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阵，冒顿竟把弓箭对准自己的爱妻，部下也跟着一起­干­。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的部下全都成了惟他命令是从的机器人，他们只听从冒顿的号令，决不迟疑。

一次，冒顿和父亲各带一帮人外出狩猎，他父亲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向自己下毒手，因此毫无防备。于是，冒顿趁其父不注意，张弓搭箭­射­向头曼单于。冒顿部下见状，也随之万箭齐发，将头曼单于­射­杀。至此，冒顿当上了匈奴王。

二、出卖道义

晋灵公继承王位的时才只七岁，可是这家伙只学坏不学好，荒­淫­暴虐，没他不沾边儿的。后来又宠信一个小人叫做屠岸贾，两个人臭味相投，为非做歹，把个晋国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甚至发展到用弹弓乱打行人的地步。赵盾屡谏不听，有一次晋灵公急了，竟放出他的一只名叫灵獒的大狗来咬赵盾，幸亏赵盾腿快，总算脚底板擦油，溜出了朝门。本来赵盾原想先到翟国或秦国去避避难，看看情况再说，却在半路上碰见了他的侄子———将军赵穿。赵穿闻知此事，就劝赵盾先不要出国，等等他的消息，赵盾当然也不愿轻易出国，就答应赵穿，暂住到首阳山去。

赵穿别了赵盾，回到国都绛城，先是假意恭维了晋灵公一通，然后又以选美为由，支开了晋灵公的心腹屠岸贾，最后就在晋灵公整天寻欢作乐的桃园里面刺杀了他，算是为民除害。

由于晋灵公无道好杀，国人无不痛恨，所以赵穿刺杀他的时候，根本没人来救。死讯传出去以后，老百姓全都拍手称快，也没有一个人说赵穿不对。赵盾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跑了回来，在灵公死尸前面哭了一顿，反惹得老百姓们叹息说：“赵相国如此忠心爱主，这都是晋国自取其祸，与赵相国没有关系！”可是，事后有一天赵盾来到史馆，看见了太史董狐，就叫他拿最近的史简看看。谁想有一简上竟写着“（公元前607年）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的名头，赵盾一看史简上这样记载，不禁大吃一惊，赶紧向董狐解释说：“董太史，你搞错了！当时我已出奔河东，离国都有二百多里地，怎么知道弑君之事呢？现在史简上却归罪于我，实在太冤枉我了！”

以春秋时为例，当时有权势的诸候都讲究用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压服别人，然后自己出来当霸主。当有名的霸主齐桓公死后，宁国与楚国就都想争夺霸主的席位。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年）宋襄公邀集楚、陈、蔡、许、曹、郑六国诸侯，在孟（今河南省睢县西北）这个地方举行盟会假借结义联盟的名义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没想到楚成王比他­精­明得多，预先在会址附近，埋伏甲士，在会上劫持了宋襄公，先是想用他要挟宋君，攻取宋国都城，幸亏宋国大臣目夷和公孙固早有准备，没有中他的圈套，使楚成王的计谋未能得逞。后来楚人又以宋襄公为人质，威胁鲁、郑、陈、蔡、许等国，在本年末于亳（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南）地“歃血要神，同赦宋罪”，自己当了盟主。可见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不出卖仁义、不讲究诡谋，就不可能战胜对方。这也是中国古代“厚黑做人术”之所以能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根本原因。

三、两面三刀

战国时，智伯想讨伐卫国，就虚心假意地给卫君送去四百匹马和一块玉壁。卫君很高兴，群臣都祝贺，只有大夫南文子面有忧­色­。卫君问他：“大国与我们交好，而你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南文子说：“无功而受赏，没出力而得到礼物，这是不能不明察的。送四百匹马和一块玉壁，是小国间的礼节。而大国这样做，大王就要有所提防了。”卫君把南文子的话告诉了边境部队，部队加强了防范。后来智伯果然在起兵袭击卫。等到了边境，见到卫国已有准备，就回去了。智伯说：“卫国有贤人，已预先知道了我的计谋。”

智伯送卫国重礼看起来像是联络感情，其实政客的“情感”后面必定是有所图谋，南文子料定智伯是故意做出与卫国交好的姿态以掩盖起兵袭卫的真实目的。这正是政客的共同特征。

四、情义杀人

春秋战国时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讲的就是政客晏婴利用道义来出卖齐国三位义士的经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道义”在统治者眼里其实只是一种制君子不制小人的幌子而已。

春秋时代的齐国曾拥有三位勇猛顽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们便是公孙捷、田开疆和古冶子。

一天，齐国正卿晏婴偶然在一个场合碰上了他们，结果三人竟无一人对晏婴施礼，这使晏婴非常气愤，于是对齐景公建议将此三人除掉，而且愈快愈好。齐景公经晏婴一番游说终于同意除掉这三位勇士，可是，这三人力大无比，要派人去杀死他们绝对办不到，怎么样才能除掉这三位大力士呢？

晏婴此人也是春秋时的一位足智多谋的名卿，他想了不多一会儿，便想出一计，然后对齐景公说：“我们派一个使者带两个桃子送给这三个人，并告诉他们，要他们按照自己的功劳吃桃子，谁的本事最大，谁就可以得到一个桃子。”

结果三个勇士见了两个桃子后，根本就没想到这是害他们自相残杀的一个­阴­谋，公孙捷第一个表功：“我有一次空手制服了一头野猪，另一回我也只凭­肉­掌就捉住了一只猛虎，凭我的本事，我当然应该得到一只桃子。”说完即拿走了一只桃子。

田开疆第二个出场表功。他说：“有几次我是单枪匹马打跑了成群结队的敌人，凭我的本事，我当然也应该得到一只桃子。”就完拿走了另一只桃子。

古冶子最后一个轮到表功，桃子已没有了，于是怒气冲冲地对公孙捷和田开疆说道：“有一次，我跟随景公渡黄河，河里一只巨鼋抢走了我的左骖之马，窜进急流的河水之中。我潜入水中，在河底逆流百步，顺行九里，终于打到了巨鼋并将它杀死，找回了左骖之马，当我左手提着马尾巴，右手拿着鼋脑袋跳出水面时，岸边的人们还当我是河神呢。凭这本事，我难道不该得到一个桃子吗？你们两个难道就没有想到要为我留一个桃子吗？”说着古冶子抽出了宝剑。

眼看着一场恶斗就要开始，这时田开疆和公孙捷感到问心有愧了，觉得他们俩对不起自己的伙伴，二人一齐对古冶子说：“你的本事比我们大，你的勇猛比我们强，我们俩先拿了桃子说明我们有贪心，现在我们以死向你表示我们的忏悔。”说完二人拔剑自刎。

面对着两具尸体，古冶子的良心也深感不安了。他想：两个同伴都死了，我一个人还苟活着，这叫做不仁；是我用言语吹嘘自己羞辱他俩，这叫做不义；如果我对自己的行为已经感到厌恶而不死，这又叫做不勇，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人呢？于是也拔剑自刎。就这样三个忠于情义的勇士被一个政客以所谓的道义骗杀了，义士的情感弱点就在于他们过于相信情义，而政客眼中根本没有情义，所以出卖情义的政客永远是胜利者。

做领导切记“五不要”

做领导要时刻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人指出，为官要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对于不可为的事，坚决不能去做。下面提到的为官“五不要”，就很有指导意义。

一、不要无事空忙

有的人庸人自扰，有的人专想解释一切。他们以谈论大事为要务，总是过于严肃地对待一切事物，把它们变得争论不休和神神秘秘。其实，令人烦恼的事情中绝少有真正值得为之烦恼的。把本该抛在脑后的事情，挂在心上实在愚蠢。小事本可化了，无事却能生非。小洞不补，大洞难缝。有时候，治疗反而引发疾病。生活的第一金律就是无为而治。

二、不要言无节制

作为领导，一言一行都要有所节制。它将使你路路通达，很快获得尊敬。它能影响一切事物：交谈、演讲，甚至是走路、观看和表达需要。它是制胜他人心灵的法宝。这种威仪不是来自愚蠢的鲁莽行为，也不是来自使人着急的慢吞吞的谨严之相；它是一种由美德支持的高尚人格。

三、不要装模作样

做作是一种俗不可耐的缺点，这对他人来说像沉重的负担一样难以忍受。同样对他自己也不啻是一种折磨，因为他不得不装出这样一副外表来。甚至那些伟大的天才也由于故作姿态而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人们把他们归于竭尽全力耍手段的一类，而不是天然成趣的有风度的一类。凡出于自然而非出于人为总是比较令人愉快的。据说做作之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做作才能。你越是擅长于某事，就越要掩藏自己付出的努力，以便使你看上去是发乎自然。­精­明的人不可承认自己的长处。对于这些长处，应当表现得熟视无睹的样子，这样就能够引起他人的关注。不在意自己长处的之人，乃是双重的出类拔萃。他自有特别的办法获得众人的喝彩。

四、不要众叛亲离

人们对待同行中的落伍者，总是不冷不热的。人见人爱，赢得这一重大奖赏的途径有许多条。你可以在职业上也可以在才智上出人头地。以优雅的方式待人接物，也是行之有效的。把自己的过人之处，转化为他人对你的依赖，于是人们就会说，事业需要你，而不是相反。有些人荣耀职位，有些人为职位所荣耀。让鼠辈继任你的职位丝毫不会增添你的荣誉。他人遭人憎恶并不意味着你是真正为众人所需要的。

五、不要罗列黑名单

关注他人的坏名声，自己的名声也会败坏。有些人不是喜欢用他的污点来掩饰或者消减自己的缺点，就是喜欢以己之心安慰别人，这是一种愚蠢至极的安慰。他们一张口便臭气熏天，他们是藏污纳垢之所。在这件事上，谁陷得越深，谁弄得越脏。极少有人不犯错，或是因为遗传，或是因为人际关系。除非你不为人知，你的错误才不被人晓。深谋远虑的人不记别人的过失，也不使自己成为一份卑鄙的黑名单上的人。

骨­肉­相残不应该

唐高祖李渊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其中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军政大事中都建立了无人能比的功勋，同时在长期的南征北伐中，招募了众多身怀绝技的文臣武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在李世民的功勋和实力面前岌岌可危，便暗中勾结三弟李元吉及李渊的宠姬、大臣，试图尽早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深知太子和齐王的用心，因有一班谋士密切防范，李建成的计划始终无法得逞。李建成决定先把秦王府中的谋臣武将或进谗处死，或调离作他用来孤立李世民。果然名将程知节被外调为刺史，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调出秦王府，尉迟敬德差点儿被李渊处死。一时秦王府中，人人自危，纷纷劝李世民早作准备，以免被害。李世民自有打算，暗中观察事态发展，表面却毫无动作。

正好有突厥兵来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抢先推荐李元吉带兵北讨。李渊便把兵权交给了齐王。齐王乘机请求调秦府中与李世民形影不离的战将尉迟敬德为讨伐先锋，并尽可能多地把秦王府中的­精­兵都抽调出来归自己指挥。尉迟敬德与李世民的妻舅长孙无忌劝李世民说：“大王倘不早决，祸在目前了。”李世民却假装说：“事关兄弟之亲，怎忍心下手？”敬德说：“人情无不畏死，大众愿以死奉王，王怎可以小仁害大局？”正说着，率更丞（官名）王至急冲冲跑了进来，似有急事相告，因见长孙、尉迟两人在场，才欲言又止。李世民便带王至进内室密谈。过一会儿，王至便又匆匆告退了。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刚才王至报告，说太子与齐王已定计，想让我与太子一起去为齐王出征送行，到时在饯行席间密伏勇士乘机刺杀我，然后太子拥兵入内要求内禅，并封齐王为太弟。”

长孙无忌不等李世民说完，便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李世民叹气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知祸在旦夕，但欲待他先发，然后仗义出讨，方为名正言顺。”敬德道：“大王若再不听劝告，敬德不能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就戮，请允许告辞。”无忌也说：“无忌也当同去！”

李世民召集府僚一起商议。谋臣都认为要赶快动手。李世民说先要占卜一下，是否可行。猛地有人冲了进来，夺过龟卜扔到地上，说：“有疑问才卜，今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先发­射­谁有生路，有何疑问？”李世民一看，原来是幕僚张公谨。于是再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和杜如晦来商议。不料前不久竭力劝李世民动手的房、杜两人异口同声说：“高祖诏令我不得侍奉秦王，现在如果私自拜访，岂非死罪？”李世民见两人不肯前来，竟把佩刀递给尉迟恭说：“两人怎敢叛我？公持刀去看看，如果真的不肯来，即用此刀杀了，拿首级来见。”敬德与无忌同去见房玄龄、杜如晦，说：“王已决计行事，你二人快去商议。”房玄龄说：“四人同行太醒目，我们各走各的吧。”敬德和无忌先行，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各自换了衣服悄悄来到了秦王府。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对策。

当天晚上，李世民入朝见李渊。李渊拿一份太史令的密奏给李世民看，密奏中说依天象看秦王当有天下。李世民要求屏退左右，然后对李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私通皇妃，­淫­乱后宫。李渊听后大惊。于是李世民又接着说：“臣儿无丝毫辜负兄弟，偏他二人时欲加害，并说要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儿苦果枉死，永违君亲，已是可痛，而且魂归地下时，也要被败在儿臣手下的王世充等讥笑了，请父皇救命！”说罢，便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高祖更加惊愕，说：“明天便审问他二人。你其实也应该早来参奏。”

李世民随即退了出来，在夜里便调兵遣将，命长孙无忌等带领，埋伏在玄武门外。

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上朝经过玄武门，察觉情况不妙赶紧回头欲逃，却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拦阻。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杀，李元吉被尉迟敬德砍死。这时，太子手下的冯翊、冯立及齐王府中的薛万彻等将领带了数千兵马来攻李世民，却被玄武门前的伏兵挡住，他们见太子、齐王都已死去，便都一哄而散了。

李渊见事已至此，显然再去斥责李世民已毫无意义，弄不好甚至可能自己也身陷险境，就­干­脆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听凭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斩草除根、抄杀满门。事后没多久，李渊便急流勇退，把皇帝大位让给了李世民。

由于李渊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地位相当，实力各有强弱，因而实际上谁先动手杀死对手、谁便是理所当然的皇权执掌者。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与他的谋臣武士都十分清楚，就是太子、齐王也想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然李世民的确比他们高明得多，只有他才真正地巧用了“先发制人”之计。“先发制人”，靠的是“先”，但“先”往往来自于“密”和“决”。李世民假装“不忍心”，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一方面是为了师出有名，保全面子；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行动的“秘密”­性­。

做好领导第五件事：沉与浮

屡败屡战是作为当领导的座右铭，更是在面对挫折沉浮时的心态。当领导要韬光养晦、以屈求伸，戒却嗜欲保持心态良好。

连败连战方能成大器

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是的，自古以来，一帆风顺者实在渺少，大凡有大成者，都是在经过无数次失败的考验后方获得成功的。

刘邦是经受得起失败和经得起挫折的人。

刘邦不仅经受得起失败和挫折，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惨败到身边只剩下了一个人，但他照样斗志昂扬，不久又卷土重来，继续与项羽争天下，搞得项羽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凡他亲自与项羽交锋，几乎每战必败，所不同的是最初他毫不经打、一战即溃，后来逐渐勉强支撑住了。但是在最后一仗，刘邦把汉军主力聚合起来，交由韩信指挥，竟一战击败了项羽，取得了全胜。

刘邦与项羽大规模的交战一共是六次，刘邦失败了前五次，赢得了最后一次，结果天下就改姓为“刘”。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刘邦与项羽的交战史。

刘邦与项羽的第一次大交锋，是在鸿门宴之前的那次夺关战。

当时，率先进入关中的刘邦采纳了不知何人的建议，派军队把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关中，异想天开地打算独自在关中称王，惹得项羽大怒。项羽命令英布抢关，仅一仗，刘邦的军队就弃关而逃。正是这一仗，让刘邦看到了自己的军队与项羽的军队的差距，最后只好亲自上门谢罪，演出了一场千古惊险剧，在经历了一番卑躬屈膝的自白后，方才避免了厄运上身。

刘邦与项羽的第二次大交锋是彭城大战。

刘邦东归，消灭三秦之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之后巧施调虎离山之计，骗过项羽，让他首先将注意力放在齐地，然后乘项羽率军赴齐地作战之机，汇集起各诸侯之军五六十万人，攻下了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闻报大惊，立即点起三万­精­骑急速南下，在彭城附近与汉军会战两次，大败汉军。此战汉军的战场损失就高达二三十万人，另外许多已经投靠刘邦的诸侯又都背汉附楚，连刘邦本人都差点儿被楚军捉去。

刘邦与项羽的第三次大交锋是荥阳之战。

楚汉战争期间，项羽曾一度将刘邦紧紧地包围在荥阳城里，一连数月，日夜攻打，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军纪信主动要求假冒刘邦向楚军请降，让刘邦乘机逃走。纪信选择在晚上出降，他率领二千甲士和一大群­妇­女从东门出降，故意走得很慢，楚军都到东门围观，准备庆贺胜利，疏于守备，刘邦带领数十骑赶紧从西门走脱。最后，忠心耿耿的纪信被项羽活活烧死。

这次战争没有太多的历史记载下来，反正刘邦又战败了，最后只与滕公两人逃脱出来。

刘邦与项羽的第四次大交锋是在成大战。

在此次战役中，项羽又把刘邦的军队团团围困在成。最后，刘邦终于寻得机会，仓皇从城北门逃脱，后又北渡黄河，才最终摆脱了楚军的围追堵截。这次战役又是以刘邦的失败告终。

刘邦与项羽的第五次大交锋就是固陵之战。

此时，楚军大势已去，项羽无心恋战，与刘邦签定了一个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和约”之后，就急匆匆地率军东归。刘邦听从张良、陈平的劝告在后面紧追不舍，同时派人通知韩信、彭越到固陵共同围歼楚军。但韩、彭二人没有来，刘邦被楚军杀了个回马枪，又一次大败。不过，这次汉军没有像以前那样被击溃，而是退守到壁垒之中，掘深沟自守，所以没有让楚军占到大便宜。而此时，楚军也到了强弩之末，无力再继续进攻汉军。

刘邦与项羽的第六次大交锋就是垓下之战。

这次大战紧接着固陵之战。得到刘邦封王许诺的韩信、彭越等人终于发兵赶到，在垓下与刘邦亲自指挥的军队会合。战役是韩信指挥的，汉军先败后胜，将楚军层层包围起来。韩信让汉军大唱楚歌，瓦解楚军的人心。这一着果然奏效，心慌意乱的项羽以为楚地已经被刘邦攻取，无心恋战，与虞姬死别后，乘夜率八百­精­骑突出重围。最后，在汉军的紧追下，他再也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于乌江边，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项羽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只是缺少些计谋。

至此，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项羽在临死之前感慨说：“我起兵以来，至今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多战，战无不胜，从来没有失败过，今天的失败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用兵。”项羽关于自己百战百胜的话是真实的，他仅失败了这一次，但就将江山拱手让出去了。

当然，我们这样的统计，仅仅是数字上的加减。从战局的发展总形势看，当刘邦把韩信派到今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攻城略地，联络彭越在楚军后方­骚­扰，引诱英布投降以后，他在战略上就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虽然后来他接连失败，但不会伤害到全局。

因为刘邦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军队打散了、粮食没有了，又很快地补充起来。而项羽东奔西跑，疲于奔命，虽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但无法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地位，所以最终失败。

在楚汉战争中，数次面临险境、绝境的刘邦，在逃脱以后从没有显现出一丝一毫的气馁，始终以高昂的斗志与项羽作战，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失败后，只要你坚强地站起来，沿着既定的目标走下去，你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不要揭开你的面纱

你观赏过魔术吗？这些魔术师能变掉一头庞然大象；将一个人装入层层锁链的铁箱，然后沉入水底，再将铁箱拉起来，箱里的人早就在别的地方出现；只用简单的几张扑克牌和几枚硬币，就会变得你眼花缭乱。魔术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骗倒我们。大多数的魔术看起来都有种吸引人的魅力，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怎么变出来的。这使他们充满了神秘感。魔术师绝不会告诉你变魔术的技巧，因为这样会有损他们神秘的形象。

的确，我们知道自己受骗了。但这并没有关系。魔术师知道如何做我们不会做的事———而且是带着神秘和魅力的气氛做。

每当有某个人知道如何做我们不懂的事情时，我们就会极欲跟随他。他所具备的特殊气质就会吸引我们的忠心和热忱。

假若一个人能让我们感觉他能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即使他死了很久，对我们依然有相当的魅力。

不知你听没听说过克劳塞维茨这个人，在拿破仑时代，他曾任过将领。他的《战争论》是在他死后发表的，而今天全世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要研读这本书。不过，在一百多年前，那些研究战术战略的人并不看得起他。到了20世纪，战略家李德·哈特还说：“克劳塞维茨所引起的误会比大多数的人都要多些。”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但甚至德国人也不把他当回事。在一百多年前，军事人员喜欢的是哪位战略家呢？他们研读的是另一位拿破仑麾下的将军的作品，他的名字是约米尼。

乔治·麦克兰少将在1869年曾如此写过：“约米尼是历史上最具才华的军事著作家，也是第一个集合那些伟大将领的实战经验，将之归纳成战争原理，而用明晰言语表达出来的人。”虽然克劳塞维茨的书到处都看得到，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那些卓越的将领，所研读的都是约米尼的著作。

为什么后来事情会有转变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国人大败法国人。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认为德国人大败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参透了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秘密。后来德国人一直在战场上逞威，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也随之在全世界流行不衰。好笑的是：德国人之所以打胜仗，根据的全是约米尼的战争观念。

在1980年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由于日本企业在全世界大赚其钱，有人说日本的经理人员都研读了宫本武藏兵法。宫本武藏是日本17世纪的一位武士，据说他在三十岁以前在决斗中就杀过六十个人。他写了一本武功秘籍，上面都是一些决斗的秘诀。这本奇书后来被找到，而且翻译成各种文字，并且配上Сhā图。一年不到的时间，这本书就成了企管类最畅销的书，第一批就卖出十万本，如今在书店里偶尔还看得到。

倘若一个人在死了二百年以后，还能以神秘的姿态出现，活着的时候当然更可以。

建立神秘形象最基本之道，乃是绝不解释你所做的某件事。让人们对你以这样少的时间能完成许多的事惊服不已。他们会感到诧异吗？让他们去吧。绝不要向他们解释你已开了一个星期的夜车，你要做的只是微笑不语。假若有人惊奇为什么你突然瘦了二十磅，别告诉他们你是在做运动或节食，所要做的仍然是微笑不语。你能在三日以内拟出一项重要的行销策略计划？其实你只是将五年前早就拟好的那份拿出来，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改写一下。但别人问起来时，你绝不要作解释———仍然是微笑不语。

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将这种手段运用在其他事情上。你必须让你的属下对状况完全了解，并不断提供他们新的资讯。要属下做什么，你必须解释清楚。但有关你自己，你要像魔述师一样，绝不要解释你所作的事，你只要多用微笑，就能建立起神秘形象。

韬光养晦以屈求伸

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成功地运用韬晦待机之计克敌制胜的例子，称之为韬晦之计、韬光养晦、韬光晦迹等。这种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韬晦，即收敛锋芒，隐蔽自己；二是待机，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运用这种思想多在敌强我弱、于我不利的情况下，韬晦是手段，待机是策略，战胜对方才是目标。在待机中，一定要观察敌我双方的变化，一旦到来，就毫不犹豫地出击，克敌制胜。

“韬晦”，就是隐藏自己的才能，瞒人耳目。“韬”本意是弓袋子，有“进去”的意思。“晦”是“黑暗”、“隐晦”之意，比如月末，又说成是“晦月”，因为按­阴­历，月末是月亮的黑暗之日。由于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就保住了自己。这样一来，在恰当的场合，当对方无戒备心时，就可实现其预定企图。这和“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的意思接近。在人生之路，在商场如战场的当今社会，要想绝处逢生，巧用韬晦之计，可谓明智之举。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

战国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孙膑，相传他是孙武的后人。他少年时聪明过人，心智灵犀，后拜名师学习文韬武略，颇受老师的喜爱。他有一名同学名叫庞涓，此人心计诡谲，­阴­险狡诈。他自知才能不如孙膑，便想法迫害孙膑，但他表面却装着与孙膑交好。孙膑为人心地淳厚、善良纯洁，没有觉察出危险，把庞涓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经常与之讨论韬略、议论时局、指点江山，庞涓越发嫉忌孙膑的才能。

后来，庞涓出师了，至魏国被召为附马，深得魏王的重任。他深知孙膑的存在早晚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写信邀请孙膑到魏国共事。当孙膑来到魏国，庞涓就利用手中权力，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魏王信以为真，下令要处斩孙膑。庞涓又在魏王面前替孙膑求情，建议将处斩改为“膑刑”，即砍去双腿的膝盖骨。表面上是救了孙膑，实质却是“一箭双雕”，既迫害了孙膑，又可把其留在身边，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为己所用。他把已成残废的孙膑接到自己府中，假装殷勤照顾，并要孙膑将平生所学写成兵书。

孙膑在惨痛的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认清了庞涓的真面目。他深知兵书著成之时，就是自己身首异处之日。但他心计周密，明知自己现在掌握在庞涓手中，稍有反抗，就会遭受更深的迫害，他决定深藏仇恨，等待时机。为了不为庞涓著书，他佯装疯颠，整日在街上爬来爬去，夜晚则睡在茅厕、牛栏、猪圈等处。虽然庞涓没有看出孙膑是装疯，但他仍派人暗中监视孙膑，一旦发现破绽，就派人暗杀孙膑。孙膑只得整日整夜露宿街头，忍受种种苦难。

齐国大将田忌出使到魏国，见到了孙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就秘密地带他到了齐国做了他的谋士。后来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打败了魏军，杀死了庞涓，报仇雪恨。

在这则故事中，孙膑巧妙地运用了韬晦待机的策略，既保护了自己，又消灭了仇人。

《史记·滑稽列传》云：“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凡事没有取胜的绝对把握，就不必四处张扬，与其使人早有预闻而有所准备，不如突然出击，致敌人于死地。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也指时机，是客观形势和时代潮流。凡人要想成就事业，建立功勋，必须认清时务、相机而动，如果一味死拼，不讲策略，英雄是英雄，却无人喝彩，终究一事无成，后悔晚矣。

秦朝末年，相传张良行刺秦王失败后，曾逃避秦军追捕，隐匿于下邳。一天，张良到外面散步，当他走到水桥上时，迎面走来一名老者，只见他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在他观察老者时，老者有意将鞋子掉下桥去，接着，老者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我的鞋子拣上来。”语气极为傲慢。

张良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禁想：“这老匹夫看似和蔼，却如此不讲理。若不是看你年高体弱，本想一拳将你打下桥去。”转而一想：“看他年老体衰，行动不便，还是给他拣了来吧。”张良按捺住火气，下得桥下把鞋子拣来。

老者又说：“小子，给我穿上。”

“唉，也罢，做好事做到底，给他穿上。”张良单跪着地，给老者小心翼翼地把鞋穿上。谁知老者一声谢也未说，仰天大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人复返道“孺子可教也”，与张良约定五天后清晨重见。

张良感到很惊异，五天后，第一遍­鸡­叫时，他便起身来到桥边。不料老者已先到，他斥责张良：“你与老人约会，还来晚了，五天后再来吧。”如此这般竟连续三次，张良一无所获。

这天，又到了与老人约定的时间，张良一夜未睡，半夜里就来到桥边。他站了一会儿，见老人跚跚而来，张良的坚忍与真诚受到老人的赞扬。老人拿出了一本书，对张良说：“读此书可成大事；用此书可兴邦定国，成就大业。”说完，飘然而去。

张良惊奇异常，天亮后一看，原来是《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诵读，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后来，辅佐刘邦夺秦天下，争楚霸位，遂成一代名士。

《三十六计·假痴不癫》中曰：“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不可为，或将有所为。”意思是假装不知而实际非常清楚；假装不愿做，实际却是不能做，或是等待时机到了再去做。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乌江亭》：“胜负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中，杜牧感慨项羽逞一时之英雄，惜一时之名，不能忍辱负重，包羞忍辱，而自刎乌江，失去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机会。

“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在早年还是一名布衣百姓，衣食常常没有着落，贫困潦倒，常为人讥笑。

一天，当他在街上走时，迎面过来几个少年无赖。韩信见了，急忙撤身而走，不愿与之正面冲突。

这时，几个无赖也发现了韩信，见他要走，其中一个一把抓住韩信的衣领：“你这个胆小鬼，见了我想跑，想往哪儿跑？”

他一眼又看见韩信腰下的佩剑：“哦，你小子还佩剑，你配佩剑吗？”说着动手要解韩信的剑。韩信往后一跳，挣脱了无赖的纠缠，想照旧走自己的路。

不料，被无赖一把抓住，“我说，你虽说人高马大，却是一个草包。咦，生气了吗？你的嘴角抖什么？如果你是条汉子，就拔剑来刺我，咱们比划比划。如果你没有勇气，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韩信听了，血一下涌上了头，他盯着那张无赖之极的脸想了很久，很想拔剑出来，与他决斗，凭自己的武功，是不怕他们的，但韩信的心里又在琢磨：“这几个家伙虽不怀好意，与之决斗却无太大意义。唉，也罢，我就是从他胯下爬过去，他就能比我高明了吗？”

想到此，韩信慢慢俯下身，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这时，街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韩信不逞一时之勇，而是忍辱负重，不把自己的生命浪费于不足轻重的决斗上，虽然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仍能自强自新，终于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大显身手。他先是投靠项羽，后来又投刘邦，被刘邦拜为大将，强兵百万，指挥若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刘汉政权四百余年的基业立了汗马功劳，终于成就大业，名垂千古。而那位无赖却连姓名都未留下，相比之下，孰胜孰败，孰优孰劣，自见分晓。

包羞忍辱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应变术，在这种情况，可能要遭到巨大的人格、­精­神的污辱，但如果是已经有救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便不能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应该着眼未来，不做无谓的牺牲。不逞一时之勇而毁掉自己的美好未来，小不忍则乱大谋。珍惜生命，珍视自己才是上策。

把握时机巧进退

春秋时的范蠡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年，使越国强大，最后灭掉了吴国。越王勾践因为他功勋卓著，要拜他为上将军。范蠡知道越王心胸狭窄，可以共度患难但不能同享富贵，便坚持不受，并悄然离开越国，更名经商，富甲一方。

范蠡离开越国时，曾遗书一封给共过事的大夫文种，劝他尽早离开越王，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但文种并没有听从劝告离开越国，而只是称病不朝，以为我不管事便可无事。果然，没过多久，越王便听信谗言，找借口逼文种自杀了。

越王可与人共患难，患难之时做其臣下便可身安，但他不能与人共享乐，因此患难之时一过，他的赐官加爵，便是加灾施祸。范蠡审时度势，及时身退，不求一时富贵，也远避了杀身之祸；文种不知，最终虽事业有成却­性­命不保，到死也只能留下说不出的遗憾。

张良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张良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棱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关键是他在成功时激流勇退，在辉煌时甘于退向平淡。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屏居修炼养身之术，研习黄老之学。汉高祖剖符行封，特意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留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他极少参与谋划，堪称“功遂身退”的典型。

战国时的范雎用“远交近攻”的谋略辅佐秦昭王，屡建奇功，拜为相国，封应地，号应侯，成为秦昭王最信任的人。

后来，他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先后叛国通敌，根据秦国法令，举荐者也应治罪。虽然秦昭王考虑到范雎的功劳很大没有治他的罪，但范雎自己心里感到不自在。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求见范雎。

蔡泽见到范雎后，气宇轩昂，谈吐不同凡响，范雎不得不服。蔡泽对范雎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四十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王立法，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睢听后不禁悚然动容。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道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屈，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我听说，以水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祸福。《逸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蔡泽的话终于说服了范雎。于是，他待蔡泽为上客。过了几天，范雎向秦昭王介绍了蔡泽，说服昭王拜蔡泽为相国，自己托病归还了相印。就这样，范雎急流勇退，离开了相位。

楚国派柱国将军昭阳领兵攻打魏国。昭阳在襄陵击败魏军，连克八城，随后又移兵进攻齐国。

齐王对此很忧虑。恰好秦国的使者陈轸来到齐国，齐王就问他怎么办。陈轸说：“大王不必担心，让我去劝楚军退兵好了。”

陈轸去到楚军军营，对昭阳说：“我很想知道楚国的法律对于破敌杀将者如何封赏？”

昭阳说：“如果官位已经是上柱国了，就封为上爵执。”陈轸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答：“只有令伊了。”

陈轸说：“如今您已经是令伊，属于一国之中的最高官位了。我打个比方：有个人给门客们送了一壶酒，门客们说：”几个人喝一壶酒，不够喝，不如大家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好，谁就一个人喝酒。‘过了一会儿，有个门客说：“我先画好蛇了。’他拿起酒，又说：”我可以给蛇画些足。‘等他加画好蛇足之后，另一个人已经将酒夺过来喝掉了，并且对他说：“蛇本来就没有足，你给它添上足，就不是蛇了。’”

“如今您已官至令伊，辅佐楚王，进攻魏国，破敌杀将，论功劳谁也比不上您，您的官位高得不可能再提拔了。您竟然又移军进攻齐国，打胜了不可能再升官，打败了却会身败名裂，对楚国也没有好处。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一样。不如早点儿撤军而去，给齐以德惠，这才是保全名利的‘持满之术’啊。”

昭阳认为有道理，就领兵撤退了。

可见，在适当的时机做出适当的选择，把握“进”与“退”的辩证关系，正是做人和当领导的必备心术。

做领导要远安逸戒嗜欲

古人曰：“嗜有所专，则­奸­徒而入；长有所属，则感由之生。”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有嗜好，那么小人就会借以讨好；如果长期偏听偏信，那么就会被蒙骗，做官从政之人更是如此。

战国时期，齐国要发展强盛，邹忌为了说服齐威王，以自己亲身的故事对齐王进行劝谏。邹忌进朝廷去拜见威王，说：“我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徐公漂亮。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小老婆惧怕我，我的客人有事想求助于我，都说我长得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的国土方圆有一千里，城市有一百二十座。宫廷里的妻妾和身边的随从人员没有哪个不偏爱您的，朝廷里的臣子没有哪个不惧怕您的，全国的人没有哪个不有求于您的，这样看来，您受蒙蔽很厉害啊！”威王说：“您说得好。”

威王于是下令说：“各大臣、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受上等奖赏；能够上奏章向我进谏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街市和廷议论我的过失，传到我耳中的，受下等奖赏。”这个命令下达后，许多臣子都来进谏，各国均来朝齐王。齐国一时强大起来。

为此，古人曾警告世人“徇功利者，不虞谄诈；溺鬼神者，独觉形声”，一个人如果沉溺在一片谄媚之中，那么他们就会被追名逐利的人所蒙蔽，丧失判断力。邹忌所懂得的道理正是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人们所应该了解的。

一个人的嗜欲太强，就会失去理智。古时候在青丘山上，住着一只九尾狐，兴妖作怪，找到死人的头骨戴在头上，祭拜北斗，以向上帝求福。老狐见了就对九尾狐说：“死的头骨，胜秽，是死砾所没有的，不能戴啊。上帝威怒不能冒犯，若不改悔，你必遭大祸。”但九尾狐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自己的覆灭。

正因为是嗜欲伤人，所以历代圣贤都能够主动禁止­淫­逸，远离嗜欲而成就大业。

从前夏禹的女儿命令仪狄酿造美酒，送给禹帝。禹帝饮了觉得味道很美，于是就疏远仪狄、戒绝美酒，说：“后世的君主一定会有因为饮酒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齐恒公有一次在半夜里感到吃得不足，易牙就煎熬烧烤食品，献给桓公，桓公吃得很饱，直到天亮还没有睡醒。于是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贪吃美味而徇私枉法导致国家灭亡的。”晋文公得到美女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听政，于是就把南之威推而远之。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好­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楚王登上强台观看得忘乎所以。于是就对着强台发誓不再登了说：“后世的君主一定有因为迷恋山水的景­色­而使他的国家灭亡的。”

古人尚且知道治国应不忘艰难，远安逸戒嗜欲，今人能不警惕吗？

逆境不馁顺境不骄

《菜根谭》中说：“人在清苦的环境中容易发奋上进，人在优裕环境中容易堕落腐败。”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一道理，就能防患于未然。

唐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年轻时就守寡，当时家境贫困，孩子幼小，由她一人管教。有一次，她家房子的后墙塌陷，墙ρo处发现许多钱。她向天神祈祷说：“我听说不劳而获是自身的灾祸。如果天神怜悯我贫穷，我希望天神让几个孤儿学出成就，这些钱就不敢拿了。”说着，赶快把那些钱掩埋上，把墙修好砸实。

后来，景让获显达官位，尽管如此，他有过错，母亲也决不放过。

他当浙西观察史时，感到手下有个低级军官不顺他的心意，便让人用棍­棒­将其打死。这件事引起军队的愤怒，欲发生兵变。他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就出来坐在官府办公的地方，让景让站在厅堂上，责备他说：“天子托付你重任，你却把国家的刑法当成喜怒哀乐的工具，胡乱杀死无辜的人，万一造成地方动乱，你有何面目见皇上？”说完，她命令左右的人脱下景让的衣服，鞭打他的脊背。这时，景让手下的人都站出来替他求情。打了很久，母亲才同意把他放了。景让从中受到了教育。

可见，一个人既要能经受逆境的考验，更要能经受顺境的考验。

如果一个人生长在富贵之家，物质方面可说应有尽有，就会养成不良嗜好和喜欢作威作福的个­性­，尤其是作威作福、专权弄势，对人的腐蚀就好像凶焰，早晚会引火自焚。

三国时，钟会、邓艾以两路大军攻灭西蜀，而钟会心生反意，想据险自守，做刘备第二，进而兵临长安灭魏，再起兵灭吴，一并天下于自己一人之手。但又担心邓艾与己为敌。他想到告伪状的办法，几次密报司马昭，说邓艾心存反意。司马昭毕竟是谋略场中的老手，他虽然担心邓艾逆反，对钟会却也有疑惧之意。接到钟会的密报，他对钟会的真正用意便了如指掌。他写信告诉钟会说：“邓艾有可能据兵自守，所以我派贾充领兵一万入斜谷，屯乐城，前去援助你。我自己领兵十万在长安，随时准备接应。”司马昭另派新兵之意当然不是为了邓艾，而是为了钟会。钟会也不是呆子，他一见司马昭的信，便知司马昭对自己起了疑心，遂仓卒行事，拥兵反叛。不想司马昭早在钟会身边安Сhā人手，钟会反叛尚未真正发动起来，便被杀身亡了。钟会之死正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所以我们要养成逆境不馁、顺境不骄的心态，着眼大局，虚怀若谷，才会使我们不断进步、提高。

不得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一个人的气节和正义可以傲视一切。一个人不管如何清高或有学问，如果没有高深的品德来配合，那么这种学问和清高也就丧失了意义。所以做人不得有傲气，却不可无傲骨。

楚怀王时，屈原在朝担任左司徒的官职。他学识渊博，记忆力强，对治理国家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楚怀王很器重他。他在朝中和楚王一道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的君王相酬酢。当时，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非常嫉妒屈原的才华。

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定国家的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因此怀恨在心，在怀王面前毁谤屈原说：“大王指派屈原制定法令，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每当一道法令制定完成，颁布出来，屈原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了大怒，因此疏远屈原。

屈原对于楚怀王被小人迷惑，耳朵不能辨别是非，眼睛不能分清黑白，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离­骚­》。屈原在《离­骚­》里，叙述远古帝喾的事迹，称扬近世齐桓的伟业，同时论及中古汤武的功绩，用来讽刺当时的政局。他的文辞简约，托意深微；他的心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比喻。他品德高尚、行为廉正，所以一直到死，为小人所不容，如《离­骚­》中的“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都是美好品德的象征。他不肯同流合污，毫不受社会恶习的感染，虽处污泥，却如莲花一般，仍保持自身品德的高洁。

后来，怀王客死于秦，他的长子顷襄王即位，用其弟子兰作令尹。由于是子兰劝怀王入秦，使楚怀王终于不归，楚国人因此对子兰很怪罪。屈原对子兰贻误国事感到痛心。他虽然被放逐，乃眷恋楚国，希望能回到朝中来；他忠君爱国，希望能挽救楚国的颓势。但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令尹子兰听说屈原嫉恨他，大怒，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一气之下，便把屈原长期放逐到江南。屈原被放逐，来到江边，且行且歌，脸­色­憔悴。见到一个渔夫，渔夫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屈原说：“世上的人大多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夫说：“圣人能与世相推移，众人都醉了，你何不也喝点薄酒，何苦守身如玉，与世相忤，而招致被放逐的命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去；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拂去衣服上的尘土；人怎么能以清洁的身体去接受外界污浊的事物呢？我宁愿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高洁的品格受到玷污！”于是他写下了《怀沙赋》。

就这样，屈原带着对楚国的深沉眷恋，带着他那坚贞、正直、高洁的品质，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自杀了。

屈原的气节和正义足可鄙视

做好领导第六件事：赏与罚

“赏与罚”是把双刃刀，做领导要想驾驭自如，就得有赏有罚，号令严明。因此，领导者要牢牢掌握赏与罚的尺度，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努力做到赏罚分明，千万不可胡乱施舍。

前功不应抵后过

赏罚分明，是古今中外的领导铁则。但是，对于从前曾有过功劳的人，如果在日后犯了严重的罪过，是不是可以顾及以前的善行，而免除或减轻其处罚呢？

统治者常喜欢以某人过去的功劳抵偿目前的罪过，以表示自己的宽大念旧恩。然而这种行为却严重破坏了法制­精­神，削弱了领导力度，是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就法制­精­神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贵贱也没有特权；即使过去曾有善行或功劳的，也同样不应因此享有特权，以此为自己减免罪责。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功与过是两回事。统治与领导努力所为的都是未来，因此，用过去去限制或影响未来都是极为不当的。

诸葛亮治蜀时，对于罪行虽深、但恶意不大或情有可原的罪人，常免除或减轻其刑罚；而对罪行虽小、但恶意重大而不知悔改者，必加重处罚。他这样做不是赞成以功抵罪制度，而只是着眼于犯罪者犯意的强弱而已。

另外，很多贫穷弱小的国家，常表示无法给予有功者足够的酬劳作为奖赏，以致无法有效地鼓励功臣创造丰功伟业；其实这大多都是借口。奖赏最重要的是荣誉，是属于­精­神上而非物质上的。领导者只要是真诚地表示对有功者的感谢，即使只是口头上的奖赏，也仍可以得到有功者心悦的心理感受。

著名的美国IBM公司奖赏业务人员时，不仅用奖金，而且常租下整座体育场，使有功者在万千员工面前接受褒奖和赞扬；以此表示对商战英雄的热烈欢呼，这比任何奖金，都更容易吸引员工去争功立业。同样，对于有意怠劳者也给以严厉的警告与相应的处罚。

因此，在处罚犯罪行为，虽然可以参考过去的言行以为判罚的标准，但在原则上仍着重在对现行的恶意程度的判别。

以赏代罚可出勇者

作为领导者，管理企业总要有适当的激励手段，有赏有罚才可以引导百姓认识是非，所以赏战成为历代兵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赏代罚包括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于作战勇敢者要赏，以鼓励其勇气；二是对做事正直者要赏，以鼓励其正气；三是对企业忠诚者要赏，以鼓励其忠心，凡此种种要赏在明处，树立榜样，这才能达到赏战的目的。所以，善于赏战者，教士兵辨是非、辨忠­奸­、辨勇怯，即是激励的战术又是教育的战术。

