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人现代观念之高，还免不了有这种毛病，可看出这种毛病的严重，但这也正是我们应努力之处，应超越之处。

开揍

最近社会上揍记者的风气很是盛行，佳音频传，国人无不吃惊，认为这算啥话，我们是民主社会呀。但柏杨先生却一点都不吃惊：一则我一向以圣人自居，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美女嗲于侧而心不跳；二则也是我见多识广之故。想当年军阀时代，揍记者真像揍一条毛虫，自以为有身份的人还不亲自动手哩，吾友张宗昌先生曾一怒把邵飘萍先生执行枪决，现在不过挥挥拳头，有啥稀奇的哉。这都是时代进步太快，害了中国人，以致少见多怪，如果仍停滞在军阀时代该多好，揍了等于白揍，被揍的记者不但不敢吭声，说不定还要送个“不杀之恩”的匾给凶手。

半个月来，第一桩开揍的盛典，发生在台北夜巴黎舞厅。一位记者老爷，因跳舞跟该舞厅大班老爷杨西湖先生发生冲突，于是该厅经理老爷于德洪先生手下的保镖同志，把该记者诱到街上，另一位记者老爷看情形不对，叫曰：“怎么，你们打人呀！”保镖同志一听，好小子，你叫啥叫，就顺手牵羊。揍的结果是二位躺到医院，其中一位的尊眼有失明之虞，现在还在台大医院哼哩。

这件开揍盛典的原因很复杂，不是几言几语可以说得了的，现在法院正在审理，由法律去裁判他们的是非可也。我们只是说，娱乐场所用这种手段对付顾客，似乎噪音太大了点。特别声明的是，我们不反对娱乐场所雇保镖，盖娱乐场所是典型的是非之地，规规矩矩的客人固然有，耍无赖的客人也会往外冒。一种曰“狗仗权势型”焉，这型朋友，不是地头蛇，就是可以整人的人，等而下之，跟地头蛇和可以整人的人沾点亲的人，你不如俺的心，随俺的意，咱们就张果老倒骑驴，往后瞧吧。一种曰“狗仗财势型”焉，大爷有的是钱，俗不云乎，“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不买账，我就教你推磨看看。另外一种就不入流啦，曰“狗仗光棍型”——说他没权吧，他固有点小权；说他有权吧，如果硬碰硬，也大发不到哪些去。说他没钱吧，固有点小钱；说他有钱吧，努力挤也挤不出几滴油水。这一型的朋友最大的特点是仗着他是光棍，想用最少代价，或根本不出代价，去换货­色­十足的“面子”。

这三类耍无赖的朋友，任何一类在娱乐场所堂堂出现，都是一颗一碰就响的炸弹，所以娱乐场所不得不雇保镖同志，必要时来一个“兵来将挡粹经验”构成的，这种“纯粹经验”是一种“意识流”，客体，水来土掩“。越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种现象越是普遍，所以娱乐场所雇用保镖，有其必要。夜巴黎否认有保镖，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我们同情它有保镖，犹如同情孤立在郊区的深宅大院有几条狼狗先生一样。治安机关似乎不必责备，也不必标题禁，责备固责备不出啥名堂，查禁更是查禁不了。如果社会有一天进步到根本没有耍赖的客人，而他们请保镖­干­啥？吃了烧包药乎？

我们同情娱乐场所雇用保镖同志，甚至无可奈何地也赞成这种保镖制度，盖凭天地良心说，那种地方，如果没有几个满脸杀气的彪形大汉坐镇弹压，耍地赖的朋友真能把天花板都翻过来。

——写到这里，柏杨先生对年轻小伙子有个建议：娱乐场所者，包括妓院、舞厅、歌厅，无一不是销金窟，非钱不行，而且把全世界的银子灌进去都灌不满。去玩的目的是消遣，而不是斗气，一个人应有勇气数数自己的钞票，没有“钱”而想在那些地方脸上光彩，恐怕光彩不起来，即令对方不得不笑脸承欢，心里固恨入骨髓也。这恨入骨髓就是定时炸弹，等你时背运去，该炸弹就响啦。常听有些以光棍自居的朋友悲愤填膺曰：“他妈的，老子从前一进门，他们把ρi股撅多高，现在老子才不过……才不过调了差，他就翻脸不认人。”呜呼，知道不知道那撅多高的ρi股里积蓄了多少愤怒和轻蔑乎哉？娱乐场所就是花钱的地方，铁定地有钱就是大爷，没钱就是瘪三，没钱就不要去，要去就得花钱。好像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召开原子能会议，那是一个研究原子的地方，你如果不懂原子，就不要参加，要参加就得有两把刷子，不能耍无赖进去，宣读了一遍九九乘法表，就非教人家心悦诚服地鼓掌不可。

柏杨先生谈了这么多，只是同情保镖的设立，但不同情保镖揍人，遇到一些非揍不可的场合时，则推出去可也。揍两拳表示一下这里没有甜头可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能成为积极的，这里不是软柿子，以后别乱捏可也；而竟然把顾客打成重伤，便不可也。夜巴黎舞厅曾散发传单，说那两位记者先生如何如何先挑衅的，即令这些指控是真的，也不能构成揍出重伤的理由，即令舞厅是一种防卫，这防卫也过当，何况顾客已到了大街之上，也谈不到防卫乎。一个娱乐场所的保镖同志，把顾客追到门外，这种走着进来爬着出去的威风，一旦滋长，舞厅不叫舞厅，而叫土匪窝矣。在堂堂闹区，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开山收徒，不见血不收刀，恐怕真有路断人稀的一日。

——柏杨先生真是走运，那天我如果也赶上现场，也衷号曰：“打人了呀！”今日写不成专栏矣。

生意是“和为贵”，做生意而雇用保镖，情不得已，未可厚非。但保镖也者，应只是消极的，功用在阻吓，而不是积极地出击，积极出击就是土匪窝——用现代话讲，岂不成了暗杀公司乎？据说，夜巴黎的保镖同志不支薪，也没有签约，而只是些地痞流氓，平常白玩，遇有节骨眼，老板眼角一瞄，他们就挺胸而上。这眼角一瞄真是传神之举，如果拍成电影，就一目了然啦，现在既然没有拍成电影，所以要抓他们的证据就有点难。但有一点，老板如不能说出那些保镖白吃白喝的代价是啥，恐怕就脱不了手。于此顺便建议所有的娱乐场所老板，直接请保镖也好，间接玩地痞、流氓也好，必须加以约束。那就是，揍人时无论如何别超过两拳，像这一次把顾客揍成这种样子的土匪作风，实在糊涂加三级。

又是开揍

第二桩揍记者的盛典最引人入胜，国联电影公司演员刘维斌先生，把记者老爷刘泽平先生，诱到他摆的八阵图里，先下最后通碟，再挥尊拳，把刘泽平先生揍得严重内伤，现在跟前一案的男主角一样，也躺在医院雪白的床上哼，而且因有高血压的老毛病，这一顿臭揍，血压就更高。

我们说这桩开揍引人入胜，得从“前三皇”、“后五帝”介绍起，读者老爷才能明白。现在所有的读者老爷，因为天天看报的缘故，当然都明白啦，但过些时，没有看到报的读者老爷，就难明白矣，所以还是要介绍一番。此事的起因，跟国联公司的另一位女演员江青女士有关。写到这里，我老人家得Сhā一句嘴，有关也者，并不是桃­色­方面有关，千万别往歪地方想，而是跟她的伙食有关。报上说，江青女士不在公司搭伙，要求公司退还伙食费。呜呼，现在的形势跟想当年“西施时代”不一样啦，“西施时代”，国联老板李翰祥先生跟江青女士，水|­乳­交融，说啥都行。自从江青女士嫁了人，李翰样先生就暴起三角眼，而一个小伙计得罪了大老板，那就等于得罪了阎王爷，即令有啥好吃的，也没啥好看的矣。别扭已闹了不少日子，于是乎前一天，为了伙食问题，《中华日报》有一段报导，这一段报导促成了特别节目。且抄该报导于下，以免贵阁下手忙脚乱找报纸。

去年底，国联公司取消了伙食团，将原有的饭厅，改装成会客室，因此停止在公司做饭。在伙食未停止之前，凡是由香港来的国联员工，每月由公司津贴六百元台币，作为伙食费用；伙食团结束后，则改发伙食津贴六百元。江青是随国联由香港来的演员之一，但在她结婚之后，因为不在公司吃饭，那一份伙食津贴，不能­干­折拿回家去。但自一月份起，国联停伙，所有香港来的员工都改发六百元伙食津贴，江青想别人都可以拿，她也应该可以拿，因此她跑到国联会计室，问出纳小姐，也是不是也有六百元。

会计小姐告诉她，上面没有交出她的名单，她没有那一份津贴。她奇怪为什么她会没有，她也是由香港来的，大家都有有意义。资本主义不符合理­性­和正义的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她应该也有。过去因为伙食团没有取消，她不好意思要那笔伙食费，但站在她旁边的国联一位男演员，却­阴­森森地说：“你如果跟刘家昌办好离婚，住到公司里来，一定也有你一份。”这句话把江青气得直发抖，但也没法子吵架，只好回家。

这段报导并没有指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但做贼心虚，那位­阴­森森先生首先如芒刺在背，于乎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熟筹密虑，布下了天罗地网，然后打电话给那位蒙在鼓里的倒楣记者刘泽平先生，“请”他到“舍下”谈谈。刘泽平先生还不知道大祸临头，晕晕忽忽，应邀而往。

他阁下的中伏场面，和­阴­森森先生的英勇表演，各报纸都有报导，再抄一段台北《民族晚报》——当时屋子里只有刘维斌一人。约莫过了两三分钟，国联编剧宋项如才敲门进入屋内，这时，刘维斌态度很不友善地问刘泽平：“你所写国联、江青新闻内，提到一位男演员对江青说：”你如果跟刘家昌办好离婚知­性­又译“理智”、“悟­性­”。康德最早把它理解为人的认，住到公司里来，一定也有一份。‘这位男演员是谁？这段话是谁说的？“刘泽平不愿对刘维斌的问题作答，刘维斌当即表示：”如果你不说出来，恐怕要闹笑话。“刘泽平说他当时并不在意，随口回答：”笑话也不必闹了，我们是法治社会，你认为我写得不对，你可以去函报社更正，或是去法院告我。“据刘泽平回忆当时的情形，刘维斌大声地吼了起来：”我没有空跟你打官司，我对法律并不重视，我服的是拳头。“这时，刘维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脱下了西装上衣。刘泽平目睹此情，他说：”我是不受威胁与利诱的，别说拳头，就是刀、枪对着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新闻来源的，你别像审问口供一样地审问我。“”你不说就别出大门。“刘维斌说。刘泽平不愿彼此真的伤和气，于是，他站起来，”好了，失陪了，我要走了！“他一边说一边走。正当刘泽平离开座位，拟从宋项如身前走出大门之际，刘维斌跳了起来，冷不防地一拳打在刘泽平的额前，接着又连续向左眼、右眼、嘴角等处，打了三拳。刘泽平说，他知道刘维斌是拳击选手，他打不过他，所以，他没有还手。正当刘泽平被打得头昏目眩之际，宋项如赶紧叫道：”怎么可以这样打人？“据刘泽平说，他在宋项如的帮忙之下，才逃出了刘维斌的家门。刘泽平现在已向有关方面报案，一方面疗伤，静待处理。刘泽平的太太，昨晚听说她的丈夫被演员殴伤，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匆忙带着小女幼儿，赶到台大医院照顾。

呜呼，君见过篮球比赛时的啦啦队乎，众声赞曰：“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小秃呱呱叫。”真可以转赠给我们这位可敬的­阴­森森先生。医生说，刘泽平先生可能从此得下了头痛之疾，一用脑筋就头痛——果真如此，­阴­森森先生可买支鞭炮放放，以资庆祝矣。

国联电影公司是一个新兴的公司，老板李翰祥先生也是一个办法四­射­人物，过去在邵氏公司当伙计时，受够了气，如今当了老板，媳­妇­熬成了婆，就把过去受够了的气，原封不动地套到自己媳­妇­头上，失宠的被打入冷宫，得宠的就仗着后劲，认为天下无敌。

——柏杨先生想Сhā一句嘴，夫一个人在当媳­妇­时痛恨婆婆的横蛮，在当了婆婆之后，却原封不动地套到自己媳­妇­头上，乃人格的不统一思想发展三阶段论法国孔德的学说。以思想自身当作思，是我们社会停滞不进的主要原因。这种人对被迫害的愤怒，不是正义的，也是愤怒迫害的本身，而只是愤怒怎么老天没眼，教他受迫害而已。一旦他可以迫害人啦，他就大悦。国联公司似乎以勇于揍人闻名于世，报上说，就在上个月，也有一位演员老爷，挥过老拳，把一位记者老爷（好像也是《中华日报》揍得抱头鼠窜。）

拜拳主义

这一桩隆重的开揍，与前一桩隆重的开揍，本质上又有不同：前一桩被揍的朋友，还可以说纯是私人行为惹起的；而这一桩被揍的朋友，却纯是为了公事。夫演员打记者，并非空前，但打到重伤，打到脑震荡，就空前啦。柏杨先生还是老论调，一个人实在忍不住，挥上两拳，以示义愤填膺，未尝不可，但总不能超过两拳，即令超过两拳，也只能使出婆娘拳。而­阴­森森先生过去是有名的拳击选手，幸亏他阁下生在“说不准学”的中国，如果生在夷狄之邦，若美国焉，若英国焉，恐怕会大祸临头。盖夷狄之邦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是拳击选手打人，统统以谋杀论罪，盖拳击选手的尊拳，普通人的骨架子承受不起的也。

­阴­森森先生揍人已够­精­彩，而更­精­彩的是他那两句话，一曰：“我对法律并不重视”，一曰：“我服的是拳头”。但那拳头必须是大拳头。若匹夫之勇，拍案而起，关起门才天不怕地不怕，拳头的力量就有限啦。尤其是，如果人人都有这种正确的观念，只服拳头，则­阴­森森先生危矣。靠你那一小撮人，还敢在街上走路乎？势必有更多更结实的拳头奉还也。人都是长大的，没有谁是被拳头揍大的，玩刀者死于刀，玩枪者死于枪，拜金主义者终必跟金殉葬，拜拳主义者终必栽到另外更狠的拳头上。

当然，­阴­森森先生也有他心如火烧的道理，盖记者老爷掀他的底牌，使他在老板跟前有失宠的危机。老板一看报纸，好呀，你原来也是一脸忠贞学，在背后戳我的ρi股呀，就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矣，他怎能不跳高哉？报上说，­阴­森森先生跟刘泽平先生本来是好朋友的，而刘泽平先生在报上，也经常对­阴­森森先生赞扬，而每赞扬一次，两人的友情就增进一次，一直增进到这次没有赞扬啦，才翻脸不认人，这友情想起来真没意思。

李翰祥先生对江青女士的嘴脸，包含着复杂的感情，我们管不了这一段。但有一段是十分明显的，由这一次老拳，可看出节骨眼何在：好像一切问题都发生在江青女士结了婚上会主义能够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如果她阁下不结婚就好啦。既然不幸结了婚，如果她能闹个婚变，把臭男人一脚踢，也能恢复原状。否则的话，那就一步一个坑，教她栽得脸肿­唇­青，以便回头是岸。如果她胆敢仍不后悔，恐怕那坑还要深些，说不定里面还会放些手榴弹之类。

——于是顺便建议演员老­奶­，要结婚时千万仔细思量，或者给柏杨先生一块钱，让我给你出个主意。其实这主意并不值一块钱，一句话说完，那就是，最好别结婚，江女士就是前车之鉴。

写到这里，有一句哀求的话，臾言无忌，各位大爷千万别对我开揍，就是仅只两拳也别揍，敝阁下从头糟到尾，一拳就捅个窟窿，不如大人不把小人怪吧！

自从­阴­森森先生露了一手之后，台北市影剧记者们联合向国联公司要求保证安全，如果每位演员老爷都是拜拳主义者，大家就得天天穿铠甲去采访啦。国联公司老板李翰祥先生已表示准予备案，并宣布把­阴­森森先生记大过两次出要发扬民主，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展我们的事业。依，停薪三月。还声明，凡在该公司“内”，绝对不准动武殴斗，否则职员解佣，演员走路。这已经很够朋友啦，盖拜拳主义者在公司“外”动武殴斗，若­阴­森森先生者流，是在他舍下下手的，公司当然管不着，社会上也没理由要求公司管，做父母的还管不了孩子在外生事，何况只不过做生意开铺子乎？

第三桩对记者开揍的盛典，发生在桃园，这一桩与前两桩又有不同：前两桩记者老爷蒙打手爱戴，荣幸地担任了男主角，而桃园这一揍，每下愈况，记者老爷堕落为配角矣。不过配角虽是配角，其光荣的受伤程度则一。这件事情起因于一家戏院，原来桃园龟山乡苦苓村宏声戏院老板郑天宏先生，因为领不到使用执照，就率领了人马，男男女女二十多个人，杀奔桃园县政府，把土木课课长游进益先生揍了一顿，课员老爷王景湖先生上来劝架，也被­干­了两起。报上说，几个回合下来，土木课伤“亡”惨重，被攻击的目标有杨锡麟先生焉，有黄明城先生焉，有赵光山先生焉，有林俊国先生焉，有邱进川先生焉，三作牌同志也免不了，有苏学先生焉，有穆培义先生焉，有吴恕人先生焉，有高鹏飞先生焉，另外，还有两位记者先生焉。

这两位倒楣朋友，一是《工商日报》记者刘洛文先生，一是《新生报》记者王夫先生。其中以刘洛文先生，最为出­色­，他一看这场面真伟大呀，赶紧照相。呜呼，这岂是照相之地？于是，除了把照相机隆重取消外，还恭请他阁下躺到医院床上。

——揍了半天，当事人倒没啥，到医院搽点药走啦，局外人却拔了尖，真是有幸有不幸也。但柏杨先生又要建议啦《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等。，年轻人遇到这种场合，千万别照相，要照的话也别明目张胆地照，偷偷地照可也。摄影记者如果有电视上“无敌情报员”那种打火机照相机，就妙不可言，你揍你的，俺吸支烟总可以吧，于是“喀嚓”一声，场面就上了镜头。但在还没有配备齐全前，务请提高警觉，至少要做到一点，就那是，照了就跑。

这种开揍盛典的来龙去脉，我们不管，郑天宏先生当然是自以为有气，才揍之以出气的，有些官儿实在气势凌人，但揍总不是办法。不过仍是老意见，即令揍也不能超过两拳，超过两拳就成了土匪啦，而且这两拳也得把握一点，冤有头，债有主，记者老爷既没有帮拳，揍他­干­啥？而更把他揍成重伤，似乎开车开到岔道上。

这桩开揍盛典演变到最近，又出了花样，郑天宏先生还写了一封信给桃园县县长陈长寿先生，扬言要如何如何。警察局因该恐吓信用的是郑天宏先生的自用笺，疑心不会是他阁下写的，盖“无头信”的特质就是“无头”，一旦“有关”，就是“有头信”，而不是“无头信”矣，天下因没有这种傻瓜，用真名真姓去写恐吓信也。这种事，在第一桩开揍盛典发生后，《自立晚报》也曾遭遇过，有些貌似三山五岳的朋友，跑到《自立晚报》，拿出流氓特有的凶恶嘴脸，警告曰：“你们再敢在报上攻击夜巴黎舞厅，以后可别想出大门。”

这种恐吓只有吃了迷糊药的朋友才­干­得出来，再套句前面说过的话，人都是长大，没有谁是吓大的也。但因为各人的智慧不同，说不定会有人以为吓吓也真能吓得人屙尿。

不过，我倒跟三作牌的见解一样，颇疑心恐吓信并不是郑天宏先生写的。甚至于，我老人家还疑心那是郑天宏先生的仇人写的，明知道该信写出，一定搞得­鸡­飞猫叫，用之以陷害郑天宏先生的也。同样的我也疑心那些三山五岳的朋友，跑到《自立晚报》撒野，说不定也是夜巴黎舞厅仇人栽的赃，以便增加对该舞厅的反感。

三桩开揍盛曲介绍已毕，似乎有一项预感：现在才不过三月底，已发生了三次，以后的九个月日子，谁也不敢担保天下太平，故我们可以把今年隆重定名为“记者挨揍年”。记者并不是特殊分子，挨揍有啥稀奇的？不过，往常开揍，都是光脚的揍有鞋穿的，这三桩开揍，却是有鞋穿的揍光脚的。记者老爷跟一文不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小子，当然有若巨大富翁，不但有鞋穿，还穿的是八百元一双的。但要是跟三位拜拳主义者摆在一起，就未免可怜兮兮啦。呜呼，光脚的揍有鞋穿的，固然是暴戾之气；反过来有鞋穿的接光脚的，这暴戾之气就更为严重，而且好像有点缓不济急，赊的不如现的，揍了再说之感。反正老子有的是银子，尔等穷汉“丢人不丢钱不算破财”，俺大爷则“丢钱不丢人不算丢脸”。君不见从前枪毙犯人，都要五花大绑，游一阵街，示一阵众乎？目的在于镇压别的坏蛋。开揍的意义大概也在这上，以便别的爬格纸动物触目惊心，否则的话，俺就动手，打你个脑震荡。反正势大财大，势大就坐不了牢，吃不了官司，财大顶多赔你几文，听说各案都在和解，有的更是已经和解成功。这年头，有钱真好。

不过，有一个意见得再重复一遍，暴力镇压不是万灵药，从前小民想造反，有灭九族、灭十族之刑，杀人如山，血流成河，但造反的事件仍乱往外冒，哪一个王朝不是被造反得不见了的哉？何况用两只拳头，对付芸芸众生，恐怕是揍不完的也。

中国的“礼”

清王朝末年维新运动的失败，就失败在只崇拜洋大人的自然科学，而瞧不起洋大人的人文科学，只惊叹洋大人的楼盖得直冲霄汉，可真高呀，认为我们只要有砖头有石灰，照样可以盖得那么高，忘了该高楼底下还有结实的地基，高楼里面还有中心­精­神的钢筋。结果是在沙漠上盖，盖着盖着，有的盖了一半就塌啦，有的好容易支持到落成典礼，只听嘁哩喀嚓，宾主一同，砸得皮破血流。

酱缸蛆心时所以别扭，大概觉得中国乃礼义之帮，不但是礼义之帮，而且是最最古老、圣人又最茂盛的礼义之邦。关于这一点，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意，想来孙观汉先生也会照样同意。盖一则是自尊心使然，二则事实上也是如此，除了比不上印加帝国外，我们固是古得很也。问题是中国的礼和中国的义，到了今天，似乎只书本上才有，或只在圣人言论集上才看得见，呜呼，中国似乎只是文字上的礼义之邦，在现实生活上，却硬是冷漠之邦、猜忌之邦、粗野之邦。

五六个月前，《自立晚报》一连两天，登有简真先生的一文：《我们的礼》。一字不易，照抄于后：礼含有遵守秩序、循规蹈矩、彼此互相尊重等等，愚意中国自古对礼即非常重视。孔子在政治上主张：“道之以正，齐之以礼。”君子更要博学于文，系之以礼。人若不知礼，例“无以言”。故他老先生问他的爱子鲤：“学礼乎？”教他说：“不学礼罗马晚期杰出的讽刺作家，无神论者、原子唯物主义哲学家。，无又言。”又列举了好几种无礼的毛病，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刑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对于人的重要，于此可见。

然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礼又如何呢？很多人都说文化复兴不是复古，但依照我个人经验来说，至少对于礼这部门，实在需要大大地复古才行。谓予不信，且让我把身历躬逢的事实，列举一二，以证吾言之不谬。

为了申报户口，我走进镇公所，一进门，先向一位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员恭问：“办户籍在哪里？”那位大员正其­色­而高其视，爱理不理地把头朝左一转，面部冰冷，毫无表情。好在我还甚聪明，顺势往左移动。对，这里招牌高悬，大书某某里，里面正坐着另一位大员，在俯首检阅公文之类的东西。我便向他报告要申报户籍，同时我将我的证件呈奉上去。那大员头也不抬，一面接过我的证件，慧眼一瞥，随手抽出几张表，向桌面上连打带推地，“砰”，接着就是一声“嚓”，表和证件一齐到我面前来了。

我拿起来一看，虽不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但很明白地，在此时此地是无法完成这项大业的，于是拿起表来的政策，主张实行以均分土地为内容的科田制。著作大多失，立即向大门跑去。走出了大门，才吁了一口气，心里不禁暗自叫道：“礼乎，礼乎，这就是中国人的礼。”

镇公所是衙门，可是你有求于它的，户籍官显显气派，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照常理说，商店是做生意的地方，做生意的目的在赚钱，而赚钱的对象自然是顾客。顾客上门，不但无求于他，而且是送钱给他的，依此类推，商店里的店员对于顾客之来，总该笑脸相迎，礼貌备至才对，然而不然，我就常常拿钱去买晦气。有一天，在（台北）中华商场对面的一间中型的百货公司，门外大书：“水渍货，大廉价！”当时我因需要三件背心，便踱进去看看。前面柜台上高高地站着一个小姐，大约是因为我看的是水渍货，她先就瞧不起了，及至我拿起二件问价，她的眼珠忽然向上一翻，黑珠子翻成了白蛋壳，同时又向左一扭，好容易才说：“一件十二块！”我真不敢相信她竟是一个售货员。

某大公司为着招徕主顾，颇久以来，便有猜­色­还本的玩意，我常常去那里光顾，但我并不是贪图还本，而是喜欢它的不讨价不还价。我自认我的还价本领太差，在别处总是吃亏，再­精­明也耍不过这些商人。所以我到那里买东西，很少去猜­色­，原因之一是我买得并不多；之二，虽云仅仅六­色­，但交互重叠起来，六六就是三十六­色­，谈何容易。有一次，同朋友去买一把电茶壶，三十四元，给了钱，接回发标，拔脚向外便跑，朋友却怂恿我去猜猜­色­。恭敬不如遵命，便去猜了“蓝黑”。第二天一看，果侥幸而猜中，便去办理还本手续。我的天！想不到竟和我申报房籍一样地麻烦重重，那主持的小姐显得非常庄严地要我写住址，填身分证的号码，生怕我是冒充而来。这先给了我一个不愉快的感觉，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其实我明知这是商人推销货物的一种手段，绝不会拿钱来还本的，但我故意问那位庄严的小姐说：“哪里拿钱？”她的面立刻一扁，嘴一尖，表现非常不屑的神态说：“换货去！”我说：“我不需要什么货呀！”她的面绷得像鼓面的牛皮那样紧，眼睛一斜，伸手一指，仿佛在向我发布命令地说：“换吃的吃掉它！”我又冷冷地说：“我也不吃什么。”她睁圆着双眼，眼球朝上一滚，怒气冲冲地说：“丢掉它！”同时全身立刻向后一转，就是一百八十度。我只得自认倒楣，夫复何言！

上举两事，仅是诸例中之二，类此情形，几乎到处可见。这便是我们的礼！

商场如此，学校乃教育机关，教师当然谆谆以和教其学生，学校总该都是彬彬有礼的了。可是，假如你真作如是想，那就大错而特昏。我不但在学校里，亲眼看见教职员对来访的学生家长或宾客的傲慢态度，更曾亲自碰过这种钉子。原因是为着一个侨生的宿舍问题，特地到他那学校去拜访他的训导主任。我踏进办公厅，训导主任不在，对面左边一位老师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俯首检阅抽屉里的文件。我走向前去，低声下气地说：“请问训导主任在吗？”那位老师的架子的确大，一如镇公所的户籍大员，连头也不动，声音却非常雄伟地答道：“不知道！”我又问：“他上课吗？”这下子他更粗声壮气地答道：“那我不知道！”很遗憾，我始终无缘瞻仰一下这位老师的尊容，因为他始终没有抬起头来。这便是学府的礼！我只得自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到处碰壁，简直是咎由自取！类此情形，我的朋友，也曾经在省立学校躬逢其盛。呜呼！教育云乎哉？

此外如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人民团体的工作者，大多有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对登门造访的人，凌厉难堪。我有一次到某报社去，也曾经受到同样的待遇。至若公共汽车上的车掌、司机，以及火车站和火车上的服务人员的那张面孔，论者已多，毋庸多赘。我们今天虽尚不至于礼崩乐坏，但对礼这部门，需要大大地复古，实已无可置疑。

简真先生的文章到这里为止，我们也抄到这里为止。用不着打听，准有人厉声高叫曰：“这不过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呀。”也用不着打听，说这话的准是道貌岸然酱缸蛆。呜呼，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们诚心诚意巴不得它只是局部现象，巴不得只是以偏概全。问题偏偏就发生在这里，它不但不是局部现象，恰恰相反地，它只不过是酱缸里捞出的几匙标本罢啦。如果它真的只是局部现象，真的只是以偏概全，只能怪那几个畜生没有受到人类应有教养，是他们自己的失败，一点也不严重。如果它偏偏是普遍现象，偏偏到处皆然，问题就严重矣。医生老爷发现了癌，必须知道那玩艺要死人，而只轻描淡写地说它只是局部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使病人高兴得像吃了屁，套句酱缸蛆的话，真不知“是何居心”矣。

简真先生只不过受了点闲气，顺手拈来，随便说说身边琐事。有历史癖的朋友，或­干­统计调查工作的朋友，如果作一个广泛的调查，恐怕会发现在中国这个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度里，几乎是：女的处处晚娘脸，男的处处猪八戒脸。这脸只有见了两种人才会努力绽开，一种是洋大人，一种是比他更狠的人。洋大人不必提啦，至于比他更狠的人，则似乎已深入脑髓。君不见吵架打架的场面乎？不管大吵小吵，大打小打，憋着憋着，总有一句话出笼，那就是英勇地吼曰：“好小子，听着，我可不怕你！”那就是，不是因为俺有充分的理由跟你拼啦，而只是因不怕你才­干­上的。只要你能教他怕，他就俯首贴耳，心服口服。你既没啥玩艺教他怕，不要说你是小民啦，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他连眼皮都不会抬。欲不云乎：“不怕官，只怕管！”也就是“不怕理，只怕权！”没权没势的小民，单凭“情”、“理”、“法”三者俱备，他就会发现他面临着的不是礼义之邦，而是野蛮之邦，处处是淡漠和悻悻然的嘴脸。

明哲保身

我们无意非议老朋友“定于一”的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但这政治理想融成为人生哲学的时候，就“非狗咬狗——一嘴毛”不可。“定于一”对当权派真是个好消息，但怎么定于一乎哉？用时代的眼光看，这个定于一的基础应是定于二三四，而不是从根到梢的“清一­色­”兼“一条龙”。美国总统当然定于一，读过外交史的朋友一定记得该夷开国初期，曾有过国会要跟总统双头马车的争执，国会认为他们才代表国家，甚至还要直接跟外国来往，甚至还要接受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呈递的国书。闹到后来，国会收拾摊子，该“一”乃定到总统先生头上。可是，美国总统在形式上固然定于一，但在实质上，他却是定于二三的——定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定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法院、国会与政府有同样的分量。约翰逊先生是民主党籍总统，他如果要来个连根带梢的定于一，把共和党朋友全都逐到阿拉斯加，或者是把国会议员全都以叛国罪杀了个一清二白，他不会有今天，美国也不会有今天。

民主政治的老祖宗英国，国王老爷固然高高在上定于一，但首相却是定于二三的。保守党上台，没有把工党杀光；工党上台，也没有说保守党挑拨政府与人民间的感情，一网打尽扔到大西洋。夫人类最高的情­操­，是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这就跟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恰恰相反，在我们这个酱缸里，酱缸蛆成群结队，别瞧酱缸蛆对时代的进步和对灵­性­的追求麻木不仁，可是对任何反对的意见，却像台湾痒，敏感得很哩，非刀光血影定于一，就睡不着觉。

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思想构成一个不会合作的习惯反应。再加上现实的因素，添枝添叶，遂更一发不可收拾。虽然舌头上说的比黄莺唱的还好听，气质却仍是千年老痰。昨天接到吾友王陶陶女士从遥远的沙巴来信，感慨曰：“这里的中国人，你倾轧我，我倾轧你，有的见面连话都不讲一句。从台湾来的一些人，我以为应该更亲热才对，谁知道大家都是淡淡的，派系分明，明争暗夺，向祖国打不完的小报告，惹得马来西亚朋友讪笑。”呜呼，王女士是华裔的马来西亚联合邦公民，在中国文化学院读过书，现在沙巴一家中文报馆当记者。可惜她年纪还轻，不知道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一定要窝里斗也。

请读者老爷注意这个“淡淡的”，悲夫，淡淡的，王女士不过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子，一句话却击中疮疤。

关于中国人这些毛病，我们在前面谈野柳惨剧时，已谈得够不好意思啦。想当年柏杨先生第一次到外洋，各种奇遇，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还要引人入胜，家丑不可外扬，不再掏臭井矣。

——不过凡不肯掏自己臭井之人，一定乐于猛掏别人的臭井。我有一个嘴上没毛的小朋友，上个月“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到美国去了一趟。虽然他的学问比我还大，可是也着实露了两手。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老人家诉苦曰：“最糟的一件事，正在联合国参观，走着走着，只听天崩地裂，一声响亮，立刻眼冒火星，栽倒在地，把陪同参观的洋鬼子吓得跳来跳去直叫救护车。”我立惊曰“怎么啦？一定是波多黎各人埋伏了定时炸弹。”他曰：“非也，只不过那块奇大的玻璃，擦得净光，我以为是门哩，就一头撞了上去。现在头上的疙瘩都还鼓着，老头，你可千万呼吁呼吁。”我曰：“呼吁啥呀？”该朋友曰：“呼吁啥？当然呼吁玻璃千万不可擦得那么亮。擦得太亮，害人不浅。”我曰：“你有如此杰出贡献，要不要报纸发点消息？我在报馆里有不少酒­肉­朋友，准可帮这个忙。”他紧张曰：“老头，你要把我宣传出来，你就是破坏政府威信，咱们可没有个完。”所以不敢提他的名字。读者知道这回事，以后擦玻璃时不要心太狠就行啦。

不过只有一件事却是一直到今天都十分伤感的，那就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特有的冷漠。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中国人，像­阴­山背后的游魂，只能找私人关系，不能找民族关系。柏杨先生第一次在街头满坑满谷的高鼻子蓝眼睛中，忽然发现一个黄面孔，好像小孩见了娘，高兴得立刻跑上去握手言欢，可是所得的却是一片淡淡的脸皮，好像他是飞机场刚下飞机的番邦国王，而我伫立在寒风凛凛中恭迎他的臣民。他阁下轻轻地一挥手，点点头，扬长而去，把我老人家遗弃在路边，半天都想不通原因。所好的是，不久就想通啦，盖见得多，也就不稀奇啦。

在美国的中国人，有老一辈中国人（也可以说是华裔美国人），有最近留学而落户的中国人，也有目前尚在飘来飘去的中国人。这三种人之间，好像隔了一道篱笆，在外国人看，虽然同是中国人，而自己却分得清清楚楚。在日本的中国人，有流亡式华侨焉，大都是抗战时期满洲帝国政府及汪­精­卫先生政府垮了台后，挤到日本的；有占领式华侨焉，大都是台湾尚在日本占领的时候过去的；有自由式华侨焉，非前两类的朋友属之。

好不怕人

拜读之后，可见“外国也有臭虫”，以美利坚之大之强，其政府和其官员，固也是那种嘴脸。重育委员会是专门为亚当先生而设的，却把亚当先生放到叠床架屋荒谬绝伦的庞大机构中最下一个“生产股”里。最后，记者老爷对克勒斯先生一听“白宫”浑身都酥了之后，下了一个总括的描写，文曰——克勒斯是那种在他面前没有平辈的公务员，别的人不是他的上司，便是他的下属，他的鼻子紧靠着他上司的尾巴，他的脚跟则牢固地踏在他属下的头上。只要他能保持常衡，三十年后便可以领到一笔退休金，回家养老。

这是一个活官崽轮廓，在我们中国，只要把后面那两句略微改一下，就太面熟啦。

这本书介绍到这里为止，我们还是回到“科学”上，人类丧失生殖能力是文学家的哀鸣，也是科学发展到万一自己控制不住的阶段，可能产生的灾难之一。当初原子弹发明时动。它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运动的物质世界在时间上无始，许多科学家曾经反对过，盖恐怕原子一经撞破，引起了连锁反应，地球都会爆炸，化为点点片片，成为千万个殒星，在太空消失。那时候宇宙中根本没有这个星球啦，把不锈钢埋到地下，又有屁用哉。

夫太阳系共有十个行星，一直到今天，科学家们都没法证实这十个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可能在亿万年前，还有别的行星，该行星上也有人类，也有术高的文化程度，也在努力研究，最后搞来搞去，搞得该行星生生瓦解，碎粒弥漫太空，构成现在仍在太空中存在的宇宙尘。

月球上没有人类，已经确定矣，其他星群中有没有人类，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其他行星上竟有比我们更高明的朋友，一旦被惹得发了脾气，­射­出一个什么可怕玩艺，我们就吃不消矣。如果说其他星球上没有氧气就没有生物，我想这种判断有点自作聪明。焉知没有另一种生物，他是靠氮气生活的乎哉？在他们看来，地球上人类靠氧气生活，那才是他妈的怪事哩。而且，即令没有人类，是不是也像密西西比事件一样，被科学杀光了耶？难说难说。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研究，也不迷信什么，但我们担心如此发展下去，科学会为人类带来些啥。呜呼，占国时代杞人忧天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惟恐天要塌下来，现在我们又要忧科学矣，惟恐科学把人类弄没有啦，或把地球弄没有啦。天气变得如此失常，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预告，思想起来，好不怕煞人也。

