就封住了朝野的铄金之口。此计一出，果然朝廷上下交口称誉。曾国藩不但没招致祸患，反而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赐一等侯爵，双眼花翎。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善用黄老之术以柔制刚，从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看出来。其诗云：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诗中的屠羊说是一个帮助被伍子胥打败逃亡在外的楚昭王复国的隐士。昭王回国后再三请他出来做官，他坚辞不受，宁肯继续过他摆摊卖­肉­的清贫日子。曾国藩借用这一典故，告诉弟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办公桌的左边挂满了朝廷的奖状，右边放了一大堆告发我们、咒骂我们的传单吗？人世间的事本来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就低，既不应有了功就忘乎所以，也不能被人骂就垂头丧气。只要效法屠羊说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开了，荣誉也罢，毁谤也罢，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会被风吹散，成为往事。那时，蓝天依然是蓝天，只剩虚空无垠，碧海无边。”

这倒不是曾国藩故作清雅，他无论是在京做官还是行军打仗，一生中都十分注意修心养­性­。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然后处理公务；每天坚持写日记，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写信。对人对己，他都非常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他一直认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以耕为本，以读为先。他反复告诫子弟，只要占住耕、读这两条，方能进可攻，退可守，家族长保富贵，个人立于不败之地。

以硬对硬时决不手软

在关键时刻，决不手软，以硬对硬，是非常必要的。

武则天当上女皇之后以说一不二、十分强硬的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在唐代皇帝中，她是诛杀大臣最多的一个，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敢杀敢罚，从不手软；而对自己的宗戚亲信，则往往给以一步到位的提拔重用。尤其是对与自己有暧昧关系的大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不仅任其势倾朝野，为所欲为，就是在违法当斩时，武则天也敢拼了老脸从公堂、从监狱把他们特赦出来，日夜相伴。

面对武则天的强硬政策，李家宗戚显得软弱退让，毫无反抗的勇气和决心，结果屡屡成为刀下之鬼。武则天的儿子李显、李旦，更是懦弱柔顺，即使已登皇帝之位，也甘愿让出皇权由武则天执掌，不敢出一声为自己辩白。一批效忠于李唐的大臣们，其中虽也偶有个把敢说敢为的人，然而独木难支，无不死于武则天的硬手腕和众大臣的软功夫之中。这样，本来只想稍稍尝一尝女皇滋味的武则天，以硬对软，一ρi股坐在龙椅上面，竟一坐就是十五年稳如泰山。而且她为所欲为、言出必行，其权威更胜于大部分男­性­皇帝。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年已八十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羽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图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Сhā在羽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张柬之便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屈尊自责可以换得支持

古时候，作为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将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运用。因为，人治是指以统治者的人格作为基础，当统治出现危机时，屈尊自责就成为他们唤起同情，争取支持的伎俩。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逼临宋境。徽宗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向大臣请教计策。宇文虚献计道：“今日宜先降诏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回，则备御之事，将师可以任之。”于是，徽守委托文虚草拟了一份“罪已诏”，批评自己的“言路壅蔽，面谀日闻”的错误，并表示要广开言路、兴利除弊。于是沸腾的民怨稍有平复，但实际上，宋朝朝廷仍旧腐败堕落。

这类“罪已诏”在许多时候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以天子之身而屈尊自责，必将更加坚定百姓“皇上圣明”的信念。特别是在一个封建愚昧气息充斥的国度里，百姓的怨怒往往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这样的一个“罪已诏”很容易使百姓宽宥他们犯下的罪恶。所以晋人《习凿齿》曾议论道：“承认过失而使事业兴盛，这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如果推诿过失，只宣扬自己的成功，不提及自己的失误，以致上下离心，人才流失，那才是最蠢的做法。”

这种看似勇于承认错误，实则为“障眼法”的伎俩，往往极具欺骗­性­，因而也就为历代许多统治者施用。

孔子说过“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而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作为孔孟之道的信徒，曾国藩最佩服孔孟的反省之术。对于自己的错误要勇于承认并改正，对于由自己造成的失败要敢于自责，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此举关系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能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而手下诸将受其影响也都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统帅如果有了这种自责的­精­神，那么打胜仗就是必然的了。

以仁为治者宽厚待人

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都懂得以仁为治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

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难免会摆出桀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由此，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其仁治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他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三千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这两军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三千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个人逃了回来，以卑职愚见，应将其斩首示众，昭示全军，以显示将军的威严和治军有方。”

但军中有一个叫安的长史却竭力加以劝阻，他说：“万不可如此做！想苏健以数千人马抵抗数万敌军的围攻，奋力苦战一天，士卒悉数战死，不敢有二心，可见其忠焉，如今他死里逃生，拼死逃回营中，如果反而被斩，这无异于告诉众人，今后如打败仗，千万别跑回来，­干­脆投降敌人。所以万不可杀他。”

卫青听了这番陈述，心中深以为然，于是说道：“我卫青将真心诚意地待他，让他待留军中，我不怕会因此失去威望。周霸劝我以斩部将来显示威仪，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心愿。再者，虽然大将军有权斩杀部将，但以我被皇上宠幸，也不该在城外擅自诛杀部将。将他送往皇上那里去，让皇上自己亲自发落他吧！这样形成大臣不敢专权的局面，不是更好吗？”

左右的人听了这番话，深为卫青的深明大义和忠诚所感服，更加钦佩卫青的为人和仁慈，莫不肃然以对。

于是，卫青将苏健囚禁起来送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果然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

卫青不斩部将，说明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位懂得仁治的统帅。

借刀杀人———制衡术

“登高而呼，臂非加长而见志远，善假于物也。”我们在处理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时，总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假手于人、以人制人，是我们在商战中制衡对手的重要手段。

假手于人借力打力

兵不钝而利可全。在兵法中所说的“假手于人”的意思就是自己难以做到的事情，便利用他人的力量，去战胜对手，自己不动­干­戈，坐享其成。

在古代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智高一筹的谋略家，为了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目的，常常采取假手于人之术，利用外力去击败对手。

春秋时期，卫国的州吁杀死同父异母的哥哥卫庄公，篡夺了君位。他怕百姓不服，就叫自己的好友石厚去向其父亲石碚讨主意。石碚是卫国老臣，已退位在家，听说此事，想借他人之手除掉这个逆子。于是就说：“安定君位并不难，只要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取得合法地位，百姓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石厚问怎样才能见到周天子，石碚说：“陈国国君桓公正受到周天子宠信，陈、卫两国又相处很和睦，如果先去朝见陈桓公，让他出面代为请求，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与此同时，石碚又写了一封信暗中派人送给陈桓公，列举了州吁杀君篡位和石厚助纣为虐的罪行，说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请桓公趁机除掉他们。陈桓公见信心领神会，等州吁、石厚上门时，就把他们抓起来，捎信给卫国，让卫国派人处决了州吁、石厚。

汉时晁错天­性­恶狠，­性­刚而坚，曾主张以法治天下，他在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强调法令治国。由于刘邦当时分封的属国权势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晁错建议修改法令三十章以减属国的权势地域，诸属国皆哔然。

晁错的父亲知道后，从颖川到长安来劝戒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却侵逼诸侯各王，拆散人家骨­肉­，搞得诸侯怨声载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晁错说：“不这样，皇上的龙椅就坐不安稳。”你父亲叹一口气说：“皇上一家是平安了，但我们晁家却会有灭族之灾！”就喝药自杀了。临死时痛心地说：“我不忍看到灾难降临到全族人身上。”但晁错不听，好友也奉劝，仍不听。

后来，吴楚七国打着诛灭晁错的旗号造反，说要清理皇上身边的­奸­臣。

大臣袁盎本与晁错有旧怨，借为汉景帝策划消灭叛乱之事，袁盎请求汉景帝屏退左右，连晁错也在内，晁错恨恨而去。袁盎说，七国本是汉高祖子弟的分地，现在因为晁错无故侵凌才叛乱。目前只要杀掉晁错，把封地还给吴楚七国，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汉景帝沉默了很久，说一声“我不能因爱惜一个人而得罪天下”，下令斩杀晁错，族人全部废为普通人。

事实上，古今中外成功的借敌战例数不胜数。战国时期，郑桓公准备攻打郐国，先派人探查郐国的英雄豪杰、忠臣良将和智谋高超、骁勇善战的人，列出名单。申明一旦打下郐国，将把郐国的良田分送给他们，并分封官爵。然后，郑桓公又在郐国城外设立祭坛，把写下的名单埋在土里，以­鸡­猪血祭之，对天盟誓，永不负约。郐国国君得知，以为自己国内有人要叛国，一怒之下，把郑桓公所列名单上的人全都杀掉了。郑桓公乘机兴兵攻打郐国，不费吹灰之力夺取了郐国。

假手于人，不仅可以借助友邻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可以借敌之力，以敌制敌。揭暄在《兵经百篇借》中对借敌之术作了较全面的阐述。他说：“艰于力则借敌之力，难于诛则借敌之刃，乏于财则借敌之财，缺于物则借敌之物，鲜军将则借敌之军将，不可智谋则借敌智谋。何以言之？吾欲为者诱敌役，则敌力借矣；吾欲毙者诡敌歼，则敌刃借矣；抚其所有，则为借敌财劫其储；令彼自斗，则为借敌之军将；翻彼着为我着，因彼计成吾计，则为借敌之智谋。”大意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力量；直接杀敌人有困难，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刀斧；缺乏金钱，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金钱；缺乏物资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物资；自己缺乏兵将，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兵将；自己智谋行不通的时候，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智谋。在这里，揭暄对借敌之术见解颇深。这是他对前人的“借术”和作战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一石三鸟强者之计

在武术格斗中，借力打力是最高的境界；在官场中，借力打力则是最高的权谋。明代时朱元璋占领了太平，元军大批人马赶来围攻。而另一处方山寨的所谓“义军”几万人，在其元帅陈某的率领下趁火打劫，也来进攻太平。

结果，朱元璋派徐达出城，潜到方山寨“义军”的背后，前后夹击，方山寨“义军”大败，陈某被擒。朱元璋收降了他，哪知他是假投降，但是朱元璋也有戒心。

朱元璋把陈某原来手下的兵马给了张天澈，张天澈领着这些军兵打集庆，却吃了败仗。原来，陈某曾暗中写信给旧部下，说自己是假投降，要他们打战不要出力，等自己脱身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朱元璋。

有人将这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冷静地导演了一场一石三鸟的好戏。

他将陈某找来，对他说，人各有志，如果你不愿意为我服务，那就随你的便，我朱元璋不会为难你。陈某立刻反应过来，说自己绝无二心。

朱元璋顺手推舟，就让他领着自己的旧部人马去攻打集庆。陈某自然十分欢喜。陈某到了距集庆不远的板桥后安营扎寨，派人去集庆城，与守将勾结在一起，根本不攻打集庆。

到了九月，在朱元璋安排下，张天澈和郭天叙带着自己人马赶到集庆，和陈某的兵马一起进攻集庆。张天澈和郭天叙攻打的是东门，陈某攻打的是南门，当然是假攻。

于是，集庆守将将兵力集中在东门，抵抗张天澈、郭天叙两人。他们攻城多次，没有结果。陈某这边，却说要犒劳军士，请张天澈和郭天叙到自己的营中来喝酒。就在宴会中，陈某抓住两人，杀了张天澈，将郭天叙押到集庆，被集庆守将福寿处死。两位主帅一死，陈某与福寿内外夹攻，义军大败。

张天澈和郭天叙的死，实际上成就了朱元璋，他们原来的兵马自然全部转到朱元璋手下，而朱元璋也终于当上了义军的最高领导。

十年之后，在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又耍了一回借刀杀人的诡计。

当时，朱元璋手下都希望他能尽快称王做皇帝，但是，这其中横亘着一个小明王韩林儿。

朱元璋虽然听了朱升的建议，要“缓称王”，忍耐了很久，但是谁不想做皇帝，一统天下？怎么解决小明王这个问题呢？直接杀害小明王倒是易如反掌，可是毕竟太露骨，弄不好，会引来灾祸。陈友谅当初不就是直接杀害了徐寿辉称帝的吗？结果手下却是离心离德。

一天，朱元璋把大将廖永忠从战场上招回来，让他到滁州去，把小明王和文武大臣等接到应天（集庆）来，还特意提醒他说：“长江风大浪险，一不注意就会有生命危险，你接小明王要十分小心。”

廖永忠当时还不知道朱元璋是啥意思，出来稍稍一想，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他从滁州接了韩林儿等人，在长江的一个叫瓜洲的渡口过长江。船行到长江中间，廖永忠暗中派人把韩林儿的船凿了个洞，韩林儿等人沉到滔滔长江之中，被活活淹死了。

廖永忠回到应天，还假称风浪太大，把船打翻了。朱元璋也心照不宣地假意责备了他一番，让他到战场上将功赎罪。廖永忠当然窃下自鸣得意，立下奇功一件。

韩林儿一死，朱元璋的所有顾虑就打消了。就在第二年，即1367年，朱元璋在应天开始建皇宫。1368年，正式登基，做上了大明皇帝。

借助别人的力量或者假他人之手，除掉对手，成自己之谋的事情，在古代帝王争夺天下的活动中，都是常见的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人类智慧之一。

巧借名目者险恶之至

明朝初期，李善长、刘基和徐达，是明朝三大开国功臣，曾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张良和韩信，但这三个后来毫不例外地都被朱元璋所杀。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淮西同乡，早年就看出朱元璋是汉高祖一类的人物，毅然投奔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朱元璋，成为朱元璋的“后勤部长”，以其出­色­的理财管理能力将粮饷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为朱元璋取得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评价甚高，说：“当年萧何有馈饷之功，千载之下，人人传颂，与善长相比，萧何未必过也。”

朱元璋在策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成为明朝开国的第一位丞相。几乎在同时，朱元璋也对李善长起了戒心，生怕李善长功高盖主。在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便毫不留情地将李善长从丞相的位置上拉下来，赶回了凤阳。但李善长老而不死，令朱元璋忧虑日深。于是，朱元璋诬陷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党，将他的这位七十七岁的老战友投进监牢，同时被株连的还有李善长的妻女弟侄共七十余人。

刘基，字伯温，是一个在民间几乎被神话的人物，说他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朱元璋请他出山，将他奉为张良一样的王佐之才。刘基为朱元璋制定了宏观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作战计划，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尽忠效力。可是，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半年之后，就将刘基打发回到浙江青田老家，后来又利用他与丞相胡惟庸的矛盾，借胡惟庸之手将他毒死。