罚是伤人的方法，因此往往很难奏效。而以赏代罚则不同，它是用一种诚意给人以实惠的合作方式，既可调动积极­性­，又可使人不产生抗拒的逆反心理。所以，如果“罚”不奏效，你不妨用“赏”来鼓励教育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凡是善于管理的人，都懂得适用赏战之法，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下面几个例子所告诉的我们正是关于赏战的有趣故事。

一、奖赏后学

当别人特别是地位年龄低于自己的人，当面指出自己的失误时，最聪明的做法是称赞对方。

明代徐阶三十岁不到就担任了浙中督学的职务。一次，有个考生在作文中用了“颜苦孔之卓”的典故，意思是颜回对孔子学说的深奥苦于理解。徐阶用笔给这句话批了“杜撰”两个字，将文章列入第四等。这个考生拿书卷向徐阶请示说：“先生对我的教育诚然是应该的，但这个典故出自扬雄的《法言》，实在不是学生杜撰。”徐阶听了考生的话后，马上站起来说：“本人侥幸早些获得了功名，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今天感谢你的这番指教！”于是，他将考生的成绩改取为“一等”。许多人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称赞徐阶宽宏的度量。

无独有偶，也是在明代，一个考生因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的句子，被主考官批为“不通”，因而得第四等。当考生指出这两句出自《礼记·檀弓》篇时，主考官大怒说：“偏是你一个人读过《檀弓》？”反而把学生从第四等又降至第五等。事情传出，人们无不嘲笑此考官的为人。

且不说先后两个考官的做法对考生前程的影响有何不同，就对他们自己而言，前者从善如流，不仅没有因一时的失误给自己带来丝毫损失，还博得了胸襟广阔的赞誉。仅观后者，为了面子，明知自己错了，还恼羞成怒地斥责别人，结果更让人笑话。所以当别人已指出自己的错误时，不妨学习前者的智慧和度量。

二、奖赏荣誉

美国一家纺织厂激励员工的方法十分特别。这个厂原来准备给工人买些价钱较高的新椅，放在工作台上休息用。后来经理想了一个新花样：规定如果任何人超过了每小时的生产定额，则在一个月里她将“赢得”椅子。颁发椅子的方式也很奇特，工厂老板将椅子拿到办公室，请赢得椅子的生产工人进来坐在椅子上。然后，在大家的鼓掌声中，老板将她推回车间，本来是一桩小事，却能让员工从中生出竞争心和荣誉感，这一做法实在让人敬服。

三、以奖换心

纽约一家一流印刷公司有位技师，负责维修公司里数十台打字机，以及其他昼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他抱怨工作量太大，工作时间太长，工作又枯燥无味，所以要求一位助手帮助他。

为了纠正这位技师的态度和观念，而又不伤害他的自尊。该公司的董事长万德先生既没有像一般老板那样给他另派助手，也没有降低工作量和时间，但他使对方感到非常满意。原来万德先生给这位技师配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在门口钉上“维修科科长”的牌子。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普通技工，摇身一变而升为维修科科长了。他被其他同事承认具有这一方面的能力；满足了他的自重感，这样一来他将过去不满的情绪统统忘掉了，而且更加卖力地工作了。

犯法当罚必须重罚

有时候，属下犯的错误非常严重，作为管理者必须执行某种形式的惩罚。当必须惩罚时，不要犹豫，拖得越久，对应该受惩罚的人来说，侥幸心就越大，而你的日子就更难过，也越容易使别人误解你的惩罚不公平。

假若你惩罚的目的只为防止未来，那你应谨记主要的防止未来因素，而不必太过严厉，通常要附带某种形式的纠正行动。

在17世纪的英国，拦路打劫的惩罚是处死。而到了今日，同样的罪只不过是几年徒刑而已。不过，按照比例来算，拦路打劫的事反而更少了，原因是在今天被抓到的机率也要高得多。

在美国，抢劫的比率却越来越高，其中的原因很多，不过绝不是因为惩罚降低了。在美国的抢劫罪从来不是死刑，如今抢劫增多，乃是因为破案率还是和以往一样低。

惩罚的一个重要含意不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要达到惩罚的目的。

在拉丁文字根里，“惩罚”的意义就是“教导”。惩罚的轻重全视领导者想“教导”对方的程度。假若你要团体中的成员尊重他们的领导人并尊重自己，要求他们做事达到最高标准，这就要靠慢慢教导，并不是一蹴可就的。你无法平日放松，一下就要求严格。

华盛顿曾说过：“使人达到适当的服从，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甚至也不是一月一年之功。”华盛顿明白，要培养一个团体的高标准纪律，乃是件极其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达成。

但他还未说出另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团体的纪律已经败坏，要想重整比新建还要难上几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军事将领和民间主管被调职的原因。因为旧主管不能维持团体高度标准的纪律，只有换新主管来扭转乾坤，建立坚强的纪律。

假若你的团体纪律已在走下坡，那你该怎么办？首先你应该建立自己为一个高标准的模范。你别指望你自己做不到，而能要求属下维持高标准的纪律。

另外，找出某个范围来，先集中全力整顿这方面。譬如说，你的团体每天午餐时间是规定一个小时。多年来大家全是拖拖拉拉的不遵守，有的人不但超过一个小时，甚至快两小时还未回到办公室。

假若你是新来的领导者，你可以同时作许多新的改革，将为什么这种现情况无法接受的理由全部列出来。譬如说：这对公司是一种欺骗，这是不敬业，客户商谈业务会找不到人，团体形象遭到破坏，为按钟点计酬人员及年轻经理人做不良示范等等。

然后你应下决心惩罚那些再不遵守公司规定的人。这可以用罚薪或是留待查看等方式，到必要时甚至不惜开除。关键是要注意绝对公平合理。同时也应将整个情况衡量一下，大家都将午餐时间拖长，是否有它的原因？要如何来处理？你考虑事情是否完全周到？

等一切都准备好以后，你可以召集全体人员，当面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你还应该有回答任何问题的心理准备。假若你明白你自己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属下才会明了你是对的，然后他们才会支持你。事实上你会发现到，看到你这样做，那些平日守规矩的人一定很高兴。他们会觉得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拖延午餐时间，相对来说，等于是掠夺了守规矩的人的时间，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反过来说，要是­操­之过急，在纪律松弛已久的情况下，突然严格管束会引起太多的怨恨。这种怨恨反而会影响你的改革，引发其他许多问题。

但是，不管你要作什么样的改变，一旦开始实行，就要往正确方向实施，当罚必须罚。

如何掌握赏与罚两大法宝

英明的君主驾御臣下，靠的是两根大­棒­：刑和德。杀戮叫做刑，奖赏叫做德。作为臣下，无不害怕被责罚而喜欢受奖赏，所以君主只要掌握好刑和德这两根­棒­，那么群臣就会害怕他的威严，而去争取奖赏。可是世上的­奸­臣则不是这样：对于自己憎恶的人，能够借助于君主而惩罚他，对于自己喜欢的人，能够借助于君主而奖赏他。有些国君不是把赏罚的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听任大臣专擅赏罚，结果使全国的臣民都害怕这位大臣，而不害怕君主，离开国君的治国主张而投奔大臣，这就是君主丧失赏罚大权的危害­性­。老虎之所以能够制服狗，凭借的是它那锋利的爪牙。如果让老虎放弃它的爪牙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要被狗所制服。君主，靠的是用刑、德来制服群臣，同理，君主放弃了刑、德大权而让臣下去掌握，就等于是君主反而被臣下所控制。例如，田常上请奖赏的大权，由他掌握在群臣中施行，下面用小斗收进、大斗放出的办法向老百姓施舍，齐简公就这样放弃奖赏大权而交给了田常，最终简公本人被田氏杀掉。宋国大夫子罕对宋君说：“奖赏赐予，这是人民的喜庆事，您亲自掌握；杀戮惩罚，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由我来担当。”于是宋君把惩罚的大权交给了子罕，最终宋君被劫持。田常仅仅掌握了奖励的权力，就把简公杀掉了；子罕仅仅掌握了惩罚的权力，就把宋君劫持了。在历史上，有许多大臣兼掌奖赏和惩罚两个大权，那么他们国君的处境，肯定比齐简公和宋君危险多了。那些庸碌愚蠢的君主，刑、德大权一齐旁落于大臣手里，而能够安居其位，这种事是从来没有的。

君主准备禁止­奸­邪行为，就必须审验形和名、言与事，看它们是否一致。每个人都陈述自己的意见，按照个人的陈述而授给他一定的职事，专门按照他的职事来要求他的功效。功效和职事相符合，职事和他当初的陈述相符合，这样就给以奖赏；功效和职事不符，职事和言论不相符合，就要加以责罚。春秋战国时期，韩昭侯醉了酒而躺在床上休息，主管帽子的官吏见到君主有点儿凉，就给昭侯身上加盖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很高兴，问左右说：“是谁给我加了件衣服？”左右回答说：“是管帽子的官吏。”韩昭侯于是对管衣服的官吏和管帽子的官吏一同治罪。惩罚管衣服的，是因为他失职，而惩罚管帽子的，是因为他越权行事。这并不是说韩昭侯不怕冷，而是因为害怕越权的危害­性­比受点儿冷大得多。所以英明的君主豢养臣下，要求他们不得越权行事而立功，不得言论与实际不相符合。越权应当杀掉，而言行不一致则应受惩处。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言行一致起来，那么群臣在一起，就不能够结党营私了。

韩非子认为，赏和罚是统治者手中的两根判笔，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一旦失手，政权就会丧失，局势也会跟着混乱。

擅用赏罚者必有厚报

一、欲得忠士，需买人心

作为管理者，身边没有一两个忠士是不行的，所以，领导人都习惯采用收买人心的方法来获得他人的忠诚。

秦穆公就很注意施恩布惠、收买民心。一次，他的一匹千里良驹跑掉了，结果被不知情的穷百姓逮住后美餐了一顿。官吏得知后，大惊失­色­，把吃了马­肉­的三百人都抓起来，准备处以极刑。秦穆公听到禀报后却说：“君子不能为了牲畜而害人，算了，不要惩罚他们了，放他们走吧。而且，我听说过这么回事，吃过好马的­肉­却不喝点儿酒，是暴殄天物而不加补偿，对身体大有坏处。这样吧，再赐他们些酒，让他们走。”过了些年，晋国大举入侵，秦穆公率军抵抗，这时有三百勇士主动请缨，原来正是那群被秦穆公放掉的百姓。这三百人为了报恩，奋勇杀敌，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帮助秦穆公捉住了晋惠公，结果大获全胜而归。

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中国人眼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用勇者的常见方法，而在“施之以恩，动之以情”之后再“委之以重任”则是用智者的做法。春秋战国时期，燕太子为了国家利益谋杀秦王，可惜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合意之人。后来有人推荐荆轲，说他是齐国大夫庆封的后人，“乃神勇之人”，而且喜怒不形于­色­，那才是好杀手呢！

燕太子丹听了这个消息这之后，立刻就到酒市里去找到了荆轲，想方设法地来笼络他，给他特别修筑了一座住宅，名为“荆馆”，不用说，一切设施在当时一定是最先进、最讲究、最气派的了，平日是锦衣玉食，用的是­精­骑美女，真是“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适也”。据说，有一次荆轲与太子丹一块游东宫，看见水池旁边有一个大龟，荆轲一时高兴就拣起一块瓦片掷了过去，太子丹看见后，就赶快让人捧来金丸，让荆轲用来代替瓦片，投掷取乐。

又有一回，荆轲与太子丹一块儿骑马，太子丹的马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驹，平日十分宠爱，可巧这一天荆轲不知想起什么，忽然说马肝的味道不错，过了没多一会儿，厨师就给荆轲送来一盘炒马肝，荆轲一问，原来燕太子丹已经把他的宝马杀了，特地取出马肝，来为荆卿下酒。

这还不算，最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有一回太子丹请荆轲在华阳台喝酒，并让自己所喜爱的美人出来鼓琴助兴。荆轲忽然看见这位小姐的一双­嫩­手，洁白如玉，就忍不住说了句“美哉手也”！这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罢了，谁想席散之后，太子丹让人送来一个玉盘，荆轲仔细一看，盘中之物竟是剁来的一双女人之手。据说，这是太子要表示一下：“对于您的所好，我是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而荆轲受了这样几次“知遇之恩”以后，也就颇感动，长叹道：“太子遇轲厚，乃至此乎？当以死报之！”从此就死心塌地的愿意替燕太子丹去做行刺秦王政的杀手了。

三、受人点滴，报之涌泉

当时孟尝君为了其政治抱负，广罗天下才士供养起来，叫做门客。冯谖初到时被视为门客中的最低层一类。手下人只拿粗茶淡饭招待他。冯谖倚靠着柱子用手指弹着剑唱道：“剑呀，我们回去吧，这里吃饭没有鱼！”有人将此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吩咐说：“将他的饮食水准提高到门下档次。”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剑作歌道：“长剑呀，我们回去吧，出入没有车可供乘坐！”其他门客都取笑他，把这事又告知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他配备马车，档次提高到门下车客。”于是冯谖得以乘车弄剑。可是不久，他又故态复萌弹着剑又唱开了：“长剑呀，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什么可养家的！”其他们门客都厌恶他，认为冯谖贪婪不知足。孟尝君得知他家有老母，就派人不断供奉食物。这样，冯谖就不再唱歌了。冯谖试出孟尝君是个大度之人，有容人之量，才决定留下来为他卖命。正因为深知了孟尝君的为人，冯谖才能在后来斗胆私自作主借孟尝君之名烧掉大量借据，为主买义，从而收买了人心，为日后孟尝君落魄时取得一块容身之地和得以东山再起的奠定了基础。

四、用人以勇，以情动人

三国东吴的周泰是位武将，因勇敢善战战功卓著而深得孙权喜爱。建安二十三年，孙权留平虏将军周泰为镇守重镇主将。孙权借到前线视察的名义，来到前线，置酒宴款待众将。席间，孙权乘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让周泰脱去上衣，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一一询问是哪次战斗中留下的，周泰逐一作答。最后，孙权拉着周泰的手流着眼泪说：“将军临战勇如猛虎，从不计安危，以至数十次负伤，我怎么能不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把重任托付给你呢？”孙权的一番表演，使周泰感动得一塌糊涂。

五、借义结人，可得忠臣

“借义结人”是借助下层社会团结互助的对等原则。刘备通过“义”来集合，收揽人才。他通过桃园结义找到了关羽、张飞，又逐步发展了赵云、黄忠、马超、魏延等勇将，还有诸葛亮、庞统等谋士。几乎一无所有的刘备能够搜罗到这样多的第一流人才，他使用的“义”的办法，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因刺杀董卓失败而被迫回家向父亲求助。那时曹氏家庭只有“散家资，招募义兵”这一条路可走了，还是曹嵩自己想出了办法：“此间有孝廉卫弘，疏财仪义，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图矣。”在见到卫弘后，曹­操­拿出他深思熟虑的说辞：“今汉室无主，董卓专权，欺君害民，天下切齿。­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义之士，敢求相助！”卫弘听从曹­操­的话，拿出钱来让曹­操­做事。

六、施之以恩，用之于忠

古人指出：“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对于那些本­性­忠良的下属，一定要大胆施恩，以鼓励他的忠心。这样的话，有良心者能够忠一不二，为知遇者舍身忘死；有血­性­者，能够有一腔忠心的报国义气和情怀；有勇气者，面对强敌而毫无畏惧之。而忠良的下属，如果兼有智略者，更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样的忠良人才当然人见人爱，人见人用。因此选拔人才的人，对于忠良之才只求有一方面的长处可取，不可因为有一点儿缺陷而抛弃了忠良之才。如果对于忠良之才的人过分苛求，则­奸­滑无能之辈反而会侥幸得以保全，并被重用。

七、施人以恩，不在大小

一粒小豆那么大的地方，也许人人就会不以为然，但如果处理不当，从中却能发生国家存亡这样的大事。

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是从极小的疏漏开始的。千里之堤毁于蚁|­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有从细微处入手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所以，作为管理者，要经常注意下属的情绪变化，识人以恩不在大小，感人之效却可以惊动天地。

《战国策·中山》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中山君宴请都士大夫，司马子期也是其中一个。羊羹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可惜准备得不足，司马子期没有尝到。司马子期因此感到羞愤难忍，他跑到楚国劝说楚昭王攻打中山。

中山国亡，中山君狼狈出逃，只有两个人还持戈跟随在后面。中山君问他们：“事到如今，你们为什么还跟随我呢？”两人答道：“我们的父亲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是您施予了一盒饭给他，后来，父亲临终时对我们兄弟说：”中山国将来有祸事，你们一定要为之赴汤蹈火！‘所以我们今日不惜以死来报答您。“

中山君听到这儿，仰天长叹一声，极为感慨地说：“看来，给予别人，不在乎多少，却在于其适逢危难；和别人结怨，也不在于事情大小，而在于伤害人的自尊。一道菜可使一个国家灭亡，一盒饭能使人赴汤蹈火，可见小事不可大意。”

八、金钱利诱，以图大用

近代­奸­雄袁世凯手下有个师长叫王怀庆，是直隶宁晋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参军入伍，后来投靠了袁世凯，得到了赏识和重用，王怀庆投靠袁世凯之后，他的为人之道开始为袁世凯所熟悉和了解。袁世凯野心勃勃，一心要做皇帝，因此他想笼络大批的人，效忠于自己，听从他的命令，他把王怀庆也列入了自己的笼络对象。

民国建立之后，蒙古的各亲王在前清肃亲王的游说、煽动下，纷纷宣布独立，反对共和，意图苟延残喘，保住他们的亲王地位。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委任张绍曾为绥远将军，王怀庆为多伦镇守使，征伐各个独立的蒙古亲王。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王怀庆率领的军队大获全胜，全歼了蒙古各独立的军队，凯旋回京。袁世凯为此重重嘉奖了王怀庆，并且叫王怀庆将这次作战的各项开销列出清单，到国库报销。王怀庆回去统计了一下，一共花费了三十万元左右。他想多报些以中饱私囊，但又不敢太过分，就开了张四十万元的军费报销单。

第二天，王怀庆拿着报销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袁大总统过目。袁世凯看完后，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王怀庆赶忙解释说：“这是我详细核实过的！”袁世凯将单子往桌子上一扔说：“太少了，回去重写。”

这句话着实令王怀庆感到意外，但他马上又明白过来，这是袁总统给我施加恩惠，心里一阵高兴，他回去之后，壮起胆子写了一张八十万元的报销单据，谁料袁世凯看后仍然说太少，让王怀庆拿回去重写。当王怀庆第三次来到袁世凯面前时，手中军费报销单已经虚报到一百四十万元之巨了，袁世凯才提笔批了“准领”两个字。

自此以后，王怀庆为袁世凯卖起命来更加出力了。

由上可见，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利用奖赏、施恩等方式谋取人们的归顺才是管理之术的高手。

新商经之“厚道”

胡雪岩作为成功的大商人，他将中国传统商人应有的仁信厚德发挥到极至，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纵观古今中外成功商人和企业家的经营谋略，无不渗透着“商经”的哲学。守业需要耐心，与人合作讲求诚信，谋求利益应取放有度，赢得顾客更要懂得让利于人……总之，“商经”“商学”不是教你妥协、退让，而是告诉你一种崭新的经营智慧。

商界泰斗胡雪岩

变幻迭出的商局，情势多样，目不暇接。如何对全局了然于胸，将未来把握到位，惟有德智兼备，高瞻远瞩，才可运筹帷幄，稳坐钓鱼台。

走近胡雪岩

胡雪岩（公元1823～1885年），字光塘，原籍安徽绩溪。自幼家境贫寒，生计无靠。为了养家糊口，胡雪岩被迫到杭州城的“信和”钱庄当学徒。胡雪岩进钱庄学生意，是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由于他聪明机敏，能说会道，很受东家的赏识和信任，三年满师之后，就成了这家钱庄的伙计（营业员）。胡雪岩经常单独负责催款收账，从未出过任何纰漏，又被“大伙”（相当于经理）张胖子看中，分管“外场”，“外场”主要从事联络客户、放款和兜揽存款的业务。

而素来胸有大志的胡雪岩并不安于现状，他从小就怀有建立不世之功的抱负，只是苦于身份卑贱，没有本钱，而无法实现远大的抱负。因此，尽管他平常在众人面前总是笑容可掬，但内心却总是郁郁寡欢。

胡雪岩深知要实现理想抱负就必须靠官吏支持，但仅仅凭他一个钱庄小伙计的身份，要想与现成的官吏拉上关系是困难的。苍天不负有心人，一心想通过经营官场靠山而发达的胡雪岩，终于发现了可以实现梦想的阶梯———王有龄。

胡雪岩一生事业的发达，起始于资助王有龄进京“投供”。他的第一个官场靠山，也是王有龄。

中国人常说遇到贵人，胡雪岩的第一个贵人，大概就是王有龄了吧。没有胡雪岩的拼力相助，王有龄永无出头之日；而没有王有龄的支持，胡雪岩也不可能在商场迅速崛起。胡雪岩在帮助王有龄的时候，并不能确切地知道王有龄日后是否一定会发达，在他当时的处境下，这一举动无异于一场令人惊诧的人生豪赌。然而，正是因为有了最初这一“知其不可赌而赌之”，才有了后来世人瞩目的“红顶商人”。

喝水不忘掘井人，王有龄发达之后，想到是胡雪岩使他从杭州城一名落魄公子发迹到今天的地步，决意要好好报答自己的大恩人。王有龄听说胡雪岩当初为了帮他，把钱庄的差事丢了，生活没有着落，心里更觉有愧。几经周折，他终于在杭州城找到了胡雪岩。

从此之后，胡雪岩依靠王有龄这棵大树，自立门户，并且开始在官与商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走上了官商的通途。

借势走上官商之途的胡雪岩渐渐发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想经营更大的生意，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必须借助于官场势力，得到贵人的提携。因为胡雪岩深知：“要求私，必先取势；有势就有力。”也就是说，只有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孙子兵法·势篇》中说：“善战者，求之于势。”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人，就在于能够造成有利的态势取胜。另外，前人也总结了一些自然现象，并把它运用到生产经营中来。比如山洪爆发，夹泥裹石，雷霆万钧；又比如利刃劈竹，顺纹而下，节节俱开。前者叫“势不可挡”，后者称“势如破竹”。由此可见，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

对于商人，特别是像胡雪岩这样的官商来说，没有势，就没有利；没有利，也就没有势。因此，在胡雪岩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十有八九都是围绕着取势用势而展开的。比如修水库和建铁路，开头看起来成本大，回收慢，可一旦水库、铁路修好建成了，由此而获得的收益却是稳固而长远的。

一般来说，急功近利是商人的通病。如何能吃小亏，耐一时之难，获取一条不尽财富滚滚来的巨利之源，应该是想成功的商人所必须理­性­思考的问题。

按照现代代换理论的观点，利是忍之所得，忍的实质是先不求利，而求做事。封建时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书一读便是寒窗十年，所得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纵横商海和遨游书山的道理一样，急功近利的做法，根本别想获得“黄金屋”和“颜如玉”。所以说：真正成功的商人，总是“先不必求利，要取势”。

胡雪岩认为只有首先了解天下大势，才能顺势取势。胡雪岩非常了解：当时，首要的天下大势就是“洪杨之乱”。他看准了“长毛”是不会持久的，官军早晚要把他们打败。既然天下大势是这样，那么浑水摸鱼、两面三刀、投机取巧都不是地道的作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官军打胜仗。“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要做。要晓得这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势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

了解了天下大势，就能顺势取势。势在官军这边，自然要帮官军。只有昏头昏脑的那些人，才不计社会大的走向，仅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断送了大好前程。洋人那一面也是这个道理，“洋人虽刁，刁在道理上。只要占住了理，跟洋人打交道也并不难办”。

这种看法，在海禁开放之初，确实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因为照一般人的见解，洋人不是被看做茹毛饮血的野人，就是被视做不可侵犯的神人，结果就无法与洋人平等往来，做出了很多滑稽可笑的事情。而胡雪岩一开始就守定了讲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自然为他商业上的发达做了心理准备。

一个人的事业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雪岩从钱庄伙计成为富裕显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能把握时代契机，还与他卓有成效的取势用势分不开。

首先，胡雪岩借取的是“权势”。在这方面，胡雪岩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他不惜丢掉自己的饭碗挪用钱庄银票资助王有龄，送爱妾给何桂清，在西征时协助左宗棠筹饷运粮购买军火等等，使得胡雪岩在官场有了超常的“权势”。事实上，在官场上的屡屡得手，只是胡雪岩取势借势的一部分。因为光有权势，并不能使胡雪岩的商业活动达到完善的境地。

胡雪岩借取的第二个“势”是“商场势力”。这方面最典型一例就是在上海，他垄断上海滩的生丝生意，与洋人抗衡，从而以垄断的绝对优势取得商业上的主动地位。胡雪岩联络商场势力与洋人抗衡，就是想办法把洋庄都抓在手里，联络同行，让他们跟着自己走。至于那些想脱货求现的，有两个办法：第一，你要卖给洋鬼子，不如卖给我；第二，你如果不卖给我，也不要卖给洋鬼子。要用多少钱，拿货来抵押，包他将来能赚得比现在多。胡雪岩认为，只要官府出面封锁，上海的生丝就可能抢手。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住上海生丝货源的绝对多数，达到垄断地步。而与商场势力庞二的联手更促成了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获得优势。不过，胡雪岩审时度势，认为禁止生丝运到上海，这件事不会太长久的，搞下去会两败俱伤———洋人自然受损，上海的市面也要萧条。所以，这方面自己应该从中协调，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排除掉，叫官场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场，全力把上海市面弄热闹起来，以赚取最大的利润。此时胡雪岩做势已成，在商场上已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了发言权，就不难实现他借势取利的目的。

胡雪岩借助的第三股“势”是“江湖势力”。江湖势力在晚清渐趋衰落，主要是因为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引起的。不过即使大不如前，江湖势力仍不可小视，他们一直以各种形式重新组合，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比如国民党时期上海的青帮，蒋介石还曾投帖门下，借重他们以求在上海滩立足。

胡雪岩借取的最后一个“势”就是“洋场势力”。在胡雪岩首次做生丝生意时，就遇到了与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充分利用洋场势力，好好做一番大生意。胡雪岩在洋场地位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纵观胡雪岩灵活变通官商之道，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胡雪岩知道势力和利益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才马首是瞻，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散溢着，就像水白白流走一样，假若不予蓄积，没有成熟，就无法形成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蓄力量、形成规模、安排秩序、形成走向的过程。积聚力量和安排调度，正是一个有效管理者的主要任务。

商人、企业家在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才闲置，把他们组织起来，充分利用；资源闲置，把它们挖掘出来，充分利用；信息闲置，把它们组合起来，充分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明明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胡雪岩却能够把他利用了，派他购丝、办货；明明是个落魄的文人，胡雪岩能把他鼓动起来，让他尽己所长，安定地方。官场和江湖有嫌，洋人和官府有隙，胡雪岩却非要他们前嫌尽弃，沟壑尽平，大家携手来做生意，求利益。这种作为，一般人做不到，胡雪岩做到了，所以人们称赞他神奇。

这种神奇，在胡雪岩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凡事总要超出别人一截，眼光总比别人放得远，才能步步得势———官场的势、商场的势、江湖的势、洋场的势，进而因势取利，水到渠成。

如何取势用势，与当官的搞好关系，是有许多学问的。例如，怎样去对待那些急需帮助、暂有困难的官员，学问就很大：你可置之不理，不管他死活；你也可以热情相助，以图回报。前者眼光短浅，后者眼光远大。假如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受到你的帮助，在他成功的时候，最容易记住和报答的就是你。胡雪岩把这种“雪中送炭”的方法，说成是“烧冷灶”。当然，胡雪岩不是逢人便送，见“冷灶”便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腾达高就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胡雪岩资助王有龄正是“雪中送炭”大获成功的最好例证。照胡雪岩的话说就是：“我看你好比虎落平原，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应该说，胡雪岩“雪中送炭”很冒风险，因为胡雪岩事实上是挪用了东家的钱来帮助王有龄的。胡雪岩的这一次“雪中送炭”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

“雪中送炭”的另一种情形是善于结交下台人和失意文人。也许会有人愿意结交或帮助未发迹之人，却很少有人看重已失势之人。胡雪岩并不是这样。宝森因为政绩平庸，被当时的四川巡抚丁宝桢以“才堪大用”的奏折形式，借朝廷之手体面地把他请出了四川。宝森闲居在京，每日呼朋唤友，吟酒品茶泡赌场，表面上悠闲乐哉，其实内心甚感落寞。胡雪岩就特意拜访，劝说他到上海一游，费用全部由胡雪岩包了。宝森因为旗人身份的限制，在京玩得实在不过瘾，就随胡雪岩去游上海，逛杭州，猜拳狎妓，游山玩水，甚是痛快。遂把胡雪岩视为密友，以后每遇大事，必自告奋勇，帮助胡雪岩在京城通融疏通。

此外，胡雪岩还善于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谋士，颇有古时孟尝君之遗风，许乃钊便为其一。胡雪岩对他执礼甚恭，专门去函，盛赞他的政绩政声，然后历诉浙江民众疾苦，以及当时面临的各种窘境，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许乃钊为其所感，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当然，其中少不了暗中给许乃钊打牙祭，让许乃钊有知遇之感。

患难见真情，胡雪岩这样做，也许并非源于本­性­，更重要的是他深知“雪中送炭”的作用，明白怎么让别人“知恩回报”的道理。胡雪岩“放长线”之法运用到如此程度，也就不难钓到“大鱼”了。

用人要“德看主流，才重一技”

古今成就大事者都离不开三个关键要素：天时、地利与人和。对于胡雪岩来说，晚清时期的社会环境，为他提供了官商结合的天时；王有龄在浙江官场的步步高升，让他占足了地利的好处。如果仅仅限于这两点，胡雪岩也能发财，但绝对成不了“震古烁今”的大商人。因此，胡雪岩要想更上一层楼，除了取官势外，还要取人势，求人和。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任何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因此，选择帮手便显得异常重要。帮手选得好，事业成功的把握就大，而一旦用人不当，后果常常不堪设想。因为用错一个人，往往会坏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整个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要想在商界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其最大的本事，应该就是能识人、会用人。

用人的学问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得一人而得天下，失一人而失天下。”孟尝君能用“­鸡­鸣狗盗”之徒，成狡兔之窟，躲过杀身大祸。刘邦能用张良、萧何与韩信，从一介布衣变成了高祖皇帝。曹孟德能用人，削平中原；袁绍不能用人，导致官渡惨败。唐太宗能用人，成贞观之治；唐明皇不能用人，酿成安史之乱……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不胜枚举。能不能用人，大则关系国家兴亡，小则决定个人成败。

“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最初是王有龄在时来运转、漕米难题圆满解决之后的一番感悟。后来，在胡雪岩功成名就，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后，古应春又对“胡财神”发自内心地说：“一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小爷叔最会用人。”

事业鼎盛时期，胡雪岩的钱庄遍设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和北京等地，典当行开了二十多家，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丝茧、军火生意，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为了让更多的人“帮”自己，胡雪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只要有所长，即大胆使用。如小船主老张，老实忠厚，人缘好，其妻对丝茧业较为熟悉，胡雪岩就投资一千两白银聘他做丝行老板。刘庆生本是一个钱庄站柜台的伙计，但人很­精­明，是可造之才，胡雪岩就用他当阜康钱庄的“档手”（经理）。胡雪岩不仅善于识别、选拔人才，而且还能根据他们的专长，各有所用，充分信任。老张当丝行老板，为人老实，才能有限，胡雪岩却一再鼓励他大胆去­干­。刘庆生当阜康钱庄“档手”，胡雪岩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并不过多­干­涉刘庆生的经营。对伙计的信任，使这些伙计能留住心，并发自内心地愿意替胡雪岩效力。

在对外部人员的利用上，胡雪岩也是巧借东风的高手。或以情动人，或以理服人，或以利诱人，胡雪岩均能恰到好处地打动对方，从而能够得到对方的帮助与合作。

在用人问题上，白璧无瑕、文武全才者固然是最理想的人选，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这个时候，到底是用“有暇之玉”还是“无暇之石”，就完全看用人者的眼光了。

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中，非常善于用人之长，客观待人，他认为用人要做到“德看主流，才重一技”。下面这件事可反映出胡雪岩的用人之道。

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还不少。进货阿大了解到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加上自己手头正忙，也就未加详察便把豹骨直接入库备用了。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副经理）得知此事，以为又有晋升机会了，就直接找胡雪岩打“小报告”，胡雪岩当即亲自带人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发现确实把豹骨误作虎骨了。胡雪岩对进货阿大说：“你知道什么是生命之源吗？它指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能把假药、次药用来欺骗我们的衣食父母吗？”然后，就命药工将豹骨全部烧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向胡雪岩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那位阿大心怀感激地对胡雪岩说：“烧了这些药，您心里踏实，我们也可以引以为戒。”

摆平了阿大失察这件事，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档手，正在美滋滋地偷着乐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胡雪岩发来的一张辞退书。胡雪岩不仅没有奖赏他，反而炒了他的鱿鱼。因为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用此类人，肯定会后患无穷。

关于用人，胡雪岩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概括：“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分钱一分货，用人也是一样。”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商人，在开辟一项新的业务，或做一项新的投资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大把的钱来，但在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却做不到如胡雪岩一样的慷慨大方。这倒并不是完全因为这些人真如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笔下的“吝啬鬼”阿巴贡一般小气，而是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看似合理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人心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与雇员之间的交往，只要待之以诚即可，不必在乎付酬的多少；再比如他们认为雇员报酬多寡应当以经营效益的好坏来定，所谓个人收益与经营效益挂钩，效益好雇员可以多得，效益不好雇员自然不该多得。

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工作中也确实会有收效。但往深处看，这其中隐藏着极大的留不住人才的危机。要延揽人才、收服人心，待之以诚当然是必须的，但如何显示自己的诚意却大有文章可做，用人于商场搏战就是用人给自己挣钱，别人给你挣来大钱你却不肯付以重酬，你的诚意又从何显示？而以经营效益为付酬多寡的依据，则更是一种不能待人以诚的做法。因为第一，以效益好坏为付酬多寡的依据，实质上是以自己所得的多寡来决定别人所得的多寡，这本身就给人一种你仅仅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的印象，难以待人以诚；第二，经营效益的好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市场的好坏以及你作为老板决策的正确与否，都将是影响经营好坏的直接原因。因此，以效益为付酬依据，不可避免地会将那些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因素或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转嫁到雇员身上，这就更谈不上待人以诚了。

胡雪岩用人从来都是不惜付以重金，在他看来，用人就如以钱买货，“一分价钱一分货”，货好价格自然就高，值得重金相聘的人也必是忠心得力的人。同时，胡雪岩也从不以自己生意的赚赔来决定自己手下人报酬的多寡，无论赚钱与否，即使自己所剩无几甚至吃“宕账”，该付出的也绝对一分不少。比如他的第一笔丝生意做成之后，算下账来，该打点的打点出去，该分出的“花红”分出去之后，不仅自己为筹办钱庄所借款项无法还清，甚至还留下了新的债务，就他自己来说，等于是白忙活了一场。但该给自己的帮手或合作伙伴古应春、尤五等人的“花红”仍是爽快照付，决没有半点儿犹豫。胡雪岩在生意场上有极响亮的“够交情”的名声，无论黑道白道都把他看作是做事漂亮的场面人物，愿意帮他做事或与他合作，这与他花钱出手大方是分不开的。胡雪岩在用人的问题上从来不吝惜钱财，充分显示出他对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

胡雪岩用人，不计其短，单看其长，若有一技之长，即使有些其他的小毛病，也有用的必要。因为胡雪岩认为，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用求全责备的态度来要求，那未免太苛刻，在现实中也不易实现。胡雪岩更看重的一点是，这个人是否有决心、有毅力。人只要有恒心，就没有改不掉的毛病。所以“看人不能拘泥于一点，不能只看一面”，这也是胡雪岩用人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经验。

比如刘不才，纯粹一个嗜赌如命的花花公子，一个规模相当不错的药店被他输得­精­光。在别人眼里，这绝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甚至就连他的亲侄女芙蓉，都认为他三叔“除掉一样吃鸦片，没有出息的事都做绝了”。但胡雪岩却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第一，他赌得再狠，手上几张祖传的秘方却决不当赌注押上，这说明他心里还存着振兴家业的念头；第二，虽然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决不抽大烟，这说明他还没有堕落到自践自戕、不能自拔的地步。就凭这两条，胡雪岩看出刘不才“不但有本事，也还有志气”，人虽烂污，只要不抽鸦片，就不是无药可救。既然还有药可救，那么他会玩却正是自己用得着的地方。胡雪岩打定主意让他充当一名特殊的“清客”角­色­，专门培养他用来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看人不能只看一面，不及其余；否则，即使非常出­色­的人才在你的眼前，也可能发现不了，失之交臂。

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

作为一名出­色­的商人，不仅要善于用人，还要善于把握有利态势，有利态势对于生意人来说，就是商机，它稍纵即逝。胡雪岩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在别人看起来很难办的大事，胡雪岩都能顺顺当当地办成了，这都是因为他掌握了乘势技巧的缘故。

乘势技巧的关键就是要随机应变，能够在顺境逆转甚至隐入绝境时，沉着应对。面临不利情况时，特别要注意冷静分析整个时局，全面把握所有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因素，使有利因素的效力得以全面发挥；另一方面则要注意因势利导，使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由此找出反败为胜的机会。

能像胡雪岩那样从变化中找到机缘，并最大限度加以利用，正是一个大商人成功的必备素质。一次胡雪岩与朋友古应春聊天，谈起一桩早该办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办的事，就发了一番很有意味的感叹。他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因为错过了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譬如半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办，这是地点不对。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一定可以了却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这件事想起来，也是无动于衷了。”

其实，胡雪岩所说的势，就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同时具备，也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好的机会汇集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同样一件事，此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彼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的“事”是指具体将办之事。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彼时却也许不该办亦不可办。可办则一办既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的人即具体办事的人。一件事不同的人办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某件事，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由恰当的人选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作为商人，要想做大生意就应该清楚，在诸多因素中，对时机的选择与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说是“乘势”的灵魂。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与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场的行事中，即使你是一个身高位显、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即使你的意见很富有科学­性­、意见绝对正确、决策十分果断准确，如果你想让你的意见或决策起到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或影响，你也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乘“势”而发；否则，说早了没用，说迟了徒然自误；说的场合不对，难以生效，更有甚者还会带来负作用。其中的诀窍，就是“乘势”的奥妙之所在。胡雪岩游刃于官场之间，之所以能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就是与他深得“乘势”之妙、­精­通“仙招”之理分不开的。

胡雪岩还经常说：“做事不能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胡雪岩第一桩生丝生意的运作成功，可以说是事缓则圆，在等待中寻找战机，得以成功的范例。

胡雪岩在湖州知道新丝运到上海后，并没有急于脱手，本来，根据他当时的实际状况，他是应该尽快脱货变现的，因为阜康钱庄刚刚开张，并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的资金。但他仍然将这批生丝囤积了起来。他没有把这批生丝马上脱手的原因，除了洋商开价不够理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联合同业控制洋庄市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当时，胡雪岩觉得他运到上海的生丝数量很少，实力还不足以与洋商讨价还价，他必须联合同业才能与洋商相抗衡。因此，即使自己暂压一下资金，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筹划落空。胡雪岩需要等待最有利的时机，用他的话说，就是“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

生丝运到上海之后，胡雪岩一方面请新结识的洋买办古应春加紧和洋商谈判；另一方面则由刘不才出面拉拢庞二，做联络同行的工作。到这一年年底至第二年年初，上海丝商大户庞二已经联合，散户控制也已见成效，洋商开价也开始松动，但胡雪岩还是没有将自己已经收购的生丝急于脱手。这一次的主要原因是，在胡雪岩看来，洋商开出的价格还不够理想。因为当初集结散户做工作时，为了说服大家一致行动，就说是只要团结一致，迫使洋人就范，大家必可大获其利，如果按洋人此时开出的价格脱手，这个许诺就成了一句空话，受到大家的责难事小，影响以后控制市场的计划事大。就这样，胡雪岩的第一批生丝，直到第二年新丝快要上市，洋人因朝廷决定将要设立内地海关，增加茧捐，为情势所迫不得不低头，开出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之后，才最后脱手，这批生丝胡雪岩净赚了18万两白银。

商事运作中，经营者的主动­性­自然很重要，但优秀的商人一定要懂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已有的条件，等待最佳时机。甚至要善于在各种因素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设法改变不利因素，使之对自己有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创造条件。

不过，商业运作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有些是可以创造的，比如胡雪岩要控制洋庄市场必须联络同行的条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但有些却往往是人力无法创造的，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局的变化，市场的整体格局，就并不是一个或几个商人所能决定的。这时候所能做的，往往也只能是像胡雪岩所说的那样“不必急在一时”，等待时机，待机而动。

做生意一定要活络

胡雪岩有一句至理名言：“做生意一定要活络。”这句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死守自己熟悉的一方天地，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反应；二是反应要迅速，想到了就立即着手去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胡雪岩的生意就做得极为活络，在他驰骋商场一步步走向鼎盛的官商过程中，灵活机动，四下出击，真可谓是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一动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演化出一条新的财路。

胡雪岩为自己的蚕丝生意和帮办王有龄湖州官府的公事，几下湖州，结识了在湖州颇有势力的民间把头、正做着湖州“户房”书办的郁四。胡雪岩凭着他的仗义和豪爽，也因为他帮助郁四妥善处理了家事，深得郁四敬服。为了报答胡雪岩，郁四做主，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

胡雪岩娶了芙蓉，但她那位不想认亲的叔叔刘不才自然也是一个麻烦。对于嗜赌如命的叔叔既不能不管，又实在是没法管。当然，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时的胡雪岩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按郁四的想法，送刘不才一笔银子打发了，今后不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二是按芙蓉姑娘的想法，由芙蓉劝说刘不才拿出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帮忙卖它万把两银子，让他自己去过活。

然而，胡雪岩却不这样想。他一定要认了这门亲，因为他要借刘不才开一家自己的药店。胡雪岩凭着自己敏锐的眼光，一下子就看出药店生意今后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因为在乱世当口，一是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二是大战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药。因此只要货真价实，创下牌子，药店生意就不会有错。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而不为？自己不懂这行生意不要紧，可刘不才懂，只要能够将他收服，迫使他改掉身上的毛病，就可以当起大用，而且他手上的那几张祖传秘方也正好可以充分利用。这样想妥之后，胡雪岩便请郁四帮忙，摆了一桌隆重的“认亲宴”，就在这认亲宴上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相关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就这样开了起来。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老字号药店，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胡雪岩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在本业之上还要去做蚕丝生意销“洋庄”，在做着蚕丝生意的时候又想起开药店，胡雪岩这种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的“活络”，确实令人叹服。事实上，做生意最没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着一方天地。因为一笔生意再大，也只能有一次的赚头，一个行当再赚钱，也只是一条财路。显然，要广开财源，死守着一方天地是绝对不行的。因此，胡雪岩才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

在商业经营中钱能生钱，有了一定数量的钱，再加上合理有效的运用和调配，就能获取更多的钱。如何合理地运用、调配已有的金钱，这是对一个商人的才­干­和智慧的综合考验。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一名经营者，无论你有多么强的经营能力，但如果没有钱供你运用、支配，那么，所有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中国传统商人虽然有以“一文钱创天下”的志向和能力，但也知道，完全靠自己一文钱一文钱地积累，这个发家过程无疑会十分漫长，甚至永远达不到。因此，跳过最初资金积累阶段，直接由借贷———负债经营入手，便成为像胡雪岩这样经营高手的成功捷径。