挑剔个没有完

对坏蛋分子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有完。前已言之，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中国人遂全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挑剔。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做坏蛋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恍惚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时曰：“然是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淮南子》是汉王朝时的书，而赵老太婆是曹魏王朝时的人，她阁下大概也染了台湾省的风俗习惯，成了一个套作家。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阿巴桑对女儿揸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ρi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衣，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是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刹也刹不住。君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上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市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来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不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基督教文化却纯粹是爱，基督教自以为它们的­精­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被称为“金句。”但基督教文化真正的­精­髓应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章虽然人人皆知，但仍得照抄于后：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说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种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使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如果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思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他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洞烛其­奸­

说拼音字说得太多，颇有点心跳如捣之感，就此暂停，且回过头来介绍我那位朋友。他阁下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直闯辕门，在敝桌上拿起敝大稿，第一个反应前已言之，他感叹曰：“你的字真难认呀。”其实只要王景棠先生一个人认识就行啦，等变成铅字，就眉清目秀矣。他阁下第二个反应是恍然大悟曰：“怪不得你赞成孙观汉先生的哲学：”有好话不应等人去了再说。‘原来孙先生捧了你，把你捧出后劲，想教别人也捧你呀。“说罢此话，用一种洞烛其­奸­的眼光，洞烛了我足足五分钟之久，然后扬长而去。

呜呼，幸亏他扬长而去，否则他尊头上有挨我一破鞋的危险。要说孙先生夸奖了我老人家，或赞扬了我老人，这道理不通，要说孙先生“捧”了我老人家，他的炉火就未免太茂盛矣。夫“捧”这个图案画，不知道能不能译成英文，我真怀疑英文中有没有这么一个恰当的字。从前一位英文奇好的作家译《红楼梦》，译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把“云雨”二字（如果拼了单，就是一字矣）译成cloud‘and’rain，不能说不对，但只是字对，不是意对。后来天良发现，又改为make‘love，意虽对啦，那股劲却不对。同样地，捧和赞扬，是两回事，捧里可能有真正的赞扬，也可能没有真正的赞扬，即令有真正的赞扬，也不见得是纯粹的赞扬，更不见得是含有敬意的赞扬。盖赞扬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目的，而捧却有点副作用——可能是感情上的副作用，也可能是物质上的副作用。故有捧电影明星的焉，有捧歌星的焉，有捧舞女的焉，有捧酒女的焉，既捧她们的艺，又捧她们的­色­。但并不是到此为止，还有下一步哩，俺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摸摸玉腿总顺理成章吧。胆敢不教俺摸，好个狐狸­精­，你拿俺当冤大头呀。除了捧女人，也有捧男人的，穷斯滥矣努力捧大享，小官崽努力捧可以给他官做的大家伙，书店老板努力捧作家，画廊努力捧画家，补习班努力捧大专联考第一二三名。心里可能真也啧啧称赞，但也可能根本就没瞧得起。

捧和赞扬实质上有区别，只有畸形人缺少这种纯洁情­操­，总认为天下没有纯洁的赞扬，而只有功利的捧。柏杨先生一直有这么一个毛病，遇到朋友升了官，或遇到朋友得了啥奖章奖金，总写封信贺贺。不过反应似乎很教人皮紧，有的曰：“那老头，不嫌拍马屁太迟了点呀。”有的曰：“异想天开，他准想借钱。”对任何一种纯洁的情­操­，都一定往邪恶里塞，这是时代的气质，无可奈何。但我老人家还是照写不误，盖这正是一个寒暑表，谁要是有这种念头，他就“武大郎放风筝——出手不高”。

酱缸蛆不但不相信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也不允许别人有纯洁的情­操­。不幸遇到别人表达了纯洁的情­操­，则既妒又恨，遂英勇抽筋，盖不如此就不是传统文化矣。孙观汉先生提倡“好话不要等人去了才说”第1卷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是一种绝高智慧，不是因为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灵­性­上的贡献，对任何人都应如此。即令柏杨先生果然因他说了我老人家的“好话”而投桃报李，也并不损害这个原则。柏杨先生除了自我吹嘘的那些毛病，喜欢锦上添花外，就是遇到了好文章，或遇到了好议论，或遇到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镜头，也忍不住要写封信去表表我的敬意。写这些信的目的可不是铺铺路，以便开口借钱，而是一种共鸣。他如果比我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崇拜他、佩服他；我如果比他伟大，他可以知道有人欣赏他，喜欢他。这些都是鼓励。

中国文化中似乎责备多而鼓励少：你做了一百万件造福人群的事，没有一个人有动于衷；可是你只要跌了一跤，则“《春秋》责备贤者”，你越贤，他越责备得凶猛。还不如索­性­跟柏杨先生一样，坏到了底，让他无法下嘴。即以画图案画动物而言，一辈子歌功颂德，也不见得轮到领文艺奖文学奖——如果是燧人氏的徒弟，钻得奇紧，当然可俘它一个，而且还可同游世界一番，不过，这种圣人门徒不多乎也。而只要你一字用差，就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矣。美国前任国会议员周以德先生在美国国会中，为我们中国说了几百火车好话，甚至被他的政敌给他上尊号曰“中国选出的议员”，可是他得过中国同胞的赞扬乎？有几个小民写信给他乎？报上说，他如果不为中国说话，而为任何一个国家说话，恐怕感谢的函件满坑满谷矣。所以弄成这个样子，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应归根于中国人的淡漠。感情淡漠绝不会产生爱心，而只会产生猜忌。而赞扬是需要爱心的，没有爱心，想赞扬都赞扬不出来。好比说，柏杨先生如果遇到从前偷过我老人家的那位小偷先生，即令刚喝了圣人汤，我能请他下小馆，给他介绍个女朋友乎哉？

记不得在啥地方看到一篇文章，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一天不知道挨了多少骂，妈妈气得要死，就宣布她是一个坏女孩。于是那么一天，该小孩子忽然变乖啦，安安静静吃饭啦，仔仔细细洗脸洗手啦，不哭不闹，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晚上，她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啜泣起来。妈妈大惊，问她为啥哭，她抽咽曰：“我今天是不是一个乖女孩呀？”妈妈曰：“当然是个乖女孩。”小女孩委屈曰：“可是你没有说我是个乖女孩呀。”做妈妈的这时候才恍然大悟，抱着她泣不成声。呜呼，小女孩做错了事，受不完的责备，可是做对啦，却听不到一句赞扬，无怪伤心欲绝也。

一般人所以对活着的人不肯赞扬，原因太多，除了妒火中烧，烧得有口难开，还有别的缘故。其中之一跟“地位”有关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质料。《管子》开始将两说相合，以说明季，即令心里偶尔有股冲动，可是一思一想，俺是个啥啥长，而该家伙不过一个卖烧饼的，我要是对他表示佩服，成何体统乎？盖君子不重则不威，俺必须努力重上一重，才能向别人威上一威，如果不知自爱，竟跟小孩子（或糟老头）搅在一起，这脸就丢到红毛国啦。在这种传统文化之下，官才辈出，而人才凋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现在当然成了国宝，人人对他有说不完的景慕。可是他阁下生前不过一个到处奔走，谋事借钱，受尽了白眼，最后终于困死在破屋里的不走正路人物。他如果今天还活着，有谁肯睬他一眼乎哉？他阁下还是小焉者，大焉者像吾友孔先生——别瞧每年祭孔之日，百官乱挤，而孔孟学会，更是头目如云，可是他生前不过一个私立学堂的教习，如果今天还活着，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说孔丘先生未免顶尖过度，那么蒲松龄先生却比曹雪芹先生还要小一号，他既未考取留美，也未考取大专，不过一个乡下穷苦的土豹子，深更半夜想一想，又能有谁睬他一眼乎哉？

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似乎有那么一条，就是吝于赞扬——尤其吝于对活人赞扬。要赞扬的话，也得等该家伙翘了辫子再说。一九三六年夏天，柏杨先生曾看过一场话剧，该剧是谁编的，已忘之矣：有位画家老爷，画得千好万好，可是却硬是成不了名，画也硬是卖不出去。后来他的经纪人给他出一个馊主意，教他装死，盖死啦之后，就一定有知音分子大赞扬而特赞扬也。画家老爷最初不肯，可是肚子饿得难受，只好出此下策。于是乎，他的尸首躺到灵堂中央，妻子伏到他身上放声大哭，一面哭一面按住他不准他爬起来，盖一些爱才如命的家伙，正在那里用高价买他的画哩。

这个话剧结局，很出人意料，等到爱才如命之辈撤退之后，妻子笑得像刚吃了个屁，赶忙把白布拉开报告好消息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可是万万料不到，画家老爷竟真的死啦。呜呼，他为啥真的死啦，原因不明。是经纪人毒死了他，以便捞一笔乎？抑是妻子大人毒死了他，以便承受遗产乎？又抑他阁下心脏衰弱，听了那么多平生从没有听到过的赞扬，而画又卖了平生做梦都梦不到的大价钱，高兴得一气接不上乎？我们不知道，不便细表。但有一点是真的，他死啦，死啦之后，他既成了名，也值了钱，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

盖棺论定

一个小偷，当场被捉了个结实，送到公堂之上，他都会死不承认，即令承认啦，他也有天大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护。这种天大的理由，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清王朝末年，我老人家在北京上学堂，住在口袋胡同，一天黎明时分，忽然间喊声震天，原来捉住了一位贼先生。月­色­朦胧中，看他不过十七八岁小子，已把隔壁那家新娘子的首饰盒俘到了手，刚翻墙出去，那时候还没有巡警，但却有更夫，该更夫打完五更，正垂头丧气回家睡觉，目睹有人飞檐走壁，不禁大声喊曰：“捉贼呀！”恰好有个起早的家伙从对面走过来，前后夹击，只好落网。该小子最初还用头撞更夫的尊肚，打算猛闯，可是大家蜂拥而上，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一致公决送班房。这一送不当紧，至少要挨五十戒尺。该小子一听，魂飞天外，“忽冬”一声跪下，哭曰：“各位老爷，可怜小的还有八十八岁老娘，真要活活饿死呀。”呜呼，为了家贫亲老，偷点东西也算不了啥，大家心里一软，就放他走啦，有些好心人士，还纷纷塞给他一些碎银子。可是过了一会，忽然有人曰：“哎呀，不对劲不对劲，他怎么有八十八岁老娘？那老娘七十岁生他呀？追！”可是追到胡同口，连鬼影子都没有矣。

这贼先生真是绝顶聪明，在无可奈何中仍能找出人人点头的理由，长大之后，恐怕准是一个“伟大不掉”。不过我们不研究这些，而是有点感想，那些吝于赞扬的朋友，似乎也各有各的“八十八岁老娘”。其中一个老娘，昨天已介绍过啦，权势崇拜狂的结果：官崽绝不赞扬小民，而只捧更大的家伙；有钱人绝不赞扬穷小子，而只捧能教鬼推磨的；大学堂教习绝不赞扬中学堂教习，而只捧可以使他出国讲学的。

第二个老娘就是“盖棺论定”。记不得哪一部电影矣，女主角是一位水­性­杨花，见一个爱一个，绿帽子向丈夫头上雪片飞来，可是男主角爱她硬爱得如痴如狂（这跟她太漂亮有关，如果她跟柏杨夫人的长相一样，恐怕第一次就到了底）。后来夫妻二人双双到非洲探险，迷了道路，女主角竟死在沙漠之上，男主角把她安葬已毕，叹口气曰：“你这才算真正地属于我。”

盖人死啦，大局已定，再不能出花样啦，王太太就王太太，张太太就是张太太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改进了帕斯卡的加法器，设计制造了一，变不成李太太、刘太太矣。

我们用一个谈情说爱的电影来解释盖棺论定，好像不够有学问，有学问的人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引经据典，祭出大堆“圣言”，用以服众。那么我们不妨也来一个学院派，此话仿佛出自《晋书》，曰：“大丈夫盖棺事方定。”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容易变化，赞扬得太早，或称颂得太早，往往弄得无以为继。诗不云乎：“周公握发吐脯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如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必须等他们送进了殡仪馆，再不能人心大变，那才算数。

这些话有它的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太早的赞扬和太早的称颂，一旦遇到中途停电，就实在使人沮丧。台湾刚光复不久，有一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迄今二十载矣，仍震撼人心。那就是陈素卿女士自杀殉情，她在她的遗书上，把她的男朋友张白帆先生形容得天花乱坠。时日既久，早忘记原文啦，但有一点却再也忘不了，那就是，她说她的男朋友是如何如何的好，好得不像话，他甚至都没摸过她（完全廉价小说上那一套），如今，她既嫁不了他，就成全他，一死了之，但愿来生结为夫­妇­。（该绝命书文情并茂，可不像柏杨先生这种粗线条，读者老爷如兴趣盎然，只好请翻翻一九四九年的报纸。）

女孩子失恋而死，并没有啥，有啥的是这种高贵的情­操­。当时国立台湾大学堂校长傅斯年先生，深爱感动，就提倡为陈女士立一个铜像。社会人士理­性­主义“相对的一种知识态度。肯定理­性­是知识的标准，否，纷纷响应。可是结局却奇峰突起，盖三作牌左查右查，又加上陈女士­阴­魂不散，终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郎不但摸过她，而且简直是简直啦。本来二人约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谁晓得情郎早已安排下抽腿之计，用陈女士的口气，先拟好一篇把自己恭维成大情圣的绝命书，教她照抄一遍，然后骗得她先行服毒，而自己临阵脱逃。事情真相一经发现，傅斯年先生第一个没光彩。

我们介绍这件往事，不是翻旧账，而只是介绍当时对傅斯年先生的那些评论，几乎一致挖苦他阁下是“好事之徒”，说他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底细哩，就冒冒失失地乱发动，为一个普通女孩子折腾，有失身份。

天下无完人

傅斯年先生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出在事情发生了变化，陈素卿女士虽然死啦，情郎却没有死，而且即令情郎也死啦，事情却没有死。对死了的人赞扬尚且如此困难，对活蹦乱跳赞扬，自然更加危险万状。盖人不是石头，三十年前是啥模样，三十年后仍是啥模样；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三十年前虽非礼勿视，三十年后却可能被情­妇­的丈夫照ρi股上给一枪。吾友汪­精­卫先生年轻时行刺清王朝的摄政王，在死因狱中吟诗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壮志凌云。可是到了老啦，却窝窝囊囊当了汉­奸­。人生如放演电影，电影正在放演，千万别下判断，必须等电影演完啦，大家一哄而散，再下判断，才能无误。

不过，赞扬是赞扬，最好判断是最后判断，赞扬是就一件事论一件事，就一种行为论一种行为，最后判断则是总体战，内容复杂得像太空舱。傅斯年先生这件事并没有做错，不但没有做错，反而恰恰地做对啦。他曾办过大学，也曾当过校长，一切都过眼云烟，只有这件事做得有深远影响，那就是：遇到认为应赞扬的事，就不顾一切地赞扬。至于剧情发生变化，那是当事人的事，不是他的事。这种气质是酱缸蛆所缺少的也。

我们对于“是”“非”，似乎只应就是论是，就非论非，不能像冬烘烘夫子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提起大笔，抹了个净光。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他阁下当初却是忠于宋王朝的，忠于宋王朝的那一段仍应该给予赞扬。文天祥先生《正气歌》上有一句曰“为颜将军头”，聪明人对这句话颇起疑心。想当初张飞先生把颜严先生生擒活捉，教他投降，颜先生大怒曰：“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张飞先生一瞧，英雄英雄，亲自为他解绑，请他上座。颜严先生受了感动，竟投降啦。呜呼，这个只有前半截而没有后半截的“头”，似乎不应该当作座右铭也。但文天祥先生却是把他们分开的，只取其抵抗权势、不畏死亡的那一段，而不取其盖棺论定的评论。吾友小说家王蓝先生（最近好像又成了画家啦）有次对我曰：“老头，你可别碰我，如果碰我，我可把你十年前恭维我的信抖出来，那信我还放着哩。”这个年轻人真是小­精­灵，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塞住我老人家的嘴。有那么一天，他发生变化，我碰了他两句，不要说把该信抖出没有用，就是把它刻成石碑放到十字街间，教人家都来看呀也没有用。十年前他努力创作时，我是佩他服他的，万一他中途断线，我就不佩不服矣。呜呼，连张半仙算命都不能保终身，对一件事、一种行为的赞扬，或对一本书、一篇文的赞扬，岂能当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用哉。

再重复一句，赞扬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单，也不是大同公司的电冰箱，保用十年，十年之内陆王心学空谈心­性­良知，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博学多问与实，有啥地方坏啦，只要打个电话，就随传随到。酱缸蛆因为坚信他阁下的一句赞扬就是保险单，所以，嘴巴就硬得像猴ρi股。而一些被赞扬的朋友，也往往咬住一句话，当保险单使用。写到这里，想起一桩往事：当陈果夫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用尽心机，把陈先生的一位秘书老爷骗得团团转，就在陈先生跟前推荐他少年有为。到了后来，西洋镜露了底，秘书老爷不再理他，他就跟秘书老爷翻了脸。大家劝他不可如此，他狞笑曰：“没有关系，那小子在陈先生面前把我的好话说尽啦，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再说我的坏话吧？他如真的不识相，陈先生不认为他反复无常乎？”他阁下真是深通酱缸学，果然该秘书老爷只好­干­瞪眼。但也算该朋友运气，如果遇到的是柏杨先生，我可是个老天真，准会把前三皇后五帝说个清楚。该朋友现在仍在当他的校长，乃绝顶聪明之士也。

呜呼，天下没有完人，不但没有完人，连天上也沉有完神，玉皇大帝就是个没有原则的糊涂蛋，欺软怕硬，如果不是告洋状告到如来佛那里，请来如来佛洋法洋术，他的摊子恐怕早被孙悟空先生掀啦。耶稣先生更是厉害，他那三位一体的老爹，随时随地都把一个城交给犹太人，教他们杀个净光。希腊神话里那些神仙先生，更不像话，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你害我，我害你，好像一窝土匪。

完人是没有的，每一个完人都有数不尽的疮疤；而彻头彻尾的坏蛋也是没有的，每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都有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时候。一个人在活着的漫长岁月中，似乎有权利听听赞扬。赞扬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鼓励，不但可使好行为更为坚定，且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以柏杨先生为例吧，我本来有点手脚不太­干­净毛病的（这不能怪我，实在是有些人钱多得使我生气，所以遇到千载难逢的天赐良缘，我就忍不住俘他几文，教训教训他），可是自从有些朋友说我伟大不掉，我就老实得多啦，前天坐计程车，在坐垫上捡了一块钱，我就没下腰包。

有啥区别哉

在佛教徒来说，是有“轮回”这么一回事的，人死了之后，先到望乡台上，用望远镜向故乡瞧上一瞧，殡仪馆里的热闹情形，便尽收眼底。这是他阁下最后的一瞧，任凭英雄好汉，大圣大贤，都会柔肠寸断。瞧过之后，进到灵罗宝殿，阎王老爷高坐堂上，旁边站着判官，批开生死簿，看你活到了头没有，然后再查查你活着的时候­干­了些啥。遇到善事，好比柏杨先生坐计程车拾金不昧，就加上十分。遇到坏事，好比柏杨先生曾打过十个朋友的小报告，该十个朋友因我的小报告，坐牢的坐牢，跳井的跳井，一桩扣八十分，共计扣八百分。而在公共汽车上乱看女人，共乱看了三百零八次，一次扣十分。这么一加一减，结果还欠阎王老爷一万九千九百分。阎王老爷拿出分数对照表一查，凡存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就转生当皇帝；凡存一万分以下的，来世就转生当经理；凡存十分二十分，甚至一分也不存的，来世就转生为可怜的公教人员，在低薪政策下熬日子。至于不但没存，反而欠了他老人家的，欠一万分以上的，来世变牛变马，欠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只好变猪先生，以供各位读者老爷吃油大。

——谈起轮回，又想起同音字，有人说因为同音字太多，才无法实行拼音。我老人家的意见却恰恰相反，正因为同音字太多，才必须赶快实行拼音。盖图案画是中国文化之癌，而同音字又是图案画之癌，必须彻底改用拼音字，才能把它治好。从前有位朋友死啦，到了阎王老爷那里，左查右查，查出他在阳世既栽赃又飞帽，作恶多端，分数对照表上规定他要转生一条狗，他阁下哀求曰：“大人呀，转生狗也可以，但最好教我转生姆狗。”阎王老爷大奇曰：“这是为啥？”他阁下曰：“圣人不云乎：临财姆狗得，临难姆狗免。”呜呼，原来他阁下把“毋苟”当成“姆狗”啦。图案画一天不垮，这种姆狗节目，就一天无法避免，要想避免，只有拼音的一条路，盖随着拼音文字而来的音节自然变化，才能把姆狗肃清。

柏杨先生在阎王老爷那里是存款抑或欠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各酱缸蛆先生千万别太早拍巴掌。不过经过判官这么一查，死人只有甘心认罪，盖人间法庭有说不准学，有奉命不上诉学，银子权势进门，不起诉焉，无罪判决焉，就在公堂出现，而­阴­间法庭，却是一板一眼，都有根据的也。于是乎，被拉到­阴­山背后，­阴­山背后有个奈何桥，奈何桥头有个阿巴桑，在那里卖可口可乐，送你一杯解渴。该可口可乐就是有名的“迷魂汤”，一杯下肚之后，你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啦，然后牛头马面，用钢叉一叉，往下界一扔，哎哟哎哟，睁眼一看，好一头漂亮的小毛驴。

轮回的过程大概如此，主要的用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生没有报为真实存在的是“共相”，个别事物是虚假的。提出证明上帝，死也要报。你阁下明明欠柏杨先生一块钱，你偏嘴硬，说没有欠，而且为了赖这一块钱，还飞帽兼栽赃，把我老人家整得拉稀屎。好吧，等到那么一天，人死官灭，阎王老爷可能就教你变个小毛驴给我骑。

一切问题都集中在来世的报应上，柏杨先生虽然一再拜托酱缸蛆别太早拍巴掌，但我却真愿意知道下一辈子是个啥。即令变不成姆狗分子，变个难得糊涂分子，无灾无难到公卿，也确可心旷神抬。如果判官先生暗中给我通个消息，说高阶层已经决定我来生非变个蟑螂不可，就悲从中来矣。有位朋友曾询问过一位高僧（他叫啥啦，偶忘之矣），问他前世如何，后世又如何。这真是大哉问也，纵阎王老爷，都得查查簿子才能回答，可是高僧到底是高僧，他不经过大脑就答啦，而且该答话成为千古不朽之句，他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呜呼。前世为善为恶，用不着左打听右打听，只看你今生是些啥遭遇，就可知之矣。今生老害砂眼，前世一定乱看女人。今生被隆重砍头，前世一定杀人如麻。今生怕老婆，前世一定踩死过一只小老鼠，贵太太就是该小老鼠变的，来报想当初一脚之分。至于下辈子当官当民，骑到别人头上或被别人骑到头上，则只要看看你现在­干­的是啥，就可下判决书矣。今生只打小报告，来世准ρi眼长疗疮。今生是个酱缸蛆，来世铁定地要变成三家村的尿壶。

我们介绍轮回学说，可不是拜托读者老爷信佛教，而只是想介绍介绍这位高僧的四言名句。这名句使我们想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御眼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洋罪，就应该明白矣。而我们子孙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到卦摊上找张铁嘴，只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矣。

然而，虽然“今生受者”是一个­阴­森森的大酱缸，虽然“今生作者”是大家纷纷在木板船上努力凿洞，可是仍有人自以为我们祖传这一套，放之四海皆为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意识的作用”和“人们的思想”，，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就十分地妙不可言矣。呜呼，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的，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哉？

弯烟筒

《汉书·霍光传》上有“由突徙薪”的故事。突，烟筒也。薪，木柴也。有一天，客人拜记主人，见他厨房建筑得很是特别：别人烟筒是弯的，他家烟筒是直的，仅只烟筒是直的还不算，偏偏该直烟筒旁边，还堆着木柴，火星从直烟筒喷出来后，崩裂四散，危险万状。客人劝曰：“老哥，最好把烟筒弯过来，使筒口向上，喷出来的火星便流失到空中矣，而且那堆木柴也以搬开为宜，万一火星掉到上面，引起燃烧，就糟糕。”书上形容主人听了劝告后的表情是“默然不应”——不应，表示不理；默然，表示不耐烦也。客人碰了钉子，忠心不死，又猛劝之，于是主人大怒曰：“你这是啥预言呀，啥神话呀？”客人急啦，为之进一步分析，主人更怒曰：“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财产自有道理，岂能听你算命的？”不久该主人家果然失火，邻居纷来抢救，千辛万苦，才算把它救灭。于是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救火救得焦头烂额的朋友，都坐上座，而那位劝他曲突徙薪的朋友，却因唱反调而早被乱­棒­打出。书上说，当时就有人谓主人曰：“如果听了那人的话，根本用不着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早就可防止火灾。如今论功行赏，劝你曲突徙薪的没有份，而焦头烂额的反而成了上客，天下有是理乎？”主人听啦，恍然大悟，乃再把客人请了过来。

呜呼，书上说主人恍然大悟而再把该家伙请了过来，以今测古，我看未必。君不见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先生乎？依我们小民之见，王崇岳先生既然言中，他至少应该拜访拜访，请益请益，才合乎人­性­。可是他的反应是啥，已用不着介绍啦。弯烟筒和移木柴，乃是常识，既不是预言，更不是神话，看情形爱因斯坦先生如果生在中国，都得成为“算命的”也。我们除了自叹命薄，逢此官崽外，还有啥办法哉？昨天看报，徐鼐先生和总工程师顾文魁先生一唱一和，仍一口咬定：“如果早日放水，而台风不来，明年灌溉无水，谁负责任？”咦，责任，责任，又是责任，责任实在是太多啦。在些心术不正的人，把官崽谈责任，比着妓汝谈贞­操­——我想这种比喻未免太过于入骨，为道貌岸然所不取。不过这个年头，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制度”，或一提起“责任”，我就要发羊癫之疯，那都是骗死人不抵命的玩艺，没意思。但前已言之，放水放得过早，致使灌田无水，固是责任。现在把可怜小民淹成这种样子，弄得半个台北陆沉，也同样是责任，谁又能奈何他？搞水库既不知道气象和雨量，又不肯尊重专家的意见，只凭事后几句官腔，便一推六二五。柏杨先生并不希望徐先生打破冻死不下驴的风气，盖任何官崽，只要有后台，不要说仅只淹了一半台北，就是把全台湾都淹光，照样坐在虎皮交椅上，发号施令。

第一标就对准小民

无论哪一个国家，对趁火打劫，处罚都很严重。无论是谁，乘人之危，都会为人所不齿。至于火上加油，更是人类中最严重的恶棍。好比说，尊府恰巧和柏杨先生为邻，不幸火光冲天，柏杨先生不但不帮忙扑救，反而把一桶五十加仑的汽油搬到你院子里，笑嘻嘻曰：“老哥，暂存十分钟。”那是啥滋味乎？即令你有高深学问，不当场抽刀子，你心里能不恨我哉？该桶汽油如果再爆炸燃烧，那份恨恐怕就更入骨矣。故古人形容帮凶行为是火上加油，发明该形容词的朋友，真应得诺贝尔奖也。

跟火上加油有同等贡献的，有“水上加淹”，乃石门水库的杰作也。呜呼，正当台风咆哮如雷，沟满河平，千钧一发之际，徐鼐先生下令放水。最初还有点磨不开，每秒钟只放六百吨，后来大概觉得“救人救活，杀人杀死”，一不做，二不休，良心一横，大放特放，每秒钟达九千五百吨，于是波浪滔天，不可收拾。可怜小民已奄奄待毙，正在盼望风雨快过，早日出头，料不到库水汹涌而至，反而往上猛涨。我写这不是煽动那些淹死的冤魂找谁算账，据古老的传说，凡是大号官崽，都有六丁六甲、门神土地，在空中暗暗呵护，冤魂活着的时候，对他还木法度，死后挺着满是臭水的肚子，更没有胆量和他碰矣。我也不是反对水库放水，已经到那种地步，除了放水，还有啥法哉？再不放水，堤坝万一崩裂，那就更糟啦糟啦。问题是，被水淹得惨兮兮的小民有权利怀疑：在不良的管理之下，石门水库给我们带来了啥？官崽们动不动就吹胡瞪眼曰：“俺是多目标的呀。”多目标当然是多目标，但第一标就对准了穷苦小民，灌得一批一批，纷纷断气。呜呼，幸亏是多目标的，成绩已是如此斐然，如果是单目标的，专门淹人，我看台北桃园一带小民无噍类矣。想念及此，能不晕晕然，陶陶然乎？

当然，石门水库挡住了台风初期的山洪，于是官崽沾沾自喜，还告诉小民也要自喜，意思说俺入的多，出的少，如果不是如此如此，你们贫苦小民还要惨哩。这话猛一听很对，但仔细一想，似乎也不太奥妙，如果不是水库在那里挡，在还没有沟满河平之前，山洪早流到大海里去啦，保至积而蓄之，等实力充沛，一次放出淹之乎？所谓进的多，出的少，是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总数量，固不知当危急存亡之秋时，进的水和它放的水一样之多，或放的水比进的水还要多也。

事已至此，反正已经反正啦，水灾风灾既属无灾，我们小民有当仁不让的义务，嚷嚷也没有用。不过科学这玩艺即以石门水库为例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都称为先天的认识形式。用，落到专家之后，是多目标的；落到官崽之后，便成了一目标的——以淹人为唯一目标的矣。我们可文艺腔曰：“科学建设，固可造福人群，也可为害人群，只看何人用之。”值此水上加淹之后，一夕数惊，怎能不含笑呻吟，以免有人看着不顺眼乎哉？

说来说去，这年头的官府，啥花样都有，有恩怨焉，有派系焉，有圈子焉，有联盟、联邦、邦联焉，独独没有责任。有责任的话，不但徐鼐先生卷铺盖，就是郑子政先生也早卷铺盖了矣。不过大势所趋，一直到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要说仅淹了一个台湾北部，即令把全台湾都淹不见啦，恐怕还是卷不了铺盖，后台奇硬故也，其铺盖都是铁做的，只有后台老板有力量卷，千万小民卷不动也。郑子政先生当了台湾省气象所所长，一当就是十几年，把小民当得死去活来，而他职位如故。过去种种­精­彩表演，自有孤魂冤鬼为他记录，我们不必再翻旧账，即以这次在葛乐礼面前，郑先生玩的几手，就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当所有气象单位都说台风不会转向的时候，郑子政先生咬定银牙，硬说它会转向，而且很诗意地请那些不久就要淹死淹糟的小民去睡觉吧。常有人责备小民不信任气象所，有损其信誉，而这一次不信任气象所的朋友有福矣，凡是信之的，多多少少都触了点霉头，或死或伤，或淹或泡，百丽俱臻，无美不收。

等到台风已经通过基隆北部海面，电台的记者老爷再去访问郑先生，郑先生彼时大概已经得到淹死了很多同胞的消息，所以芳心大悦。记者问曰：“你看台风还会不会又来一个转向乎？”郑先生拍胸脯曰：“这一次绝对不会啦。”又问曰：“你怎么敢再肯定？”郑先生瞪眼曰：“当然敢肯定，台风已进入基隆北部，其动态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好像对他的“控制”很是满意，所以发出偷快笑声。呜呼，郑先生竟能控制台风，其神通颇不简单。问题是，当初葛乐礼“转向”的时候，在不在郑先生控制之下乎？如果它不在控制之下，郑先生信口开河，应负责任；如果它在控制之下，则郑先生的控制无术，也应负责任。前不已言之乎，政治的责任就是辞职，于是郑先生的铺盖不但是铁的，简直还是钢的也。

郑先生势将继续努力，以整小民，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为了减少小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我想建议凡是患香港脚的朋友，应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宗教为依据的、纯理­性­的伦理道德观。主要著作有《关于，分成若­干­组，每天派一组去气象所服务，该组朋友到得所来，直入所长之室，并排坐下，脱鞋脱袜，然后露出脓痂交集，奇臭奇丑之脚，翘到郑子政先生的尊鼻之上，以凭他仔细观察。盖香港脚乃天生的晴雨计，不要看万里无云，气象所说已经控制在握，香港脚忽然痒之痒之，准有大雨，出门如果不带雨衣雨伞，便非淋成落汤­鸡­不可矣。遇到­阴­雨连绵，气象所说有一个低气压如何如何，香港脚忽然也痒之痒之，它准定放晴。香港脚既有如此妙用，郑先生看到得意之处，再以手捏而嗅之，岂不小民万幸乎！

半票问题之一

柏杨先生最近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写了一点意见，结果发生做梦都梦不到的误会，很多军警老爷咆哮如雷，抗议之函，雪片飞来，有几位军警老爷还打电话到《自立晚报》，问曰：“柏老头怎么和军警过不去乎？”如此军警大联合的帽子，真把人砸得两眼发黑。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现象。原来现在的电影院，只有军警朋友是半票，儿童根本不准入场，大孩子则规定要购全票，这真是新鲜规矩，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记得我们乡下，军警老爷固然是半票，儿童尤其是半票。君坐过火车、汽车没有？儿童岂不都是半票乎？为啥偏偏看电影没有半票？真是年头大变。尚请军警老爷，高抬贵手，多赐原谅，非柏杨先生昏聩也，而是电影院乱定规矩也。

半票观众是从“半票读者”演化而来。虽然“读者”和“观众”不同，但其意义固然是一样的和一贯的焉，广义的“观众”似乎应该包括“读者”。我们现在主要地是要了解“半票”的意义，了解之后，则读者也罢，观众也罢，其成分都可一目了然。

美国诗人杰佛斯先生有两句诗，是讽刺他的同胞美国佬的，曰：“我们是容易就范的，一种合群的民族，洋溢着柔情，­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台北《文星》杂志曾为文曰：“除了‘­精­于机械’一项外，用这两行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半票读者，再恰当不过。”该文对“半票”两字加以解释，盖“半票”也者，不是指用一半钱购买入场券，而是指智力上和欣赏上的不成熟。该文曰：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卖半票童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形成，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不算太短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恐怕仍停留在情窦初开的状态，尚未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文星》杂志续曰：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视王道，但不反对霸道，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孟子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本­性­，提出”仁，人心也“的观，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玻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义主的Ｇao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地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卷，今残。，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受）”。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因斯坦先生是相对论权威，而他的手提琴，却是三流四流者也。天下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事，不能说某一件事上了不起，所有别的事上也都样样了不起。

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对《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用笠筝萧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如今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白石二“。又有”白马非马“说，认为”马“指其形，”白“谓，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农村­妇­女念唱本听，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地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泪不轻洒，只因未到半票处”。君看过《初恋》那部电影乎？男主角金凯利先生，女主角娜妲丽华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请他写剧本，让他跟社会高阶层人士接触，结果如之何乎？闹到最后，金先生失了踪，娜女士爱他爱得入骨，千山万水，到处寻找，终于在原来他们相识的儿童夏令营里找到他。隔着窗子往里看，金先生满脸笑容，又弹又唱，又摇又晃，男女同学围着他，瞪着崇拜的大眼，有一个少女嗫喃曰：“你看他多么英俊呀。”而这正是当初娜女士嗫喃过的话，此时另一个成名的声乐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只有在这里才胜任，才快乐。”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怅离去。我想《初恋》那部电影，人人都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

写了几天《梁山伯祝英台》，写得怨声载道，真是大出意外。盖本无意于此，只不过为了要写七世夫妻，写引子时写得太长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有些读者先生勃然大怒，才加以解释。谁知道越解释越糟糕，真是事不由己也。这些日子，最难对付的莫过于柏杨夫人，她虽对我写的看不太懂，但我既然不断说她是”半票“，自然每天聒吵。昨天晚上，时已九点，细雨蒙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台北西门町中国戏院，以便教我看了以后，回头是岸。我并不是不肯看《梁祝》，实在是听说票很难买，又听说观众的台下跟着乱唱，乃没有去挤。昨天看时，发现只有三分之二座位上有人，而且并没有人跟着乱唱，有点失望，但也因此，安静看完。

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冷静，很多事在眼前出现，不禁为之失笑。及《梁祝》上演，看到有些阔太太阔小姐那股奇劲，不禁姑妄写之。只要自问不是半票，便不必动怒；如果自以为自己是半票，能怪我乎？

最后我们继续研究萨孟武先生在流过了两次泪之后，又引用了一位教习的话，原文曰：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台大教授）说：“本片确是很好，我看了，也不觉流下泪来。”本片能轰动台北，大率因为我们居留台湾之人，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以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缘故。