徐达是朱元璋童年时的伙伴，两个人同时投身元末起义军，当年真可谓情同手足。他的战功显赫，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而且品德高尚，与士兵同甘共苦，不贪财，不恋­色­，沉默寡言，沉稳大度。像徐达这样的大功臣，找到一个斩杀的借口当然不容易，但朱元璋仍然不放过他。有一年，徐达在北方征战时背部长了脓疮，这是由于他鞍马劳顿，常年不解甲衣、汗水浸渍所致，只要敷药休养，不难痊愈。可朱元璋得到徐达生疮的消息后，却命令徐达立即回南京就医。等徐达千里迢迢到达南京时，病情已开始恶化。据说得了脓疮的人最怕吃蒸鹅，食之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赐给徐达一只蒸鹅。徐达这才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下毒手，若不吃下，家人就会遭殃，所以徐达含泪谢恩，食鹅而死。

欲加之罪来于莫须有

在古代，为了达到个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成为借刀杀人的另一种形式。

下面是发生在三国初期的一段故事。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盘县（今山东宁津县）人，年少才高，目空一世。建安初年，二十出头的祢衡初游许昌，当时许昌是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司空掾陈群、司马朗、尚书令荀或荡寇将军赵稚长等人都是当世名士。

有人劝祢衡结交陈群、司马朗，祢衡说：“我怎能跟杀猪、卖酒的在一起。”劝他参拜荀或、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看守厨房。”这位才子惟独与少府孔融（字文举）、主簿杨修（字德祖）意气相投，对人说：“孔文举是我大儿，杨德祖是我小儿，其余碌碌之辈，不值一提。”从这些足可见他何等狂傲。

献帝初平间，孔融上疏荐举祢衡，称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后汉书·祢衡传》）。于是大将军曹­操­有召见之意。祢衡一向看不起曹­操­，托病不往，还口出不逊之言。曹­操­正当招揽人才的时候，虽然恼恨，也不好加害，知道祢衡善击鼓，就召他为击鼓的小吏。一日大会宾客，曹­操­让祢衡穿戴吏衣帽当众击鼓为乐，想借此污辱他。没想到祢衡竟在大庭广众之中慢腾腾地换衣服，有意赤身­祼­体，使宾主讨了场没趣。

曹­操­拿他没有办法，就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把他送给荆州牧刘表。祢衡替刘表掌管文书，颇为卖力，但不久便因倨傲无礼而得罪了众人。刘表也聪明，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为黄祖掌书记，起初也­干­得不错。后来黄祖在兵舰上设宴会，祢衡说话无礼，受到黄祖呵斥，祢衡竟顶嘴骂道：“死老头，你少嗦！”黄祖急­性­子，盛怒之下把他杀害。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仅二十六岁。

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年少聪辩，有盛名，灵帝时以荐出仕，官至北海相，献帝时授将作大匠，升少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帝国眼看就要变为曹家的天下，孔融心中不平，又不敢正面反抗，便用讽刺、挖苦的方式发泄愤慨，好像是言谈“轻薄”的样子。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掠取袁绍家口女眷多人，曹丕霸占袁绍儿媳甄氏为妾。孔融写信嘲笑曹­操­，捏造典故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宠姬妲己赐予周公。曹­操­一时没有明白，问这个典故的出处。孔融回答说：“照今日的事情推测，想当然而已。”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出征乌桓。孔融又借历史事迹嘲笑说：“阁下出征荒凉之地，听说从前在那里的肃慎人不善弓矢，丁零人偷苏武的牛羊，应该一并拿他们问罪。”讽刺曹­操­师出无名，不能建功。

时遇灾荒，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以保证军需，下令禁酒。孔融写信跟他辩论，说天上有酒旗星，地上有酒泉郡，人间借酒成事，尧帝要是不喝酒。就做不成圣人；如果说纵酒败事，那么桀、纣因贪­色­而亡国，而如今并不禁止男女婚嫁。

诸如此类，无非藐视曹­操­，故意跟他为难。曹­操­心中嫉恨，因孔融官高名大，不敢轻易下毒手，就借别的事把他免官。过了一年多，孔融起为太中大夫。曹­操­决意除去这个对头，就让亲信郗虑做孔融的罪状，由丞相军谋祭酒路粹出面劾奏。劾疏云：“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图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ｙu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囊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日：”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后汉书·孔融传》）所列罪状即使是事实，也不过是言语之失，而孔融竟因此下狱，最后弃市，家属也被处死。时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孔融年五十六。他的尸体抛弃在街市上，无人敢收葬。老朋友脂习冒死收藏，被曹­操­逮捕，几乎被杀。

曹­操­杀了孔融，怕部下议论，颁发训令云：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三国志·魏书》卷十二注引《魏氏春秋》）

明明是诛除异己，为今后篡位扫平道路，曹­操­却硬要拉上纲常伦理、风俗人心，摆出孔子诛少正卯的架势，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铁面无私———执法术

功与过、赏与罚，它们是管理者借以行使职权的两种重要手段，是为领导者手中的两根判笔，轻重不一就会顾此失彼，赏罚分明决不可偏废。因此，作为执法者必须黑脸无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公正于天下。

法为治政之本

在古代，许多历史君王均认为，法律是治国之本，是国家和人民行为的准则。“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所以早在古代人们就提出要缘法而治。这一点正如古人所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君主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历史的发展看，“法”治属于人­性­的社会，“力”治则属于兽­性­的社会。由于人类社会兼具人与兽两种特­性­，所以君王也必须能巧妙地运用法与力。法律是社会人­性­的体现，是文明重要的表现，而力治是所谓君王的兽­性­，它崇尚的是权术和诈术，最主要的是对狐狸与狮子个­性­上的研究。狐狸虽然能够识破陷阱而不受伤害，但它无力对付野狼暴力的威胁；狮子虽然以它的威势可唬住任何野兽，使野狼落荒而逃，却因为趾高气扬，很容易轻敌而中了别人的计谋，导致严重的失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具有较广泛的法制基础，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重要的管理方法。因而，法律作为约束人们服从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规范，在生活中运用的十分普遍。比如说，当今中国的教育方法虽然也强调儿童要爱劳动，但只是在文字和道德上加以提倡，而在一些国家他们却制定了一些富有远见的法律条文对儿童的家务劳动行为加以规定：孩子们应该帮助父母做家务活———这在联邦德国是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的。

这条法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有效。不久前，勃留尔市法院又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孩子们在6岁以前不承担家务，只是玩耍，6岁～10岁要帮助父母洗餐具，收拾房间，到商店买东西；10岁～14岁要在花园里劳动，洗餐具，给全家人擦洗鞋子；14岁～16岁擦洗车和在菜园里翻地；16岁～18岁要完成每周一次的房间大扫除，如果父母都上班工作的话。这种法律对培养孩子的品德可是大有好处，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德为治国之源

古时治理国家一向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以武力治理天下方法，这种方法以力量作为炫耀的手段，对于不守法的民众采取滥杀滥捕的方法，人民虽然害怕而不敢说话，但内心中却对统治者充满了憎恨；而另一种方法是以道德治理天下，这种方法利用崇高的道德来感化民众，既替民众的疾苦着想，又替他们排忧解难，并告诉他们正确的道理，这就是曾国藩所推崇的“道德之威”。

“道德之威”的由来来自于古代韩婴。他认为对老百姓要施之以恩、动之以情，又要以道德的威力来影响他们，“如是则百姓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权，罚不加而威行”。早在东汉时期，刘秀就已经懂得运用以道德之威来感化臣子。东汉初年，冯异治理关中甚见成效，有人嫉妒他，便向刘秀打小报告：“冯异权威很重，老百姓都向着他，现在他被称为‘咸阳王’。”

刘秀根本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也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将这份报告转给了冯异。冯异大为惶恐，连忙上书申辩，刘秀一面安慰他，又一面指出，老百姓纵然对冯异拥戴，那是因为“将军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说起来我是君，你是臣，你代表我治理地方，我怎么能怀疑你呢。”冯异受刘秀一句话感悟，从此更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了。

纵观古代将领都有一套感化下属的办法，《三国演义》中，孔明在平定南越时曾碰到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姜维，欲收其为入门子弟。他多方设计，逼迫姜维主弃亲离、走投无路正想自尽之际，给他好言相劝、良言相抚，并把他母亲平安送来……姜维感动得热泪纵横，下马跪拜。

孔明用的正是道德之威法。《三国演义》中类似的计谋还有很多。从史料记载来看，清末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在一段时期确实在民间有一定的好名声，曾国藩所赖以成名的“道德之威”战术终于达到了它的目的。

正如曾国藩所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至军事之成败利钝，此关乎国家之福，吾惟力尽人事，不敢存丝毫侥幸之心。”

一视同仁才能严格执法

法是人行为的准则。有法必依，依法必严，所以在很早以前统治者就很强调一视同仁、庶民同罪、严格执法。

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为了笼络民心，开仓赠粮，同时为了节省粮食，禁止喝酒酿酒，可是他手下这些当兵的有几个不是贪酒的？所以，许多人并没有遵守朱元璋的命令。

这其中，带头违抗军令的是大将胡大海的儿子。朱元璋知道胡大海的儿子带头违令，更是气愤异常，立即将他抓了起来，准备处以重罚。

这时，一位叫王恺的手下对朱元璋说，胡大海可不是一个善茬，如果他要是想不开，作出谋反的事情来，那可不好收拾了。况且，胡大海现正在绍兴与张士诚开战，杀了他儿子，对战局也不利。王恺请朱元璋免了胡大海儿子。

可是朱元璋在这种原则问题上，从来都不手软。如果这次饶恕了胡大海的儿子，那自己的命令不是等于废话了吗？如此，以后谁还会把自己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呢？而且，正因为是胡大海的儿子，正因为胡大海是自己手下的爱将，与自己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更是应该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在军令面前，上下一视同仁。

朱元璋对王恺说：“宁可让胡大海背叛了我，也不能使我的法令行不通。”说完，就亲手杀死了胡大海的儿子，这件事震动了全体将士。自此，大家都知道了，主帅是一个说一不二，视律过命的人，以后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了。

而胡大海呢，他也十分明事理，虽然自己是个大将，功劳很大，但是这毕竟是在军中，军令如山。朱元璋的做法没有任何错误，不杀自己的儿子，那就会失去军心，最终结果必然是大事无望。胡大海没有反叛，也没有怨恨朱元璋，而是同以往一样，尽心尽力为朱元璋打天下。按律判刑者执法如山平衡关系，安抚民众才能相安无事

刘邦打败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了刘氏的统治地位。但按照历朝历代论功行赏、割地封侯的原则，那些曾为建立汉朝江山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们都将得到应有的赏赐，但刘邦初为人君，尚未深谙统治之术，因此，在封赏之时，多照顾那些平时跟自己关系好和有亲属关系的人，诸如张良、萧何及吕后家族中的人。这一来，那些虽也曾立下大功，但跟刘邦关系一般甚至素有隔阂的人便被冷落一旁。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猜忌四起，人心浮动。

最后，刘邦依照张良的建议把雍齿这样与高祖有怨之人封为侯，其他众臣见状，心中便自然平静下来，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风波即告平息。

战国时，有一次，齐景公与晏子到少海游历，他们登上柏寝台，眼下是齐国的一派奢糜景象。齐景公望着这一切，心中油然生起一阵感触。齐景公道：“国家实在是太糜烂，长此下去，以后谁能够维持国家的局面呢？”晏子似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可能是田成氏吧！”晏子答道：“田成氏掌握了齐国的民心啊！你看他，要求君王给大臣加官进爵，提高俸禄。借给百姓的粮食用大斗量，而当百姓还他们时却用小斗量，意在施人以恩惠。杀牛时自己只取一盘­肉­，其余的都分给家臣。相比起来呢，你却一味地只想收夺财富，而不给民以实惠，一旦有灾，齐国百姓死伤枕籍却得不到帮助。相比之下，田成氏管辖的地方，百姓总是能得到他的帮助解救，所以难得有饿死的现象。周、秦的人民都非常崇拜田成氏，纷纷涌向他管理的地方。田成氏的仁德受到广大人民的颂赞，所以我认为将来的天下必为田成氏所有。”齐景公听完，悲伤地流下了眼泪，“我的天下将被田成氏夺取，有什么办法才能避免啊！”晏子道：“请您别担心，如果大王真想保住自己的天下，现在还为时不晚。惟一的办法就是接近人民，远离­奸­佞，治乱世，轻刑罚，救济贫穷，怜恤孤寡，施恩惠于不足，这样人民必然会归服大王，使田成氏无隙可乘。”齐景听完连连点头称是。利民而不损民，助民而不损民，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除恶务尽———廉政术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要能够辨别出为人臣的忠­奸­。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勤政爱民才能治理天下

“勤”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治家治国均离不开一个“勤”字。因为勤能补拙。

朱元璋从一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小和尚，能够走上皇帝的宝座，其中的巨大差距，自然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有句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对他来说，更知道好好治理国家的重要­性­。

所以，朱元璋有喜有忧，喜的是得到了天下，忧的是怎样治理天下、守住这一份基业。像许多其他朝代的开国之君一样，在做上皇帝之后，朱元璋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经常吃不好、睡不好，心情焦虑。

他认为，履行皇帝的职责，最重要的还是勤于政事。张士诚为什么会被自己打败，原因之中，主要的一条是他长期不亲自过问政事，而是把重大的治理责任委任给了某些权臣。最后，权臣们得以能够欺上瞒下，导致内部腐朽。

通过总结元朝的灭亡，朱元璋也认识到，元朝之所以被消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元朝君主把重大的朝廷事务都交给了几个大臣，自己则养尊处优、沉于享乐，而被委以重任的大臣则独断专行，任意胡为，欺骗君主。这样的国家，哪有不被推翻之理。

朱元璋时刻牢记这些教训，一般情况下，除非是生病，都能坚持上朝理政。

史书记载，他每天一大早就上早朝，早朝结束后，稍为休息，就开始批阅公文和奏章。午后，还去朝中处理政务，有时就与臣子们谈论历史和儒学。一般要等到傍晚，才会起驾回宫。

史书还记载说，朱元璋吃饭的时候，如果想起什么事情来，就会立即放下碗筷，把事情写在一张纸条上，别在衣服上，生怕给忘记了。有时候，衣服上别的字条太多了，就像打了许多补丁，他还戏称为“鹑衣”。