胡雪岩曾说，他自己就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而从他的迅速成功过程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善于在“钱眼里翻跟斗”的高手。胡雪岩在自己事业的初创阶段，其实是身无分文，就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在“钱眼里翻跟斗”，从他最初开办阜康钱庄，到胡庆余堂，再到胡记典当行的每一项事业，也就一项接着一项地“翻”了出来。

胡雪岩创业之初所动用的资金，基本都是借来的，而不是他自己的。第一笔生丝生意交割之后，胡雪岩立即着手开药店和典当行，这时他实际上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因为第一笔生丝生意做下来，虽然表面上赚了18万两银子，但最后算下账来，该付的付出去之后，不但分文不剩，胡雪岩自己甚至还拉下了万把银子的亏空。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胡雪岩却又要上两个大“项目”，实在不能不让人惊讶，就连十分佩服他的尤五和古应春也提出疑问，认为他现有的钱庄、生丝都是两桩需要大本钱的生意，哪里还有余力去开药店和典当行？

然而，胡雪岩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的打算就是凭借他的信誉和本领，因人成事。胡雪岩销洋庄，为求当时担任江苏学台的何桂清的帮助；去了一趟苏州，在苏州为解决阿巧的事情；又结识了苏州富家公子潘叔雅、吴季重和陆芝香等人。当时正是太平军大举进攻苏、浙之时，苏州地面极不平静，一方面官军打仗，保民不足却­骚­扰有余；另一方面太平军也是步步逼近，因此这帮富家公子都有心避难到上海。这些富家公子在苏州的房屋、田产自然是不能带到上海去的，但他们却有大量的现银，估计约有二十多万。他们知道胡雪岩是钱庄老板，因而想借胡雪岩的钱庄，把这些现银带到上海去用。

胡雪岩当场就为这些阔少做了筹划，他建议将这些现银存入钱庄，一半做长期存款，以求生息；另一半做活期存款，用来经商。存款的钱庄以及生意的筹划，都由胡雪岩一人承当，总的原则是动息不动本，以达到细水长流的目的。这样胡雪岩等于给自己吸纳了一笔可以长期动用的资金。

实际上，做生意既是一种资金和实力的较量，更是一种智力的比拼。做生意要有本钱，但如何为自己弄到本钱，却是要靠智力，要靠­精­明的头脑和灵活变通的手腕。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总是能够凭借高超的智慧为自己“变”出本钱的。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做生意活络”的一种表现。

同行不妒，有饭大家吃

同行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妒忌，似乎已是常情了。由妒忌到倾轧、竞争似乎成了同行间的常事，所谓“同行是冤家”的俗语，讲的正是这个理儿。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称臣；或者两败俱伤，“鹬蚌相争”而被第三方“渔翁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一轮的竞争。

那么，在这种循环中有没有既不触动对方利益、又能使双方得利的变通之路可走呢？有！这就是不断同行的饭碗。“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胡雪岩这样说。

胡雪岩看到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威胁，特别是自上海失守后，人心惶惶，防务亟待加强，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队，有了兵就要有兵器，因而各地急需大批洋枪洋炮。胡雪岩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决定充分利用自己在官场的关系，大做军火生意。

说实话，胡雪岩对买卖洋枪的门道几乎一无所知，但不知道不怕，胡雪岩会“变”，他对古应春拱拱手说，“你比我内行得多了。索­性­你来弄个‘说帖’，岂不爽快。”一句话，就把担子压到了古应春的肩上。

古应春本事的确不错，提笔构思，转眼就把“说帖”写好，而且笔下生花，行文流畅、漂亮。胡雪岩尽管自己不能动笔，但他却特别会看，而且目光锐利。他一眼就发现“说帖”好是好，就是写得太正统了，把洋枪、洋炮的好处，原原本本谈得很细，读起来很吃力。于是，为了让“说帖”能够打动官府的决策人，胡雪岩建议古应春采取“变通”的方法，说英国人运到上海的洋枪数量有限，卖给了官军，就没有货­色­再卖给太平军，所以这方面多买一支，那方面就少得一支，出入之间，要以双倍计算。换句话说，官军花一支枪的钱，等于买了两支枪。

然而，在决定买枪之后，古应春接下来“除了洋枪，还有大炮，要不要劝浙江买？”的问话，却让向来果断的胡雪岩有点儿犹豫和踌躇，并且最后放弃了买火炮的打算。原来，浙江有个叫龚振麟的，曾经做过嘉兴县的县丞，道光末年就在浙江主持“炮局”，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火炮的。胡雪岩认为，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利用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影响，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炮洋枪。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恐怕就连洋枪也买不成了。

基于这种对人情世故的考虑，胡雪岩决定舍洋炮而买洋枪，不仅有效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而且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致于引起同行的反对。虽是同行，却能够做到和平共处，这是胡雪岩为了生意的成功而寻求的外部环境。他取枪舍炮的做法，看似缩小了自己的市场，实际上却是为了开辟另一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在这一新市场上，他不会遭到同行的妒忌和反对，也没有竞争，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经营空间，赢得更大的利润。

胡雪岩做生意，向来把人缘放在第一位。所谓“人缘”，对内是指员工对企业忠心耿耿，一心不二；对外则指同行的相互扶持、相互体贴。因此，胡雪岩常对帮他做事的人说：“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才能行得通。所以，捡现成要看看，于人无损的现成好捡，不然就是抢人家的好处。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胡雪岩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的商德之所以为人称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同行的情看得高于眼前利益，在面对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时，做到了一般商人难以做到的：不抢同行的饭碗。

胡雪岩不抢同行的饭碗，并非回避竞争与冲突，而是舍去近利，保留交情，从而带来更长远、更巨大的商业利益。

要做生意先做人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商场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可能长久。因此，在胡雪岩的经商生涯中，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生意失败，还可以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再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的声名，付之东流。”其实，做生意与做人，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讲信义之人。比如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获得比一般人大得多的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雪岩的仗义守信从下面这件事情上可以略见一斑。胡雪岩的钱庄开业不久，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户。傍晚时分，一名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沉重的麻袋，指名要见“胡老板”。

等胡雪岩被从家里找来，这名军官把姓名和官衔报了出来：“我叫罗尚德，钱塘水师营十营千总。”然后，把麻袋解开，只见里面是一堆银子，有元宝，有圆丝，还有散碎银子。随后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放在胡雪岩面前。

“胡老板，我要存在你这里，利息给不给无所谓。”

听了这句话，胡雪岩大为感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然如此信任自己。不过胡雪岩心想，以罗尚德的身份、态度和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这笔存款既可能是一笔生意，也可能是一种麻烦。

随后，胡雪岩了解到罗尚德是四川人，家境相当不错，但从小不务正业，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因而把父母气得双双亡故。罗尚德从小订过一门亲，女家也是当地一个财主，好赌的罗尚德不时伸手向岳父家要钱，前后共用去岳父家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女家见他不成材，便提出退婚，并说如果罗尚德肯把女家订婚时的庚帖退还，他们可以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另外再送他一千两银子。不过希望他今后能到外地谋生，免得在家乡沦为乞丐，给死去的父母丢脸。这对罗尚德是个刻骨铭心的刺激，他撕碎了庚帖，并且发誓说，做牛做马，也要把那一万五千两银子还清。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13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省吃俭用，积蓄了这一万多两银子，如今已经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可靠的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来是因为他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得知罗尚德的具体情况，胡雪岩心里盘算了一下，说道：“罗老爷，承蒙你看得起阜康，当我是一个朋友，那么，我也很爽快，你这笔款子准定作为三年定期存款，到时候你来取，本利一共一万五。你看好不好？”

“这，这怎么不好？”罗尚德惊喜不已，满脸的过意不去，“不过，利息实在太多了。”

罗尚德非常感动，回到军营后讲述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经历，使阜康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军营官兵把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当时胡雪岩的钱庄是新开的，根本没有多少资金流通，可以说军营中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阜康钱庄的“第一桶金”。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胡雪岩的做人的确是仁义尽至，讲信用讲到了家。罗尚德在战场上战死前，委托两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戚家。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阜康钱庄在证实了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后，没费半点儿周折，就为他们办了手续。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到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另外，民间也有一句“善始善终”的老话，讲得无非都是做人贵在坚持到底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对于生意人来说，一时一事讲信用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地讲信用，特别是在自己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就更是考验一个人是否讲信用的关口。

胡雪岩做人讲信用，可说是始终如一。在顺利的时候讲信用，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坚持讲信用。比如在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胡雪岩还大包大揽，答应为左宗棠办两件事情：一件是为他筹饷，一件是为他买枪。

不过，胡雪岩虽然答应下这两件事情，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棘手。棘手之处首先还是一个“钱”字。本来胡雪岩可以向左宗棠坦白陈述这些难处，求得他的谅解，即使推脱不了这两件事，至少也可以获准暂缓办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胡雪岩知道左宗棠虽然入了军机处，但事实上已经老迈年高，且衰病侵扰，在朝廷理事的时日不会太多，自己为他办事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自结识左宗棠之后，他在左宗棠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因而也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他不能让人觉得左宗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仰仗了，自己也就可以不为他办事了。更重要的是，“为人最要紧的是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像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一件事就砸掉了”，实在是不划算。

胡雪岩在对左宗棠的态度上，至少有两点很值得我们钦佩：

第一点，决不用完就扔，过河拆桥。胡雪岩结识左宗棠，从他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是将左宗棠作为可以利用、倚靠的官场靠山来“经营”的，他也确实从这座靠山上得利多多。但是，胡雪岩也决不仅仅只是将左宗棠作为能靠就靠、靠不住就弃之而投他的单纯靠山，因而即使自己已经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他也要全力完成左宗棠交办的事情。从个人品德上来说，这不能不让人感慨。

第二点，维持信用，始终如一。胡雪岩决不愿意一生注重信用而到最后为一件事使这信用付之东流，因此，即使到了真正是勉力支撑，而且岌岌可危的时候，宁可支撑到最后一败涂地，也要保持自己的信誉和形象。

胡雪岩认为，无论是从做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这两点其实都非常重要，因而特别注意坚持自己的信用。

一个生意人的信用，既要看他在某一桩具体生意运作过程中的守信程度，更要看他一贯的信誉状况。生意人的信誉形象是由他一贯守信建立起来的。而且建立信誉形象难而破坏信誉形象易，一次的信用危机，足以使一辈子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彻底坍塌。这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不能不时刻注意的。

守业宜“忍”

创业难，守业更难。当企业取得了“第一桶金”，接下来就需要创造一种和谐的发展氛围，积极的心态，良好的信誉，准确的信息，宝贵的经验，苦­干­的­精­神，才能更上一层楼。

唤醒谦虚的心情

“虚心使人进步”，这句伟人的话现在已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但说着容易做着难，特别是对于守业的人，平常做什么事，刚开始时都很虚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事情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时，立即自鸣得意起来，失去谦虚，别人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

其他事情如此，经营企业更是如此，有的人刚创业时，服务态度都很好，希望大众多多惠顾。然而到了某一阶段，有了知名度就不再这么热诚了。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这时仍然能够以刚开店时的谦虚来对待顾客，并注意服务，那么生意必然更趋顺利。

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由此对广大企业管理者提出了这样的忠告：谦虚的心情和当初创业的热诚，不应该因时间和组织的扩大而消失。

松下幸之助曾在本公司创立33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如下讲话：“松下电器公司已经创立33年了，我想把今年当做第二次的创业年。目的是要唤醒各位这种谦虚的心情，和当初开店的热诚。当然，既是做生意，免不了剧烈竞争，也要燃起斗志去争取业绩，但仍不可忘掉谦虚。有了谦虚，才能吸收新知识新理念，从而带来进步。这是本公司基本的经营理念之一。没有这个理念，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同行业中脱颖而出。希望各位在重新开业时，大家共同再来强调这种谦虚的­精­神。”

那么如何体现公司的谦虚­精­神呢？松下提出的第一点就是不要使顾客遗憾。他告诫公司职员，要常常检讨自己有没有好好经营。

他指出：“平常在买卖上要注意的事情可能很多，而我觉得下列这一点绝不可忽略。那就是，必须不断地从各种角度，去检讨自己所经营的商店，到底为顾客贡献了多少？他们到底喜爱、感谢到哪一种程度？

例如，不妨反省和检讨，有没有好好地经营到一旦不再经营时，顾客会遗憾的地步？只要随时不断地这样检讨，我想一定会时常想到‘我还是考虑得不周到。怎么可以忽略对顾客的这种服务’之类的事。“

为了使顾客满意，松下电器公司经常主动改变陈列方式，目的是为了引起顾客的注意。但松下指出，如果企业进一步为了使特意光临的顾客高兴、引起好感而多下功夫，那么必定可想到能让顾客更高兴，有更好的陈列方式，从而更快地提高成果。

可见，松下对企业的“谦虚”观念是建立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础上的，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彻底地关心顾客、不断地自我反省及检讨，就会对于自己商店存在的意义产生坚定的信念，不仅能为买卖付出全副­精­神，而且能够不断创新，更能使生意兴隆。

赔本赚信誉

“赔本赚吆喝”是一种表面上亏损的促销方法，但它在打开产品销路方面却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当然，这种赔本赚吆喝的方法一般来说不适合于知名品牌的促销，要禁忌使企业形象信用受损。

双歧王饮料已成为许多人所熟悉的保健饮料，其销售势头一直旺盛不衰，但你也许没有想到，这种饮料打开市场时用的竟是一种赔本赚吆喝的生意经。

北京阳光生物技术公司搞出双歧王活­性­健康饮品。面对北京市场上几十种|­乳­酸饮料的竞争，他们不仅有一般­性­广告和产品咨询，还独出心裁想了一个新招。根据自己产品的特­性­，他们花钱登广告征寻1000个拿着医院体检单，已让儿科医生认可的厌食、瘦弱、体质差的孩子，免费供应这千名儿童一天两瓶“爱宝双歧王”。当然，阳光生物技术公司是一家企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打开产品的销路，但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经，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如果说双歧王“赔”的是数以千瓶的饮料做代价，那么，花旗银行职员“赔”的只是15分钟的小小耐心，而他们所取得的效果是一样的。

有个陌生的顾客从街上走进美国花旗银行，要换一张崭新的100美元钞票，准备那天下午作为奖品用。这个职员花了15分钟，打了两次电话，最后找到了这样一张钞票，把它放进一个小盒子里，并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谢谢您想到了我们银行。”那位偶然光顾的顾客又回来了，并开了一个账户。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这个顾客所工作的那个法律事务所在花旗银行存款25万美元。

由于那个职员无懈可击的优质服务，使偶然光顾的顾客特意回来开户存款，这样的服务魅力恐怕是难以抗拒的吧！

零件与机器的关系想必大家都清楚，一般来说，零件便宜而机器昂贵，但拥有零件的目的是为了使用机器，所以，一些聪明的商家就采用白送机器零件这样一种看似赔本的方法来促销自己公司的机器，并获得成功。

美国凯特皮纳勒公司，是世界­性­的生产推土机和铲车的大公司，它在广告中说：“凡是买了我们产品的人，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地方，需要更换零配件，我们保证在48小时内送到你们手中；如果送不到，我们的产品白送你们。”

他们说到做到，有时为了一个价值只有50美元的零件送到边远地区，不惜用一架直升飞机，费用竟达2000美元。

有时无法按时在48小时内把零件送到用户手中，就真的按广告所说，把产品白送给用户。由于经营信誉高，这家公司历经50年而生意兴旺不衰。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消费者也从企业的明赔实赚促销术中得到不少好处，例如，有位中国留日学生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刚到日本时，用两万日元在京都一家商店买了一台彩电，回去后发现质量有问题，于是给商店打了电话，电话刚挂断，商店就来人了，确认了质量有问题后，马上行礼，并说：“请原谅，马上换一台。”在零售店，经理随手一指：“请随意选一台，但一定请多关照。”这位留学生没有挑价值比原彩电高得过多的，客气地选了一台6.3万日元的彩电。从这件事看，­精­明的日本商人以四万多日元的代价，避免了企业声誉受损，所以赔也是赚。

念好“忍”字经

大凡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总是能忍受等待的种种煎熬。春秋战国时期有三位杰出人物，其所作所为就是能忍而成大谋的体现。他们是卧薪尝胆的勾践，装疯吃苦的孙膑，佯装死去的范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华商们大都继承了中国人特有的“忍”的品格，这一点是西方商人所无法比的。

勾践忍受屈辱的故事，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忍辱发愤的代名词。作为越国君王，只要利于恢复他已经灭亡的国家，什么屈辱他都能忍受。他心甘情愿地给吴王夫差当奴仆，给生病的吴王尝大便。这是何等屈辱之事！勾践似乎毫不考虑，对他来说，惟有成功才是奋斗目标。因此，当他骗得吴王的信任，获得自由回越国后，仍能一如既往地忍受吴国强加给他与越国的屈辱。他让自己睡在柴草上，在屋梁上吊一个猪胆，天天不断地舔尝，以此深思人生事业的艰难。皇天不负有心人，不到十年功夫他就报仇雪恨了。

孙膑的忍，在于装疯，不畏吃猪粪以蒙哄庞涓，从而躲过大难，逃到齐国，最后打败庞涓，使庞涓自杀身亡。范雎原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他和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在接见中发现范雎很有才­干­，就背地里派人去劝范雎留在齐国做事，范雎谢绝了。后来为了此事，须贾怀疑范雎私通齐国，就向魏国丞相魏齐告状。范雎被严刑拷打，直至没了气，魏齐就叫人用破席子把范雎裹起来，扔在厕所里。范雎其实只是晕过去了，夜里醒来，买通看守士兵逃回家，养好伤又改名为张禄，逃到秦国。他向秦昭襄王献“远交近攻”之计，并当上了秦国丞相，帮助秦国更强大起来，并把魏国作为主要进攻目标。

著名华商张荣发的发迹历程，虽然没有勾践、孙膑和范雎那样的屈辱艰难，但亦有一段相当漫长和曲折的故事。他从在日本船上当杂工开始，直至后来艰难从商成名。在艰苦的水手工作中，他坚持勤奋学习和工作，船上的知识和技术得到不断的长进，逐步晋升为二副、大副乃至船长，这为他全面熟悉海运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荣发是台湾省基隆市人，1927年出生。从小生活在海边，由于家境不太好，18岁读完了商业学校后，便到社会谋生。他虽然学了几年商业课程，但找不着相应的对口工作，只好在日本商船当杂工。

张荣发是个胸怀壮志的青年，他从小立志要自己创一番事业。尽管环境不遇，他却不灰心，决心奋斗、忍耐，相信只要功夫到，时机会酬勤他的。他读书虽不算多，但对孔子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很有体会。

从打杂工到船长，在文字表达上仅仅用了十多个字，然而，张荣发在奋斗过程中，却足足用了23年时间。就这样，他忍受了23年艰苦单调的海上生活，积累了一点儿钱，于1968年开始自己创业。起步时他买了一艘残旧的洋船，航行于美国和远东之间。他既是老板，又是船上的船长，亲自指挥航行。

经过二十多年的海上“卧薪尝胆”生活，他成立的长荣海运公司十分了解货主的需求和市场行情，做到服务优良，样样令顾客满意。为此，他的生意十分兴旺，盈利可观。没几年时间，长荣公司的货轮增至三艘了，并增辟了远东至波斯湾的定期航线。

到1975年，张荣发已积累了不少资本，他注意到海运业竞争激烈，于是决定摒弃旧式货船，逐步建立起了新式快速货运船队，以快速、安全、廉价和优质服务参与竞争。通过这次新的装备和改制，其生意得到迅速发展。1982年～1983年，世界航运业再次陷入低潮，很多航运商家难以为继，被迫倒闭或压缩业务。有卓见的张荣发却认为这是短暂现象，于是利用这个机会以7亿美元收购了24艘全箱远洋货轮，迅速壮大自己的船队，乘势开创环球东西双向全箱货运定期航线，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经过这么一番人退我进、人弃我取的发展，到80年代末，张荣发成为世界有名的船王。他拥有十多家规模庞大的公司，在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属下有66艘大型货轮，总吨数达210万吨。

张荣发忍耐作了23年的打工生涯，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业，终于成为一位世界级富豪。据《福布斯》杂志介绍，他的财富已达21.5亿美元。

香港著名华商刘永浩也是卧薪尝胆、小忍成大谋的典范人物。

1969年，由于家庭不幸发生了变故，年纪未满17岁的刘永浩，被迫离开心爱的学校，只身一人步入社会大舞台，成为“近藤日本食品公司”的一名学徒工。

刘永浩懂得“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中国古训，开始了11年漫长而艰辛的学徒生涯。他忠心耿耿、勤奋努力，业余时间仍不忘充实自我，努力学习知识，终于从一个人人瞧不起的“学徒”一步步晋升为营业部经理。他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渐渐形成了全新的理念———人们的饮食习惯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发生着交融变化，人类将进入一个更加文明科学的“杂食时代”，中西方饮食的大差异间隙，日式食品必将会率先风靡“港九”。

带着这种理­性­的科学预见，刘永浩果敢地辞去了“近藤日本食品公司”的工作，放弃了又一次升迁的机会，有的放矢地仔细寻觅“自树旗杆自创业”的最佳契机。

刘永浩说­干­就­干­，以他28岁的魅力，与两位良朋益友联手攻关，集“三”人的资“本”———五万港元，创办了专事日本食品代理及批发业务的“三本贸易公司”。独特的公司名号，不仅体现出三人合股创业的经营特­性­，而且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

真是“好事多磨”，当公司即将正式挂牌开张前夕，两位好友却以“日式食品尚未流行，投资风险太大，弄不好会­鸡­飞蛋打”为由，置昔日交情于不顾，突然撤走了本金。此时的刘永浩也可以抽身而退，避免一个人投资经营的风险。可他认定了这条路，不管前面是险滩还是荆棘，他誓不低头。最终，好不容易向亲朋好友借贷了五万港元，凑足了启动资金，公司开张营业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他不得不集老板和伙计于一身，事事、时时、处处“一脚踢”，不仅听电话、接订单、送货物、收账款，而且亲自设计“三本贸易公司”的企业标识。就连公司的办公场所，也是借用好友房间的一个角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永浩利用在近藤工作时培养的关系，从友人手中接下了半卖半送的一批积压日式食品，然后亲自去尖沙咀超级市场苦苦推销，竟然出人意料地赚取了一倍利润的“对本对利”。这次营销活动的意外成功，极大增强了刘永浩经营日式食品的信心和决心。之后，他的业务量日渐扩大，营销利润逐步上升，客户越来越多，刘永浩开动脑筋，认为要创新才能生存。他大胆引进纯正日本风味的“金针菇”，试图取得“中西合璧成一统”的最佳经营效果。他先将“金针菇”送到“方荣记”和“四季火锅”两大中式饭店试用，未料到食客的反应颇佳，迅即成为各大中式饭店首选的日本蔬菜，并被普通家庭看好。现在，刘永浩每月引进推销金针菇多达两吨以上，成为香港真菌类食品领域的“金牌杀手”。

于是，刘永浩乘着金针菇引进促销大获全胜的浩荡东风，接二连三地增加经营品种，先后从日本进口了解柳、八爪鱼等日式食品，并趁势扩展了销售网络，一跃而成为香港日式食品业界崭露头脚的巨子。

以上的故事，主人公无不以忍为上，不畏艰险，获得了成功。

承认弱势，以求自存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成语几乎尽人皆知，可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需要敏锐的感觉和耐心的等待。首先你要正确判断何时出现了“鹬蚌相争”的局势，然后再在最适当的时机出面收取渔利。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条街上相隔不远，有三家规模实力大致相仿的绸布店，在这条商业街上几乎成三足鼎立之势。正值市面清淡，王家绸布店首先挂出了“蚀本大甩卖”的招牌，一时顾客盈门。对门的李家不甘落后，也立即减价。稍远一点儿的周家店几乎被王、李两家抢走了所有的顾客，迫不得已也只能“降价酬宾”。但不多久，王家为了和李、周两家争抢生意，再一次降价，李家立即效仿。一时间，王、李两家竞相压价。周老板此时心生一计，他放出风来说自己已赔得太多了，再不能支持了，索­性­先关了店面，不去争另外两家的生意了。这一下，王、李两家更是非要一决雌雄不可了。他们不惜血本把价钱大降特降。果然他们的生意出奇的好，顾客不光人多买得也多，很多人都是成捆成捆地买。等到他们的店都快被掏空了，本钱大赔，他们才发现，许多顾客都是被周老板雇来的。就这样，王、李两家，一家倒闭，一家成了周老板的分号，落了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只有周老板从中得了大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周老板这样坐收渔利是符合商业竞争法则的，它依靠计谋运用，而使自己避免成为王、李两家这样的鹬蚌，这样的决策同样也需要智慧。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片面地看问题的商家是不可能想到并且采用理智的观战之法的。

投资留有余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经商首要的一条就是认清发展趋势。

比如股市上，有很多赚了还想赚更多的人，可谓是“贪得无厌”，高了想要更高，原来赚了一点儿钱，想要再多赚一点儿，结果来个重大利空，股价暴跌，连本都赔光。这就是对市场情形没有分析的原因。

对此，商业成功人士告诫道：“不要一步走到头，投资要留有余地，要学会激流勇退。”

激流勇退并不是要投资者赚了钱后就退出股市，从此不再涉足股票市场，而是说投资者在赚了一点儿钱后，就要看看市场处于怎样的形势，如果对市场没有信心，或感觉市场准备发生重大转折时，就及时止步。如果为了坚持卖在最高点，一再错过出场的时机，结果只是让自己越陷越深，最后套牢在最高点。

在股市上，能够做到激流勇退的并不多，做到这一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可以通过训练习惯这种投资作风。索罗斯总结了两种训练急流勇退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强迫自己在大幅获利的时候脱手一部分股票。比如，你有20万美元的股票，当出现获利时，你不想全部抛出，可先出手一部分。你不要期望所有的股票都能卖在最高点，谁都希望这样，但很少能达到这种境界。因为你已经先出手了一部分，当股价达到天价，开始下跌时，你就比较轻松，不必担心获利大幅减少。

第二种方式：利用调节弱势股降低持股比例。如果大势在高档，但还是舍不得卖出持股，可通过调节手中的弱势股来降低持股比例，以免高档反转时伤得太重。每一个阶段都有主流个股，到高档才开始涨势的弱势股。这时可将手中的明显转为弱势的股出清，保留相对长期低者，这样，即使盘势反转，也不用担心手中持股太高了。

只要经常这样有意识地训练自己，脑中就有激流勇退的观念。当看到市场形势不利时，就能够坚决地从市场撤出，另寻商机。

从游戏中得到的启示

史乐思·梅考克是美国国际农机公司创始人，世界上第一部收割机的发明者。梅考克几十年企业生涯，历尽艰辛坎坷，但是他以他那全才的素质，赢得了市场的屡屡成功。

梅考克成功的秘密在哪里？这还要从发明第一部收割机说起。

1831年，梅考克发明农机具取得了重大突破，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收割机。

但是，习惯了旧生产方式的农民认为用镰刀凭力气­干­活儿，足可温饱，何必要用机器，买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为了打开销路，梅考克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增设销售网点、加派推销员、增加投资等，结果销售还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

梅考克10年的发奋努力，不但没有打开销售市场，反而把本钱赔个­精­光。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农民，对新生产力的抵制，使梅考克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想成了泡影。

为使自己公司的销售方法能出奇制胜，史乐思·梅考克发动全公司员工出主意想办法，但仍然未能有一个周全完美的好办法。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梅考克获得了新方法的启示。

这是在一次下班回住地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小孩子在做游戏，于是驻足观看。

游戏要完了，一个较大的孩子拿出一包包软糖在伙伴面前炫耀说：“真好吃呀。”说着糖已经塞进嘴里。

他把大家馋得直流口水，大孩子好像看透了伙伴们的心思，他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但要我白送给你们，我又舍不得。这样吧，每包十美分，卖给你们。”

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从兜里掏钱，其中一个小朋友的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原来他口袋里只有三美分，他很窘地说：“我可不可以只买三块？”

大孩子果断地说：“我是不零卖的。”

梅考克向小孩子递去了同情的目光并想替他付钱。

这时，旁边不知是哪个小朋友说：“让鲁德先欠你七美分，以后再还给你。”

大孩子说：“可以，可是要付利息的呀！”

“好的。”小鲁德满口答应，“明天我还你八美分，只要你肯先把糖卖给我。”

几个小孩子游戏中的小小赊欠，使梅考克顿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分期付款。在推销收割机时，有许多顾客想买可又苦于资金不足而不能买，如果我也用分期付款的方法，岂不正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我的产品库存积压不是也同时减少了吗？

梅考克从小孩子的游戏中创造了“分期付款”的销售法，使他的公司在经营和销售上，获得了第一次腾飞。1849年，梅考克创造了收割机年销售2000部的高记录。从此，梅考克公司的农机销售量始终居美国同类企业之冠。

诚信宜“厚”

诚信为经商之本，诚可取信，信是获利之源，诚信就是竞争的利器，诚信就是财富。“无商不­奸­”是人们的误解，真正的商人是以诚信起家的。商海行舟，是凭诚信为根本的。

奉行“顾客至上”的黄金律

谁能以至诚至敬的态度，为顾客提供上乘的服务，谁就能获得广大的顾客。

当今世界，经商潮流热浪滚滚，在这滚滚的浪潮中，一般的商人自然是希望自己财源茂盛，宾至如潮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奉行“顾客至上”的黄金律。日本的本田宗一郎指出：“一切的一切都始源于相互尊重，经营企业也是如此，不尊重顾客的企业绝不会有发展。”

当今的商家，在商海中经历过一番惊涛骇浪、浮沉起伏不定的奋斗后，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深切地认识到“顾客至上”观念的重要­性­。

助人为乐，为顾客着想，这种成|人之美是人类最美好的思想感情。作为当今时代的商人，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倡导，以形成“团结、平等、友好、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相传战国时期，虞孚学会经商之法后，生产出几百斛漆运到吴国去卖，找好买主后为贪利而在漆中掺假，结果不但没卖掉反把老本都赔光了。虞孚的教训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经商的道德和信誉问题，无论什么­性­质的商业经营者，都不能忽视它；二是专业问题，一般不要从事并不熟悉的专业经营，更不可自作聪明，“班门弄斧”去欺骗买主。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又说：“强中更有强中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骗术，终究是会败露的。经过高人指点辛苦了几个寒暑，本可以赚钱致富的虞孚反落了个“客死异乡，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经商者，更应该接受虞孚的教训，不能抛弃商业道德这个大义，去贪图一己之私利。这样不仅自己在商场不能立足，反会遭到世人的唾骂。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老老实实地为人，真真诚诚地做生意，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声誉日隆，财源茂盛。

诚实为经商之本

俗话说“无商不­奸­”，是指在商业经营时运用正确的谋略和计策来击败对手，而不是指在运营生产中的欺骗手段。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具有诚实、公正、坚毅等难能可贵的品德。

吴舜文是台湾最有影响的女企业家之一，1973年她曾当选为台湾第一届十大企业家。她因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就于1973年与1977年先后被美国肯尼迪学院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圣诺大学名誉商学博士。

吴舜文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她具有守信、诚实、俭朴等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她毕生身体力行。结婚以后才上大学，40岁出国念研究生，70岁开始学书法。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实属少见。

她经营管理的观念是众多人津津乐道的。她把“义”放在首位，“利”居其次，她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企业的崇高理想。在台湾企业家偷税漏税严重的情况下，吴舜文则是例外，1986年她是台湾纳税排行榜的冠军。

她经营企业，理想高、眼光远，不投机图近利，肯务本求实。她在研究发展上敢于巨额投资，在台湾也是出了名的。她投入巨资，兴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就是一个例证，她曾这样说：“投资设计中心的宗旨，是为了工业发展，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既然方向正确，就不如放手去做。如果成功了，就对大众有贡献；失败了，对历史有所交待，也相当光荣。”

她的工程研究中心，每年的研究经费达4亿元台币，每天耗资110万元台币。每年花费在买书上的经费就达150万～200万元台币。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孙运旋公开讲：“吴舜文是台湾惟一看到研究发展至为重要的企业家。”

吴舜文在管理中也实行了几条有效的改革，比如她采取“目标管理”，即由员工每年提出一份切实可行的年度计划，再分解为每月目标，据此检查工作。她还在台湾首创“三班制”。1960年她掌管台元纺织品公司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把两班制改成“三班制”，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发放同样的薪水，取得了良好效果。由此产生的是台元的工作效率与技术水准大大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提高，产品打人了国际市场。

总之，吴舜文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她具有丰富的知识与高度的智慧，凡事追求完美。她­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意志力坚强，好胜，不服输，同时也勇于创新。这是一个天生企业家的条件，难怪她把事业经营得如此成功。

松下幸之助最早创立松下公司时，尚不了解国家的纳税法规，因此为了决定纳税额，邀请税务人员到其公司来办公。当时松下公司做的是小本生意，营业额只有一些，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核准。但后来随着经营的扩展，松下将营业额一一呈报上去，300元、1000元、2000元……以后逐年增加为10000元、20000元等，从不虚报。此时税务人员还是亲自到办公室去调查，并摆出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公司人员十分恼火，但松下认为，诚实地呈报，无论赚再多的钱，本来就是世人的钱，不妨随他扣吧。由于松下坚持这种诚实纳税的原则，因而在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纳税机关的信任，而纳税的事反而更加简单和顺利了。

可见经商的方针不同，各自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同。聪明的商人把钱看成是寄存在身边的东西，就能果敢有效地使用金钱，让金钱回归社会，既敢于承担责任，又能使我们所拥有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松下幸之助的这种经商的方针无疑是对社会有利，对企业有益的。

诚可取信

在战争中，“兵不厌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捉摸不透。在商城中，与某些竞争对手交往，运用此谋略，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

虽然“兵不厌诈”之术在商业活动中普遍运用，但要取得根本­性­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经商要获得成功，也离不开顾客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一个企业与公众之间，决不能运用诡诈之术，弄虚作假，而应该“一诺千金”，把“信”作为立身之本。

楚汉相争时，楚人季布，行侠仗义，在楚很有名气。有个名叫曹邱的人，常借重权获取钱财，季布很看不起他。曹邱拜访季布，季布不理他。曹邱便说：“楚人常言‘得黄金百两，不如季布一诺’。你在梁、楚一带名声如此之大，这都是我替你到处宣扬的结果啊！而你为何却要拒绝我呢？”季布听了，非常高兴，便把他当作上宾来招待。临走时，季布还送了一份厚礼。后来曹邱继续替季布宣场，季布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古今中外的知名企业家，无不强调信誉第一，忠诚为上。把“信”作为立身之本。只要答应过的事情，就要“言必信，行必果”，所谓“季布一诺”，就是因为他普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为他施展各种谋略奠定了基础。

“以诚取信”，首先要取得广大购买者的信任。在买方市场形势下，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要争取广大购买者，同公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赢得他们的信赖。这就必须做到诚实守信。

台湾声宝董事长陈茂榜，他的创业成功，凭的不是充足的金钱，而是靠两个字———“诚”与“信”。

在他24岁时，他以100元开了家电器行，由于资金不足，他只好以50元为一单位，分别分给两家电器中盘商做保证金，然后向他们提货来卖。

由于陈茂榜做人诚实，做生意时特别讲究信誉，因此，这两家中盘商都很信任陈茂榜，所以50元的保证金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陈茂榜向他们所提的货高达500元，即保证金的十倍，由此可见，“诚”与“信”有时比之金钱更有价值。

做生意第一要诀就是诚实，只有真诚待人，才能做成大生意。弄虚作假，只能是一锤子买卖，终究是要弄巧成拙、惨遭失败的。在当今，作为一个企业家，更应以诚信为本，那种开空头支票、许愿轻诺，最终只能失去信任。

一代名臣刘伯温就曾犯过一次不知而妄言的错误。一年，天大旱。太祖朱元璋找曾经为他卜过卦的刘伯温询问该怎么办，刘伯温对此事并无把握，但还是匆忙奏上一本：“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处别营，总共有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尸骨暴露，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太祖看完奏表，马上着手革除这些弊端。但过了数日，旱情依旧，天公依旧没有下雨。太祖就非常生气，认为刘伯温欺骗了他，甚至对他占卜观象的能力也产生了怀疑，尽管以前曾屡有灵验。

刘伯温一时逞强，在朱元璋那里为自己的形象抹了一把黑。由此可见，以诚取信靠的是长期言而有信的好名声，而毁坏它只是轻而一举的事，人们能够不警惕吗？

信誉是获利之源

古时候，有信誉作为战争武器取得胜利的方法。著名军事家刘伯温曾说：战争是诈术之一，但作为战争的统帅却不能以诈术来统领军队。所以孟子说：“在军事战争中采用诈术不可损害自己的信誉。”刘伯温对商人的不讲信誉更为厌恶，他借《郁离子》之口说：“有人说商人是重财而轻信的人，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才知道真有这样的人。”孟子也说：对于商人重利轻信的固有习­性­和做法不能不谨慎小心。

战国时期，商鞅实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他先做了件立信的事。一天，他指着南门的一根三丈长的木杆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赏给十金。很多人不信，认为这根木头连小孩儿都扛得动，哪用得了十金？商鞅又说：有能扛去者，赏五十金。这时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这时老百姓才相信了，说：“商鞅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这时他再推行变法，秦人皆信，变法很快推开了。由此可见，“言必信，行必果”是立信的关键。

纵观现代商业市场，信誉之战已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取信于民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凡是应承的，都要做到”。这是作为当代商人所必须做到的。

1968年，日本商人藤田田曾接受了美国油料公司订制餐具300万个刀与叉的合同。交货日期为9月1日，在芝加哥交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8月1日从横滨出货。

藤田田组织了几家工厂生产这批刀叉，由于他们一再误工，预计到8月27日只能空运交货。

藤田田就租用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07货运机空运，交了三万美元（合日元1000万元）空运费，货物及时运到。虽然损失极大，但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保证了信誉。

像藤田田这样的著名企业家，将信誉看成是企业的惟一生命，似乎理所当然，然而，像未万春这样的个体户为了维护信誉而自甘损失，这样的举动更是令人感到钦佩了。

1987年6月19日，四川绵阳市个体户未万春，当众把一批价值1020元的假劣香烟、­奶­粉销毁，对于他来说虽然损失了1020元，但他不出售伪劣商品，赢得了信誉，赢得了广大顾客的消费心理。

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大量制造、倾销低次产品，把自己很响的牌子砸了，这无异于杀­鸡­取蛋，只有愚人才这样做。

声誉是竞争的法宝

对于企业来说，声誉和信用是生命之本。纵观现代企业中那些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公司，十有八九是因为企业的声誉和信用受到了怀疑或否定所导致。所以，许多知名企业家经营之道中将企业的声誉和信用放在首位，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商业竞争中所具有的远见卓识。

其实，声誉和信用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竞争的法宝。早在三国时期，刘备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他所依仗的就是自己的声誉而已。当年诸葛亮说刘备的第一条优势就是“帝王之胄”。他说的“天下有变”，是指一旦曹­操­篡夺东汉刘氏政权，刘备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逆贼，匡复汉室，并且一定能够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曹­操­对诸葛亮这一招最为恐惧，所以当孙权请他做皇帝时，他说：“是几置吾于火炉。”一直到死，曹­操­都不敢做皇帝，可见声誉的重要。

­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由此悟出企业产品的牌子对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价值。他曾谈到“松下”名称的由来，是一次他看报纸，发现了英文“国际”一词“INTERNATIONAL”，意思是“国民的”，或者是“全国的”，于是他选定用“NATIONAL”作为自己公司的商标，一来表示公司的产品是国民所需要的，二来也表示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松下幸之助认为：日本的具体条件决定了日本企业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为了与不同国家的同行决一雌雄，在国际舞台上占得一席之地，维护本公司产品的声誉非常重要，为此必须不断提高“NATIONAL”的知名度。只要有松下电器在国际市场上露面，就是对国际竞争对手的威胁。

关于企业的声誉，松下幸之助对此感慨甚多，他特别强调松下产品的质量，认为就是企业的声誉表现。他曾指出：生产厂家不能把自己的职责仅限于履行一纸订货合同，还应当把顾客对本产品的需求视作同样必须履行的无形合同，并且根据这种无形合同组织生产和销售，以保证随时随地地满足顾客的需求。

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为顾客服务”，他说这是松下公司的经营哲学。他比喻把商品卖给顾客如同嫁出自己的女儿，对亲家当然要守信用。他说诸葛亮能对死去的刘备守信用，松下公司也可以对顾客开展售后服务。尽善尽美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只要信守“不做违心事”这条原则就不会出现积重难返、不可收拾的局面。松下幸之助经常提起1930年制造新型收音机的事例。那时，日本国民急需高质量收音机，松下公司销售K工厂制造的产品故障层出不穷，退货堆积如山。在K工厂无力解决技术问题而退出合作的困难情况下，既无专业知识，又无技术力量的松下公司，信守对顾客许下的诺言，由松下幸之助亲自带领全体职员，不分昼夜攻关三个月，终于研制出适合当时顾客需要的产品，并且在NHK组织的一次比赛中夺魁，松下电器也由此在日本脱颖而出。

照顾对方利益

我们知道，商场竞争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照顾到对方利益，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在这一点上，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主持人问：“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如果生意跑来找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击败置地购得中区新地王，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每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二十多年的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商场上，人缘和朋友显得尤其重要。

实际上，善待他人，照顾到对方利益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正如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险恶的商场同样创造了奇迹。有人说，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李嘉诚在生意场上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如何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信誉就是财富

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商以信为本”之说，海内外成功的华商都是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守信。以诚实获利，以信用获得美誉。

成功的企业都是那些讲诚、信的企业。金利来的开创者曾宪梓先生自始至终奉守“勤俭诚信”的经营理念：勤能补拙，俭能守业，而惟诚和信，则是长期取信于消费者，使金利来获得永续经营、开创名牌基业的根本所在。金利来的经营理念主要表现在坚持“不做骗人生意”这一朴素的商业道德观方面，具体体现在对产品的质量与品质的追求上，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使消费者感受到购买金利来就是在享受上乘的、­精­美的产品，增强对金利来的信心。

“世界船王”包玉刚常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恪守信用，从不夸海口，而是实实在在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扩展他的业务量。1970年，航运市场看好，许多公司都积极争取在日本造船，船厂几乎不肯接受订单。没多久，市场状况发生逆转，许多船只都租不出去，建造中的船只总吨位急剧下降。可是包玉刚仍然不断地向日本订船。1971年，差不多是在船运市场最糟糕的时候，包玉刚订造了六艘船，总吨位是150万吨，从而解了船厂的燃眉之急，所以，后来包氏在日本造船总是能一帆风顺，而且被日本的造船界誉为：“我们最尊贵的主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信誉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包玉刚争夺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的控股权，就是以其在香港银行长期良好的信用记录，与英国财团展开了一场收购与反收购战，在短短的几天里，调动了二十多亿元现金，从而赢得了这场号称“世纪收购战”的胜利。包玉刚曾经说过：“如果在金钱与信誉的天平上让我选择的话，我选择信誉。”包玉刚重信誉、守信用的品格在香港商界、实业界、金融界是有口皆碑的。他那“言必信，行必果”的豪爽作风，使其朋友满天下。

所以商业上自古就信奉“店誉贵似金”、“人无信不立，店无誉不兴”、“千金易获，信誉难得”、“笨拙的店主只知赚钱，聪明的店主最重信誉”、“店门八字开，信誉引财来”、“商店信誉胜万金，一举一动要留心”、“信誉就是财富”。

人品是立身之本

人品不能当饭吃，但人品是立身之本，对事业的成败影响颇大。一个人品欠佳的人，谁也不愿与其合作共事。

人世间的人，人品各个不同，用单一的道德标准品评人，分出好人、坏人，并不一定公平和正确。人或诚实或虚伪，一时之间，很难分辨。但随着时日的增长，两者分界逐渐明显，一个人是诚实还是虚伪，其日常的言行举止，总会有所表现。