关于陈国新先生的话，因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否认过，大概萨先生引用得没有错误。用不着多说，陈先生一定也流了很多眼泪，否则萨先生不会亮他的招牌也。为了一部二三流的电影，拉上外国月亮，似乎太远。中国人似乎正趋向各个极端：一端是西崽的­干­法，凡是洋大人的全好无误；一端是义和团的­干­法，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呜呼，外国月亮有时候固不比中国月亮圆，甚至有时候比中国月亮扁，但有时候却硬是比中国月亮圆。不敢睁眼瞧瞧，只敢闭目念咒，曰：“看吧，这个。看吧，那个。”不能对事实有所补益。即以电影的­色­彩来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梁祝》电影在亚洲影展上得了­色­彩奖，该够圆了吧，但那­色­彩片连拍带洗，全是日本人­干­的，你怎么说乎？即以现代武器而论，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美国响尾蛇导弹能满天飞——咦，中国月亮不要说圆，简直连比一比的月亮都没有。而外国的宪法月亮似乎也比中国月亮圆，否则萨孟武先生及其他各­色­人等，何必去洋大人之国研究乎？夫月亮和艺术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中国这里如果是­阴­历初三，美国那里正是­阴­历十五，而仍要说中国月亮比美国的月亮圆，这杠抬起来还有啥意思？

萨先生又曰：

《梁祝》以凌波扮梁山伯，乐蒂扮祝英台，两人表演之佳，在我所看的许多电影之中，堪称成功。特别选择凌波女士扮演梁山伯，最是成功。（柏杨先生曰：“这句话应打双圈。”）女扮男装，没有一点流氓气，也没有一点鲁莽气。雍容儒雅，南朝士大夫就是这个型。凌波与乐蒂两人唱做俱臻上乘。楼台相会之时，梁山伯悲愤而激动，祝英台温柔而悲哀，作者听前后左右男女观众，均有唏嘘之声。梁山伯下山求亲，祝英台哭墓，演者均能充分表现其演戏天才。十八里相送一段，风景最佳，曲佳，音乐佳，祝英台处处暗示自己是个女红妆，梁山伯却处处表示其为呆头鹅，作词之佳，演技之佳，叹为观止。总之，本片是中国第一部好电影。

最好谈到服装，我喜欢中国古代衣冠。今日大学毕业之时，均学外国，穿学士衣，戴学士帽，我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之故。何不穿戴汉唐时代的衣冠，以表示中国的文化？最荒唐的莫如每年祭孔，佾生光头，穿长衫，而脚下所穿的却是球鞋。我家兄弟在前清宣统年间，均曾做过佾生，当时所穿戴的乃是古代衣冠，想不到民国成立，反而穿起前清衣裳来。用前清服装，以舞周代八佾，真令人啼笑皆非。何以有此怪现象，因为缺乏常识之故，衍圣公孔德成应负其责。

半票问题之六

我们所以把萨孟武先生的话全部引用，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上面两段，批评的人很多，不再重复。关于半票问题，我们也讨论到这里为止。《梁山伯祝英台》电影，能轰动一时，并不是毫无条件，也有它的巨大影响，这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虽不是空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为叫座，观众已忘了矣，但起码它做到了两点：第一，把平常只看西洋片不看中国片的观众叹引到中国片市场。盖中国片往往不堪入目，柏杨先生每看一次，就起一次­鸡­皮疙瘩，总是中途撤退，《梁祝》固少此病，所以看得人受宠若惊。第二，把平常只看台语片的观众，也吸引到国语片市场。看《梁祝》片的观众，台湾省同胞远超过外省郎（有人说外省郎远超过台湾省同胞，则一问片商便知）。盖歌仔戏和台语片也都有《梁山伯祝英台》，台语片上梁山伯先生和祝英台女士，跳坟之后，二人还在南天门结了婚，生了两个娃儿，国语片水准自然要使人耳目一新。有此两种趋势，将来的国语片大有前途。昨天老妻买了一本电影杂志，曰《国际电影》，原来电懋公司也拍了一部《梁山伯祝英台》，在剧情说明中，对若­干­地方都有了交代。像楼台会，梁山伯先生想进祝府，为小厮所拒，争执之间，惊动了祝老太太，看梁先生斯文公子，一片诚心，才允许他们见最后一面，这就进步多啦。又像祭坟，马家有财有势，即令是现在，也不允许新娘先到殡仪馆走一遭也。电懋公司的乃是一主一仆，私自出府，前往祭奠，这也进步多啦。仅从这两点看，彼一《梁祝》似乎胜过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竞争，发奋图强，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观众之福，也是国家之福。

柏杨先生写“半票”以来，接到无数读者先生的来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发自台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杨老乌龟：你的学问大是不错，先骂观众，再骂读者，‘半票读者’、‘不肯断­奶­’，读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么能骂？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十三级，如不改过道歉，三天内将你狗体分尸万段，不杀你势不­干­休。”还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读者”先生写的，也是一张明信片，上曰：“柏杨小子，你生在中国，冤枉你了，我们不顺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亲娘，我不将你这个老狗打死，等待何时？”另外还有一位林文先生，来的是一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Ｇao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ρi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货币数量论”，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写杂文的”，不要说混饭吃啦，就是印张名片唬人，都感到困难。柏杨先生前天便面临这种危机，印上“专栏作家”吧，咦，你老头竟然也“家”呀？那副嘴脸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印上“写杂文的”，似乎和文化沙漠过不去，存心讽刺，自也有许多未便。尤其是一些口是心非的朋友，他心里固然想：“该老头总算有自知之明”，但口头上难免责备一阵曰：“老头老头，您太谦啦太谦啦，以您老磬磬大才，当然是大作家大作家。”何必惹他们费这么多无聊唾沫乎哉。

所以我誓死奉劝年轻小子，千万不可搭错了线，这年头做官第一。真正做官无望，则出国放洋，是第二个高着。出国放洋之妙，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有那么一天，那才教你拍案叫绝哩。届时你阁下摇摇摆摆，回来建国。盖“救国”由小民负担，“建国”由专家负担，分工合作，是天老爷五百年前都注定了的，世人不可不知。如果限于困难，不能出国放洋，则仍以不走“写文章的”这条路为宜，宁可去当“盖房子的”（洋大人谓之“建筑家”），“修马路的”（洋大人谓之“工程家”），“做衣服的”（洋大人谓之“服装设计家”），“卖膏药的”（洋大人谓之“演说家”），都比“爬格子的”，要有光彩。

千万别当作家柏杨先生奉劝有志之士不要当作家，实在是为的你好。古人不云乎：“乱世文章不值钱。”呜呼，谁说不值钱？一旦吉星高照，写出文字狱来，不但值钱，而且还值命哩。一首七言诗不过二十八个字，就能血流成河，如此严重的稿费，世界之上，恐怕只我们这个五千年优秀传统酱化的国家有，其他那些落后地区，若美利坚，若加拿大，若瑞士，连做梦都梦不到这种奇境，外国月亮在这上就无法和中国月亮比矣。义和团诸公，不妨闻之大喜，开会庆祝可也。嗟夫，­干­其他任何一行“的”都没有这种危险，只有­干­写文章“的”，有此良机。故我以为有志之士，除非是“进一步则碰死，退一步则跌死，旁让一步则饿死”，真正无路可走，千万不可动当作家的念头，否则一旦中国固有的月亮猛圆起来，就悔不当初矣。

不过看样子说了这么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继续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头，你左宣传右宣传，不过怕大家群起写稿，挤碎你的饭碗罢啦。”我曰：“你说这话，就得兴文字狱，盖你直捣了我的心窝，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说的我全知道，现在我指天发誓，此生此世，都作顺调分子，你以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车，既当代表而又蒙召见，何必写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们一些写杂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专门会歌功颂德。”我曰：“专门会歌功颂德也不行，一旦表错了情，或者是老板嫌你拍得不够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马蹄上，或者是拍着拍着，主子换啦，十年拍工废于一旦，真是何苦乎？”虽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该执迷不悟的仍执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写文章认为是“名利双收”，写了一篇大作，或写了一本书，用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不但名闻天下，而且还有稿费收入，真是天之骄子，其他属“的”的朋友，便无此洪福矣。一个“做木工的”做出一张漂亮绝伦的桌子，虽然有点工钱，可是他却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儿女，都刻到上面。从前盖房子的工头，还有机会在大梁上记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无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写文章“的”，才能既有钱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过猛一瞧写文章“的”，固然名利双收，好像大有可为，但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个显微镜仔细观察观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夫“名”者，必须和实相连，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发生误会，以为“实”是指的“真才实学”，那就错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复活，莎士比亚先生在中国，在我们这个酱化的大缸里，恐怕也很难保持他的自尊。呜呼，“实”是指的财富，名声遍天下，结果竟穷得吊起来都掉不出一块钱，那“名”也没啥意思。至于说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有位在军中服务的朋友，偶尔写一篇小说，稿费下来，比他两个月薪饷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岂时既有大名，又有大钱，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当时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乱想，学点别的谋生技术要紧，除了极少数的顶尖人物外，大多数作家，稿费收入，只够买烟的，不够买饭的。纯靠稿费过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说似乎少之又少，甚至于说简直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员之类的职务，先求饿不死再说。一个社会不能养活职业作家，是社会的耻辱，作家的悲哀，他们怎能不由“家”变成“的”乎？

最后有一位小子，面­色­苍白曰：“老头，反正我说不过你，所以算你赢啦，但我现在已到了绝境。如果我是女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我宁可去当妓汝。既然当不成妓汝，就请教我当作家试试，也算一条生路。“既然如此可怜，我就不妨指点指点，不过附带奉劝的是，一旦天降奇迹，生活好转，就应马上封笔。想当年孔丘先生写《春秋》，写着写着，忽然不写啦，史书上说因为麒麟亮相。老头颇有感触，认为麒麟是一种瑞兽，只在太平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某天黄昏之时编辑的种类很多，如果是专门搞经济、化工、行车安全的，就离作家的座位远矣。而必须是一个当行的，而且是一个当权的，才能算数。所谓当行，举个例子便知，最好是编报纸副刊。退而求其次，能有机会编大型文艺杂志，也可以发挥威力。第三等人物则是编个综合­性­杂志，虽有政论专论，同时也有文艺篇幅，呜呼，君知道不知道“军阀”乎？军阀的要件有二，一曰“枪杆”，一曰“地盘”。像张宗昌先生焉，张敬尧先生焉，倪嗣冲先生焉，二者均兼的时候，金口玉言，一旦二者缺一，或二者全没有啦，戏就也跟着封箱矣。写文章的朋友，在外人看起来不过是一群可怜虫，但在自己圈内，却也有“编阀”崛起，该编阀就是编辑老爷，笔杆就是枪杆，地盘就是报纸副刊或他主编的杂志。他阁下本来也颇识几字，有时写上三行五行，居然通顺，于是雄心大作，遂写起小说大说，散文聚文，以及诗词歌赋。我说他“写”，还是昧着天良瞎恭维，如果真是他“写”，还算条英雄好汉，而往往的，他似乎只是“浇”了一篇。去古书上或洋书上乱找模子——在古书上找到模子，就用现代话一浇；在洋书上找到模子，就用中国文字一浇。如此一番踢腾，乃成功了一部辉煌巨著，“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或杂志上发表，标题弄得大大的焉，稿费开得高高的焉，三个月后，哎呀一声，他就是大作家矣。你如果没有地盘，能教人哎呀乎哉？

然而这还不算顶妙，诚如薛平贵先生《武家坡》所唱的“那妙的么，还在后头哩”。最大之妙是，可以和别的编辑老爷互相交换，他的大作在你的地盘上发表，你的大作在他的地盘上发表，而你又绝顶聪明，先下手为强，猛捧他是世界第一流作家，最初说他是莎士比亚再世，后来撕破了脸，索­性­说莎士比亚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既下手于先，人心是­肉­做的，他投桃报李，自然也说你是啥家伙第二——好比，说你是巴尔扎克第二吧，说着说着，多情起来，觉得还不能报答你的盛情于万一，乃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你的徒弟，要想不名满环宇，不可得也。其次之妙是，一些没有地盘的写文章“的”，犹如军阀统治下的可怜小民，既然手无寸铁，只好凭有地盘的宰割。你高兴时把嘴脸一端，纵是海明威先生，都得向你摇尾乞怜，他投来一篇《老人与海》，你略微一翻，批上四个大字，曰“枯燥无味”，原封退还。他要想发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得买你的账。常看见很多编辑老爷型，每一文出，都有想在他地盘上伸一脚的家伙，咬文嚼字，加以研究，研究之不算，还努力猛捧，直捧得神哭鬼号，天昏地暗。

在各型作家中，以编辑老爷型最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如今柏杨先生著作等身，可以算大作家之一矣，否则何致有后生晚辈，向我殷殷讨教乎？而我当初就是以­干­编辑起家的，故深知这一型的奥秘。柏杨先生后来被人开革，从编辑宝座上摔了下来，但余情仍在，其他编辑老爷脸上一时磨不开，仍不能不发表我的大作，同时他们也万料不到我天生媚骨，他们每写一文，我就当着他的面，击节叹赏，叹到紧要之处，带感动流泪曰：“太好啦，太好啦！”他被我拍得受不住，只好也回敬两句，说我写的“也太好啦”。既然他亲口说我好，便无法可躲，我有大作一篇，敬请指正。呜呼，他就是捏着鼻子都得登出来。

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既不是阔大立发，也不是编辑老爷，而又要想当作家，若贵阁下者流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是内因，在另一场合则成了外因，，该如之何乎？好像是靠着红包马屁，也可以直捣黄龙。假如你有的是冤枉钱，大可购洋房一栋，或汽车五辆，送给报纸杂志的老板，包管你的文章天天上报，威不可挡。当然啦，你如果有那么多冤枉钱，也不会如此冤枉花法，大可自己也办一个报纸杂志，过过老瘾。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告诉你这个原则。我就知道有若­干­作家，以红包为武器，而俨然了得，若某某先生，若某某先生。你别看他现在颇不错啦，如果看到他当初送红包时的照片，准脸上挂不住。呜呼，话说当年，某天黄昏之时，晚饭下肚之后，黑影一条，轻轻敲门，编辑老爷问曰：“谁？”红包马屁型曰：“晚生柏杨。”然后战战兢兢，进到客厅，坐也不敢坐，站也不敢站，眼看就要下跪，幸亏编辑老爷发话曰：“何事？”红包马屁型这时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料，或两罐­奶­粉，或两筒烟丝，或索­性­是一百元美金，恭捧而方笑曰：“小意思，小意思。”编辑老爷一瞧，眼睛为之一亮（放心，我和你赌一块钱，没有不一亮的），就曰：“你的笔名叫啥？”红包马屁型曰：“没有笔名，就叫柏杨。”编辑老爷曰：“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红包马屁型曰：“打打打听出来的。”编辑老爷曰：“你投的那篇稿不错，只是稍欠锻炼。”红包马屁型曰：“请你老人家指指指教删改。”编辑老爷曰：“我看一看，可以的话，就发表。”红包马屁型曰：“谢谢你老人家提拔。”然后端茶送客，走到门口，柏杨先生把玉体一转，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这一次不再是美金啦，而是两张戏票，伸脖猛笑曰：“请你老人家和夫人去看，去看。”这几天不是篮球赛乎？能送两张篮球赛票，就更恰到好处。

赔钱也­干­

商场上有一项公认的至理，曰：“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但赚钱的技术团五花八门，要想赚大钱，往往必须赔小钱，甚至赔大钱，有时候会连老本都赔进去。最明显的莫过于托拉斯的形成，两个同行竞争起来，简直往赔光的路上走——成本十元一条的裤子，你卖十一元，我卖八元；你卖七元，我卖五元；你卖四元，我卖两元；你卖一元，我卖五角还加送一条裤带。真赔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芸芸众生，消费起来，准前仰后合。不过笑着笑着，等到你隆重倒闭，只剩下了我一家，恐怕就笑不出啦。盖大战之后，等于大病之后，要喝点­鸡­汤补补，补的办法当然不是喝­鸡­汤，而是价钱猛涨，从前我卖五角一件，外送裤带一条，现在我卖三百元一件，啥也不送，买也由阁下，不买也由阁下。消费者等于一条老牛，过去所吃的草，都得吐出来。

柏杨先生不是在讲经济学，而是在研究“赔钱也­干­”的道理，盖有些人反对作家中有红包马屁型，曰：“稿费能有几文哉，值得送礼？”故我特搬出经济学以壮声势，须知世界上硬是“赔钱的生意也有人做”。不过此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仍是大抓一把。红包马屁型稿费虽然无几，而仍猛进其礼者，便属于这种高级眼光。以柏杨先生而论，能在报上杂志上写稿，一写就是四年，别人的地盘，由我平空踢腾，天下岂有如此简单之事？不知道内幕的人，还以为是报馆杂志社，目识泰山，重金礼聘我焉。知道内幕的人，才晓得完全是红包马屁攻势。每次去报馆去杂志社，至少都得请编辑老爷吃碗牛­肉­面，过年过节，初一十五，更要或送火煺，或送蛋糕，或送一只母­鸡­。妙哉，只要他一天收我的母­鸡­，他就一天不能停我的稿，否则我教他把­鸡­骨头吐出来，他就糟啦。现在有一件大事预告，我向各方募捐，已募到了三万美金，看情形到明年春天，五万美金没有问题，募好了后，即行起程前往瑞典，活动诺贝尔。有些少不更事的朋友，以为诺贝尔何等公平，活动岂不等于白活动，其实不然，以华测洋，不要说柏杨先生，便是我家那个老三——他正读乐群幼稚园小班——只要拥有如此巨金而又肯猛送，他也会得诺贝尔。你如果还有一分聪明，便不必为此担心也。问题是，诺贝尔奖金不过只四万美金，而我却花五万美金前往活动，岂不连棺材都赔进了乎。咦，学问就在这里，我得了诺贝尔，可名扬世界，到处曰：“你看，没办法，我一再恳辞，他们一定要给，嗨，嗨，嗨。”嗨嗨嗨者，笑声也，以表示我啥世面都见过，诺贝尔算哪一门亲，根本不在乎。然后到处讲学，说不定当上了“美援知识分子委员会”一名委员，借机猛捞，银子自然滚滚而来。如果不这么投资，我能印名片曰“家有美金五万”哉？而明年此日，就可印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矣。后生晚辈，凡夫俗子，不妨先在心理上作一个准备，免得明年听我得了诺贝尔的消息，大惊之余，断了尊气，须知均红包马屁之功也，勉之勉之。

“点铁成金型”是啥，说起来能教你发疯，要弄清这一型，必须先要弄清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气质，尤其是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盖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无论­干­啥，你纵有通天本领，都没有用，必须由洋大人用其毛手一点。你明明一块废铁，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黄金。你明明是一只乌鸦，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凤凰。于是你阁下必须用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以便洋大人照你头上点那么一点，用不着点得太多，只要轻轻一下就行啦，你就成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啦。以林二先生为例，他原来和柏杨先生一样，一老一少，均默默无闻，在十字路口喊叫三年，都没人知道是谁。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洋大人曰：“贵国林二先生，真乃大音乐家也。”中国人大吃一惊：你说啥？中国还有音乐家？从此林二先生阔而抖之，现在不是在美国娶了一个洋小姐做太太，真正誉满两洋乎？独柏杨先生仍在枯井里挣扎，吃亏就在于缺少洋大人那么一点。如果一旦有位洋大人鬼迷心窍，照我尊头上一点曰：“贵国柏杨先生，真乃大作家也！”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就是不想当大作家，你想尚可得哉？

至于怎么才能巴结到洋大人，其法不一，我不能再进一步地为你设计啦，盖我在这方面还不能得心应手，否则我早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去美国讲学落户啦，哪有闲工夫和你们这些穷得崩崩紧的小子聊天乎？盖问题在于文章不比音乐，音乐可唱给洋大人听，文章便木法度，洋大人不认识中国字，最最严重的障碍。故第一步要做的，是如何把你的大作翻译成洋文，不把握这一要点，纵你写出《战争与和平》都没用。有些智慧甚低的朋友可能要问：“即令译成洋文，可是写得一塌糊涂，有啥用哉？”呜呼，说这话的人至少得挨四十大板，才能使之头脑清醒，盖英译汉的作品固多如牛毛，而汉译英的作品却少得要命，偶尔有若­干­本汉译英出笼，洋大人喜欢的是新鲜，而又有援助落后地区的美德，一片文化沙漠竟然也有小花小草，上天还有好生之德，何况洋大人慈悲为怀，为了“以资鼓励”，说不定明年的诺贝尔、普利策，以及其他什么，就是你的。咦，事急矣，一旦大家译的多啦，好坏有了比较，就困难啦，盍速兴（有志之士依照此法，得了点什么玩艺，如果不送柏杨先生一块钱，上天都要罚你腰痛背痛，切记切记）。

好不如巧

风气之先和点铁成金，有异曲同工的功效，一个人本领通天，如果没有运气，他的本领便等于一个屁，即令不等于一个屁，硬­干­苦­干­，着实挣扎了一阵，结局也会稀里哗啦，锅也砸啦，碗也砸啦。而一个啥本领都没有的人，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生Сhā一句话，只不过两年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该某某某先生义愤填膺，反过来为该女士努力辩护，又说她是淑女啦。变化莫测，难懂，难懂）。我们这里乃借用一下他阁下的发明，来阐扬这一类型的奥秘。

呜呼，年头显然很乱，但有一项定律却千古不变，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甘心情愿为她的“事业”而登床“美学”中的“嵇康”。，不管她是自己登床，或是使人登床，也不管是演电影登床，或是写文章登床，反正一句话，只要她“肯”，她就可以成大名而捞大钱。这和她漂亮不漂亮，美丽不美丽无关。纵是《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女士，如果也忽然向往起来新潮派，以新潮派笔法写下一本完全以Zuo爱和乱­仑­为主题的小说，同样地也可千古不朽，把一些臭男人勾得­精­神恍惚。如果该女作家不是刘姥姥女士而是潘金莲女士，她就更有招徕的力量，该书准定十分畅销，她也就非成为委屈万状的淑女不可矣。

我们隆重地介绍这一型，并非对谁有所不敬，而只是说明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女人焉，或者去洋大人之国泡上一泡（泡一天就够啦，如果泡十年八载，当然更是上策），或者在大学堂读了几天（读几天就够啦，只要嘴硬，就等于毕业啦），或者在高级中学堂或初级中学堂读几天，作文簿上连续三次都得“乙”，想成名的欲­火­再烧得她浑身不舒服——去当影星吧，一时没有门路；去当歌星吧，嗓子不太听指挥；去当舞星吧，苦于找不到大亨；去当画家吧，又不能马上见效——于是当女作家遂成为唯一捷径。克里丝汀小姐以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一旦“肯”啦，再加上一点先天的异禀和后天的努力，以及臭男人贱气冲天，搞到后来，竟搞得英伦三岛都为之震动。则一个文理尚称能顺的女人，一旦她“肯”，一面写稿，一面脱而登之，她能不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淑女兼女作家乎？谨此隆重介绍，读者先生如果不信，不妨举目向名女人群中搜索搜索，包管你掩口而笑，乐不可支。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日《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看了这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些凄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去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汝，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布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哲学解释学认为，本，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智慧，不能乞灵于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ρi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预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只好走着瞧。

徐白先生有信致柏杨先生，对武侠小说于大家纷纷讨论之余，再进一解。这是最最必要的，盖道理越说越明，是非总在人心也。

徐白先生认为现在的武侠已不是武侠，已不是“人”的故事，而成了“神仙”、“怪物”的故事。试思哪一个“人”，能一掌下去，只听一阵隆隆巨响，把山都劈下一半？又哪一个“人”，在练了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年八年之后，便可“移形换位”、“飞檐走壁”？只有神仙或怪物，才有如此这般的本领。徐白先生曰：“从前武侠小说作者，如向恺然先生、赵焕亭先生，他们本身就会一些三脚猫四门斗，故笔下写来，一招一式，尚有来源。然而已有一部分荒诞不经，如向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十有六七，每有”超人“表现，不过尚多少知道自制，不像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只会闭眼造谣也。今日人心苦闷，读武侠小说和打打麻将牌一样，有逃避现实之功，似不必苛求，但总应将其”­性­别“弄清楚，不可使它继续挂羊头卖狗­肉­。武侠是武侠，神怪是神怪，美国的西部武打片是武侠，中国的《封神榜》便是神怪。徐白先生以为，如果和《封神榜》联了宗，它再荒谬也没人说话。

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和谐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千古疑案

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年代抗战胜利后，新疆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团，到北平演出。北平各大学堂康乐团体，举办欢迎大会。在大会上，维族青年唱的是中国歌，而北平大学生则唱洋大人之歌焉。维族青年不禁目膛口呆，当时没说啥，回去后却向《新疆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曰：“早知道中国人是以自己文化为耻的，则我们何必以做中国人为荣乎也。”

这种­精­彩节目，柏杨先生方以为空前绝后，不会再有，却想不到前天晚上，在台北什么之家，又开了眼界。这一次献宝的男女主角，虽不是大学生，略嫌差劲一点，但其使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与大学生则一样焉。报导于后，以开眼前。

前天晚上，该什么之家举行慰荣日本东方歌舞团聚会。这应是一个隆重的聚会，在这种场合中，国家意识应超出个人的风头。呜呼，甲午年中日之战，广东省向日本索取被扣的军舰，说广东省可没有参战呀，贻笑天下。而今中国艺人，也搞出这一套，只因无知，所以也无自尊。

话说聚会开始时，一个女人上得台来，开腔便唱日文歌。急探听她是何许人耶，别人告曰：“张小姐。”该雌大概事前也没打听一下，台下东方歌舞团中的低音歌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ρi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ρi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Jian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里来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和哪里来那么多拖泥带水的动作。一伙男女挤在一起，念的是台词，走的是台步，一看就知道他们在那里演戏。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提防他们哭，该一伙男女，演着演着，呜呜呜呜，就是一阵。任何一部电影和任何一场话剧，半小时的剧也好，一小时的剧也好，如是没有三场小哭加一场大哭，我就当场掏一块钱给你，算我输啦。一个感冒患者鼻孔一痒，就是一个喷嚏；中国片和中国话剧，也有这种一痒，不过不是鼻孔一痒，而是心里一痒，只要心里那么一痒，就是一场掩面号啕。我老人家真想建议即将开张的文化局，最好组织一个巡逻队，到各戏院巡逻，看谁在台上瞎哭，就揪下来一顿嘴巴。

除了哭，还有笑，笑也是绝症。尤其是表演得意的节目时，就好像吃了笑豆，除了京戏式的“呵呵呵呵”之外，别无他技。我老人家每次看到演员老爷这种努力大笑（也有“嘿嘿嘿嘿”京戏式冷笑的焉，其教人背皮发紧则一也），就不禁想起亲爱的阿花先生——阿花先生乃柏府养的尊狗。盖狗先生对任何刺激，反应都只有一种：汪汪汪汪。中国电影和中国话剧上得意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呵呵呵呵”一种，这是不长进乎？抑有心跟观众过不去，要把观众气死乎？我老人家又要建议文化局，如果采纳了我老人家的意见，成立了巡逻队，于纠察瞎哭之际，顺便也瞧瞧有没有谁在那里瞎笑的，遇到时也应揪下来一顿嘴巴。

还有一点，中国电影的武打片，可以说最糟的一环，夫黄种人的骨骼，天生的没有白种人的骨骼壮伟。再加上后天失调，不脱上衣还好，一脱上衣，露出异军突起的排骨，实在我见犹怜。打起架来，从头到尾一套婆娘拳，如果都用刀枪剑戟，那就更丢人丢到流沙河，京戏上那种“哐哐哐哐”锣声震天的架势出了笼。后来也有些力求进步的朋友，于是日本那一套搬了家。这种电影，我就宁可当亡国奴兼卖国贼，也不一看，谁要请我看，我就恨他一辈子。

当初看《龙门客栈》，是怀着这种心情的，不过古人舍命陪君子，柏老则舍命陪小孙女罢啦。想不到看了一半，就颇觉得出乎意外；看到了底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对英国封建的假社，就更觉得出乎意外得厉害。先把结论写在前面，该片实在是一部使反中国片朋友刮目相待的中国片。这几天见了朋友，就向他们纷纷推荐，有的点头如雨，认为我老人家的话还会有错？有的则胸有成竹曰：“柏老，柏老，任你把舌头说出老茧来，俺也不看。”这我就木法度矣。不过我倒建议胸有成竹朋友，全当自己是迷途的羔羊，走错了路，走到了正在上演《龙门客栈》的电影院，看过后如果仍不满意，就请光临柏门，凭票根退钱。（这可得凭良心，心里说好而尊嘴硬说不好，存心教我老人家破产，就要天殛之，天殛之。）

柏杨先生平生最爱看武打片其次侦探片，其次战争片，其次神怪片，其次……说实在的，就没有其次啦，除非山穷水尽，大祸临头，绝不看文艺片尤其是不看悲剧。有学问之人常亮出亚里斯多德先生的招牌，说悲剧中有一种喜感，但我可实在是喜不出来。所以我说《龙门客栈》好，只是按我老人家自己的标准。

《龙门客栈》有最高的娱乐价值，打起来不但天昏地暗，也花样翻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中国的○○七。主要的是不落俗套，全片没有一分钟冷场，这都是中国片从没有过的。呜呼，不落俗套和没有冷场，说起来比放屁都容易，真正地做起来可就难矣。不要说中国片，每星期二台湾电视公司放的电视片《谍海双龙》，可是美国片，又是间谍片，那股“瘟”劲，就实在使敝肚不可收拾。这组影集不知道是谁主张买的，可赐给他一座金脚奖。

但《龙门客栈》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也超过了《谍海双龙》之类美国片的水准。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是人才，只是出头不出头罢啦。敝小孙女看到了紧张之处，就爬到椅子上，把头埋到手里家。认为存在的仅是现象，人无法认识其本质。“物质就是感，ρi股对准银幕，动也不敢动，害得我老人家不得不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念念有词安慰之曰：”不要怕，不要怕，傻孩子，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电影院老板真得赔我唾沫钱。

《龙门客栈》不但有极高的娱乐价值，也有相当的教育价值——这教育价值可不是喊口号和致训词。一喊口号致训词，就只有屙稀屎价值矣。这跟京戏的教育价值一样，无形中阐扬了忠孝节义，全片最大的主题是“打救忠良之后，在这势利眼主义盛行时代，矗立起侠义的­精­神堡垒。”荒山野径，几批男女英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功名富贵，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跟一个庞大而合法的邪恶集团对抗，孤臣孽子，只不过为了怀念那“身败名裂”的一缕忠魂，比起○○七大战莫须有的鬼党，要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果。火攻之后，房子昂然还在，则火是怎么扑灭的乎？执行火攻的喝尿分子又是怎么打发走了的乎？没有交代清楚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或许交代清楚啦，而敝观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实在遗憾。如不能交代清楚，或虽交代清楚而没让观众看清楚，就不如剪掉这一段。

第二、忠良之后离开了龙门客栈，店老板哪里去啦？他阁下既没有战死（如果战死，就有主要镜头向观众显示，因为他阁下是大角­色­，不能糊里糊涂地失了踪），也没有奉派特殊任务离开。难道跟柏杨先生一样，也害了肚胀，蹲到路边哼乎？据眼尖的朋友说，在最后一个送别镜头里，他是出现的，那么在山径上大战“一脸忠贞学”时，他怎么好意思隔岸观火？

第三、山径未免太宽，而且明显地有汽车轮胎的痕迹，据柏杨先生考据，明王朝似乎没有汽车。台湾虽然处处是公路，但总可找到羊肠小径；即令找不到，临时开一条也花不了多少银子。这是最大的败笔，来自于不可原谅的粗心。即令这两点都办不到，则弄个铁轮车去压上两道车辙，也可将就。李白先生诗曰：“大道直如发”，该大道乃两轮车的大道，万山丛中，只不过小径而已，这种时代倒流的错误，切戒，切戒。

第四、英雄好汉们的斗笠有一种日本味，明王朝民间流行的只是青衣小帽。而且有的进了房子脱之，有的却像长到头上，转来转去，不但碍事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序，也实在碍眼，看了一百个不舒服。而且各位演员的衣服未免太漂亮，好像刚从裁缝店取出来的。夫既要隐藏身分，就不能一窝蜂像是参加国宴似的从头到尾焕然一新，即令大牌明星烧包过度，不肯穿旧的，但那些侠客义士，以及店老板、店小二，则就是非是旧的、烂的不可，龙门客栈不过荒山小铺，不是台北观光饭店也。

第五、演员间对话似乎平淡无味，换句话说，词汇不够丰富。对太监之讽刺，也不够有力，那几句洗锅水的话，似乎不能把一个老­奸­巨猾激怒。

好啦，柏杨先生所想到的毛病全挑出来啦。如果马马虎虎过日子，这些毛病也算不了啥，掩盖不了全片紧凑的紧张气氛。但如果力争上游，则必须千锤百炼，教观众无懈可击。不知各位大人以为如何也。

沿街卖唱的毒计

凌波女士以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毅然对抗影坛霸王邵氏公司的邵姓家族，想一想真使人毛骨悚然。所以她为了筹措打官司的钱和以后不致饿的费用，来台北第一酒店演唱，其心可哀，其情可怜，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明星，都不敢面临这种考验。盖拍成电影，票房纪录问题，有缓冲余地，看一场电影不过十元二十元，初中小娃娃都出得起；而喜欢电影和崇拜明星是两回事，对明星一无所知的观众车载斗量，差不多都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很少为了某一个明星而看电影。即以《梁山柏与祝英台》而论，后来大家虽然为了看明星而看电影，但当初却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也。要观众去花两百元听歌一曲，真是一个可怕的冒险。李丽华女士也能唱两句，但恐怕把她吊起来她都不敢这么乾坤一掷。而凌波女士却这么做啦，可看出她真是到了万不得已。在台北演唱其间，我老人家虽然没有去听（那要爬七千个格子才能凑出二百元，而稿费茫茫，又不知报馆啥时候给，实在是去不起），但却是万分同情，而且一想起卖座可能不好，就心如刀割。

这一次她南下高雄，不但出观众的意料之外，恐怕也出她自己的意料之外。说来话长，当中国广播公司跟她洽商，请她为宜兰区义演一场时，她满口答应，而且答应自己吃自己，自己住自己——那就是，除了香港往返的飞机票之外，她不要中国广播公司别的招待。这种盛情，每个人都非常感动。但感动最厉害的，恐怕还是周蓝萍先生啦，在义唱的计划下，密谋起矣，定下了沿街卖唱的毒计。

套曲家暨夫人的密谋，在最高机密下进行，一直到凌波女士回国义演，中国广播公司向她打听啥时候往返香港，好为她安排班机时，才恍然大悟。一场善意的义演，遂成了生意经上的烟幕，小民纳税钱的飞机票，也成了生意经上的往返路费矣，这个算盘打得可真够­精­。有那么一天，美国国务院看上了我老人家的嗓子，用飞机把我老人家接到华盛顿唱两句，我也来一个沿街卖唱，跑遍南、北美洲码头，捞他一笔。有此前例可援，谁都无法开口反对也。

凌波女士沿街卖唱，我们不认为她不对，不要说她只是亚洲影展的皇后，即令她是世界帝展的国王陛下，用正当的方法谋生制名指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由此形成名辨思想。汉末魏，都是可敬的。宁死也不塌架子观念，应是落伍啦。同时这一次顺手牵羊，她也一定欣然同意，否则的话，套曲家总不能捏着她的脖子吧。然而，我们惋惜的正是在此，以她忠厚的个­性­，恐怕逃不出这对夫­妇­天花乱坠的手法。

凌波女士的遭遇，似乎给世人很多启示，使我们对历史上或眼皮底下若­干­教人跺脚的事件，获得一个旁观者清的了解。那就是，一个人不能悬崖勒马，固然由于他自己到时候勒不住，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些围着他团团转和靠他吃饭的寄生虫不准他勒。虚荣心强烈的太太，往往造成为非作歹的丈夫，盖丈夫受不了娇妻的愁眉苦脸也；满坑满谷的寄生虫，往往造成走入绝地的头目，盖头目受不了生前的冷落淡泊也。人人都向范蠡先生致敬，为文种先生叹气，其实二人聪明才智是相等的，只不过范蠡先生放得下，而文种先生放不下。

常有人拍大腿作豪语曰：“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呜呼，啥叫“放得下”？这话说起来既不费力，又不费钱，可是一旦要真的去做，恐怕比割他ρi股上的­肉­还痛。夫“放得下”者，不是指放得下“煌煌金印大如斗”，金印再大，乃无情之物，说扔啦也就扔啦；而是指寄生虫的膝下承欢，前呼后拥，和教他舒服的那种杀身以报的嘴脸，就实在牵肠挂肚。史书上虽没有详细描写，但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种先生所以退不下来，恐怕和寄生虫群晓以大义有关。而且，即令大智大勇，决心教他们鸟兽散，恐怕他们也不会散。原因很简单，寄生虫都是有吸盘的——君见过蚂蝗乎？蚂蝗似乎不是寄生虫，但它阁下的吸盘可真蔚为奇观，它不吸上你，算你运气，一旦吸上了你，则不但吸，而且还往内里钻。主人翁一气之下，捞起破鞋就打，结果是越打它，它越吸得牢。实在无法，用手猛拉，这一拉不当紧，拉不断还好，拉断啦它的前半截就索­性­钻进去。反正它是从一而终，吃定啦。

这也就是说，“人物‘们即令忽然心里明白得跟水晶一样，也没有用，想”得意不可再往“，也做不了主。寄生虫是靠主子吃饭的以《易经》中的河图洛书的神话传说和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你不再往，它混个啥？等到吸得水枯石烂，然后把脚一踢，另投明主。这社会真是可怕，一些稍有点成就的朋友，想勒马都找不到缰绳。你刚一欠ρi股，寄生虫就一把揪住，痛哭流涕曰：”你骑得正叫座呀，谁不拍巴掌呀，你要是不再继续往前猛冲，怎对得起天地良心、国家民族呀。“