他对自己勤于政事是这样说的：“朕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理政，傍晚时分才还宫。深夜卧床难寐，便披衣而起，时而仰观天象，一旦发现星变，即刻忧心忡忡；时而思量天下之事，凡应当施行之事，便立即记录在案，俟天亮后上诏执行。”

史书记载了不少有关朱元璋勤于政务的事迹。比如，朱元璋曾经在不到十天之内，一共批阅了各种奏札六百多件，处理国事达近三千四百件，实在是勤勉有加。

一方面，朱元璋自己以身作则；另一方面，又要求臣下做到勤政。他曾一度派出专门的人，在早五更天的时候，在京城的城门之上吹号角，并高声唱出下面这段话，以引起文武百官的警醒：“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业成业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朱元璋对国家政务的用心之勤、用心之专，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忠臣以国为先

在对待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态度上，清廉公正的领导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将个人利益置之脑后，所以，忠臣以国为先，而后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打猎，尚书令古弼却把体弱羸瘦的马匹供给他们使用。太武帝大怒，要把古弼杀掉。

古弼说：“我作为大臣，不能让君王沉湎于打猎游戏上，不给皇上准备强壮的马去打猎，这种罪小；而让君王沉醉于打猎游戏，不作国防准备，不去思虑国家的命运，这种罪就大了。”古弼这样做是为国家作长远考虑，他认为，骏马是为了打仗时供应前方将士作战用的，而不是供皇帝游乐的，自己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被君王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太武帝深受古弼的舍己­精­神感动，最终赦免了他的罪。

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常常想到个人的尊严事小，而国家的尊严事大。个人尊严可以不考虑，而国家的尊严则丝毫不能含糊。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黑人少校军官和一名白人士兵在路上相遇。士兵见对方是黑人，就没有敬礼。当他擦身而过，忽然听到一个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请等一下。”黑人军官对他说：“士兵，你刚才拒绝给我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这顶军帽上的国徽代表着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看低我，但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终于向军官行了军礼。

这位黑人少校，就是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将军的本杰明·戴维斯。本杰明·戴维斯之所以能获得如此的成就，依靠的正是这种先国后己的爱国­精­神。

早在唐代时，安禄山为了获得唐玄宗的欢心，极尽吹牛拍马之能事。为了往上爬，甚至不惜拜比自己年小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终于得到了手握重兵的刺史官位。而大权在握之后，他拥兵自重，发动了安史之乱，将唐朝一步一步逼向了衰败的边缘，这种小人行径，为世人所不齿。而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匈奴为了迫其投降，将其扣在匈奴十余年，并强迫其取匈奴女为妻，但张骞最终还是逃了回来，并手捧使节向皇上复命，这种始终如一的君子品德与安禄山等人的反复无常形成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不谋私利才能法度严明

古时候，有个“羊续悬鱼”的典故，说的是东汉灵帝时任南阳太守的羊续，收到下属的一份礼，是一条鲜鱼。当时他不好拒绝，只是把鱼悬挂在大厅。鱼臭了，鱼­干­了，那位下属又再次送鱼来了，他当然是有求而来的。但羊续说：“上次的鱼不还在那儿挂着吗？不用再送了！”

从此，人们都知道羊续是个不受贿不收礼的清官，南阳被羊续治理得很好。

羊续的美名传到汉灵帝耳中，灵帝便要提拔他当太尉。不过，当时是朝政腐败，皇帝亲自卖官鬻爵。既然是太尉的高官，羊续须交钱千万才能获任命。

这个汉灵帝确实也贪得无厌，荒唐得离谱，既因羊续是清官而提拔他，却又要叫使臣去向羊续索取这千万钱的“礼”。

羊续见了使臣，拿出一领单席让他坐下。既没有设宴款待，也没有寒暄恭维，只是请他看看自己身上穿的破棉袍子，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这儿了。”

使臣无奈，只好两手空空回去见驾。灵帝大为没趣，他怎么也想不到羊续竟清廉到了一千万钱也拿不出来，于是提拔太尉的交易就没有做成，只给历史留下了这个昏庸皇帝的一段笑柄。

与汉灵帝不同，宋真宗属于史家所称的圣明天子，但他不是索贿，而是行贿。

一天，宋真宗请宰相王旦喝酒，君臣二人喝得很开心。宴罢，皇帝对宰相说：“这酒很好，你带一坛回去与妻儿共享吧。”说着令人送给他一坛密封的酒。

皇帝赏赐臣子，本是荣耀而可公开的事，谁料这一回是大有隐情。王旦回去一开封，不由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坛子里哪是什么酒，竟是一坛子又大又圆的珍珠，其价值就不用提了。

皇上行贿！王旦心中雪亮，这是俗话所说的“堵口费”。

原来，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渐生骄奢­淫­逸之心，便说做梦梦见“神人言将赐天书于泰山”，想去山东行封禅大礼。苦就苦在史书上记载，凡君主封禅泰山都是在天降“祥瑞”之时，时无“祥瑞”，真宗说不出口。有个­奸­臣叫王钦若的说：“只要当皇帝的自己相信，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意思就是伪造“祥瑞”以封禅泰山。但真宗还是怕名重天下而又为自己所倚重的贤相王旦会出来劝阻。

于是，便有了偷偷行贿这一招。

果然，王旦的口被堵住了，从此对封禅泰山之事不再Сhā嘴，还违心地奉命当了“大礼使”、“天书使”。

汉灵帝的荒唐，在于他已忘了整个天下都是他的，竟为了区区一千万钱而放弃了一个治国的能臣，他的天下也就很快崩溃，后世理所当然把他视为葬送汉室天下的罪人。

宋真宗虽也荒唐，但他尚畏惧执法的宰相；虽有骄奢­淫­逸之心，但他也知道需要任用贤臣以治理天下；否则，他大可用罢免甚至杀戮的方式除去绊脚石，而不必留下行贿的丑闻了。

作为王旦，他虽然在封禅一事被堵住了口，但在兴利除弊，保护贤良方面，他做了不少好事，治天下以法。宋真宗要行贿，说明法度的严明，皇帝权力的相对受制约。

除强铲霸方为好领导历史上，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日子，但这一愿望却常常得不到实现，劳动人民仍遭到强权势力的压迫和欺躏。所以一直以来，除强铲霸打击豪强、安定百姓成为利国利民的需要。东汉光武帝时，有“强项令”美称的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初时，董宣被大司徒侯霸聘为僚属，由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后来，董宣“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当时北海郡所在的青州境内，有一批豪强大姓横行于地方。董宣到北海任职不久，就碰到一起豪强杀人案。

北海郡有个大姓豪强公孙丹。董宣上任后，曾委他为“五官掾”。公孙丹本是地方一霸，又得到新来的“父母官”的委任，自然更加气使颐指、骄横一世了。他新造居宅，很是考究，可是请算卜弄卦的人一看，说此舍“当有死者”。公孙丹听了，惟恐此卦应在自家人身上，竟然“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消自家之灾。董宣得知此事大怒，立即下令将滥杀无辜的公孙丹父子抓来处死。公孙丹的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董宣毫不手软，命令手下僚佐水丘岑带人将他们全部拿下，并处死了这些为虎作伥、兴兵谋乱的人。

这件事传到青州刺史耳中，以杀人多滥的罪名上奏朝廷弹劾董宣，并且将水丘岑下狱拷问。很快，董宣也被关入狱中。可是，他在狱中以读书自蔚，“晨夜讽诵，无忧­色­”。当他被判处死刑临赴刑场时，属官们准备了一些酒菜为他送行，他却厉声说道：“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何况将死之时！”昂然登上囚车。当刀斧手正要动刑时，恰好光武帝刘秀的使者驰马来到刑场，宣诏赦免董宣死刑。回到狱中，刘秀又派使者诘问董宣为何“多杀无辜”，董宣据理申辩，说明真情，并声明水丘岑是按他的命令行事，宁可自己受死刑而不要处死水丘岑。刘秀听了使者回来所说的情况后，下诏免去董宣的罪名，并令青州刺史不要再办水丘岑的罪。死里逃生的董宣被降官派至怀县任县令去了。

建武十九年，董宣被朝廷特征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王朝的首都，居住着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他们往往仗势横行，不遵法度，甚至杀人越货，扰乱治安。身为洛阳地方长官的董宣，能否坚持依法行事、惩恶除强，这对他确实是个考验。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的家奴，仗着主人的势力，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杀人之后，躲在公主的府第中，企图逍遥法外。一天，董宣得知湖阳公主因事外出，赶车的那个家奴正是杀人的罪犯，便在洛阳城北的夏门亭等候。当公主的马车经过时，董宣拦车勒马，不准通过，大声责备湖阳公主纵奴犯法的过失，并且“叱奴下车”，逮捕了那个凶犯，“格杀之”。湖阳公主恼羞成怒，立即赶到宫中，向光武帝哭诉此事。刘秀听了大怒，即刻命人抓来董宣，要“格杀之”。董宣面无惧­色­，说：“愿让我说完一句话而后死。”刘秀气狠狠地说：“你还想说什么？”董宣大声说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相逼，请得自杀。”说完，一头向宫中的柱子上撞去。刹时间，鲜血喷涌，流洒满面。刘秀听了董宣的话，本来气就消了一半，又见此景，忙命身旁的侍从扶住董宣，不使再撞。为了给湖阳公主一个面子，刘秀命董宣向公主叩头致歉。可是董宣认为自己依法行事并无过错，拒不叩头。刘秀让侍从强行往下按董宣的头，董宣双手撑着地，硬挺着脖子，就是不肯低头认错。刘秀嘴里说道：“真是个强项令！”心里不由赞赏起这个有股硬气的洛阳令了，便不再勉强他，还让董宣“诣太宫赐食”，赏了一顿好饭菜。董宣毫不客气，将饭菜一扫而光，然后将饭碗菜盆都反扣在桌上。刘秀听了内侍的报告很奇怪，又召来董宣询问，董宣回答道：“臣食不敢遗余，如奉职不敢遗力。”刘秀听了，很满意这个忠于职守的洛阳令，便赏赐了三十万钱给董宣。董宣将赏钱全部分给手下属吏。从此，更加认真地纠察违法，搏击豪强，使洛阳城中那些身有劣迹的贵戚豪强，听到他的名字“莫不震栗”。董宣因此而得了个外号叫“卧虎”。洛阳的老百姓还编了个歌唱：“衙鼓不鸣董少平。”意思是说，由于董宣除强惩霸，使那些豪强贵戚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恣意欺压百姓、草菅人命了。因此，到衙门去击鼓喊冤的百姓大大减少，以至都听不到鼓声了。可见，董宣在任洛阳令期间，洛阳一带的百姓稍稍能过一点儿安稳的日子。

董宣在洛阳令任上五年，“卒于官”，时年七十四岁。他死时，光武帝派使者前去探视，只见这个在首都任京师地方长官五年的董宣，家里清贫如同平民百姓，一条布被覆盖着他的­干­枯的身躯，白发老妻与他的儿子相对垂泪，家里惟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再无任何值钱之物了。当使者将所见之情景报告光武帝后，刘秀也十分感伤，叹息：“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天下好领导只嫌太少

俗话说，廉政才出盛世。被康熙皇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山西永宁人，原是明朝诸生，崇祯年间曾考取过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被清朝授予广西罗城县知县，开始了清廉卓越的仕途生涯。

于成龙任广西罗城县令时已四十五岁，家产尚可维持生计。当时，罗城属柳州府，偏处山隅，传说那里“蛮烟瘴雨”，北方人难服水土，生还者十不一二。亲朋好友多劝他勿往。于成龙以“古人义不辞难”自勉，变卖部分家产，凑足盘缠一百两。他将祖传田产文券交付长子于廷翼，叮嘱道：“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路上，于成龙去看望一位同窗好友，披沥肝胆道：“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素知我于莲池书院者，敢为子质言无隐。”一席话，无异于于成龙的就职宣言，其一生所为，亦如其言。

罗城的实际情况，比传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罗城县城只有居民六家，草屋数椽。县衙门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三间草房，东边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中间开一门，后面是内宅，茅屋三间，没有墙壁，破陋不堪。“虎啸猿掷，白昼行庭中”。百姓鸠形鹄面，如惊弓之鸟，无心生产。于成龙路上已染病在身，此时心中亦有些愁苦，却“扶病理事”。他堆土石为几案，在楹下支锅做饭，晚上睡觉头枕一口刀，床头放两支枪，以备不测。就在这种情况下，于成龙着手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地方经济，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更难能可贵的是，于成龙不仅以地方官的身份治理罗城，还以他自身的人格感化百姓，与百姓建立起家人父子般的亲密关系。于成龙到罗城之后，公事之余“则据案读书，数钱贳恶酒独酌，醉则隐几而卧，或竟日不冠履，既数日，吏民乐公坦怀易亲，皆乐就”，恭敬、亲热地称他为“阿爷”，或三天，或六日，到衙门环集问安，家中婚丧嫁祭，事事与他商量。

于成龙除朝廷俸禄外，分文不取。他自奉菲薄，生活清苦。离开老家时，他雇了五名壮仆相随。不料这几人适应不了罗城的生活，又黄又瘦，不久便病死一人，逃走三人。于成龙的儿子在老家，见到逃回的仆人，又寻觅四人，打发到罗城。这几个人仍然不适应，病死三人，剩下的一个昼夜号啕，一如疯魔。不久，这个仆人和原来剩下的那个仆人都弃他而去。百姓日富，感激于成龙实心任事，此时见状，十分不忍，每天早晚到衙门看望于成龙。有人还凑钱送给他，“跪进云：”知阿爷苦，我百姓每供些少盐米费‘。公笑谢曰：“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众怏怏持去”。几年之后，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他，百姓闻之，“则大喜奔哗庭中，‘阿爷人来，好带物安家去！’又进金钱如初，公又笑谢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足为累！‘挥使去，众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

于成龙不仅受到百姓的爱戴，也受到上司的器重。康熙五年，广西秋试，于成龙任外帘官。当时，众帘官皆美服盛饰，带着面貌清秀的随从，而于成龙“布袍数浣，破被如铁，一苍头从”。众帘官互相周旋寒暄，对于成龙则“指目揶揄”。广西巡抚知道于成龙廉洁奉公，政绩卓越，便指着敝衣垢褛的于成龙说：“必罗城令也！”当即委以重任。于成龙处理诸务，果然­精­审曲当，抚台大喜，“因与极论时事所首及古今成败是非得失之迹。公掀髯抵掌，词气激昂，具有伦要。”第二年，于成龙受到抚台荐举，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罗城百姓听到于成龙离去的消息，“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百里，哭而还”。