当代著名投资家索罗斯极为重视人品的高下，认为一个人仅仅才华出众是不够的，还要有上等的人品。他喜欢诚实的人，对那些做事自私、不够诚实的人，尽管他们十分聪明，也会请他走人。正如他的朋友沙卡洛夫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这是对索罗斯的客观评价。他始终认为，许多投机商，包括一些很成功的投机商，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事业，他们只是在投机，一味地投机。

索罗斯说：“对那些才气纵横的赚钱高手，如果我不信任他们，觉得这些人的人品不可靠，我就绝不希望他们当我的合伙人。”一次，垃圾债券大王麦克·米尔被起诉后，垃圾债券业务出现真空，索罗斯很想进入这一黄金领域。为此他约谈了好多位曾在米尔手下做过事的人，想请他们做合伙人。但是，索罗斯发现这些人有某种忽视道德的态度。他最后放弃了这些人。他觉得他们团队有这些人参与他会很不舒服，尽管他们积极进取又聪明能­干­，也很有投资天分。

索罗斯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值得信任，即使这个人拿来世界上所有担保品来作担保，也不要借钱给他。

索罗斯之所以如此看重合伙人的人品，是因为他认为，金融投资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不道德的人不愿意承担风险。这样的人不适宜从事负责、进取、高风险的投资事业。他说：“冒险是很辛苦的事，不是你自己愿意承担风险，就是你设法把风险转嫁到别人身上。任何从事冒险业务却不能面对后果的人，都不是好手。”

索罗斯的团队里曾经有一个人私自在一处债券上投资了1000万美元，结果投资虽然赢了利，但索罗斯认为，这个人对自己的行动不负责任。索罗斯后来解雇了这个人品欠佳的合伙人。他认为，投资作风完全不同的人在他的团队里都可发挥用场，但人品一定要可靠。

在商业生涯中，不管你是老板还是经理，牢记“最重要的是人品”这句箴言，有助于你走上成功之道。

诚信是经商之本

古往今来，“诚信”一向被中国人视为修身之本，是待人处世的道德规范。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所重视的“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强调“民无信不立”，宣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求商人要“笃实至诚”。从商品经济发展史来看，无论中外，商品经济越发达，商业­精­神越旺盛，就越是恪守信用。“无商不­奸­”这句话并不能反映商业的本质，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其实，商的本质是信，而不是­奸­。因为成功的企业家都清醒地认识到：惟诚与信，才会给企业、给企业家带来较高的信誉。

李嘉诚从身无分文的打工仔，一跃而成为世界富豪，其创业历程充满艰辛。然而勤勉的同时，还需要诚信，惟有诚信，才能建立起信誉，才能成为“真正”的商人。李嘉诚正是如此。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

长江塑胶厂经历过濒临倒闭的危机后，生机焕发，订单如雪片飞来，工厂通宵达旦生产，营业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李嘉诚的信誉有口皆碑，银行不断放宽对他的贷款限额；原料商许可他赊购原料；客户乐意接受他的产品，派送大笔订单给他。

1957年岁尾，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家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的事业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并不因此而满足。

香港的对外贸易基本上为洋行垄断，而华人商行的优势，是在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禁运，香港华人商行的出口途径，基本限于东南亚。

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在欧美，欧洲北美占世界消费量的一半以上。李嘉诚无时不渴望将产品打入欧美市场，他透过《塑胶》杂志，得知香港塑胶花正风靡欧美市场。

李嘉诚一得悉这个消息，马上驱车去跟外商直接洽谈，给他们看样品，签订合同。绕过了中间环节，双方都得到价格上的实惠。李嘉诚手中捏着一把订单，还有订单从四面八方飞来。

李嘉诚不惜重金网罗全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不断地推出新样品。可是，因为资金有限，设备不足，严重地阻碍生产规模的扩大。李嘉诚担心陷于前几年的被动局面，不敢放手接受订单。

该如何突破“瓶颈”呢？李嘉诚陷入苦恼之中。银行许可的贷款额只能应付流动资金。地产、航运、贸易、工业，都在千方百计努力获得银行的支持，像长江这样的小公司，不敢奢望获得银行的大笔贷款。

在李嘉诚伤透脑筋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来到他面前。有位欧洲的批发商，来北角的长江公司看样品，他对长江公司的塑胶花赞不绝口：“比意大利产的还好。我在香港跑了几家，就算你们的款式齐全、质优美观！”

他要求参观长江公司的工厂，他对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生产出这么漂亮的塑胶花甚感惊奇。这位批发商快人快语：“我们早就看好香港的塑胶花，品质品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价格不到欧洲产品的一半。我是打定主意订购香港的塑胶花，并且是大量订购。你们现在的规模，满足不了我的数量。李先生，我知道你的资金发生问题，我可以先做生意，条件是你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担保。”找谁担保呢？担保人不必借钱给被担保人，但必须承担一切风险。被担保人一旦无法履行合同，或者丧失偿还债务能力，风险就落到担保人头上。不过，根据塑胶花的市场前景，以及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风险微乎其微。

翌日，李嘉诚来到批发商下榻的酒店。俩人坐在酒店的咖啡室，咖啡室十分幽静。李嘉诚拿出九款样品，默默放在批发商面前。李嘉诚没说什么，认真观察批发商的表情。

李嘉诚的内心，太想做成这笔交易了。该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西欧、北欧，那是欧洲最主要的市场。李嘉诚未能找到担保人，还能说什么呢？他和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赶出九款样品，期望用样品打动批发商。若他产生浓厚的兴趣，看看能否宽容一点儿，双方寻找变通方法；若不成，就送给他做留念，争取下一次合作。

机遇既然出现，他是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放弃。

九款样品，每三款一组：一组花朵，一组水果，一组草木。批发商全神贯注，足足看了十多分钟，尤其对那串紫红­色­葡萄爱不释手，李嘉诚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这证明他对样品颇为看好。

批发商的目光落在李嘉诚熬得通红的双眼上，猜想这个年轻人大概通宵未眠。他太满意这些样品了，同时更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办事作风及效率，不到一天时间，就拿出九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他记得，他当时只表露出想订购三种产品的意向，结果，李嘉诚每一种产品都设计了三款样品。

“李先生，这九款样品，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一组，我简直挑不出任何毛病。李先生，我们可以谈生意了。”

谈生意，就必须拿出担保人亲笔签字的信誉担保书。李嘉诚只能直率地告诉批发商：“承蒙您对本公司样品的厚爱，我和我的设计师，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总算没有白费。我想你一定知道我的内心想法，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能与先生做生意。可我又不得不坦诚地告诉您，我实在找不到殷实的厂商为我担保，十分抱歉。”

批发商目光炯炯地看着李嘉诚，未表示出吃惊和失望。于是，李嘉诚用自信而执著的口气说：“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业主，在同行和关系企业中有着较好的信誉，我是靠自己的拼搏­精­神和同仁朋友的帮助，才发展到现在这规模的。先生，您已考察过我的公司和工厂，大概不会怀疑本公司的生产管理及产品质量。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合伙关系，并且是长期合作。尽管目前本公司的生产规模还满足不了您的要求，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扩大生产规模。至于价格，我保证会是香港最优惠的，我的原则是做长期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

李嘉诚的诚恳执著，深深打动了批发商，他说道：“李先生，你奉行的原则，也就是我奉行的原则。我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寻找诚实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互利互惠。只要生意做成，我绝不会利己损人，否则就是一锤子买卖。李先生，我知道你最担心的是担保人。我坦诚地告诉你，你不必为此事担心，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个担保人。”

李嘉诚愣住了，哪里有由对方找担保人的道理？批发商微笑道：“这个担保人就是你。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

俩人都为这种幽默感笑出声来。谈判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很快签了第一批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基本解决了李嘉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是这位批发商主动提出一次付清，可见他对李嘉诚信誉及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

批发商叫侍者拿来两杯香槟酒，举杯说道：“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

信誉是不能以金钱估量的，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经过这次本无希望、但最终如愿以偿的合作，李嘉诚对此坚信不移。

长江公司的塑胶花牢牢占领了欧洲市场，营业额及利润成倍增长。1958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凝聚着李嘉诚信誉的塑胶花为李嘉诚赢得平生的“第一桶金”，也赢得了“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谋利宜“远”

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商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只有依靠同样崇高的品德，才能在商海中畅游无阻。先赔后赚，感情投资，不以小利相妒，放长线才可钓大鱼。

先赔是为了后赚

在企业的经营方面，过于­精­明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有时适当的吃点儿亏，却能带来较大的收益。

据说，日本绳索大王岛村芳雄当年到东京一家包装材料店当店员时，薪金只有1.8万日元，还要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因此他时常囊空如洗。有一天，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注意到女­性­们，无论是花枝招展的小姐，还是徐娘半老的­妇­人，除了都带着自己的皮包之外，还提着一个纸袋，这是买东西时商店送给她们装东西用的。他自言自语：“嗯！这样提纸袋的人最近越来越多了。”岛村芳雄这样一想，整个的心就被纸袋和绳索占住了。

两天后，他到一家跟商店有来往的纸袋工厂参观。果然，正如他所料，工厂忙得不可开交。参观之后，他怦然心动，毅然决定无论如何非大­干­一番不可，将来纸袋一定会风行全国，做纸袋绳索的生意错不了的。岛村芳雄虽然雄心勃勃，但苦于身无分文，无从下手，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最后他决定到各银行试一试。一到银行，他就对纸袋的使用前景，纸袋绳索制作上的技巧，及这项事业的展望等说得头头是道，但每一家银行听了他的打算之后，都冷冷淡淡地不愿理睬他，甚至有的银行以对待疯子的态度来对待他。岛村芳雄决定把三井银行作为目标，连续几次前去展开攻击。然而他的热心，在三井银行也没有得到同情，起初态度冷淡得连他的话都不愿听的职员们，过了几天，对他的蔑视的态度就逐渐表面化，终于耐不住厌烦地大发脾气，一看到他就怒目而视。有时他一来，大家就发出一阵哄笑来取笑他，有时­干­脆把他赶了出去。皇天不负苦心人，前后经过三个月，到了第69次时，对方竟被他那煞费苦心、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答应贷给他100万日元。当朋友和熟人知道他获得银行贷款100万日元后，纷纷借给他资金，就这样他很快就筹集了200万日元的资金。

于是岛村芳雄辞去了店员的工作，设立凡芳商会，开始绳索贩卖业务。他深信，虽然他的条件比别人差，但用自己新创的“原价售销商法”­干­下去，一定能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界站稳脚跟。首先，他前往产麻地冈山的麻绳厂，将该厂生产的每条45厘米长的麻绳以5角钱大量买进，然后按原价转卖东京一带的纸袋工厂。这种完全无利润反赔本的生意做了一年之后，“岛村芳雄的绳索确实便宜”的名声远扬，成百上千的订货单就从各地源源而来。接着，岛村芳雄按部就班地采取他的行动。他拿着购物品收据前去订货客户处诉说：“到现在为止，我是没赚你们一分钱，如果这样让我继续为你们服务的话，我便只有破产这条路可走了。”客户为他的诚实所感动，心甘情愿地把交货价格提高为5角5分钱。同时，岛村芳雄又到冈山找麻绳厂的厂商商洽：“您卖给我每条5角钱，我是一直照原价卖给别人的，因此才得到现在这么多的订货。如果这样无利而赔本的生意让我继续下去的话，我只有等关门倒闭了。”冈山的厂商一看他开给客户的收据存根，大吃一惊，像这样自愿不赚钱做生意的人，他们生平头一次遇到，于是就不加考虑，一口答应供给他的麻绳每条只收4角5分钱。如此每条赚1角钱，每天的利润就有100万日元。创业两年后，他就名满天下，同时把凡芳商会改为公司组织，创业13年后，他每天的交货量至少有5000万条，其利润实在难以计算。现在的袋子绳索更是讲究，有塑胶带、缎带、绢带等，每条卖价五日元左右。有些高级品的利润更为可观。

市场竞争制胜之道何在？从岛村芳雄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要有先见之明，要善于捕捉时机。岛村芳雄早就预料到纸袋流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第二，“吃亏就是占便宜。”岛村芳雄的原价推销法只赔不赚，亏了自己，“肥”了他的客户，使客户从他那儿尝到了“甜头”。于是，岛村芳雄获得了成百上千的订单。而吃亏经营感动了为岛村芳雄借贷的厂商，使他们主动压低供价；也感动了客户，使他们主动要求抬高购买价格。他的原价售销法使他得到了商业界的信任，顾客自动替他宣传，使他无往而不利，在几年间就从一个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绳索大王。

不以小利相妒

在激烈竞争的商战中，商人们为了扩大经营和发展生产，在与同行或与顾客之间不惜采取欺骗手段，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从商业道德的角度来看，商业经营者应该摒弃这种做法，这不仅是客观环境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商业管理人才的品德要求。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同行相妒，同行是冤家，为了实现高额利润、获取一己之私利，商人们总是想独占市场，总想把同行挤垮，他们在处理行业的关系上，总是互相攻击、互相欺骗，这是一些贪利而忘义的愚者的行为。他们的形象总是给人一种“­奸­商”、“贪商”的印象。

孔子所推崇的“以和为贵”是中国人古往今来人际交往的传统美德。在孔子等先哲看来，“和”是办好一切事情的前提，只有大家和睦相处、齐心协力，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否则，彼此争斗，相互不容，就只能把事情搞糟。我们在经商活动中也是如此。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想和气生财，就必须以“义”为先。如果为了贪图一己私利而毁弃朋友之义，即使你在人际交往中做得再好，也不会“和气生财”。

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商业经营的需要。行业化、集团化的经营方式已经出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具有竞争力，才能占领市场，才能获及真正的市场主动权。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商家，就一定要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相反，今天与这家公司争小利，眼睛死死盯在眼前的利益上，一方面会因把­精­力耗于此种竞争上而无­精­力去“造大势”；另一方面会因争小利而得罪周围的同行，树敌过多，被人联合而攻之。

所以，聪明的商人千万不要“铁公­鸡­一毛不拔”；相反，倒要经常让些小利给别人。让小利于别人，眼下好像吃了点儿亏，但从长远观点看并非吃亏。让小利于别人，别人不仅不会因争利而与你敌对，反而会生出感激之情，信任于你。取得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而取得同行的信任就更为重要。信任你的同行不仅不会暗拆你的墙角，关键时刻还会帮你一把。即使不能帮你，也不会落井下石。

以小损而换大益

人们从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追求利益，但这种利益与商家的努力是成正比的。如果以战争手段去抢夺，那么你“失去的东西，永远比得到的更多”。

在战争中，以小损而换大益是战争中的重要战术，这种重要战术又称为“损”战。

吴越之战，越国便有计划地腐蚀了吴国的军心；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也被迅速地腐化了；越战中的美国军队，也在毒品与­性­病的攻击下遭到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美国本土的社会结构；抗战期间，不仅日本军队，连日本国民都被传染上打麻将、贿赂等中国传统的恶习。这正是以小失而得大益的事例。在上面的事例中，“失”的目的在于“得”，以“失”诱敌上钩，然后一举歼之，即小失而得大益之法。

解放前，烟台啤酒厂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某日，“新世界”按正常门票价格出售门票，持门票进入“新世界”后，由烟台啤酒厂赠给洗脸毛巾一条（上有“烟台啤酒厂赠”字样）。然后，游人可免费喝啤酒，喝酒多者，按前三名顺序分别予以厚奖。消息发出，上海市新世界门前万头攒动，人们争先恐后进入“新世界”，致使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交通堵塞。这一天，48瓶一箱的啤酒被喝掉了500箱。上海市的各家报纸绘声绘­色­地报道了这次啤酒比赛的盛况以及获奖者的得意之态，整个上海为之轰动。

烟台啤酒厂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花了不少钱，表面上看是吃了亏，但它因此而占据了上海啤酒市场，捞了个大便宜。这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做法，没有魄力的厂家是很难做到的。

在战争中，爱兵如子可能是所有将帅的美德，所以，损失士兵的事是统帅所不愿意做的，但有时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因此，以小损换大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最大的保存了士兵的利益。

《国史补》中记载，渑池道中有车载着瓦瓮，堵塞在狭窄的路上。正赶上天气寒冷，冰雪盖路又陡又滑，进退两难。天­色­将晚，公家的和私人的旅客成群结队走来，数千车马拥挤在后面，毫无办法。这时有一个叫刘颇的旅客，催马赶来，问道：“车上的瓮能值多少钱？”回答说：“七八千。”刘颇立即打开包裹取出银子，全部将瓮推到山崖下。不大一会儿，车载轻了能够前进，后面的车队也喊叫着前进了。

刘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权衡利弊，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以小损换大益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也是十分需要的。

薄利也能厚谋

很多人也许听说过哑巴卖刀的故事：哑巴由于无法叫卖，只得坐在地上用刀一截截地切铁丝，人们看到他的菜刀如此坚硬、削铁如泥，便纷纷购买，一抢而光。

在19世纪末，英国北部里兹市，有一个年轻人也是用类似的方式来售货的，所不同的是，他并非天生的哑巴。

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克斯，是波兰犹太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母亲因为难产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马克斯是由他的姐姐抚养大的。19岁时，他已长成一名强壮的青年，强烈的责任感使他觉得不能再依赖家人生活了，必须自立自强。于是，在1884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只身闯入英国碰运气。

当他到达里兹城时，已经身无分文了，而且语言不通。值得庆幸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犹太人，他们很乐意接济新来的本族人。有个叫杜赫斯特的犹太富商，专做批发百货生意，他觉得马克斯为人忠厚，却因不懂英语，很难找到职业，便主动借给这个青年人五英镑，要他做点儿小买卖维持生活。

当时，五英镑可不算个小数目，马克斯决定用这笔资本做小商贩，刚好杜赫斯特是百货批发商，取货不成问题。

由于马克斯不懂英语，售货时不好讨价还价，所有货物清一­色­售价一便士，并打出招牌“不要问价钱，每件一便士”，以此招揽顾客。

他的经营方式也与众不同，别人都是想尽量把手边的货卖掉，而马克斯总是收集各种好货­色­放在摊上，然后以同样的价钱出售，并用开架的陈列方式，让顾客任意挑选货物。不久就树立了品质优良、价格公道的形象，很多顾客都来光顾马克斯的露天摊位。

两年后，马克斯的生意有了一定的发展，他又将“便士市集”开到约克郡和兰开夏，聘请一批女孩子当售货员，他自己则奔跑于各地。由于业务发展太快，马克斯越来越感到资金与能力均不足以应付目前的形势，要求批发商杜赫斯特与之合股，这时他所欠的五英镑早已还清，对方已不再是债权人了。

杜赫斯特无意去做零售商，就把自己的理账员斯宾塞介绍给马克斯，斯宾塞投资300英镑，加入“便士市集”合股人。

斯宾塞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具有相当的经营头脑，在他的策划之下，“便士市集”业务发展更加迅速。

到1903年时，“便士市集”及零售商店激增至36家，商店已经打出“马克斯·斯宾塞”的招牌，在伦敦闹市也设立了一家百货店。

不久，斯宾塞和马克斯先后去世了，身后留下了“马克斯·斯宾塞”公司，以及那一套独有的经营传统———薄利多销，物美价廉。

马克斯的后辈们成功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

1972年，西夫勋爵就任该公司董事长，他向公司的全体员工说：“如果我们公司的商店卖的这些东西的质量达不到可供我和我的家人吃或穿的水平，那就不能拿出来卖。”

为了保持这种信誉，并且区别于其他零售商，他们给公司出售的商品都挂起了“圣·米歇尔”的商标。全公司的二百六十多家分店中，清一­色­都是这个牌子的商品，而在其他的任何一家商店中，“圣·米歇尔”的商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商店至今都不给顾客开发票，顾客退货也无需发票，因为店方根本不会问你为什么要退。

公司并不像大多数零售商那样，从供应商手中购买成品，而是靠自己拥有的百名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与制造商合作，对商品设计、原料选择、生产工序以及质量检验等方面进行研究，按公司的要求进行生产，以确实保证“圣·米歇尔”商品的优越­性­。

他们都自豪地宣称：“我们是第一家要求制造商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而不是他们生产什么我们就进什么货的公司。”

马克斯·斯宾塞公司对外从不靠广告宣传，但他们的声誉和名望却不告而知，在英国无人不晓。

一次，一个电视记者在公开场合采访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问她的内衣从哪儿买的，首相说：“怎么啦，当然是马克斯·斯宾塞，人人都上那儿买东西，不是吗？”

从事广告业务二十多年的广告公司主席米勒认为，马克斯·斯宾塞公司的名声确实很响亮，这从广告的角度是反常现象。其实，有了优质的商品，有了响亮的牌子，他们当然不需要花冤枉钱去做广告了。

确实如此：倘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你的商店川流不息，最有效宣传方法就是口碑。只有当口碑不能快速传递商品的动态时，才真正需要广告。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斯·斯宾塞公司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摆脱了地摊集市和小本经营的地位，成为雄踞世界著名工商企业之列的大公司。

放长线钓大鱼

在内地投资方面，李嘉诚一贯持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策略，终于得到了回报。正所谓十年耕耘一朝收获，李嘉诚终于以其诚心和耐心迎来了内地投资的黄金时期。

1992年4月27至28日，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分别会晤李嘉诚。李嘉诚旋风般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宣布成立第一个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其决断及办事的高效令人惊叹。他一方面投资深圳盐田港，体现了自己的深谋远虑；另一方面，他在广州兴建73层高的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他还在上海投资60亿建设货柜码头，与香港互为犄角，并成为亚洲首席私营货柜码头大王。另外，在上海、福州、重庆等地，李嘉诚投资房产及康居工程，名利双收。而李嘉诚在内地投资最具争议的项目是北京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在这个项目里，充分显示了李嘉诚­精­明成熟的商业天分。

李嘉诚与郭鹤年于1992年联手获得王府井旧址发展权，新财团将在此兴建特大型商业购物中心———东方广场。

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间，香港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谁都知道，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试想过去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如登天，现在竟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当然令人喜出望外。据香港一位地产分析员称，谁拥有王府井的一幅土地，谁就拥有了一座大金矿。而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办理，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由于他们亦曾在香港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现在已到了获得回报的时候了。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谈判、签意向书、拆迁、拔钉子户等，李嘉诚解决起来举重若轻，得心应手。

李嘉诚认为，在内地，土地价格与起楼造价的比例往往是1∶10，而香港不少地段，却正好倒过来。而大陆和香港合作的基础是互补互利，港方的优势是资金雄厚，大陆方则控有土地使用权、审批权。所以，一拍即合。通过双方谈判，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土地，由李嘉诚、郭鹤年两人合作开发，并准备建成亚洲或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从而奠定了李嘉诚在内地的龙头老大地位。

学会感情投资

商场上之所以有感情投资，其原因便是商场上的关系虽然是一种利害关系，但实际上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一切都是通过人而起作用的。而商场上的人也都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智有感情亦有理­性­。所以，商场上人的行为也都带着一种感情Se彩。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带着感情投资的­色­彩，这种­色­彩尽管同普通人的行为及官场上人的行为有所不同，但这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看不到存在于商场和商人中的感情因素，不了解感情投资在商场上的巨大作用，而只是把眼光盯在纯粹的“利”上，则必然无法更好地获利。

商场上的商人一般都处于平等的位置上，这种平等就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都有权对自己所有的财产进行处置。在商场上，不存在真心实意让自己亏本的商人。他们的这种地位，具体地体现了人类自身的欲望，这是他们追求利润的根本所在。

因此，在商场上进行感情投资，也应当以“利”为目的；否则，这种投资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有可能给商人带来某种损害。因为商人不是慈善人员，求利是他们的本­性­，更是他们的本分和天职。

除了求利之外，商场上的感情投资还有求“义”的一面，但这种求“义”的一面，从根本上讲，不过是为求利而服务的。

也就是说，求“义”是求“利”的旁生物、副产品，毕竟，商场上的感情投资行为的根本目的是“求利”。这是自始至终的直接目的。

“义”是为一定的利益服务的，完全脱离一定利益的“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如果只注重利益，不但失去“义”，而且还得不到“利”，只有抓着“义”，两者才能兼而得之。不仅如此，荀子还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也就是强调“义”是为“利”服务的。

荀子的观点，应该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因此，后世的人关于“义利”之辩，一般都没有超出这一高度。

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项，它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现代的商人对此必须有所了解，以便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商人，其最重要的目的无疑都是为了求利，但是，我国的商人更应当重视“义”在求利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也是由我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

在认识和理解了古人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之后，现代的商人应善于总结经验，推陈出新，创造出既符合传统特点又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义利观，借助于“义”更好地实现求“利”的目的。

商场的感情投资行为无论是为求利或求义，都是在满足大众需要的前提下进行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其任何行为都只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此外，商人在商场上的活动，既要为大众的利益服务，绝不损害大众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其他商人的利益，尤其要为合作伙伴的利益着想，并满足本公司或企业中的员工的需要。

只有这样，才能在大众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使大众愿意购买自己的商品；才能得到商业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景仰，愿意与你­精­诚合作、共同谋取长期发展；也才能上下同心，以公司或企业全体员工的力量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否则的话，如果只注重“利”而忽视“义”，那么，你所得到的就只能是“小利”、“短利”，而无法进一步扩大这种“利”，获得长久的、大规模的“利”。

这也就是本节中所说的“以义求长利”的核心内容和本质所在，也是商场感情投资活动的必然要求。

以情感促进生意

微笑也好，幽默也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除顾客心中的顾虑，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在企业、产品、推销员和顾客之间建立起情感的联系，一旦形成了这样的联系，购买行为就会随之发生，甚至持续发生。

“空中客车”公司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合营的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生产的客机质量稳定、­性­能优良。但是，因为它是20世纪70年代新办的企业，外销业务一时难以打开。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公司决定招聘能人，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贝尔那·拉第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聘于该公司的。

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各大航空公司都不景气，飞机的外销环境相当艰难。虽然如此，拉第埃还是挺身而出，大展身手。

拉第埃走马上任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和印度航空公司的一笔交易。由于这笔生意未被印度政府批准，极有可能会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拉第埃匆忙赶到新德里，并且参见谈判对手印航主席拉尔少将。在拉尔接见时，拉第埃对他说：“因为是您使我有机会在我生日这一天又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他于1924年3月4日生于加尔各答。拉尔听后深受感动，并邀请他共进午餐。拉第埃见此情形，趁热打铁，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相片呈给拉尔，并问：“少将先生，您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谁？”

“这不是圣雄甘地吗？”拉尔回答。

“请您再看看旁边的小孩儿是谁？”

“就是我本人呀！那时我才三岁半，随父母离开印度去欧洲途中，有幸和圣雄甘地同乘一条船。”

拉第埃说完这些话，拉尔已经开始动摇了。当然，这笔生意也就成交了。

拉第埃的这一招，正应了中国古代兵法的所谓“攻心为上”。他首先说的一句话即巧妙地赞美了对方，又逗起了对方听下去的兴趣；接着，他由自己生平的介绍解除了对方“反推销”的警惕和抵抗，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最后，又用甘地的照片彻底打动了对方，由此而产生感情共鸣，而这种感情共鸣产生的时候，也正是成交的时机。可以说，拉第埃的这次生意，是情感推销的完美范例。

有一位西班牙商人也懂得这一点，他利用西班牙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曾大赚了一笔。

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的巴赛罗那举行。

一家家用电器商店的老板在运动会前，向巴赛罗那全市做了一个奇怪的广告：如果西班牙在本届运动会上获得的金牌总数超过十枚，那么，自6月3日至7月24日，在本店购买的一切电器，都可以得到退款。

这个带着爱国拥奥意味的举动轰动了西班牙。大家都到他那里买电器。一时间，顾客如云，这家商店的销售量剧增。老板心里也美滋滋的。

可是谁知道，仅到7月4日，西班牙的运动员就获得了10金1银的好成绩，正好超出该店老板的赔款线。

然而距7月24日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买的电器也都能得到退款，于是人们都蜂拥来抢购。

看来这个老板的“良策妙计”失败了！他肯定要破产了！

人们纷纷问他什么时候履行诺言、开始退款？老板从容地说，从9月份起开始兑现。他的商店立即成了继奥运会后，西班牙市民最关注的热点。

据估计，他将退的款额达一百万美元，这等于是10000名顾客每人从他那里白白抬走一台价值一百多美元的冰箱！

谁知道，他早作了巧妙的准备：在他宣布广告之前，他去保险公司请求投专项保险。保险公司的体育行情专家，仔细分析了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得的奖牌数，一致认为不可能超过10块金牌。因为往届奥运会上，西班牙最多不超过五块金牌。于是，保险公司接受了这个保险。也就是说，电器商店老板要赔的一百多万美元，全部由保险公司赔偿。他这个点子妙在将自己的损失转移到了保险公司，并以此吸引来了更大的利润。

还有一位美国大学生也是情感推销的高手。

美国有一位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的名叫彼得·巴克曼的学生，在刚入学时，就开始做起推销慰问袋的生意。他推销的对象是远离家门、住在大学宿舍或是在校外租房居住的大学生。

他首先抄下学生名单及家庭住址，然后等考试期将届，便寄信给学生的家长：“要慰勉并鼓舞因准备考试日夜苦读而疲倦不堪的儿女吗？您有意寄给他一点儿水果、蛋糕、冰淇淋、牙膏、香皂之类的东西吗？虽然东西不多，却是礼轻情重，能使骨­肉­之间的心灵沟通，能使您的儿女倍加思亲感恩的。我想，您是不会吝惜这笔区区小钱的。请您在这张划拨单上填上名字，并汇款五美金，我们会替您购买装好，直接把这个礼物送给您的儿女。”

1973年，他做这项副业赚到美金1.5万元。1974年赚到2.7万元。这笔数目虽然不多，但以一位半工半读的学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大数目了。

实际上，情感促销的方法很多，比如商业巨头菲考福就很懂这一点。

每当顾客的需要暂时不能得到满足时，菲考福就要店员记下顾客的电话或住址，并立即告诉业务经理进货。货进店，马上通知顾客：“您要的××商品，我们已经替您准备好了。”也许对方会很歉意地回答说：“对不起，我已经在别的商店买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菲考福的目的并不在于这次卖掉什么，而是为了在顾客心目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印象，以获得宝贵的商业信誉。试想，如果你接到这样的供货通知，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备受重视的满足感？

爱听赞美之辞，是人的本­性­。卡耐基在他的著作中讲到：“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喜欢别人的赞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很多值得夸耀的地方，推销员如果能抓住这种心理，很好地利用，就能成功地接近顾客。

有一位推销员去拜访一个新顾客，主人刚把门打开，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就从主人脚边钻了出来，好奇地打量着他。推销员见此情景决定马上改变原已设计的推销语言，他装着惊喜地说：“哟，多可爱的小狗！是外国的狗吧？”

主人自豪地说：“对呀！”

推销员又说：“真漂亮，鬃毛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您一定天天梳洗吧！真不容易啊！”

主人很愉快地说：“是啊！是不容易的，不过它很惹人喜欢。”

推销员就这条狗展开了话题，然后又巧妙地将话引到他的真正意图上。待主人醒悟过来时，已不好意思再将他扫地出门了。

孩子的母亲最以自己的孩子为自豪，因此夸赞孩子也是较好的推销突破口。“您这孩子长得真可爱，瞧，胖乎乎的连衣服都显得小了点儿……”母亲听到这样的赞美，心中喜悦自不用说，她还会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孩子的衣服上，若此时推销员接着向她介绍一件合身漂亮的童装，母亲很可能会欣然购买。

经营者要有完全得到应得到利润的态度，即使是在不景气的情况下。

有一次松下到东京一家证券公司去接洽股票生意。松下告诉他们，这一期想做100亿日元的生意，下期想做120亿日元的生意。当时对方就问松下：“松下先生，你刚说100亿日元，真的办得到吗？现在经济不景气，您的话有一点儿不负责任吧？”他回答说：“绝没有，我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贩卖契约，就是对社会上的人士、代理商或经销商，订有非常明确的契约。所以，我们有义务生产和贩卖那些产品。不过，我说的契约，是一种心灵的契约。现在，用我们的­肉­眼看不见。可是这种契约我看得很清楚，我认为一定能够如数销售。”

本期日数已剩无几，可是松下肯定能达成百亿日元目标。这不是心血来潮随便说的，而是他经过了一番详细思考得出的结论。

正当的利润获得，是社会对企业服务的报酬；服务而无利润，必使经济活动日趋衰弱。

合作宜“诚”

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惟才是举、知人善用，谓之内合；­精­诚合作的经营理念，左右逢源，网罗百家，谓之外联。外联内合，才是厚商经营之道。

员工是企业的财富

“每一个企业的发展提高，都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经营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

在山姆·沃顿的公司里，培育了一种公平的企业文化。用山姆·沃顿自己的话讲就是“职工是公司合作的伙伴”。几十年来，山姆·沃顿培育出了一种在严密监督下，注重个人开创­性­和能动­性­的管理模式。他不断地提醒雇员们：你们是公司成功的关键；你们很大程度上是在给自己做事；你们是公司的“合作者”或“伙伴”，而不仅仅是雇员。这种思想主要包括下列几个内容：一、自下而上的沟通

沃顿强调自下而上的沟通，以便使公司上上下下的点子能自由交流。比如在1983年实施的“问候者”规则，就是因为采纳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分店雇员建议的结果。推出后，这个点子十分成功，以致一度被凯玛特、一些百货公司以及步行式商业街所采纳。

“问候者”内容如下：

所有进入沃尔玛商店的顾客都会受到一名店员的问候，他会告诉顾客哪里能找到所需的商品，帮助他们换款和退款，并且在感谢顾客光临的同时，暗地里观察偷窃者的任何蛛丝马迹。

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对于零售店来说并不稀奇，而沃尔玛“问候者”们独具的特­色­是他们的友好和耐心。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店，它的助理经理订购了太多的三明治或“月亮派”。商店经理责令他想方设法卖出多余的货物。约翰·拉夫想出了举办世界吃“月亮派”比赛的点子。首届比赛在该店的停车场成功举行，现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吸引了众多来自本社区、整个亚拉巴马州以及全国各地的观众。

二、同事均分得分享计划

沃尔玛还有一套可以回溯到1972年的利润分享计划，即所有的同事均分得一定比例的公司年利润。这项计划的好处我们可由一个例子略见一斑。作为一名出纳员，雪利·考克斯每小时挣7.10美元，当24年后她决定退休时，1988年所分得的利润为220127美元。除此之外，职员可以参加认购工资股，由沃尔玛分担一部分成本。

三、友好的工作环境和气氛

山姆·沃顿的经营和管理思想是为了在他的商店中营造出一种友好的回家的感觉。他把它看成“工作中的汽笛”，强调兴致饱满地去工作，因为只有热爱，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他很担心丧失这种兴致和氛围，“沃尔玛越壮大，着想于细小环节就显得越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如何成为巨型公司的道理，不要像一个人那样行事”。

另一个对全体店员的鼓励措施是设法降低商品的损耗（即由于顾客偷窃、粗心大意和雇员行窃等原因造成的商品损失）。如果商品的损耗不超过规定限额，雇员每年可多发200美元。这使得他们更警觉地监督顾客及雇员相互的行为。1989年，沃尔玛的商品损耗率只有销售额的1%，低于2%的行业水平。

四、员工的信息共享

一个能让雇员感到沃尔玛经营状况十分重要的奇特措施是信息共享，它充分体现了雇员是企业的合作者的思想。管理人员分享公司经营的好消息与坏消息。每个商店里，经理与职员共同分享经营统计数据，包括利润、购入成本、销售收入和标价。每个人从助理经理到兼职职员，都能看到这些信息。结果，渐渐地店员们确实把沃尔玛当成了自己的公司。

山姆·沃顿所培育的这个非常开放、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方式被称为流动的管理。管理者，无论是商店的还是总部的，都要亲临商店，熟悉正在进行的业务，与同事交谈，鼓励他们互相交换思想、分担顾虑。这种管理方法，保留了大公司通常所缺乏的人与人的接触，在沃尔玛发展壮大过程中占有支配地位。

以人为本的经营哲学

不少企业经营者常常感叹：现在企业中快乐的员工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就是，许多员工努力地工作，却没有得到老板或主管的认可。换句话说，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忽视了对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松下幸之助曾有一个著名的“两个轮子”的哲学。这个观点的论点是：“员工和经营者，是公司经营车上的两个轮子”，言下之意是在企业经营中，经营管理者与企业员工同等重要，只有搞好了两者的关系才能推动公司顺利成立。

1922年，在松下幸之助建成最早的正规工厂里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年末，照惯例要进行大扫除。松下幸之助在巡视时注意到，工厂有五十多名工人，竟没有一个人去打扫厕所。他察觉到工人们好像有些对立情绪，劳资关系有点儿紧张。松下幸之助选择的解决策略是：自己去打扫厕所。这样，他在把厕所打扫­干­净的同时，也把那种劳资关系上的紧张气氛一起扫掉了。他说：“打扫厕所时，我体会到，自己如果没有考虑到工人的想法就生气，并表现出自己的急躁情绪，给人的印象会很不好。作为工厂的主人，必须率先做出榜样。我亲自打扫厕所就起到了缓和紧张局面的作用，同时我也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作为主人，不能仅仅依靠权威。当然我的收获还远不仅于此。我还懂得了培养谦虚­精­神和耐心的重要­性­，而且如果在经营中以身作则，你可以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是松下幸之助后来在自传中说的一段话。而这也是他的“两个轮子”哲学的主要落脚点。他的经营哲学就像他表白的那样：“员工和经营者，是公司经营车上的两个轮子。只有当两个轮子处于协调、均衡状况时，我们才能真正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厂方和员工也才能得到收益，两方面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

1965年，松下电器先于日本任何其他大企业采取五天工作制；另外在工资体系方面，废除年功序列制；1966年实行男女工资平等制；奖励工人的个人开发，设置较充足的以国语教研室为主的教育设施和工人闲暇活动服务设施。一到35岁要有一套自己的住宅也成为公司的一个目标。

在松下公司，还发生过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情。1926年，世界第一次经济大危机。日本许多工厂破产，经济空前混乱，松下公司销售额大幅度削减，管理人员向松下幸之助提出要求裁掉1/2的工人。但松下坚决反对，他提出，工人一个不裁，生产实行半日制，工资全天支付。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松下幸之助的经营哲学。

这些事情现在听起来，人们也许会认为是极平常的。可当时在面临倒闭的危机时，沉着地做出这样的决策并非轻而易举的。但松下幸之助正是通过总结自己在与激烈动荡的现实生活的搏斗中所得到的一个一个胜利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才一步一步地建立了把以人为本作为经营哲学的松下公司，也发展了这种“两个轮子”哲学。

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日本松下公司从1945年战争废墟上崛起，到1969年发展到顶峰。1969年日本国税厅最高收益企业一览表中，松下电器名列榜首，一年收益866.6亿日元，为此，松下幸之助说：“我是用爱和谐调­精­神创业，今后还要用这种­精­神把松下公司建设得更美好更理想。”

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寻找合伙人，是个重大的步骤。俗话说：“生产好做，伙计难寻。”在现代大企业中，由几个人合伙经办一个企业，是不多见的。因为各人的素质和其他情况不一样，能够合到一起，互相配合得很好，非常不容易。

美国商人里杰德·沙玉首创“邮寄货物”的经营方式，深受顾客的欢迎，一举成功。

美国幅员辽阔，这种新的经营方式一定会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它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于是沙玉结束了运送代理业务，很快办起杂货店，按照这种新方式经营起来。

沙玉的事业虽然进展不错，但也有它的局限­性­。最大的障碍是资本太少，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几种商品上。同时邮寄货物这种经营，不像技术那样可以申请专利，别的企业家很快就会仿效开来。他如果继续这样小本经营下去，是很可能被人挤垮的。因此，急需扩大经营规模。沙玉看清了这一点，就决定物­色­一个合伙人，用扩充实力的办法达到迅速发展的目的。

沙玉对选择合伙人非常慎重，前后经过了近五年时间，才最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伙伴。

这个人叫罗拜克。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思想新颖，在经营上敢于创新，同沙玉很合得来。两人相识后，携手办起了沙玉·罗拜克公司。

两人通力合作，亲密无间，使公司的业务扩展得很快。第一年的营业额，就比沙玉一人经营时增长了十倍，创造了近四十万美元的记录。第二年的增长更加惊人，以致他们两人都感到事业膨胀过大，力不从心，难以驾驭了。

第二年快结束时，营业额已超过了百万，而且还呈现继续扩展之势。对经营这样巨额的业务，他们确实有些茫茫然了。

他们殚­精­竭虑，最后商量出来的解决困难的办法是：再请一位高明的人来经营。他们议定的原则是：“从乱石堆里寻找黄金。”也就是说，要从普通的小商人中，物­色­一个能当大任的人物来。

两人计议已定，便处处留意，但过了许久，也没有发现他们心目中的这种人才。可见在乱石堆中要找到黄金，毕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又过了一些时候，终于有一块“金子”在他们面前闪着金灿灿的亮光了。一个贩卖布匹的小商人，突然闯进了他的搜索圈。

一天，沙玉下班回到家里，发现桌上放着一块衣料，叠得整整齐齐，显然是新买的。衣料并不高贵，为什么要买它呢？他心中纳闷，就去问他的夫人。

原来有一个叫路华德的贩卖布匹的小商人，告诉沙玉夫人，说在今年的游园会上，瑞尔夫人和卞泰杰夫人，都会穿上这种花式的衣服。每年感恩节的头一天举行游园会，是当地的风俗，这一天是­妇­女们展示自己服装的好机会。瑞尔夫人和卞泰杰夫人都是当地社交场中最出名的人物，而且是当地­妇­女服装潮流的领导者。只要她们两人带头穿戴什么，别的­妇­女就会跟着她们学。当夫人以神秘的口气告诉沙玉，说卖布的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时，沙玉顿时觉得，这不过是卖布人的经销把戏而已。

不过当时，沙玉还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一天一个布贩到他店里把这种花式的衣料全买走了，也仍未引起他的特别注意。这种布料已积压了很久，他为能够把这批陈货全部卖出去而感到高兴。

到了游园会那天，会上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人们的衣着都打扮得很入时，尤其是女人们的新式服装，把游园会的气氛烘托得更加热烈。但人群中特别显眼的，还是沙玉夫人和那两名有影响的瑞尔夫人、卞泰杰夫人穿的那种花式衣料服装。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她们。这三位太太，这天可是出尽了风头。

游园会结束的时候，许多女人都拿到一份广告，上面写着：瑞尔夫人和卞泰夫人所穿新衣料本店有售。词句虽然简朴，却抓住了女人们的心理，给她们带来一个重要信息。

沙玉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回想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断定这全是那个小布商一手安排的。他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起来：这个人的推销手段真是够高明的。

第二天，沙玉同罗拜克一起找到路华德的店铺。

原来这个路华德，就是经常到他们店里贩卖布匹的小商人。他们彼此已认识多年，但从未深谈过。现在认真一看，才发现此人有一种异样的气质和神采，他们已被他吸引了。

三人在一家咖啡馆开始交谈。沙玉单刀直入说明来意：请路华德主持沙玉·罗拜克公司的经营业务。这对路华德来说，的确有些突如其来，他从没有想过这种事。经过三天考虑，他接受了沙玉和罗拜克的任命，就任了公司总经理。

路华德上任后，首先大力推行“质量管制”。

对零售商来说，要做到商品质量全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决定商品质量的是制造厂家的事，而商人只是管销售的，无法控制商品的好坏。但是，消费者往往把商品质量好坏的责任同销售商店联系在一起，出了问题，总是来找商店调换，而不会去直接追究厂家的责任。沙玉·罗拜克公司是以邮购为主的商业企业，若大量调换不合格产品，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以致影响整个公司的业务和信誉。