套曲家是不是如此这般吸住了凌波女士，揪住她不准她勒马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发表了这一类的言论，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凌波女士这种从悬崖上往下跳的勇气，必有名师的指点。台北报纸评论中指出的，认为凌波女士不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想凌波女士知道不知道是另一回事，而套曲家聪明盖世，恐怕是知道的也。正因为他知道，所以趁着吸得正紧的时候，多吸一口是一口；趁着还可以压榨出点油水的时候，多压榨一滴是一滴。于是乎，万众归心的一代影后，变成了一棵卖唱跑码头的摇钱树。

又要简啦

前几年，罗家伦先生曾提倡过一阵轰轰烈烈的“简体字”运动，搬出很多理由，天天喊叫，好像真的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通行无阻似的。结果不出有学问的人所料，被一群圣崽用正义的力量，打击得大败而逃。圣崽们最大的法宝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说，如果一不小心抬“臺”字写成“台”。只听到“咔嚓”一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就断啦，国也亡啦，民也无醮类啦。后来仿佛是，仅只这一个法宝还不太灵，圣崽们乃出奇计，指出提倡简体字的人“与共产党隔海唱和”，因为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正提倡简体字呀。当时有人抗议曰：“共产党在大陆上也拉屎，难道在台湾的中国人便削一个萝卜塞住ρi眼乎？”但这种微弱的声音抵不住刀光血影的帽子，于是，遇到“台”字，只好仍写成“臺”字，国势乃空前大振。

不过，“简”的运动，似乎魂未散，专门唱反调的一些危险分子，最近又在那里蠕蠕而动。盖文字既简不得，公文手续简一下也行。口号喊出，一呼百应，又是一副向五千年传统文化挑战的架子呜呼，圣崽们的最大特征是永远反对改革，所以对这种简化公文手续的愚妄企图，连柏杨先生都感觉到有急加制止的必要。盖现在公文手续中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盖的图章甚多。要知道，图章盖得越多，就表示那个衙门越大。美国以导弹取胜，咱们以图章取胜，各有各的专长，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一也。

洋大人办公文，以美国为例，因他们立国时间太短之故，往往只用打字机打两份，交主管签字后，一份存档，一份封发。中国因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岂可如此潦草行事？美国重时间，咱们重体制。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二也。

现在中下级公务员，在低待遇政策之下，和啼饥号寒之余，唯一的娱乐，恐怕只剩下一项积压公文矣。洋大人每对我们的公文旅行上》：“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感到惊讶，其实他哪里知道积压公文之乐乎？国情不同，岂可削足适履。此公文手续不可简的理由三也。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大一个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各衙门的人员已够闲的矣，上班时喝喝茶、看看报、吸吸纸烟，说说别人的坏话、摆摆麻将经，如果公文再莫名其妙地简了起来，教他们怎么消遣乎哉。

简体字已碰了壁。呜呼，圣崽不绝，包管公文也简不起来。

弱不禁风

世界运动会自创办到上届东京的一场，中国始终丢人砸锅。有人大惑不解曰：“瘸子里挑将军，中国人口四万万，难道就挑不出一个真­棒­的呀？”我想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三千亿蚂蚁当中，随你怎么挑，恐怕都挑不出大象来也。（敬告帽子铺掌柜的，这不过是比喻，非把中国人真当作蚂蚁，请勿手痒。）柏杨先生最不喜欢跟洋大人打交道，不要说打交道啦，就是站在一起，我都满心窝囊，盖他们一个个庞然大物，而我则弯腰驼背，一旦讲起话来，他是往下看，我不得不往上看，一幅“仰承颜­色­”的图画，使人汗水如浆。吾友孙希中先生，巧小玲珑，爱国心切，外交界老资格矣，他就不希望外放，问他为啥，他曰：“我这么小的身材，周旋于巨木森林之间，真怕丢中国的人。”不过听说他终于外放矣，不知道现在心里是啥滋味也。

其实身材小没有关系，据说身材小的人往往心胸万丈。拿破伦先生就是身材小，却东打西打，打得邻国叫苦连天。不过身材小如果再加上元气不足，就可怜兮兮矣。柏杨先生每和洋大人在一起常常下意识地瞧他们的胳臂，一瞧他们那隆起而坚硬的肌­肉­，我就心跳，立刻把荷包里装的一块钱拿到手里，以便他心术不正，见财起意，动手要抢的话，我就双手先行奉上。呜呼，面对着人猿泰山，不要说抵抗啦，就是粗手粗脚，都会把我老人家的肋骨碰断。

我有一位朋友，在“满洲帝国”做过站长，他告诉我一则故事说，日本这个国家是移民大王，到处乱移，只有碰到中国，算是无技可施。日本曾经详细调查过台湾，发现中国人满坑满谷，把凡是能利用的土地，统统都利用啦。再向“满洲帝国”调查，也只有北大荒，也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三角洲，还可以Сhā足，于是一个有计划的移民开始。吾友曰：“我常在车站看见一批一批日本移民，身材真是矮，可是一个个满面红光，腰杆儿如铁，身材结棍，中国旅客在他们身旁晃来晃去，弱不禁风。”

吾友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君留意到中国的篮球足球跟洋大人比赛的场面乎？比赛结果，铁定中国输，盖身体不行，跑不动啦的总和组成世界，所有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命题的真假在，再跑肠子都跑断啦。而为啥身体不行乎，在骨骼的构造上，黄种人比白种人先天的就小，再加上中国同胞后天的虚脱，怎能不望风披靡哉。中国和日本一旦有点别扭，我们就破口大骂他们是“矮奴”，其实我们固不配骂也，真正该开骂的是西洋大人，而挨骂的倒应是我们自己。柏杨先生这一生从不跟洋大人吵架，就怕他在我身上找毛病。大人如此，孩子亦然，中国孩子和洋孩子站在一起的镜头，你看见过乎？不知有何感想也。

中国孩子和洋孩子在一起玩，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的孩子神­色­呆滞、面目焦黄、脖子细长，四肢活像四根麻杆，使人担心随时会折成两截。而人家的孩子，不管男孩子女孩子，一个个两颊红润，大眼睛溜溜发光，活泼得像一只小老虎，左也蹦焉，右也跳焉，对世界无畏无惧。所以我深怕洋孩子偶一失慎，一个劈空掌真能把我们的孩子的手臂劈断。不要说跑到外国看啦——跑到外国去看，举目所及，全是洋娃娃，不容易比较。柏杨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九二○年代，曾在奉天做过一任差事。奉天乃华洋杂处之地，冬天气寒，室外常在零下二十度以下，中国孩子上学时，一个个皮帽子、皮袄子、皮裤子、皮袖笼、长筒毛靴，而仍缩肩弯背。日本孩子和白俄孩子上学，皮帽子虽皮帽子，却不放下来掩住耳朵；皮裤子虽皮裤子，却只短到膝盖；下登皮靴，肩背冰鞋，像一群野生小牛，在人缝中奔跑乱钻。

东北籍孩子的身体是全中国孩子中最­棒­的，已经如此；台湾气候乃瘟生气候，体质已很难比得上，再加上后天的恶补摧残，真是更如小僵尸矣。不要说孩子啦，抬起尊眼瞧瞧大学堂的学生吧，有几个虎背熊腰的乎？有一天，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的朋友请我小聚，小聚之后，在其校园散步，他提醒我注意女孩子的腿。柏杨先生人虽衰老，心却年轻，最喜欢欣赏女孩子的腿啦。他曰：“看饱了吧？”我曰：“一辈子都看不饱。”他曰：“有何感想？”我曰：“美不可言。”他叹曰：“这不是美不美问题，而是瘦不瘦问题。”呜呼，真是瘦不瘦问题也。孩子们从小学堂就被压榨，心灵上虚伪，生理上萎缩，一直到老，都发育不全。而他们一旦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在先天上就更脆更弱，生下后再如法恶补一番，三代五代下来，中华民族真要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矮奴矣。林则徐先生曰：“鸦片不禁绝，十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嗟夫，恶补不停止，百年之后，不但无可用之兵，且无可用之民。届时中国国土上布满了衰弱瘦小、两眼无神的蠕蠕动物，哀哉。

一个在教育衙门当官儿的朋友，本人不便降贵纡尊，而教他的秘书老爷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危言耸听，过甚其词”。我想天下只有四种人会说我在“危言耸听”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过甚其词”：第一种是高级华人，有子女在国外。像柏杨先生，孙女儿还小，再等两年，我就送她去美国找她父亲、姑姑，入了美国之籍。第二种是高级官崽，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第三种是没儿没女的。第四种则就是教秘书老爷打电话麻木不仁的官儿矣。不过四种虽分四种，其特征却是一也，那就是：不明情况，漠不关心。

耶稣先生摆卦摊

今天报载，台北市有四位国民小学堂教习和一位国民小学堂校长，因恶­性­补习，被记了一过。站在政府立场，只好如此。官儿抓到倒楣分子，不能不办，也不能大办。前不已言之乎，不要说记过矣，纵是执行枪决，都没有用。君主时代，对叛逆的处罚可以说鲜血淋淋，灭九族，灭十族，一场官司下来，伏尸千具，可是照样吓不住谋反的朋友。无他，利之所在，只要值得，再大再重的赌注都有人敢往上押。事实上现在的恶补已转入地下，站在讲堂上明目张胆的呆头鹅不多矣。不要说官儿啦，就是做爸爸做妈妈的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补习。

呜呼，某一人家的客厅中焉，孩子们弯着发育不全的小腰，正在猛定，只听“笃笃笃笃”，有人敲门，一声吆喝，书都收到预定的地方，每人手中立刻塞了一个玩具，然后教习开门一瞧，原来是老张，大怒曰：“你怎么不按照约定的暗号敲？”老张歉然曰：“忘记啦，真对不起。”教习曰：“我的心脏不好，你再来几次忘记啦，我只有住医院。”然后扭头吩咐瞪着大眼的孩子：“快做快做。”噫，吁，嘻，危乎，密哉！恶补好像开赌场（还有一种更不堪的比喻，但却更为恰当，恶补岂不像凑合一批人关起门看春宫电影乎），不过开赌场演电影是怕三作牌抓，而恶补是怕督学之类的官儿抓。如果真的凡恶补的一律格杀毋论，恐怕不但锁门矣，简直还要武装戒备矣。

有些恶补的教习已经盖了高楼大厦。我有一个学生，有一天指着一幢高级公寓曰：“那是我姐姐的，五年前她还穷叮当哩。”我曰：“她一定做股票捞了一笔。”当然非也，股票还有赔的时候，而恶补好像耶稣先生摆卦摊，十拿十稳。无怪有些教习老命都拼上，从前不过五、六年级才恶补，现在三年级都开始啦（三年级的孩子才八岁，更惨无人道），凡是不参加恶补的学生，教习都另眼看待——上课倒是按照课表上的，但懂不懂在你。遇到没ρi眼的朋友，上课时一味信口开河，而且像从前武术师傅传教徒弟一样，啥都教给你啦，却留着最重要的一手不教。

有一则童话上说，太古时代，老虎身体太笨，转动不灵，眼看要活活饿死人道主义学说，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是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所，就去拜猫先生为师，请他教两下子。猫先生就教他啦，怎么跳高，怎么奔跑，怎么捕捉其他小动物。等到毕业之后，老虎一想，该教习没啥了不起，把他吃了算啦。于是，照着教习就是一扑，说时迟，那时快，猫先生只一闪就上了树。老虎先生曰：“老师老师，你怎么不教我上树呀？”猫先生曰：“老弟，幸亏我留一手，否则惨矣。”有些学堂教习，就是留着上树的一手——他当然不是怕学生把他吃掉，而是那一手除非你缴了恶补费，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才教，否则孩子就是国民小学堂毕了业，也弄不清啥叫繁分数，不要说考初中啦，在菜摊上卖菜都不够资格。

报上有一篇文章，谈的也是恶补，它说称之“恶补”不对，只不过是过度补习罢啦，它的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想“过度”未免是打马虎眼，故意减轻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孩子晚饭后做功课要做到十二点或一两点钟，如果只称之为“过度”，则补到九点十点，该叫它啥？把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个补成小僵尸，而只称之为“过度”，大概补到棺材里才能称之为“恶­性­”矣。现在这种情形，“恶­性­”两字尚不能尽其实，前已言之，事实上简直是谋杀，慢­性­的谋杀，不流血的谋杀，恶毒万状、斩草除根的谋杀，呜呼！

该文章治本之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我看延长义务教育恐怕仍是治标的办法，距治本还差十万八千里哩。君如果不信老人之言，现在不是马上就延长了乎？我跟你赌一块钱，你瞪大尊眼瞧着可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九年，只不过断了若国民小学堂教习的财路，那就是说，义务教育延长啦，国民小学堂的恶补可能消失，但初中的恶补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高中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二年，初中的恶补可能消失，但高中的恶补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升大学堂也。义务教育如果延长到十六，高中恶补可能消失，但大学堂的恶补同样也势必继续存在，盖孩子还要读研究所，要出国也。即令义务教育延长到二十年，从小学堂一直义务到他得打狗脱——这当然不可能，不过假定它可能吧，恶补也根绝不了，大家为了进入志愿的学堂，恶补仍会存在。

常有些人摇头曰：“怪啦怪啦，我们小时候从没有听说过哈叫恶补。”这和另一些人摇头一样：“我们从前出洋留学，也从没有听说过谁不肯回国的。”时代在变，如果我们没有新观念来接受逼面而来的现实，仍用古老的想法去想联。它在中国殷周之际已产生，其后战国的荀子、东汉的王，恐怕一辈子都难想得通。其实岂止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花样，就是十年前也没有这种花样，现在如果只轻描淡写地说它是“过度”，则将来不仅孩子变成小僵尸而已，终有一天国亡家破，死无葬身之地，还不知道为了啥哩。

夏禹帝姒文命先生治水的故事，可作我们的参考：他爹治水，只知道“堵”，堵的结果，天天忙得要命，而问题天天发生。记过啦、撤职啦，呼天抢地，似乎煞有介事，不过只在“堵”而已。呜呼，堵如果能成功，老太爷的头砍不下来矣。姒文命先生的办法是“浚”，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即先瞧瞧它的源头，学院派谓之“正本清源”者也。先在源头上下功夫，然后才有希望把教育纳入正轨。

（柏老按：延长义务教育不能消灭恶补，我老人家在一九六○年代，就以铁嘴身份预言之矣，当时没人相信，而今一九八○年代，果然恶补得更为厉害，嗟夫。）

谁都阻挡不住

恶补是一种苛政。柳宗元先生认为：凡是苛政，都猛于虎。其襟何止猛于虎而已，同时也毒如蛇。不过别的苛政，大家一致反对，只恶补这玩艺，大家虽在表面上一致反对，私底下却喜之不暇。把活活泼泼的孩子蹂躏成小僵尸，该是多么残酷的事，可是父母却甘心情愿，教习也甘心情愿；即令父母教习不甘心情愿，孩子们自己到了五、六年级，已经懂事啦，一瞧前途茫茫，他自己也甘心情愿，正因为“都督打黄盖，愿打愿挨”，所以谁也禁止不住。政府官儿虽然努力在禁，但他们一面禁，一面却又努力制造非恶补便不行的情况，好像一个人一面嚷嚷烤死人啦，一面却往火堆里添柴，它怎么能不烤死人乎哉？

显然这不单纯是政治问题，更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就是需要问题。柏杨先生最近晕晕陶陶，想开一个“飞腿补习班”，专门教孩子们打各式各样飞腿，请问阁下，有人来乎哉？不要说柏杨先生，就是恶补大王补习打飞腿，都没人上钩。为啥没人上钧乎？学会了打飞腿，没有用也。不过一旦初中入学考试有一门功课是打飞腿的，把顽童们排到院子里，看谁的飞腿打得多，打得高，打得花样百出，谁就金榜题名，那时候你看柏杨先生门庭若市吧。不要说顽童啦，如果出国考试也考打飞腿，则妙龄女郎焉，半老徐娘焉，年轻小伙焉，恐怕都得拜我为师，届时我一小时收一百元，发了大财，第一件事就是天天吃一个荷包蛋（听说荷包蛋奇补）。

有需要才有供应。正人君子可能说该需要是不正当的，不过他如果有孩子读国民小学堂的话，他就知道这种需要正当得要命。即令是不正当的，但正当不正当是一回事，需要不需要又是一回事也。于是乎顺调大王大怒曰：“照你说来，我们对恶补没有办法拉？”呜呼，当然没有办法，越大怒越没办法。别瞧官儿拍桌子打板凳，认为靠着他那一权力就可消除恶补，他要能消除恶补，我输你一块钱。

这种畸形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竞争，苏秦先生把头发挂到梁上，用锥子扎自己的ρi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为啥如此？因他被其他的游说之士挤垮，要想战胜别的竞争者体“。”种的逻辑“是社会存在的逻辑。”种“就是民族、阶级、，唯一的办法只有如此；恶补的结果不辜负他，他最后母于佩上六国相印，连迎接他的嫂嫂，都趴到地下吻他的脚。他阁下如果一垮到底，顶多待在家里抱娃儿而已。孩子们国民小学堂毕业后，如果不能升初中，他将有什么遭遇哉？做事吧，学识太低；做工吧，年龄太小；只好在街上闲荡，断送一生。用他一生的前途和恶补比较起来，当然是非恶补不可。有几个做父母的，不下恶补的狠心耶？

延长义务教育和记过撤职，都不能解决恶补。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英明过度，对凡是失地失城的官儿，一律“逮京处斩”，虽然如此穷凶极恶，失地的照样失地，失城的也照样失城，盖非愿意也，是木法度也。记过撤职亦然。昨天晚上，我去台湾省教育厅一个官儿府上借钱，看见一幕奇景：他的自用汽车开到马路上吹风，而在汽车间里，摆上长桌，有六七个孩子，正埋头做功课；教习一人，双手后背，悠哉游哉，来回巡视。盖该官儿怕他孩子单独补习寂寞，所以招揽了一大群，共同奋斗。我眼前立刻浮起他对记者谈话时，要誓死根绝恶补的嘴脸，本来想问问他有啥感想的，可是问了又怕借不到钱，也就没问，不过心里却一直忍不住痒痒的焉。

恶补是一个阻挡不住的潮流，这种新的形势，不是硬化了的脑筋所能了解的，我们目前方法，仍是用防空壕对抗核子弹头的方法，挖再多的防空壕，一个个累得气喘如牛，仍没啥用。呜呼，这是一种剧烈的竞争，而竞争之所以剧烈，来自人口不断而英勇的增加。有人统计说，台湾人口一年增加一个高雄市，大家听啦，魂飞天外。其实恐怕还要严重，依马尔萨斯先生人口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那就是说，去年增加了一个高雄市，今年增加的则不再是一个高雄市，而是两个高雄市矣。明年增加的不再是两个高雄市，而是四个高雄市矣。后年增加的同样也不再是四个高雄市，而是八个高雄市矣。盖新增加的高雄市逐渐成长，他本身也要生孩子，也要增加高雄市也。

现在国民小学堂多半实行两部制，上午制的学生上午上学，下午制的学生下午上学。柏杨先生有一次去彰化避寿，亲眼看见下午制的孩子，蹲在一棵大树下宋明理学即“理学”。，阳光如箭，­射­到他们头上，昏昏沉沉，教习有气无力，其声如蚊，不禁唏嘘久之。不过这是两年前的事啦，经过两年的时光，我不但不再唏嘘啦，反而为他们庆幸不止，总算有棵大树可遮一下的。再过两年，连大树分配不到，恐怕只能蹲到稻田里上课哩。

国民小学堂实行两部制，当然是因为教室不够。看起施政报告，每县市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占一个县总预算的六十、七十、八十，就有人猛嚷超过宪法啦。其实把一个县的全部收人用到教育上都不够，假如每年顶多不过盖五百幢教学楼，而生出的孩子却一千幢都装不下，在稻田里上课还算吉星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一个孩子发给一个救生圈，泡到海水里上课也。

杀风景

要想观光事业发达，也就是说，要想使洋大人的钱心甘情愿地塞进我们的荷包，单靠观光旅馆达不到目的。洋大人到了中国，决不会一下飞机，就住旅馆，住了几天几夜，啥地方都不去，即行兴辞，天下有如此混蛋的旅客乎？所以，仅只旅馆招揽不来财宝，必须各方面都能配合。

（柏老按：到了一九八○年代，竟然他妈的真有这种混蛋旅客。有些日本人，来到台北，一头栽到旅馆里，和妓汝小姐难舍难分，回国之日，才出旅馆大门，嗟夫。）

不但单靠观光旅馆招揽不来财宝，便是单靠台湾这些名山大川，也一样招揽不来些啥。我们这里整天吹牛的景致，若阳明山，若日月潭，若大贝湖，简直不要说唬不住美国人，便是阿比西尼亚的人恐怕都唬不住。阳明山之糟，及所谓“花季”之陋，能把人活活气死，乘兴而往的，归来后无不骂街。这种地方，请眼界甚阔的洋大人去逛，能有好口碑哉？日月潭同样的惨，那么大一片水，只不过三个去处——番社，文武庙，光华岛，连个能坐一坐喘口气的沙发都没有。番社总算可热闹二十分钟，不过除了那些紧盯着你身上钱袋的番女之外，啥也没啥。坐一天火车、汽车，还得住上一夜，看的只不过是那些玩艺，只好自叹命薄矣。大贝湖似乎雅一点，但实际上还不如大陆上小县份里的私人花园。

山川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如果能有人念咒把西湖搬来，或者把珠穆朗玛峰移到玉山之上，当然妙不可言。目前既无此人个系统中，除对概念进行分类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便只得就原有的东西设法。山川之不足观，海岛往往如此。即以日本最为夸耀的富士山而论，仔细研究一下，又算个啥？跟叫化子扣在泥地上的破碗一样，孤陋单调，不忍座睹。天下如果都是这种“倒扣破碗”的山，人类活着真没啥意思矣。然而经过日本人一番装潢烘托，硬是弄得漂漂亮亮，就比我们高明得多啦。

像日月潭，其实绝对可以改造成一个诗一样的天地。西湖之所以名天下，有原因二焉：一是有建筑，二是有文化人品题。有建筑则眉清目秀，东处有亭，西处有一台，南处有一楼，北处有一阁，曲径必须乱通，那地方才可留恋。台湾名胜都是直来直往，索然无味。希望能筑起环湖马路，遍植杨柳，柳下绿草如茵，排排沙发（台北新公园那种木椅上加铁栏的小家子气办法，千万弃之为宜，宁可教人躺在上面睡大觉），沿湖至少可辟出两处以上的游泳场。巴掌大的光华岛上，可建一座七八层的楼阁，内设各种花样。主要的还是通往台中的那一条公路，听说已铺柏油，当然是个喜讯——过去石子路，不但灰沙扑鼻，弄得浑身上下一团泥土，而且ρi股被“颠”得都要痛上半天，有志之士，无不望而生畏。最好能有办法使车厢冷却，盖夏天乘车，烈日当顶，犹如烤笼。中国人天生地受苦命，还无所谓，洋大人便不易吃得消也。

地以人而扬名，中外皆然，滑铁卢不过一个小镇，和有女镇长的台北县的三峡镇差不多，但拿破仑一个败仗成全了它。西湖之所成名，因为有岳飞坟焉，有苏小小坟焉，有秦桧先生跪像焉，有苏东坡和佛印开玩笑处焉。因有无数文化人题诗之故，来逛的人，见一坑水，曰：“苏小妹­祼­浴处也。”见秦桧头上温湿，曰“旅客撒的尿也。”见风景画，曰：“果然浓妆淡抹总相宜也。”互相吸引，兴趣自昂。我们为啥不在日月潭也铸一个希特勒先生的跪像，跪在“自由”、“人权”、“和平”三个神像之前，以便旅人玩之污之。即令不铸希先生的像，一旦有了建筑之后，也得有无数佳话，才能勾住人心。这佳话如果也有洋大人在内，好比说，洋大人追求中国小姐，父母不允，二人双双投潭殉情之类，这佳话的宣传意义和教育意义就更大矣。我的意思不是说花钱雇一个洋大人去自杀，而是说，离了文化人，就没有名胜！

吾友金圣叹先生曾指出很多杀风景的事，盖境界不高或幽默感不够，往往使人诚惶诚恐，前几年台中公园门口有一件艺术品，某大官偶尔诧异曰：“那玩艺是啥？”市政府官员遂大恐下》始有“宋尹”并提之说，称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立刻毁去。幸亏毕加索不生在中国，他如生在中国，即令饿不死，也会气死。其实这故事不过尖锐一点，为人所不忘。值此乱世，杀风景的事固触目皆是，多不胜收。记得一九四九年，柏杨先生初来台湾，见报上说日月潭毛王爷如何，大公主如何，二公主如何，小公主如何，心中怦然而跳。盖王爷也好，公主也好，都是贵重之人。可是前年，毛王爷忽然发表一声明曰：现在是民主时代啦，哪里来的什么王爷酋长？故他既不是王爷，也不是酋长，而只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村长。呜呼，如果金圣叹先生在世，这一下子又多了两个杀风景项目，一曰”园前拆碑“，一曰”王爷下野“。毛王爷者，谁都知道不过是随口称呼，根本没有反叛恶意，而仍不能放过，苦苦地逼他一番声明，该官崽脑筋上的细胞，定有奇异之处。把高山族叫同胞，真不知如何”同“法，如果讲血统，他们的同胞在马来亚。酋长自比小小村长，有号召力，毛王爷自比比毛孝信响亮。如今王爷酋长已垮，可抛过不谈。然公主之事，却不可不研究研究，盖日月潭离不开公主，公主也离不开日月潭，而公主现在的生财之道，只有陪人照像一途，照一次像收取若­干­。这种酸兮兮的交易，据说收入尚佳，以致引起别的山地女郎眼红，也纷纷抛头露面，陪人照起来。其名号虽不叫公主，却是什么白牡丹、什么红牡丹，以及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花“”叶“等等。于是，旅客到了番社，除了被女孩子东拉西拉照像外，没有别的事可­干­，也没有别的东西可看。过去还有跳舞节目，近来跳舞似有渐趋没落之势。即令有时候跳跳，出场的也都是些二流角­色­，了了草草，三分钟结束，旅客们在窄小的街道上徘徊踯躅，想找个椅子靠靠，喝杯没有小动物尸体的茶水都没有。

公主一词，何等荣耀，柏杨先生第一次逛日月潭时，心怀敬意，眼观鼻，鼻观心，诚心诚意往谒。走到厨房，见一脏女娃正俯灶下吹火哩，敬询公主何在，她答曰：“俺就是。”不禁吓了一跳。该女娃头发蓬松如乱草，两条红豆洋­棒­的巨腿，赤脚穿着木屐，丑而且臭，趾甲里全是污泥。照像时，公主以粗手拍我的肩膀曰：“你卡好，我们结婚。”“我嫁你好不好？”言毕且搔我老人家膈肢，若酒家女然。可是等到照过了像，立刻翻脸若不相识，手执算盘，口中念念有词，曰：“某处一张！某处一张！”边算边打，少一块钱她便拉住你咆哮不已。

于是我想，为何不设计一下乎哉？观光协会在出国考察、做点生意之余，如果有钱，不妨考虑考虑，依着北京王府井形式在番社建一毛王宫焉，公主都应该读书识字，学会应对进退，着古装而有婢女伺候。旅客来谒，先在门房登记，由秘书先予接见，欲拍合照者，由秘收内禀，然后姗姗而出，拍照后即退，决不乱搭腔，也不索钱。照由御用摄影师拍之（严禁自带照像机），你要照片，可向摄影师接洽，这时，看旅客猛掏他的腰包吧。价钱可高，次数宜少，俗客不见，大官见之（他有权有势，不见准有后患），文化人则不但见之，且定期赐宴，令其作诗作画，以颂以祷。如此这般，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越是难见，越是想见，越不要钱，越是有贱骨头孝敬。只要稍花一点资本，特别强调公主的皇家血统，不妨再制造一些神话，译成洋文，那真要发大财矣。现在这种搞法，要公主亲自下手，戋戋之数，可怜可怜。

异乡人

山川名胜，因为观光事业最大的一环，但仅靠山川名胜不行。刚果共和国即令有再好的山川名胜，除了探险家外，恐怕没有什么旅客上门，盖面对着­妇­女随时有被­奸­，男子随时有被剥皮的危险，没有太多的人肯兴兴头头地前往那地方试运气也。何况，地文和人文有密切的关系，地文非人文不名，老天赐给你再好的奇景，如果你一塌糊涂，再奇的景都会被淹没。我曾悲哀地想，如果日月潭、阳明山落到美国佬的手中，恐怕早面目一新矣。

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一直缺乏灵­性­，很多道貌岸然闻之大怒特怒。但别的东西上有没有灵­性­，那是另一个问题，若仅论观光事业，固实在是看不出啥灵­性­也。观光过中国复又观光过洋人国的人，恐怕心中定有一个比较。有些卫道之士，著书立说，常曰：“我们中国人好客。”这种美德汉唐之世有没有，我不知道。孔丘先生言论集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确知不误的，乃二十世纪的中国同胞，实在并不怎么好客，而且非常地“欺生”，欺你是个生客也。

抗战时大家流落四川，四川为天府之国，比台湾大矣富矣，可是他们对非四种人一律称之为“下江人”，西康省明明居于上江，也硬称之为下江，以便简化。你到街上买东西，一听你是下江人口音，便自然而然地涨上一倍。有时和本地人起冲突，有人登高一呼曰：“打下江人呀！”真是耕者放其锄，骑者下其马，一拥而上，头破血出。抗战胜利后，我到东北，乃忽然一变而为“关里人”，乃山海关里边的人也，到东北的四川哥子此时也瞪了眼，初次尝到异乡人滋味矣。关里人的遭遇似乎比下江人更糟，不仅有挨打的危险，有一次我和某一位本地人打架，他告诉他的喽罗曰：“把那老头丢到野地里喂狼。”盖杀人易，灭尸难，东北地冻天寒，野狼如海，不要说一个尸体，便是一个活人，落入狼爪，一刻工夫，骨头都没有啦。再后则来到台湾，不用多加解释，又成了“内地人”矣。回首前尘，实在找不出中国同胞好客之道，故中国诗人作诗填词，每多伤离思乡，如果真的宾至如归，则乐不思蜀，何来那么多难过乎？

这种不好客和欺生的气度，用到中国自己同胞身上，只好自叫倒楣，无话可说。但却不能不使人愤慨，愤慨积得太多“感觉集合”相同。，仇恨便油然而生。《稗官野史》上曾记载一故事曰：张献忠先生年轻时，推独轮车去四川做生意，被一群四川流氓推入谷底，把货抢走。他爬起来赴乡长那里理论，一口陕西土腔，众人竟反咬他一口，乃挨了一顿臭揍，驱逐出境。于是，不到十年，张先生成了贼大王，率兵屠川矣。欺生的结果竟至如此严重，而迄今仍有些地方照欺不误，你说人们能接受历史教训乎？

对仅仅是异乡人尚且如此，对洋大人更不用说矣。“鹿特丹”号的洋旅客在基隆停留六个小时，前来台北参观手工艺品中心，其价钱之高足可把人吓跑，市价不过值三五十元，该中心硬要卖二百元，使洋大人大摇其头。洋竹杠敲到如此无耻程度，还搞啥观光事业？索­性­开个屠场，见洋大人即掳而烹之，岂不更简单明了。

其实，这种毛病，不单手工艺品中心一家才有，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没有，洋大人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简直如置身亚马逊河吃人部落，每一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发一点洋财。被骗得晕头涨脑，回到船上，能对这个地方有好感乎哉？

观光和人品

台湾的风景名胜，似可用八个字评之，曰：“一览无余”“简单明了”。这大概跟构成岛屿的山脉形势有关，但也不能说跟人事无涉。日月潭深锁在群山之中，汽车隆隆，攀登三四个小时，不过一霎工夫，便玩了个完。而且玩得索然无味，就是用显微镜也找不出有一滴可供留恋，或可供回味之处。

因之，柏杨先生觉得，除了“王爷”、“公主”应予改进外，其他方面应予改进之处，似乎更多。好比：游艇如改为­精­致的大型画舫，以­精­通中、英、日、西诸种言语且有歌喉的少女划桨，上备软椅、咖啡、香茗、可可，则仅荡漾湖心，便可尽一日之欢矣。环潭马路，如早日筑成，铺以柏油，围以栏杆，柳荫如画，到处有长椅翠廊，无论双双情侣，或扶杖老人，或手携儿童的中年夫­妇­，徘徊休息，不畏烈日，亦不畏风雨，则仅绕湖散步，亦可尽一日之欢矣。春夏之日，如备橇板汽艇，供华洋青年作滑水之戏，不会者教之，会者优待之，不但主持人赚钱，更多一锻炼身心运动，则仅戏水一项，又可尽一日之欢矣。现在日月潭入夜之后，一片漆黑，幽幽如鬼城。不提倡夜游则已，如提倡夜游，则必须灯光如画，有歌女焉，有舞女焉，扩光华岛而大之，上设夜总会，则仅声­色­犬马，亦可尽数夜之欢矣。文武庙实在没啥，如筑盘肠公路，使汽车直抵庙前，庙再加以改建（按：中国之庙，其中甚暗，好像地狱，不知神仙老爷允许不允许亮一点耶？），周围再建棋社、乔牌、网球、排球、桌球、台球等场，以及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则仅室内逗留，亦足可尽数周之欢矣。现在关于日月潭风光，无一理想的介绍，如能斥资编写一册完全而且文情并茂的日月潭导游，详述历史、环境，与非介绍就不明白的种种奥秘，并附其他非介绍就不知道的怪事，分别以中英、中法、中日、中西、中泰、中阿拉伯等文字­精­印，内附大量彩­色­照片，则仅只阅读，又可再尽数日之欢矣。

当然，还有其他，如旅馆必须舒适，饮食必须可口——如不能可口的话，至少也要­干­净清洁。呜呼，侍者端汤时，往往一面走，他的大拇指一面在汤里英勇地洗澡，那恐怕是实在难以下咽。照像馆必须有本领在两个小时之内交货，而且应有印彩­色­的设备。如此，日月潭又是一番景象也。

怎么样把日月潭整理好，诚千头一绪，但都不是孤立的也。假使别的方面不能配合，它也好不起来。观光事业如果明白地解释为“公共关系事业”，似乎更切实际。再有了不起的名山大川一阶段即逻辑阶段中的最后、最高的观念。在黑格尔著作中，，和坐上去足可使人销魂的交通工具，如果游客碰到的男人都是官僚脸，女人都是护士脸或车掌脸，那个地方便没啥可爱之处。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对民族舞蹈演员面无笑容感到诧异，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宫女怨’，宫女当然愁眉苦脸。”但后来演至“喜相逢”“万寿无疆”，仍愁眉苦脸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说词也。过去我曾想到，可能黄种人天生地不会笑和不喜欢笑。可是到日本一瞧，他们那些黄种人不但会笑，也喜欢笑，除了车掌小姐会笑外，连开那单调如棺材的电梯小姐也会笑，乃大吃一惊。于是再追究中国人所以笑脸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无米少盐，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中国人的缺少笑容，对观光事业是一种威胁，但最大的威胁仍在中国人对陌生人的态度上。柏杨先生为某生走遍各省，发觉除了北平一个地方外，几无一处不“欺生”。前天陪一位四川朋友到街上买东西，台湾籍老板敲他竹杠，他大怒曰：“台湾地方最坏，欺负内地人！”我笑曰：“君记得抗战时，你们贵省同胞欺负下江人这事乎？”

人类是一种笑的动物，但女护士和女车掌例外。关于这一点，中国人呐喊了十余年矣，大概公共汽车管理处和台大医院（台北医院也很­精­彩）当局忙于搞红包，无暇改进之故型，存在于个别事物中的“隐蔽的质”，同时作为概念存在于，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变。看情形，除非把钞票摔到她们脸上，便是老天爷都无法教她们龇龇牙。

另外，女店员的面孔，似乎也应纳入改进之列。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如问：“还有好的乎？”曰：“更贵。”我有一个朋友，在外语学堂读书时，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托行，因购一件价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瘪，该老板伸颈细瞧其领牌，不屑曰：“你外语学堂毕业，当个翻译官，一个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是省点吧。”不过结果大出该老板意料，吾友竟然有钱买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当顾客看了两件不买辞出之时，上至老板，下到店员，无不怒目而视，口中念念有词，一种像被­鸡­­奸­了似的嘴脸全露了出来。如此生意，能做得好乎？如此待客不要说洋大人受不了，中国人同样也受不了也。于是，有人曰：没有关系，他们见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须知观光事业发达后，洋大人如过江之鲫，将逐渐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亦有富有穷，久而久之，劣根­性­复发，难免终有一天，华洋一视同仁。

坐计程汽车没有小账，应是中国唯一值得大吹之事（美国的小账困死人，日本便无小账），但仅此一项，难广招徕。不二价运动应设法展开，凡是在台北中华路买过东西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上当不上当全凭运气。柏杨先生从前曾发明一定律曰：“还他一个你根本不想买的价，包不吃亏。”结果不然，前日往购一皮箱，要价三百，我以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样不好，乃大声曰：“七十元”料想他宁去自杀，也不会卖，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呜呼，如何使中国人以善意和诚恳对待陌生人，不仅是观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不应等闲视之也。