四川迭经丧乱，合州所辖三县，遗民百余户，赋重差繁，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于成龙上任之后，先免除官员的随从费用，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当时，官场积弊颇多，地方官员以土特产“孝敬”上司，几乎是一项约定俗成的规矩。有一次，郡守下帖，让合州送鱼。于成龙很不以为然，说：“民脂膏竭矣，无怜而问者，顾反乃乐鱼，且安所得鱼乎？”他不但不送鱼，反而书陈合州荒芜困苦状况。郡守自知理亏，不但未怪罪他，反而裁革了十余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

康熙十七年，于成龙因政绩卓著，迁福建按察使，主管福建司法事务。福建自宋代以来，便是市舶重地，当官发财甚易。于成龙先后任两司长官，已是封疆大吏，他仍然不改初衷，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外番贡舶或有所献，公悉屏斥。或呈样香，一嗅即还之。贡使皆啮指作礼，谓译使云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此清官也。”“随征满汉大臣朝使者，时或来过，径入卧内，或绕署闲行，曲房阿阁，无不历览，几案间惟蛛罗鼠迹，一竹笥贮朝服，二釜备炊爨，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

这时，于成龙不仅以他的廉洁，也以他的政绩卓著蜚声朝野。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直隶在皇帝辇毂之下，满汉军民杂处，豪强兼并，地方无赖动辄投允入旗，白日杀人，莫可穷诘。八旗庄头呼噪公堂，有司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仰天叹息。俗称京兆难当。于成龙却以他的廉洁、果断、刚正不阿，将直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编保甲，严连坐，以清盗源。锄豪强，严隐占，以苏穷困。令下各属奉行惟谨，公仍不时单骑行旅肆中，密切廉访，诸有违抗，立置之法，无所假贷，自是人人惴惴，无敢有­干­公法令者，而盗以息，民以安。”他还罢免当地州县私加馈遗上官旧习，免除宣化一千八百顷水冲沙压地的钱粮，主持治赈救灾，疏劾贪墨官吏……不久，于成龙的治绩传遍京师。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依例进京入觐。召对时，康熙皇帝褒奖他“清官第一”，并询问黄州剿抚情状。于成龙十分谦恭，对曰：“臣惟宣布上威德，未有他能。”当年冬天，于成龙被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

这一年，于成龙已六十五岁。他久居高位，但勤于政事、克己奉公，丝毫不减当年。母亲去世后，他先请假回家葬母，然后雇了一辆骡车，与幼子同坐，各袖制钱数十文，沿途住饭店不入公馆，悄无声息地到达江宁任所。于成龙上任后革加派，剔积弊，整饬风化，劝导吏民。在《饬励学政事宜》结尾处，他用朱批写道：“衡文者爱惜人家好文字，尔子孙有文字定为衡文者爱惜，若一味爱钱，只恐子孙纵会做文字，决不出头，更恐神鬼怒恨，生出瞎眼子孙，上长街唱莲花落，要看字也不能够了，莫笑老夫迂谈。”他的细致，认真，用心良苦，由此亦可见一斑。

两江是赋税重地，人文渊薮，日常政务繁剧，于成龙处理政务常常通宵达旦。他­性­好饮酒，但由于政务繁重致使他常常累月不得一醉。他常利用公事之余，微服出访，了解民间疾苦，属吏­操­行。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私访，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于成龙做官从不带家属随任，这时因年事已高，才带小儿子在身边侍奉。他每日粗茶淡饭，江南人给他起外号为“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江南风俗原本好奢侈艳丽，但于成龙如此以身作则致使上行下效、民俗大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士大夫家减舆从，毁丹垩，婚嫁不用音乐，豪狡率家远避……政化大变。”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卒于官，终年六十八岁。临终前，将军、都统及属吏入视，见于成龙生活清苦，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百姓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康熙皇帝闻知于成龙临终前的状况，十分感慨，赐予和他的­操­守相符的封号“清端”，以示褒奖。

做领导当不取民一钱

张伯行，康熙三十一年入都，补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伯行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是年，张伯行调迁江苏按察使。按惯例，新任官要馈送总督、巡抚币礼，约合银四千两。对此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欲褫六秀才衣巾。张伯行知悉，从爱惜人才出发，为六秀才据理详辩，方使六秀才免遭罹难。他任江苏按察使仅两月，“廉惠之声已深入民隐”。

张伯行赴任福建巡抚时，台湾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全活甚众”。福建田少人多，一岁收入不足一岁之用，市米腾贵。针对这种情况，他每年派官到江、浙等省买米平粜；又多设社仓，积贮粮食，以备凶荒，禁米下洋，以绝粮食外运。“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张伯行大张纲纪，明察利弊；整饬属员，褒廉纠墨；访得猾吏豪强之为民害者，悉置之法。“一时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

康熙中叶，朝野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并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与提调马逸姿，内外勾通、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榜发，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财神入文庙，供奉明伦堂。康熙帝遣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月余不得定案。对此，张伯行异常愤慨。次年正月，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察科场案。噶礼密购张伯行疏稿，捏造事实，上章诬陷张伯行。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皆附意于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无奈，降旨：噶礼和张伯行俱解任，交审事大人一并审明。扬州百姓闻张伯行将解职，皆罢市、撤业，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震扬城。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第二天，扬州士民又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辞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儿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随之，“远近馈饷者不绝”。四月，审讯完毕，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在路途中，扬州士民虑途中不可测，数万人集江岸护送。至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云集枫桥，“纷纷送果蔬不绝于扬城”。案审结果，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手批不准，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闻此，江苏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

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监科场考试，严格纪律，杜绝弊端，“士情大悦”。次年正月，他又奏准，免收商民落地税，使商民免去无穷之累，城镇商业愈加活跃。江苏以前无书院，生徒无所容，他乃选府学中空地建紫阳书院。三月，书院落成，三吴及四方之闻风来学者，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

张伯行任官，“­操­守极清”，从不贪图享受、因公肥己，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历官二十余年，从未携带家眷。初到济宁，随行只四人；抚闽，二十余人；抚吴，十三人。而当时一个官职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随从三百余口，耗费甚大。张伯行官闽时，见衙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对曰：“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曰：“行户即百姓，怎能拖累他们呢？况且寒素对我已成习惯，无需如此奢华。”于是令尽撤而去。官吴时，他事先就传檄禁止陈设衙署。无锡县送惠泉至，他以为是普通的水，接受下来了，后来得知此是用民船载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抚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禄五十名额，江苏巡抚名下有八十名额，皆前任以给家丁者。张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说：“我家丁无几，又庄农不谙弓马，何可冒靡国饷。”于是，悉另募壮丁补之。他任官期间，日用所需蔬菜米麦、寸丝尺布以至研麦之磨石、拉磨之牛，都从河南家乡运载至官。

做上司当不取民一钱。

做好领导的六件事

当领导的就要为了公利要不惜“心黑”。因为只有“心黑”，才能够有力地阻止私心的蔓延。《郁离子》中说，“盖以杀止杀，圣人之不得已”，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危害百姓的恶人必须予以严厉的杀戮。因此，出于公利而以杀止杀是领导者不得以而为之。确实，对于那些险恶的敌人必须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顽强地抗争。所以，以杀止杀，看似没有道理，其实特别符合领导的辩证之法，但并不是说以杀止杀，要一味野蛮。所以，古人也多次告诫从政者不可随便使用暴力，并指出使用暴力的前提在于“以刑止刑”。因为表面的残忍，实际上只是为了制止社会的混乱，杀人的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残忍的暴力。必须牢记为人、处世、做官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面，也要有硬的一面。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中国古书指出，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让人惧怕你，这只能有短时之功，而让人感激你，则会有永久的效力。有许多领导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自以为高压和­淫­威就能得到一切，实则无异于自戕。

做好领导第一件事：恩与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胆大心黑，做脸皮厚的上司已成过去。仁爱与宽容变成了做领导的根本。领导者一定要有雅量、警防小人的谗言；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施恩惠不如施仁爱

作为领导，对属下要做到关心，怎样关心却是大学问。曾国藩认为与其用恩惠，以财礼相赠，不如“施仁爱”。

什么叫“仁爱”呢？也就是自己要想­干­一番大事业，就先鼓舞自己的属下树立成就大事业的志气，自己若要达到理想的目标，就激励自己的属下朝着远大的目标前进。这样，大家都会感到你对待属下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是真心地期望他们成长、上进，也就会认为跟着你­干­会有远大的前程，为了自我的前程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呢？而如果对属下经常施以小恩小惠，长期以往，你的属下就会认为你需要他，是在利用他，进而变得骄傲起来，他的欲望也会无休止的膨胀，当你的恩惠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时，那岂不是要连你一齐卖掉才能填平欲壑呢？这且不论，即使对你的小恩小惠他认为是应该的，那么其结果不也是适得其反吗？当你的恩惠施效得不平均时，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又怎样填平呢？

所以，比较起来，施仁爱的作用比起施恩惠来要高得多。

施仁爱，古代的帝王尤其讲究，其一当数清朝的康熙皇帝。

在施行仁爱时，康熙的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其用心之诚。只要是于老百姓有利的，凡是他所能看到的或听到的，他都想竭力去做；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的为人上，康熙是个宽厚仁慈的皇帝，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得更加明显。仁爱本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一味地施行仁爱却未必是件好事。

作为康熙的继承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于先皇长期的为政宽仁所造成的社会整体­性­的倦怠局面。

由于长期的无作为状态，康熙后期的社会矛盾越积越多。

由于康熙在立储问题上的失误，储位之争激烈。众太子们为争夺皇位展开白热化的竞争，拉帮结派，势不两立，从而形成党争局面。如当时比较活跃的就有皇太子党、八王爷党等等。此为其一。

在朝臣中，向来有满族大臣与汉族大臣的矛盾。每遇到朝中大事，往往是各执一端，互不妥协。不仅仅是由于政见不同，事实上双方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矛盾如此激烈，政事的拖延也就成为必然。此为其二。

可以说，是康熙常年的“宽仁”造成朋党之争的局面，而朋党之争也客观上为康熙后期的无作为状态提供了“组织基础”。

竞争激烈的时代必然是官场上不断内耗，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康熙后期就是这种情况。

宽容是做领导的根本

有人说宽容是做人之本，其实宽容也是做领导之本。一位明智的领导应该审时度势。首先判断矛盾的大小和­性­质，如果是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小事，就需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些矛盾。“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人都不愿当受气包，发泄一下不快是理情之中的，但是你可能为了这眼前的痛快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如果忍一忍，可能会因此而得个有气量的美名。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许多人都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你遇到一个竞争的对手，对你总是持敌对的态度，那么你不妨以退为进，你的彬彬有礼会使他的傲慢无礼相形见绌自觉没趣，以后就会对你不得不笑脸相待了。

但是谦让并不等于退缩，“事不过三”，如果对一些侮辱­性­的、有碍于尊严的攻击一味退让，忍气吞声，这就算不上谦让、大度，而是窝囊、怯懦，所以你要做到不卑不亢。对于那些不讲理的，吃硬不吃软的人，你就应该瞅准机会予以反击，以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击中要害，使对方不敢小觑你。在进行了必要的忍让之后，该反击时一定要反击。

对付有些人，反击不失是一个好策略。有的人恬不知耻，对于你的一再忍让，他不会以礼相待，反而气焰更加嚣张。因此，这个时候正是显示你实力的时候，一击成功，会让你马上建立起自己的威信，也会使对方一败涂地。

如果我们自己过得已够好，就应帮助他人过得更好，就像升起的浪头推动巨轮前行一样。我们为何不携起手来，却要争个不休？难道我们有必要去把他人踩在脚下以抬高自己吗？我今天帮助了你，他明天一定会给予我帮助，因为这世界并非坏蛋的天下，而多是知恩图报的人们。

作为领导，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工作中，领导常常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别人的缺点。如果你想改变与下属的关系，那么你应该训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超脱宽容。

宽容的第一个要诀是不要要求别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在一个共同的天空里，但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上的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性­格、爱好和要求，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和我们自己一样。美德和智慧是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我们不能只用一种标准来要求，并不能容忍别人与自己有不同的观点和志趣而不能容忍。不要企图改变别人，这不仅不能实现，甚至还损害了与对方之间的关系。

宽容的第二个要诀在于不要吹毛求疵。我们自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常用十全十美去要求别人。因此我们常常为别人一些失误或缺陷而恼怒，这种做法除了带来我们同他人之间的裂痕或反目外，恐怕是一无所获。林肯的妻子就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女人。在林肯夫­妇­共同生活的二十三年时间里，林肯夫人总是怨气冲天，指责丈夫：他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他的动作一点儿也不优雅。她甚至告诉林肯，他的鼻子是歪的，他看上去像个肺病患者。林肯夫人由于自己的吹毛求疵，不仅造成了婚姻的悲剧，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愉快。

宽容的第三个要诀是不要怀恨。尤其对别人的过错不要怀恨在心。怨恨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破坏友好的情绪表现。怨恨不仅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友情，还会严重地挫败自己，怨恨使你被苦恼所束缚，会引起你的疾病，扰乱你的思维，使你头脑混乱，效率低下。其实怨恨别人常常是一种不公平的事，因为我们或许就常爱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过错要比别人的过错轻微得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了解自己所犯下错误的原因，于是就对自己容易原谅吧！那么当别人错待了你的时候，你试着去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也许就会谅解对方了吧！

做领导需要有优秀的品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领导应该有先人民、后自己的崇高品德。

作为领导，应遵守下列准则：我国历史上大禹含辛茹苦治水十三年，曾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他是我国第一位功绩卓著的治水英雄，他那吃苦耐劳、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传为千古佳话。这种把快乐留给后人、自己吃苦的­精­神，是修养品德和心­性­的本质。一个不能吃苦的人，万事不能成功，苦尽甘来才是真理，一味追求名誉地位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作为领导，不要常常想念、记着自己对别人有什么功劳、好处；相反，对自己的过错那就需要常常反省，不可忘记。对别人的恩泽千万不要忘记；相反，对别人的怨恨则不应该不忘记。

魏信陵君杀了晋鄙，击破秦军，解除邯郸被围困的危机，救了赵国，赵王亲自出郊外迎接。

唐雎对信陵君说：“我听人说：”有些事无法得知，但有些事不可不知；有些事不能不忘，但有些事不能不忘。‘“

信陵君说：“怎么说呢？”