路华德上任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影响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于是决心加以改革。他的理想目标是：凡是从沙王·罗拜克卖出的商品，都是“货真价实”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路华德采取的措施是，他邀请有关的厂家开会，提出严格的条件：凡是劣等产品调换费用概由厂家负担；产品不合格率超过0.02％者，公司拒绝再出售它的产品，并向消费者公开说明拒售的理由和经过。

这时，几个厂商认为路华德的措施太苛刻了，他们联合起来加以抵制，并以拒绝供货相威胁，一度使公司业务受到很大损失。

此事关系重大，路华德忐忑不安地征求两位老板的意见。

沙玉仔细地了解了全部情况，风趣地对路华德说：“你这阵子已经够辛苦的了，如能少卖几样东西，不是也可以轻松一下吗？”两位老板对路华德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在面临事业成败的重要关头，做老板的能以这样的态度支持他的经营者，是很难得的。路华德深受感动，暗暗发誓一定要让沙玉·罗拜克公司办成超一流的大公司。他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拼命工作，很快就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为公司立下了大功。

在路华德的出­色­管理下，沙玉·罗拜克公司声誉日隆，十年以后，营业额竟增长了六百多倍，年售货额达70亿美元，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团结合作是成就事业的保证，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莱曼兄弟公司是1850年由莱曼三兄弟：亨利·莱曼、伊曼纽尔·莱曼、迈耶·莱曼创办的。这三兄弟原籍德国，19世纪中叶，他们同众多的淘金者一样，一起来到美洲新大陆寻找好运。他们挑选了美国亚拉巴马州蒙哥利亚市作为落脚点，并创立了莱曼兄弟公司。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到1983年，莱曼兄弟公司已拥有资本约2.5亿美元。它不仅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也是华尔街历史最长的合伙企业。

然而，1983年7月26日，莱曼兄弟公司召开了董事会特别会议。彼得森在会上宣读了他辞去莱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的声明。这一声明，很快被通过。格拉克斯曼终于夺取了莱曼公司的最高权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彼得森和格拉克斯曼之间的矛盾是长期以来公司权力斗争以及华尔街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之间对立的大爆发。

格拉克斯曼­精­于预测股票价格和利率的动向，有“信贷分析业务最内行的专家”之称。在他主持莱曼兄弟公司业务20年中，莱曼兄弟公司一直是华尔街证券交易的佼佼者。但格拉克斯曼是东欧犹太人，傲慢的美国权势阶层一直把他拒于华尔街上层社会之外。工作之余，他只得一个人到唐人街饭馆自酌自饮，以消磨时光；彼得森虽然也是希腊移民的后裔，但他同美国权势阶层关系密切，人们频频看到他同客户、竞争者、政府、报界和公众打交道，举行各种豪华的宴会。近十多年来，华尔街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彼得森与格拉克斯曼之间的敌意也逐渐加深。十几年前证券交易从属于银行业务，证券交易商处于从属地位。但时至1983年，证券业务已蒸蒸日上，证券销售和交易活动已成为获利中心，因此二者之间产生矛盾在所难免。

1983年7月12日的午餐会，终于将格拉克斯曼压抑已久的怒火点燃了。这天，美国人寿保险公司请莱曼兄弟公司总经理共进午餐。入座时，彼得森与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为邻，坐在餐桌主宾席一端。而格拉克斯曼被安置在长长餐桌的另一端，纯粹是在观望席上。格拉克斯曼的无名之火终于燃烧了起来。当彼得森与保险公司总经理热情交谈时，他故意将银餐具弄得乒乓作响，还不时地挪动椅子，撞击桌子，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1983年7月26日，格拉克斯曼掌管了莱曼兄弟公司，开始制订计划，“医治莱曼兄弟公司的创伤”。他所用的药方是不惜牺牲公司的利益，以满足个人一时的私利。这种药方不仅医治不了公司的创伤，反而使他陷入信誉扫地、众叛亲离的困境。为了壮大自己在董事会的势力，他未经董事会同意就吸收新的公司入伙。有个名叫彼得·道金斯的人，向他提供了100万美元低息贷款以购买一套公寓。格拉克斯曼给彼得·道金斯的回报是75万美元的年薪。

最引起公司众怒的是：格拉克斯曼及其同伙随心所欲的改变公司合伙人分红的比例，侵犯公司合伙人的经济利益。莱曼兄弟公司的传统做法是总经理有权对公司合伙人的年度红利，包括七名常委红利的多寡做出最后决定。格拉克斯曼就利用这一弄权的机会，在董事会上提出红利和股息分配的新方案。在新方案中，他将自己和其他四名高级成员的红利从1982的125万美元跃增到150万美元。多数票据销售和交易商的红利也都增加，但不少银行家的红利减少了。其他合伙人股票分配情况更是如此。以往每年的董事会决定在固定的102000股股票的重新分配中，主要合伙人的股票很少会大增大减，但这一次，格拉克斯曼的股票一下子从上一年的3500股猛增到4500股，而其他人却所增无几。

面对格拉克斯曼日渐膨胀的私欲，公司的许多合伙人和董事再也无法容忍了。到1983年10月，多名公司合伙人离去，公司内部人心涣散，公司的资本只剩下1.77亿美元。仅这么一点资本，根本无法同华尔街那些资本雄厚的金融机构竞争，同时，也难以维持莱曼兄弟公司每年4.37亿美元的开支。“屋漏又逢连­阴­雨”，在反复无常的证券交易市场上，多头交易此时突然变为空头交易，资金不足的莱曼兄弟公司利润税减，业务空前的暗淡。从1983年10月1日到1984年3月31日半个财政年度里，莱曼兄弟公司的利润就减少了1160万美元。仅1984年3月，股票和固定收入交易部亏损就达1260万美元。与银行货币经营部门700万美元获利相抵之后，仍亏损550万美元。莱曼兄弟公司只有大量吸收外部资本才能摆脱目前的困难。吸收外部资本有多种途径，但无论采取哪一种途径，都将危及公司传统的独立地位，动摇格拉克斯曼个人的权力基础。莱曼兄弟公司出路何在？人们不得而知。

1984年3月的一天，格拉克斯曼接到了希尔森———美国捷运公司董事长科恩的电话，表示愿意向风雨飘摇的莱曼兄弟公司伸出“上帝之手”。

4月3日，双方在美国捷运公司董事长专用餐厅里举行谈判。谈判一开始，格拉克斯曼问：“如果莱曼兄弟公司同希尔森-美国捷运公司合并，是不是这场交易的前提是我必须让位？”对方以傲慢的口气答道：“是这样。”谈判结束时，科恩冷峻地说：“我要声明，我们对掌握少数股权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一锅端。”

历经134年风风雨雨常胜不衰的莱曼兄弟公司，最终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坍塌了。此例警示人们，企业内部的团结是多么重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少见，这种可恶的内耗，往往将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挤到崩溃的边沿。

愿我们从此例中吸取教训，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告诫。

善于进行商业合作

经商赚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与人合作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做到互惠互利，共享共荣呢？在这方面香港著名华商李嘉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李嘉诚是一个朋友众多的商人，但李嘉诚还是一个善于与朋友合作的商人，在怎样与朋友一起做生意这方面，李嘉诚有着一整套心得体会。举例来说，在投资北京王府井建设的项目中，他与马来西亚富商郭鹤年的合作就十分有成效。谈到与朋友一起做生意，李嘉诚认为以下三点很重要：一、互惠互利，共渡难关

李嘉诚认为，当贸易的双方都遵守互惠原则时，就会演变成自由贸易的关系；反之若有一方不遵守互惠原则，就会形成保护主义。向对方敞开大门，既有利于吸收对方的有利方面，也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商业原则。从商业的发展来说，企业结盟的最大一股推动力是市场和技术。在过去，不同的技术各自独立发展，很少重叠。今天，几乎没有一门技术和一个领域还是这种情形，即使是大公司的研究部门，都没有办法供应公司需要的一切技术。所以，制药公司必须和遗传学家结盟，电脑硬件公司必须和软件公司结盟。技术发展愈快，企业也就愈需要结盟。在这种结盟的背景下，技术和信息的交流、资金和人员的渗透都会给自己的公司和伙伴公司带来巨大的活力，并极大限度地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所以说，商业合作的魅力就在于此。

二、选择盟友要共享共荣

李嘉诚认为，商业合作应该有助于竞争。联合以后，竞争力自然增强了，对付相同的竞争对手则更加容易获得胜利。但是，有许多公司之间的所谓联合只是一种表面形式，在利益上并没有达到共享共荣，这种情况往往就容易让对手从内部攻破而导致失败。

战国时，魏国在选择联合对象时所注意的一点是“远交近攻”。韩、魏、齐三国结成同盟，打算进攻楚国。但楚、秦乃是同盟，不小心谨慎行事，秦国就会出兵。因此三国先向楚派出了使者，表明了友好的态度，提出进攻秦国的建议。三国的提议，对楚国来说是收回曾被秦国掠夺的领土的好机会。楚国答应了这个建议的情况被传到了秦国后，韩、魏、齐三国先向楚发起了进攻，但秦国却坐视不管，于是获得了全胜。楚、秦二国就是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不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可知，商业合作必须有三大前提，一是双方必须有可以合作的利益，二是必须有可以合作的意愿，三是双方必须有共享共荣的打算。此三者缺一不可。

三、分利于人则人我共兴

对于经商，中国人一直以谋求利益为经商之目的，所以古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百年来，商人们抱定一个宗旨：无利不起早，没有利润的事情是商人们所不愿意涉足的。因此，李嘉诚在生意合作中总是抱着分利与人则人我共兴的态度，与他人积极合作。

当然，与李嘉诚抱有一样态度的香港商人并不在少数，例如香港地产巨子郭得胜以他的憨厚的微笑和细心经营，在创业之初，使周围邻居不再感到陌生了，生意也日渐好起来，他批发的华洋杂货及工业原料，价格都很适中，街坊都说“他是个老实商人”。

说也奇怪，人越老实，客户越喜欢跟你做生意。生意做大了，便又向东南亚拓展市场。1952年索­性­改称为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专注洋货批发。没多久，街坊不再称他郭先生，而是议论他是“洋杂大王”了。

实践证明，采用让利法则不仅能够吸引顾客的购买欲，还能够招来更多的合作伙伴，使你的财源滚滚而来。无论是李嘉诚还是郭得胜，与人分利、诚实经商都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秘诀。

分享宜“廉”

有福同享，互惠互利，共存共荣，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原则。论功行赏是对人才的厚待，热心公益是对社会的厚举。利益分享意义重大。

正确对待利益分配

孔子说：“私惠不归德。”意思是私心惠己不道德。所以，他强调：“货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这就是说：天下财货不能尽为一人或少数人所占据，人也不能一门心思只为自己谋私利。他又倡导：“仁人君子应该乐分施。”这就是孔子所提出的限制“自取之心”的思想主张，它表现出利他、利群的高尚情­操­。

如何对待和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关系，也是人生价值观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任何时代的人都不能离群索居，而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我国的古哲先圣大都强调个人私利应当服从社会公利，提倡利他、利群主义，表现了中华民族为他人奉献的高尚品质。

商业是一种求利­性­活动。孔子及其他古代先哲关于限制自取之心的思想，有助于我们选准合理的商业行为坐标。

陈茂榜在台湾作为一代成功的大企业家，无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他不仅一手创办了声宝企业集团，而且在台湾工商界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和党、政、军的关系也极密切。他历任台湾省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工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新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等职。他在台湾政坛上也颇为活跃，曾任台北市议会议员、台湾省议会议员；同时他也担任了一系列职务，如台北市进出口工会会长、台湾桌球协会理事长及《台湾日报》发行人等。所以说他不仅成功地办了企业，在公共关系上他也是成功的。

陈茂榜信奉“和为贵”，他可以不眨眼地抛出数百万元，但从不喜欢买一双十几万元的名贵手套，他不喜欢炒股也不喜欢赚取投机财，他的人情味很浓，不忘旧交。对跟随他创家立业的人关照有加，如原声宝集团总经理石栖耀追随他30年，在任总经理时曾为声宝集团出过大力，退休后补提为副董事长，陈茂榜甚至许诺今后由他取代自己的董事长的职务。

陈茂榜终于在台湾树立了一个独特企业家的形象。

商业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事业，同样要发展和完善自身，尽心养­性­，超越自我，在从商意识上跨越狭隘自私的境界，正确对待利益分配，以达到乐商忘我的至善境界。

奖赏是必要的激励方法

几年前，荷兰的一个城市发生了垃圾问题。这个城市一度相当­干­净，但由于人们不愿意使用垃圾桶，结果使得垃圾遍于四处。

卫生机关对此极为关切。他们提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能使城市清洁。第一个方法是，把对乱丢垃圾的人的罚款从25元提高到50元，实施后，收效甚微；第二个方法是，增加街道巡逻员的人数，然而实效也不明显。

于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人们把垃圾丢入垃圾桶时，可以从桶里拿到钱呢？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垃圾桶上装上电子感应的退币机器，在人们倒垃圾入桶内时，就可以拿到十元奖金。”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结果，所有的人不论距离远近，都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城市又恢复了清洁。

在许多时候，经济奖赏的作用非常大。

适当的经济利益可以激励员工勤奋地工作，为企业的发展倾尽全力。

在沃尔玛发展初期，沃顿付给员工的工薪一般仅比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略高一些。一是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公司股票上市前，沃顿的财力相当拮据；二是公司所在小镇上的独资经营的小本杂货店的雇员工资就很低。

沃顿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了也应让普通员工参与利润分享的计划。但该计划实施后不久，沃顿就意识到这一做法太重要了，它大大有助于推动公司业绩的成长和真正在公司和员工之间建起伙伴关系。与商品折扣原理一样，售价越低，顾客买得越多，商店赚得越多；公司分给员工的利润越多，不论是以工薪、红利还是股份的形式给予，员工们对公司的销售和利润增长的热情越高，贡献也越大。毕竟，零售业最重要的是零售店员工与顾客之间的直接接触，销售业绩是通过员工的服务才达成的。

1971年，公司开始正式在全公司内推行利润分享计划：凡加入公司一年以上，每年工作时数不低于1000小时的所有员工都有权分享公司的一部分利润。公司根据利润情况按每位员工工薪的一定百分比提留，当员工离开公司或退休时找公司连本带利领取，可选择现金，也可选择公司股票。总体来看，公司每年提留的金额大约是工薪总额的6%.如1972年，用于该计划的金额是17.2万美元，共128人获益。而1991年，公司为当年利润分享计划提留的资金已高达12500万美元，10年累计高达18亿美元。总之，随着公司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所有员工的红利也在增加。

这笔基金的主要部分被投在了公司股票上，而沃尔玛股票20年里随公司业绩的成长不断飙升，使许多在沃尔玛长期工作的员工退休后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

一位在沃尔玛已工作了20年的货车司机说，他1972年进公司时，山姆·沃顿在讲习班上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在公司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们将能领到10万美元以上的利润分享金。这位司机当时根本不相信，因他刚从一家工作了13年的运输公司出来，一共才领到700美元。如今20年过去，他的利润分享金不是10万美元，而是70.7万美元。

另一位从1965年到1989年在公司工作了24年的普通售货员，当时在公司领的是最低工资，退休时也得到了20万美元利润分享金，足够他买汽车、旅行和养老。

还有一位1971年23岁时加入沃尔玛的负责运输工作的员工，一开始他哥哥还劝他辞掉沃尔玛的工作，因为待遇比沃尔玛好的工作多得很。但到1981年，他的利润分享金已达8万美元，1991年，更增至22.8万美元。他很庆幸自己选对了工作。

所有这些员工都切身体会到了对公司忠诚的回报是多么可观！而他们获得丰厚回报的实例刺激了后来者。利润分享计划切实起到了鼓励员工们将公司看作是自己的，努力为它工作，维护公司利益的作用；同时为员工们提供了很好的退休金，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山姆·沃顿高明的理论，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问题，使其公司获得了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

共享产权意义重大

当公司职员将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即他们可以通过共享产权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时，职工的工作热情就会大幅度得到提高。

微软公司刚一组建，比尔·盖茨就尝试使用共享产权的办法调动广大工作者的积极­性­。1979年1月，微软公司从阿尔伯克基转移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郊区。保罗和盖茨回到了家乡，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十几个雇员几乎每天在一起。他们集中­精­力编写程序语言，以适应由于个人计算机工业兴旺发达之后，五花八门的新机器纷纷出台的需要。人们带来各式各样有趣的项目来找他们，这些项目有可能变成某种大项目。对微软公司服务的需求，超过了他们的供应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比尔·盖茨想到需要一名协助管理公司事务的雇员，这使他找到了和他一起在哈佛学习经济学课程的老伙伴———史蒂夫·鲍尔默。当时，史蒂夫毕业之后，在辛辛纳提州的一个公司任产品经理助理，他在那儿的工作也包括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杂货店­干­点儿报酬低廉的临时工。几年之后，史蒂夫决定去上斯坦福商学院。当史蒂夫接到盖茨的电话时，他才学了一学年，并打算拿到他的学位，但是当比尔·盖茨把微软公司的产权给他一部分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无限期休假的大学生。

从此之后，微软公司以股票期权方式让它的大部分雇员们共享产权，这一做法激励了全体的雇员，他们就像为自己工作那样专注，其成功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获得了数十亿价值的增值。实行把股票期权送给雇员的做法受到了员工广泛的欢迎，这一优点使公司获得一批数量异乎寻常的忠实人才，而这些人才由于分享了公司产权，都变成了暴发户。但他们仍在努力工作，因为他们了解，发迹的基础是即将来临的时代所必将带来的若­干­机遇。这样，微软公司就有了一批永远在努力的职工。

史蒂夫到达微软公司的三周内，微软公司这时已经雇佣了大约三十个人。史蒂夫认为公司需要再增加50个人。

但盖茨生怕公司突遭不测，这种自然的想法使盖茨在经济上极端保守。他想要微软公司显得清瘦饥饿，而史蒂夫主张不断招收和使用优秀人才，盖茨却担心微软在经济上将会入不敷出。由于比尔·盖茨在公司中实施的共享制度使得公司高速成长起来，在这种高速发展中，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

人才是无价的

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是有价的，而优秀的人才所创造的价值是无限的。

由于这个原因，今天，微软公司才会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人才，才会跻身于世界最具实力的优秀企业之列，才会让世人刮目相看。

为留住人才，微软公司采取了一种“认股权”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公司掏钱做本金，来帮助员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赔了是公司的，赚了是员工的。作为微软的正式员工，任何人在进入微软之前都将与公司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员工享有的种种权利，其中一项即为“认股权”。股权的数额根据员工的技术级别而定，少则数百股，多则数千股。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的股票期权可达数万甚至数百万股。在通常情形中，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一个月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员工“认股权”的价格。每工作一年，“认股权”即获得一定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像股市上的投资者一样，享有“配股”的权益。员工只需记住你的股权数额以及股权价格，而不必花任何钱来购买，一年之后，可以卖掉“认股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后逐年卖出，在公司工作满四年半的时候，即可全部卖掉首批“股权”。原定“认股”价格与当时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员工的收益。如果股票升值，每年都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来获得现金。如果股票贬值甚至低于你认股时的价格，员工也可以不要。当然员工如果并不急需用钱并且对公司有足够信心，也可以把股票一直攥在手里不卖，但不能超过七年。另外，每个人还可以用工资10%的部分，以市场价格85%的折扣购买微软股票，另外15%由公司出资补偿。

在比尔·盖茨的坚持下，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分送新的“认股权”。同“老权”一样，“新权”也必须到一定期限方能认购。所以，员工无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公司，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尚未到期的“认股权”不会作废。这样看来，一个微软职工，无论什么时候离职他去或者退休，都会造成直接损失。所以“认股权”又被员工戏称为“金手铐”。

微软的“认股权”制度不仅激发了职员的工作热情，而且使许多人才渴望进入微软。这正好应了微软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还有先进的人才在，钱就会失而复得；而失去了人，微软才是真的完蛋了。

善待每一位员工

聪明的经营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公司是员工利益的基本来源，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许多老板采用股份制、联营制、承包制等多种形式来充分调动公司人员的经营积极­性­。

日本出光公司的老板出光佐三先生就十分懂得这个道理。

出光在日本战败之后，所有的海外事业全军覆没，公司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他所做的却是召集全体员工聚集在“出光馆”，他宣布说：“我向大家保证维持大家的生活，请大家放心！”面对战败的日本，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前途渺茫的景况下，任何公司都不敢预期自己的未来，纷纷采取缩小公司规模与人员编制的措施。在这样的困苦状况下，出光有将近一千名的员工，非但不必裁员，反而宣布保证维持大家的生活。

这个宣言公布之后，全体员工在感激之余，均能拼命地工作，度过了危机时期。

在日本的麦当劳企业经营中，作为老板的滕田述构思了“员工加盟制度”。制度规定，凡在日本麦当劳汉堡店服务达十年以上，而且渴望自己经营分店的员工，准备250万日元的保证金，便可使用麦当劳名义做生意。公司出面为员工寻找加盟店的地点。谁愿意在这些地方开店，那么就可以即刻成为店铺的老板。成为老板的员工把过去曾在“汉堡大学”和工作实践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应用到自己经营的店里来，成功率是十分高的，很快就会腰缠万贯了。这种鼓励员工发展创业的制度的确立，使公司每一成员都有做老板的机会，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台湾著名的商界­精­英“力霸集团”老板王又曾，他成功的秘诀就是善待每一位员工。

王又曾，1927年出生，毕业于商业专科。曾获得圣诺大学荣誉商学博士，主要的事业是“中国力霸”集团，以经营水泥、食品为主。现任该集团董事长。

他幼年时家境贫穷，以半工半读的学徒生活完成了专科学校的学习。这期间一方面完成了学业，另一方面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窍门，以致后来和别人做百货、黄金的买卖生意，竟也使家中稍有积蓄。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人共同创办企业，由于他奉行“诚诚恳恳待人，实实在在做事”，以至使合作者能­精­诚团结，使业务顺利地开展。1977年以王又曾为核心人物的“中国力霸”企业集团正式成立了。1982年王又曾又投资于百货业，在台北市延平南路创设“中国力霸”公司百货部，对外简称“力霸百货”。后又涉足金融、保险业，现在力霸企业集团总资产达1231亿元，下辖27个关系企业，经营项目横跨水泥、食品、金属制品、营运、百货、饭店、纺织、产物保险、建筑投资、进出口贸易等18种行业，在台湾前300大企业集团排行第21.由于王又曾出身贫苦，所以王氏集团也特别重用“苦学出身”的年轻人。力霸集团在经营管理上也是诚恳地对待每一位员工，采取分层负责与充分授权的原则，27家大公司大都有专业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在正常运作的情况下，他们都分兵把关，各负其责，使公司逐步发展壮大，成为跨行业经营的大集团。

慷慨捐助公益事业

许多经商者有时对钱财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创业，挣点儿钱实属不易。而智慧的经商者却把钱财看得很淡，他们解囊相助，慷慨捐助公益事业。他们的这种做法值得经商者借鉴。

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

李嘉诚长期以来怀着这样一种思想，钱来自社会，应该用于社会。因此，无论自己在生意场上是否顺利，他都将对社会的责任放在重要的位置。

李嘉诚先生说过：“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自己的挥霍，也不应该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而“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1992年8月16日，李嘉诚先生与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会晤。他对邓朴方说：“我和两个孩子经过考虑，再捐一亿港元，五年内把内地四百九十多万患者的疾病全部治好。我挣钱，你为残疾人办事。”我国华东地区大雨成灾时，李嘉诚以长实集团四大公司名义捐款5000万港元赈助华东灾区。他说：“过去，对公益事业，我一般以私人名义去做。这次，以公司的名义，则别有深一层的意义。作为以中国股东为主的香港公司，应该用最快的时间对中国的紧急呼吁做出反应。中国人要比外国人更快、更自觉地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藉这一快速反应，能起到一点儿引导作用。”

他谦虚地表示：“我们捐出的钱，和国家所需要的数目相差还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贡献能起一点儿好作用。”

许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有一句名言：“我的钱来自社会，也应该用于社会。”当他慷慨资助一项又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时，人们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

互利互惠，共存共荣

麦当劳连锁店的营销连锁观念是：供应商不仅能与连锁商一起“有福同享”，而且也能与他们“有难同当”。

据说，麦当劳的供应商曾帮助麦当劳度过了几次危机。其中一次便是1973年联邦冻结薪资及物价，但没有限制农产品价格，­肉­价涨了，但是冻­肉­价格不准涨，麦当劳汉堡包中必不可失的­肉­饼（由冻­肉­做成）很可能缺货。麦当劳的一个­肉­品供应商罗特曼看出这一点，便提出警告，说全国的屠­肉­商很可能会因为亏本而停工，并提出一项新想法：由麦当劳下订单屠宰。麦当劳自己购买牛，而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屠宰商，屠宰商便不会因为无利可图而停工，其中的差额由麦当劳支付。

1973年夏，麦当劳采纳了罗特曼的建议，要求所有的连锁店提出8日营业额的5%，集合了500万美元。罗特曼拿着这笔钱，乘着麦当劳公司的飞机，每星期旅行8500公里，在全国20间屠宰场之间奔走。在8个星期的冻结期间，他亲自检视76000头麦当劳订购的牛顺利屠宰完成，总共花了380万美元。

这项工作使麦当劳在各地市场、杂货店的­肉­柜几乎全空之际，仍然保持货源不断。而由于麦当劳成为少数在美国仍然能吃到汉堡包的地方，使营业额增加了近15%，完全赚回了所付的5%的成本，避免了危机。

罗特曼在牛­肉­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象征了供应商在麦当劳系统中所涉之深。这以后，麦当劳公司董事长克罗克以15万美元的顾问费酬谢罗特曼，但是罗特曼提醒克罗克，他虽然帮助了麦当劳，更帮助了自己，因为他的生意完全依赖麦当劳。因此他象征­性­地收下了1美元。

供应商和连锁店建立的便是这种“1美元”的关系，而非“15万美元”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结构，才能共存共荣，“同偕白首难舍离”，没有哪一个可以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双方都是互相依赖的，要研究其中谁对谁依赖更多并无实益。反过来，倒应注意他们的有所倚或者无所倚的关系。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广泛的合作，互惠互利，不断地稳步成长。货品供应商、连锁店总部和各分店的人员，都是为满足顾客需要的整个动作过程的重要枢纽。他们互相配合，互有所倚，成就了“同谋共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践着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相结合的必然趋势！

新商经之“勇断”

商战无情。众多在商海中沉浮的成功者其致富经中都离不开一个“勇”字。创业初始当以“勇”为要字，为自己铺平商道；得遇机宜，须有冒险之心；争霸市场，须有先见之明：“以大吃小”，兼并收购则是抢占更多市场份额的手段；垄断全部市场更是积蓄财富，铸就不败企业的法则。以上种种皆是成就大事的“经”商秘诀。

商界祖师李嘉诚

一代富豪李嘉诚，白手起家，经营有方，凭胆识、才气、运气，借勤奋、信用、学习，靠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独家经营的策略，成为一代华人首富，被商界称为“经”商祖师。

一代富豪李嘉诚

一、辛酸的童年

自古英雄多磨难。贵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一样未能免却这条规律。

李嘉诚生于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时期的1929年，祖籍广东潮州市。李氏家族为书香世家，1939年日寇的铁蹄疯狂地踏进了潮州地区，李嘉诚一家在万般无奈之际＝做出了背井离乡的决定，举家逃往香港。

至今李嘉诚仍然念念不忘当年与父母弟妹逃港时的情形：因为家乡处于日寇封锁中，只能在夜晚行动，又不敢走大路，只好选择幽僻崎岖的山路，一家人手牵着手，摸索着前行。摔倒了，划伤了，不敢哼不敢叫更不敢哭……历尽千辛万苦，步行了十几天，爬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全家终于到达香港，寄居于舅父庄静庵家中。

每每回想起来，李嘉诚不胜唏嘘叹道：“当年不死于日本人的乱枪之下真是命大。”

今天的人们翻阅李氏家史，对李云经一家毅然出逃香港的举动深表赞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与其坐视家破不如走而思变。从这一点上可见李云经是有机变远谋之人，“什么根出什么果”，日后其子李嘉诚在商界表现出来的深谋远虑、随机应变，可谓是根出于父。

举家平安到达香港后，幸运之神并未因此降临，李嘉诚一家只能过着最艰辛的生活。而更大的不幸又来临了，1943年，李云经因过度劳累，染上肺病，一病不起，在贫病交加中于这年冬天谢世。家中的顶梁柱骤然倒塌，重担当然首先落在长子李嘉诚身上，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挑起全家的重担。那年他才14岁。

李嘉诚埋葬父亲后即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舅父的钟表公司当学徒。工作勤快、踏实的李嘉诚开始了其社会大学的第一课。虽为简单的端茶倒水的行当，却让他学会了察言观­色­，揣摸顾客的心理，颇能讨顾客欢心，因而很得舅父赏识，很快就升了职。他天才或机智的应变能力初露端倪。

二、神秘的推销员

大凡事业上有成就者都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李嘉诚17岁时，离开了舅父的钟表公司，加入了“行街仔”的行列，成为一间五金制造厂以及塑胶裤带制造公司的推销员，开始独自闯天下。

李嘉诚是个­性­格内向、有点儿拘谨的人，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个天才的推销员，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从下面他说的一段话便可知晓。

“我17岁就开始做批发的推销员，更加体会到挣钱的不易、生活的艰辛。别人做8个小时，我就做16个小时。7个推销员中，我年龄最小经验最少，但我的推销成绩最好，是第二名成绩的7倍……18岁时我做了部门经理，两年后，我又当上了总经理。”

一个天才的推销员跃然眼前。

年仅17岁的李嘉诚如何凭借为数不多的推销经验而一举获胜的？至今人们仍不得而知，也许李嘉诚是把他当年的推销经验视作他商业王国的最高机密而终生保密。

他只简单地提过他从事推销工作的两点体会：一是勤劳，二是创新。

有人说：“成功的推销员就是一半成功的老板。”此话很有道理。

三、一变变成塑胶花大王

做了总经理的李嘉诚并不满足命运的安排，他看得更长更远，仅两年后他就舍弃了总经理之职。他要做自己的老板！

1950年中国入朝参战，美国实行对华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冲击，却导致制造业兴旺起来，纺织业、塑胶产业等轻工制造业更是应运而发。李嘉诚看中了塑胶产品的广阔前景，廉价、耐用的塑胶产品可代替木材、金属、陶瓷等进入生活中任何一个角落，所以他选择了塑胶制造业。

1950年夏天，李嘉诚与几个年轻朋友筹集五万元港币在筲箕湾开办了“长江塑胶厂”，专门生产塑胶玩具和简单日用品。

像所有刚起步的企业一样，“长江塑胶厂”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阻力，资金不足、设备简陋、质量不好、亏蚀严重、被人排挤等等，李嘉诚顽强拼搏，“长江”虽维持了下去，但却避免不了经营的惨淡。

经过几年不断的思索，他决定改变经营思路。不对路就要变———毫不犹豫，这是他成功的关键———永不拘束于某一既定的事实，随机应变。

一天深夜，他翻看《塑胶》杂志，在不太显眼的边角，他看到一条消息，是关于意大利公司利用塑胶原料制造的塑胶花即将倾销欧美市场。

现在是和平时期，人们生活正在不断改善，越来越需要花草来装饰美化环境，从居室到公司，从私人结婚喜庆到团体开业庆功都需要鲜花，而真花真草生长周期长、难侍弄，且最致命弱点是寿命短暂，这些方面，塑胶花都可以一一弥补。

塑胶花一定能行！他兴奋起来，强烈预感到一个塑胶花时代即将到来。

他立即踌躇满志地奔赴意大利学习塑胶花技术，同年取经回来后，“长江”立即转产“塑胶花”，这在当时是冷门行当，许多人都表示不解与怀疑，但这正是李嘉诚独到之处。许多同行还在按部就班、亦步亦趋之际，李嘉诚的“长江塑胶花”已到处开花，大赚其财。

欧美及本地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年底，李嘉诚不得不一再扩大生产规模，“长江塑胶厂”也更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

四、再变成地产大王

先见之明和艰苦的努力使李嘉诚成了“塑胶花大王”，但功成名就的他并不因此满足，他又一次将眼光投向远处。

塑胶花市场不可能永不衰落，一旦衰落，“长江”这条航船将如何躲过风浪而安全着港呢？他的思想快马又跑到了前面。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让“长江”靠岸。

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现了理想的目标———地产。没有什么比房地产更适合“长江”了。

说变就变。1958年，李嘉诚在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12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涉足地产界。

同时“长江”的投资重心也开始转移：减少塑胶花生产线，增加塑胶玩具生产，大力拓展国际玩具市场。

而那些闻风而动的小厂厂商，还在远远尾随“长江”作“塑胶花”大梦，不知觉醒。到了1964年塑胶花果真开始“凋谢”，那些塑胶花厂商叫苦连天，而李嘉诚却高枕无忧。

1965年2月，香港爆发银行信用危机，在挤兑狂潮中，数家银行的分行纷纷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受控于汇丰银行。在银行危机的冲击下，房地产价格爆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7年5月，又暴发反英抗暴事件，地产界更是雪上加霜。此后两年内，港人人心惶惶，纷纷抛售固定资产，远走高飞。

在香港地产界最黑暗的时期，李嘉诚再次表现了他独具慧眼的胆识。他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动声­色­地大量低价吸纳地产物业。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了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长江”巨舰正式驶进房地产海洋。

到20世纪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楼宇630万平方英尺。

而经过近五年的地产危机后，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又开始复苏，地产也勃发生机，李嘉诚的财富也在一夜之间以几何级数字飙升。

1972年，“长江”又驶进股市，从中吸纳了闲散资金，更增添了“长江”的实力，奠定了“地产王国”的根基。

五、最“善变”的本­色­

在李嘉诚经历的无数次吞并与反吞并的商战中，最能反映其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精­明本­色­的一役要算是闻名香江的“收购九龙仓大战”了。

1978年，正当深藏不露的“长江”暗地里偷偷吸纳九龙仓股票想控制九龙仓这块肥­肉­时，突然半路杀出了“船王”包玉刚，后者对九龙仓垂涎已久、志在必得，而且其财力雄厚，完全有实力与英资怡和财团———九龙仓集团真正的主人一比高低。

李嘉诚虽然也想得到九龙仓，便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与老牌的怡和相比显得敌强我弱，在反收购行动中，怡和又寻求到了汇丰银行的支持，势力大大加强，何况还有第三者包玉刚的介入。两虎相争，必将两败俱伤。

李嘉诚机智地退却下来，转手把一千多万股九龙仓股票卖给了包玉刚，赚取了五千多万港元，同时又得到了包玉刚手中的和黄股份，增加了与船王的友谊；又因退出争夺，赢得汇丰银行的好感，为日后争得和黄打下了基础。

因收购战而使九龙仓股票由十多元跃升至一百多元，最后以包玉刚成功收购九龙仓而结束。港人在欢庆九龙仓回到中国人手中，并祝贺包玉刚成功之时，却鲜有人知道李嘉诚乃真正不露声­色­的赢家。

随着中英两国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香港行政主权后，“长江”立即掉头驶向真正的长江怀抱。大量在中国内地投资、捐款，表达一个赤子的拳拳之心，颇得国人和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勤奋、信用、学习是最大财富

也许有人想要了解李嘉诚成功的奥秘，而据李嘉诚的回答，勤奋、信用和学习是最大财富。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华人十几亿之多，谁是首富？据美国《财富》杂志宣布，以拥有资产计算，在全世界98位亿万富翁中，李嘉诚以拥有25亿美元（约200亿港币）位属第26名，是最富有的华人（这还仅仅是早几年的数字）。香港1987年上市股票总币值4196亿元，李嘉诚集团则为592亿元，占总币值14.11%.李嘉诚是香港地产界巨子，著名爱国企业家。他拥有长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国际城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青洲英泥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头衔。

在谈到他的经营诀窍时，他概括为一个宗旨：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稳健；三个原则：勤奋、信用和不断研究学习。李嘉诚认为由小及大，循序渐进，抓准时机，果断发展，不逞一时之能，不怕世人批评，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事业，乃是企业家应采取的经营策略。他已过花甲之年，工作仍然十分勤奋，刻苦自励，勇往直前，雄心不减当年，每天仍然工作十多个小时，未敢一刻松懈，素有“香港实­干­家”之称。为了掌握英语，他坚持十四五个寒暑，用业余时间自修英文，终于能流利地用英文同外国人对话。李嘉诚的成功为世人做出榜样，证明事在人为，只要努力，再加上方法得当，总有成功的希望。

胆识、才气、运气是成功的法宝

西方有一个说法：一等人才做商业，二等人才做政治，这句俗语充分说明了经商者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方面，李嘉诚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

自从1950年开始创业至今的李嘉诚，可以说是集胆识、才气加运气于一身。在这充满了风风雨雨的漫长的四十余年的奋斗生涯里，身经百战的李嘉诚领导他的李氏财团，平安度过危机四伏的重重险关，冲出一条血路。今天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在香港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合­性­财团。李嘉诚控制的上市公司市值，在香港各大财团中一直占居首位。1991年3月，根据香港联交所公布的资料，李嘉诚财团属下的上市公司市值，高达1206.3亿港元，占全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4.8%，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十大盈利最高的上市公司当中，和记黄埔、长江实业和香港电灯分别为第三、第七、第八位。不仅如此，其每年向港府交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公司所得税收入的5%，成为港府一个重要且稳定的税务来源。并且，多元化的李氏财团所经营的房地产、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以及零售贸易，都对全港的整体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关键作用。

李嘉诚遇事沉着冷静、善于应变，不愧是一个集胆略才华于一体，有着远见卓识和高度责任感以及决策能力极强的企业家。

“我的所有决定，都必须按照现实的情况作取舍，在必要的时刻，及时做出对公司、对股东最有利的决定。”李嘉诚说到了，也做到了。

1980年，被李嘉诚提升为副总经理的盛颂声，在回答记者关于“长江实业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终能脱颖而出，原因何在”的问题时说道：“靠李嘉诚先生的决策和长江实业同仁上下齐心的苦­干­。李嘉诚先生作决策快速而准确，这么多年来从没有看错过人，没有作过错误的决定。长江实业盈利近十亿港元，这么大的生意，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数不足200人。李先生每天总是八点多钟到办公室，过了下班时间仍在做事，公司同仁也都如此，这就使长江实业成为一家最有冲劲的公司。事业有成之后，李嘉诚又尽量宽厚待人，使得和他合作过的个人、集团，全赚得盘满钵满。这便奠定了长江实业今后作更大发展的基础。”这段话可看做是对李嘉诚经商素质的高度评价。

嗅觉敏锐才能旗开得胜

李嘉诚指出，­精­明的商人只有嗅觉敏锐才能将商业情报作用发挥到极至，那种感觉迟钝、闭门自锁的公司老板常常会无所作为。

李嘉诚认为，预谋制胜兵法在今天的人们使用起来应该更为容易和方便，因为现代科技使得信息的传达非常迅速，人们能够很快地掌握最新的事件和新闻，所以，采取预谋制胜把握更大。

在商业竞争中，日本人正是凭着嗅觉敏锐的长处，以预谋制胜之术而成为商业强国的。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地卷起了一股可怕的“黑旋风”———艾滋病！任何药物都阻止不了­性­接触后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死神的光临。既想保持开放的­性­观念，又怕见上帝的美国人后来发现，有一种小玩意能够有效地抵挡死神的进袭，那就是———避孕套。

而当时，由于美国国内曾长期没有大量生产避孕套，现在市场需求突然猛增，数量有限的避孕套一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远在东半球的这一边，嗅觉敏锐的两位日本商人立即发现了那座“金山”。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动本公司的机器，加班加点生产成箱成箱的橡胶避孕套，火速送进了美国市场。一时之间，美国众多的代销店门庭若市，熙熙攘攘，两亿多只避孕套很快销售一空。

20世纪50年代初，李嘉诚在销售过程中特别注重黄金般的信息反馈，他从各种渠道得知，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在北欧、南欧，人们喜欢用它装饰庭院和房间；在美洲，连汽车上或工作场所也往往摆上一束塑胶花；而在前苏联，扫墓时用它献给亡者，表示生命早已结束，但留下的思想和­精­神是长青的。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李嘉诚生产的塑胶花便大量地销往欧美市场，获得海外厂商一片赞誉，一时间大批订单从四面八方飞来，年利润也从三五万港元上升到一千多万港元。直至1964年，塑胶花市场一直旺盛不衰。从此，李嘉诚得出一个重要的投资秘诀：不论做什么生意，必先了解市面的需求，预谋制胜，只有不断充实自己，才能追上瞬息万变的社会。他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一重要谋略功不可没。

做独家买卖才能挫败对手

按照商业的一般规律，越是热点集中的行业，越是商家云集的地方。长期以来，李嘉诚所做的房地产投资业，有着众多的竞争对手，但李嘉诚总能够在这个热点行业中巧妙地击败对手，做自己的独家买卖。

做独家买卖一要具有眼光，二要具备实力，而李嘉诚则两者都有。例如，在北京投资王府井改造工程，筹建东方广场的过程中，富有眼光的李嘉诚将其他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头，利用自己的优势在这个工程上做起了独家买卖，令其他业者望尘莫及。

做独家买卖不仅用于投资中，也可以用于谈判中，李嘉诚深深懂得这个含义。我们看到，商业谈判中，有些专做独家买卖的人还常常利用买者追求独品的心理，人为地制造稀品，以提高价格。例如，在比利时画廊里，一个美国画商与印度人讨价还价。当时，印度人的每幅出价一般在10美元～100美元之间，而惟独美国人看中的三幅画，印度人坚持要每幅250美元。美国人不肯买。印度人看出这个美国画商爱画如命，便将三幅中的一幅烧了，但不肯降价。美国人心痛之极，但仍不肯以250美元来买。于是印度人又把剩下的两幅中的一幅烧了。美国人慌了，忙求他别烧第三幅，他宁肯出500美元买了这一幅画。上面这个故事说明，在对方有明显成交意愿的前提下，尽量杜绝对方其他成交途径，做独家买卖是商业谈判的重要方法。李嘉诚在商业谈判中与这个印度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在一次与港府合作的地产项目中，李嘉诚提出的投资数目和买价遭到了港府的拒绝，但李嘉诚却并不着急，他将谈判的时间一直拖到香港经济陷入低迷的一年以后，终于以低出原价数倍的价钱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我们现在来看看，李嘉诚的谈判技巧，与下面这个事例是否有相似之处。

一次，美国A公司出售旧设备，标价20万美元。在竞争的几位买方之中，一位愿出18万美元的高价，并当场付10%的订金。卖主没想到好事这么容易就来了，就同意不再与其他买主商谈。

几天后，买方来人，说当时出价太高，由于同伙人不同意，还有其他原因，难以成交。如果能降到10万美元，可以再做商量。

由于卖方辞掉了别的买主，只好与之继续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买主预计的12万元成交，而当初有人出14万美元，卖主还不愿出手。

由此看来，要做独家买卖，除了要攻以心计之外，还要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美国富翁保罗·道弥尔，听说一家玩具厂因管理不善而倒闭清盘，当即找到工厂老板，想买下这家工厂。

由于工厂老板因工厂倒闭，急欲转让，无心讨价还价，所以保罗·道弥尔以极低的价钱得到了这家工厂。后来，道弥尔找出工厂经营失败的原因，然后设计了改革工厂经营的计划，于是按照自己行之有效的计划重新开工，半年之后，这家工厂由死变活，产量翻了一番。