确是良法

美国留学生协会秘书长海里斯先生，于日前发表谈话曰，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最感苦闷之事有二，一是政治局势，一是婚姻。前者苦闷，人皆有之，其味道都知，用不着多开讲矣。后者苦闷不是人皆有之，其味道固不是都知也。海里斯先生曰，很多中国人向其诉苦，坦率提出：“只要是个女人就行！”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想当年柏杨先生求偶条件有三：第一必须是“人”，其他动物则不可焉；第二必须是“女人”，男人则不可焉；第三必须是“活女人”，死女人则不可焉。如今在美国的各等华人，竟连死活都不管，只要是女人就行，其境况较柏杨先生更为惨烈，怎不令人抓耳挠腮乎哉？据移民局调查，执留学生护照的中国人，有一万二千之多。海里斯先生分析那些留学生和学者，一半以上，年龄在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其他也在三十岁左右，转眼也要进入四十岁大关。而婚姻不比读书，只要你能硬着头皮熬，学位总可熬到手。老婆固不然也，不但硬着头皮熬不到手，而且越熬越老，越是有点糟，即令学问再有成就，社会地位再高，诚如当年的浮士德先生一样，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头，对着满屋子他的大著和满世界他的荣誉，仍是空虚。盖他的人生历程只走了一半，且永远只走一走，自然心如火烧。

孟轲先生曰：“食­色­，­性­也。”可说明男人娶妻的重要。有些娶不到老婆，或娶不到他想象中那么好老婆的人，往往大叫独身，或往往大叫“事业第一”。悲夫，“光棍易当，五更难熬”，一张周薪十万元美金的契约书，不抵一分钟娇妻偎怀，和一分钟子女攀膝也。

海里斯先生怎么帮那些留学生的忙，我们不知道，不过台湾于去年（一九六○）输出一百个年轻貌美的朝圣团，则确是良法。但零零星星地­干­，不如大批地­干­，在国内彷徨无依的女子，只要能出国，立刻就身价陡增。有志之士，不妨从事此一行业，包管利市百倍，此柏杨先生敢和你打赌一块钱者也。

昨天谈到海外中国同胞的女人荒问题，使人有一种沉重之感。台湾虽然每年都有未婚女人出口，甚至像朝圣团那样，一出便是一百，表面上看来骇人听闻必然­性­的自由。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主要著，实际上如杯水车薪。无怪乎，台湾未婚女子，只要一登记机船，那边便立刻轰动，奔走相告，紧张万分。

依柏杨先生之意，组织一个新娘出口公司，扩大营业，是唯一可以解决海外女人荒的良法。第一步先在世界各国办理登记——以美国为例，凡想讨老婆的华人，应先缴一份经大使馆审核属实的自传，写明他现在的职业和将来可有什么升迁的希望，再写明收入多少（关于职业与收入，应由其服务的单位出具证明），然后纳登记费美金一百元（这是暂定数，依实际情形增减），将他阁下所需要的新娘条件，详细开列，公司即以之收费。好比说，他需要的是一位大学堂程度，三围适合，面貌漂亮，年龄三十岁左右的小姐，便得收他一万美金到十万美金。不过这一万到十万，并不需要马上就缴，只要先缴五千元或一万元便可，未缴之数，由大使馆或殷实商号担保。然后由新娘出口公司，在台北、香港一带，广为征求，凡应征录取的小姐，由公司代办护照、代办出国手续，并一次垫付安家费美金五千元；至于制装、机票、船票和出国时热闹哄哄的场面，统由公司负责。唯一的条件是，到了美国之后，必须嫁给向该公司缴钱的买主，不能选择，否则她就要赔偿公司十万到百万美元。而对方则于见人后，缴付余欠（当然也可分期付款）。于是乎，想老婆的有了老婆，想去美国的去了美国，想发财的发了财，各得其所，便是观世音菩萨亲自下凡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如此高竿。

当然，一万到十万美元只是一个偶举数，假使对方的条件真像海里斯先生所说的，“是女人就行”，我想一千元便差不多啦。但那新娘可能不识字，安家费也可能只有五百元，而且是坐三等舱的运货船前往。总之，一分价钱一分货。新娘出口公司必须保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不但对华人可以服务，对想讨华女的洋人，亦可如法炮制，只价钱不妨高一点耳。

专门输出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这玩艺是洋玩艺，凡是洋玩艺弄到中国，无不如疾风之摧衰草，土玩艺无法抵挡。不过这个节日总算有相当意义，曾有一则小幽默曰，母亲节那一天，儿女们商量怎样为母亲庆祝，一人曰：“我提议买一条新围裙送给她，送她的时候请镇上的摄影师来拍照！”全体附议。因之，我们可以看出母亲的好处很多，其中之一，除了做母亲的可以有一条新围裙外，还可以使有些官崽圣崽，忽然想起了他也有娘，乃条谕秘书老爷，代他杜撰一篇怀念文章，以表示他也很孝很孝，盖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我既然如此地很孝很孝，老板不给我官做，给哪个乎？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两副面孔的时代：往家里一坐，是一副面孔；往办公桌后一坐，又是一副面孔。我有一位朋友便是如此这般而名列学者，位跻要员。该大人先生下班后，坐到沙发之上，口品香茶，手拿报纸，老母为他脱下皮鞋，换上拖鞋，一面向他诉说媳­妇­打牌去啦，已一天不归，老三有点发高烧，已请医生诊治，赵部长来过电话，钱委员送来两部大著，孙主任及李经理，先后来辞行赴美。大人先生不耐烦曰：“我知道啦，我知道啦！”下女抱着老三进屋，孩子口中正吃着­棒­­棒­糖，大人先生怒曰“谁叫他吃­棒­­棒­糖？”下女曰：“是老太太给的。”大人先生更怒曰：“吃那么脏的东西，不发烧也会发烧，一点常识都没有，教你带孩子，都得死光，混蛋！”因有客人在座（按：那客人就是柏杨先生），一时下不了台，该“混蛋”乃双手掩面，走进内屋。可是，母亲节之日，虽然天气不良，我们仍有机会恭聆他对该“混蛋”怀念的讲话，在办公室里，召集三五部下，谈到亲情如海，杀身难报万一之处，不禁落泪如雨。众部下为了饭碗，也着实感动，一齐叹息慈母伟大，其声盈耳；一齐赞扬大人先生孝恩可感，其声亦盈耳。大家退出后，四看无人，乃一齐不觉大笑。

呜呼，你孝我也孝，“孝道”是金字招牌，每人扛了一个，招摇过市，和“恕道”一样，都是专门输出请别人用的也。

德国有句谚语曰：“上帝不能与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母亲的爱，不是笔墨所能形容。而且母亲要比父亲苦得多，也比父亲更能付出自己。假使说父恩可以报尽，那么母思是报不尽的“正名”，以规定人们的名位、职守。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千千万万感人泣下的故事，说十年也说不完。

不过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假使你不怕扫兴的话，我便要举出《杀子报》为例。做母亲的为了通­奸­，竟然把亲生儿子­干­掉，大卸八块，装入瓷缸。喜欢看京戏的朋友，大概都有相当印象。柏杨先生小时候看此戏时，对那个妖艳女人，就感到浑身不对劲，暗暗祷告上帝，自己的母亲务必不要把自己也如法炮制。

到了现在，我虽然长大到再没有被母亲分尸之虞的年龄（按：吾已七十有四，老矣耄矣），但有时候看见有些做母亲的，仍不禁生出看《杀子报》时所兴起的那种最大的恐怕。我曾亲眼看到我的邻居，那位雍容华贵的阿巴桑，用竹条抽她女儿的脸，盖她的女儿年方十四，去年以三千元卖给老鸨，不堪蹂躏，逃了回来，老鸨问罪，她恨她的女儿竟敢背叛母亲也。我曾傻里傻气地去报告警察，三作牌曰：“妈妈打自己的女儿有啥？老头，你怎敢多管闲事！”

打开报纸，几乎每几天都可看到这种“慈母”杰作，姑念她们没有学问，不足为训。但有学问的母亲，有时也着实使人毛骨悚然。有一天柏杨先生前往台北万盛里访友感觉经验；其次是能认识到事物之间关系的经验；最高的是，看见两位顽童从污水沟里掏人家抛弃的锅巴吃。小店老板告曰：“他们是一个名叫夷光的女明星的孩子，该女明星飞泰、飞菲、飞日、飞美，现在则飞香港不归矣。做丈夫的空帏难受，不常在家，孩子们把给他们的饭钱，都吃了零食，饿得发慌，便只好到污水沟里打主意。最初邻居们尚同情喂之，天天如此，明星架子又奇大，也就没人管矣。这种母亲，真不知其恩何在，其爱又何在也。至于其他以麻将为生命的母亲，连女儿被­奸­杀了都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位大学堂毕业的母亲，一高兴就把她那脏脚丫让她那一岁大的幼儿吸吮。真是欲不难过，不可得也。

不承认是中国人

杨皓云女士曰：

谈到现光事业，你总是说日本如何如何（我相信），但你一定忘记有些同胞崇拜东洋人的心理矣（据说若­干­今天的知名之士，在电视里看见日本天皇，还下跪哩）。盖该等人士以为十全十美者，只有日本人。而十缺十无者，只有中国人。我说这话你或许不相信，高中时一位同学，我曾亲耳听她骂曰：“我就不高兴承认我是中国人。”我乃问之曰：“然则你高兴承认你是日本人乎？”她默然不语。呜呼，受二十年祖国教育的新青年，尚有此惊人之语，无怪乎本班有两位同学，为此还到科学馆后面痛哭一场。而柏杨先生你再三赞美日本人（当然他们也是真好），必有若­干­人更以模仿日本人为今世真理，给你来个观光旅社的女招待必穿和服焉，必鞠躬到地焉，必满口撒油那拉焉，届时从美国来的观光客，必以为乘错了船，到了扶桑三岛也。此不比在日本东宝歌舞团前大唱莫名其妙的日本歌，更恶心百万倍乎？故我建议你以后称赞日本人时，三两句就可。其实又说回来啦，凡是对书本杂志多瞧几眼的人，谁不知道日本今天工业进步，观光事业发达哉？痛心的是，每一提到日本人的优点，就有爱国同胞曰：“你是死人？如果不是日本发动侵略，共产党哪有机会坐大？我们哪有今天？你还说他们好？”可是美国在数月前还在日内瓦要共产党代表保证对台湾绝不先动手，有谁敢痛诋之乎？盖中国人的西崽活像没有骨头，我虽才活了十七年，已一览无余了矣。//杨女士才活了十七岁就一览无余，真是时代进步，连孩子都聪明起来，柏杨先生一直活到七十岁，才恍然大悟，真是老不如小也。杨女士年纪轻轻，然而行文如流水，较当代大文学家还过之。如果肯虚心学习，经我老人家再加指点，将更了不起，拭目可待也。不过杨女士这一段议论，前后矛盾，前段猛训我不可称赞日本人，后段却替称赞日本人的朋友打抱不平。然而主题固是一贯的也。

首先我向那两位跑到科学馆后面痛哭的同学，致无限的敬意，假设能把他们的姓名见告，柏杨先生拟赠书两册，略表寸心敬意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想不到中华民族有此青年，我们应快乐才对。至于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请杨女士不必为这个着急，盖硬不承认没有用。人虽是万物之灵，可以选择任何一件东西——好比说，我嫌蓝­色­衣服不好，可穿黑­色­的焉；我嫌屋子太小，可住大一点的焉；我嫌胖胖的小姐不好，可追瘦瘦的焉；我嫌坐公共汽车太挤，可改坐三轮车焉——可是只有一件不能选择，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有谁先在空中观光一番，调查了父母的身世前途，品格财富，才投胎的耶？如果连父母也可选，恐怕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累都要累死，至少生下十万八万。若柏杨先生府上，家徒四壁，那些小­精­灵恐怕都会望望然而去之，还打算有儿孙乎？

父母既是不能选择的，如果父母是中国人，那他就铁定地非当中国人不可，再踢腾咆哮，只能献丑，对事实不能有所改变。我们常看到报上有“脱离父子关系”的广告，那才叫奇文共赏，天下啥关系都可以脱离，只有父子关系如狗皮膏药，硬是揭不下来。一○年代初，有一位满族的什么“格格”（郡主，她在外洋自吹她是公主），发誓非洋人不嫁。那时美国还不吃香，乃嫁了一个英国伯爵，总算打上了如意算盘，可是无论她长得多么漂亮，无论她的英语多么流利。英国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始终是关着的。犹如我们的朋友中，忽然有一位太太是非洲窝丸其族的酋长之女，目睢睢而牙峄峄，过年过节吃饺子或是举行家庭聚会，能请她乎？盖总觉得有点距离，多少有点别扭，不愿因为她一人而使大家均不欢也。在该“格格”想，丈夫的国籍乃妻的国籍，俺这一番成了洋婆子矣，却不知道一旦到了那种地步，她的中国国籍反而更为明显，人人都要挑明她是“中国人”，真是用铁钳拔鼻，都木法度。

法律上的国籍，可以很容易地去掉，大爷大­奶­只要在美国国土上生了一个娃，便可成为美国公民，但血统上的国籍，尤其肤­色­有别，便是再大的英雄，再厉害的学问，都束手无策。前些时接到一位人美国籍的朋友寄来全家福照片，一大群小孩，和台北街头的娃儿一模一样，他就是连姓都改成“肯尼迪”，人家照样也要说他是中国人，你说痛哉不痛哉？杨女士那位同学，幸亏她还在中国，如果她已到了外洋，而再以中国人为辱，你想她还能愉快地活下去哉？以己之心，度之人意，可知其梗概矣，一个刚果籍太太如果痛诋她的祖国，并以当刚果人为羞耻，我们对她还看得起耶？

至于说到对赞美日本的人，多有责备，而对美国人乱搞，却没有一个敢作声，其实固没啥可稀奇的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文，吃谁的饭自然就得听谁的吆喝。三十年风水东西转，鸦片战争后，英夷最为当行；甲午之战后，日夷也Сhā上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夷代之出笼。大官之辈整天看人家的颜­色­，几乎成了习惯。如今既是美国人的天下，只要和美援沾上点亲，不贵焉就富焉，纵是天大的傻子，都不肯得罪衣食父母。前几年教育部一再通令各学堂不准讲日语，而且还派督学之类的官去查，我当时便开腔曰：“因何不准说日语乎？”答曰：“因日语是外国语。”我曰：“然则英语也是外国语，为啥可以乱说？”该官语塞。呜呼，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结果有的见了东洋人发麻焉，有的见了西洋人发麻焉，各走极端。中国弄到这种地步，能怪谁哉？

杨女士的信很长，我们讨论到这里为止，敝大作出版后，当奉上一册请教，多寄的五元六角，不再小家子气退还矣。谨谢，谨谢。

一切为出国

即令老头老太婆凭其人生经验，没有看走了眼，也不见得一定有了不起的价值。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头老太婆，具体地比喻吧，像大学堂教习焉，像中学堂教习焉，像若­干­大小官儿焉，他们对子女前途最高的境界，仿佛是一系列的，其顺序如下：升小学——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出国留学——在留学国教书或找个机构当差。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尊脑里，孩子们要拼命地升学、升学、升学，一直升到大学堂毕业。然后拼命地出国、出国、出国，一直出到麻省理工学院。再然后拼命地谋事、谋事、谋事，一直谋到一个教习的位置或一个实验员的位置。然后再拼命地——现在已没啥可拼命的啦，只有寄钱啦。柏场先生老朋友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不成文法，子女当博士的，每月寄二百美金回来，子女当硕士的，每月寄一百五十美金回来，子女当学士的，则每月寄一百或八十元美金就可以矣。于是老头老太婆喜欢得就像谁在他们ρi股底下放了一个二百二十瓦的电炉，烧得他们简直坐不住，东跑西跑，宣传儿女真孝顺呀。众人一听，一个个伸长脖子，自叹儿女不争气，仍留在台湾努力建国。于是老头老太婆身轻如燕，认为传种有人，死也瞑目矣。又于是，自然而然地，凡能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才算有前途、有出息。凡难以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不要说当女婿啦，就是当他的上司，他都瞧不起。柏杨先生非常赞成升学，也非常赞成出国，但一个人如果以在美国当教习和当职员为人生最终极的目的，以每个月能寄回若­干­美金为对后生小子最高的评价，实在觉得有点邪门。不要说人生理想矣，就是纯功利观点，投了三十年的资，一个月才不过收到二百美金的利息，也划不来。至于说传种，美国是世界上最优先的核子弹靶场，似乎不见得一定能传了种，即令能传了种，到了孙子这一代，恐怕也难以认得老祖宗也。我的老朋友中，还从没有听谁勉励过他的子女到了美国后。要做一点“改善生活”之外工作的。不要说学理工的啦，就是学文法，也没有人勉励过他的子女立志要为两国间文化次序贡献点啥。而只跟柏杨先生一样，一脑子钱钱钱钱钱钱钱，嗟夫。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但也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一旦在这上面起了冲突，唐国桢女士和许南阳先生自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子女的，势必非“恍然大悟”不可也。

五代时冯道先生，官做到太尉燕国公，死后封为瀛王，而且一直活到七十三岁，与死圣人孔丘先生同年哲学界的批判。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辩，因自号“长乐老”，著书立说，数百万言，把他在唐晋汉周四个王朝所得到学历经历，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时是“契丹帝国”——所得到的阶勋官爵，—一排列，自以为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司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好不快哉。他阁下临死之夕，把儿子冯吉先生，叫到床前，谆谆吩咐，教他做官处世之道。说到得意之处，以为儿子一定聚­精­会神地听哩，睁眼一瞧，谁知道儿子已经睡着啦。冯道先生当时几乎气得要爬起来不死啦，儿子惶恐曰：“大人息怒，你那一套不讲我也晓得，反正是教我如何钻营奔走，如何保持禄位罢啦。”

冯道先生的荣华富贵，真是应有尽有，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学术地位有学术地位，要寿有寿。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佩服他，对他老子认为最恰当正确的道路，感到没啥没啥，盖境界不同故也。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有名的西洋《金瓶梅》，英吉利查禁了几十年，最近才算开禁，台北街头固有得卖焉。对啦，阁下正人君子，当然没有看过，还是由我介绍一下为宜。查泰莱先生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想不到一仗下来，受了重伤，腰部以下，完全麻痹，连走路都只好坐轮转椅，更别说跟太太颠鸾倒凤矣。不颠鸾倒凤没有关系，但一想起他的万贯家产，而又膝下犹虚，就大急特急。于是想出了­借­种妙计，建议他太太去另外找一个男人，一则解其寂寞，一则也好生个儿子，使烟火不绝。他太太最后答应啦，而且问他曰：“我如果找了一个男人，你要不要知道他是谁？”查泰莱先生曰：“我不要知道，但我相信你不会找一个坏男人的。”太太曰：“你这话原则是对的，不过我事先要提醒你，女人和男人对坏男人的看法不同。”当丈夫的没话可说，于是如花似玉找到了他们家一个看守茅屋，连英文都说不纯正，而又有妻子的园丁。在阶级森严的英国，查泰莱先生几乎非吃巴拉松不可，而他太太不特此也，后来还索­性­放着男爵夫人不当，而嫁了该园丁。

呜呼，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男人对男人的看法不一样，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跟女人对女人的看法不一样。父母和子女对有没有出息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同样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压根儿否定人生经验，那是血和泪的结晶。我们只是说，人生经验往往只胶柱过去，对崭新的形势和变化，往往不能接受。它当然可能仍价值连城，但也可能错误。都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每一桩人生经验都崇高可敬和正确，做父母的如果自信过强，怎么不抽­棒­乱打？

西崽情意结

于是乎有人开腔啦，曰：“英语是国际语言呀，说英语并不丢人呀。”说英语当然不丢人，不要说说英语啦，就是说匈奴语鲜卑语，都不丢人，盖言语不过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天下没有谁规定哪一种言语丢人的。但问题就也出在这上面，只小民觉得不丢人没有用，在西崽的尊脑中，说中国话却是丢人的也。在某一个场合，用英语合宜，当然用英语，在别一个场合，用阿比西尼亚语合宜，当然用阿比酉尼亚语；但在并不宜于用洋大人语文的场合，却用洋大人的语文，便是结结实实的畸形人矣。呜呼，我们再重复一句，西崽不西崽，畸形人不畸形人，和知识程度以及社会地位无关。君不见香港中文大学堂排挤钱穆先生之事乎？该校教务筹划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成员五人，即：该大学校长李卓敏先生、联合书院院长郑栋材先生、崇基书院院长容启东先生、该大学教务主任胡熙德先生，另一位就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先生啦。报上说，该筹划委员会一开起会来，大家全部英语出笼。中国人在以中国语言为主的大学堂之中，对象又全是中国人，却用英语发言，这也是人类一大绝件。钱穆先生大概发现“佛也救不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辞职撤退。

中文大学堂是英国人主动办的，早在一九五七年，汇丰银行大股东开斯维克先生便建议在香港大学设立一个中文部，后来英国政府又派了一个富尔敦调查团去香港调查，才终于成立。嗟夫，连身为殖民地主子的英国人，都感觉到中国语文不可侮，万不料中国的畸形人并不如此想也。读者老爷如果想参观一下高级文化西崽的嘴脸，不妨赶快办出境证，去香港中文大学堂，一瞧便知。咦，今天报上载，李卓敏先生不是经台北去东京乎？能看到他的记者真有福矣，可惜其他三位没有随行左右，否则为之一一塑像，送到西崽庙陈列，大家的印象必当更为深刻。

我们无意对李卓敏先生之类的所评论，风吹烟消，西崽分子在任何华洋人等眼中，都没有重量。君不见两晋南北朝时乎？软骨动物固都有“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这种镜头，中文大学堂里西崽所表演的，一模一样，不过是改啦，改成“华人学得英人语，会议桌上整华人”。这种气质心理学上应有相当解释，大概是一种极度的自卑感，似乎可称之为西崽情意结，由自尊的丧失和补救的迫切而产生，这种情意结发展到极端，不但以自己的语言为耻，以自己的种族血统为耻，也以自己的父母为耻。美国很多年轻黑人，便是被这种情意结所控制，悲剧闹剧，由此而生，不独中国的西崽分子为然也。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言语是国际­性­的，有人异想天开，发明了“英语优秀学”，说它如何如何的好所采用。，如何如何的妙，所以英语了不起呀了不起，发明这种学问的人，应该隆重颁给他一座西崽奖。在西方世界，古之时也，拉丁语是“国际语”，罗马帝国强大不堪，东征西代，把弱小民族打得哭爹叫娘，拉丁语自然威不可当，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写书，还是以拉丁文为正宗，只有在写小说、散文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时，才用英文。盖他们深信，拉丁语是国际语言，将流传千古，而英文不过是一个地区一小撮民族的方言，终有一天完其蛋也。后来法国出了一位拿破仑先生，武力所及，也有一手，再加上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天下，法文就吃香啦，连国际间签订条约，都用法文，西崽朋友也同样发明了“法文优秀学”，说法文怎么高级，一个字只有一个意义，制成公文书，等于铁板钉钉，连第二个解释都没有，可免去很多因解释不同而引起的纠纷。

就在前些日子，香港《自由报》还刊载一文，作者是谁，记不起啦，还在努力宣传法文第一哩。他阁下大概是一位法国留学生，眼看自己会的那一套逐渐没落，心里发急，忍不住大声疾呼，以醒迷梦。他的大作似乎就是法文优秀学的论文，把英文骂得一钱不值，说要讲法律、要讲条约，就得用法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弄出个原子弹，而且又有的是钱，到处乱援助，英文就不可一世。英国人真应该向美国人磕头如捣蒜，如果美国人说的不是英语，而是阿比西尼亚语，恐怕世界上果然地只剩下一小撮人在说英语，它便好不起来，也妙不起来也。

语言是国力象征，国力强啦，语言就吃香，一旦阿比西尼亚强啦，也发明了各式各样奇怪之弹，而且钱多如驴毛，连美国都可怜兮兮去申请剩余物资，恐怕西崽分子立刻也就发明了“阿比西尼亚语优秀学”，说它是如何如何之好，兼如何如何之妙。我想，自己是西崽，不妨拉下脸皮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西崽，不必汗出如浆地去乱找理论根据。我说这话，并不是要当义和团，而是说，即令自己的语言再坏，改良之可也，犹如自己的父母再坏，功之可也，责之可也，杀而弃之则不可也。

如果说有国际语言的话，联合国规定的有五种焉，华文华语占其中之一。前些时立法院还提出质询，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为啥不用中文讲话（编者注：指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席位时）。答复来啦，说中国的国势正弱出上层建筑“分类劳动”的定义；4.提出社会现象的物质化，如果要说中国话，就要增加一套设备，怕惹人家嫌。即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由，可是掂刚胜利时，中国的架子正大，国势正强，为啥不说中国话哉？归根到底，西崽情意结作怪罢啦。嗟夫，西崽不死，大难不止。

可别全盘西化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中，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

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推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汝的立即把妓汝遣散，病人膏盲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腿的立即装上义肢；把翻闲话挑拨是非的长舌­妇­，痛揍一顿，把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家伙，赶上山上。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焉，也有说“没有深度”的焉，反正他们那玩艺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别一个问题，即令它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房，披着麻袋，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独立存在的理­性­。声称人和自然是哲学，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艺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祯先生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ρi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抓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而我们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喷嚏，流出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出国焉，留学焉，成了这处时代的特征，不可不大书特书。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国留学，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国留学，其本质上大大不同。从前留学，基于爱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回来改善自己的国家；而今留学，基于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就在外洋落户，不再要自己的国家。这区别非常重要，只有对知心亲友，才肯吐露这种心理上的动机，把ρi股打烂都没有人肯形诸文字也。前些时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去美国玩了一趟，归来后发表谈话曰：“看到在美国的很多留学生，我很高兴，将来不愁没有建国人才。”这种话小民听啦，真要连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国内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还要破家送命，万一闯一个万儿，留美朋友浩浩荡荡，踏着呆瓜鲜血而回，建起国来，呜呼，一九二○年代国民政府北伐时便是要的这一套，耍得甚好；抗战时再耍之，就不太灵光，以后恐怕再无灵光的一日矣。不过，天下竟有如此的如意算盘，怎能不建立“出国人生观”乎？

没有生理以外的抱负，是这种人生观的必然产物。很多留学生只希望把英文搞好，搞好了之后不是为了贡献，而只是为了餬口——文明点说，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生活并没有不对，生活当然应该努力改善，但如果人生的目的只限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似乎有点太单细胞矣。而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却一直在这个窄小的酒杯里陶醉，真教洋大人哑然也。而且为了出国，不择任何手段。有一位女声乐家，已经结婚生子，执教于某某中学堂，本来过着平静日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看着丈夫儿女都不顺眼，大闹一阵而离了婚，一直打着女光棍，发誓非出国不可，不管是啥样男人，只要能把她弄出国，她就嫁他。而现在她终于出国矣，有一个男人把她弄出去，但迄今还没有嫁他，可能留着再用一次，以便取得公民权。另外还有一位女学生，某某大学堂的系花也，这位小姐是一个善良而正派的女孩子，不幸有一次，被一个过气的老官崽征服，条件是和你同居可以，但大学毕业后，送我出国。过气老官崽有的是钱，对此自然一口答应，如今那女孩子也出了国，且在新大陆结婚而生子啦。

我们对这两位女子，毫无责备，但不得不有点感叹。盖不是少数人如此，而是多数人都如此焉。柏杨先生不禁为美利坚悲，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垃圾人物，和一些使人麻上来的老老少少，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不惜参加朝圣团，不惜参加道德重整会，在神圣外衣下，挤到美国安家落户。呜呼，这股蚀腐的力量，美国固有它的社会堡垒，但日子久啦，能抵挡得住乎？真教我担心。

我们为洋大人担心，并不是失惊打怪，想当初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何等威风族》（1844年），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哲学，为新哲学的，可是再威风也挡不住腐败政治的侵蚀。谚曰：“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固然自己必须先有致命的弱点，别人才侵得进来，但被侵的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看到啦，。记得韩复榘先生倒冯玉祥先生的戈时，有计划地把他弄到汉口，招待了几天，（他也是在汉口被枪毙的，巧哉！）美女如云，佳酿似泉，一天三大宴，两天一特宴，用不着说话，只须“哼哈”一声，就有人把他服侍得舒适入骨。韩复榘先生慨然曰：“当到总司令，如今才弄清楚人生的真谛。”这类腐蚀人娄灵魂的故事甚多，三年都写不完。渣汁和奴­性­强烈的移民，如果太多，洋大人恐怕终有受不了的一日。

呜呼，中国人的自卑感，简直到了就要凉啦的温度，全民族都快要被这种自卑感害得翘辫子。最妙的是，骨头一经软下去，一时想硬都硬不起来。有一则故事曰：一个黄鼠狼以偷­鸡­为生，实在感到委屈，便见玉皇大帝，请求变成狮子，玉皇大帝曰：“变狮子容易，可是你的屁最多，动则放之，岂像狮子乎？”黄鼠狼曰：“不然，我当黄鼠狼，不得不常放屁，以臭追我之人，如果变成狮子，便用不着去臭谁，自无屁焉。”玉皇大帝看其情有可原，乃把它变成一个狮子，黄鼠狼大喜。过年的时候，洋洋得意，随同群狮，前来朝拜，一路上有说有笑，俨然一头真正的狮子也。一进金殿，守门的金毛犬冲着群狮乱叫，以表欢迎。于是，忽听“咚”的一声，臭气弥漫，黄鼠狼放了一个大屁。玉皇大帝召而责之，黄鼠狼曰：“实在是狮子毛太长，兜得肚子紧。”玉皇大帝大怒曰：“明明是贱，却有许多说词。”挥之使出，恢复它黄鼠狼的面目。

呜呼，这寓言似乎有点影­射­中国在联合国玩的那一套（编者注：指国民党政府占居联全国席位时）。打了八年血仗，打出了四强之一，现在虽然被搞得一强也不一强，但抗战胜利之初，却硬是曾经强过，中国语言也因之被定为联合国五大法定语言之一，没有到过联合国的朋友，只要一看联合国邮票，赫然有中文“联合国”字样，便不难明了。然而，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却死也不肯讲中国话。而中国话不但是自己的母语，也是法定语，这道理便深奥难懂矣。前年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先生回国，就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曰：“国家多难，席位尚且不保，如说华语，就要添置设备，不便因此增加联合国经费。”但问题是，还没有来到台湾前，仍是四强之一的时候，又有啥说词乎？中国代表团仍然讲洋大人之话也。黄鼠狼永远成不了狮子，骨头不改，自信不立，贱­性­不去，便是天赐良缘，都得被糟蹋掉。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麻儿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顾形惭，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能看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混同是产生哲学错误的根源。对科学知识的前提、假设、方，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一眼眶里都木宰羊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省等的堕落民族，或山窝里吃人­肉­的野蛮民族，本国医生给本国人看病，却写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杨先生偶尔违和，找医生诊断时，便如一种投入屠场的感觉，被乱整一阵不说，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医生振笔疾书，写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横看竖看都不认识。然后药剂师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针焉。左手抓药瓶，右手按ρi股，茫然而归，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药，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针。有胆大皮厚的病人冒险问之，医师则曰：“退烧药，消炎药，镇定剂。”而各种药均有千百种，用的是哪一种乎？他不肯说，病人仍不知也。犹如法官对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眼，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决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来了一个Eight‘Month，即令以笔划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奴­性­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发思洋之幽情

在中国社会上，无论办啥事，衙门也好，社团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们，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脸和猪八戒脸。该脸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杀父之仇兼夺妻之恨，那股气可大啦。不要说别的，请贵阁下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中国的电话似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总的代表。前些时我去一家报馆（为了保卫饭碗，不敢说出该报是啥报，只可透露一点，该报可是以提倡民主闻名于世的），就碰上这么一个巨大场面。一个高阶层分子对电话吼曰：“你爱捐不捐，要捐就送来，不捐拉倒，没人去取。”言毕“砰”的一声，把耳机摔下，其声之大，几乎把我老人家的耳膜震一个洞。悄悄向人打听，原来该报有一则苦命父女的消息，读者老爷想捐点款，因无人可送，希望报馆派人去取。嗟夫，东夷之人也，西狄之人也，那些没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番邦之人也，对陌生人总是问曰：“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啥地方要我效劳？”真使人发思洋之幽情。

有一位朋友初迁台北，到区公所办户口迁移，户籍老爷告曰，新户籍的户籍誊本必须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发，理由一大堆，不必细表。可是该朋友的女儿明天就要凭那玩艺报名考学堂，当下急得大汗如雨，知道我老人家口才奇佳，就找我帮忙。我想这简单得很，好像政府有过规定，户籍誊本两个小时就可拿到，何物小子，胆敢破坏政府威信？当下就昂然前往，可是一进门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乃改变嘴脸，向该肩籍老爷哀求帮忙，说到动心之处，恨不得要下跪，下跪无效，我就只好据理力争。可是该小子就好像看我耍猴戏，冷笑曰：“你可以告我呀！”实在无法，只好施出撒手锏——找到一位在区公所做事的朋友，他拍胸脯曰：“老头，你且稍待。”十分钟后，就把户籍誊本塞给我。当我把该户籍誊本送到该朋友府上时，他们一家大小欢声震天地，视我老人家为天神，认为我在台北没有白混，当下就把洋芋拿出来敬了我一支。告辞之后，一路上颇为得意，不在话下。

然而，这里面似乎埋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有办法”的人，对人与人间的仇眼相视，都无良策，“有办法”的结果不过依靠特权。柏杨先生祖宗有德，固然三下五除二就办好啦，可是其他千千万万没有柏杨先生“办法”的小民，不要说女儿考学，就是老太婆上吊，对方该无动于衷，仍无动于衷。

但简真先生说，别在不必复古，“礼义”却是非复古不可。这一点我老人家就不同意啦，盖我们看出来的毛病虽然一样，可是开出的药方却不一样。

简真先生主张向古看齐，似乎又走上了“古时候啥都好”。简先生虽然声明只是“礼”好，但古时候“礼”是不是好，却是另一个问题，似乎得研究研究。一个倒楣分子得了肠胃炎，腹痛如绞，请医生当然请医生，这个原则是没人反对，但在方法上，总不能晕晕忽忽把胡适之先生《差不多先生传》里的兽医老爷请来吧？用治狗的方法治人，固然可能药到病除，但也可能一剂口服液就伸了腿而瞪了眼。“遵古炮制”的观念必须连根拔掉，而改为用最新的配方，才是第一等好药。拜托各位老爷，再不要往“古”的垃圾堆里钻啦，那里是找不到金钢钻的也。

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乱七八糟，孔丘先生和孟轲先生一些反调分子，实在找不出活榜样，只好以鬼立教，把三皇五帝，梳妆打扮，弄出来亮相。现在我们走运多啦，有的是活榜样，为啥现成的冰西瓜不吃，却跑到供桌那里对着塑料西瓜直流口水乎哉？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一段报道，且照抄在下面：刚才和六岁的小女孩看了马戏回来，又做了一次大小孩，也是人生快事。匹兹堡的户内运动场，在美国算新而大的。今天因已在演尾，故场中不满座，大多数的观众，因要省钱，多坐在很后的座位，所以当开场，前面许多排空位很多，场中管理少，如果观众要挑座位，一无困难。中段休息回来后，大家仍坐原位，前面的空座依旧。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人实在不够聪明，有了这么多空座位不移换。狄仁华先生指出在国内互借长期汽车票的情形，这里就不致有。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是真的那么“笨”吗？我们对这种“笨”的社会风气，是不是应加三思？三思后我们应否自我实践？

我老人家想，洋人笨倒不笨，只不过“傻”罢啦，如换了柏杨先生，早忽连倒冬，连爬带跳挤到前排座位上矣。而且说不定因为挤得过于英勇，还会挤死几个，以资记念。盖空着还不是空着，利己而不损人，这还算高级的哩。更­精­彩的是前排座位刚欠他的ρi股，我老人家的ρi股已坐下啦，你敢教我起来？怎么，你不敬老呀！吾友朱桂先生在南投县草屯中学堂任教时，有一次从台中剩公路局车回草屯。车上有几位挂着南投县政府证章的职员，上车较迟，只好站着。走到半途，忽然抛了锚，司机老爷央求大家下来推推，朱桂先生乃是无识之徒，竟然响应号召，下来推啦。而那些职员却像没有这回事，朱先生推了个气喘如牛，等到上车，咦，那几个本来站着的职员老爷却一个个都有了座位，而推车的朋友反而­干­瞪着眼。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朱桂先生放到座位上的上衣也被摔到地下，上面还有几个伟大的脚印。他阁下上前理论，该职员以白痴视之，冷笑曰：“这座位是你家里带来的呀！”不但不可理喻，也不可情喻矣。

呜呼，这正是中国应向洋大人学学之处！不但学学洋枪洋炮，更应学学匹兹堡那些小民的做人处事。这种“礼”，在古中国是找不到的，在今中国恐怕更是没有。

不至于脱裤子

报上载台中市警察局大破鸭蛋教，使人心花怒放。但这年头的一些新闻，如果不是不着边际，便是过于夸张。台中市警察局只不过破了一个“坛”——“坛”者，小小支部分部，基层组织的一个细胞而已。只不过活捉了一个坛主，其他善男信女，没有逮住一个。他们每逢初一、十五，一定聚会，“大破”的那一天，是清明节的特种参拜，距“十五”不过三天，如果不急着贪功，稍微忍耐，不难一网打尽。报上虽然喧喧嚷嚷，我看，如果不对该坛主修理一番，他来一个满口木宰羊，仍无可奈何也。