唐雎说：“有人恨我，我无法得知，但人恨人，却不可不知；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但有恩于人，就不能不忘。先生杀了晋鄙，解除邯郸受困的危机，救了越国，这是大恩，所以赵王出郊迎接。但你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面会，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反之，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对别人的怨恨或者说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应该不忘记。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不必然的，你知道吗？”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须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就争着去，为了避免危亡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挂在嘴上或记在心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要经常反省；别人对不起自己时，要立刻忘记。

例如领导人，常常要批评他人，但批评别人的错误不要太苛刻严格，要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教育别人行善不要要求过高，要求的宽严应适当，以切实可行为宜。高明的领导人懂得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否则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

古代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了，就把它杀了，景公很生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他这样被处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要先让臣下替君王责问他，好让他知罪。”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我的仁德。”

晏子所采取的这种讽谏人主的办法很好。采用此法的目的是希望君主完全醒悟，转向好的一方面。由此可见，教导别人向善，绝对不可论调过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对方能遵守、能接受为原则，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事情收到最好的结果。

作为领导，不可没有退隐的思想，但他可以在表现上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并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后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天下大计，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诸葛亮的思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诸葛亮虽然居住在山野村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胸怀治理国家大政的良策妙计，而作为领导者也应有这种政治家的胸怀。

曾国藩认为，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从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立功像萧何、曹­操­、张良、杜佑、李陵、韩信、岳飞等人，立言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立德者从古至今曾经有过几个人？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立德为上的人生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到立德呢？曾国藩指出：其一是要以德感人，曾国藩指出只有忘记巧诈才可以消除众人的巧诈之心，只有懵懵懂懂才可以祓除世间的不祥之运。要立德首先要自己有德，百姓、下属都要看着上面一人的短长，而下属的效法学习随着上面人的短长而转变迁移。如果做官的人能做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皆敬重。

其二是要爱护民心为上，要能分辨出刁民和贫民而分别对等，曾国藩指出：“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因此，真正爱护的是民心，而惩罚刁民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是爱人才重德行。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可以使有德之人受到鼓励。曾国藩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他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曾国藩提倡的立德之术，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立国之术。

就是今天，不论对领导者，还是对非领导人员，都要求他们要具有优秀的品德。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中，仍有关于品德­操­守方面的考核方式。

玩火者必自焚

做领导要得民心。如果你老以为自己聪明无比，伤天害理的事你也能做出来，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东汉时期的王莽原是一个平民，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原来，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称王太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没有得到爵位，所以王莽只能处于平民子弟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做了大将军和封了侯的叔、伯们的儿子相提并论。为了出人头地，他发愤读书，广交社会文人、名流，以增长进入官场的学识；对朝内一切掌权的文武大臣，也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阿谀奉承，以取得好感；特别是做了大将军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恭谨，经常不离左右。正因为如此，王凤临死前，就让他做了黄门郎，代表皇帝上传下达。他的姑母元后又让成帝封其亡父为新都哀侯，由王莽袭位新都侯；接着，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从此，王莽开始发迹。

王莽虽一步登天，但表面不仅毫无骄矜之­色­，而且伪装得更加“谦虚”和“礼让”。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婢，他让其自杀偿命，用儿子的­性­命换取了赞誉；为了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好感。遇到灾年，他还令减免灾区的赋税。这些，都使王莽猎获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百姓们称颂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贵族赞扬他宽宏、大度。

王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委曲求全，认为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便借大臣们为汉平帝上寿之机，亲自献上了一杯下了毒药的椒酒，汉平帝喝了就病倒了。王莽就效法周公，把一篇祷告文藏在前殿的箱子里，加上封条，表示暗暗地祷告上天让他替死。过了两天，汉平帝便死了。为了不露其篡权夺位的野心，在平帝死后，他先立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作为过渡。接着王莽又设置圈套，指使一些大臣宣称：武功县令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玉，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并让人马上去报告太后。王太后虽然不信，但还是被迫下诏让王莽像以前周公一样代行天子监朝，并根据群臣的要求，称王莽为“假皇帝”。随后，王莽又采用符命的手段，指使投靠在他门下的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大造舆论，声称发现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和书，还说在高帝庙发现了汉高祖刘邦要把帝位传给王莽的铜箱等。一切准备就绪，王莽于初始元年，撕下了伪装的面目，自己黄袍加身，废去小皇帝刘婴，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国号为“新”。

王莽篡汉位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当时东汉王朝的腐朽无能已经使几乎一切阶级对它丧失了信心，而王莽在篡汉过程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他宣布把古文经立为官学，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名额，广建辟雍、学舍，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做官机会；他以爵位利禄收买拉拢汉朝宗室贵族，使其视自己为他们利益的代表；他数次献田献钱，救济贫苦农民；又逼使杀死奴婢的儿子自杀，在当时深受兼并之苦的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良好印象，从而把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更由于王莽虚伪­奸­诈，特别善于运用两面派的权术，把蓄谋已久的篡弑活动伪饰得几乎不露形迹，从而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治危机。公元9年，王莽颁布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归为国有，禁止买卖；并且还规定：男丁不满八人，而所占土地超过九百亩的要退出超额部分，分给同族、邻里、乡党；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这个政策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其基点是变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客观规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它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它允许了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亩土地，使分家析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办法。但由于它毕竟有九百亩的限额规定，当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引起他们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因为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民户均分，每户亦仅得六十多亩，考虑到地主多占土地和宽乡、狭乡等情况，实际能分到无地或少地农民名下的土地实在是寥寥无几，王莽的这些政策显然是一纸空文。王莽还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不过是企图冻结现状，缓和一下危机，于事无补。王莽在这个政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只得于建国十年下诏废止。

公元十年，王莽还制定“五均赊贷”和“六莞（管）”之法。当时在都城长安的东市、西市设立“市令”；又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则设“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这便是“五均赊贷”。“六筅”指的是官卖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钱；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政府控制的经济事业。这些政策，表面是要运用权力。控制市场活动，平稳物价，限制大工商主的过分盘剥，但因为执行政策的官员大都是原来的大工商主，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与郡县官吏狼狈为­奸­，把这一政策变成了巧取豪夺的工具。由于它给王莽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尽管遇到了强烈的反对，王莽还是坚持执行下去，直到垮台的前一年才宣布废除。

从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王莽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币制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罚。每次改革，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如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以新铸的重十二铢的大钱兑换五十枚五铢钱，就是相差二十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又加上改革频繁、手续烦琐、币材太滥、品类复杂，币制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

公元12年，他还进行了定爵位、改官制以及其他制礼作乐的改制活动。这类措施，有的毫无用处，有的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在民族政策方面，王莽表现了大汉族主义的狂妄自大理想。公元9年，他派王奇等十二人，分赴匈奴、西域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更换汉朝授予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印信，将其“王”的称号一律改为“侯”，这些带有侮辱­性­的政策，打破了汉以来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制造了连年不断的边陲战争。他还两次招募军队，攻打匈奴，下诏以天下吏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劫掠。

由于王莽改制不得人心，致使其上演的丑剧还未达到Ｇao潮，便触发了席卷全国的赤眉、绿林起义。公元23年，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攻入宫中杀死了王莽。不久，王莽的头被传之宛市，并悬于该市城门之上，又被四乡百姓取下踢来踢去，还有人把王莽那善于骗人的舌头切下来生吃了。

纵观王莽的一生，其发愤图强、“勤身博学”的­精­神是可取的，但他虚伪­奸­诈，为了窃权不择手段则不足取。他的改制虽不乏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观动机，但因为它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遭到了失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厚道方可赢得人心

人处患难之中，应能保持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高兴顺利的时候，应能保持冷静的心境，不能忘乎所以。这样，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

荆轲，卫国人。他喜欢读书和研究击剑的技术。国人对他很尊敬，称他为庆卿，他以后又北往燕国，燕国尊称他为荆卿。荆轲到燕，喜欢与以宰狗为业的人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来往。

荆轲好喝酒，每天与他们在市场酒店中相会，当喝到半醉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以为娱乐。饮酒高歌之后，往往彼此又相对而哭，虽在闹市之中却好像入无人之境。

荆轲虽然跟那些酒徒混在一起，但他的行动却稳重沉着，而且和以前一样喜欢读书。他到各诸侯国游历，所结交的都是当地豪杰和知名之士。他到燕国以后，燕国的田光先生知道荆轲不是寻常的庸俗之辈，对他很客气。田光先生学问渊博、品行端正，他隐居在民间不愿做官，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

燕太子丹从前在赵国作人质，秦王政出生在赵国。那时，他们年纪都很小，经常在一起玩耍，交情很好。政回秦即位为王，太子丹又到秦作人质，秦王政不念旧交，对太子丹很没礼貌。太子丹怀恨在心逃回燕国，寻求对秦王进行报复的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秦国有个将军叫樊于期，他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来，其家族被杀。秦王以悬赏千金、食邑万户取他的人头，太子丹留他住下来。

后来，太子丹在老师鞠武的引见下，向田光先生请教，说：“燕、秦势不两立，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指示。”田光把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后怕太子丹怀疑他走漏消息遂自刎而死。

太子丹把荆轲当做上卿看待，荆轲希望他以樊于期的头和燕国最肥沃的地方督亢作信物，奉献秦王，以获得秦王的接见。

太子丹不忍心杀樊于期，于是荆轲就瞒着太子丹见到樊于期，说他要为樊本人和燕国报仇。樊于期于是自刎而死。

荆轲把樊于期的头和一个匕首放在一个匣子里，和另一位勇士秦舞阳一起赴秦。太子丹和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知道荆轲此去难回，都像送丧那样给他送行。荆轲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的人痛哭起来。荆轲上路，始终头也不回。

荆轲到了秦国，用重金贿赂秦王最宠信的官员。他在秦王面前说：“燕王愿献出整个国家做您的臣下。现派人把樊于期的头和地图献上，希望给予接见。”秦王设隆重的仪式，接见燕国使臣。荆轲捧着匣子上殿，秦舞阳因是头回见到这样的场面，吓得脸­色­惨白，两脚迈不开。荆轲非常镇定。秦王叫他把地图册呈上来。当秦王把地图展到尽头，发现匕首，荆轲立即用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向他刺去。秦王奋力脱身，由于不能立刻拔出宝剑，秦王围着柱子躲闪。秦王抽出宝剑，又迅速向荆轲刺去，荆轲左腿受重伤。于是他举起匕首向秦王掷去，但没击中。

荆轲靠着柱子破口大骂，后被武士砍死。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鲜明地体现了荆轲不畏弓虽暴的英雄气概，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沉着、机智、果断、勇敢处事的光辉形象。

警防小人­阴­奉阳违

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你别看人人都那样踏踏实实，其中有好大一部分貌似忠诚憨厚，内心却复复杂杂，时时计算着­阴­谋，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假阳行­阴­”术。

唐朝“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痴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史，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遇。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多么荒唐可笑的话语，却让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番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令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唐玄宗就是被安禄山的这种“朴诚”迷惑住的，以至酿出其叛乱的恶果。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为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杨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也更宠信他，竟把天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精­兵交给了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假阳行­阴­”之计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做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及闲厩、群牧等节度使。

安禄山见“假阳行­阴­”之计得手，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扑东西两京（即长安和洛阳）。

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十余万兵力，不及唐朝四分之一，但唐朝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八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承平已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直逼两京，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三十三天时间。

唐朝毕竟比安禄山实力雄厚，惊恐之余的仓猝应变，也在潼关阻挡了叛军锋锐，又在河北一举切断了叛军与大本营的联系。然而无比宠幸的大臣竟突然反叛，唐玄宗既被“假阳行­阴­”之计所震怒，又被“乘疏击懈”之计的高速度刺伤自尊心，变得十分急躁。而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安禄山的计谋已足使唐玄宗失去了指挥战争所必需的客观冷静，又怒又急之中，忘记唐朝所需要的就是稳住阵脚，赢得时间以调­精­兵一举聚歼叛军之要义，草率地斩杀防守得当的封常青、高仙芝，并强令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击叛军，哪有不全军覆灭、一溃千里的呢？安军占领潼关后曾止军十日，进入长安后也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安然脱逃，也可见安禄山目光短浅，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所掠得的财富，好好享受大燕皇帝的滋味，并无彻底捣碎唐朝政权的雄图大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无赖之徒，竟然把大唐皇帝打得溃退千里，足见“假阳行­阴­，乘疏击懈”计谋的效力了。

因此，如果你居高位而不察觉安禄山的“假阳行­阴­”之小人，那不只是毁了你。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应该谨防你左右的，尤其是那些卑躬屈膝的职员。

做领导应注意三个“雷区”

行有行法，事有事规，领导工作绝不是像在平坦的大路上高速飞奔那样容易的事。在领导工作的区域里，也有着那些绝对不可涉及的“雷区”，这些“雷区”一旦涉入，就容易产生人仰马翻、一败涂地的严重后果。这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领导思想工作的三个“雷区”：十戒、十忌和十不。

一、十戒

这“十戒”表现在是领导在思想工作的十种不正确方法。

一戒隔靴搔痒。思想工作要克服盲目­性­，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二戒两相脱节。思想工作与各项业务不能脱节，与职工的实际工作、生活，实际愿望、需求不能脱节。思想工作要紧紧为本单位的实际任务服务；三戒闭目塞听。思想工作要增强公开­性­、透明度，必须克服决定问题少数人说了算的做法和工作上的神秘化，否则就为个别领导者以权谋私开了“后门”；四戒漠然置之。领导者应把­精­力放在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上，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为他们排难解忧，在工作上给他们热情激励，使他们振奋起来；五戒单向灌输。要摒除那种居高临下、耳提面命、我命你从、我打你通的封建家长式领导作用。应提倡双向交流，双向疏导，民主对话，这才能提高思想工作的效果；六戒迁就迎合。领导者对各种错误行为不能一味迁就而任其自流，应当理直气壮地进行批评教育，同受教育者一起分清荣耻善恶，引导犯错者迅速纠正；七戒拔苗助长。思想工作不能图省事，不能违背人们的心理发展规律，不要求全责备，要循循善诱。要选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捕捉瞬间的“闪光点”，引导人们提高认识，发自内心地不断进取；八戒己邪正人。“己不正能正人？理不公安能服人？”领导者要做出表率，榜样是无声的命令，具有巨大的推动力量；九戒封官许愿。在遇到调资、晋级、评定职称、奖励、分房、提拔等问题时，领导者不能轻易许愿，如果兑现不了，就可能由许愿时的高兴转化为抱怨；十戒“放马后炮”。领导者要有预见­性­，注意把人们的思想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