俗话说英雄所见略同，在以上的事例中，李嘉诚所采取的做独家买卖的商业策略，确实代表了商战中竞争的最高水平。

做IT时代的新资本家

最迟从2000年开始，以生产塑胶花和发展地产业起家、被华人世界奉为创富天才的李嘉诚已经开始了其商旅生涯中的又一次“变脸”：“李超人”不再以地产商或其他类似的面目出现，这一回，他摇身一变成了IT时代的新资本家。

李嘉诚从传统产业突围，追赶时代脚步的一大明显例证是：1999年，这位香港首富在世人一片惊叹声中，抛售英国电讯Orange49%的股权，一进一出之间，将220亿美元轻松揣入腰包。李嘉诚经营之道最主要的就是一招：低买高卖。据说，李嘉诚曾经向高层人员透露过自己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没有其他人要买时自己再出手；二、不要与任何一项业务谈“恋爱”，只要价格合理就可以抛售；三、一定要让合作伙伴有足够的回报空间。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落实到行动上才是真本领。难怪李嘉诚事后表扬自己：“多年来以这桩生意做得最得意。”

李嘉诚的办公室非常典雅，在办公楼的顶层可俯瞰香港海景。他现年74岁，依然­精­神矍铄，每天要到办公室中工作。据李嘉诚身边的工作人员称，他对自己业务的每一项细节都非常熟悉，这和他几十年养成的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密切相关。

李嘉诚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半小时的新书，了解前沿思想理论和科学技术。据他自己称，除了小说，文、史、哲、科技、经济方面的书他都读。这其实是他几十年保持下来的一个习惯。他回忆过去时说：“年轻时我表面谦虚，其实内心很‘骄傲’。为什么骄傲？因为当同事们去玩的时候，我在求学问，他们每天保持原状，而我自己的学问日渐增长，可以说是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现在仅有的一点儿学问，都是在父亲去世后，几年相对清闲的时间内得来的。因为当时公司的事情比较少，其他同事都爱聚在一起打麻将，而我则是捧着一本《辞典》、一本老师用的课本自修起来。书看完了，卖掉再买新书。”

李嘉诚习惯在市场处于低潮时做重大的投资。他解释说，投资要看资产是否具备长远盈利能力，而不仅仅看价钱是否便宜。从1999年起，李嘉诚对全球电信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断寻找更新的发展机会。当年，李嘉诚以317亿美元出售英国Orange第二代移动电话业务，而预计经营第三代移动电话的成本，总共不会超过140亿美元。

作为一位顶级的资本大玩家，李嘉诚的观点是，任何事情都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有所不为。李嘉诚最让人惊讶的举动就是：在第三代移动电话前景普遍被看好时，他居然顶住了诱惑，主动退出德国、瑞士、波兰和法国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经营牌照竞标。李嘉诚认为，第三代移动电话固然是未来方向，但在当时市场一片狂热之中，牌照竞价已经过高，他只能选择退出。事后证明，李嘉诚的这一判断没有错。

随着市场狂热逐渐平息，李嘉诚又出人意料地重新进场。他拿出了将近90亿美元的资金，准备争夺英国和意大利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经营权。他此番的意图在于夺得具有未来美好前景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的经营权和市场，此举将对全球第三代移动电话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创业宜“勇”

创业之初是原始资本的积累阶段，要想抢占商机，伺机而动，掘取“第一桶金”，须要雄心不败、创新不断，勇于探索、自立自强，方可创业。

勇于探索，抢占商机

李嘉诚经过几年生活的磨砺之后，逐渐成熟了起来。­干­推销工作的这段时间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再努力毕竟只是一名高级“打工仔”，而他所管理的塑胶企业、塑胶公司的财产毕竟是董事长的，失败的最终承担者也只有董事长本人。企业的成败都与李嘉诚的关系不大，这使十分渴望向社会证明自身价值的李嘉诚下定决心要自立门户。因此无论老板怎样赏识，再三挽留，他都决意要离开，他要用自己平日点滴的积蓄从零开始，亲自创业。

1950年夏天，说­干­就­干­的李嘉诚以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向亲友筹借的五万港元在筲箕湾租了一间厂房，创办了“长江塑胶厂”，专门生产塑胶玩具和简单日用品，由此起步，开始了他叱咤风云的创业之路。

在创业最初的一段时期，李嘉诚凭着自己的商业头脑，以“待人以诚，执事以信”的商业准则发了几笔小财。但不久之后，一段惨淡经营期来临了。几次小小的成功，使得年轻且经验不足的李嘉诚忽略了商战中变幻莫测的特点，他开始过于自信了。几次成功以后，他就急切地去扩大他那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的塑胶企业，于是资金开始周转不灵，工厂亏损愈来愈重。过快的扩张，承接订单过多，加之简陋的设备和人手不足，极大影响了塑胶产品的质量，迫在眉睫的交货期使重视质量的李嘉诚也无暇顾及愈来愈严重的次品现象。于是，仓库开始堆满了因质量问题和交货的延误而退回来的产品，塑胶原料商开始上门催缴原料费，客户也纷纷上门寻找一切借口要求索赔。

从做生意开始就以诚实从商、稳重做人处世的李嘉诚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这种代价几乎将李嘉诚置于濒临破产的境地。

这段时间，痛苦不堪的李嘉诚每天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忙着应付不断上门催还贷款的银行职员，应付不断上门威逼他还原料费的原料商，应付不断上门连打带闹要求索赔的客户，以及拖家带口上门哭哭闹闹、寻死觅活要求按时发放工资的工人们。

充满自信心的李嘉诚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独自创业的最初几年里，初尝成功的喜悦后，随之而来的却是灭顶之灾。1950年到1955年的这段沉浮岁月，直到今日，李嘉诚回想起来都心有余悸。这是李嘉诚创业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它沉痛地记录了李嘉诚摸爬滚打于暴雨泥泞之中的艰难历程，它用惨重的失败反映李嘉诚成功之路的坎坷不平和最为心痛的一段际遇。

失败其实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失败之后是否仍有信心，能否继续保持或者拥有清醒的头脑。像任何身处逆境的人一样，李嘉诚经过一连串痛定思痛的磨难后，开始冷静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分析市场走向。

在种类繁多的塑胶产品中，李嘉诚所生产的塑胶玩具在国际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状态了，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这就意味着他必须重新选择一种能救活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从而实现他塑胶厂的“转轨”。其后他果然从意大利引进了塑胶花生产的技术，并一举成为港岛的“塑胶花大王”。

创业艰辛，但艰辛中又有着成功的快乐。李嘉诚在其早年的创业实践中，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理，从开始的迷惘之中寻找到了一条致富的捷径。

一、重视时机和信息的运用

从李嘉诚的创业史，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时势的准确判断和创业时的独立果敢，而这都建立在他对信息的分析和把握上。另外，由于资金不足，李嘉诚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以最少的钱办最大最多的事，并根据创业的不同时段采取有效对路的管理工作方式，因而初战告捷。更值得指出的是，李嘉诚从两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中分析出全世界将会掀起一场塑胶花革命。而此时的香港，塑胶花的生产和销售尚为零。李嘉诚洞察先机，全力投入。

二、重视质量，善于公关

李嘉诚创业过程中十分注意抓质量管理，并自觉运用公关手段解除危机。例如，创业不久，李嘉诚因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使长江厂四面楚歌。面对挫折，李嘉诚采取“负荆”拜访等几手招数，起死回生。而当同行竞争短兵相接时，一些厂家拍摄长江厂的破旧厂房在报刊发表，企图以揭短的反面宣传使长江厂信誉扫地。李嘉诚却将计就计，运用太极推手的­精­义，突出奇兵，充分利用了这种免费宣传，正面宣传了自己。

三、学习先进技术，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为了寻找企业的新出路，不惜以旅游签证飞赴意大利学习塑胶花技术，以香港经销商和打工仔的多重身份进入塑胶公司，通过耳闻目睹和与技术工人交朋友等多种手法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因而，回到香港后，抢先生产出塑胶花，又以高瞻远瞩的准确定位牢牢掌握了市场。尔后，又看好股份制，借­鸡­生蛋，使长江实力迅速扩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嘉诚十分注重市场的把握，他立足稳定后又想方设法绕过洋行中间商，直接与外商交易，牢牢掌握了主动权。终于，以其­精­诚，以其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赢得了欧洲和美洲的大客商和市场，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塑胶花大王”。

四、进入房地产市场，采取稳健战略

应该看到，李嘉诚获得成功的重要转折点是进入房地产市场发展。但与众不同的是，李嘉诚挺进房地产的原则是谨慎入市、稳健发展。具体做法是不卖楼花，不贷款，不按揭，只租不售。有效地避开银行挤提、地产危机。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香港地产有价无市，到处贱价抛售物业。李嘉诚审时度势，人弃我取，趁低吸纳，这一招奠定了他成为香港首富的基石。而由于采取了稳健战略，使得李嘉诚能够击败置地，竞投地铁中环站和金钟站上盖兴建权中标，这是李嘉诚以弱胜强的战例之一，其中李嘉诚的­精­确分析及周密行动令人叹服。

五、把握投资策略，在耐心中求发展

李嘉诚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之后，有效地把握了投资的策略。他针对当时的市场需求，相继兴建多个大型屋村，赢得“屋村大王”的称号。而且在补地价的时机选择和换地的超前筹划方面，令人击节叫绝。为了奠定自己的坚实地位，李嘉诚的大型屋村酝酿十年方始出台，让人佩服李嘉诚的深厚功力，而在土地拍卖场上，他又被称为“擎天一指”。更值得指出的是，他以长远的眼光与胡应湘联合推出的“西部海港———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催生了中英两国政府的新机场建设规划，这一切都是大手笔。

野心不败，创新不断

吉姆斯·林恩从小天资聪颖，但生活异常贫困。他心里很不服气，决心独闯天下，开创自己的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当一名电机技术员。1946年退役之后，他认为该是自己创业的时候了。

为了筹措资金，他把房子都卖了，加上服役时积蓄的钱，勉强凑足3000美元，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林恩电气行。主要的财产只有一辆小卡车、一间租来的办公室以及吉姆斯·林恩本人的智谋。

战后，美国的建筑业繁荣，办公大楼和工业方面的建筑更是方兴未艾。于是，林恩急急忙忙地参与其中，抢到了几桩合同。这样，林恩的生意渐渐兴隆起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林恩电气行的年营业额已超过100万美元了。

经过一番考虑，林恩决定将自己的电气行改造成公众公司，这样至少在开始就能减轻税赋的负担，而且比起个人纳税来，有更多的合法逃税的机会。尤为重要的是，股份公司更容易扩张，也更能满足林恩的野心和欲望。

不久，林恩电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并获准发行80万股普通股票，其中林恩拥有50％的股权，其余的40万股以每股2.5元的价格公开上市。

一个小小的电气工程行竟能公开发行股票！这的确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得克萨斯州的证券经纪商和投资银行家都觉得十分可笑，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林恩代理发行股票。

于是，林恩决定自己办。他找来一些朋友帮他推销股票。而此时的当地金融界正瞪大眼珠准备看笑话。

他们一伙人用电话推销和挨家挨户推销的方式展开了推销工作。就这样，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把上市的股票全都推销完了。扣去各种费用，林恩公司实收资本75万美元。

在股市中尝到利用别人的钱赚钱的甜头后，吉姆斯·林恩决定利用股市捞到更多的资金，创立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

首先，他用现金购买了另一家电气工程公司，从而使林恩公司扩充了一倍，而公司的股票售价在证券市场上也立即扶摇直上。

如此一来，使得林恩在购买其他公司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可以不必立即用现金兑现了。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日渐建立起稳定的声誉，价值日益看涨。因此已可以把它当作现金来使用了，而不必动用自己和公司的现金。

随后，林恩又买下一家电子公司，并更名为林恩电子公司。这样，公司的股票上涨得更高。紧接着他又用相同的方式，收买了阿提克电子公司和迪姆柯电子公司，而将他的公司更名为林恩·阿提克电子公司和林恩·迪姆柯电子公司。

从此，林恩已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小生意人。他的新崛起的公司，营业额已达1500万美元。

有了雄厚的资金作后盾，林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把下一个收购目标瞄准休斯·福特股份有限公司———美国重要的飞机和导弹制造厂。

然而，这是一个强大而顽固的对手，所以这桩交易做得并不顺利。于是，他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从证券市场公开收购，另一方面和现有股东私下议价成交，迅速取得近40％的股权，成为休斯·福特公司最大的股东。

1961年，林恩把该公司改名为林恩·迪姆柯·福特公司，也就是著名的LTV公司。

就在这个时候，华尔街开始使用“集团企业”这个名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家公司以吞并其他不同行业的公司的方式，使自己壮大成长。这类公司的股票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红的一种，LTV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至此，吉姆斯·林恩已是一个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然而，他并不想就此罢休，在他那诡计多端的头脑里，又在酝酿着新的利用别人的钱大获其利的宏伟计划了。

不断加压才能长足发展

曾有外国记者这样评价王永庆：“他的行事手段近乎残忍，秘诀是对工作细节和工作时间毫不留情地苛求，他手下管理人员若换成西方人，恐怕早给他折磨死了。”

可以说，台塑公司王永庆取得的成功，全赖于其成功的管理，而在管理手段方面，压力管理是台塑最为突出的经验。

在王永庆的观念中，压力管理并不仅仅是管理层对下属施加压力进行管理，而是本身就要有一股压力感，只有在压力下，企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在一次研讨会上，王永庆曾说：“如果台湾不是幅员如此狭窄，发展经济深为缺乏资源所苦，而台塑企业可以不必这样辛苦的致力于谋求合理化经营，就能求得生存发展的话，我们能否做到今天PVC塑胶粉及其他二次加工均达世界第一，不能不说是一个疑问。今天台塑企业能发展到营业额年逾1000亿台币的规模，就是在压力逼迫下，一步一步艰苦走出来的。”

他认为，经营条件恶劣，当然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台湾岛石化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价格偏高，对台塑来说反而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动力，迫使台塑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这正是压力的作用。

王永庆对压力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曾撰文指出：“研究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经济先进国家会发源于温带国家，主要是这些国家天气条件较差，生活条件较难，不得不求取一条生路，这就是压力条件之一。日本工业发展得很好，也是在地瘠民困之下产生的，这也是压力所促成的；今日台湾工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以退一步即死的压力条件下产生的。”

由于业务方面的需要，王永庆经常进出美国，在谈到美国为什么在工业生产上往往竞争不过日本时，王永庆认为，美国的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经营上的压力已经减轻，经营者也松懈了。他指出：“不过美国的资源丰富，科技、管理基础样样深厚，眼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出于一时的放松而已，只要稍微施以压力的话，凭借较进步的科学、资源等有利环境，情况很快又会改变的。”

他又说：“游手好闲是制造无聊、罪恶、贫穷的根源，有人以为清闲是福，其实只有认真工作后的休息，才能得到心灵的安适，才是人生至上的享受。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充满了工作的活力，就是无上的财富。世界上许多天然资源富裕的国家，一如非洲、印尼等，反而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进步，道理就在国民没有充沛的活力。”

在台湾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台塑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台塑内部，在王永庆的管理思想统治下，更是人人都有压力感。王永庆曾说：“赋予一个人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是在害他。我觉得人的潜能是无穷的，给予没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个人的潜能根本无从发挥，他的一生就完了！”他认为，杰出的人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培养得出来。

王永庆曾苦口婆心地奉劝志明工专的学生：“完成专科教育，只能为你们奠定做事的基本能力，你们要认清这一点。踏出校门之后，要有决心接受三年的辛苦磨练，惟有如此才能有成就。如果在座每位都能这样做，我相信百分之百会成功。因此，在工厂环境的选择上，我奉劝各位考虑去接受具有相当压力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才能真正锻炼出你的本事；否则，即使你懂得必须吃苦，有意接受磨练，可是在一个满足现状、以既有成就而沾沾自喜的环境中，任何人都难免因为处于安逸之中而逐渐放松，终究毫无成就。”

王永庆不但善于教导别人进入有压力的环境中接受挑战，而且更善于营造一个布满压力的环境。

在台塑，王永庆对下属施加压力，可以说到了无所不用的地步。由于他记忆力非常好，­精­力过人，又喜欢追根究底，下属们一不小心，往往会被他逼得非常难堪。每天的午餐汇报，就是人们感觉压力最重的时候。曾有报道说台塑的高层领导不少人患胃病，就是因为午餐汇报压力太重的缘故。

为了实践他的“压力管理哲学”，王永庆在台塑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式的管理系统。1973年设立的台塑总管理处总经理室，正是这个管理系统的指挥中心，它控制台塑的16个部门。台塑上下，事无大小，都经过总经理室的审核，再交由上级单位批准，最后才下达命令，由各部门执行。

总经理室对各部门进行审核，主要的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改善的计划，再与各单位共同研讨，跟踪计划的执行情况，评估计划的效果，及时修改计划。总经理室的幕僚人员，是台塑上下既敬且畏的一群。他们时时给下面施加压力，因此，被台塑员工暗中称为“红卫兵”。

对此，王永庆回应说：“我们中国人没基础，不努力的话，外国人看不起。外国人一星期工作五天，为什么中国人要做六天？外国人不了解我们，我们没基础，所以多做一天来弥补，这很公平。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没基础的，既不勤劳又放松，目前我们是绝对不能如此的。”

为此，王永庆举了一个例子：台湾每年都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累计总人数不下数十万。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美国，他们有开诊所行医的，有从事教育或研究工作的，也有涉足企业管理的。三个领域中，从事前两项的都有突出表现，惟独后者表现平平。原因何在？

王永庆分别加以分析：

学医者，由于美国对于医师的教育和训练十分严格，留学生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自当勤于学习，因此大多数都能成为优秀的医学人才。

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与行医者际遇极为相似，同样是因为美国的环境有一股迫使其非认真不可的压力，因而表现出­色­。

至于在美国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攻读工商管理的中国人颇多，不少人拿了博士或硕士学位，但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从基层做起，美国社会又没有压力让他们非从基层做起不可，导致美国的大企业不爱用中国人，而我国的留学生则无从吸收美国企业管理的­精­华，空有一个高学历，却无所建树。

由此推论，压力不但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潜能，而且也是造就一个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看准了，就要快行动

1953年，香港巨商霍英东毅然拿出自己几年来积蓄下来的钱，进军房地产事业。1954年，他成立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专门从事房地产业生意，拆旧楼，又买又卖，从此，房地产成为他致富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此翻开了人生崭新的决定­性­的一页！”

香港弹丸之地，人多地少，房地产走俏之势，几乎是生意人的共识，关键是看准了行动要快。霍英东转入地产业，比李嘉诚早四年，比包玉刚认准地产业还早一年。这对当时年仅32岁的小伙子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霍英东的举动，也引起了局内局外人士的普遍惊诧：一个惯于水­性­的水上人家子弟，难道会对陆地上的拆房建屋同样表现出熟谙？但是，说这话的人只能算是还不了解霍英东，他作为一个生意场上的“中锋”，具有很强的爆发力，越是艰险越向前，决不回头。

当然，霍英东在跨出这一步之前，也并不是鲁莽行事，而是针对自己资金有限的短处，制定出一条妙计。在此之前，房地产商人往往先要投资一大笔钱购地建房，待房屋全部建成后才逐一出售，或收取租金。霍英东在此点上充分显示出他­精­明的经营头脑和高超的管理能力，他改变了这种旧的传统经营方式，采取大楼预先分期分层出售的办法，既预先把将要建造的房屋出售，然后用收来的资金造房。如此一来，他就可完全弥补资金的不足，原来自己手上也许只有造一幢楼的钱，现在却可以“借­鸡­下蛋”，造起十幢楼来，这样也加快了资金周转和建房进度，利润当然也丰富得多。

在房地产经营中，他实行了自己独特的“房地产业工业化”：一是开创售“楼花”的先河，二是率先利用宣传小册子及广告推销楼宇。一改以前买楼一次付账的方法，采用预售的办法：购房者只要先付10%的现金，就可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可供居住或出租的楼宇，诸如购买一幢十万港元的楼宇，只需交一万元就可以买到房产权，以后再分期付款。这对房地产商来说，以前只能兴建一座楼宇，现在用同样的资金加上预收的款项，就可以兴建十座楼宇。而对购屋者来说，更具宣传价值：先付一小笔，待到楼宇建成时，地价上涨，转手倒卖，白花花的银子大量地流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所谓的“炒楼花”。

“楼花”的发明，使一般平民也有机会购买楼房。霍英东说：“今天，一个佣人也可以拥有一层楼，她只需要先付一笔小钱。”不需住房者还可以炒“楼花”，若半年或一年成交，往往能赚个对本。说到这里，或许读者能够联想到我们国内的“集资建房”，买卖双方都有方便之处。

率先采用小册子广告形式广为宣传，有助于霍英东的地产生意越做越活。由此可见，霍英东不但敢为，而且也能为。

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立信公司创办不几年，高楼大厦满港九，打破了香港房地产买卖的记录。公司大大地发达起来，霍英东这个建筑业的“外行”一跃而成为香港房地产业的巨子。至今他名下的十家公司，大部分经营房地产业。由他担任会长的香港地产建筑商会的300名会员，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在香港可谓举足轻重。

经营宜“险”

冒险是商家之本­色­，冒最大的险，赚最多的钱。投机冒险，是经商发展之道。另辟捷径，善爆冷门，是经商速成之路。

冒险是商家本­色­

果敢、冒险是商人应具备的优秀素质之一，也是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世界知名的冒险企业家哈默博士，他的成功已经被世人所公认。而他第一次成为商战中的胜利者时，还只是一个19岁的医学院的学生。那时，哈默的父亲经营的公司亏损相当大，濒于破产，但公司虽小，产品却很有市场。其父深信公司的命运可以改变，只是必须改变公司的经营方式。这样，哈默担起经营这个公司的重担，他非常兴奋与激动地接受了这平生命运的第一次挑战，牢牢地抓住了命运赐予他的机会，竟然大获成功，成了一个拥有亿万财产的大学生。他经营的联合药品和化学公司有效地垄断了世界上的生姜，随后垄断了美国的姜业生产。

“没有人能怀疑你具有事业心、能力以及素质等，但机遇是最重要的因素……机遇并不一定全属于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你得创造你的机遇。”实践证明，是机遇改变了哈默，成为他成功的保证。在同前苏联开展产品贸易期间，他考虑到当时前苏联政府正在大力支持农业现代化，对拖拉机的需求将是很大的，他毅然地鼓足勇气去见亨利·福特。此时的哈默在商界只不过是初涉的无名小卒，而福特已经是美国工业界的一位伟大而神奇的大人物了。就连福特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与前苏联做生意，哈默却在分析了当时前苏联的状况后认为，这时同前苏联做生意是极有利的，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牲口拉犁的耕作方法已经过时了。如果前苏联要发展，它就必须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结果，哈默的判断十分正确，他又抢先一步，获得巨大的成功。

1925年，还是在同前苏联的贸易中，哈默又抓住机会给他的恩赐，在深入对前苏联进行了解中，他发现前苏联各类笔奇缺，全部都要从德国进口，前苏联人自己计划重建和扩建的工程还毫无进展。哈默马上意识到，机会又来了。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使前苏联政府批准了他生产铅笔的特许权。之后，他立即到当时的德国铅笔制造业中心纽伦堡学习制造技术，然后招聘他所需要的人才和那些勤劳、具有独创­性­、多智多谋和兢兢业业进行生产经营的人。哈默在投产后的第一年，完成了特许合同中他许下的诺言，使前苏联结束了从外国进口铅笔的历史，同时开始向英国、土耳其等国家出口。善于发现、捕获机遇的哈默在这次铅笔生意中同样获得巨大的收益和成功。

“生意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决策上的沉着、果断、敢冒风险是哈默的最大特点。哈默开始对石油业是一无所知的。当年石油公司一向惨淡经营，通过尝试投资，这类收入和发现使他开始迷上了石油业。1961年，西方石油公司勘探计划即将告罄之际，哈默听从地质学家吉恩·里德的劝告去钻探萨克拉门托山谷中的拉斯罗普租借地，然后在朋友们和支持者之间征集资金。其时拉斯罗普租借地的最后一口井钻到5600米深还是滴油未见，但是他们咬紧牙关，终于使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脱颖而出。数月后，红运亨通，他又在附近的布伦特伦德油田发现了另一个天然气富矿，便得小小的西方石油公司一时间竟可以和那些地地道道的大公司分庭抗礼，以同等条件去寻找更为丰富的油田。在以后，无论在利比亚冒险时经历的一场诉讼战，还是足迹遍布南美洲、中美洲、亚洲及南中国海进行的石油勘探中，哈默以其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终于使西方石油公司成为紧挨着“七姐妹”的第八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一个人想­干­一番事业，就要有一种­精­神。贯穿着哈默一生的正是他善抓机遇、果断自信、冒险进取的充满魅力的商家­精­神。在现代商战中借鉴这种­精­神，这正是今天谈及哈默的意义所在。

经营生意要善爆冷门

企业家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敢于冒险并敢冒常人不敢冒之险就成了企业家必不可少的­精­神。

陈龙坚就是一个敢冒常人不敢冒之险的成功华商。他专门以“爆冷门”的方式来经营，走别人不敢走或不愿走的经营路子。

陈龙坚，祖籍广东省揭阳县，1913年在泰国出生。由于家境贫困，没有机会读中学，十多岁就要做工谋生。但勤奋而有志气的他，白天做工，晚间到夜校学习，一直坚持了好几年，获得了中学毕业证书。

陈龙坚觉得读书能求理，越读越有味。他通过夜校获得了中学学历仍不满足，继续利用工余参加伦敦及芝加哥商科函授课程，终于又获得了毕业证书。

由于有了知识，陈龙坚脑子更聪明了。他在其兄长开设的旧货店工作时，常能将本店收购来的旧货修理翻新，从中获取较好利润，为兄长经营的“陈同发旧货店”赚了不少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龙坚凭其经商的知识和机器修理的技术，认为经营二手汽车买卖是个冷门，在当时的泰国市场有发展前途。于是说服兄长开车行，但兄长不同意。

陈龙坚不肯罢休，反复劝说兄长，当今世界有不少亿万富豪是靠经营冷门生意起家的。如美国的利惠·施特劳斯公司的创始人就是其中一个。

1840年，他和很多德国人一样，随着到美国“淘金热潮”，落脚加州。到了矿山后，这位年轻人发觉人山人海的人们在日以继夜地寻金，当地缺饮缺用。他本来是为了淘金而来的，但觉得此时做买卖日用品和凉水更能赚钱，这又是个冷门。于是，他不淘金，改做经营小百货。果然不出所料，赚得比淘金者多数倍的钱。后来做生意的人多了，利惠·施特劳斯发现矿工们需要一种耐磨的工作服，而市场上却没有该产品。于是，他又钻冷门，用帆布加工成一种工作服，结果大受矿工欢迎，他又赚了大钱。亦正是这种爆冷门的工作服，以后成为风靡全球的牛仔服，现年销几十亿美元。

确实，爆冷门是一门有效的经营术，陈龙坚是有其卓见之处的。众所周知，市场的各种需求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陆续萌生的。任何一种市场需求的萌生，都是一个待爆的冷门。市场需求不断向纵深发展，冷门随之涌现，永无穷尽。因此，爆冷术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竞争术。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营者从这几方面爆冷门：一、无中生有

在市场上未出现的产品，但潜在着一种需求，这样就可以爆出一种新的产品，其必定可以一枝独秀占领市场。如美国科学家贝尔发明了电话，而公共电话却有细菌感染、疾病传播的弊端，这无意中给人留了一个待爆的冷门。果然有企业生产一种电话筒长效清香杀菌液，赢得赚钱的冷门。

二、人有我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类别繁多。对于经营者来说，要开发出冷门的产品确实较为艰难。但是，什么事物都不会一成不变的。同一类产品，只要做出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并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改动，做到人有我好，那就可成为爆冷门的产品。如手表，长期来市场供应的是机械表，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率先推出一个不用上弦的石英表，大爆冷门，一举挤占了瑞士手表的大片市场。

三、于微见著

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小事，但能抓住一件小事做文章，亦可爆出大冷门来。如婴儿用的尿布，千百年来没有专门的尿布为婴儿使用，但日本尼西公司根据家庭一般使用旧棉布做成尿布的弊端，研制出一种吸水力强、用完就扔的纸尿布，深受五大洲的市场欢迎，年营业额数亿美元之多，该公司为此发了财。

四、热中有冷

市场发展常常是一个潮流接一个潮流的，凡是潮流到来，某种产品的经营就热起来，绝大多数经营者也随波逐流。但­精­明的经营者在此时却可找到冷门，因为热中总夹带着待爆冷门。如近年到处出现空调机热，但顺德市却生产一种古­色­古香的电风扇，这似乎是一种现代科技的倒退现象，但这种风扇却十分畅销。原因是欧美很多家庭喜欢用这种仿古风扇作为装饰品。

五、无处不有

爆冷门的机会几乎无处不有，只要留心观察，处处时时都可找到待爆的冷门。如日本人发现当今空气污染严重，于是生产出一种罐装的净化空气，年销售几亿美元；垃圾曾一直成为城市的负担和公害，美国一家保洁公司把它变成建筑材料，获得了不用成本的原料；饮料公司和高尔夫球场常因天气变幻影响经营，一种天气预报服务应运而生……

投资失利，及时撤出

在赌场上，有一种现象十分常见，就是当一个人赢了钱时，不是见好就收，而是期望赢得更多更大，继续不断地赌下去；当一个人输了时，不是适可而止，而是总想要赢回来，“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举债都要继续赌。这叫做“赌徒心理效应”。

股票市场虽然不同于赌场，但赌场上的“赌徒心理”也常见于股市里。

一旦投资获利，尝到了甜头，再次投资时更有冲劲；一旦投资失利，或发现投资错误，不是检讨自己错在何处，而是怪自己运气欠佳，期望下一次运气会好一点儿，能把亏出去的钱赢回来，于是继续投资，结果继续亏钱。

索罗斯十分反对这种赌徒式的投资方式。他说：“股市不同于赌市，股票投资与掷骰子赌博根本不同。在股市上，如果觉得投资是正确的，可以增加投资；如果觉得不好，就应该及早退出来，而不要像个赌徒似的，老想着要捞回来。这样只会损失得更多。”

索罗斯认为，由于一般的投资者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以为承认错误是一种耻辱。所以，当他们的投资发生错误时，往往无动于衷，根本不去采取任何挽救措施。

“这是愚蠢的做法，”索罗斯说道，“没有人会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勇于认错，并在发现错误时及时退出投资项目，然后查找错误的原因，避免重犯。”索罗斯是一个勇于认错的投资家，而且，当他发现自己错误或形势不妙时，能果断地做出尽早勿晚撤出投资的决定，从众人当中脱离出来。如在1987年，他预感到日本股市会发生崩溃，当即撤出了东京的全部投资。虽然这次崩溃后来首先发生在华尔街，他也为此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最终日本股市还是崩溃了，他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

“当其他股民都在看好某种股票时，你却突然撤出，这种行为在别人看来肯定是怪异的，但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及早退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索罗斯总喜欢这样对人说。

及早退出投资，有时可能会遭受一些损失，但这种策略的最大好处是，当你发现是错误的时候，及早撤出，能使你免受更惨重的损失。

“识时务者为俊杰”，个人力量无法与股市大势相抗。当投资出错时，不再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适时而退，及早撤出，这无损于你的尊严，却能保护你的金钱。

投机冒险，超速发展

投机加冒险是企业巨头成功的启示之一，也是当代企业家超速发展的最佳选择。投机就意味着冒险。说起投机，人们往往持一种贬斥态度。在人们的心目中，投机往往是投机钻营、搞歪门邪道，投机家也往往是­阴­谋家、大骗子，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投机本来所指的应该是敏于发现机遇、善于抓住机遇、敢冒风险之意。投机是一门艺术，是一种预见、预测的本领，带有智慧­性­和创造­性­。

奥纳西斯说：“现在我几乎一无所有，如果靠一分一厘的积蓄致富，这完全不合我的天­性­。惟一的道路就是投机取巧。”从此，这位未来的世界船王开始了他投机、冒险的一生。冒险经营作为一种成功之道，既靠胆，又靠识，冒险不是盲目，不是冲动，而是具有见地的果敢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那些拥有水上运输工具的人带来了极好的机会，奥纳西斯所盼望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的六艘大船一夜之间身价倍增，就像六座浮动的金矿，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希腊拥有“制海权”的巨头之一了。

1956年10月，苏伊士战争终于爆发了！埃及人接管了运河，宣布收回运河的主权，英法舰队则经地中海开往中东，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埃及军队发起了攻击。以­色­列在美国的授意与支持下加入战团，向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发动了突袭。

战火笼罩了中东地区，苏伊士运河断航了！

早有准备的奥纳西斯，已把他的船队中最好的那部分调到了中东地区，停泊在沙特、阿曼、阿联酋、伊拉克等处的港口。战争可以继续，而西方各国的石油供应却不能中断。一时之间，船只成了最急需的运输工具。奥纳西斯庞大的闲置船队，正好填补了这个因战争而出现的巨大运输真空，因为其他船东的船或因合约在身不能加入这场利润极高的角逐，或因还在其他遥远的地方，一时半会儿不能赶到这里。

各大石油公司开始疯狂抢租船只，再不问这些船只属谁所有。运费随之疯涨。没有人能准确预言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因而，现在立即抓住一些船只，是那些石油公司的老板们必须要­干­的事。

战争开始之前，每吨石油的运价是四美元，而现在，它涨到每吨60多美元。奥纳西斯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了！

钱开始像海水一样向奥纳西斯的腰包中倾倒，其规模简直到了甚至在他自己的宏伟梦想中都无法想像的程度。

“你想不赚钱都不行。”奥纳西斯发了大财。战争前后，他仅在中东的石油运输中就赚得8000万美元。一位船主说：“那些石油公司联手搞垮奥纳西斯，而在这个过程中却使他成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

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蔚蓝­色­海岸上有一块弹丸之地———摩纳哥公国。这个小公国恬静、与世无争地躺在地中海岸边，不征关税，没有军队和税务员，以蒙特卡罗这一世界赌城而出名，收入的来源也主要是依靠旅游业和开设赌场。另外还有一个诱人的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海水浴场公司。这里常常云集了世界的大富翁、各国的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美丽的太太们。然而这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繁华场景了。二战以后，这些富豪贵族们已经玩腻了蒙特卡罗赌窟，而去寻找新的乐园，于是这个曾欣欣向荣的小公国就一蹶不振，濒临破产了。它的统治者兰尼埃亲王三世不得已开始拍卖曾是这个公国摇钱树的海水浴场公司。栖息在伦敦的奥纳西斯闻讯后立即赶往摩纳哥公国，企图通过掌握海水浴场公司而成为这一公国的主人，并借此一举打入欧洲的上流社会。奥纳西斯到达摩纳哥以后，以各种名目分散地购买了大量的股票，购置了摩纳哥海岸边的大片土地，从而取得了海上浴场公司的控股权。

随着奥纳西斯夫妻的到来，摩纳哥公国又恢复了往日欣欣向荣的景象。从此，奥纳西斯夫­妇­就在集于那里的王公贵族、艺术家、百万富翁、商业巨头、骗子和赌徒中间周旋，社会地位和声望也越来越高。没过多久，奥纳西斯就成了摩纳哥公国的实际主人。

由于奥纳西斯的周旋和经营有方，蒙特卡罗的赌窟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赢利。这个小小的公国避免了瓦解的可能，奥纳西斯也借此成功地打入了欧洲的上流社会，并被绝大多数的贵族们所接受，从而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真可谓“名利双收”。

对奥纳西斯而言，只要能赚钱，冒些风险是值得的。从电话中窃听信息来致富，利用中东战争大发其财，让摩纳哥公国赌窟再生，巧妙地夺取了国王的权力，他凭着冒险和投机取巧成为一代船王。

冒最大的险，赚最多的钱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企业在营造鼓励职员进取、创新­精­神时，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思想。例如，对企业聘用的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如果在聘用一年内不犯“合理错误”，将被解雇。这里所说的“合理错误”，是指受聘在企业中担任经营、管理的人员，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冒风险。如果受聘员工不犯这种“合理错误”，则说明这个人缺乏创造­性­，更没有竞争力。一个平庸保守、不敢冒任何风险的人，在工作中丧失的机会要比捕捉到的机会多得多，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将无可估量，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建树的。

汤子敬是民国初年重庆工商界闻名遐迩的百万富翁。他的­精­明及敢于冒险的­精­神，颇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们学习和借鉴。

从多年的经营实践中，汤子敬获得的经验是：企业开得越多越保险。用他的话说：“十个海椒总有一个是辣的。”这个企业亏了，那个会赚，互为扶植，使整个集团立于不败之地。在经营过程中，汤子敬敢于冒险的事例很多，下面随意列举几个：1893年，川东一代起义军反清，声势浩大，一般布匹商人手足无措，纷纷抛货换钱。而汤子敬却估计清朝不会马上垮台，于是大胆大量套购别人抛售的货物，待价而沽。结果起义军失败后，布匹行市看涨，汤子敬名利双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牛羊皮滞销，原料价格大跌，虽处战乱之中，汤子敬果断决定大量收购囤积皮料。战争结束后，又高价卖出，赢利数十万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局势动荡，民族工商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时有企业倒闭关门。每当汤子敬看到有企业要垮台时，便挺身而出，大力扶持。在别人看来，这等于把钱往火里扔，但汤子敬不怕冒险，改组并救活了一个又一个企业之后，把资金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极大发展了自己的企业。

英国的“劳埃德”保险公司是世界保险行业中名气最大、信誉最隆、资金最厚、历史最久、赚钱最多的保险公司，它每年承担的保险金额为2670亿美元，保险费收入达60亿美元。

“敢冒最大的风险，去赚最多的钱。”一直是劳埃德的宗旨，它最大的自豪就是它的开拓创新­精­神，这就是能敏捷地认识并接受新鲜事物。现任劳埃德总经理说，劳埃德的传统就是要在市场上争取最新保险形式的第一名。1866年，汽车诞生了，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客户的要求，劳埃德在1909年率先承接了这一形式的保险，在还没有“汽车”这一名词的情况下，劳埃德将这一保险项目暂时命名为“陆地航行的船”。

劳埃德还首创了太空技术领域保险。例如，由美国航天飞机施放的两颗通讯卫星，1984年曾因脱离轨道而失控，其物主在劳埃德保了1.8亿美元的险。劳埃德眼看要赔偿一笔巨款，就出资550万美元，委托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宇航员，在1984年11月中旬回收了那两颗卫星。经过修理之后，这两颗卫星已在1985年8月被再次送入太空。这样，劳埃德不仅少赔了7000万美元，而且向它的投资者说明：从长远看，卫星保险还是有利可图的。

竞争宜“黑”

商场如战场，成败论英雄。市场竞争，残酷无情。另辟蹊径，敢于创新，先于别人，断然出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计就计，胜利夺“标”。

另辟蹊径，敢于创新

在商场竞争的过程中，经营同一种产品的人越多就好像在跑道上与你竞争的对手越多，你将很难超越他们。作为企业家的李嘉诚十分懂得寻找经营空白、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性­，因而，他的经营决策很快落实到了行动中。当时，塑胶花风靡世界，在香港市场也是如此。李嘉诚分析，塑胶花实际上是植物花的翻版，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种植并喜爱的花卉不尽相同，而目前香港和国际市场生产的样品，太意大利化了，并不适合香港和国际大众消费者的喜好，因此，他根据时代的要求以及对消费者的调查结果，设计出全新的款式，而且要求自己的企业不必拘泥植物花卉的原有模式，要敢于创新。

当李嘉诚从国外考察回来时，随机到达的，还有几大箱塑胶花样品和资料。临行前，塑胶花已推向市场，李嘉诚跑了好些家花店，了解销售情况。他发现绣球最畅销，立即买下好些绣球花作样品。

李嘉诚回到长江塑胶厂，他不动声­色­，只是把几个部门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带来的样品展示给大家。众人为这样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塑胶花拍案叫绝。

李嘉诚宣布，长江厂将以塑胶花为主攻方向，一定要使其成为本厂的拳头产品，使长江厂更上一层楼。产品的竞争，实则又是人才的竞争。李嘉诚四处寻访，重酬聘请塑胶人才。李嘉诚把样品交他们研究，要求他们着眼于三处：一是配方调­色­，二是成型组合，三是款式品种。

李嘉诚明察秋毫，他认为塑胶花工艺并不复杂，因此，长江厂的塑胶花一面市，其他塑胶厂势必会在极短时间内跟着模仿上市。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本来批量生产的塑胶花，成本也并不高。价格一高，问津者必少。其他厂家再一拥而上，长江厂的市场地位就难得稳定。所以，李嘉诚提出在经营策略上倒不如在人无我有、独家推出的极短的第一时间，以适中的价位迅速抢占香港的所有塑胶花市场，一举打出长江厂的旗号，掀起新的消费热潮。卖得快，必产得多，“以销促产”，比“居奇为贵”更符合商界的游戏规则，以此来确定自己在行业生产中的地位。这样，即使效颦者风涌，长江厂也早已站稳了脚跟，长江厂的塑胶花也深深植入了消费者心中。事实果真如此，李嘉诚走物美价廉的销售路线，大部分经销商都非常爽快地按李嘉诚的报价签订供销合约。有的为了买断权益，主动提出预付50％的定金。

很快，塑胶花风行香港和东南亚。老一辈港人记忆犹新，几乎在数周之间，香港大街小巷的花卉店，摆满了长江厂出品的塑胶花。寻常百姓家、大小公司的写字楼，甚至汽车驾驶室，都能看到塑胶花的倩影。而李嘉诚由于掀起了香港消费新潮流，长江塑胶厂由默默无闻的小厂一下子蜚声香港塑胶业界。就这样，李嘉诚在香港洞察先机，快人一步研制出塑胶花，填补了香港市场的空白。另外，由于李嘉诚不按物以稀为贵的一般道理卖高价，而是着眼于占领市场份额，因而一举成功。

先于别人，断然出击

在商业竞争中，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而最具有现代产品­性­质的电脑软件更是一种时间­性­极长的产品，一旦落后于人，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比尔·盖茨深深地了解这一点，在公司的若­干­重大危机关头，他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断然出击，因而获得了成功。

1982年，新成立的莲花公司推出了一套“莲花1-2-3”软件，它将为那些不能使用电子表格的客户提供帮助。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83年9月，盖茨秘密地安排了一次小型会议，把微软最高决策人物和软件专家关在西雅图的汇狮宾馆，开了整整三天的“头脑风暴会”。盖茨宣布会议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推出世界上最高速的电子表格软件。

当时，青年学者克郎德自动请缨，要主持这套软件的设计。从不论资排辈的微软，将机会给了克郎德。由此，克郎德脱颖而出。他们在会议上透彻地分析和比较了“莲花1-2-3”和“多元计划”的优劣，议定了新的电子表格软件的规格和应具备的特­性­。而盖茨也没有隐瞒设计这套电子表格软件的意图，从最后确定的名字“超越”中，谁都能够嗅出挑战者的气息。

对于微软公司来说，他们要实现比尔·盖茨所号召的超越，首先意味着要超越自我。但是，事实很快就发展得出乎人们意料。

1984年元旦，计算机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个人电脑诞生了：苹果公司推出了以独有的图形“窗口”为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乔布斯将其命名为“麦金塔”。“麦金塔”以其更好的用户界面走向市场，向IBMPC个人电脑挑战。1984年元旦，正当克郎德和程序设计师们挥汗大­干­、忘我工作，使“超越”电子表格软件已见雏形之时，盖茨正式通知克郎德放弃IBMPC个人电脑“超越”软件的开发，转向为苹果公司“麦金塔”开发同样的软件。克郎德急匆匆地闯进盖茨的办公室，“比尔，你简直把我搞糊涂了！我没日没夜地­干­，为的是什么？”莲花“是在IBM个人电脑上打败我们的！微软只能在这里夺回失去的一切！”