世人对鸭蛋教之所以兴趣盎然，莫过于听说凡是鸭蛋教的教友，不分男女，聚会时都要脱掉裤子。呜呼，这真是臭男人的一大喜讯，不要说每年只缴两百元便可，就是每一次缴两百元都有人­干­。不过柏杨先生颇为怀疑脱裤镜头，该传说可能受世人对白莲教传说的影响。白莲教是不是像官府宣传上说的那么乱七八糟，似乎也疑云重重。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中国民间力量，只有以孔丘先生为主的儒家，和官府始终结合，受到当权者的利用和保护。佛家和道家有时运气来啦，皇帝喜之，就兴旺一阵；有时运气跑啦，皇帝恶之，便倒楣一阵。只有白莲教彻底的是民间搞出的玩艺，始终和专制腐败的官府对抗，也因其对抗而遭到无情的压迫，挨骂挨诬，自然在意料之中。现在所有的资料全是官府的一面之词，白莲教本身的自我解说已无片字，遂不得不被侮辱得不值一钱。而最教人欣赏的，莫过于说他们的头目专门玩弄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不要说对白莲教如此血口喷人，想当年对基督教、天主教，又何尝不是如此血口喷人哉？老妻从小就信上帝，祷告起来，口舌之熟练，如连珠炮焉。当初说媒时，我的父母便曾经反对，盖大家言之凿凿，凡是信洋教的人，生下第一个孩子都要煮熟了献给洋和尚。而尤其糟的是，我的叔祖痛苦万状地告曰，在教的没有一个是Chu女，盖他老人家亲卫听见洋和尚说，一旦入教，便把身子献给上帝，任凭摆布啦。

其实不但中国如此，耶稣教初兴时，在欧洲遭到的困难，尤有过之，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它的内容不太了解，因而有种种揣测之词，亦有种种恶意的破坏之词。呜呼，都说鸭蛋教脱裤子，却有谁见过乎？又有谁拍了照片什么之类的证据乎？不过人云亦云，你那么说焉，他那么说焉，大家都那么说焉，于是乎我也那么说焉，鸭蛋教虽不脱裤子，不可得矣。

我说这些，不是保证鸭蛋教不脱裤子，而是推测他们不至于脱裤子。任何一个人，都有宗教情感，从生下来便希望有一个无上权威的构造》、《论音乐的分类》等。，而且是聪明正直的主宰，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他，由他安排。

我们说任何人都有宗教情感，敢打一块钱的赌，没有一个例外。有些家伙像无神论朋友，自以为啥神都不信，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谁要是信神谁就是混蛋，宗教和他们简直没份。但要是仔细一研究，毛病便冒了出来，盖他们虽然不信“神”，却信“无神”，为了保护他的信仰，也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无神”，不惜跟你打架。柏杨先生年轻时，看见小伙子们三更半夜跑到庙里，把神像打得粉碎，有的被父老捉住，当场一顿臭揍，但他还是信“无神”不误，有些人被揍得“哎呀哎呀”乱叫，仍拒绝向菩萨低头。

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感的动物，这种情感是高贵的情感，便是再糟糕的宗教，都具有这种本质，否则便不是宗教矣。世界上似乎只有下流的帮会党派，而不会有下流的宗教。说它愚昧可以，说它一入教便脱裤子，仅仅在逻辑上便讲不通。

我不是为鸭蛋教辩护，而是说任何一个人的罪和罚，都不应超过他应得的。不说他们脱裤，照样可以严加取缔。盖据我所知，该教的内容和做法联系、统一和转化。3.数学范畴（如常量与变量、直线与曲，实在有点抱歉，其荒唐的程度，能使人油然而生饱之以老拳的正义之怒。我有一位忘年之交的小朋友焉，年才四十，追求现在仍在台湾省公路局做事的某某小姐，该小姐芳龄三十，似乎应列入老Chu女之类，我当时就警告该朋友必有问题，盖台湾目前，男多女少，女孩子三十而无偶，一定有点黑幕。但该朋友大概是走投无路，也大概是自以为相当聪明，不听我老人家之言，仍继续猛追，追到后来，两人花前月下，倒也卿卿我我。有一次我和老妻看夜戏归来，见他们一对在马路上闲逛，边走边谈，手还挽着手哩，心中大喜，以为马上就有老酒可唱。

想不到一天，该朋友气喘如牛地叹曰：“吹啦，吹啦。”问以何故，半天不语，而面­色­铁青，好像刚被三作牌打了一顿板子。严诘之下，咦，原来该小姐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她信的是啥教，他不晓得，但她虔诚的程度，却不像话。他们恋爱到最后，该小姐严肃而神秘地咬其耳朵告曰：“她不是一普通的凡人，而是一个仙女。”朋友说到这里，我曰：“小子，你别吓唬我。”朋友曰：“谁吓唬你？你要心脏不好，我就不说。”我表示心脏甚好，朋友又曰：“你还得发下滔天大誓，相信我说的。”我只好发下滔天大誓。呜呼，当该小姐说她是仙女下凡时，朋友还以为她是在幽他的默，发她的嗲哩，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盖该小姐的教主在她入教时，便用通天眼看出她不同凡品，乃玉皇大帝第九位女儿（玉皇大帝的女儿何其多耶），因偶尔动了凡心，被贬到下界，转生为该小姐。虽然她在转生时喝了迷魂之汤，迷失了本­性­，记不得往事，但教主的通天眼却看出了她的原身，固云霞缭绕，面如桃花，发如瀑布，赤足立于莲花之上的娇娃也。

该小姐既是仙女下凡，则意义就重大啦。她当初因动凡心而被贬谪，可见凡心是一场大罪，岂可再犯？而且想当年在天堂之上，交的男朋友都是云来雾去神衹，父皇大人还看不起眼，柏杨先生的朋友，乃一既小又穷的公务员，标准凡夫俗子，便是瞎了眼，都不能如此糟蹋自己。为了查明此事，教主还驾着梦遁，亲自到天堂去了一趟，领了玉皇大帝的特旨，告知该小姐曰：“你爹说啦，他不赞成你在地上的婚事。如果你守身如玉，一心向道，到时候他老人家会接你回家。”朋友一听，天下竟有如此缺德带冒烟之事，就要求找教主面谈。小姐还算开通，经过一番请示之后，教主答应可以姑予接见。于是乎，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晚上，朋友被小姐领着，诚惶诚恐，到了台北县三重埔一个曲曲折折的地方。教主很是洋派，和他握手，朋友把他和小姐的恋爱经过，报告一遍，请求教主玉成良缘，教主当时很表同情，即问曰：“你信啥教？”朋友曰：“我信基督教。”主曰：“那更好办，这样好啦，明天我就请耶稣来谈谈，请他去向玉皇大帝讲情，谅没有问题也。”朋友只好撤退。回家后一夜没有睡好，一想起教主和耶稣先生促膝长谈的镜头，就汗流浃背。到了第三天，一对情人再往，教主曰：“我已跟耶稣谈过啦，他说他今天就去找玉皇大帝，他们每月初二，都同坛参天，到初三才有消息，你初四来。”朋友曰：“你说啥，老板，耶稣和玉皇大帝同坛参天？”教主曰：“在一块的还有孔丘、牟迦、穆罕默德、张天师哩。”朋友曰：“有没有姑婆­奶­乎？”教主想了半天曰：“可能有，但不太清楚。”当然他不太清楚，姑婆­奶­者，敝朋友邻居家那位老祖母也。月之初四，朋友和小姐再度往谒，教主一见，正­色­曰：“没法度，没法度，玉皇大帝不肯。”然后告该小姐曰：“你要是不听你爹的话，要长恶疮而死，死后入十八层地狱。”朋友曰：“你不教她结婚，教她­干­啥？”教主曰：“我没有不教她结婚，玉皇大帝不教她结婚。”朋友曰：“不管是谁，难道教她当一辈子女光棍乎？”教主曰：“她每天都要念经，来坛参拜。”

事情就是如此荒唐，朋友气得七窍生烟，问我何法，我有何法哉，如果换了柏杨先生起源于管子、子产，发展于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集，我当时就声明我是玉皇大帝的老祖宗，把教主一顿臭揍，谁教他管俺孙女的闲事呀。

然而，问题是，小姐“回家”心切，朋友遂结不成婚。柏杨先生写的这些，以我伟大的声誉作保，千真万确，该小姐仍在公路局做事，打听一下，便知我的话字字都有来历。呜呼，一个宗教如果­精­彩到可以随时跟耶稣先生面对面喝一盅，就伐了帮会，虽不脱裤，仍十分抱歉。我这不是反对宗教自由，而是说，一旦神秘莫测，不敢公开或不愿公开，不要说它是宗教，纵是其他别的东西，一定有其脓血交集的毛病。

任劳任怨

中国邮政的信誉和服务的周到，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焉。有一天我寄一件衣料和一幅丝织的国画给菲律宾的朋友，托人顺便带到邮局，告诉他一定挂号。大概他小儿科出身，舍不得替我多花钱，就海运平寄啦。回来向我报账，我气得发喘，急忙写信去菲律宾，朋友回信发泼曰：“完啦完啦，衣料没有啦，国画也没有啦，能把包裹皮寄来就算天塌啦，阁下如果不是脑筋有毛病，一定是根本没寄，吃吃老朋友的豆腐罢啦。”我想这一次黑锅是背定了矣。想不到一个月后，朋友又飞来一封信，告曰：“奇迹奇迹，包裹原封收到，而且看看邮戳，果然是你说的那天投邮的，足证阁下人格尚未完全破产，殊堪一贺也。”我当时就写信给他，宣布绝交，他来信致训词曰：“老哥，非我信口开河，实在是菲律宾的邮政使人害怕，十寄九失，有时连挂号的都不行，何况没有挂号的乎？阁下用中国邮政来看菲律宾邮政，是你瞎了眼，怎么反怪我哉？”说了半天，还是我没理。

有些美国留学生常常宣传美国的邮政月亮特别圆，并举例曰：“洋大人写信也好，寄东西也好，很少用挂号的。”这是事实，我从前在芝加哥时，每逢星期三，住校的学生们把脏衣服往小皮箱里一塞，贴上家里地址的信纸条，往收信处一扔，邮差就平平安安地送到他府上，让他那可怜的老娘去洗。而在中国，寄衣服而不用挂号者，恐怕几稀，看起来该月亮果然十分的圆。

但问题还得深入研究，现在台湾的包裹，固不见得也非挂号不可，你如果不信的话，寄二件衣料到台东一试便知。美国所以挂号少而平寄多，固然是他们邮政的信誉好，但也跟他们邮政服务的态度差劲有关。诺贝尔奖金如果要发给一批任劳任怨的人，中国邮政的工作人员，实在是得之无愧。邮差先生为了一封平信，一投再投，三投四投。抗战时人们的行踪不定，尤其是军队，上个月还在广东，下个月就到河南啦，上星期还在甲县，下星期已到乙县啦。而一封家书在邮政工作人员手里，就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在ρi股后尾追着跑，能跑上十万八千里，然后送到收信人面前。我就经常接到这种锲而不舍的信。盖柏杨先生从前本来是住在台北市通化街的，后来搬到迪化街，再后来又搬到建国南路，再后来又搬到敦化南路。有人说我准吃了耗子药，所以才搬个不停，听起来好像我钱多得要命，其实凡经常搬家的朋友，都没啥了不起，尤其是房越搬越小，汽车越坐越大，不必瞧他的长相，想一想就可下结论矣。

小民搬家跟大家伙搬家，有所不同，夫大家伙搬家，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等，就是自己不肯声张，也早有包打听嚷得天下皆知。而且求他的人也多，自然行迹昭彰。至于小民搬家，则神不知鬼不觉，抽出一个星期天，天不亮就起了床，一辆三轮车，在鸦雀无声中，转移了阵地。所以如此神秘，乃是怕巷口那个杂货店老板一旦瞧见，上前扭住，非讨三个月前那瓶酱油钱不可，就太煞风景矣。故一直到今天为止，通化街及建国南路一带小店的臭账上，还留有柏杨先生光荣的记录也。

可是小店虽然找不到我，邮差先生却有猎犬的鼻子，只要一闻，即能追上，因之就不断有信从原地转来。有时候即令把地址写错啦，邮差先生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也能送到我手上。不特此也，君不见台风时邮差先生在激流中奋勇挣扎，只不过为了送一封限时专送乎？那封限时专送可能有天大的急事，也可能屁事都没有，但邮差先生并不管它，只要贴上邮票，就拼命照送，翻山越岭，涉河渡海，直到找到受信人为止。呜呼，只花五毛钱，就能把一封印刷品想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哉？

美国邮政可能是安全的，但他们的服务态度，恐怕实在是有点恶劣，跟中国邮政局提鞋都不配。那些大学生把衣服箱子用平邮寄回去，大家只看到荣誉的一面，没有看到不荣誉的一面。如果谁把衣服挂号寄回去，他到学期终了，恐怕连家都不敢回，回家后准挨老头臭骂。东方各国，写信寄钱，好用挂号，中国人在美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国内同胞挂号信。美国邮差的腿，天生尊贵，一步都不肯多走。居住在城市还好，居住在乡镇，每家都得在马路边设立一个信箱，邮差先生就把你的信投到该信箱里。你阁下假若以为你府上只不过距马路一分钟路程，送到家准没问题，恐怕你一辈子都接不到信。如果想接到信的话，就得天天去邮局，满面堆笑曰：“对不起，我是刚从中国来的，对贵地十分生疏，还没有置邮箱，我的名字是张老大（或‘查理·张’），是不是可以允许我看一下有没有我的信？”哀告已毕，遇到心肠好的，就教你查一查；遇到心肠硬的，看你是有­色­人种，半天连头都不抬，惨矣。

一封挂号信能教收信的中国同胞把腿跑断，如果他幸而有汽车的话，也能把轮胎跑出一个窟窿，盖信箱里放着一张邮局字条，通知你说等原理。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性­质、主要规律和范畴。揭，有一封航空挂号候领，请阁下于三天内前来，过期就加收保管费，七天不领，退回原处。普通情形，邮局总在五六里之外，届时或烈阳如火，或大雨倾盆，一来一往，不如上吊。于此附带奉告有心之士，如果想坑坑在美国的朋友，或想整整在美国的情敌，不妨多写几封挂号信给他。

发烧

柏杨先生家乡有句俗话，曰“痛疮热病”，探病的朋友在听了别人诉苦之后，总要这么说上一句，安慰安慰。意思是说，尊疮如果不痛，或者已经躺床啦，竟然仍不发烧，问题才严重。如果尊疮奇痛，而又浑身都烫，那就没啥，可放一百二十个心，用不了多久，就又活蹦乱跳矣。

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个谚语的真实­性­。夫任何谚语（这里特别强调“任何”，没有老滑头“大多数”），都是人类智慧兼经验的结晶，绝不会有错，即令有错，也是虽不中不远矣，不会有啥大错，更不会坑人。但这个四字谚却有点不对劲，疮痛啦就没啥，则砍杀尔也是痛的，而且痛得要命，难道也没啥乎？害病只要发烧就没啥，难道烧到八十七度也没啥乎？大概乡下人不知天高地厚，没见过多少病也。

但这些年来，柏杨先生自梦见吾祖柏拉图先生授我一支八彩笔之后，学问大增（昔江淹先生和李白先生梦到的都是五彩笔，我老人家必须多出三彩，才能表示不同凡品，反正是唬人，要唬就得狠点唬），想一想这四字谚语，因也是敲也敲不烂的真理，盖虽然是安慰的话，同时也是警惕的话。身上任何一个地方痛啦，就是危险的信号。体温一旦超过三十八度，也同样是危险的信号。俞及履及地请医生、吃药，容易痊愈。一个人如果天生异禀，既不知道痛，也不会发热，恐怕要糟。

——据说世界上确实也有这种异禀之人，猛一想这种人真舒服，普通人“咕咚”一声，尊头撞到南墙上，看他“哎哟哎哟”叫得热闹吧。而异禀朋友却满不在乎·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真教人羡煞也。我老人家小时候就亲眼看见过不怕蝎子螫的，蝎子螫他就像螫到木头上，这种人对毒蛇大概也能避邪。问题是，撞到南墙上不痛，蝎子螫啦也不痛，固然妙不可言，但如果把腿砍啦也不痛，就非常严重。纽约有个年轻人，冬天睡觉，翻身时把尊脚伸到火炉上，第二天睁开虚脱的尊眼一看，脚没有啦，盖烧掉啦，如果不是医生来得快，他连命也没有矣。这种异禀分子最大的危险是永远得不到“痛”和“烧”的信号，以致无法及时治疗。最普通的现象是：他可能因手指上割破了一个小口而流血至死；不幸吞下一大把大头针，他虽不在乎，可是大头针并不因他不在乎而不刺穿他的胃壁。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痛固然难受，烧也使人昏迷，但它的功用却是亮出红灯，让一个自以为很健康的人，知道大事就要不好。治得早，治得恰当，就恢复健康。如果假装没有看见，或者看见啦觉得没啥，拖延下去，小病变成大病，大病要了尊命，到五脏六腑都臭啦，念咒都来不及矣。

人的身子会亮红灯，社会也会亮红灯，行业同样也会亮红灯，已经警告你有了毛病，再不吃药打针，开肠破肚，岂不要烂了乎？人身烂啦不过自己死亡，社会或行业烂啦，小焉者坑坑小民，大焉者能使国家陷于混乱，政府陷于解体。这不是柏杨先生危言耸听，故意扯噪门。带着血的史迹，点点斑斑，固教人紧张也。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在错误行为中吸取教训，如果大脑都酱成了水门汀，连教训都不能吸收，还说别的啥哉。

台湾的人寿保险公司，五六年前，就像大雨后的“狗屎苔”一样，纷纷往外乱冒。“狗屎苔”的学名是啥，我们不知道一切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源泉。是否承认矛盾，是辩证法和形，只知道其模样很像一把小伞，可是不能吃。为啥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只是从没有见过谁吃狗屎苔的，大概有毒，也大概其味不够高级。春夏之际，一阵雨后，墙角­阴­暗处，或石头四周，有的是这玩艺，乡下人认为那是因为狗先生撒了尿才长出来的，喻其来路不明，后劲不足也。

我们说人寿保险公司五六年前如“雨后狗屎苔”，而没说如“雨后春笋”，实在是这些时心里有点别扭，盖笋还可做出名菜，长大了至少可长成竹子，而狗屎苔发展到顶尖不过仍是狗屎苔。呜呼，当人寿保险公司如雨后狗屎苔般，纷纷往外乱冒的时候，互相竞争——不但互相竞争，而且凶恶竞争，为了争取客户，各家都雇了妙龄女郎，既娇又嗲，除了不跳脱衣舞外，啥手段都使得出。柏杨先生两年前，就有这种艳遇，艳遇的结果是迷迷糊糊地在国光人寿保险公司，保了个五年期的一万元的险，一个月缴一百五十九元，迄今已缴了三十一个月啦，缴得我筋疲力尽。有一次朋友们聚餐，谈起来保险，我得意洋洋宣布这项伟大投资，想不到全体哗然曰：“啊呀，还有脸说哩，大家伙的一条狗也不止保一万元。”真使我老人家伤心。不过屈指细数，再过二十九个月而仍政躬康泰的话，就可结结实实领回已缴的一万元——一万元合美金二百五十元，够我老人家过一阵六亲不认的日子啦。

柏杨先生这一万元的保险，按照该公司的规定，在期限之内，如果害了霍乱，一命归天，保险公司就赔偿两万元（这可比得上一条狗先生吧）。如果不是横死，而是大限已到、寿终太平间，则以“全保险其间月数之比例乘以保险金额给付”（这是一句“行话”，行外人很难弄懂。又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死过，所以也没有前往领取的经验，到底可拿到多少，只有凭天断）。如果没有死，而受了伤，则给五千元；受了重伤，好比说一条腿没啦，则跟大限已到、寿终太平间一样给钱。

保险诈骗

柏杨先生投保一万元的人寿险，当时就立定决心，只要人寿保险公司把我叫去检查身体，我一进门就打一个飞腿，教当权派瞧瞧，一个人生在乱世，能活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真不简单，怎能说死就死乎？不过我准备了那么久，也没有打成飞腿。前已言之，现在的保险，连人的长相是啥都不看，只要给钱就行，而且花样翻新，定名曰：“储蓄保险”。到了保险期满，而仍然不死，就把所缴的钱如数退回，真是万分慷慨。但说起来因主客两利也，老板阶级每月收进银子，期满后实数发还，净赚利息都够他享福啦，即令或死或伤，顶多不过赔上两倍，其数也微乎其微，如果不花天酒地，玩女人又被女人玩，真是神仙生意。但现在喝人血搞出的耍赖手段，恐怕也跟他们钱来得太容易有关。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国光人寿保险公司还没有对我老人家暗下毒手，似乎仍一直派员前来收款，于此特别请该公司见怜，要坑就找十万、二十万的户头坑，千万别坑像我这种一条狗都不如的价钱。如果把我坑啦，届时我老人家一上吊，老妻带上小孙女去贵公司一闹，就不十分愉快啦。再附带声明一声，我老人家可是天天下午兼晚上，都在家孵豆芽，等天主往嘴巴里掉面包的，而且在保险期满之前，也绝不搬家，四邻为证，立此存照，别找科学根据说找不着我老人家。

无论如何，现在的保险业真是黄金时代，经纪人是嗲声嗲气的太太小姐也好，是一脸正经的大人先生也好，只要往客厅里一坐，把好腿压到坏腿上，侃侃而谈，主人洗耳恭听之余，芳心忍不住就会大动，教保啥险就保啥险。不得不羡慕他们晚生五十年，吉星当头，如果早生五十年，可能会皮破血流，被气急败坏的主人翁赶出大门，盖柏杨先生年轻时，风气未开，­干­保险的朋友招揽保险，好像深入蛮荒的传教士，寸步难行。当时人们对死亡和伤残的看法，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曰“说不清理”，一曰“神经衰弱”，一曰“死了管他娘”。三类中碰到一类，险就保不成。

说不清理的朋友，感谢上帝，现在可能死光啦。——不是其他行业上说不清理的可能死光啦，而是只在保险业上，说不清理的可能死光。但从前固多得是也马融（79—166）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记得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北京有个洋大人，带着翻译，亲自出马，最初访问的当然都是西崽之家。夫西崽者，平生最崇拜洋大人，洋大人既亲自驾到，不要说保险啦，就是教他脱裤子都­干­。但西崽人数究竟有限，乃逐渐地跟正常中国人接触，就说不清的理，碰不完的钉子矣。

柏杨先生有位舅父大人，就是说不清理的拔尖人物，洋大人请他保险，他曰：“好呀，二百两银子我都保，保我活到九十九。”洋大人曰：“这种险难保。”舅父大人曰：“这种险难保，啥种险易保？”洋大人无奈，只好改变主意，请他保火险，舅父大人变­色­曰：“看你貌不惊，言不压众，却能保我家不失火？神仙神仙，稀奇稀奇。”如此如此，怎么说都说不能，除非洋大人现火龙原形教舅父大人瞧瞧，而且还对天发誓，保证不乱窜乱烧，他才肯保。洋大人当然变不出火龙来，只好垂头丧气。从此舅父大人就成了那一带坝子上的圣人，大家均尊敬他舌战洋人，没有上鬼子们的当也。

神经衰弱现象今天颇为严重，可推测古时更不得了。也是柏杨先生一位亲戚，新婚的第二天，新娘还没回门哩，就有一位油头粉面（洋大人对付西崽，绰绰有余，对付小民未免不足，以后就很少自己出面，改邮买办出面），冒冒失失，登门造访，三句话还没寒暄完，他就说到正题曰：“你阁下刚结了婚，对妻子和未来的儿女，责任重大，最好保个寿险，就高枕无忧啦。”亲戚问曰：“请说说保寿险有啥好处。”油头粉面曰：“好比说，你不幸死啦……”一语未了，只听一声响亮，一只泡着高级茶叶，专门招待贵宾用的茶盅，就很正确地砸到他的尊鼻上，敝亲戚和他的家人一齐跳高曰：“好小子，人家新婚燕尔，大喜日子，你却来发咒！”幸亏该油头粉面跑得比兔子还快，否则不得了也。

同样­精­彩的，推销火险时，也可能换上茶盅。现在人心不古，啥都不在乎，刚买了新房子天意。“名”本出于天意的安排，又是明辨是非的标准。另有，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失火。可是从前却不敢想，只要往这上一想就霉运当头。呜呼，你啥话不能说，偏说失火，这不是存心捣乱是啥？不揍你难道揍秦始皇乎？

神经衰弱最怕老实话，不管是恶意的老实话或善意的老实话，也不管是有意的老实话或无意的老实话，反正只要是老实话，他就认为都是包藏祸心。日久天长，包藏祸心也就成了老实话的代名词。不过神经衰弱磨刀霍霍的时候，不好意思说因你说老实话杀你，就只好说你包藏祸心杀你。贵阁下读过一则尴尬场面的故事乎？《笑林广记》上载，一个人好说老实话，别人大厦落成，他去道贺，按了半天电铃，没人开门，他曰：“怎么啦，人都死光啦？”主人出来曰：“这算啥，我花了十万两银子盖的华屋，怎的胡说八道。”他曰：“十万？你唬谁？我看顶多只值七万。”主人大怒曰：“老哥，我并不卖，你讨什么价还什么价？”他曰：“我看你还是卖了好，遇到一场大火，烧个片瓦无存，就一两银子都不值。”

有此必要

从这一次之后，他阁下恶名在外，谁都不敢沾他。有一天，一位百万富翁老夫­妇­得了个头生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大家纷纷往贺，他也要去，朋友不肯，他发誓永不开口，这才算去啦。从头到尾，果然没有出错，大家暗自称奇，临辞行时，主人送到大门，他阁下曰：“有钱大爷，我这次连一句话都没说，你儿子明天抽四六风死啦，可跟我毫不相­干­。”

遇到这种说不吉利话的人，也算作恶之报。不过如果仔细一想，他阁下说的，哪句不是老实话哉？保险公司似乎就是专­干­这一行的，不过保险公司比较文明，只隐隐约约兜圈子，没这么抖出来罢啦。

死了管他娘的朋友，多半心神恍惚，觉得今天还过不去哩，以后的事更提都不必提，这种人当然啥险都不会保。好比说，一些追女朋友追得身负重伤的臭男人，一听说保险，准会气冲斗牛。我有个朋友，当他努力恋爱时，天天打听行情，准备从结婚那一天起，啥险都保，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自从他把女朋友“一脚踢”之后（是不是真的他把女朋友一脚踢，或女朋友把他一脚踢，不必管他），就感到人生没有意思，不如早日死掉，用草席一包，教狗吃了算啦。有些不知底蕴的经纪人，仍向他大献殷勤，结果一个个碰得头肿脸青。

但从这一类朋友的反应，我们看出，国民保险率是社会安定程度的寒暑表，如果国民们都死了管他娘，只顾眼前欢学观点，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它不仅具有广延­性­，而且，不顾后来苦，这个社会绝不会安如磐石。相反地，保险公司如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个社会一定是繁荣的也。

夫保险是一种危险分担，敝阁下保了火险，虽然我的贵府四季平安，十年也没烧过一次，看起来好像把保险费扔到粪坑里，实际上并没有扔到粪坑里，盖万一有一位张先生焉，被烧得一清二白，他就可以拿我们这些火神退位朋友们的钱，重建他的家园。

——关于失火，在古老的没有保险时候的观念里，那是一种天罚。一个人心术不正，作恶多端，玉皇大帝在金銮宝殿之上，生了御气，用手一指，火德星君就跑到他家，烧他一烧，以示薄惩。所以古时候形容霉运，往往曰“一场人命两场火”，不垮也得垮，不穷也得穷，因他上­干­天怒，注定了。

但有些人却认为不见得不见得，被烧得一­干­二净，不但不是祸，反而洪福齐天，不但不是玉皇大帝惩罚他道学宋儒的哲学思想。以继承孔孟“道统”，宣扬“­性­命，反而是玉皇大帝提拔他。唐王朝有位进士王参元先生，颇有几个钱，大概钱太多啦，反而使有些人不敢帮他的忙，也不敢推他的荐，原因很简单，中国官场都是假撇清的，有些三角眼散布谣言说，凡帮他的或荐他的，统统都是看在他钱的份上。为了避免栽这种赃，大家只好袖手旁观。想不到有那么一天，王参元先生府上忽然失了火劈劈啪啪，化为一堆尘土，得到消息的人，一致唉声叹气，以表同情，盖那时没有保险公司，不烧则已，一烧就连根烂，烧掉一文少一文，烧掉一间少一间。只韩愈先生不但没有唉声叹气，以表同情，反而写了一封信恭喜恭喜，其中有一段曰：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他。凡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是以必信。

译成白话，就是：

“普通人都说，盛盛衰衰，没有一定之规。有些最后颇为发达的，可是他阁下最初却困苦得不得了，有的被水淹过”自明真理“和上帝的存在。此外，还论述了观念和语言的关，有的被火烧过，有的受人陷害、排斥窝里斗过，受尽各式各样的灾难，然后才渐见光明。古时候的人，往往都是如此。这种道理虽然有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但圣人也不能说不相信。”

韩愈先生恭喜的主要意思是，过去你很有钱，大家怕栽赃，现在没钱啦，火烧光啦，大家再帮助你推荐你，三角眼就没啥可说矣。

这是唐王朝间的事，到了现在，“火烧是福”，更成了真理，盖保险业一天一天兴隆，一个人如果保了火险，“有幸”而失了失，那简直比四季平安还有苗头。谚不云乎：“越烧越发。”这是保险业兴起之前的安慰奖，现在有了保险业，其福就更如虎添翼。君不见有些破烂的房子乎，忽然间大火冲天，好像到了世纪之末，一切都告完蛋，跟主人家有仇的老脑筋看啦，心里好不快活；可是，三个月之后，再往参观，那才是稀奇加三级，一幢更使老脑筋醋浪大作的巨厦，竟在原地出笼。

爆机事件

柏杨先生说这话，不是煽动贵阁下热血沸腾，自己在家放一把火，以求“越烧越发”。贵阁下如果真的放一把火，恐怕是福还未至，祸已当头。一位在台北成功中学堂任职的朋友，前年秋天，心血忽然来潮，把汽油洒到被子上和天花板上，然后用火柴燃之，以为这下子可算吃定保险公司，想不到三作牌一进门就发现事有蹊跷，没有两小时就破了案。他阁下求福的结果是吃了官司兼丢了差事，还赔上烧掉的被子和天花板。盖普通小民，对杀人放火勾当，练习的机会不多，偶尔客串一次，再仔细也会漏洞百出。而三作牌天天面对着这类节目，看得多啦，乃培养出一种专门挑剔的眼睛，你没错他都挑出错，何况你有错乎？那位朋友未放火之前，曾驾临柏府，请我指示机宜。我劝他算啦，实在穷急，宁可乘虚而入，去大户人家俘点啥，千万别放火。他不肯接受，非放不可。呜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当然，靠放火发财的也多的是，读者老爷中如果有这种天才，略施小计，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些来得太容易的钱，滑进自己口袋，我也不反对——不但不反对，还打算献上一面锦旗。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天才，像我那位晕晕忽忽的老友，还是三思三思，一个人总不能只看见强盗吃­肉­，看不见强盗戴枷也。

火险水险，比较容易出花样，人寿险老实多啦——当然也有靠人寿险敲保险公司的。前些时看了一篇紫衣社的冒险恐怖惊险丛书（这个名称真长），便看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猛追一位空中小姐，就总是坐她值班的那班飞机。有一天，他上飞机时，跟一位面貌严肃的圣崽人物坐在一起。飞机起飞后，圣崽人物把一个小邮包拜托他带到下一个城市代他投邮，其说词曰：“我上飞机时来不及投邮啦，那是我的车钥匙，我们家住在乡下，我太太没有它，就寸步难行。”那人一想，这也是平常之事，当下满口答应。停了一会，空中小姐送来茶点，飞机一颠一簸，她的玉手不由自主地向圣崽人物胸前一扶。这也是平常之事，但圣崽人物的气可大啦，大概圣血猛烈混腾，空中小姐努力道歉，也消不平他凛然不可侵犯的嘴脸。于是她就觉得不对劲，按说臭男人的胸脯虽然没有可爱而高耸的Ru房，（按，柏杨先生的小孙女就把我老人家的两个排骨Ru房，当作电铃，她用手一按，我的尊嘴就得“叮叮”作响，否则就是电铃坏啦，她就要撬开我的尊嘴修电铃。）可是即令是排骨，也不该像铁板那么硬，而该圣崽人物的胸脯，却固是那么硬也。

另外还有别的不对劲，男主角手拿那个小包裹，有点第六感，暗自思索曰：“怪哉，到了下一个城市道心惟微”。宋明理学将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北，他尽可自己投邮，莫非是海洛因乎？“乃跑到洗手间，不分青红皂白，打开就瞧，一瞧就更起疑，其中并不是海洛因，不过一只破表罢啦，而破表上还刻着圣崽人物的名字，就更大惑不解。回到座位上，怎么想都想不出啥道理。而这时空中小姐又走过去，他就跟她到咖啡间，搭讪献媚，空中小姐无意中说出她的困惑，而男主角是当过伞兵的，一道闪光掠过脑海，大惊曰：”他身上莫非绑着降落伞乎？“急忙冲出去，而圣崽人物已到洗手间去矣。他就赶到洗手间，敲门敲不开，照着门就是一脚，门被踢开，圣崽人物已脱掉外套，露出胸前的家伙，果然是个降落伞。男主角叫曰：”好呀，你捣的啥鬼，想逃呀。“

接着是一阵打斗，降落伞被打开，另一个乘客抓起就拴在椅子上，圣崽人物哀号曰：“放了我，放了我，飞机马上就要爆炸啦。”男主角曰：“别­鸡­猫子喊叫，慢慢地说。”圣崽人物曰：“我的行李里有一颗定时炸弹。”男主角曰：“啥时候爆炸？”圣崽人物曰：“一点二十五分。”而这时已一点整矣。

用不着形容，大家乱成一群没头的公­鸡­，盖行李放在行李舱，非着陆之后才能取出，而距离最近的飞机场，航程也需要五十分钟。正常降落已不可能，驾驶员乃决定降落在公路上。以后的事不必细表，飞机刚刚在公路上煞住，炸弹就响，其声像在沙士中放一个纸炮，大家被烧得晕头转向，但总算逃出这场灾难。

——写到这里，得Сhā一句嘴，当空中小姐向驾驶员报告飞机上有定时炸弹时，驾驶员一语不发。她心里急曰：“糟啦，他吓呆啦。”却不知他正在思考的转变。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决定关系着全机人的生命，结果只十秒钟，就决定降落公路，下令与地面联络，腾出路面，并吩咐空中小姐怎么告诉旅客，怎么紧急应付。她佩服之余，叹曰：“现在我才知道公司为什么给他那么高的薪金！”

呜呼，这对低待遇政策——一字并肩王待遇政策，真是一个耳光。一个责任重大的人，他应该有相当高的收入，使他无后顾之忧，而能专心一意面对着他的工作。把责任大的或责任小的待遇拉平，是一种假平等。故事到这里完结，圣崽人物的目的是诈骗寿险，他跳伞而去，而飞机爆炸后，大家一团­肉­酱，谁也分不清谁，而他的破表却在，就可以弄一笔钱到手矣。

这当然是一篇小说，但任何小说都是从人生中提炼出来的，寿险也有诈骗，大概道高一尺，魔必高一丈也。

横冲直撞

保险业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学问，有些大学堂里，专门设有“保险学系”，一学就是四年，而四年只不过才入了门，离登堂入室还有一大截路，比柏杨先生写杂文难得多啦。中国目前的情形，因为产业还不够十分发达，所保项目，寥寥无几，似乎只有寿险、火险、水险、汽车险，屈指可数。但在产业茂盛的洋大人国里，却是“有险皆可保，无保不成险”的，啥险都有人保，只要你想得出典故去投保，就有保险公司英勇承担。前已言之，有的女电影明星专门保她的玉腿，她的一条玉腿就抵四百条柏杨先生的老命，一旦她的玉腿断啦，就拿美金十万，一旦该玉腿被她的男朋友香烟烧了一个疤，该疤恐怕就值三万五万。歌王平克劳斯贝先生是靠喉咙吃饭的，他就把他的喉咙保了险，保险额多少，一时想不起来，其实想不起来，正是我福，一想起来，恐怕非气死不可。这些还是正常的，有些名女人还保她的脸上不生皱纹，生了皱纹就拿钱。有些运动员保他的肌­肉­弹­性­不坠，一坠也照样拿钱。

有险就保，而也有人肯保，并不是洋人都是傻瓜，而中国人都聪明绝伦。羊毛出羊身上，他们把复杂的算盘左打右打之后，必须算得有利可图，才肯让你填单子。好比说，贵夫人保珠宝险吧，保险公司在收到的保险费中，会拿贵夫人的钱，为贵夫人雇个侦探保镖之类，专门看管那条项链。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我们远隔重洋，尽可为洋大人放心也。（说来泄气，有些外强中­干­的过气名女人，混到最后，除了一条钻石项链充场面摆谱外，其他啥都不剩，往往做下手脚，假报失窃，敲保险公司一笔，不过这种手段不容易无懈可击。仍是老话，三作牌是­干­啥的，察言观­色­，三问两问，就问出来底细。）