二、十忌

这“十忌”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有害的态度。

一忌浮夸，把土堆说成大山，把小溪说成长江，乍看似有“气魄”，实则信口吹牛；二忌轻率，喜欢轻易许诺，满口应承，貌似慷慨，徒自轻浮；三忌粗鲁，言语粗俗，缺乏修养，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四忌庸俗，开口只会议论吃穿玩乐，目光短浅，内心空虚；五忌流气，油腔滑调，打情骂俏，满口脏话，品行低下；六忌累赘，颠来倒去，嗦嗦，言不及义，听而生厌；七忌牵强，生拉硬扯，牵强附会，胡搅蛮缠，爱搞诡辩；八忌露锋，锋芒毕露，危言耸听，咄咄逼人，不留余地；九忌诽谤，说长道短，无中生有，逢甲说乙，搬弄是非；十忌虚伪，虚情假意，言不由衷，信口许愿，失却信任。

三、十不

这“十不”反映的是领导在思想工作中的十种粗暴的方式。

一不炫耀自己；二不依仗权力；三不喋喋指责；四不训斥已认错者；五不揭人疮疤；六不讽刺挖苦；七不伤人自尊心；八不说“七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粗话、废话、脏话）；九不盛气凌人；十不苛求别人。

大家都知道，在篮球比赛中，如果篮球超越了边线，裁判即会判令犯规。做领导，也应该有相关的规矩来制约，上述的“十戒”、“十忌”、“十不”也应列入领导应遵守的“规矩”之中。所以，领导做思想工作时，务必要遵守并去执行它。

做领导一定要有雅量

人是感情动物，人的一切行为动力都受感情支配。而获取人们感情的惟一方法，就在于你表示了解他，在于你尊重他、同情他、帮助他、爱护他等等。

你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使人们认为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导，还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份，放下自己的架子，使他们认为你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他们的真诚朋友，而实际上你是他们的领导。这样你的身份和地位无形之中就得到了抬高。这样，人们不仅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你、爱戴你，甚至于心甘情愿地为你赴汤蹈火，为你效忠效力，心甘情愿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如果惟我独尊，狂妄自大，就永远难以赢得人们真诚的拥护与爱戴。

作为领导者，就是要能恰当地抑制自己，显扬他人。显扬他人实际上就是抬高自己。缺乏自信固然足以毁灭自己的事业，而惟我独尊、狂妄自大、放纵无礼，同样足以毁掉自己的事业。所以说，要领导下属，必须用言辞对下属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下属，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他们后面。这样，虽然地位处在下属之上，而下属并不感到沉重；处在下属的前面，而下属并不感到难堪。

一个人有了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就能看到他的容人气量。虽然能容人，心中也应该有个主宰，有个见解，有个辨别，这就是从容量发掘为对人的雅量。

《唐史》记载：“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太后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化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得很久了，我却没有觉察到。’”

娄师德对人宽厚谨慎，触犯了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准备起程，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面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他人吐口水到你面上，他是愤怒你，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更加恼怒你，口水不要擦去，让它自­干­。”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他人的口水吐到脸上让它自­干­，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不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自己人的名字的做法，就是对人的雅量。

李世民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为了自己，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向历史中的狄仁杰一样的人物学习，使自己变为一个有雅量的人。

慎独乃做领导的第一大要

慎独，本为儒家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它原指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之时，更须谨慎从事，自觉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那么，作为领导，慎独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到谨慎。先人把谨慎当成是为官的最大原则。

有人认为，作为领导最忌讳不知忧患将至，只有真正的领导者才有可能像长江上航行的水手一样，看见三峡惊涛骇浪就知道湍急的江水能够使大船颠覆，而冒险行船的人就难有生还的希望。

当领导的怎样做到谨慎呢？禁止冒险妄为是躲避的方法，只有积德行善才可能使企业有所发展。

从前楚国有一个靠养猕猴谋生之人，楚国人称他“狙公”。他的生存方式就是每天早晨在院里向众猕猴布置任务，并派老猕猴率领它们到山中，采摘草木果实，并要它们献出十分之一的收获供养自己，有的猕猴不给，他就用鞭子抽打。群猴都害怕吃他的苦头，不敢违抗。

一天，有只小猕猴对众猴说：“山上的果实是狙公栽培的吗？”众猴说：“不是，是天然生长的。”小猴又问：“没有狙公我们就不能摘取吗？”众猴说：“不是的，谁都能够摘取。”小猴说：“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给与他，还要替他出力呢？”话未说完，众猴都省悟了。那天晚上它们一起守候狙公入睡后，就冲破栅栏，毁坏笼子，取出那些积存的果实，一起投奔到森林中去，再不返回了。狙公最后终于因饥饿而死。由此指出，现在为官不谨慎的人没有去想如何给百姓而只是想到如何去管制百姓并盘剥他们，这样的人最终会得到像狙公那样的下场。

从历史上看，秦朝的灭亡为暴政所致，隋炀帝的覆灭乃昏庸无道所致，像赵高、秦桧之流的贪官污吏最后都不得善终，他们不正像狙公那样吗？慎独乃做领导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没有规矩不能成其方圆

自古以来，凡有大成者，都特别讲究规矩，就拿清朝大臣曾国藩来说吧，他就是个极为讲究规矩之人。

曾国藩指出，军中以规矩为治兵的根本，而规矩不可更改更是曾国藩治军成功的关键。为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为军队制定了许多规矩，这些规矩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强化调剂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

规矩包括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曰营规，二曰家规。”营规就是“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就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这些规矩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这样规矩所在既使统帅不在，官兵也知道如何作战行事。”

《孟子》这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大臣赵简子有一次让他手下一位很有名气的驾轩能手王良给他自己最宠信的家童驾车去打猎。王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去赶车，结果整整一天这位家童连一只禽兽也没打到。于是这位家童回来就向赵简子报告说：“谁说王良是最优秀的驭手呢？照今天的情况看，他实在是一个顶蹩脚的车夫。”

后来有人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去找这位家童，说是希望再为他驾一次车。这位家童开始不肯，经王良再三请求，最后才勉强答应。谁想结果这一次与上次大不相同，仅仅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好多猎物，家童很高兴，赶紧跑去又向赵简子汇报，说是：“这回我明白了，王良确实是天下最好的车把式。”

后来赵简子又让王良替这个家童赶车，王良却拒绝了，他对赵简子说：“我替他按规矩驾驶车辆，这个人却­射­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办，他却能打到禽兽，这说明他是个破坏规矩的小人，我不习惯给这样的人赶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

其实王良是一个好驭手。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但按照规矩驾车符合国家制度的大局利益，所以王良守规矩而不计小利，是值得提倡的。曾国藩的规矩就是要将士兵训练成合格的王良，驾驭着湘军这驾马车，沿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才是曾国藩定规矩的目的所在，也是曾国藩治军的高明所在。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

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

“读过。”

“当年先生亲拟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誓词，其中有‘慎施命令’一条，先生还记得吗？”

“记得。”

胡汉民急急地说着，好像生怕失去了他所占据的上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原是宰相分内的事。我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其实。请问先生，今日之事是不是我在行使我应有的职权，尽我应尽的责任？”

孙中山紧盯着对方，一声不吭。

“先生，我在请教你呢。”胡汉民咄咄逼人。

“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

这段史实一直被后人誉为表现了政治家的泱泱风度，其实它所显现出来的危机，令人不寒而栗。即使唐太宗的诏书，也只是被大臣封还，而不是石沉大海，更不是一大堆人事、财政、军事的诏书没有执行，而皇上竟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胡汉民以宰相自居，孙中山也就默认了，这是君子屈而有度的最典型的例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事情面前不能忍让，便会败坏大事业。《论语·颜渊篇》中有这么一句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俗语中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无“忍”字功夫。《水浒传》中的李逵，闯祸极多，就是因其­性­情暴躁、头脑简单，不能忍小辱。例如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水，就是由于一味逞凶无忍劲。是大丈夫、大英雄就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孙中山先生一生阅读过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大概是将前人的“忍”字功夫，领略尽了其中的­精­髓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

地位过高，权力过大，必定遭到外来力量的制约，“高树易悲风”说的也是此理。如何才能更好地保全和发展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做领导应遵循的原则。

唐朝名臣郭子仪对此有独到之法，简简单单两个字“忍”和“慎”，就做了四朝红人。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情，但会溜须拍马，所以为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都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着他三分，要除掉一名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满朝公卿都以为他必将有所行动，岂料郭子仪却对皇帝说：“我多年带兵，并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残暴行为，士兵毁坏别人墓坟的事也很是不少，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下来，足见他的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曲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度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其实，以忍化凶之道，不仅良臣君子懂得，­奸­臣枭雄也不糊涂。

忍是大福，小忍有小福，大忍有大福，小不忍则乱大谋。

是英雄就不应该气短

感情用事，这是人之大戒，可是，紧急关头，又有几人能理智地对等突发事件呢？

据报载，青海省的吴玉霞一时气愤，把自己亲生的独生儿子打死，而后悔莫及。她说：“我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才，由于采取了野蛮的教育方法，造成了一场悲剧，在世人面前，我感到万分羞愧、悔恨。”又说：“愿天下父母以我为戒，莫让分数迷住眼，莫用棍­棒­治孩子，成为残害儿童身心的罪人。”

吴玉霞打孩子的时候，失去理智，凭感情冲动，事后冷静下来，她说的话都是很理智的。对于吴玉霞本人来说，后悔已晚；但对于别人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应该引以为戒。

杭州的骆和英把自己和八岁的独生儿子套在一条绳索上自杀。这也是一时激愤、失去理智而­干­出的蠢事。她如果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也会悔恨交加的。

在农村，有的­妇­女为了两元钱，上吊自杀；有的为了一句刺心的话无法忍受而自杀；有的因为赌博输钱而寻短见，甚至为了一盒火柴而轻生。如此这般，都是因为一时想不开，失去理智。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上有高堂双亲，下有相亲相爱的丈夫，还有可爱的子女，如果想到自己轻生会对这些亲人造成多大的心理打击，造成多大的生活困难，如果能够这么理智地考虑一下，那就可能不会自杀。过了一阵子，许多问题就会逐渐想开了，也许还会过很舒坦、很幸福的日子。

女人无力寻短见，男儿有气敢拼命。人都有忍耐­性­，而忍耐又都有限度。所以，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女人寻短见，男人就要拼命。所谓“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为国、为民，拼命也值得，但许多青年人不是为天下国家大事，而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拼命，得不偿失。在一个农贸市场上，甲向乙买了一只羊，经讨价还价以后，价钱说妥，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羊者把牵羊的绳子解下来，自己收起来，然后给对方羊。买羊者无法牵羊，向卖者要绳。卖羊者要买绳钱。买者说刚才是羊带绳说的价钱，没说除绳的价钱。卖者说刚才没说带绳卖。买卖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相持不下，买者说不买了，要退钱；卖者不肯退。这么一来，先说理，接着骂街，最后竟打起来了，两败俱伤，各自回家治疗，都花了几十元，而所争的绳子只值一角钱。

还有一个青年工人丢了几十元钱，怀疑同宿舍的另一个工人偷了。既不向那人询问，也没跟其他人谈起，只是一个劲地怀疑。怀疑终归是怀疑，没有确凿证据就无法确认是谁偷了。但是，这个工人­性­格内向，有话不说，硬憋在心里。本来，没有根据的怀疑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而这个工人却相反，从怀疑走向怀恨，从怀恨走向解恨。最后，他磨好一把菜刀，当那工人上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时，把他怀疑的那个工人杀害。人家问他为什么杀人，理由就是毫无根据的怀疑。酿成这种悲剧也是缺乏理智。如果他说出怀疑，跟人家吵一架，或者跟朋友一起分析一下自己的怀疑是否能够成立，也许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有朋友，经常跟朋友谈心，可以保持理智。朋友的这种作用，许多人不了解。一个人的想法很容易钻牛角尖，走进死胡同出不来。有朋友的忠言劝告，往往可以想开，解决思想疙瘩。当然，像《渴望》中的王亚茹那样，坚持认为女儿被罗刚抛弃，又听不进朋友的劝告，自己折磨自己好多年。王亚茹这种情况未必有，而没有知心朋友，或者听不进朋友的劝告，最后吃亏的人却是多的是。

反过来，朋友遇到突发事件，应该先让他冷静下来，帮他进行理智的分析，妥当处理。千万不可光讲义气，火上浇油，把朋友推上绝路，那是帮倒忙，甚至把自己也赔上去。

冷静，才会有理智；理智，才能合理应变。

总之，遇事要沉着应变，头脑不要发热，凭一时冲动只能把事情办糟。

做领导不可沽名钓誉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我们所说的忍名让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人生命题。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奉劝诸君，少一点儿贪欲，多一点儿忍劲，莫为名利遮住眼。

说起容易做起难，如何才能做到莫让名利遮望眼呢？首先就是要忍恶，求美誉。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于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震，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其可悲。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被哄骗了，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的新解法，将成果攫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欺瞒住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即使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耻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其实，求名也算不上有过错，关键是要如何去求。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名誉，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其结果是可悲的。

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刘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生活上不应该沽名钓誉，工作上更不应该沽名钓誉。别人的功劳，你要去抢，那行吗？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名誉是自己­干­出来的。

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

春秋时期，江南的吴国和越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展开了生死搏斗。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在和越王勾践的争战中受重伤而死。夫差守孝期满，亲率大军，兵临越国。越王勾践率军迎战，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越军惨败，只剩下五千人退到会稽。在越国将要灭亡的时候，范蠡进言：“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惟一的办法就是送上丰厚礼物，谦恭哀求，讨得吴王的哀怜和同情，越国或许可以幸存。如果他不允许的话，君主只好委屈自己，去做吴王的奴仆，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勾践依范蠡的话，言卑情切地向吴王请求活命，并且答应献出越国，越王和王妃供吴王驱使。夫差答应了越国讲和投降的条件。

公元前492年，勾践怀着极其伤感和屈辱的心情，带着自己的王妃，在范蠡的陪同下来到吴国作奴仆。勾践入见吴王时，跪拜叩首，感恩戴德的表情，从脸上清晰地表现出来，连吴王夫差也觉得于心不忍，便决定不给勾践太重的杂役­干­，只教他去宫中养马。