比尔·盖茨耐心地解释事情的缘由：“麦金塔是目前最好的用户界面电脑，它代表计算机的未来，而且具有512K内存，能够充分发挥我们‘超越’的功能，这是IBM个人电脑不能比拟的。我们想，先在麦金塔上取得经验，正是为了今后……”克郎德恼火地打断盖茨的解释，嚷道：“我绝不接受！”一气之下，年轻气盛的克郎德向盖茨递交了辞职书。无论盖茨怎么挽留，他也毫不松口。

不过设计师的职业道德驱使着克郎德尽心尽力地做完善后工作，他把已写好的部分程序向麦金塔电脑移植，制作了几盘如何­操­作“超越”的录像带。九个月后，克郎德头也不回走出了微软的大门。

克郎德离开微软后，在西雅图谋职未果，准备前往加州碰运气。在火车上，小偷乘他睡觉的时候，将其全部财物洗劫一空。克郎德身无分文，只得沮丧地返回出发地。当可怜的克郎德出现在微软大门时，盖茨松了一口气：“上帝，你可总算回来了！”此后，克郎德专心致志地把“超越”认真收尾完工，无意中还为它加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模拟显示。

此时的莲花公司在“莲花1-2-3”的基础上乘势推出了“交响乐”软件，拼装了文字处理和通讯、表、库、图、文，五位一体，堪称集成软件文字大全。最让盖茨担心的是：莲花公司也正为“麦金塔”电脑开发软件，名为“爵士乐”。微软决心加快“超越”的研制步伐，抢在“爵士乐”之前吹响“超越”的号角。

1985年5月的一天，盖茨一行千里迢迢来到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宾馆，隆重举行“超越”新闻发布会。可头天的彩排又出波澜。在预演时，“超越”的演示程序竟不听使唤。这可急坏了盖茨，他下命令要求­操­作人员立即删掉部分演示程序。

正式演示还算顺利。苹果公司的乔布斯亲临讲话以示支持。此后，苹果公司的麦金塔电脑大量配置超越软件。许多人把这次联姻看成是“天作之合”。

莲花公司的“爵士乐”比“超越”慢了五个星期。这五个星期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到1987年时，市场报告表明：“超越”以89%∶6%的悬殊比分，远远超过了“爵士乐”。

这次成功，使盖茨雄姿英发，信心百倍。

将计就计，胜利夺“标”

将计就计是兵家常用战术，它是指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可以巧借敌方的计谋，去对付敌方。此术运用在商业竞争中同样奏效。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场“世纪工程”夺标大战中，韩国企业家郑周永便是运用“将计就计”的谋略，战胜各个竞争对手，最后胜利夺“标”。

1975年，石油富国沙特阿拉伯对外宣布要在本国东部杜拜兴建大型油港，预算总额为10亿～15亿美元，并向全世界各大承建公司公开招标。

这项工程十分庞大，堪称“本世纪最大的工程”。当这一消息通过电波传向全世界时，立即引起世界建筑商们的关注，其中跃跃欲试者有之，望而却步者有之。

1976年2月，中东弹丸小国巴林，战云密布，大军压境。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工程”夺标大战即将在这里展开。

欧洲五大建筑公司已早早踏上了这个海湾小国，企图先声夺人。另外，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头号建筑公司也匆匆从远道赶来，决意参与这场大角逐。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韩国郑周永率领的现代建设集团。

“世纪工程”的招标还没正式开始，各路豪杰已经在暗地里频频施展招数，互相斗法了。

一天，郑周永的好友、大韩航空公司社长赵重勋突然来找郑周永。老友异国相逢，显得格外亲切。赵重勋盛情邀请郑周永去喝酒叙旧，郑周永推辞不掉，只好从命。

他们找到一间幽静的小单间，边喝边聊起来。酒过三杯，赵重勋对郑周永说：“郑兄，这桩工程可是块难啃的骨头呵！”

“就是再难啃，我也有信心将它抢到手！”郑周永胸有成竹地说。

“唉，你何苦非要冒这个险呢！”接着，赵重勋压低嗓门说，“只要你肯退出来，你还会得到一大笔补偿金，何乐而不为呢？”

郑周永暗吃一惊，方觉察到对方的来意，却不动声­色­地问：“有这样的好事？”

赵重勋以为对方动心，便­干­脆把话挑明：“不瞒老兄，是法国斯比塔诺尔公司委托我来劝你的。他们说，只要你宣布退出，他们立刻付给你1000万美金。”

郑周永暗暗冷笑：法国人也太小瞧我了，这点儿小钱就想打发我退出！他沉吟了一阵，想出了一条妙计。

“赵兄的好意，小弟心领了。但这桩工程我还是争定了。”

“唉———两头都是朋友，我也是为你们着想。”赵重勋不免有点儿失望。

这时，郑周永举杯一饮而尽，抱歉地说：“赵兄，失陪了。我还有件紧急的事要办。”

“什么紧急的事？我能帮你吗？”

“唉，还是不为那1000万保证金……”郑周永故意把话“闸”住，站起身来匆匆与对方握手告辞。

法国人得知这一“情报”后，便开始推测郑周永的投标报价，按照投标规定，中标者需要预交工程投标价格的2％的保证金。由此，他们便判定郑周永的现代建设集团的投标报价可能在20亿美元左右，最少也在16亿美元以上。

然而，这正是郑周永的良苦用心，他也想通过朋友的嘴给对方一个“回报”。

在此期间，郑周永频频利用“假情报”向其他竞争者施放烟幕弹，以虚假的投标情报扰对手的阵脚。

在郑周永的那间封闭保密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气氛紧张。郑周永正和助手们为决战作最后的准备。

在报价问题上，郑周永甚是煞费心机，他仗着自己旗下的现代重工业及造船厂等大企业能够提供前线大量廉价的装备和建材，仗着自己在巴林建立起来的“桥头堡”，决心使出杀手锏“倾销价格”，以过低的标价击败所有的对手。

起初，他经过分析和借鉴国外建设工程价目表，初步拟定了总体工程报价为12亿美元。这个数码立即得到所有随从高级职员的赞同。

尔后，经过再三思虑后，郑周永对初始报价12亿美元先后进行了25％和5％的两次削减，最后定为8.7亿美元。

对此，他的高级助手田甲源持反对态度，认为削减到25％，即9.3114亿美元就可以了。但是郑周永却一意孤行，他认为在投标报价问题上，不同于比赛，它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要想取胜，报价一定要有充分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大型项目上，更要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性­。

1976年2月16日，这是决定郑周永与他的现代建设集团走向世界的关键一刻。

投标开始了，郑周永一行来到会议厅，同其他对手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焦急地等待着这最后的一刻。

现代建设集团的投标代表是田甲源，然而这位肩负重担的田甲源先生却在关键­性­的最后一刻钟里自行其事，在投标价格表上填上9.3114亿美元。填完报价数目后，田甲源便悄悄地溜进了工程投标最高审决机构办公室。

那里的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整个办公室里就像一张巨大的针毡，田甲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当他听到主持人说美国布朗埃德鲁特公司报价9.0444亿美元时，他刹那间脸­色­苍白，踉跄地出来走到郑周永面前，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郑董事长的决定是对的，我……我没有按你的办，结果比美国人多……多了300万美元。我……”

见到田甲源半死不活的样子，郑周永感到大势已去，他真想给田甲源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这里毕竟不是韩国，而是“世纪工程”的招标会议室。

正当他拔腿想要离开会议室的一瞬间，另一个助手郑文涛右手高举着“V”字手势，激动万分地从仲裁室跑到郑周永面前大声地喊道：“董事长，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郑文涛的消息使现代建设集团的所有在场人员都惊呆了。他们不知所措，到底是田甲源错了，还是郑文涛错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美国布朗埃德鲁特公司的报价是分两部分进行的，仅水上部分就是9.0444亿美元。相比之下，田甲源填的9.3114亿美元的报价是最低报价。

当沙特阿拉伯杜拜海湾油港招标仲裁委员会最后宣布现代建设集团以9.3114亿美元的报价摘取这项本世纪最大工程的招标桂冠时，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就连郑周永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用说是田甲源先生了。

对于这个报价，西方的所有强劲对手都惊愕不已，他们都觉得被郑周永戏弄了。尤其是那些法国佬，他们老羞成怒地骂他是“骗子”、“土匪”。

然而，在这一片叫骂声中，郑周永却兴奋地和他的助手们互相拥抱庆贺。

在这场智慧的角逐中，这位黄皮肤黑头发的韩国人战胜了所有的欧美对手。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商业竞争中，策略和技术的运用是取胜的关键所在，而要在企业的竞争中立于不败，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这一点上，李嘉诚与其他华资巨头有着同样的认识。特别是在李嘉诚为首的华资集团与英资怡和集团的谈判斗争中，李嘉诚对这一点运用得十分恰当。

当时，华资集团欲秘密收购英资置地，通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已经胜券在握，因此决定在香港股市收市以后，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包括华资巨头郑裕彤、李兆基以及荣智健，邀请怡和高层人员西门·凯瑟克以及包伟仕进行谈判。

谈判尚未开始就已经显得硝烟弥漫，谈判双方竭力平静的面部表情里面，似乎都贮满烈­性­火药，一如短兵相接的浴血之战眼看就要一触即发。

首先，李嘉诚开诚布公说明来意，指明以长江实业为首的四个财团，都希望尽快解决置地控制权最终归属谁的问题。然后，李嘉诚发起进攻，单刀直入地说：“西门·凯瑟克先生，我们四家财团已经决定，以每股12元的价格，购买怡和手中持有的25.3%置地股权。”

早已领教过李嘉诚深藏不露且极具威慑力的谈判术的西门·凯瑟克，这回吸取上次教训，不与李嘉诚作马拉松式的意志力的较量，马上反守为攻，加重否定语气说：“不可能，每股必须17元。这也是你10月股灾前愿意支付的价格，而现在置地的资产和租金都不曾下跌，怎么可能以每股12元的价格成交给你呢？”

对于怡和意料之中的反应，李嘉诚听后轻轻一笑，但还是不给对方有喘息机会，紧压话头反驳道：“西门·凯瑟克先生，你似乎在强人所难，而且你现在还有意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市价’。你和我都不是外行商家，按照商业惯例，只要收购方提出的价格高出对方市价的二至四成便可生效，更何况我们现在提出的价格，已高出置地目前市价的四成有余呢？”

西门·凯瑟克无言以对，但仍态度强硬地坚持要每股17元的收购价。

谈判双方首肯的价钱相差太远，会谈开始陷入僵局。时间仍在不停地流逝，已经逐渐接近深夜，而会谈的空气仍旧空前紧张。

李嘉诚预感到双方如果继续这样僵持下去将十分不利，便使出“杀手锏”作最后的致命进攻———将四大财团于谈判前拟定的一份以每股12元全面收购置地股份的文件，出示给怡和主席西门·凯瑟克，并一字一顿地说：“西门·凯瑟克先生，我必须很遗憾地告诉你，如果今天再谈不拢，明天上午四大财团将宣布以每股12元的价格全面收购置地。”

西门·凯瑟克大吃一惊，李嘉诚这一招是他不曾预料到的。而且从开始到现在，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人始终是逊­色­的。“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变得这么强大，这么有魄力的呢？”西门·凯瑟克无法回答自己心中的疑问，但是有一样是必须肯定的，如果明天上午四家财团的硬收购真的成功的话，那么接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西门·凯瑟克强硬的态度不得不缓和下来，他马上要求暂停，并召集他的手下，紧急磋商起来。

不久，惟恐事态扩大的西门·凯瑟克迫于华资财团的压力，决定用议价购入四大财团手中所持有的置地股份。但是，老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西门·凯瑟克这一次来了一个绝招，他提出了一个附带条件，华资财团七年内不得沾手怡和系股份。

由此一来，双方再一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最后，华资财团才让步同意忍受七年的“诱惑”之苦，不去侵扰怡和系股份。一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商场收购战，总算没有扩大并再次告一段落。而李嘉诚等人所采取的出其不意的战略是这场斗争中胜利的基础。

市场竞争，残酷无情

比尔·盖茨和他所在的微软公司向来以残酷竞争而闻名于世。今天，在同行业中，盖茨仍以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而出名。在无数次与小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只要发现他们的创意确实有价值，他就会把别人的成果改头换面为微软的产品。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视窗1.0版的推出使盖茨长舒了一口气，但与IBM的合作关系产生了危机。当英特尔推出了80286芯片时，IBM便开始设计基于其上的PC/AT.盖茨希望IBM公司能够基于英特尔的下一代芯片80386来推出自己的新产品，但IBM置之不理。

此时，PC/AT虽仍以MS-DOS3.0版作运行环境，但IBM与微软公司双方一致同意开发DOS的扩展版本OS/2.盖茨主张用不久后的80386芯片为运行基础，希望有更好的图形用户界面；但IBM强调新­操­作系统必须为80286芯片工作，OS/2必须适应这种注定要被淘汰的芯片。盖茨不愿与IBM撕破脸皮，不动声­色­地派出人员参与OS/2.1986年起，他开始暗中减少参与人员，而加强视窗2.0版的开发。

这时，康柏公司率先推出了80386微机，不久苹果推出麦金塔机，以其卓越的图形用户界面又对IBM当头­棒­喝。IBM这才意识盖茨的劝告多么重要。IBM负责人劳思对盖茨说，IBM也希望OS/2在386芯片上运行。这意味着MS-DOS要退出IBMPC领域，­精­明的盖茨竟答应了！

虽然OS/2的推出将威胁到微软的系统软件市场，但未等OS/2来淘汰MS-DOS，盖茨自己将开发新东西来淘汰它。

到1987年，OS/2项目的前景更加不妙，加之视窗1.0版市场反应一般，许多人认为视窗已死定了。盖茨坚持视窗第一、IMB第二的原则，于1987年10月推出视窗2.0版和视窗386版。

兼容机厂商康柏和惠普等公司因不满IBM，立即宣布支持微软视窗2.0版。尽管IBM的新­操­作系统并不逊­色­，但当它推出时，视窗已占有相当的市场。OS/2的定价太高，又无足够的应用软件来支持，要驱逐DOS谈何容易。

微软开发视窗的商业前景显而易见，DOS仍占据66%的市场，而视窗将在DOS下运行。商业利润如此之大，使盖茨敢于承担与IBM全面破裂的风险。盖茨把宝押在视窗3.0版上。

1990年5月22日，视窗3.0版问世。从此IBM个人电脑及其兼容机开始进入一个新纪元。3.0版当年即被评为最佳软件。微软的巨大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商场如战场，成败论英雄

商场如战场，二者有着最大的共同点———仅以成败论英雄。在这个商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也许昨天的你还在商界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一步昏招就能让你在明天黯然“下岗”、备受指责。最近被迫辞职的波音商用飞机集团公司总裁———罗纳德·伍达德就很不幸地用他的亲身经历验证了这种假设，再次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成者为王败者寇”。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伍达德的努力下，随着世界航空业的逐步复苏，波音迎来了新的高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波音最灿烂的时候，欧洲四大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及西班牙共同组建了空中客车公司，该公司生产的A300系列空中客车占领了相当大的世界市场份额，对波音公司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巨大挑战。

1997年，波音公司与航空业的另一巨头麦道公司冲破了美国国内《反垄断法》和欧盟的阻挠，实现了航空业的“世纪合并”。理论上，新公司在全球飞机市场上所占份额达到了77%，这一空前的垄断优势使所有的人都认为，这艘新的航空巨舰将成为这一行业的“巨无霸”，稳坐头把交椅，甚至可能挤垮惟一的竞争对手———空中客车集团。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一年后的波音公司手中的订单首次被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欧洲空中客车集团超过。

根据1998年8月公布的年报，1997年财政年度波音出现了50年来的第一次赤字，亏损额高达1.78亿美元，1998年第一季度，利润额再次下降了90%.这种糟糕的状况在股市上的反映一览无余，波音公司的股票在一年中下跌了26%.要知道，无数专家指出，“航空业现在是传统工业中的最后一个增长行业”，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波音却像那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在首航中即遭遇冰山。

伍达德作为波音商用飞机集团的总裁，自然难逃其咎。但是客观分析原因，生产能力的不足、行业管理者出乎意料的要求等问题，并非一人之力就可扭转。

虽然很多行家包括伍达德都预测到世界飞机市场将繁荣起来，但谁也没料到Ｇao潮会到来得如此之快。波音的订单曾一度令人兴奋地由1994年的124架跃升到1996年创记录的754架，但是，供不应求的欣喜，很快变成了苦恼。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和世界航空业萧条时期，波音削减了大量的员工和部分承包商，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可是现在情况一下子变了，波音始料不及，熟练的员工被解雇了，再也招不回来。承包商也难以适应，缺乏零部件的飞机只能躺在生产线上­干­着急。而新征召的新员工不仅工作速度慢，还极易出错。波音推出的“波音NG777S”很被市场看好，但生产质量有问题，1998年7月初，由于两架欧洲公司的此型号的客机在飞行中发生了发动机突然熄火的故障，美国联邦航空局命令美国航空公司更换这种飞机的动力系统；有的交付使用的飞机洗手间里忘了安装电灯。这给产量好不容易刚刚在六月份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的波音当头泼了一盆凉水。

面对波音出现的种种情况，许多忠实的老客户纷纷另找在交货上更有保证的空中客车集团订货。英国航空公司刚刚与空中客车签订了一笔38亿美元的订单，而七月初，已经答应购买400架飞机的美国航空公司又退购30架。失去客户不说，波音仅赔偿延期的损失费就高达4.37亿美元。

成本也是波音的“瓶颈”。不景气的时候，波音为了与空中客车和当时的麦道争夺客户，不惜以低价格、高回扣打“价格战”。在1995年争夺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55架飞机的角逐中，波音虽然赢了，也付出了高额代价。不仅付给对方高达38%的回扣，而且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大宗订货，售价可低于标准价至少5%.这种竞争对波音来说就像明摆着前面是冰山，也只能眼睁睁地撞上去。

伍达德当然也了解目前的形势，他已经从降低成本入手，计划把制造成本降低25%.在对“波音777”宽体客机的设计过程中，波音全部采用了计算机，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构图和大模型，并去掉了那些过多的配置选择。为了增加产量，消除内部生产管理结构的混乱，在1997年10月，波音甚至暂停了“波音747”和“波音737”的生产线近一个月。这进一步加剧了延期交货的情况，可是，不这么做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伍达德作为波音这艘巨轮的船长，对于眼前的惨淡局面，导航和驾驶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

伍达德本身是个井然有序的人，他的办公桌一尘不染，喜欢的是巴赫和莫扎特合乎逻辑的音乐，他的谈吐中充满“接近理论上的完美”的工程科学语言。他确实相信世界是理­性­的，只要有足够多的工具、策划、计算和问题处理，就能克服困难。他看不起他的欧洲对手，认为空中客车不过得靠打折和拉关系取得成功。这使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和对手的能力。

在与对手进行“价格战”的同时，他力主开发新产品，并尽可能地把这一切做得更完美，成为“以技术和服务占领市场的另一个成功典范”。但是世界航空业市场的迅速变化，使得他倡导的波音生产方式很不适应。波音赖以自豪的是世界最大的“波音747”客机，波音称之为“6000万个零件在飞机中融为一体的完美结合”。波音为客户们提供的是38种花样的仪表盘和109种白­色­机身诸如此类的设计，这样过分慷慨的设计耗费了波音大量的生产时间，费时费力、加大了成本，并且一点儿都不招买家喜欢。时间的丧失，就意味着机会和金钱的丧失。但伍达德强烈的自尊和过分的自信使他坚信，只要工人足够、加班加点、合理安排，应付眼前产量的问题不在话下。他虽然也采取措施增加产量，但主要着眼点还是在重新设计基本生产流程，他试图以这种方法从根本上降低成本，加快制造速度，从而一劳永逸、赢得未来。这种想法，不可谓不对，但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吗？直到1998年年初，他才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转而全力投入增产，可是为时已晚。伍达德终于在他“治本”疗法还没奏效之前，就倒下了。

9月4日，波音集团董事会决定，撤销伍达德的波音商用飞机集团公司总裁的职务，伍达德黯然“下岗”。

垄断宜“利”

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正是对垄断的形象概括。釜底抽薪，高薪挖人是商家的贯用之术；连锁经营，网络之战是商家事业长盛不衰的秘诀。

水不外流，独资经营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连种地的农民也懂得自家灌溉的肥水不应流到相邻的土地上去的道理，而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如果经商时放弃自己即将到手的商业利益，不是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吗？

20世纪20年代中期，永安堂在上海设了分行，花了很多钱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收效很大，万金油在江浙地区畅销。这个事实使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懂得，药品的销路迅速增加，不仅要靠它本身顶用的实惠，报纸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掐指一算，觉得要花那么多钱去登广告，实在不是办法。如果自己有了报纸，岂不是可以大登特登虎标药品的广告？而且有了报社还可以兼营印刷业。四种虎标药品每年需要印大量包装用品及说明书，这笔开支也很大。办了报纸之后，原来支付给人家的广告费和印刷费就变为报社的收入，而且还可以宣传自己，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真是一举数得。于是他于1929年在新加坡办起了他的第一家报纸，这使他的事业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我们有时常常需要与别人合作而分利于人，这在条件不够充分时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具备了过程自己把握的实力，就应该采取“不让利法则”，将利润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胡文虎开办报社就是这样一着自收广告利润、印刷收入、扩大社会影响的一举三得的妙棋。

香港地产商郭得胜新鸿基地产的成功，与它经营上的不让利法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的地产公司，其附属业务不外包括建筑、财务及管理而已，而新鸿基地产的业务都是垂直的，当购入土地以后，几乎内部已有其他业务联合，不假外求，它自己不但有楼的设计图样，还有贸易部门购入建筑材料，亦投资混凝土生产，并设有多家建筑公司，包括电器及消防工程部门。自然，他们还是自行卖楼，并提供售后的财务、保险、管理乃至清洁的服务。这哪是其他公司所能比拟的呢？正是依靠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将本公司相关业务中有利可图的生意都尽量自己做了，从而此公司发展一日千里。

在商业经营中，“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也可运用于独资企业的经营方面。当一些适合于独资经营的项目不必与人合作时，因为这些项目不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又能独自筹到资金，故可以用独资经营的方式来开办。

独资经营有如下的优点：

1.易于组织和停办。独资经营是最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这种企业不必取得政府特殊批准，业主能在任何时候扩大业务或停办。

2.行动和控制自由。独资经营的所有者就是老板自己，只要遵纪守法，经营者享有完全的管理自由，如可以随意制订经营方针、制度，按自己意愿雇用和辞退雇员，甚至可以自由地犯一些错误即不是导致失败的大错。

3.无需分配利润。独资经营的利润属于经营者自己，无需与其他人均分。

网络之战，所向披靡

比尔·盖茨指出，在电脑软件强烈的竞争市场中，如果你一打盹，那么成功的机会转眼即逝。为此，比尔·盖茨给自己制定了一条座右铭：永远向新目标转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微软在电脑行业所向披靡，也压得其他众多软件公司喘不过气来。但快速升级战略本身也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折旧，使之越来越接近所谓“增长的极限”了。为此，比尔·盖茨发现开拓整个行业就必须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网络。如果说，电脑还只是一个个孤立的神奇玩具的话，那么，把全球的电脑联为一体的网络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美丽新世界，很快就使整个行业甚至整个世界的重心都发生了偏移。但是，让比尔·盖茨感到懊恼的是，最早来到网络的新边疆拓荒的，并不是微软，而是网景。

1994年10月，网景的“航海者”浏览器正式推出，很快便风靡一时，在浏览器市场上一举占据了85%的份额，并掀起了万维网急速增长的狂潮。作为一颗网络时代耀眼的明星，1995年8月网景公司在纽约上市，原定为14美元的发行价，投资者的狂热追捧，开盘时达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71美元的天价，使这家成立才16个月、投资1700万美元的公司身价立即膨胀到了20亿美元，一跃而进了蓝筹股的行列。

网景响亮的开盘声在盖茨听来却宛如自己的丧钟：市场风向已经转移，而微软却有被潮流抛弃的危险。原本对网络带理不理的盖茨不得不承认：“互联网的崛起，是十年前IBMPC发布以来业界最重要的进展。”既然如此，微软也就必须在这个行当成为赢家！进攻的号角吹响后，微软的炮弹也迅速准备好了，这就是它的“探险者”浏览器（IE1.0）。尽管它“从技术上讲十分差劲”，但一旦和无所不在的视窗联为一体就足够摧垮最坚固的防线了。为了从网景手中抢占市场份额，盖茨使出了“比免费还要免费”的手段，先向几大互联网内容供应商购到了使用权限，再把IE费提供给用户。

凭借着雄厚的财力，到1997年IE已经占据了三成的市场份额。随着IE4.0的推出，并和视窗捆绑在一起，再加上互联网接入商的加盟，“探险者”后来居上，成了新霸主。而“航海者”的荣耀则昙花一现，网景自己也在1998年11月被美国在线收购。

盖茨挥出几记重拳，不但­干­净利落地收拾掉了网景这个心腹大患，而且也使微软这艘电脑业的航空母舰像一艘鱼雷艇一样快速实现了向网络的转型，看得整个世界目瞪口呆。不过，这一转型实在是太成功了，以致微软的血腥气息充满了整个市场，使业界人士无不人人自危。短暂震惊过去后，一场对微软的围猎开始了。这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美国司法部打出的“反垄断”大旗之下。

连锁垄断，独一无二

日本西武铁道集团的老板堤义明，继承了父亲堤康次郎的事业，并以其杰出的经营才能推动了集团的快速发展，他个人也一度以21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世界首富。

堤义明的父亲堤康次郎是滋贺县的农民，五岁丧父，由祖父母抚养长大成|人。他曾进入早稻田大学念书，后来从事股票生意，由5000日元资本赚到六万日元，买下了深川的三等邮局、矿坑，还养殖珍珠。1918年，他买下轻井泽的土地以及箱根的不毛之地，成立箱根土地股份公司。1928年，他创设多摩铁道，买下武藏野铁道。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他组织了西武铁道集团。于是，他完成了土地开发与铁道经营两大事业的基础。

他的父亲于1964年4月26日逝世，享年75岁。在他去世前，他就于西武集团每年8月2日在箱根社举行例行参拜活动时，决定把西武铁道集团的管理权交给堤义明。堤义明继承了父亲75年中所开创的事业。他于父亲逝世十周年之后的1975年，开始建设大饭店、滑雪场、高尔夫球场。他父亲在死前曾规定，“我死后十年内不准动不动产”。十年后，随着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铺开，土地大幅度增值，正是他发展事业的好时机，因此他大力投资于大饭店的建设。

西武铁道集团所属的王子大饭店，是全日本规模最大的连锁饭店，在全世界的大饭店中，也名列第四位。王子大饭店共有46家，有11166万个房间。这些饭店大体可分为都市大饭店和度假观光大饭店两大类。都市大饭店以东京王子大饭店为代表，拥有484个房间，而房间最多的是阳光王子大饭店，有1166个房间。度假观光大饭店最令堤义明感到骄傲。这类饭店各具竞争力，收益很高，最典型的是箱根王子大饭店、伊豆王子大饭店、轻井泽王子大饭店等。比如箱根王子大饭店，坐落在芒四湖畔，是一栋不高的建筑，只有96个房间。但除主楼之外，还有依地形不同而建筑的风格不同的142栋别墅。可以说，这是日本度假观光大饭店中等级最高的。

夏天，箱根王子大饭店一个双人房间一天可收费3.5万日元。而都市大饭店中，最高级的赤坂王子大饭店，一个双人房间一天收费也只有2.3万日元。所以，这家饭店是日本最高级的。

一般来说，度假观光饭店的使用率，一年之中能达到50%就算很理想了。可是箱根王子大饭店能达到70%以上，远远超出这个地区其他饭店之上。这是因为，西武铁道集团在这里拥有大片土地，除了建筑大饭店之外，还有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观光船等设施，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堤义明开发观光旅游事业的思想是：“就怕你不来，只要你来了，就一定叫你有地方花掉大把的钱。”正是这样，西武集团在箱根地区提供了应有尽有的设施，几乎垄断了这个地区的旅游事业。

釜底抽薪，高薪挖人

威廉·拉道夫·赫斯特是本世纪初世界最大的报业大王。

这是一位十分复杂，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曾经在美国名噪一时，却遭受过众多人的责难。

但无论如何，赫斯特那种大胆的作风，巨大的能量，惊人的天赋，以及他所创造发明的使报章打开销路的一系列怪招，仍为后世人所惊叹和模仿。于是，人们给他冠以一代“报业怪杰”的称号。

直到如今，熟悉新闻历史的人们仍津津乐道当年初出茅庐的赫斯特，是如何用“釜底抽薪”之术给著名的报业巨子———普利策带来无限痛苦和烦恼的。

1887年，24岁的赫斯特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这一年，他的父亲乔治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他把《旧金山考察家报》的大权交给了赫斯特。

初涉报业，赫斯特就开始学习和模仿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他看来，学习普利策不是为了成为他的追随者，而是为日后对他发动大胆进攻做准备。

他对报纸的版面设计作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并聘请了众多新闻好手加盟，使《旧金山考察家报》办得有声有­色­。原本是亏损的报纸在短短几年间被赫斯特办成了一份平均每年盈利数十万美元的报纸。

但是，赫斯特并不以此满足，他的目标是向纽约进军，向普利策挑战。

1891年，赫斯特父亲乔治病逝。赫斯特继承了大量金矿和银矿股票。为了在报业上出人头地，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部分股票，获得75万美元巨额现金。

从此，赫斯特凭借强大的财力后盾，运用他惊人的胆量和才能，开始了在报界纵情驰骋的一生。

1895年，赫斯特以18万美元收购了纽约的《晨报》，将它改名为《纽约日报》，并调动《旧金山考察家报》所有­精­兵良将来到纽约，全力经营这份新报纸。

赫斯特此举的目的在于向普利策极负盛名的《纽约世界报》发动挑战。

最好的进攻手段，就是先从敌人内部下手。

赫斯特挥舞起手中的“银弹”，一枚接一枚地直接掷向普利策的营垒中。

《纽约世界报》的著名漫画家鲍尔斯、剧评家达尔等都相继被赫斯特的高薪挖走。

而最猛烈和最疯狂的进攻是1896年1月那一次。

这一年，《旧金山考察家报》故意租用当时作为《纽约世界报》大本营的世界大厦作为它的东岸办事处。

当时，《纽约世界报》以内容丰富和新颖刺激吸引了众多读者，是纽约销数最大的报纸。

由于写字楼的关系，《旧金山考察家报》与《纽约世界报》双方工作人员来往极为密切。

这天，一场由赫斯特导演的戏剧发生了。《旧金山考察家报》的工作人员在一夜之间，用高薪作“饵”诱使《纽约世界报》全体要员倒戈。

第二天，这批《纽约世界报》的­精­英们即摇身一变而成为《纽约日报》的人马。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得意猛将、星期版编辑默利尔·高德。

高德善以那种耸人听闻和假科学的纯刺激­性­报道来取悦读者。他还首创了彩­色­印刷的连环图画，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来画《霍根小巷》连环漫画，其中的主人公，是贫民窟一个穿着黄|­色­的肥大衣服、总是一张笑脸的穷孩子。这个形象很快深入人心，被冠以“黄|­色­幼童”的称号，十分轰动。

由于高德的功劳，使《世界星期报》一年内即打破45万份大关，这份每年才出版52次的世界报星期刊，其盈利和每年出版333次的世界报母版相差无几。

而能­干­的给《纽约世界报》带来如此好处的高德，竟将奥特格尔特连同那一个轰动的“黄|­色­幼童”一起带往《纽约日报》。这对于《纽约世界报》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

普利策发现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对赫斯特这种疯狂的抢夺，这位素来稳重的报坛领袖大为恼火。起初，他只能用同样的高薪去劝回高德等人，但令人遗憾和愈加愤怒的是，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又用更高的薪金把他们“挖”走了。

这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几乎使《纽约世界报》全线瘫痪。普利策只好用同样的办法从《太阳报》挖来主编布拉斯本，让他重组《纽约世界报》的编辑工作。

布拉斯本的到来使《纽约世界报》重振雄风，再一次超过了《纽约日报》。

借势取利，飞黄腾达

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洛克菲勒，起初财力、物力、人力十分有限，他梦想垄断炼油和销售，可他又不是亚利加尼德集团等其他石油公司的对手。

洛克菲勒的同伙佛拉格勒颇有心计，建议道：

“原料产地的石油公司在需要的时候，才用铁路；不需要的时候就置之不理，反复无常，使得铁路上经常没生意可做，一旦我们与铁路公司订下合约，每天固定运输多少，他们一定会给我们打折扣。这打折扣的秘密只有我们和铁路公司知道，这样的话，别的公司只有在市场运价竞争中落荒而逃，整个石油产业界就成了我们的天下。”

洛克菲勒选择了铁路霸主之一、贪得无厌的凡德毕尔特作为合作对象，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洛克菲勒以每天订60辆车合同的条件换取每桶让7美分的利润。

低廉的运费带来的是销售价的下降，进而使销路得到迅速拓宽发展。

从此，洛克菲勒飞黄腾达，向世界最大的集团经营企业迈进。

洛克菲勒身为弱者，如果和亚利加尼德集团当面竞争，必遭弱­肉­强食的结局。他巧妙地借助第三者铁路霸主的力量，以低廉的运价占据运输的优势，挤垮同行的竞争，实现了小鱼吃大鱼、垄断石油经济的梦想。

1899年6月，标准公司改组，将在新泽西标准公司重新登记，令其有权交换属下20个公司的股份，资金由1000万美元增至1.1亿美元，并发行100万股的普通股票和10万份的优先股。

6月19日，董事会宣布，所有属下的20家公司与托拉斯已废除的股票都应换成新泽西公司的股票。于是，分散的公司又重新团结为一体。股票集中后，标准石油公司一变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公司。1906年，公司的总资金是3.6亿美元，每年的纯收入是8312万美元。洛克菲勒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到1910年以前，标准石油公司已在美国石油业居于绝对垄断地位：它所承担的石油运输量占美国三大主要产油区———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州石油产量的4/5以上；美国原油的3/4是它提炼的，它拥有全美国油罐车的一半；销售的煤油（为当时石油加工最主要的最终产品）占美国国内市场的4/5以上，占美国出口量的4/5以上；美国铁路所使用的润滑油有9/10是它提供的，它还有一系列垄断市场的副产品，以及拥有78艘蒸汽船和19艘帆船。

可是，好景不长。

1908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由于共和党总统麦金莱被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罗斯福认为垄断市场勾结铁路公司必将危害社会，不除不足以快人心，要拿洛克菲勒开刀了。1911年5月15日，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长达两万字的判决书以标准公司确有垄断市场、妨碍他人经商自由的罪名，命令标准公司的股权公司必须在六个月内放弃所有的子公司，并把它们曾经换成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全部股票，过户退回给原来的子公司股东。标准公司这个洛克菲勒苦心经营近半个世纪的企业王国终于瓦解了，它被分成了38个独立的企业，并各自成立董事会。

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针对公司，而不是针对公司的股东，所以公司瓦解后，洛克菲勒摇身一变，成为拥有33个不同石油公司原始股票1/4的人，掌握着24.55万份最大的股权，仍然控制各大公司。他的财富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前更加富有。

兼并宜“强”

经商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以小搏大，以弱制强，乘虚而入，上兵伐谋，善意收购，优势兼并，强强联合，借势上市，打造商业“航母”。

强强联合，乘虚而入

壳牌石油公司创始人塞缪尔任伦敦市长之后，他的两个长期竞争对手———一直对壳牌石油公司虎视眈眈的标准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对壳牌石油公司发动了收购攻势。

当初，当塞缪尔刚刚就任伦敦市长时，标准石油公司就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把这个在世界各地市场都很危险的闯入者收买过来。为此，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中间代理商和塞缪尔秘密接触。

标准石油公司的中间代理商对塞缪尔说：“我想买下壳牌石油的股份。”

塞缪尔对这个说法一笑置之，他回答说：“开什么国际超级玩笑！”

然而那个代理商是认真的，他继续游说塞缪尔：“八万英镑怎么样？请相信我们的诚意，卖给我吧！”

塞缪尔当然是不能答应的。对于壳牌石油公司的前途，他有他自己的打算。

几乎与标准公司的中间代理商同时，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总裁达特汀也来找塞缪尔了。寒暄过后，达特汀就直截了当提出要求，他说：“咱们商量商量，您能卖些壳牌石油股份给我吗？”

塞缪尔说：“标准石油公司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太不可能了！

我是决不会出卖公司的股份的。不过，介绍您的雷恩曾提出，让我们和罗斯查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亚洲输出石油的贩卖公司，我们想邀请您参加。“

达特汀一口答应下来。达特汀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认为，他的伦敦之行是成功的。他想：要想对付美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必须要和英国的石油业联合起来。他先和壳牌石油公司联合，以便削弱标准石油公司的实力。达特汀已经和塞缪尔约好，要联合起来，将标准石油公司赶出欧亚市场。

但是，当塞缪尔市长任满，回到他的空“壳”之后，世界石油业的局面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自1903年起，世界石油贸易开始衰退。标准石油公司便继续削价，而壳牌公司的油轮却由于种种原因开始停航。而标准石油公司在欧洲取得了新进展，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一座油厂；而壳牌石油公司则因为它的伙伴德意志银行的捣鬼，被撵出德国。

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局面就不能以塞缪尔的意志为转移了。最后，塞缪尔以屈辱的条件，同达特汀讨论全面合并。讨论的结果是：达特汀拥有新公司的60%股份，而塞缪尔只拥有40%，总经理由达特汀担任。这对新公司是适宜的，因为达特汀具有塞缪尔所缺乏的冷酷无情和专心致志的­精­神。这种商界领导人的品质，对一个大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有益的。

经过合并，新的巨人1907年诞生了。原壳牌公司和原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合并而成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开始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争夺石油王国的宝座，新的巨人一开始就毫不掩饰它的目标。1912年，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挥戈直捣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等州先后设立子公司。几年以后，皇家荷兰壳牌行销世界的石油量中已经有一半是从美国本土上开采出来的。

到了1927年，洛克菲勒的埃克森公司已从“世界石油大王”的霸主地位上跌落下来。它在美国以外的世界石油制品市场上的产量已下降到23%，而合并后壳牌却迅速上升到16%.现在壳牌的经营范围除开发石油、天然气外，还有石油炼制、化工、煤矿、金属、船舶、生物化学、太阳能、核能等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大型跨国集团企业。

借壳上市，借钱发家

1906年，被人称为股票大王的林恩电气公司创始人林恩决定利用股市挣更多的钱。

首先，林恩用现金购买了另一家电气工程公司，使林恩公司扩充了一倍，公司的股票售价立刻扶摇直上。

林恩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稳定的声誉、日益看涨的行情，已可以当作现金使用。因此，林恩在购买其他公司时，不必再动用现金兑现。

紧接着，林恩又买下一家电子公司，改名为林恩电子公司；收购了阿提克电子公司和迪姆柯电子公司，更名为林恩·阿提克电子公司、林恩·迪姆柯电子公司。林恩不断地收购新公司来扩充自己的公司，公司的股票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这些新收购的公司，营业额已达1500万美元。有了雄厚的资金后盾，林恩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瞄准了美国重要的飞机、导弹制造厂休斯·福特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林恩一方面从证券市场公开收购；另一方面与公司一些股东私下议价交易，迅速取得了近40%的股权，成为休斯·福特公司最大的股东。

1961年，林恩把休斯·福特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林恩·迪姆柯·福特公司，即著名的LTV公司。这时，华尔街开始使用“集团企业”这个名词。“集团企业”的股票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红的一种，林恩的LTV股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吉姆斯·林恩由起初的股市弄潮儿成长为华尔街的知名人物。他继续沿用收购的绝招，不断地推出新的公司。

收购了休斯·福特公司后，林恩筹划吞并威尔逊公司，以使自己的企业王国更为壮大。威尔逊公司是个庞大的集团企业，主要经营­肉­类食品包装、运动器材和药品三个行业，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0亿美元，是LTV公司的两倍。野心勃勃的林恩竟想收购它，实在太不自量力了。但这次林恩又得手了。

原来，威尔逊公司的股票与同行相比，股价偏低了些。威尔逊公司既不做广告，也不在股市上哄抬自己的股价，因而投资者对它不太注意。林恩初步估算，用8000万美元就足以控制该公司的股权。但8000万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林恩以LVT公司所持有的股票做抵押，从银行借贷8000万美元。然后，他用这笔钱买下威尔逊公司的股票，威尔逊就此成为LTV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LTV公司却背上了80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

林恩又使出了发家的高招，即借别人的钱为自己谋利的办法，将大部分的债务转移到威尔逊公司的账下，使威尔逊公司变成了债务人。然后，又将威尔逊公司分成三个子公司：­肉­类加工公司、运动器材公司、制药公司。再让这三家公司独立发行各自的股票。这三家新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属于LTV，其余的向公众发售。发售新股所收到的股金，正好偿付了林恩从银行借贷的8000万美元。吉姆斯·林恩几乎没花一分钱，就把庞大的威尔逊公司占为己有，林恩这种令人叫绝的赚钱高招令华尔街的同行闻风丧胆，自愧弗如。

以小搏大，以弱制强

在李嘉诚经营企业的数十年中，他利用以小搏大的方法大打收购之战，终于实现了建立庞大的跨国集团的梦想。在这其中，收购和记黄埔、收购港灯可称为是成功的两个战役。

一、收购和记黄埔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

这一战，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

二、收购港灯

1985年1月21日傍晚7时，中环很多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街上人潮及车龙亦早已散去；不过，置地公司的主脑仍为高筑的债台伤透脑筋，派员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最终，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

当年置地以比市价高31%以上的溢价购入港灯；现在和黄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置地的“便宜”———而购入34.6%的港灯股权。以市值计，李嘉诚为和黄省下4.5亿港元，显然要高对方一等。

当然，李嘉诚的收购之战也有败绩，比如李嘉诚收购置地，就苦战八年，无功而返。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间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和宣布以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合占置地发行总股份的8.2%，所涉资金18.34亿港元。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原25%增至33%多，控股权已相当牢固。怡和“更胜一筹”的是协议中有个附带条款，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七年之内，除象征­性­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在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果降下帷幕。看好这场收购的证券界舆论界均大失所望。一些华文报刊在报道结局时，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滑铁卢”。但李嘉诚却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抱有买古董的心理，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应该说，经得起成功也经得起失败，这才是英雄本­色­。

1977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二十余年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账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当时，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楼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于使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上兵伐谋，优势兼并

1988年至1998年的十年内，海尔集团兼并了青岛电镀厂、空调器厂、冷柜厂、红星电器厂、武汉希岛公司等15家企业。1997年是海尔在国内的兼并年，一年内，先后兼并了广东、贵州、安徽等省的六家企业。通过一系列兼并和收购，海尔盘活了近二十亿元的存量资产，初步完成了集团的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近五年，海尔集团的工业销售额以年平均69.1％的速度递增，1999年突破198亿元，为下世纪初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是风险很大的资本动作，海尔人经过多年摸索，已总结形成了一套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以海尔管理、文化模式救活亏损企业的兼并谋略，在历次兼并中，屡试不爽。