正因为保险的项目奇形怪状，很多是我们这个半封闭的社会从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多少有点格格不入，酱缸蛆尤其吃惊，连声喊曰：“不像话，不像话！”呜呼，保险业是社会的安定力量，保险业越发达，人心越踏实，道德水准也越高。阁下不常看报乎？汽车撞伤了人，或撞死了人，总是落荒而逃，把伤者遗弃路边，实在是太狠了点也。

提起来车祸，最近三天，就有两位朋友躺进了医院。一位在警察广播电台当差，上个星期，三更半夜（今河南商丘）人。与兄子圣同学《礼》于后苍。宣帝时，曾，下班回家，走到台北市民权东路，遇到了煞星，台湾汽车股分有限公司董事长，一手扶着一个老朋友，一手扶着方向盘，谈谈笑笑，好不潇洒，大概是该老朋友指点曰：“就是这个巷子呀！”于是董事长老爷那么一转弯，吾友就很隆重地来个狗吃屎。董事长老爷这时镇静如恒，探头往外观看山景，是不是想开溜，不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正无巧不成书，正好该朋友另一个同事骑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乃跳过来叫曰：“咦，你真神气呀，连车也不下。”这才送到马偕医院。不过董事长老爷事后倒很爽快，一口答应负责到底，而且每天都亲自前往探视。现在该朋友住着头等病房，大概要把千年老疾都一齐养好吧。

第二件车祸就没有这么惬意矣，也是三更半夜，一位民防电台当差的朋友（真抱歉，又是电台），走到九台街，一辆计程车从巷口“嗖”的一声窜出，饿虎扑羊一样扑到该朋友身上，当下就栽倒在地，人事不省。这还不足动人心魄，动人心魄的是该司机老爷一看撞到了人，生死不卜，又一看四周一个鬼影子都没有，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油门一踏，就溜他娘的啦。谁知道千算万算，不如天老爷一算，这场惨剧，竟被黑暗中的善心菩萨看到，而且记下了车牌。

该朋友被善心菩萨救醒后，说了一句电台的电话号码，即又昏迷，现在仍躺在徐外科医院受其穷罪。那辆计程车司机自以为这下子可算脱了钩，白碰白轧，十分得意，万不料车牌已抄发各地交通警察，没出三天，活活捉住，原来是一中车行的尊车。

——顺便建议各位读者老爷，以后如遇到一中车行的计程车，看它远远而来，千万早一点爬到树上，万一附近没树变与突变等关系；化学运动与物理、生命诸运动的关系等。3.，爬到电线杆上也可以，否则把你撞得筋断骨折而又跑掉，就不好意思啦。

美国的车祸，如果撞伤了人不顾而去，是以谋杀论罪的，至少有五六年的牢狱之灾。中国流行说不准学，该司机老爷如何判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一中车行老板迄今为止，还没有照过面，他阁下大概是江湖大学堂出身，反正是反正啦，随你的便。

徐外科医院就在马偕医院附近，凡是被车撞而又逢马偕医院恰好客满时，就地取材，都送到徐外科。仅这几天工夫，据说徐外科就抬进来五六个鲜血淋淋的倒楣分子，都是计程车的成绩。柏杨先生颇有点怦然心动，打算凑几十两银子，在徐外科隔壁开一个柏外科，等徐外科客满时，我就可以大批收容，一则发点小财，二则既然政府对车祸没办法治本，理应帮忙治治标。

台北计程车简直成了疯卫兵，在街上横冲直撞，杀气震天。按规定市区内行车时事不能超过四十公里，我敢赌一块钱，恐怕没一辆计程车不超过四十公里的方能把握事物之真相。著作已佚。今人钱穆认为，《吕氏春秋，不要说四十公里，能开在六十公里以下，就很文明啦。原因当然很多，主要的似乎仍是赶时间拉生意，所以马路上超车的几乎全是计程车，从小巷子猛冲出来的也几乎全是计程车，而且说停就停，说拐弯就拐弯，好像马路是他自己家的。

计程车闯祸的结果固然是被撞的人吃亏，但司机自己也不见得就安如泰山。有位朋友，倾家荡产，凑了几万元，又向人高利贷借了几万元，买了一辆计程车，挂名在开发车行，刻苦经营。有一天，也是晚上，还下着毛毛小雨，客人要一辆车去新竹，大家都不愿去，为了多赚几文，他阁下就去啦。结果在新竹附近，跟一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英勇地撞上，车子粉碎人也粉碎，剩下哭哭啼啼的孤儿寡­妇­，真是何苦来哉。

更可怕的事

减少车祸的唯一方法是严守交通规则。洋人车祸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酗酒，这一项在中国并不常见，所以我们的车祸应该比较少才对，不过因为中国人有不守规则的传统­性­格，车祸反而更高。这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最特殊的部分，一种牢不可破的肤浅和虚骄。稍微有点成就，就伟大不掉；稍微有点头脸，就表演特权；稍微会走啦，就自以为他随时可以飞。于是乎，不过只有一千公里的开车经验，就自以为车子在他手中能横着走。常看到有些司机老爷，口衔香烟，两眼眯成一条缝，沾沾自喜于他的技术和车子的­性­能，一起步就六十公里，而且故意地以分毫之差，擦过行人或别的车辆，真教人连昨晚上吃的番薯都呕出来也。

但我们也不能专门责备司机，比汽车更要使人冒火的还有别的——若机器三轮车焉，若摩托车焉，若人力三轮车焉，最后还有行人焉。机器三轮车比计程车还可怖，若­干­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长李蕴权先生，就是丧生在机器三轮车之下。它可怖的地方是煞车不行，它所以说撞上就撞上，非不煞车也，而是煞不住也。一种机器推动的玩艺，纯靠手煞车的力量去煞那可怜的中柱，好像用麻绳去拴飞机一样。这种车最好禁止，如果不能禁止，则政府应该帮助它把煞车弄结实，尤其机器三轮车后面有两个突出的直角钢架，小伙子开得兴起，忘了钢架，呜呼，真不敢想。

摩托车现在也要考驾驶执照啦，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规定五十西西以上的才考，于是商人就推出来一种四十九西西的。我想考也可，不考也可，考起来只不过使监理所的威风更大，晚娘脸更凶。但要考的话，似乎应该规定，就是一西西半西西的也照考不误，以求安全。不过主要的是，应该加强管理。有些烧包朋友，骑着那玩艺就像骑着飞弹，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作“之”字形飞驰，认为他那玩艺除了上天之外，简直啥都可以办到。还有些“全家乐”朋友，前前后后，坐满了人，“喀嚓”一声，死亡的死亡，断腿的断腿。嘉义有位先生载着母亲撞死；台北中山北路昨天就又发生一桩，一个家伙，带着太太和四个孩子，全部报销。这种乱坐人的节目，必须取消，天下才能太平。

人力三轮车比较收敛一点，而且淘汰之期，在所不远，车夫朋友，也都支持一天算一天非本质之分，本质属­性­和事物是同一的，没有它，一物就不，但愿他们早日转业。不过有些地方，也能气出鼓胀来。

说来又话长，今年（一九六七）年初时候，一位朋友开了一辆车经过台北南京东路，偏偏一辆三轮车竟然踏上快车道，遇到红灯时，它领头停下，该朋友忍不住心头之火，就用保险杠照三轮车的ρi股，那么轻轻一顶。三轮车夫回头一瞧，一语不发，把三轮车踏到慢车道，下了车，转过玉体，又回到原处，把袖子一卷，读者老爷莫急，他袖子一卷不是打架，而是就往该朋友车前一躺，结果花了五十元才买他爬起来。

另有一件供贵阁下娱乐的事，发生在前年夏天，柏杨先生于该天到台北厦门街找朋友借钱，就看见了一幕。一个眼看就要倒楣的家伙，开着他的老爷汽车，停在平交道栏杆外面，恭候火车通过。他倒是没有撞人的，可是，他不撞人，人却撞他，一辆风驰电掣的人力三轮车，从后面赶来，煞不住车，从旁边擦过，勇敢地撞到该老爷汽车的车头上，车夫先生的袖子被粉碎了的照后镜刮破，当然也流出来一点尊血。好啦，这就够啦，他下了三轮车，悲惨哀号，好像美国印第安人已驾临台北，要剥他的头皮。人群闻声云集，一齐怒吼曰：“你们有汽车的人没有一个讲理的，把人撞成这个样子，还不在乎呀，拉下来揍他。”该倒楣分子只好赔了一百二十元。

这两个故事使人垂头丧气，南京东路那么一撞，当然欺人太甚，但三轮车踏到快车道上，同样也欺人太甚《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而快车道上突然出现了三轮车，三作牌却没有看见，就未免难为情啦。厦门街一剧，证明中国人已丧失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只论强弱，不论天理国法，穷苦的三轮车夫如此，蠢血沸腾的群众如此，二抓牌不用说，更是这个调调。呜呼，除非你有势，你就很难有理，有理也没处说，说啦也没有用。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不按事实判断是非，只按直觉判断是非。脚踏车撞了行人，脚踏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三轮车，汽车再有理也没理；汽车撞了行人，那就更没有个完。

同样情形，行人不守交通规则也是车祸的主要原因。一个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腿，最好走十八世纪农业社会的路，要走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路，似乎就得换上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腿。有些朋友走路就好像得了低头疯，《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逛庙会，形容曰：“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低头疯则是“他不看车子”，如果再碰到“车子也不看他”，就头破血流矣。

轧死活该

在农业社会中，交通不便，行人稀少，普通一个县城，来来往往，不过那么几个人，而且都是步行，你撞我一臂，我碰你一肩，没啥了不起。偶尔有个骡车经过，立刻万人瞩目，早就避开啦。同时骡车的速度比起汽车，简直不能比，即令没有远远避开，临时一跳，也还来得及。这还是较大的城市，如果较小的城市，像甘肃河西走廊的那些县份，若山丹，若玉门，在士字路口站了半天，都难看到一个走动的影子，景象凄凉，更不在话下。在这种马路上，当然怎么走都可以，直走固没人说啥，横走倒走，也悉听尊便，除非“咕咚”一声掉进水沟里，不会有其他祸事也。

有些人到了纽约，有点不惯，有些人到了台北，也有点不惯，不要说噪音能把人吵疯，仅只到大街上走那么一趟，他的尊腿如果仍是十八世纪的腿，他就得十分痛苦。现代的尊腿在穿过马路时，就得跟贼先生一样，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身手利落，当机立断，如果仍坚决地复古，安步当车，早晚会有一辆汽车感动得猛吻他阁下，以示拥戴。

报上说警察局已对十八世纪的腿，采取行动，有若­干­乱走的朋友，被罚扫大街，这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处罚。但柏杨先生不赞成扫大街，盖扫大街类似体罚，于法无据，而执法者要面对着受罚者，势必严重地伤害了受罚者的自尊心，会结下无聊的仇恨，产生无谓纠纷。而且一扫就是几个小时，等于妨碍自由——而且是侮辱­性­的妨碍自由。只要罚钱就行啦，这比挖他的­肉­还要使他心痛。有人说，罚钱有缺点，有钱的朋友根本不在乎。我想这只是技术问题，不是原则问题，一个拥有三千万元的亨崽之辈，罚他一块钱当然不在乎，但罚他两千五百万元，他就在乎啦。当然，法律上不可能罚这么多，但可以罚到最高额。它主要的好处是只教他心疼，而不会引起他对三作牌私人的反感。一个十八世纪的腿，经过两次严重的款，准能把它变成二十世纪的腿。

柏杨先生忽然想建议立法院，应该制定一条法律，凡二十世纪的汽车撞到了十八世纪的腿者不罚。给汽车司机颁一面锦旗似乎不像话，但总不能罚，盖错不在他也。社会上必须有是非转化矛盾双方之间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因为外在的大小不同，连是非就跟着变。

仍是一句老话，只要遵守交通规则，车祸就绝对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四十公里的时限是随时可以煞车的，凡煞不住的都是超速。行人如果有两条二十世纪的腿，他就不致晕晕忽忽，乱闯乱荡。

中国同胞撞伤或撞死了人，往往撒鸭子就跑，而美国同胞便很少这种现象（不是真的一个都没有，请别抬这种瞎杠），非美国同胞全是神仙，中国同胞道德沦丧，而是有两种原因，使美国同胞比较厚道也。一曰，他们在车祸中可以得到是非的判断，司机老爷不怕不可理喻主义，只要有理，他跟被撞的家伙一样，同受法律和舆论的保护，不会像在中国，只要汽车撞了人，司机就铁定地要倒楣。二曰，美国同胞样样有保险，一切都由保险公司负担。呜呼，一个司机老爷，月薪能有几两银子？不小心出了节目，真是哭皇天都没有用。前些时一个小孩子被撞驾崩，除了棺材费外，还赔了四万元，一个司机要想赚到四万元，恐怕得四年的时间不吃不喝。如果没有撞死而只撞伤，麻烦似乎还要更大，司机老爷惊恐之余，把鲜血淋淋抱到台大医院急诊室，而台大医院是有名的杀人找不到凶手的地方。古人有先礼后兵之法，台大医院虽然是国立的，却是先钱后医。司机老爷当下就得卖裤子，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仅医药费就受不了，仔细一想，还不如当初一溜了之。正因为后患无穷，所以有些司机老爷能溜就溜，假如每辆汽车都有意外保险，他就实在没有溜之的必要，盖无孔不入的保险，能使人类善­性­的本质，得到鼓励和发扬。

我们的人寿保险，已出了花样，产物保险，也非常奇怪：嘉义大地震，保险公司竟然联合拒付；宜兰大火获、效果和事实。把理论、概念看作是行动的工具，是人在，保险公司也竟然联合拒保。说出的理由一火车都装不完，其实两句话就包括尽啦，曰：“万方有罪，罪在客户。”汽车保险有没有撒赖的，柏杨先生不知道，将来如果好运当头，当再向各位读者老爷介绍。

嗟夫，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基本规范，这规范在外行人看来，既稀松又平常，但在本行业之中，却十分严重，不但十分严重，而且关系着该行业的兴衰。当这些基本规范或被制定为法则，或被容纳于行为，成为本能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范被遵守的情形，来判断当事者的价值和分量。

好比说吧，“盗亦有道”，强盗朋友对局外人固然吹胡子瞪眼，乱搞一通，但强盗朋友自己人之间，照样讲道德说仁义。皇帝老爷坐在金銮殿上，固然用道德仁义要求他的臣民，强盗老爷坐在忠义堂上，也同样用道德仁义衡量他的伙伴。你阁下一旦走投无路，身无分文，计划偷点什么，想跟柏杨先生光荣合作，由你阁下摸进大门猛俘，由柏杨先生在墙外把风，我如果灵机一动，接了两件钻石项链之后，一瞧三作牌来啦，连暗号也不打，就脚底抹油，而把钻石项链下了腰包，恐怕你阁下捅我刀子时，就义正辞严。

——强盗不遵守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强盗。

抄风和套风

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能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古”），有些则是抄三○年代的，大概英雄欺人，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该秘本。万万料不到，文字的流传，无孔不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之书，台湾有时候偏偏也有。而大陆出版的“今人”之书，台湾虽没有，香港却有，日本也有。运气不济时，碰到该死的好事之徒，一对一照，就露了原形。一九五○年左右，有位朋友还用其抄品，不断地得什么奖，后来有人恼了火，该朋友遂丢了官，一直倒楣了十五六年，最近才算复兴。但这个活例子并没有使利欲熏心的朋友得到教训，该抄仍是照抄。

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来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抄矣，但虽不能抄，却要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再过些时，柏杨先生一急，真打算列出一张表来，以便读者老爷引经据典。呜呼，军人不能冒功，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当一个文人，可以偷，可以抢，如果走桃花，也可以乱爱，甚至乱爱得刀光血影（当然，最好不要刀光血影），如果大发雷霆，也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但是，绝不可以抄，也绝不可以套，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他要坍台。

——作家学者，不遵守作这学者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作家学者。

保险这一行业最崇高的境界，应该是一旦付保险金时，不但付得迅速，而且付得痛快。喝人血的那种地头蛇想法，固然顽劣，就是缠到最后，虽然不得不付，大概心里始终觉得别扭，那股办不完的手续，也属于耍赖。据说有些保险公司在付保险金时，好像该倒楣客户故意坑他，就心怀不共戴天之恨，能凶就凶，能刁就刁，倒楣分子或倒楣分子的亲属，哭哭啼啼去领钱时，就好像抽了他娘的脚后筋。

在一个有理可喻的国度时，保险公司是以“迅速”“痛快”为号召的。有一则小幽默可以启示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某一个场合里，两家保险公司经理碰面，甲经理曰：“敝公司是美国第一流的，客人上午断了气，中午就把保险金送到他尊府。”乙经理嗤之以鼻曰：“天乎，这慢成啥啦？昨天有位客人从十八层楼跌下来，经过七楼敝公司窗口时，我们就把支票塞到他喊‘哎哟’的嘴里。”

中国小民是被欺弄惯了的，如果遇到这种硬塞的镜头，不跌死也会笑死。即令上个月出来，下个月拿到钱，就喜欢得昏倒到保险公司的柜台上。这故事应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座右铭。有一点似乎清考虑的，发财的道路很多，走正路照样可以发财，不一定非走歪路不可。喝米汤照样可以长得又白又胖，不一定非喝人血不可。保险公司如果用“迅速”、“痛快”建立信誉，它的业务同样兴隆，逞凶耍赖，只是杀­鸡­取卵的眼前欢，中国人事业所以到处都是昙花一现，而很少立百年之基的（更不要说万年之基啦），虽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悲剧。

——保险公司不遵守保险业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保险公司。

报上有一则关于车祸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凡车祸发生后，司机停车救人的，应减轻处罚。呜呼，这是一个好意见，提出这意见的先生，柏杨先生应向他作一个大揖。不过我真是越活越两眼漆黑，今天才知道法官老爷过去对停车救人的司机都是下了狠心的。记得十五年之前吧，有一位军车司机，在台北街头撞倒了一个孩子，把他抱到医院求治，但孩子仍是死啦，该司机竟被游街枪决。嗟夫，他阁下如果当时跑啦，查出捉回，又该有啥更严厉的处罚乎哉？对肇祸逃走的司机，理应严重地处罚，甚至五马分尸，都未尝不可，但对停车救人的司机，应视他当时的行为，给予减轻，而且在录取了口供之后，立刻交保。中国很多立法委员和很多法官老爷的心理，似乎只会逼得人必须重复犯法才会安全，这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前曾言之，行贿受贿同一处罚，不但根绝不了红包，反而使贪污分子更猖獗，使官场更腐败，真不知立法的人脑折纹里，啥时候塞上石炭的也。

新年快乐

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

一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同社会，总算吐赃似地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著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廖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要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应。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地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司，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地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说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我们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他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禁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呣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地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如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官他们之间真有一分友情，不致这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书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复，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三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憧憧，细语切切，神秘恐怕，好像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早不坏，迟不坏，偏偏走到埋伏阵地时坏啦，刚推着走了两步，三作牌一跃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满面，但那无济于事，仍是付款结案。

有人造谣说罚的那些钱除了一部分缴库外，剩下的大家瓜分，显然是恶意中伤，我誓死不信。盖查灯完全是爱民措施，你要是不燃亮，一下子骑到公圳里怎么办？故抓得起劲，乃是热心公务。我们这里说了半天，不是批评谁对谁不对，而是说，新年一过，买不起车灯的铁马之士，可以喘一口气，身上的细胞，留待过端阳节再紧张可也。

（柏老按：贺年片之灾，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延续数年之久，天怒人怨，一九六○年代末期，始销声匿迹。今天回忆当年官场百态，恍然若失。）

拜年之风

一九五四、五五年阳历年时，除了如仪放假，没啥特别的。到了一九五八、五九年阳历年时，花样就出来啦，贺年片好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而来，苦了小职员的手和邮差老爷的腿。因为是依册照抄之故，所以死了的人照样也被头脸人物恭祝新喜而素不相识，不但见面不相识，就是挖了祖坟也不相识的家伙，也会突然寄上一张。如果是搞政治闹选举，还有得说，偏偏大多数不过一个小小官崽，连个省政府的二级单位都够不上，却作俨然状，教秘书乱写，实在是无聊加无聊。经大家一阵呐喊，这些年来，盛况已大不如前。柏杨先生虽然还是照寄，但也正在打算——可以说简直是已经决定啦，假如我老年人家还有得活的话，以后阳历年不再寄贺年片，而等到­阴­历年时寄，盖阳历年乃新式之年，毫无年味，­阴­历年才算年也。

今年­阴­历年拜年之风，远逊往昔，如此下去，将来恐怕一年更比一年淡矣。这种现象是好是坏，现在还言之过早，不过从前拜年成灾的时期，大家觉得拜年不叫拜年，而叫赛马，好容易熬到了个年，连跟家人团聚一天都不行。一清早就得随着人群，东跑西跑，南挤北挤，别瞧穿得衣帽整齐，却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两眼发直，面有菜­色­。到了门口，向主人一揖，主人号曰：“恭喜恭喜，请坐请坐。”客人也号曰：“恭喜恭喜，再见再见。”一言未了，拔腿而逃，斯时也，主人翁还没瞧清该家伙是谁哩。于是大家心中有戚戚焉，认为这种无孔不入、有口无心的拜年，未免虚伪过度，劳民伤财。

这种风气去年已经有点返朴归真，今年就更脚踏实地矣。从前各机关团拜了之后，照样个别出击，今年就比较合理。其实大家既在团拜上互相恭喜啦，就不必一定非登门搞那么一下不可，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必须有被拜年资格的先生，认为不登门不算失礼，这件事才办得通。不过人们因此也有忧虑，过年而不拜年，好像中秋节不吃月饼，似乎不够充实，一旦大家都关着门过年，不再出动，这年就跟阳历年一样，冷冷清清，不再像年矣。

过年而禁绝拜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无法办到，而我们也并不以为过年而不拜年才是英雄好汉，只不过反对那种蟒蛇出洞式的拜年罢啦。盖拜年乃温暖的人情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因而，人要”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所以，至少有两种意义的拜年，应保留下来，甚至应发扬光大也。

一曰，对自己的长辈，若父母，若岳父母，若祖父母，若伯叔父母，若姑父母，若姨父母，若舅父母，不要说孩子应该去鞠躬，就是长大成|人，儿女满堂，当了有人拍马屁的大家伙啦，也应前去鞠躬。晚辈再老，在长辈眼中，仍记得其孩提时代，理应一鞠躬，情亦应一鞠躬也，尤其老年人都很寂寞，除了自己的孩子，叶落归根外，亲戚新族的孩子，来跟前晃晃，也可安慰落日西山。而且这也给自己孩子们作一个好榜样，许多朋友家还供上“祖宗三代”的牌位，由家长率领，行三跪九叩大典，不仅是慎终追远，也使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缅怀祖先，发扬孝思。向长辈拜年，亦此意也。

二曰，对失意的朋友，也应前往，名曰拜年，实为探望，最好带一点礼物，或最好给孩子们一点红包。常听到有些朋友——尤其是有些忽然垮了台的朋友，一开口就骂谁谁谁势利眼；势利眼固然可厌，但必须先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先势利眼。当自己有权有钱时，呼风唤雨，洋洋自得，把没办法的朋友看得一文不值，那就没资格骂别人势利眼矣。一个人必须不把失意的朋友从记忆中抹去，他才是个有灵­性­的人。

有一件事，憋了好几年，说出来似乎不妙，但憋下去也憋得不舒服。那就是，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对物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运动，大体上说，台湾同胞遇到年节，喜欢郊游；而其他省份同胞，遇到年节，却喜欢埋头苦赌。读者老爷千万别发脾气曰：某公也，高雄人，还不是三天三夜没下牌桌乎？某公也，重庆人，还不是初一早上就全家一游故宫博物院乎？我只是说大体上，属于直觉印象，非科学调查，例外的当然很多，但贵阁下留意报上登的组团旅行广告欤？到日月潭多少钱？环鸟多少钱？参加的固台湾同胞多也。贵阁下又留意长途汽车站上排队郊游，人山人海的乘客欤？因台湾同胞多也。其他省份同胞，有此雅兴的，恐怕如凤毛麟角，十个家庭九家赌，客人进门，主人不但懒得欠ρi股，肚子里恐怕还在骂哩。良辰美景，遂在“吃”、“碰”中断送，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理，赢钱的消耗了­精­神，输钱的努力装着满不在乎，但心里却窝囊得要死，走到大街之上，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好容易迷糊过来，又要上班啦。

大祸当头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轧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地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松轻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纸能把鼻涕都抓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惟恐谁踢他的ρi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到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轧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得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汝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的权威。他认为自然界是唯一的实在，除了自然界和人之外，，就是蹲在家时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得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痣，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大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地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盒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燎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家彭加勒（JulesHenriPoincare，1854—1912）。认为真理不，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

礼多人怪

畸形人所以冒着被人­干­他娘的危险，而仍照寄贺年片不误，大概他阁下对心理学颇有研究。俗不云乎：“礼多人不怪。”我给他一张贺年片，教他看我多么温柔痴情呀，接片的家伙，如果对我有坏印象，一接该片，能变好；对我有好印象的，一接该片，印象就更好矣；根本没印象的，一接该片，岂不也就有了印象乎？这种心战之术，事实上也往往会收到奇功，盖寄寄贺年片，不过小焉者，而和这种同一原理的，还有“召见”之术。

提起来召见，有一度真是其效如神，有些当老板的，心血来潮，最喜欢召见伙计。一九一○年代之初，我去上海，一个朋友，芝麻职员一个，有一次在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大谈国家大势，头头是道，文情并茂。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董事长知道啦，于是乎，有一天焉，他桌上放了一纸通知，通知上说，董事长第二天下午召见他啦。第二天他一早就沐浴更衣，披挂整齐，届时惶惶恐恐，趋进（非“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教他坐他不敢坐，教他站他也站不稳。董事长倒非常民主，喊他“同志”，又握他的手，问他家里有几个人、住在哪里，又问他有啥困难。最后告诉他曰：“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言毕端茶送客。

从此之后，该小子就春心荡漾，认为他有的是前途，马上就要不得了啦，连柏杨先生这种老朋友也不能交啦，有时马路上碰见，他竟假装不认识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也不再理他。老妻就埋怨我臭骨头曰：“一个人的架子突变，必有原因，你不缘竿而上，真是穷昏了筋。”可是既已不理他于前，现在再去巴结，实在一时磨不开，只好放弃良机。

可是一直过了一年，仍没有动静，该朋友的架子就慢慢恢复原状，一直等到他觉得确实没有希望时，才降贵纡尊作为《孟子字义疏证》。参见“伦理学”、教育“、”语言文，跑到柏府，一进门就叹气。（有些人真是天生奇骨，大小由之。）呜呼，这都是想当年的往事矣，那时民智未开，以致有此误会，到了现在，大家才弄明白：老板召见你阁下，不是他要对你有印象，而是要你对他有印象；不是他要爱护你，而是教你爱护他；不是他要关心你，而是要你关心他；也不是他要帮助你，而是要你对他产生知遇之感，以便万一有那么一天，好杀身以报。

乱寄贺年片的心战，跟这种类型的召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瞧，堂堂市长大人都向我恭贺年喜啦，下届选举时，我不选他选谁？有此一念，遂蔓延成灾，连佛教徒都庆祝起耶稣先生的圣诞矣。

这两年来，寄“­干­娘片”的风气渐渐消失，大概头子们忽然发现小民并不都是好愚弄的，不但没有收揽到人心，反而有被­干­娘的危险，也就高抬贵手矣。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转变，值得大书特书者也。

但柏杨先生却是一直寄贺年片的，数十年如一日，而且我之寄贺年片也，完全采取主动，不管你高兴不高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你开不开省骂国骂，我要是寄的话，泰山都挡不住。盖贺年片是一种表示怀念的东西，清王朝末年，那时流行的是拜贴，用大红纸条，写上自己姓名，然后开列一张详细住址，交给仆人逐户送上。现在改为邮寄，已经方便得多啦，只要贴四角邮票就能把千里外邮差先生支使得双腿乱跑，人们更应该利用这种科学进步，互通衷情。有些人以不寄贺年片为荣的，我却是以寄贺年片为荣，我不但寄，前不言之乎，还主动地寄；不但主动地寄，还亲笔地写，还亲自一张一张往信封上贴邮票（老妻有时想帮忙贴，我都不准）。可借无法一一写信，否则我还要一封一封地写哩。

朋友们睽违得太久，都有点模糊啦。一年一度翻开通讯册子，恭恭敬敬地依册照写，他阁下的模样和最近一次晤面情形，就油然浮上眼帘，真是古人所说的“如对故人”。写好之后，把卡片装进去，再往上一张一张地贴邮票。贴邮票时，二度再看一遍，也等于重温旧梦。这种一张一张往上贴邮票之法，邮局最为反对，有一次我把大叠贺年片抱到邮局，柜台小姐伸其玉头一瞧，柳眉皱成一团，埋怨曰：“你为啥不寄大宗邮件呀？”我曰：“我不知道还有大宗邮件。”她明察秋毫曰：“你这个老头，去年也是不知道，前年也是不知道。”我只好装傻而笑，她把那一叠贺年片往里一拉，“哗啦”一声，散了一地，悻悻曰：“都像你这么贴邮票，我们盖邮戳，手都要盖断啦。”我曰：“大宗邮件也得盖邮戳呀。”她曰：“那是拿到总局用机器盖的，用不着我们一个一个往上敲。明年再寄时，记住寄大宗邮件，听见了没有呀？”我曰：“对不起，明年一定道办，不遵办你就罚我请你看电影。”不过明年我还是要一张一张往上贴的，届时如果该小姐仍在柜台之上，我就转移阵地到别的邮局去寄，台北共有三十一个支局，一年去一个，至快也在三十一年之后才能再碰她的钉子。但有一点务必请邮局老爷放心，我贴的邮票，无一不合规格，直式的一定贴到左上角，横式的一定贴到右上角，如果用机器盖戳的话，包管如意，这是我的伟大细心之处，不可不知也。

原则

柏杨先生主动寄贺年片，并不是有啥不轨的打算，好比第一天寄贺年片，第二天就去借钱；或是教你阁下对我有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以便明年选举时投我一票。盖我也有我的原则在焉：其一、我感谢的人我寄之，其二、我怀念的人我寄之，其三、我敬仰的人我寄之，其四、我觉得需要我鼓励安慰的人我寄之。只要是这四种人，长辈也好，晚辈也好；贵为大官大商也好，楣为监狱的囚犯也好，都一一亲笔恭写，亲自寄发。

我的贺年片是表示我的感激、怀念、敬佩、鼓励和安慰。呜呼，生活过得很好、万事如意的朋友，不会觉得柏杨先生之片有啥特别，而且说不定还以为拍他的马屁哩。倒楣的朋友才会知道二十年不变的友情是多么可贵。一个人的朋友数量，往往随时变化，阔的时候门庭若市，垮的时候连狗都不上门，如果新年能获得一张贺年片，应是多么的温暖乎。吾友杨自汉先生，不知道为了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澎湖监狱。一个人一旦关进监狱，便等于掉到枯井里，亲戚也没啦，知己也没啦，对这种倒楣分子，一纸友情比他自由时一吨钞票还重要也。

一年一度的贺年片，另外还有一种意义，那就是让朋友晓得你还活着，假如搬了家的话，让朋友们也顺便知道你的新址或新的通讯处，而且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让朋友知道你的太太姓啥叫啥。接到贺年片的朋友往往瞪其双眼，作下列各叹，曰：“咦，他原来搬到台北县永和镇，而且还是二楼，发大水再不怕啦。”“他的太太叫柳刘莺，啊呀，这是我十年前的女朋友呀，原来甩了我嫁了他，好小子，你真有一手。”“盛哉盛哉，他家还装了电话，马上打一个去叫他请喝两盅。”“这家伙还记得我，难得难得，到底是老朋友好。”如果贺年片再写上或印上几句报告近况的话，就更为亲切矣。

如今经过大灾难之后，有力人士努力发起不寄贺年片运动，大概大家吃的苦头太多，也就纷纷响应。官崽办事，永远矫枉过正。成了灾难有作为人自身，才是一个作为人在发挥作用的社会成员。主，固然是“过之”；一毛不拔，连来者都不理，昂然独尊，六亲断绝，似乎也有点“过之”。反正柏杨先生有自己的老主意，不过我声明的是，凡接到我贺年片的先生老爷，不必一定要来一个反击——非回寄一份不可，那就官式化啦，只要肯接受我这份情意就够啦。

顶礼拥戴

酒除了可以使一个人丑态毕露外，却有一种不可抹杀的优点，欲语云：“越赌越薄，越喝越厚！”再知己的朋友，如果天天在一起打麻将打梭哈，终有一天会打得翻了脸。朋友有通财之义，金钱来往是对友情的信任。但赌起博来，却硬是一块钱都不放过，斤斤较量。初时有趣，久啦自然发生毛病。美国对于从事危险工作的工人，一向有禁止赌博的严厉规定，即是预防输的那一位，在必要时，暗下毒手。柏杨先生便亲眼见一个官崽，在其属员借条上大批不准，盖昨晚三缺一，拉该属员凑角，官崽汗流浃背地做了一副清一­色­，对门“砰”的一声打出，他大喜若狂，却被坐其上家的属员截去，和了个屁和。人间可恨之事，未有逾于此者，拒其借钱，尚是宽大为怀，如气量稍小，不祭顶帽子让他戴戴，未之有也。

喝酒便恰恰相反，可使友情更为增厚。尤其是酒量相当大的人黄汤下肚，即显出本形，推心置腹，真诚相见，盖天下未有比酒更容易剥去人类假面具者也。吾友诸葛亮先生便曰：“醉之以酒观其德！”大学问在焉。

对一个人个­性­和品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又一次。不是怪上家不该打二条，便是怒下家有什么好碰，再不然拼命地在桌子上磨牌，把红中都磨成白板。更­精­彩的是起牌的姿势：或探身而往，手舞若疯；或把牌弄到口中呵之有声，然后大骂打出；或两指轻拈，作不在乎之状。至于赢家，一旦坐了两个连庄，则口中嗫喃不绝者有之，训人打得甚陋者有之，推翻牌摇头摆尾一和一和地慢慢算者有之，表示不在意赢几个钱，但你若少给一文，他三辈子都忘不了者有之。

在各­色­举动中，可以看各­色­人等。虽不中，不远矣。

从牌桌上观察一个人，可以说其灵如神。惜哉，三国时代，既无麻将，又无扑克，诸葛亮先生只有求之于酒。实际上酒的力量比赌更大，其表演也更传神，即令是披甲戴盔，也挡不住他现出原状。

最有修养的人是沉醉之后，呼呼大睡。次者便各露各的一手，有的大呕大吐，躺在地下耍死——杭战期间，重庆曾发生一事，一位少将军官醉后，被人缚于川东师范大道上，一面打滚，一面骂曰：“狗熊，狗熊！”看者千万人，柏杨先生也适逢盛会。他醒后是否愧恨自杀，我不知道，只知道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有的则只需要喝个半醉便口吐真言，连原子弹的方程式都能源源本本告诉对方。有的则大谈黄话，某小姐抱到怀里如何过瘾啦，某寡­妇­看见便流口水啦！跟其平常致词时道貌岸然相较，准教你大吃一惊。总而言之，酒乃二郎神杨戬先生的照妖镜，一切藏在人­性­深处，平常打死都不肯露出来的妖­精­，到时候全都摆出展览，任君参观选择。

喝酒固然有喝酒的学向，敬酒也同样有敬酒的学问。君不见乎，筵席上常有人张其牙而舞其爪，非“敬”对方喝一盅不可，不管对方喝下去受得了受不了。如柏杨先生，只要喝一点，便会全身如裂，但是你如果不喝，便是不够朋友。想当年秦琼先生为朋友两肋Сhā刀，而你连一盅酒都不肯喝，这种朋友还能交乎？而且，“平常你可不喝，今天日子特别，不能不喝”。柏杨先生在日本时，还经常遇到下列可怖的场面：东洋大人立起身来，不由分说，三杯下肚，用杯底在你眼前大晃特晃，你如果不也三杯下肚，简直是丢中国的人。把“朋友”逼到痛苦得要上吊的地步，那种“敬”只能够算“屁敬”，只是有虐待狂的人借题蹂躏别人一下的“敬”。十年来酒量如海而不强灌人，有酒仙之风者，就我所知，得两人焉，一为已逝世的臧启芳先生，一为仍在世的叶明勋先生，值得顶礼拥戴，歌功颂德者也。

固可从喝酒上看品，同样也可在敬酒上看品，不信的话，一试便知。

凶驴葬

匈饮者，王八蛋饮也，死囚饮也。君没有见过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场面乎？无论监斩官和死到临头的朋友，一举一动，一饮一啄，都有一定之规。先监斩官老爷摆上香案，警卫林立；然后死囚先生，腕戴手铐，胫戴脚镣，前呼后拥而来；再然后监斩官告诉他曰：“上诉已经驳回，死刑确定，现在就要动手啦，阁下有无遗言？”死囚听啦，面现­阴­影，答曰：“我不该一时气愤，捅他一刀子。可是有些人捅别人两刀子，也是命案，只不过判三年徒刑，我无红包，只好抵命。奉劝年轻朋友，不可学我榜样，好啦，请吧。”接着狱吏摆上一盘馒头，一盘酱­肉­，一杯高粱酒。该死囚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有些英勇过人的朋友，还喊一句口号曰：“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然后砰的一声，隆重崩殂。呜呼，死囚之饮，不自由之饮也，正如书上所曰：“礼席丰宴，繁文缛节。终日拘挛，唯恐怕僭越。柏杨先生平生最怕这种宴会，主人和客人之间，不过萍水相逢，说不认识吧，仿佛认识，说认识吧，筵会散后，见了面连招呼都不会打，盖主人往往是大号或中号官崽。从前皇帝赐宴，就是一个好例子，不信的话，在金銮宝殿上，打破一个杯子试试！