越王君臣在马圈里结屋居住，他和妻子、范蠡在宫中小心翼翼，既不敢发怒，也不敢多说话，只是用眼睛交流彼此之间的心意。夫差派人侦察他们的行动，只见他们穿的是破衣烂裙，吃的是粗糠野菜，勾践喂马，范蠡打草，王妃做饭洗衣，个个安分守己，一副心甘情愿，长相厮守，甘愿终生养马的样子。吴王夫差得到报告后，认为他们意志消磨殆尽，再无王者尊严可言，于是对他们放松了警戒。

夫差每次乘车出行，勾践都亲自给他备好马车，每到一地都当站马桩。吴国的老百姓都认为此人太没有志气，于是朝着他吐唾沫，弄的勾践满身都是唾液，而勾践毫不理会，只是静静地站着，好像惟恐自己一动，惊了王驾的马，自己吃罪不起的样子。连吴王看在眼里，心中都觉得十分不应该，于是命令人们禁止侮辱勾践。

最令吴王夫差心生怜悯的是：有一次，吴王生病，勾践叩见吴王，显出对吴王十分关心的样子，跪拜询问病情。恰在此时，吴王要到厕所去，勾践便请求饮溲尝便，判断一下病情。等尝过之后，高兴地对吴王说：“大王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一个人忍辱负重、甘受棱辱的事例，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忍辱到勾践这种程度：去主动尝人的粪便，想必古今中外，只有他勾践一人吧？

常人做不到的事，一个国王却不得不去做，为何？复国雪耻也！这样的屈辱，只有政治家才会承受。

就这样，冬去夏来，越王勾践整整服了三年苦役。与此同时，范蠡用重金收买了伯丕，并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放他回国。越王回国之后，一面仍给吴国纳贡，一面卧薪尝胆。他鼓励生产，养护军备，自己亲自下地种田。越国的人口于是猛增，生产迅速发展，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了，在二十二年之后灭了吴国。吴王羞愧难言，自杀而亡，越王终于报了血仇。

不难想像，越王受的耻辱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复国志向一直激励着他，使他忍受了各种屈辱，这就是大丈夫的能屈；回国之后，励­精­图治，卧薪尝胆，鼓励生产，养护军备，使国力大增，终于击败吴国，报仇复国，这就是政治家的能伸。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也！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

“胡萝卜加大­棒­”是旧时做领导使的惯招。那种既打又哄的伎俩曾使多少职员诚惶诚恐，而当今做领导的第三件事所使的“­棒­与杀”却是“当今领导”应遵循的十大原则。

“挺”“活”结合方可成大业

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战争环境分成许多种类，其中最险要的一种环境叫做“死地”。何谓死地？孙武解释说：“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意思是，前后受阻，背负险固，战斗还有生存的可能，不战则惟有死路一条，这就是军事上的死地。

曾国藩自从统率军队以来，就没有生还的打算，所以经历种种危难，都视死如归，凛然不屈。这种挺拔至诚，感染和影响了他的下属、士兵和兄弟。所以湘军阵亡的文武官兵，按在册所记载的，就多达一万多人。咸丰八年（1858年），三河镇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华随李续宾征战，使用单骑冲击敌阵的方法，不幸陷阵而死。

曾国藩取得战争胜利的功绩，数不胜数。在取胜无望的时候，他孤注一掷，拼命力争；在危难紧急的关头，他坚定不移，百折不回，这都是由于他“挺”的­精­神和学识，不因生死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然而，这并不是说曾国藩对任何事情都要不作任何变通的墨守陈规，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这种“挺”与“活”的结合，并不违背曾国藩所奉行的儒家道德和处世法则。曾国藩指出，为了坚守大事大非，有时不拘泥于过去的言行，这是连孔子也赞成的做法。

孔子住在陈国的时候，有一次离城外出。他经过蒲国时，正好公叔氏在蒲国谋反。蒲国的人就扣留住孔子，对他说：“如果您不去卫国，我们就让您走。”孔子就和他立盟。但孔子出了蒲国东门以后，就立刻去了卫国。子贡说：“这样做不是违背了盟约吗？”孔子说：“这种被迫立的盟约，鬼神是不会理会的。”

因此，为人应该讲信用，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为了一个不当的誓言限制自己今后的进取，是愚蠢透顶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将“挺”字与“活”字结合起来运用，是因为他对儒家思想的­精­微体会到了至深至透的缘故。

做领导立威的九大原则

凡事都要有规矩，有统一的标准，这是不乱纲纪，不偏离目标的重要方法。一但有了法，则可以直言管理，严格要求，保证各层次的人才都按照一致的步伐前进。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执法必严。有些人认为立法要严，执法要宽松，法无情，人有情。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对，但实际上是以情代法或者说是以情废法。所以，应该改为立法适情，执法无情，以避免任何人以身试法。此处所说之法，就讲的是管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一、管人以威

要使领导者的威信建立在人才的心中，这样即使用才时，把他指使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也不会违背或背叛领导者的旨意。这种威信绝非威严、严厉所能奏效，它靠的是领导者平日行动中的凛然正气所感染，靠的是领导者经常对属下的爱护之心所熏陶。孟子曰：“君子以仁有心，以礼存心。”意即君子是用仁爱和礼仪来铸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才能使人才不违背。

二、以暴制暴

与小人相比较，悍将不但无德，而且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清代时陈国瑞，此人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开口就说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当年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他是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但这陈国瑞不怕这僧王。而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在他的指挥下屡打胜仗，这足以说明以暴制暴———恶管术的效果。

三、以严制狂

聪明的领导人，对于狂妄的下属能够采用威严的管理方法，加以制服，他们采用的就是以严制狂———威管术。

清代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猛将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任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惟惟退出。

但是，陈国瑞的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褪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就这样，曾国藩以软硬兼施的办法，剃了陈国瑞这个刺头。

四、管人不能徇私枉法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的宰相，他很喜欢吃鱼，国内的人都争买鱼献给他，公孙仪一概不接受。他弟弟问他：“你既喜欢吃鱼，为什么又不要呢？”公孙仪回答：“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必然要按别人的意愿办事，那就可能触犯法律；触犯法律，就会被免去宰相；免去宰相，虽然喜欢吃鱼还会有谁给你呢？不接受鱼而不被免去宰相，这样，虽然没有要人家的鱼，但却能长久地自己买鱼吃。”

这样清醒，实属不易。他很辩证地认识到只有不吃别人的鱼，才能真正长远地靠自己吃鱼。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没有公孙仪这份智谋。在小利面前，贪心过剩，结果被别人牵住了鼻子。特别是一些已取得一定地位和成功的人，由于权力和影响超出常人，人们对你一般都是有所求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当然会对你曲意奉迎，投你所好。如果贪图小利，成了别人的工具，那么违法乱纪之事就在所难免了。

五、依法行事，按律施行

武则天（公元642年～公元705年）是中国历史上颇具才华的女皇帝。她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又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把她立为皇后，并参预朝政。李治死了，她废掉李治的儿子唐中宗与唐睿宗，­干­脆自称圣神皇帝，并改国号为周。在她统治的年代，虽然还能继承唐太宗的某些善政，并进行了一点改革，但由于自己是女人当皇帝，惟恐有人不服捣鬼，于是广设特务，提倡告密，任用酷吏，屡兴大狱，借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时宗室、朝臣乃至一般的平民百姓被冤死的很多。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当时大部分执法官员都“竞为深酷”，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无辜，借此邀功要赏，但是，就有那么一位李日知却认定了办案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这个“死理儿”，不怕死、不信邪、不求官、不爱财，留下一股人间正气。李日知河南荥阳人，当时任司刑丞，量刑一贯平恕准确，从不草菅人命。但是，当时酷吏横行，民命如草，司刑少卿胡元礼就是这种酷吏中的一个。有一次胡元礼要杀一个人，李日知依法判定用刑过重，不同意处死，胡元礼当然不­干­，两人这样反复争论了好几次，还是没有定案。胡元礼气极了，咆哮道：“只要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这个人就休想活命！”李日知听说后也不示弱，他严肃地讲：“如果我李日知还有负责目前的工作，这个人就不能处死！”最后两个人各自向上陈述了自己的道理，由于李日知言之有据，难以反驳，最后还是没有能按胡元礼的意思屈判那人死刑。依法行事的管理原则终于发挥了作用。

六、必须有做“坏事”的能力

有些时候，为了胜任工作，领导必须有作“坏事”的能力。当某种情况可能会失去控制，造成灾难，为了维持秩序、避免混乱，领导必须有牺牲无辜者的决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有时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大众的利益，必须对某些人作残酷的处置。这种情形，虽然有时成为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借口，但常常的确是迫不得已的。中国历史上，被儒家尊为圣人的周公旦，便有杀害同胞兄弟管叔、蔡叔的记录；汉高祖刘邦，在项羽以其父亲的生命作威胁时，却以“请分一杯羹”来应付。

现代管理中，公司的经营者，在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常会动用牺牲创业伙伴及创业时高级­干­部的策略；尽管这些人劳苦功高，但为了公司的成长和管理制度上的健全，这种牺牲有时也的确是必要的。虽难免让人有“狡兔死走狗烹”之议，却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残酷面。

七、宁让人畏，不让人敬

让人敬畏的领导远比人敬爱的君王来得安全。人们通常会去损害自己所爱的的人的利益，却不敢去偷占自己所害怕的人的便宜。因此，只懂得用爱来施恩的领导，经常会过分相信下属对他的支持，由于判断上的误差，而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八、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领导人为制止动乱形势的必要政策，最好严厉而短暂，将反对者的意志彻底镇压，但绝对不可实施太久，否则会使敌对势力再度滋生反抗的勇气。朱元璋出身民间，在创业伙伴间缺乏崇高的君王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建立政权后，曾对功臣展开大屠杀，以彻底压制各派系的势力，终于建立了三百年的大明政权。而明末的崇皇帝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对李自成、张献忠等既缺乏一贯的剿讨政策，也提不出安抚的具体方法；对清人的政策更是和在和与不之间举棋不定，反使抗清名将袁崇焕等先后冤死，终致李闯王攻入皇宫，不得不自缢于煤山。

九、鲶鱼效应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都具有“管人”的本领，都具备善于利用“人”这个特殊资源的本领，他们都能以尽可以能少的投入（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基本上由以下三种人组成：一是不可缺少的­干­才，约占20%；二是以公司为家辛勤工作的人才，约60%；三是整日东游西荡、拖企业后腿的蠢才或废才约占20%，如何使第三种人减少，使第一、第二种人增加呢？采用“鲶鱼效应”。

过去渔人捕沙丁鱼，总是将鱼放入鱼槽运回码头。抵港时，如果鱼仍然活着，卖价要比死鱼高出许多，因此渔民们千方百计让鱼活着返港。但除了一艘渔船总能带着活鱼返港外，其他各艘渔船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而带活鱼返港的这艘船的船长从不公开自己成功的秘密，更不让人参观他的鱼槽。直到他死后，渔民打开鱼槽，才看到里面只不过是多了一条鲶鱼而已。

为什么放进一条鲶鱼，就能使其他鱼都活着呢？原来，鲶鱼是食­肉­鱼，它被放进鱼槽后，自然会四处游动到处找小鱼吃，而大量的沙丁鱼发现多了一个“游动杀手”，自然也加速游动，这样一来，沙丁鱼就一条条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其实用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公司，如果人员长期固定，就缺乏了新鲜感和活力，容易产生惰­性­。因此有必要找些外来的“鲶鱼”加入公司，制造一种紧张气氛，这样，企业自然而然就生机勃勃了。

不要为他人所左右

在社会中，什么事情是最可靠的，那莫过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但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看不到或听不到事实的真相，还容易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所以，要探究事理、立足社会，有两点必须做到。

第一，不为他人所左右。譬如，我们都知道圣贤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行为不附庸风雅，超乎于世俗尘外，直接或间接地与天道合为一处。他们的文章可以教导后世。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人­骚­客学圣贤之道，并且依赖这些文章去考察古圣的行迹，探究他们的用心所在。但是对于著作中的词语缓急、韵味薄厚，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品味出来，或者又擅自加上了自己的观察理解，所以虽然差之毫厘，但是写出文章来就会谬之千里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的道德要亲自领会他们的教导，切不可尽找些后世的文章来把读。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搞研究作学问也好，­干­政事办案子也罢，都应该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不能轻信道听途说之言，更不要为他人所迷惑、所左右。

第二，不留有含混之言去疑惑后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代人，我们有责任维护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先圣之作不篡改涂鸦，对身边的事实作如实地记录。据说孔子生于春秋乱世，天子的德泽衰竭，礼仪俱废，孔子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百王的法戒，望流传于世而不改。这不能不说他用心良苦。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散布各地，传授孔子的道德学问，但他们文章的纯与杂，就完全取决于解道的多与少了。除了孟轲的文章世人认为比较纯粹之外，其他的文章与其驳杂繁琐，不如不去议论圣人之道，倒给后人留下了悟其真道的可能。

现在来说，也是如此，我们不应为世人所左右，但人人都似乎想用言行左右他人，深究其实质，这都是私欲的表现。

如果你今天正在做自己所不希望的事情的话，就立刻停止吧。

治人以收心为上

治人之术以收心为上，收身为下。要想真正得到一个人的忠诚和归顺，必须从情感和良知上征服他。

使别人害怕你，只是短暂的，而要让人感激你，却是长久的效果。

在收买人心方面曾国藩有自己一套方法。他通过对当时军中人员经济情况的分析，推出一套以举荐、奖励、重用和感情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收买人心方案。当时，幕府人薪水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若鹜，主要是想混个一官半职。为此，曾国藩利用保举高官来收买人心鼓励士气。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却主动抽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所以后来曾国藩对手下幕僚大批进行举保，终于使手下人员各个都有官当，人人都有前途，他们后来都十分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曾国藩的收买人心术也使得他成为一代名臣。有许多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自以为高压和­淫­威就能得到一切，实则无异于自戕。以秦始皇之残暴，尚有荆轲的拼死一搏；隋炀帝虽然凶狠也只有暴尸荒郊，以此看来，宋太宗纳吕端之言，收降叛逆的韬略，实足为统治者之经验。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夷邦党项首领李继迁时常领兵侵犯边关，此人迂顽不化，言而无信，他时而与宋构和，时而又翻脸不认账，常使西部边疆难有安稳日子。宋朝廷为对付李继迁的侵扰，可以说是用尽了办法，最终也没收到好的效果。