谋略之一：输入管理模式，催醒“休克鱼”海尔选择的兼并目标很有特点：主要选择技术、设备、人才素质均优良，只是管理不善，处于休克亏损状态的企业，海尔人称之为“吃休克鱼”。海尔选择“休克鱼”是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体制不顺使效益好的企业没有被兼并的动力，真正以资本为纽带的强强联合，在国内条件尚不成熟；其次，资金匮乏，使优势企业无力兼并那些需要巨大投资的亏损企业。在我国，企业出现亏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善是普遍的根本原因。对被兼并的企业，注入资金、技术固然重要，但这只是外部条件的优化，可治标，却不能治本。因此，关键在于解决企业发展动力和经营机制问题，变输血为造血。海尔选择那些硬件不错，只是管理不善的企业，通过输入海尔的管理和文化模式，可以很快使它起死回生，从休克状态苏醒，变得很有活力。

顺德海尔电器有限公司是海尔1997年实施低成本扩张的成功之作，被兼并的顺德爱德洗衣机厂符合海尔“吃休克鱼”的兼并策略。该公司硬件设施良好，因管理不善造成企业停产一年多。合资后，海尔集团洗衣机本部仅派去了三名管理­干­部，但带去的却是海尔倾心培育多年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及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六周后，新公司第一台洗衣机诞生，随后大批高质量的洗衣机走下生产线，曾目睹“深圳速度”的顺德人不得不惊叹海尔集团的“海尔速度”。而值得一提的是，盘活这条“休克鱼”的洗衣机本部，正是两年前被海尔集团认作是“休克鱼”的红星电器厂。短短两年时间，在海尔管理文化模式浸润下，昔日“休克鱼”不仅自己苏醒，在市场中纵横驰骋，而且又催醒了另一条“休克鱼”。

谋略之二：品牌动作，低成本快速扩张

1998年，“海尔”的品牌价值达182亿元，居全国十大驰名商标第三位，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家电名牌”。“海尔”旗下，已形成了冰箱、空调、冷柜、洗衣机等系列产业，“海尔”系数的增值作用愈来愈明显。聪明的海尔决策者们认识到，此时依托“海尔”品牌，实行资本运营，发挥“海尔”系数的增值作用，正是大好时机。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海尔利用品牌入股等方式，先后低成本收购了红星电器厂、武汉希岛公司。1997年一系列的兼并，更是毫不例外地借助品牌运作，在硬件上没花一分钱，对被兼并的企业进行控股。其中，对合肥黄山电视机厂实现零成本收购，百分之百控股。如海尔控股的杭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海尔彩电，面市仅三个月便跻身电视机类“1998购物首选品牌”前三强行列。贵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从1997年9月初开始试运行三个月，就实现两个突破：首批产品即出口美国；专门为适应西南地区多雨潮湿气侯设计的小王子178冰箱一上市便受到消费者欢迎，上市仅三天即预约超过100台。

充分利用“海尔”品牌优势，不仅有利于扩大海尔产品的市场份额，而且大大降低了海尔资本扩张的成本。“海尔”是海尔集团一笔无形的巨大财富，然而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海尔人多年抓质量、创名牌的结果。现在，海尔人真正体会到集团总裁张瑞敏“谁砸了产品的牌子，我就砸了谁的饭碗”这句话的含金量。海尔是中国惟一的一家四类主导产品（电冰箱、空调、冷柜、洗衣机）全部通过了ISO9001认证的集团。目前，海尔已在128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516个商标，“海尔”正向世界知名品牌迈进。

谋略之三：混合兼并，完善集团产业布局

混合兼并是指在­性­质上既非横向、又非纵向的企业之间的兼并，通常的多角化经营即属此类。一般说来，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前期，企业横向兼并是主要形式，待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混合兼并又成为主要形式。从海尔兼并的­性­质看，其一开始走的就是混合兼并的道路，如1988年兼并青岛电镀厂，改造为微波电器厂；1991年兼并青岛空调器厂、青岛冷柜厂；1992年兼并青岛冷凝器厂，改造为冷冻设备公司；1995年兼并青岛红星电器厂，生产洗衣机。混合兼并的策略，使海尔迅速走上了集团化、多角化经营的道路。借助管理、品牌、质量的优势，海尔旗下各主要产品均已形成经济规模。1997年，海尔电冰箱、冷柜、空调器、洗衣机市场占有率分别达36.9％、57.5％、29.6％、27.1％。为冲击世界500强，海尔在巩固其大家电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正大力向新行业和新领域发展：其一，信息产业：海尔通过跨行业购并的方式，先后兼并成立了杭州海尔电器有限公司和合肥黄山电视机厂，进入黑­色­家电领域，推出数字彩电，加上其在微电脑、企业信息化方面的研究，海尔开始进入信息产业；其二，生物工程领域：1997年，海尔控股兼并了青岛第三制药厂，开始生物医药方面研究，进入生物工程领域；其三，小家电行业：1997年海尔借助品牌动作，兼并成立了莱阳海尔电器有限公司，研制生产洗碗机、消毒柜等，进入小家电行业，专家们预计小家电行业将成为海尔集团下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

谋略之四：跨地区兼并，优化集团区域布局在海尔创业初期，兼并活动主要在青岛地区。随着“海尔”系列产品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展，海尔决策者把眼光投向了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寻求兼并机会，以扩大生产规模，贴近市场。以1995年购并武汉希岛公司为开端，海尔先后在湖北、广东、贵州、浙江、安徽等地建立起了海尔控股公司，实现了生产当地化、拓展产品市场空间的目的，初步形成了集团的区域布局。其中，购并武汉希岛股份有限公司是海尔逐鹿中原、挺进江南的重要举措。武汉希岛股份有限公司曾经辉煌过，在全国最早开发出“蓝波－希岛”节能型空调，生产的希岛牌冷柜在全国销售势头良好。但希岛的辉煌是短暂的，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希岛公司节节败退，仅靠冷柜苦撑日子。此时，海尔为了更大地覆盖市场，正开展市场调研，寻求合作厂家。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多方协商后，海尔以2400万元收购希岛60％股权，实现了控股兼并。入股武汉希岛公司，是海尔聪明之举，它实现了以最小的投入拓展自己产业空间的目的。短短数月，海尔就完成了对中原重镇武汉的部署，借武汉“九省通衢”的区域优势，提高了产品的市场覆盖面，优化了集团的区域布局。

引狼入室，调虎离山

1983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执行经理史密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重大决策，将公司属下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费雷门托市的一家汽车厂拿出来，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合并，生产丰田牌小轿车。当时日本丰田汽车早已以其质优价廉进入美国市场，驰骋于美洲大陆。打入美国本土，自然是雄心勃勃的丰田公司求之不得的好事，因此谈判一拍即合，合并即告成功。

美国人早就对日本汽车“侵入”美洲大陆反感至极，而史密斯竟公然将日本公司大摇大摆请到本国生产汽车，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此，美国汽车业界对此举颇有异议。

到底是“引狼入室”，还是“调虎离山”，史密斯自有他的打算。他深切地了解到，美国汽车业界之所以在日本汽车大举进攻之下束手无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太轻敌了。当初日本车刚刚驶入美洲之时，几乎所有美国汽车商都认为日本车不过是初学者的小玩艺、廉价的商品。对日本汽车售价低、­性­能好、省燃料的特点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等到日本汽车在美国越来越畅销时，美国同行便一筹莫展了。其实，史密斯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合并之举，绝不表明他已向日本同行俯首称臣，他知道要与之较量进而战胜它，就必须了解它，学习它。时至今日，没有一家美国厂商不明白，要想与日本汽车竞争，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车辆品质，只有两手齐抓，双管齐下，才能赢得这场竞争。而通用汽车公司把一家工厂与丰田公司合并，目的正是“调虎离山”，在于学习日本公司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然后结合美国和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加以消化吸收，尽快实现战胜日本汽车的目标。

善意收购，留好名声

知恩图报，以善从商，是李嘉诚商业生涯的准则。即使后来在股市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嘉诚始终恪守善意收购的原则。他总会将刀光剑影化为和风春雨，皆大欢喜。有人戏称，要挫败李嘉诚的收购计划很简单，只要说一声“我不愿意”，李嘉诚就不会再做任何行动了。

香港股市素以潮起潮落、凶险莫测著称。在香港股市的收购历史中，常见的收购策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霸

这是典型的海派作风，一掷亿金，速战速决，以实力与对手较量，更以绝对优势压倒对方。如此收购代价极昂，一般是“残胜”或“惨胜”，或称“负创取胜”。包玉刚收购九龙仓是其典型的战例。

二、­奸­

“­奸­”就是既当庄家，又当炒家，甚至自抛自收以图­操­纵股市，其结果往往造成恶意收购，股民叫苦不迭，怨声载道。其代表人物刘銮雄被称为“股市狙击手”，是人人生畏的“恶意收购”的典型。刘銮雄对香港证券业起过功不可没的历史­性­推进作用，但由于他奉行“恶意收购”，股市同仁闻之­色­变。

三、义

收购对方的企业，必与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通过心平气和的方式谈判解决。若对方坚决反对，不会强人所难。收购者奉行的是“善意收购”。其代表人物是李嘉诚。李嘉诚富有心计，又极有耐心，擅长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他的收购从不情绪化，没有把被收购企业当作古董孤品非买不可的心理。李嘉诚遇到阻力、权衡利弊后，会不带遗憾地放弃。收购九龙仓、置地，他都持这种态度。无论成与不成，通常都能使对方心悦诚服，且在日后成为朋友。

收购成功，李嘉诚不会像许多新任老板一样，进行一锅端式的人事改组与拆骨式的资产调整。他尽可能挽留被收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照顾小股东的利益。股权重组等大事，必征得股东会议通过。

收购未遂，李嘉诚也不会以所持股权为要挟，逼迫对方以高价赎购，以作为退出收购的条件。

李嘉诚的形象有口皆碑，从来不用担心他会恶意收购。在商场上，李嘉诚有意去结交朋友，先不谈生意，而是建立友谊。友谊长在，生意自然不成问题。他结交朋友，不全是以客户为选择标准。如俗话所说：“人有人路，神有神道。”今天成不了的客户，或许将来会是客户；自己做不了客户，会引荐其他的客户；即使促成不了生意，帮着出出点子，叙叙友情，也是一件好事。在这方面，李嘉诚的信念是：良好的形象和信誉，本身就是宝贵的财富。

新商经之“经”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怎样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呢？古往今来，成功的商人无不从做人开始，只有做个合格的好人，才能做个成功的商人，正因为有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的原则，才成就了松下幸之助等一大批成功的商人。也惟有如此，才能纵横商海，财源滚滚。当然，经商如果太黑太厚，无论你花招使的多么巧妙，终究有一天会露馅穿帮，那些偷­奸­耍滑、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商人，即便赚得如山的钞票，终也不会长久。

商界楷模松下幸之助

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商业竞争不相信眼泪，做生意不可拘泥于陈规，商人的诀窍就在于对顾客要厚，视用户为上帝；对竞争对手要黑，以便借“脑”生财，从中渔利。

成功需要才气和智慧

一个人的成功决不会是毫无原因的，以松下幸之助自身的经历来看，才气和智慧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松下幸之助在童年时代虽然比一般人命运多舛，但他观察力强，很早就有了对人生的感悟和积极奋斗的决心。在工作过程中，他勤奋努力、善于思考、眼光独到、与众不同，已经具有商人的睿智和洞察力。如在五代脚踏车店工作时，常有客人差他去买香烟。当时松下幸之助想：每天有人托我买香烟，要一次一次地跑出去零购，不如一次多买一些存放身边，每当有人托我买烟时便拿出一盒给他，自己可以节省气力和时间，客人也可以在转瞬间就得到烟吸，自己借机还可以赚一点儿钱。为此人们都佩服他头脑聪敏。

松下幸之助在少年时期便富有才气和正义感，直到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商人，他那富有创造­性­的才智、诚实的天­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始终如一，到老不变。他身体虽然孱弱，可是苦难的境遇，把他的意志锻炼得钢铁一般坚强；他生来外貌柔和，内心却蕴藏着一股大丈夫对任何事无所畏惧的冲动。在五代脚踏车店工作时期，老板十分器重他，但在1910年，他忽然下定决心辞职，想要进入与脚踏车没有直接关系的别种行业里去，希望发现一个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环境。他喜好预测、推想和分析，有先见之明，不为过去的事物所羁绊，随时随地表现出决断能力，具有商人的战略眼光。他善于分析市场，洞察战机。他觉得脚踏车逐渐普及，价格越来越低廉，它的需要年年增加，店主早晚是要放弃零售业，去做大阪批发商的。现在脚踏车已成为日常实用的东西，可是，当时大阪全市动工铺设有轨电车线，着手完成交通网的计划，各线电车一旦完成通车，脚踏车的需要就会减少，将来这种行业是不容乐观的。与此相反，电气事业日后一定能兴盛起来，因此松下毅然辞换职业，决心献身前景更好的电气事业。不久他就职于大阪电灯公司。

在大阪电灯公司，他遇到问题时能够深谋远虑，动脑筋、想计策、拟方案，这可以说是他从社会许许多多的磨炼中体验出来的一种处理事务的新方法。这种办事的方式，不仅获得了理想的成果，同时也为上司所称赞和欣赏，他很快被提升到一般工程人员所羡慕、所争取的检查员的职位。以往听人命令默默工作，现在突然变成“权威专家”，站在检查员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指示别人，公司的人员自然重视他，外面有业务关系的厂家用户也对他无不表示敬意。检查员的工作比较清闲，可是，松下幸之助时常觉得，一个人应该每天多工作，与其空闲不如忙碌，忙碌的人生才有冲劲、才有意义。像这样悠闲自得的检查员生活，使他不仅缺少兴致，有时还感到空虚、难过，竟招致一场肺病。由于患病请假，薪俸停给，生活费用无处张罗，他迫不得已以带病之躯，仍坚持上班。那时他常想，为人做嫁衣，终归不是办法！即使开设一间最简易的小商店，自己独立去­干­，也比拿人薪水、受人驱使好得多。他这样想，自然是不愿受环境的束缚，而想要创造环境，并且一个新的念头突然浮出脑际，那就是自己设厂制造改良型电灯灯头。经过反复实践，他终于研制出改良型灯头，并获得专利，但公司对这一创新­性­活动未加理睬，使松下的一腔热血付之东流。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憧憬未来，不满现状，何去何从，需要一番选择。松下家境贫苦，意识到长久靠薪水养家不是办法，万一有一天生活无着落，将何以自处！不如趁着年轻，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他便毅然向公司提出辞呈，开始独立经营事业，此时他年仅24岁。这一断然的决定，掀起了电器业的一场革命，造就了一位商界大享，崛起一座电器王国，塑造了一个经营之神！

与众不同的自来水哲学

在松下开始自创事业不久之后的一个炎热夏季，他走过大阪天王寺附近偏僻的街道。这一带的房子外面设有共同使用的自来水。这时候，有一个拉木板车的车夫在这里休息，车夫打开水龙头，先含一口水漱口，然后喝起自来水解渴。要知道，自来水并不是免费的，因为经过加工可做饮料，所以要收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车夫等于随便取用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松下看到并没有一个人来纠正他这种行为。

若是别人看了，会习以为常，但松下看了之后，有一个感想：为什么车夫随便取用他人的东西而不受责备呢！就算有人责备，也只是责备他没礼貌、不客气的态度，绝对不会坚持因为他取用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他付钱。自来水，对一个在炎夏里拉板车的人而言，比任何东西都好喝，价值非比寻常。他取用了这种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没有人说他是小偷。于是松下先生发觉不论是多么贵重的东西，大量到几近无限的时候，就好像不值钱似的。将这个道理推至市场经济中，松下认为，在人类社会中，电冰箱、衣料等都和水一样，是民生必需品，如果这些东西像不要钱似的，大量供应，社会上就不会有穷人。没有穷人，对人类而言是最大的幸福。从贫穷中会产生许多犯罪。俗话说：“贫比病还苦。”若像自来水一样，一切想用的东西都可以免费供应时，情况就全盘改观了。为此，松下确定了自己使命：“我的任务就是把电气用品做成像自来水似的，这是我的生产使命。当然，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个地步。终极目的，在于使东西的价格便宜到好像不要钱似的。”

松下从自身经验指出，不断地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提供越来越多便宜的产品是使人们过上美满生活的保证。而与此相反，日本政府要推行贸易自由化，担心自由贸易会引进便宜的东西而引起市场的混乱。为了不使这种情形发生，甚至完全杜绝自由贸易，只好投入资本，尽量使设备现代化，提高品质，降低价格，增加外销的能力。即使贸易自由化也不必担心。这是政府的方针，也正在努力进行。事实上又如何呢？即使设备现代化，也投入资本了，物价却反而上升。事实和意愿并不一致，既然如此，与其使设备现代化不如维持以前的样子，这就是现在所犯的大错误。

为了实现松下自己的这种“自来水”哲学，松下认为，生产大量廉价的商品这一使命不仅要日本一国来做，还要全世界同心协力，使物价越来越便宜，这才是生产者的使命。

松下的这种自来水哲学，以不断满足更多人的生活需要为目的，应该说是一种很崇高的思想境界。在日常生活中，赚钱或个人的成功，当然可使人兴奋，但为大众生产的神圣使命更加尊贵，它会使企业家及员工本身产生全力以赴的正义感和希望。这就是松下自来水哲学的可贵之处。

做生意不可拘泥陈规

经商做生意的最大目标就是营利。作为杰出商人的松下十分了解这一原则，因而在其经营管理过程中也时时刻刻以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样，松下在商界长青不衰，不仅因为走对了电器之路，更在于他在生意上绝对的­精­明。有巧必夺，有利必争，自己不获利绝不­干­，甚至无端地要从对方身上抠下三分财利来，这都得益于松下对于生意来往原则的灵活掌握。

1927年，住友银行职员伊藤拜访了松下八次，请松下与住友交易。松下原来的交易银行是十五银行，故而他每次都以奉行一行主义而婉拒。其实，松下并非只与十五银行发生关系，与六十五银行也有业务往来；他也并非不想与住友交易，住友的实力远大于十五、六十五银行，与住友交易会提高松下的信誉。然而，松下摸透了银行家们的心理：银行最乐意与信誉看好的商家往来，而他松下电器正处于蓬勃发展期，所以各家银行都想争取。松下要借机拿人一把，做一笔有利于自己的交易。

这时，住友银行的伊藤第九次造访松下，单刀直入：“松下君，您并非严守一行主义，据我们所知，贵公司与六十五银行也有交易。”

“伊藤君，我输了，只好向你投降。”当别人揭出自己的底细时，松下很­干­脆地认错。然而，他话锋一转，“不过，要交易，我有个条件，两万元以内的金额，你们能不能随时借给我周转？没有这种便利的话，跟你们交易就没什么用处，我还是照旧与老银行来往比较好。”

“住友银行一旦信任谁就会尽全力帮忙，但是在要借钱之前，必须先有存款实绩。”

企业在向银行借款之前，应先在该银行有存款，这是惯例，是银行所持的业务往来原则。这一点，松下不会不知，但是他还是借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奇怪的是，经过几番交涉，住友银行同意了松下的要求。这是因为松下很及时地把握住了自己在商业交往中的优势，要知道此时的松下电器影响越来越大，银行在与松下打交道时，明显处于下风的位置，而松下正是利用银行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取得了交易的成功。

用户就是上帝

用户是上帝，这样的说法目前已得到了商界的普遍认同，松下幸之助在他长达数十年的经营过程中，将这一经营哲学贯穿到企业管理的每个环节中，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松下幸之助于1918年创办了松下电器公司，没过多久，研制了第一个产品———双Сhā座，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不到十年时间，松下公司一跃而成为日本电器业的霸主。

松下公司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与掌舵人松下幸之助的经营策略密切相关。松下幸之助善于打破传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营销思路与风格。在公司初创时，他没有遵照日本惯有的做法，用自己的名字作商标，而是选择“NATIONAL”为商标，以表达他们要将电器产品普及于大众的宏大理想。在产品销售方面，他也没有依靠日本最主要的制造商系列商店的配销系统，即独立的制造商代表网，而是创办了自己的配销网络，把公司的产品直接运送给零售商销售。而且，为了加强产销之间的紧密合作，松下幸之助还给零售商提供资金，以帮助其开展贸易。为了扩大市场销售，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第一个推行了分期付款制度，不仅使销售额大增，还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地位，提高了公司的声誉。

松下幸之助独具一格的经营策略保证了公司的稳定发展。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日本工厂纷纷倒闭，公司接连破产，松下公司也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这时，有人向幸之助建议，仿效别的公司的做法，大幅度压缩生产，裁员一半。正在病榻上的松下幸之助认为，减产裁员不是最好的办法，只有活跃生产，增加销售，减少失业，才符合公司的长远目标，有助于公司的发展。于是他们做出决定：工人一个不减，生产实行半日制，工资按全天支付。职员在休息的时间全力推销产品。听到这个决定后，全体员工备受感动，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库存积压的产品全部卖出去了。公司渡过了难关。

当年，索尼公司最先开发出录像机，一度占领了大片市场。但是松下幸之助通过调查发现，索尼公司的录像磁带只有2个小时，而顾客大多希望为4～6小时录像磁带的录像机。根据这一信息，松下公司很快就研制了一种能满足顾客需要的较小型录像机，价格比索尼的还低10%～15%，产品在市场上迅速取得了优势地位。

松下幸之助作为一个高明的企业家，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公司建立了全面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开展“不合格率为零”的运动。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松下幸之助不惜花费巨额资金进行职业培训，以提高工人的技术能力和职员对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公司还鼓励职员提出改进管理、提高­操­作技能的建议，并对每项建议都认真研究，按成效排成1～9档，对成效卓著的建议者，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

除了以优质产品抓住顾客的战略之外，松下幸之助还频繁地采用广告宣传的攻势。1951年，松下公司就成立了宣传部，松下幸之助亲自出任部长。对广告宣传如此热心，他本人解释说：只有广泛的宣传，才能让本企业产品为广大顾客熟知，顾客才能购买公司的产品，才可能爱上自己的产品。因此，松下公司的宣传活动十分活跃，每年广告费为1亿美元，居日本公司之首。

松下幸之助的“用户是皇帝”的经营思想，不仅是松下公司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而且也是人类所有的经营活动获得成功的不二法则。

商业竞争不相信眼泪

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思想中的激励艺术，把日本式管理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经营之神”的经营灵魂因此令世人着迷。

松下公司内部蕴涵着强劲的内聚力，对外积聚着巨大的开拓力。而这一切都凝集于松下­精­神里：“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

激励，形象地说就是让员工“充电”，即积蓄工作动力之源，或者说就是启动员工潜能和积极­性­的“钥匙”。

松下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素质训练，它众多的管理程序、条令、制度和规范都无法同管理中的注重人­性­、体贴人心相分离。设在日本东京近郊的松下经理人员训练学校的核心培训课目有三：其一，松下­精­神、信条和经营理念的学习和领会；其二，小到电话礼仪、名片接送，大到合同签订、贸易洽谈等工商经营实务的训练和学习；其三，管理人员心理素质训练，包括体质、道德品质和个人素质。

商战不同情弱者，商业竞争更不相信眼泪。众多企业都把管理人员的心理素质放在训练的核心环节上，要求其在恒久毅力、自我控制、忍耐力等方面具备一流的素质。松下幸之助坚信：要取得任何工作成功，员工的耐挫力和承受压力等心理素质极为关键；任何成功、显赫工作的背后，都包含着繁琐、枯燥的工作努力，这一切都应该纳入学校的经理培训计划。

实行分权是松下幸之助经营策略的另一项重要方面。其方法是以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部门为一独立单位，赋予各独立部门绝对权限，彻底加强生产和销售两方面人员的职责，这样，经营责任划分清楚。各部门的盈亏独立核算，绝不允许以某部的盈利来弥补某部的亏损，废止以前各部门相互间的损益抵补办法。各独立部门要凭自己的努力和创意去争到营业利润，以此利润贡献于公司之成长、壮大。

又例如拔草课。划一块空地，每人承包一块。该空地几乎无任何杂草，却让你在规定时间完成这件工作任务。能否冷静、克制、忍耐而又稍安勿躁，认真、扎实地完成这件近似苛刻的工作，将关系到你能否顺利过关；否则，等待你的将是更大的一片不毛之地和更为漫长的时间。

再如唱歌课。把身着漂亮礼服、手提高级办公包、仪表堂堂的未来管理人员，送到繁华的闹市街口或者人流拥挤的超市广场。你需站直身子，取出公文包里的歌页，有“销售员之歌”，还有就是让人很有点儿难为情的“情歌”之类，大声地、气顺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去尽情表演。能否坦然、自信、有礼、有度地面对众人的指责、嘲笑、刁难，是周围考核人员打分的关键点。不过关，更热闹的场景和更繁杂的人群将等候你的来到。通过执行以上一系列近似残酷的培训计划，松下幸之助将企业员工打造成具有非凡毅力和勇气的事业开拓者，以此作为与其他公司竞争的武器，这样的结果当然是锻炼了队伍，提高了企业的形象和知名度。

“借脑生财”才能从中渔利

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因而要借助于参考他人的意见；一个企业的技术也是有限的，因而要借助于吸收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松下幸之助将此形象比喻为“借脑生财”。

1952年，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就有关技术合作问题进行商务谈判。菲利浦公司提出技术使用费的提成率为销售额的7%，松下幸之助先生经过艰苦的斗争，把提成率压低到4.5%，但菲利浦公司又提出新的要求作为提成率优惠的条件：专利转让费定为55万美元，并且必须以总付形式一次付清。

当时松下电器公司的资本总额不过五亿日元，而55万美元相当于两亿日元！这笔技术转让费对松下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对方的要求、条件能否接受呢？妥协和退让值不值得做呢？松下幸之助感到极度的犹豫。合同文本是由菲利浦公司拟就的，其中的违约和处罚条款的订立也都有利于菲利浦公司。松下幸之助在形势对己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了“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策略：如果做些妥协、退让，接受对方的条件和要求，付出这笔钱，对松下公司的发展，对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因为接受了条件和要求，就可以利用对方的技术专利，为自己生财，这叫“借脑生财”。

松下幸之助为了保证技术合作项目的效益稳定，又对菲利浦公司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发现菲利浦公司拥有一个3000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他们设备先进，人员­精­良，每天都在进行着世界最新技术和最新产品的开发研究。松下幸之助暗自思忖：如果创造一个同样规模、同等水平的研究所，要花上几十亿日元和几年的时间，而现在，以两亿日元为代价，便可以充分利用菲利浦公司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可以达到“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效果，这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松下幸之助先生毅然和菲利浦公司签订了合作合同。从此，菲利浦公司派出了技术骨­干­前去赴任，他们把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传授给了松下公司。在双方的合作期间，松下公司便利、迅速地获得了菲利浦公司最新的技术发展。双方的合作，为松下电器公司发展成为驰名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松下电器公司与菲利浦公司的这场交易中，松下幸之助先生运用了“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技巧，做出了妥协和让步，接受了菲利浦公司巨额的专利转让费和不公正的违约和处罚条款。但松下幸之助先生的让步，换回的是公司发展的强大的助推力———菲利浦公司世界称雄的技术实力，使松下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世界著名的电子工业公司。

此案例也说明，如果交易者在商务会谈中能够灵活巧妙地运用“假人之手，从中渔利”的技巧，将会较顺利地实现交易目标。运用这种技巧，可以通过放弃一些眼前的、微小的利益，以换取长远的、宏大的利益。要明白，运用这个技巧的关键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而甘愿放弃一些利益，从而获得可以利用“别人之手”的条件，而且因为它的表面现象是放弃了一些利益，因而终于打破僵局，使会谈重现生机。

以纯正之心经营企业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先生十分重视纯正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据说学围棋的人，大约下过一万次棋便可拥有初段的实力。我认为培养纯洁之心的情形亦然。首先，早晚要着意于培养纯洁之心，并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是否端正，这样持续一年、两年，做一万次，亦即经过30年以后，即可达到纯洁初段的程度。到达纯洁初段时，才能算是拥有正常人的心态。这时，所有的判断和行动大致不会有什么差错了。

松下在另一则日记中说：

“我认为成功的经营者和失败的经营者之间最大的分别，在于究竟能做到几分大公无私，以无私之心观察事物。以私心，也就是以私人欲望经营的人，必定失败。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

“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换言之，需有一颗正直的心。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受私欲诱惑，以纯正之心观察事物，而且经常审视自己，告诫自己。”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纯正之心，松下幸之助创造了“自来水哲学”，将生产目标与广大用户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活得更加便利联系在一起，这样既实现了商业的最大利润，同时又为社会作做了巨大的贡献。

松下幸之助曾说：“顾客的意见是上天之声，用户是皇帝。”这种经营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一种经营的异端，可是在今天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却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它要求经营者必须优先考虑到人们的需要，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松下公司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市场，目前世界上每出售十台录像机就有两台是松下的。松下的成功印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商家为顾客的利益着想，那么顾客及社会对商家的回馈也将是巨大的。

企业家的两大责任

关于企业家的责任，松下幸之助有着长期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他关于企业家责任的阐述也更为­精­彩和丰富，而它的内容都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企业家要贡献社会，二是企业家要服务顾客。前者是松下幸之助确定的松下­精­神第一条，即“产业报国”；后者则是松下幸之助著名的“自来水哲学”。数十年来，这两方面的责任，几乎集中表现在我们所有看到的那些优秀企业家身上。

一、贡献社会。这是一种以对国家、对社会作贡献为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最宝贵的­精­神动力。中国长虹集团总经理确定长虹的宗旨是：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广东健力宝集团总经理李经纬以赞助中国体育事业为己任，仅1990年就为亚运会组委会提供一亿元的体育赞助。健力宝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丰田喜一郎立誓：“要用毕生的­精­力，创造出不亚于美国的轿车。”美国企业家艾柯卡在《振兴美国》一书中说明，他之所以为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起死回生而奋力拼搏、呕心沥血，动机之一是“让美国人买美国货”，“让我们恢复伟大祖国的荣誉”。可见，作为企业家，必须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企业的生命之源来自社会，企业只有担负起崇高的社会使命，才能富有生命力。企业家如果只一味地追求企业利润，而不顾国家、社会的利益，也就不成其为企业家了。

二、服务顾客。这是一种以顾客第一、服务至上为特­色­的企业家­精­神。

美国IBM公司人托马斯·沃森为公司确立了“以人为核心，并向用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的宗旨。他的儿子小沃森进一步把优质服务作为公司的立业之本，为顾客提供第一流的服务是IBM的天职。奉顾客为上帝，各项工作围绕顾客来展开。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接近顾客，认真听取用户意见。用户如对产品提出重大意见和建议，会引起高度重视，由公司总裁亲自处理。如果公司租给用户的计算机出了故障，几个小时内就会有技术人员赶来维修，有时甚至从国外专程赶来。公司对职工的考核与奖励，视客户的满意程度而定。公司推销员每月必定聚会，讨论工作。服务第一、顾客至上成为IBM上下的共识。在我国，类似IBM服务­精­神的企业也很多。例如长虹集团视用户为衣食父母，长春国际贸易中心推崇“火、铁、牛”­精­神，像火一样温暖、像磁铁一样吸引、像老黄牛一样服务于顾客。营业员被誉为“传播真善美，温暖万人心”的生意人。在民航系统，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企业相继推出了“承诺服务”。企业的这种服务­精­神都是企业领导人对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儒商生意经

财富人人都爱，但发财的途径却不相同。企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只有上下同心，广结人缘，才能财源广进，无往不胜。施以仁慈，以德报怨，是赢得顾客的良招。

企业发展，以人为本

当经济不景气或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大量裁员是许多企业常用的做法，但这种被称为“减量经营”的方法并不是每个企业克服困境的惟一办法。松下先生就十分反对采用这种方法。

有人说，松下先生确实是一个天生的人道主义者，他那种重视人类的心意和尊重人类的­精­神，全部表现在一贯的人事政策上。一般来说，担当公司领导职务的企业家，自然希望公司愈来愈好，为了公司的发展，就要在人事政策上下功夫。因为公司的繁荣和人才的培育是不可分的，所以为了衡量每个员工的能力和向心力，企业就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松下先生也同样是为了使公司更好而培育人才，但他最先想到的是，为了这个职员本身的前途，必须将他的能力发挥出来。

从松下公司采取的人才措施和方法的表象上看来，或许没有什么不同，但每个公司的主管对人基本上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员工是相当敏感的，因此，在人才的培育上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我们也常可见到一些公司总裁，虽然嘴里说“人是最重要的”，但一遇到公司的员工过多，就以不尊敬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相反的，要是遇到员工不足，就把那些仅有的员工捧上天，深怕他们辞职不­干­，不敢施以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就不会考虑这个员工本身的前途，更不会去引导他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松下幸之助则恰恰相反。

在企业界，“减量经营”这句话是用来代替过去的高度成长经济的。裁减多余的人员，维持适当的规模，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所谓的经营之道。但是，身为公司的总裁，对随意解雇员工，或制定裁员政策，如果一点儿也不会感到痛心，真令人怀疑这个企业是否能成功地培育人才。

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大量雇用员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便予以解雇，这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种作风，却无法培育出像松下电器公司所要求的：员工和公司要成为一体，并且各同事之间都要有集体荣誉感。如果公司方面只考虑公司的利益和方便，而不顾员工的想法，甚至觉得牺牲他们都可以，那么员工方面当然也不会存有和公司共存亡的想法，更不会认真工作。

松下先生一向有“企业的最大财产就是人”的信念，并且正因为认为员工是财产，所以不可以随便裁减。

从另一个角度讲，松下先生的“企业的最大财产就是人”的理念正是来源于他那种“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可以说，注重情感投入正是松下幸之助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

万事拜托，学会感恩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注重情感投入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层出不穷，松下先生依靠“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使自己的公司由几十个人发展到闻名全球的“松下帝国”，就是其中的一例。

松下先生那种“万事拜托”的感恩心态具有很大的力量，这种领导艺术和管理艺术的实质就在于它确立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健康、和谐的关系，确立了企业及其未来与每个员工之间生死攸关的关系。松下认为，企业犹如一个大家庭，它的兴衰荣辱与其中每个成员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成功了，固然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功劳，但也有普通员工的汗水和心血。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必须具有对下属和员工的感恩心理，真心地感激自己的下属和员工：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成功。只有这样，才能把下属和员工维系在企业这个大家庭之中，同呼吸、共命运，为企业的兴旺发达赴汤蹈火。松下先生对下属和员工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心态去发号施令，而是以“请”的心态，以“万事拜托”的心态，去与下属和员工相处，使下属和员工们感到，公司就是自己的家，自己是公司的主人。这样下属和员工才能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公司。

现在，有的企业经营者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这是严重存在于我国各类管理­干­部中的一种不良倾向。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个封建宗法权力制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官贵民贱、官尊民卑、惟上是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受这种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形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定势：领导就是比一般人高一等，作为领导者就是向下级发号施令，而下级则必须服从命令；如果有了成绩自然要归功于领导，与下属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一些领导者对下属或员工只是“命令”，而很少用“请”字，认为下属和员工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根本不需要什么“感恩心态”；一些领导者很少深入到员工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他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在许多企业和单位，领导者与下属及员工之间没有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下属的积极­性­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员工也没有将自己的命运与企业（单位）的命运维系在一起，领导者、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也没有形成同舟共济的良好关系，这样的企业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就会树倒猢狲散，成为一盘散沙，这是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警惕的。

可见，感恩心态、情感投入，也是领导者成功的不可缺少的秘诀之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钱财，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也都希望拥有。发财致富，无可非议，应记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但有些人却老认为：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于是不择手段，谋财害命，损他人，损国家，取不义之财。这种小人见利忘义，其手法不外乎如下几种：

一、宰

从“宰客”的对象上看，除了“宰生”、“宰公”外，“宰熟”现象也屡见不鲜。从“宰客”实施的地点看，暴利往往集中在歌舞厅、大酒店和­精­品屋。

1.歌舞厅：潇洒一刻值千金。南京某KTV舞场，每小时包厢费达到1500元。某日，一大款在该舞场消费，付了包厢费、XO开瓶费、点歌费等，一次消费就达近万元。很多文化消费场所的老板想方设法收取各种费用，如设立颇有争议的跪式服务，甚至出现了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三陪”现象。

2.大酒店：觥筹交错好气派。忽如一夜春风来，豪华酒店到处开。于是，古老的中华“酒文化”被扭曲了。随着觥筹交错的碰杯声，在酒­精­的作用下，账单无需过目就会有人慷慨解囊。广东两名游客去桂林一酒吧消费，被老板强行索要酒水费2150元。游客最后告到工商部门，经核实其实际消费仅50元。

3.­精­品屋：敢问大门为谁开？有一位消费者在一家时装店花3000元买了一套时装，过了几天，在另一家商店，看到同样品牌、同样面料、同样款式的时装，价格只有1200元，于是他为了这枉花的1800元进行了投诉，结果商店以“定价自主，明码标价”为由，将他挡了回去。

二、骗

除明刀“宰客”外，牟取暴利的另一手段就是“骗你没商量”。

1.挥泪甩卖。某厂一位中年女工实在挡不住一件夹克“原价880元，现价380元”的诱惑，终于咬牙买下来，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过了两天，她携同丈夫逛街，却在另一家服装店看到同类夹克标价150元。

2.诱你上钩。当各种花样翻新的“血本甩卖”等欺骗手段被舆论披露得失去功效以后，一招“不讲价”又流行开来。“此柜台商品不讲价”、“本店商品不讲价”的标牌几乎爬满各家店柜，这既可在消费者心理上形成货真价实的错觉，便于诱人上钩，又可免去老板的口舌之劳。有位外地顾客在某商场发现一台样式别致的收录机，售货员看出他对收录机情有独钟，便热情地说：“我们这儿是全市最低价，所以不讲价。”谁知买下来后，那顾客经过又一商场时，发现同模样的收录机仅仅标价348元，看看自己手中那台700元买来的机子，不禁哭笑不得。

3.假冒伪劣。《中国消费者》杂志披露：1993年全国共查获各类假冒伪劣商品价值达25.8亿元人民币。某省有个县的技术培训中心，曾在一家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刊登这样一则广告：“您想致富吗？普通白酒改名酒的技术是你致富的捷径。此项技术­操­作简单，成本低，投入百元即可获利万元……”据说，广告见报后，参观学习者还需挂号等待。这“技术”是什么？从市场上买回二三元一瓶的劣酒，换上名牌商标和瓶子，转手就能卖五六十元一瓶。一个夫妻作坊，一天就能“生产”几千瓶这样的“名酒”，只要倒腾出去，一夜间就成富翁。

三、蒙

除了明宰、暗骗外，“得蒙且蒙”亦是牟取暴利者惯用的伎俩。

1.瞒天过海。报载，不久前某市工商部门对全市26家商场的一次抽查结果，却为善良的“上帝”敲了警钟：在72种日常用品和食品中，数量完全符合标准的不足31％，其中有85％的罐装、瓶装食品斤两不足；而诸如味­精­、胡椒粉、香油、快餐面、挂面、麦|­乳­­精­、­奶­粉等日常副食品足斤足两的寥寥无几。

2.笑里藏刀。一日，某工厂青工小姜，走进时装店购西服，货主———一位漂亮的小妞忙凑过来帮他试穿：“你用镜子照照，这穿出去多笔挺、多潇洒，老妹子我都不敢和你站在一起了！”并故意用纤纤细手抚摸小伙子的身体。“俏妞”又说：“您的女朋友一定也很亮丽，何不出手大方地也给‘亲爱的’捎件新款丝质旗袍呢？你看我这身咋样？”说着撩起开得很上的袍衩，露出雪白的大腿……小姜既受宠若惊又有些飘然若醉，连价也未还就掏出1180元买走了西服和旗袍。他哪里知道这“俏妞”的手法竟足足地“煞”了他680元。

人人都想发财，但如何发财，也应讲究发财之道。小人发财取不义之道，这种歪门邪道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道应该是正道：勤劳致富。

历史上有这样一则故事。齐国国王派人送了一百斤金子给孟子，孟子拒绝了。第二天，薛国又送来五十镒金，他却接受了。孟子的学生陈至秦十分奇怪，问道：“如果说昨天不接受齐国的金子是对的话，那么今天接受薛国的金子就应该是错的；反过来，如果今天是正确的，那么昨天就是错误的。这里有什么道理呢？”孟子说：“在薛国的时候，当地发生了战争，国王要我为之考虑设防的事，所以我应该接受我劳动所得的报酬。至于对齐国我没有做什么事，却赠金给我，显然是想收买我，你哪里见过君子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呢？所以，或辞而不受，或受而不辞，在我来说，都是根据道义来确定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古以来，在人们之间广为流传。据说，东汉乐羊子，偶尔拾得一块金子，拿回来交给妻子。他妻子说：“听人说有志气的人不饮盗泉之水，因为它名声不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因为不愿意接受侮辱；想不到你竟会因为一块金子而败坏自己的名誉。”乐羊子听了十分惭愧，赶紧将金子丢掉。

真正的君子并不是不爱钱，而是明白如何赚取应该得到的钱。君子在该得到的钱财面前，当仁不让，但是在不义之财面前，却是视而不见，不屑一顾。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不过，君子爱财，还是要取之有道，靠劳动致富，靠你的本事挣钱，这才是正道。

只顾发财、不择手段的商人是“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的蠢货。试想，为钱财以身试法，得到钱财又有何用？要走进“天堂”的幸福之门，就要以劳动致富，不贪不义之财。

不赊不欠，薄利多销

企业由小到大的做法，一是要坚持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是要为顾客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坚守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贝尼连锁店就是用这一方法由小做大，逐步走向成功的。

美国连锁商店业大王贝尼是个身无分文、牧师家长大的孩子。凭着他的经营信念———不给他人添麻烦，却让别人分享利益的理想，他在美国经营了1643间连锁商店。

贝尼出身于牧师家庭。他把基督教思想带入商店经营里去，以信用、诚意和不给别人添麻烦为原则。1876年，贝尼生于美国米苏里州，父亲是个牧师，他排行第七。父亲没有靠传教的津贴生活，他平时是农夫，一家的生活费用，凭耕作入息来维持。贝尼八岁那年，就开始独立。父亲对他说：“想要得到的东西，不能依赖人家赠予，一定要自己亲手去争取。”他听了父亲的说话，开始在镇上替人家做跑腿来自己饲养小猪。他向父母亲说明养小猪的目的：“小猪是母的，它长大了，生的小猪可以卖钱。”

19岁，贝尼在杂货店里做小工。他天昏地暗地苦­干­，最后病倒了。到身体康复之后，他回到杂货店去，照样认真工作。杂货店老板加拉汉和钟斯很欣赏贝尼，答应另外出钱帮助他开设自己的商店。

格玛拉是个以矿为主的小镇，人口只有3500，贝尼决定在这个小镇开店，而且打破赊账的传统惯例，用现款交易。不过，以低廉价格优待顾客。镇上只有一家小银行，负责出纳的费富对贝尼说：“这里全是矿工，他们每个月领薪水一次，都用赊账方式，先拿矿场所发给的购物单买生活用品，到发薪水时工资上扣除。你要现款购买，我看不会成功。”贝尼还是照做。他首先寄了500封信给镇上大部分的家庭主­妇­，声明他的商店是用现款做买卖的，所以能够以最廉宜的价钱出售。

小镇上的家庭主­妇­，后来都收到过商店的来信，于是对贝尼的现款买卖很感兴趣。开张当天，主­妇­们发现贝尼果然实现了他在信上所做的诺言：现钱交易，价廉物美。

贝尼觉得他的价廉物美方法，对社会有好处，坚持做下去。很快地，便从一间开到两间三间四间分店，最后在全美国开了一千六百多间贝尼连锁商店。

贝尼是个讲原则的商人，他每间商店的招牌上都写着“原则商店”一行大字。

1914年，贝尼订立了他的经商五大原则，被人称为贝尼的五大致富条件。五大原则是：

1.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服务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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