一日，保安军报知朝廷，抓获了李继迁的母亲，请求发落。赵光义闻报喜出望外，欲传旨杀掉李母，以儆效尤。

吕端闻知此事，立即入朝禀奏道：“这样做不是好办法，从前楚汉之争，项羽欲用油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却说：”如果你烹了我的父亲，希望也分我一杯­肉­汤喝‘。如此看来，那些真想有一番大作为的人，是不会顾念他的亲属的。刘邦尚且如此，何况像李继迁这样的恶徒呢！陛下今天杀了他的母亲，不敢保证明天就能捉住他本人，他必然以更疯狂的行动来报复，这样反而坚定了他的叛逆之心，徒惹麻烦“。

宋太宗闻言，恍然若有所悟，忙问道：“那依你之言应如何办才好呢？”

吕端道：“以愚臣之见，最好将他母亲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招待她，以此为诱饵，招李继迁前来归顺，即便他仍旧野­性­不改，再生事端，也使他有所忌惮，因为他母亲的生死大权­操­纵在我们手中。”

太宗按吕端之意办理，善待李母。几年后，李母老死延州，宋朝人也以礼葬之。又过十多年，李继迁也死了，他儿子继位后深感宋朝的一番仁义之心，竟率众向宋朝纳膝称臣。

由此观之，人治之术欲得天下，必得人心。人心在平常是看不见的，关键时刻又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有勇有谋方为雄才大略

人们都看过《水浒传》，其中李逵就是十足的有勇无谋之人，他骁勇善战，可就是缺少计谋策划，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介武夫，非雄才大略者。什么才是雄才大略呢？不妨浅述清朝皇氏史。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一的王朝，满人的当政，给中国政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

历史已经说明，游牧民族身上的外向进取因素相比于农业民族保守封闭的特­性­，更能推动历史的进步。

而且，清朝前期的皇帝个个好学勤政，聪明能­干­。他们综合满汉文化，受到完整的汉学教育，游牧民族的身份使他们又有马上皇帝的骁勇善战，可谓个个都文武双全。

在清朝所有的皇帝之中，康熙是最年轻有为的一位，也是最能­干­的一位。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开始大展宏图。可以说，清朝政治基础的建立，是在康熙二十年以后的事。

由于多尔衮和顺治帝在位的时候，只是忙于确定对汉人的统治政策，戎马仓皇，兵事不断，难以做出有积极建设­性­的成就，直到康熙之后，才形成盛世局面。

智除鳌拜和平定三藩之乱，最能看出少年康熙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康熙即位之初，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鳌拜结党专横，权倾朝野，康熙早不满意却也奈何不得。在鳌拜擅自杀了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以后，康熙才决心铲除鳌拜。

当时，康熙手中能够凭借的力量不多，仅仅是经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康熙就让他们在宫中学习武功，等到鳌拜上朝时，趁其不备，叫藏在后面的伙伴一起上去把鳌拜抓住，以大罪三十款处罪。朝中政治才气象一新。

如果说铲除鳌拜多少还有运气的成分，那勇于削藩则让人感受到康熙的雄才大略。

清朝建立以后，八旗兵主要驻守在北方及江浙、福建。两广和西南云贵暂让给汉人藩王来镇守。藩王在自己的辖区之内，控制着地方的行政及财政，俨然是个独立王国。中央派驻的官员根本制衡不了。三个藩王中，又数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最大，其尾大不掉之势，成了满清统治的心腹大患。

康熙二十岁时，毅然决定“撤藩”，激起三藩的叛变。吴三桂成了叛变的首领。叛军势力一度占据南中国及川陕部分地区，形势险恶。

康熙坐镇宫中指挥若定，双方激战长达八年，最后以康熙大获全胜而告终。

作为在深宫里长大的年轻皇帝，居然能把身经百战的老将吴三桂击败，从中可以看出康熙的胆识及领导才华。

士兵无谋有将帅率领，将帅无勇无谋又有谁来率领呢？少则几十，多则上万的士兵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手里，所以将帅不可无谋。今天的领导，也一理同然，无谋会给企业和职工造成重大损失，要慎之慎之。

共患难易而共富贵者难纵观中国封建历史，君臣一起打天下时，大臣们越能­干­就越能得到君主的欣赏和重用，一旦天下平定后，能­干­的优点就会变成独断专行的同义词，就会令皇上不能容忍，如前面提到的李善长、胡惟庸就是类似的例子。特别是那些与皇上一起谋权篡位的功臣宿将，皇帝的一切机密他们都知晓，如果事成之后不及时退身归隐，就会令皇上寝食不安。因为他们虽然是皇帝谋天下的心腹，却也同样是皇帝坐天下的隐患，所以必须除去方可心安。清朝雍正皇帝就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后，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外面依靠川陕总督年羹尧，廷内依靠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在宫中侍奉康熙的隆科多，一举夺取皇位。雍正登位以后，年羹尧和隆科多没有及时退隐，而是在雍正不断给他们加官晋爵声中昏昏然，以为雍正只能依靠他们，不会加害他们。谁知，正当他们位极人臣之际，雍正一纸诏书，先将已加封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收入狱中，此时距雍正登基仅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赐年羹尧在狱中自尽。接着又轮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之罪五等、凡四十一款，被永远禁锢，次年就死于禁中。雍正上台后所以迫不及待地杀死年羹尧和隆科多，就因为他自己上台的秘密全在他们手里，一日不除去他们，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能及早归隐，雍正或许还能放他们一马，但他们沉浸在加官晋爵的红灯绿酒之中，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结果又重蹈前人覆辙，这也是他们贪恋官爵的结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也进行了打击。在统一全国后，就赐予功臣宿将大量的土地，但这批新贵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兼并掠夺土地，仗着自己开国功高，骄横放纵，多行不法。这班新地主阶级就渐渐和中央皇权产生了矛盾。

做好领导第三件事：­棒­与杀（4）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镇压胡惟庸集团的同时，凡被认为对明王朝有危险的文武大臣，都被罗织罪状，加上胡党的罪名，处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之后，随着朱元璋翦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需要，又制造所谓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发展到曾串通李善长谋反，又进行了一次大屠杀。胡案十年间，牵连被杀的公侯、大将、文臣达二十余人，合计杀了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狱。

胡案以后，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并抄斩三族。平时和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定为逆党，抄家灭族。这个案件共杀了一万五千人，把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杀了个­干­净。

除胡蓝两大狱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对某个开国功臣或赐死，或鞭死，或砍头。连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卓著的徐达也没能幸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屠杀功臣最厉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杀功臣手段之狠，连他最崇拜的老乡刘邦也望尘莫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朱元璋数以万计地屠杀元勋宿将，冀图保证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制度，以维护未来嗣君。但由于功臣武将几乎被诛杀殆尽，因而军权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内部矛盾表面化，终于爆发了“靖难之役”，建文帝无战功显赫的武将可资调遣，亦无老谋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后城破自焚而亡。

作为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独创­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统治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过贡献。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于解放奴隶，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保护商业，繁荣了市场；在于严惩贪官污吏；在于不信符端，不求长生，讲究节俭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他的缺点也很多，这个曾被封建地主阶级视为“盗贼”的人，时时担心着江山巩固问题，故使他“忧危积心”。为此，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不断进行改造，大肆屠杀功臣。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必定是封建君王们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诀。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领导者，功成名就之时，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须知，没有那些功臣，就没有你的功名。

富人与穷人皆要依靠

在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种税，即火耗，即是耗羡，明朝时就存在，它是指在正常征收钱粮赋税的基础上，另外再加收一定比例的银两，类似今日的附加税。征收火耗的权力归地方当局，支配也归地方，比例各地不一，有轻有重，发展到后来是只多不少，愈来愈重。

低俸禄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决定了地方官僚们必然在火耗上打算盘，以此弥补官府巨大的花销及维持官员的糜烂生活。吏治随火耗的不断增多而日益败坏。

康熙在十七年时，曾下令不许地方征收火耗，并信誓旦旦地以“革职”做威胁。

但当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说，如果官员不征收火耗的话，那日子实在没法过了。康熙听后又大发怜悯之心，表示同意征收。

康熙既然不能全力取缔火耗，又在名义上禁止征收。这种半推半就的法律状态，决定了下级官僚只会是得寸进尺、滥征不已。

因为火耗关乎官僚个人腰包，自然征收起来要积极主动，兴趣盎然。由此，官员们对国家钱粮的征收就不甚积极了。

发展到后来，地方甚至把收来的钱粮私自挪作它用，不上交国库。

如此下去，注定是肥了地方官员，而穷了国家。国库空虚，甚至于入不敷出。

康熙除了不时对天下小民减税，以表皇恩浩荡的善举之外，对富户绅衿也是多加照顾，恩爱有加。

大概康熙是相信“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更好；否则，很难理解他的许多经济政策。康熙对富户的大肆积累并不予以限制；相反，还给了他们许多的特权，积极保护富户。

康熙曾责备江苏巡抚张伯行对富民太苛刻，大概是因为在江苏所征收的税款太多，损害了富户的利益。与康熙一代“宽仁”的美名相悖。

康熙说，在地方上如果有很多有钱人的话，那实在是一个国家的幸福（似乎也很有道理），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

清朝政府允许绅宦士人在名义上可称为“儒户”或“宦户”。并且给予了许多相关的“优惠政策”。主要是让他们有一定的免于徭役的权利。

绅宦本来在地方就有相当的威望及权力，再有上面的恩准，自然会飞扬跋扈。他们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想尽办法将身上本应承担的赋役都转嫁到平民的身上。

赋役不均的状况造成整个社会的明显分化。富户愈富，穷者愈穷。贫苦农民受到地主与封建政府的双层剥削，苦不堪言。

从立意上讲，康熙无可厚非。但是，政策执行起来却是日益变样。不知英明如康熙者，居然没有考虑到“儒户”、“宦户”们会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到康熙末年，一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众­性­的秘密结社在许多地方开展活动。社会矛盾正在不断激化。

另外，富户愈富的必然结果是：财富高度集中，对平民的剥削加剧，地方势力重新抬头。

今天，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的目标是消除贫穷，消除落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对那些有悖于共同富裕的思想要提早更新。

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术中国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恩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曾国藩对下属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曾国藩部下的将领陈国端恶斗、棱辱部下、讥讽上司，曾国藩就采用了恩威并施的方法训诫他。一方面，曾国藩采用了威慑之法，他指出奉檄往调，务必要服从命令。“凡是增添兵勇，支应粮饷，都应当先汇报经批准后再执行，不能擅自作主。要渐渐养成名将的气量，挽回过去留下的恶名，这就是我说的不能违抗命令。你如果能细心领会，等军务稍松的时候，你来见我时，我再详细认真地给你分析利弊，一定会对你有利，也对时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将，也是我的一项功劳。如果你不能细心领会，我也有几句话，请你必须遵从，第一条你所部的八千士，一定要大量裁减，最多不能超过三千人，以免因收编散兵游勇过多，引起饥饿而发生变乱；第二条，你军与淮军及英康营等军队，一年之内，不准驻扎在同一地方；第三条，你的官衔应去掉钦差两字，各省的粮饷，都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你另立门户，独树一帜。希望你逐条回复我，我再凭你的汇报奏报朝廷，至于所说的毁誉的那些话，谁真谁假，也希望你逐条汇报。批评你的话是假的，你尽可以分辨，真的也应当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有什么值得遮掩的呢？称赞你的话是真的，自己知道后要更加努力，假的就要说明。我希望你保持天生谋勇兼优的本质，痛改后来养成的恶习，我对你还是寄于厚望的！”像这样的恩威并施，不由得部下不服。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结，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于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复任宰相，于是，李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做好领导第四件事：炎与凉

“世态炎凉，人生悲壮”，世道炎凉中的四大法宝：无情无义和出卖道义，两面三刀与情义夺人都是官道运作的“程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许多人信奉“无毒不丈夫”，到后来，人走茶凉自然也是规律。

炎凉的四大表现

世道炎凉是指得势时人们就巴结，倒霉时人们就冷淡。春秋时的公子孟尝君曾经饱受世态炎凉的滋味，在他难以承受的时候，有人劝他说：“世态炎凉是很自然的事情，难道你没见过自由市场吗？天亮时，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而到了晚上，市场就变得鸦雀无声。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早晨的市场有所偏爱，只是因为能够买到东西。晚上的市场已经无货可买，当然无人理会了。”这个人的观点的确高明，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对于那种被称作“势利眼”的人，怎么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呢？

西汉时的主父偃是齐人（今山东人），­精­通《易经》和《春秋》，年轻时便开始外出游学，想以文墨之才谋个一官半职。可是，没有人重用他，以致于六亲不认，邻里朋友不来往，处境十分狼狈。

后来，主父偃到了长安，直接上书汉武帝，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得到汉武帝的赏识，陡然之间跻身权要行列，地位十分显赫。这时，大臣们纷纷前来巴结，动辄以千金相赠，门下宾客超过千人。

主父偃被汉武帝任命为齐相后，衣锦还乡，亲戚朋友趋之若鹜。他对此感慨万端，将亲友邻人召集在一起说：“当年我贫困时，从你们这里得不到一衣一食，有的人甚至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为齐相，诸位迎我于千里之外，我真正感受了什么是世态炎凉。我今天有五百金分赠诸位，从此不再与诸位来往，你们不要踏进我的家门。”

主父偃的命运不济，后来被诛灭九族，那些被他冷落的乡亲邻里一个个幸灾乐祸，他门下的几千食客顿作鸟兽散，最后连一个给他收尸的人都没有。

具体来说，世道炎凉有如下四大表现：一、无情无义

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族势力日渐强大，与汉朝分庭抗礼之势已经形成，但其内部矛盾斗争也进一步加剧。当时匈奴的首领是头曼单于，其儿子冒顿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常有杀父而代之的企图，但他慑于其父多年的经营而未敢贸然动手，他打算利用自己现有的地位，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伺机而动。

为了培养自己的心腹，他常常和自己的部下一起练习骑马­射­箭，并立下军令：“凡我­射­击之目标，你们必须跟着­射­击，否则格杀勿论。”

此令一出，跟随他的人果然是指哪打哪，决不犹豫，为了进一步考察部下的忠诚度，一次他将箭­射­向自己的战马，部将们果然一齐将他的战马­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