驴饮，亦王八蛋饮也，反正驴子和王八蛋都是一类东面，盖王八蛋是形容其品，驴子是形容其行。台湾驴子甚少，似乎圆山动物园养有两位，从前还挂着招牌曰：“其鸣声甚为悦耳。”悲夫，真是世界大变，大变世界，驴先生的鸣声都悦起耳来，自无怪大学堂教习都说黄梅调胜过交响乐也。前天我又去动物园一游，该招牌已经不见。是飓风刮走了乎？抑是园老板不好意思，自动拿去了乎？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驴子鸣声，实在难听；而驴子的“饮”相，尤其抱歉加三级。读者先生逛园之时，不妨请园丁打桶水去表演一次，你看该驴先生和驴女士，一头Сhā到桶里，肮脏而猥琐的尾巴，左摇右摇，前摇后摇，好不奇妙。只听它阁下的喉咙隆隆作响，一会工夫，桶水全­干­，得意之余，仰脖猛叫，白的牙齿连同红的牙床，在颤动的黑­唇­中忽隐忽现，可列为动物界十大奇观。故书上曰：“杯不厌大，酒要满斟。持筹呼马，大肆鲸吞。”呜呼，驴饮最容易发生在酒­肉­朋友之间，一群表面上生死弟史，或一群自称为铁肩担道义的狐群狗党，被捧着玩的人自以为全属道义之交，经常聚在一起，大吃大喝，猛赌猛嫖，想不驴饮，不可得也。

然而驴饮和豪饮有别乎？当然有别，就跟良家­妇­女们和应召女郎有别一样。可能表面上没啥不同，即令有啥不同，不同之处也甚微小，但其本质固有差异，看别人喝酒看得多啦，心里便会有一个分际。这在法庭上谓之“自由心证”，有心的朋友，一观察便可知焉。

葬饮者，更是王八蛋饮也。葬饮比凶饮程度上略微差劲。凶饮对固然衣冠整齐，正襟危坐；葬饮时也同样衣冠整齐，正襟危坐。不过凶饮如执行枪决，葬饮如下棺入土。名义上虽然是联欢宴席律、全局和局部、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进攻和防御等问题，却弄得好像活埋，动也不能动，晃也不能晃：主人举杯敬酒，客人连忙举杯应之；主人举起筷子曰“请”，客人才敢在盘边上夹一块苍蝇爬过的豆腐；主人不“请”，客人便宁可馋死都不敢夹。主人谦虚曰：“没啥好莱！”客人急忙奉承曰：“菜太奇妙啦。”主人曰：“我没有量，各位随意。”客人为表示赤胆忠心，竟一口喝光。书上曰：“冠袍带履，坐分元黄。让箸举杯，诚恐诚慌。”其实葬饮也可叫“算盘饮”，虽然君子，却是拨一拨，动一动也。

尸饮者，正宗的王八蛋饮。君没有见过死尸乎？不管他生前是啥大人物，一旦魂归地府，就算是彻底报销，挺尸在床，骂他他不还嘴，揍他也不还手，就是写篇文章作首诗讽他一刺，或幽他一默，他也兴不起文字狱。故书上曰：“倒地漫骂，呕吐成渠。僵卧不醒，人事不知。”这种挺尸的­干­法是酒品中最低一级。英明一点的朋友，像刚被黑猫爬过，蠕蠕而动，两眼发直，双手乱抖，口流白沫，又打老婆，又打孩子，好像一具毫无理­性­的死尸；文明一点的朋友，则栽倒地下，不言不语，不哼不哈，如果不去摸他的心口，准以为他中毒倒毙。呜呼，尸饮者，不但是正宗的王八蛋饮，简直是正宗的狗头饮、流氓饮、猪猡饮也。

无论是哪种饮，中国的饮法有自己的一套，和洋大人的一套迥然不同。中国的杏花村酒店，酒客进去落座，要上三两五两白­干­，再要上一盘花生之类的佐酒之物，然后安闲举杯，悠然咀嚼，一次只喝一点，一次也只吃一粒，其味无穷，而且啧啧有声。洋大人的酒吧便粗线条多矣，看那黄发碧眼的酒同志，进得店来，要一杯威士忌，或要一杯白兰地，只听咚咚咚咚咚一阵，一秒钟不到，就杯底朝天，然后会付过酒钱，扬长面去，好像中国小孩在街头喝一杯甘蔗水一样。呜呼，不但酒吧如此，就是在洋大人府上，也是同一个调调。朋友光临，先问你喝啥，有一次柏杨先生曰：“来杯冷茶吧！”把主人弄得大吃一惊，盖在美利之坚，除非他是明目张胆的禁酒会会员，很少人喝茶的也。即今年轻的太太小姐，顶多喝点­性­质缓和的玩意；一个堂堂皇皇的男子汉，竟不喝酒而喝茶，真能笑得连鼻涕都流出来。

我想，这固然是中外华洋生活方式不同，但也是体力的强弱问题。君不见洋大人吸雪茄的多，而中国人吸雪茄的人少乎？非雪茄不好吸也，乃雪茄全是烟叶裹成为戒“。主要人物有张戬、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范育、，货真价实，没有掺一点减少刺激的作料。邱吉尔先生已经八十四岁矣，吸起雪茄来好像胡子着火。换成中国人，即令是最最伟大的瘾君子，吸不上三口，头也会晕，眼也会花，嗓子更是酸辣­干­痛，巴不得去跳日月潭。喝酒的情趣大概同一道理，黄帝子孙多半弱不禁风，受不了那种搞法。柏杨先生有一位酒朋友，只喝了半瓶伏特加，便心如火烧，皮肤像用滚水浇过。几个人把他脱光抬到雪地里去冻，幸而不死，但也得了肺炎，躺床五月之久。无怪乎我们所有文献上，都赞扬雅饮，而谴责王八蛋饮，良有以也。

难戒难戒

有烟瘾的爬格纸动物一旦没有了烟，犹如老兵一旦没有了枪，亦犹如官崽一旦没有了权，其惨兮兮之状，不忍卒睹。有些朋友在夜­色­初降时，伏案写稿，烟盒内支支并列，毫无缝隙，口袋里还有一包后备军。斯时也，意气昂然，气壮山河，每支只不过吸三分之二，便随手丢掉。可是到了后半夜，文思虽仍泉涌，而纸烟则已吸光，抓耳挠腮，恨不得全世界沉入地狱。于是伸出其苍白之脖，再伸出其颤抖之手，在烟灰缸里仔细拣ρi股焉，拣到一根长一点的，便心花怒放。最悲惨的莫过于一时不慎，缸中有水（有人喜以茶水浇灭烟间，乃天下最坏的习惯，慎之，慎之），懊丧之气上冲，不大开国骂者，未之有也。不要说爬格纸动物写稿如此，据说搞政治的也以吸烟为佳，盖可使其更深入人生焉，丘吉尔先生的大雪茄就闻名于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雪茄采取配给制，独对他无限供应，没有那玩艺塞到嘴里，他就心乱如麻。当六月六日诺曼底登陆时，他的雪茄忽然不见，前线火急电报竟压到案头，得不到指示，满头大汗的秘书进去催他，见他老人家正在翻箱倒柜找他的烟哩，后来若不是那位秘书从垫子底下替他找出，说不定那次登陆会陷于失败。然而，即令如此，英荷联军的滩头阵地在岩石中便停滞了半小时之久，因接济不上而几乎全军覆没。呜呼，爬格纸动物没烟，便写不出文章，可谓小焉者矣。

灵感如自来水，烟乃龙头，打不开则流不出，啥都不能代替。有些人在报上看了洋大人写的补白文学，就起而实践，戒烟之后买口香糖乱嚼，或买泡泡糖乱吹，以求贯彻。其实那有啥用乎？如果糖可代烟的话，烟店早关了门矣。所以戒烟之举，真不简单，马克·吐温先生曰：“戒烟？嘿，那玩艺容易得很，我已戒了几百次啦。”常听有些人讥讽美国历史太短，文化没有根底，但克·吐温先生这一句话足可以抵得上一部《论语》，道尽人生的合部奥秘。社会越进步，世界越繁荣，人的情绪也越彷徨，需要吸烟稳定。虽明知有害，但理智不能抵挡­精­神需要。这年头，理智坚强，往往太刚则折，对一个洁身自好的人，吸烟遂成为生命中唯一的乐趣。

于是，戒烟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惨无人道的。圣人常曰：“戒烟的人不可交，他对自己都如此残酷无情，对朋友就更下得毒手啦。”这种“不可交”的种类繁多，有“离婚的人不可交”焉，有“喜欢告状的人不可交”焉，有“写文章攻击人的人不可交”焉，有“打老婆的人不可交”焉，有“借钱不还的人不可交”焉，但以戒烟的人最为罪大恶极，盖别的都是对人，情或可原，对自己竟也如此，不是蛇蝎是啥。

根据“戒烟是对自己残忍”的理论，瘾朋友乃得到最大的鼓励，这和穿不合脚的鞋一样。有一个老头每天都在抱怨他的鞋子太窄，挤得他脚下痛苦难忍，朋友就劝他何不买一双大一点的争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战争认识论研究如何认识战争规律问，他答曰：“你懂得啥，老妻去年逝世，女儿今年跟人跑掉，房子失了火，又被宣告破产。万般无奈，只好穿一双窄鞋，盖只顾得抱怨窄鞋，便把那些痛苦都忘啦。”呜呼，吸烟似乎就有穿窄鞋之。如果把那老头的窄鞋丢掉，另给他穿一双合脚的，他的脚固不再痛，可是各式各样别的痛，纷至沓来，恐怕非上吊不可。瘾朋友一旦一支在手，心中就有一种笃定泰山的感觉，坐也坐得住，站也站得稳。这个时代的烦闷多矣，大烦闷不用说啦，小烦闷也足以使人发羊癫疯，如果再狠心去把烟戒掉，使感情天平上少了一块砝码，劝人如此固不能人情，自己去戒，也未免太过于自苦。于是，仁人君子们乃发现，这种虐待自己的朋友，最为危险。

戒烟的人可交不可交，我不置词，因柏杨先生乃是戒烟之人，不好开口。但却因戒烟之故，发现了两点，好像颇有点学问。一点是，逃避现实之法甚多，不一定非吸烟不可。像阿Q先生，其逃避之法是“儿子打老子”，一想到把自己揍得脸青耳肿的家伙，竟是自己的儿子，用不着吸烟，气就自消。最近学术界由辩论而飞红帽子，就是用的这种妙法，居学格先生一看胡秋原先生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心中一急，立刻说胡先生是共产党，于是，他阁下虽不知道工业革命是哪一年，照样地理直气壮。

另一点是，把灵感从脑子里搞出来的方法其多，不一定非吸烟不可。据我所知，名作家中，不吸烟的固有的是也，即以当代自以为妙语如“猪”的柏杨先生而论（这年头谁不是自己捧自己？有部属或门徒的家伙，尚可扭捏作态，教唆部下或门徒去­干­，而由自己假装谦让。柏杨先生光杆一条，只好自己下手。大家都在眼前欢，便多我这一欢，也不足怪），回忆当初，一天八十支到一百支的光荣，恍如一梦，而今戒烟四载，学问还不是照样威不可挡乎？

争执最多

美国内华达州雷诺中学堂的女学生，发起了一项轰轰烈烈的运动，以争取“露出膝盖”的自由。原来，他们的校长芬奇先生，禁止女学生穿露出膝盖的裙子。那就是说，禁止女学生穿短裙子。芬奇先生是不是道德重整会的会员，我们一时查不出来，但他这种措施所惹起的轩然大波，恐怕是大出他的意外。女学生们投函给当地一家报馆，呼吁曰：“在我们国家（美国）里，有言论自由，有宗教自由，为啥没有穿衣服的自由？”乃发起一个“表现你独立­性­——露出你膝盖”运动，还没有等到学堂答复，她们有志一同地，一律穿上短裙。男学生们为了响应她们的要求，也把裤管高高卷起，以示支持。

“争自由”，提起来这三个字，就有点胆战心跳，但这一次美国女孩于们争的露膝自由，迄今未止，还没有听说有谁坐牢流血，而且连开除一个学生都没有，看样子芬奇先生已向那些女孩子的“膝”，屈服了矣。我们不难想象该老头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满校园都是些女学生的大腿，他会悲哀到什么程度。除了“人心不古”这句话外，我们还能用啥去安慰那位芳心都碎了的卫道之士乎？

女孩子是不是一定要露出膝盖才算有“独立­性­”，只有大学问家才能答复。不过有一点是可确定的，膝盖那地方恐怕是女人身上最不美的部分，一般人看半­祼­或全­祼­女人的时候，眼光往往全被大腿吸过去。假如一直看她膝盖的话，其不皱眉者，则几希矣。不过，美丑的标准很难定，尤其是大腿有这副作用，露膝自然成为必争之举。东方人不太了解西方的那一套，学她们可，不学她们也可，各有国情，不必也像芬奇先生一样，大生其气也。

但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变化最多的，恐怕莫过于衣服矣。男人的衣服事实上也在不断地变化，以中国来说，二十世纪二○年代归结为五种基本运动形式：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是一大变，把长袍马褂，变得无影无踪，大家一律改穿西装革履。其实长袍西装，各有千秋，在寒带地方穿西装，简直等于受苦受难。试想西装里能套几件毛衣，几件皮衣耶？一袭长袍马褂，温暖如春，是一百套西装都不肯换。而西装的硬领和领带，据柏杨先生的考证，那是上帝为了西洋人乱发明杀人利器，而加给他们的一种惩罚，使他们的脖子永远挂着一条处绞时用的带子，以使随时上吊以谢世人之用。而且其领硬得像一把圆锯，随时都有把脖子锯下来的危险。可是，中国长袍马褂仍然抵不过西装，非是长袍马褂不行也，而是船不坚炮不利也。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打败了仗，倒了楣之后，便有百非而无一是，长袍马褂自然也跟着垮了下来，有人痛骂它是落伍的东西。呜呼，一旦中国人手握死光武器，我这里一按电钮，敌人便死亡三千万，那时，你就可知道长袍马褂的价值了矣。

不过，有一点却是中外一致的，那就是：男人服装，变化最小；女人服装，变化则奇大焉。中国人自从被西装征服得心服口服后，倒有一点好处，辛辛苦苦做上一套，只要质料尚可，穿十年二十年都没关系，普通人一下子看不出你身上的是十年前或十二年前的货­色­。但女人的衣裳便不然矣，从前那种一陪嫁便数十箱的战术，完全瓦解。今年最流行的式样，明年就宣告落伍。即以旗袍一项而论，四○年代流行的式样，明年就宣告落伍。即以旗袍一项而论，四○年代流行的低领子，玉颈可以自由转动，现在却高得可怕，好像脖子已断，非用奇硬的高领支起来不可，否则头就要掉下来啦。呜呼，高领的旗袍，应该是上帝赐给中国女人的一种可怕的苦刑，这苦刑何时才能取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敢确定一点的是如果领子不低下来，旗袍只有被淘汰一途。很多太太小姐，都非常喜欢旗袍，但却宁穿开领洋装，以争取脖子转动的自由，真不知中国女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今生非受这种罪不可。

但旗袍也有它­精­彩之处，那就是它的“开叉”——想到旗袍开叉的妙用，真需要向那拉兰儿女士献上一面锦旗致敬，若不是她们满洲女人发明旗袍，今天哪里来的开叉也。洋大人对中国旗袍攻击最力的，也是开叉。两三年之前，那位因嫁给洋大人而既有钱又有势的某某女士，从美国回到台湾，看见旗袍开叉太高，勃然大怒，乃为文痛斥其有伤风化。文中特别强调一点曰，连洋大人都认为不可，而中国女子硬是要可，自然是野蛮非凡。

柏杨先生对旗袍开叉问题，自认没有研究，但对洋大人因看见开叉里露出大腿，便心惊­肉­跳，则不禁大惑不解。盖中国人见得太多趋于保守，1915年曾列名筹安会。主要译述有《天演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与风化有啥关系乎哉？某作家三十年前更有文曰：“中国同胞，见了女人半个­祼­臂，便想到整个­祼­臂；想到整个­祼­臂，便想到­性­茭；想到­性­茭，便想到私生子。”呜呼，那二○年代女人们刚露出半截胳膊时代的病态现象。现在，即令旗袍开叉再高，也不会有人想到私生子矣。而洋大人却口水都流出来，我们有啥办法也。某某女士是典型的洋大人本位主义者，只看到从下往上开的不像话，而外国女人那种从上硬往下开的作风，却认为正当而合理。

一个美国杂志曾有这么一段对话，可看出洋大人那种“向下开”的严重趋势。父亲曰：“孩子，今天宴会上，伯爵夫人坐在你对面，她穿着啥颜­色­衣服？”孩子曰：“不知道，我没有往下看。”盖伯爵夫人袒胸露背，开叉低得要命，|­乳­沟深陷，双|­乳­隐隐在望。中国人见啦，准会发瘫，却未听某某女士以及感慨旗袍开叉太高的人，发表一点议论，何耶？如今，美国女孩子已高喊着要露出膝盖矣，看情形，旗袍开叉已得到洋大人支援，谁也抵挡不住。

杨皓云女士信

读者杨皓云女士来了一封长信。她是一位高级中学堂刚刚毕业的女孩，教人沉不住气，岂我们老了的这一代——即把国家搞糟了的这一代，要一个个封闭，下一代将脱颖而出乎。

杨皓云女士信上曰：一口气用六个钟头看完了你两本大著——《玉雕集》和《怪马集》，天可怜我只有高中程度，区区一毫一厘，简直不能和你老先生相比，但我仍有勇气把我以为你不知道的告诉你。

恭维如仪之后，言归正传，杨女士曰：您每论及小脚，必以五千年文化和孔孟学说并论之。如果我成绩单上九十八分的历史分数，不是上帝赏赐的话，小脚应该源自宋王朝，历史虽悠久，并无五千年，而且和孔丘无关。

我真要请杨女士的历史教习喝一盅，把学生教得如此明白。不过小脚始于何时，恐怕没人知道，有些人说始于宋，有些人说始于五代，有些人说始于南北朝潘妃的步步生莲花。但都没有证据，只不过偶尔在古书碰到一句，就抓住大作文章。这真是奇怪的事，小脚这玩艺乃天下第一残酷之刑，在中国流行这么久，竟考据不出来是谁发明的，谁推广的，实是遗憾。想当年中华民国成立，各地设“放足委员会”，这种使­妇­女免去酷刑的措施，曾遭受到强烈反对。则当初教她们缠足，恐怕反对情形，会更为强烈，何以古书上没有只字提及耶？不过事情往往越研究越糊涂，可能当初根本无人推广，城里人一看大官太太都缠，便自缠之，乡下人一看城里的人走路一扭一拧，美不可言，也跟着自动去­干­，风气潮流，时髦摩登，能把人搞得昏昏然也。

杨女士说缠足没有五千年，一点不错，又说和孔丘先生无关，大致也是对的。但在斲丧中华民族的灵­性­上，孔丘先生恐怕脱不了­干­系。孔丘先生的全部著作，只告诉了人们应该如何去做，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要那样去做。有如《六法全书》，有条款而无理论。全部讲的伦理，但中国却无伦理学。任何大学堂的伦理学，都得靠洋大人的学说。是何故哉？然而这些事我们都不管，我们管的是，他老先生的学问最容易和权势结合。那就是说，有权有势，有钱有地位的人，都喜欢孔孟二公，盖孔孟那一套大行，他们便安如泰山也。孔二公徒子徒孙中之一的未熹先生，看准了这个苗头，乃挺身而出，注这个，解那个，讲这个，演那个，搞得黑云密布。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一批酱缸思想作怪，当不致沦落到今天这种惨境。

在此附带声明，我并不十分反对孔孟，只是想研究研究。盖我并不打算做官，天地自宽，如果我仍有前途，自然也会崇而拜之，教你­肉­麻。

杨皓云女士曰：你说女人身上任何东西都有假，唯皮肤假不了，非也。老早日本就有一种膏类的化妆品（我从不用这些玩艺，故名焉不详），擦在皮肤上，光洁滑腻，一如白居易形客的杨贵妃。常有人说李丽华女士越老皮肤越好，答案在此。

李丽华女士是目前最当行的电影明星，用不着打听，她一定有一套秘而不宣的美容妙方，死都不对外人言之。我们虽没有人看见她往身上涂什么粉膏，但可由想象而确信，盖靠美­色­吃饭的人，一定在美­色­上用功夫。潘金莲女士有一次看见李瓶儿女士身上雪白，炉火中烧，就也弄了点什么粉膏大涂特涂。我们说这话并非把迷死李当做迷死潘，而是说明一点，《金瓶梅》乃中国古黄文学中，唯一提到女人修理自己皮肤的一部书，值得注意及之也。

不过拍杨先生仍以为往身上抹那些粉膏，只能发扬，不能改变。盖发扬易，改变难也。饭桶当了再大的官，可能满面红光，但不可能不俗；西崽可能满口上流社会用的牛津腔英文，但他的见解和境界固仍是西崽。如果皮肤白而且腻，粉膏可以延长之，亦可光辉之；如果皮肤又黑又粗，恐怕目前的医药没啥办法，否则美国的黑种人，早绝了迹矣。

昨天晚上，我去杂货店购袜一双，预备过年，看见一个女人在买雪花膏，和店老板交头接耳，鬼鬼崇崇，不禁大疑，就假装买别的东西，在旁细观。一会工夫，店老板拿了两瓶针药，锯了开来，倾到雪花膏之中，用钳子搅之拌之。柏杨先生立刻就知道那是男­性­荷尔蒙。等女人走后，向店老板打听，果然不错。该女人满脸粉刺（该死的粉刺），男­性­荷尔蒙有治疗之功也。但我却颇有点怀疑其功效如何，皮肤的颜­色­和质料，属于上帝的恩赐，化妆之则可，弄假的恐怕很难。

杨皓云女士又曰：你说修金字塔的小民，全为哑巴，亦非也，只有陪法老王尸首入墓的几位高僧而已，他们出于自愿割掉舌头。

杨女士到底还是个小孩子，把事情看得太过于简单，用不着引经据典，仅从人情和逻辑上推断，便可知道底蕴。呜呼，“他们出于自愿割掉舌头”，说得太轻松啦，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出于自愿”割掉舌头的。那些所以割掉舌头，在于使他们讲不出金字塔内部构造的秘密，不割恐怕不行。而且，是先高僧而后割掉舌头“抑是先割舌头而后才成为高憎？恐怕是历史上一件重要公案。

修金字塔的小民当然不全是哑巴，但修金字塔内部“寝陵”的小民，就非成为哑巴不可。政治这玩艺厉害得很，不要说年纪轻轻像杨女士这样漂亮的女孩，便是力大如牛的男孩，有些活到老都弄不清其中板眼。中国帝王们对修寝陵的人差不多都杀掉殉葬，以防他们在外边乱说。法老王仅割掉他们的舌头，且­棒­他们为高僧，手法要高明得多矣。要说他们是出于“自愿”，嗟夫，自愿者，自动自发，没有一点压力恐吓者也，这种名词，用得多了实在心跳。而杨女士竟真地相信它，天真无邪的朋友，似乎一直都层出不穷。

杨皓云女士又曰：你说修女是留发，再非也，以往铁定剃光头，后来为了便于化装避祸，才准留极短之发，比你形容的台湾女学生的头发还短。不信的话，顺手拉个修女问之，但不发誓者不算。

修女剃光头这消息不知是哪里来的，柏杨先生曾打听很多有关人士——包括顺手拉来的修女在内，恐怕是杨女士误矣。有人把神父比之为洋和尚，把修女比之为洋尼姑，致跟佛教的“尼姑”发生混淆。佛教的“尼姑”是把头剃得光秃秃的焉，这跟修女把头发包起，穿着没有曲线的长袍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破坏自己的女­性­之美，免得臭男人动歪脑筋也。

剃头的危机

到理发店刮胡子是人生一大享受，如果理发师是一位妙龄小姐，用她那柔若无骨的玉手，在脸上捏捏摸摸，再用其剃刀如水，刮来刮去——不单刮来刮去，还在耳朵里鼻孔里剜来剜去，那些地方平常都是坐冷板凳，没人造访的，忽然爱护备至，浑身每一个毛孔都会舒服得像风箱。呜呼，太太小姐因为没有胡子的缘故，便无法享受这种艳福矣，真是遗憾。同时，胡子这玩艺，对太太小姐也是一种煞星。有一则小幽默上说，一个男人很高兴他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朋友问他原因，答曰：“我这一辈子都不必发愁会跟一个胡子嘴接吻。”太太小姐就难免有这种危险。有人说男人胡子最最­性­感；有人说男人胡子犹如刷子，除了刺得­肉­痛外，有百非而无一是。可惜这“有人说”都是“男人说”，不是太太小姐说，太太小姐最好能赐予指教，以便臭男人遵循。

提起来理发，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不要说古之时啦，就在二十世纪○○年代，刮胡子都是自己用剃刀的，刮的时候，眼瞪得像一块钱，一不小心，就是一个刀口。洋大人发明的“保险刀”，真是功德无量，中国人有胡子的历史跟洋大人一样的久，却一直使用古老的东西刮，实在研究不出道理何在也。——对啦，中国传统文化，理发不叫理发，而叫剃发，故有诗曰：“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人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最后两句，有高深的哲学在焉，套而言之：“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试看斗人者，人亦斗其人。”这乃是因果律1775年出版。原为法国第戎科学院征文而作。此书探讨了社，天道固好还也。不过现代现发师都是对着镜子自己理自己的，剃头与理发的区别，岂在此欤？

剃头最大的苦处是刀钝而头发没有洗得够久。柏杨先生小时，隔壁住着一家人，每逢初一、十五，是他们“人亦剃其头”‘之日，父剃其子，子剃其父，兄剃其弟，弟亦剃其兄。有一次我有事回乡，刚进巷口，就听喊声震天曰：“杀了人呀，快救命呀！”其声凄楚，使人落泪，当下家也不回啦，闯进该人家府上一看，原来一家大小正在艰苦剃头哩。该喊声不是出自儿子，儿子怕骂，有泪只敢往肚子里流，而是儿子正在给老爹剃，老爹在奋勇呐喊哩。

剃头在中国政治史上，曾占过最重要的一页，满洲王朝入据中国之后，带来了若­干­奇异的装束，其中最他妈的莫过于剃头和辫子。直觉地想，剃头和辫子是不能和平共存的焉，既然剃了头，自然没有辫子立足之地，既有辫子立足之地啦，头就剃不了。而怪就怪在这里，满洲人剃头不是全剃，而只周围剃，却在头顶留下一小撮头发，梳成小辫子，该小辫子像猪尾巴一样垂下来，构成世界上最丑陋的图案。这条辫子，在中国人头上，垂了三百年之久，成为忠贞和叛逆的标志。大体上说，有辫子的朋友都是爱国的，没辫子的朋友思想就有问题啦。后来一些在外洋留学的学生，受不了猪尾巴之苦和之羞，愤而剪掉，回国时就只好装上一个假的，盖酱缸蛆和硫磺虫都是凭辫子以辨忠­奸­也。

——臭男人古时候也是梳辫子的，不过该辫梳好后，像蛇一样盘到头顶。（贵阁下看到京戏《乌盆记》乎？刘世昌先生的冤魂上场，头发是披散着的。盖人鬼之分，也在辫子伦理本位梁漱溟用语。认为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人可以梳辫子，鬼则四肢无力，只好任其披散着矣。）夫辫子盘到头顶，还可将就，而像猪尾巴一样垂下来，其难以入目之状，实在弄不懂姓爱新觉罗的家伙，当初是怎么想的，莫非其脑折纹多了一颗钉乎？当初为了教中国人接受这条猪尾巴，曾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口号，已经够王八蛋啦，后来眼看政权都要不保，仍不肯对那玩艺让步，所谓“辫存国存，辫亡国亡”，无他，酱缸太深，爬不出来。

——然而辫子也并不完全没用：其一、两个人打架时，一旦抓住，就算打赢啦。其二、三作牌逮捕囚犯时，把各路好汉的小辫子拴在一起，就牢不可破，对于国库来说，用不着买绳买索，也是节约之道。但正因为小辫子有被抓的诱惑，人们见了辫子，总忍不住跃跃欲试，于是有些朋友就在辫子上练功夫。平江不肖生先生的《江湖奇侠传》，就介绍过一位柳先生，其小辫子就千万抓不得，盖他阁下的小辫子能自动自发地直立，其硬如铁，四下挥舞，呼呼生风。有些聪明的家伙，刚抓到了手，自以为这下子可算下了判决书啦，只听当啷一声，该辫已金­鸡­独立，把他的虎口都震出血来，咦！

厕所、茅坑

世界上林林总总，千千万万人中，各人有各人的癖好。美国喜欢女人的胸脯（女人是不是喜欢男人的胸脯，文献不足，免议），而中国人喜欢些啥乎哉？中国人似乎专门喜欢做官，和喜欢当圣人。最上策是既做官又兼当圣人，其次是当官，真到了做官无望，能弄个圣人­干­­干­，也还不错。故中国五千年来，一切做人行事，往往不是以发扬人­性­为最高的价值，而是以发扬官­性­为最高的价值，无论你­干­啥，如果那一套不能使你做宫，就狗屁不如，不值得一提。因之画家焉，音乐家焉，作家焉，统统没有出息。中国人见了官就跟美国人见了女人的胸脯一样，简直爱不忍释。唯一不同的是，爱胸脯是一种嗜好，爱做官是一种职业，除了做官，别无其他路子矣。

柏杨先生既是中国人，当然也中国人的毛病天生地有做官之心。依我之意，至少也得­干­到当朝一品，出门则汽车焉，张口则训话焉，闭门则心花怒放兼乐不可支焉。不过看情形因大批杂文出笼之故，泄尽了底牌，而且不够庄重——那就是说没有官威，此生做官算是无望啦。至于­干­­干­圣人，也不简单，圣人往往被神仙化，而我只希望当一个真正的人，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伟大的时候，也有坏蛋的时候，足矣，不敢亦不愿升到圣人那一级也。柏杨先生平生第一快乐之事，本来有一度也学了洋派，喜欢女人的胸脯，每天无事，就到街头乱看，确实心旷神恰，延年益寿，可是被柏杨夫人闹了几架之后，只好改行。于是突然发现，人生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去厕所，比起官焉胸脯焉，甚至比起雪茄焉高尔夫球焉，都有哲学意义，芸芸众生，不可不知也。

厕所最大好处是使你获得充分休息。柏杨先生每天在外做工，又气又累，回到家里，既要抱孙女，又要劈柴洗碗，更要打扫清洁。还没有坐一分钟，老妻叫曰：“嗨，老头，去买块肥皂。”还没有打开报纸，她又叫曰：“你好纳福呀，这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家。”我唯一的对策就是忽然急皱眉间，龇牙咧嘴，一面大揉肚子，等她看到眼里，就往厕所里一蹲，闭目养神，外面虽天塌地陷，都不管啦。柏杨先生去厕所这一手，很是有点声望，不信的话，一打听便知。我去厕所，多者两个小时，少则一个小时，不双腿发麻三次，不出来也。老妻常把门擂得震天价响，而且还声言报警，盖我一进厕所，便如石沉大海，再无消息，是掉到粪缸里淹死了乎？是犯了脑充血，僵到马桶上乎？

欧阳修先生也有他的三上：曰马上，曰轿上，曰厕上。妙哉，厕所不但是构思的佳地，亦是读书的佳地也。一个人为了生活伊本·赫勒敦（ibnFKhaldūn，1332—1406）阿拉伯哲学，忙得像被砍了头的公­鸡­，左蹦右跳，一分钟闲暇都没有，不要说看书，连报都不能看。而躲在厕所里却能大瞧特瞧，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废时利用，妙也何如。柏杨先生的学问所以能如此之大，全得力于厕所。尤其是，厕所里关门闭户，还可以猛瞧查禁了的黄|­色­书刊，既没有危险，又维持自尊。遇到年轻人往里探头，你更可以吼他不懂规矩，没有品德哩。

厕所乃喧嚷的人世上唯一安静之所，蹲在那里，可以逃孩子之难，可以躲贤妻之逼，可以读各式各样之书，可以思乱七八糟之想。据说有两句名诗就是蹲厕所蹲出来的，诗曰：“板侧尿流急，坑深粪落迟。”在四川出过野恭的朋友，对此诗定能击节称赞。如今大家都用抽水马桶，再作不出这种好诗矣，谁说物质文明不损失­精­神文明乎？不过无论是啥厕所，其基本功用，固一样的也。柏杨先生所以嗜好“如厕”，除了上述的好处之外，如果照我的设计去办，还有发扬民主政治之妙焉。盖世界上似乎吸人厕所一处，敢明目张胆地采取隔离政策。君不见军队乎？有“官长”、“士兵”之分。君又不见学堂乎？有“教习”、“学生”之分。前年发生在台北的一号凶宅老板陈奕先生，也每次拉屎都得回到他自己家里拉，否则据说就拉不出来，可见有钱有势人的ρi股，都有点不同。

所以我的设计是，要想大家真正平等，必须从这上面着手，那就是必须取消家庭厕所，而在每个地区，设一个庞大的公厕，不分房间，不被隔开，而是通舱一个，但清洁舒适，都跟陈奕先生家里的厕所一样，然后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崽，多粗的圣崽，或贫苦小民如柏杨先生，内急的时候，全去拉之。呜呼，胖瘦高低，贫富贵贱，挤成一排。龇牙者有之，挤眼者有之，哎哟者有之，哼唉者有之，摇头摆臀者有之，打挺弯腰者有之，真是百态出笼，万花争艳。人类似乎只有在厕所时露出来的，才是他真的人­性­面目。一个道貌岸然一旦得上痔疮，入厕之后，兽­性­一定减去不少。一个高官贵爵一旦便秘，入厕之后，亦再难戴假面具矣。真是绝妙的治崽妙法，不知有没有点道理也。

最可怕的灾难

“拉”是拉屎拉尿，乃人生第一大事。一旦情急，上帝都挡不住，一个人被捉到修理庙，第一个节目恐怕就是屎尿齐流。明王朝有一位御史先生（偶忘其名矣），从遥远边塞被逮往北京的时候，吓得尿都是青的，可见再大的威力只能使之更管制不住，不能使之戛然停止。南京秦淮河乃五代豪华胜地，绝代佳人李香君女士和董小宛女士，就是秦淮河上的尤物，思想起来，灵魂都能出窍。可是再美的秦淮河，因为沿岸住户“拉”的大事没有解决，遂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柏杨先生抗战前后，都在南京住过，有时和朋友前往闲游，朋友去茶馆听书，我就去河畔参观奇景，尤其是早上，真能大饱眼福。只见一位漂亮绝伦的太太焉，一手提着马桶，一手提着青菜，袅袅婷婷地来啦。弯下纤腰，努力洗菜，洗菜已毕，“哗啦啦”倒出粪便，然后再洗马桶。

这种洗法的顺序是对的，可是就在她上游三五步的地方，也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太太焉，也是一手提着马桶，一手提着青菜，袅袅婷婷，弯着纤腰，也在那里先洗菜而后洗马桶。秦淮河两岸，全是如此镜头，使人忽然想起一则小幽默：一个病人躺在床上正哼，忽然有人敲门，敲得“咚咚”直响，只好答应一声，护士小姐进来，不知道是要开刀，抑要全身检查，反正三下两下，把他剥了个净光。在一切都就绪之后，病人喘气曰：“既然如此，你刚才还敲门­干­啥？”

呜呼，病人问得好：“还敲门­干­啥？”盖既然不避讳­祼­体，不敲门顶多也不过如此。但护士小姐仍然敲门，无他，礼貌使然，习惯使然，敲和不敲在终结上虽然一样，但在心理上却不一样也。

秦淮河先洗菜后洗马桶，终结上虽然一样，但在心理上也不一样也。所以弄得如此尴尬（到秦淮河串门而被留吃饭的朋友，当你想起面前的尊菜原来在粪汤里努力洗过，恐怕真得多吃两碗）个伦理的理想世界，反对暴力革命论。他的学说对第二国际，是“拉”的问题造成。所谓传统的优秀文化，竟没有把这件大事作一个彻底安排，而只是一味躲避它，掩着尊眼，只要先洗菜后洗马桶，就心安理得啦，而让洋大人发明了抽水马桶，真应羞死又羞活也。

抽水马桶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公寓房子“拉”尤其重要，一旦抽水没有水，那才是最可怕的灾难，而一旦现代化的抽水马桶被“中学为体”，住在楼下的朋友只好骂大街矣。就在前天，位于台北敦化南路的光武新村办事处，还发了一张通知给各住户，提醒各家，不可把花生、糖、木块、硬纸等扔进去，善哉！

因为写“拉”，一个西崽朋友喟然叹曰：“中国人真贱，随地吐痰，随地小便。”关于吐痰，属于“上拉”的范围，可以暂时不必研究，我们要研究的只限于“下拉”。中国人喜欢随地小便，恐怕不是骨头贱不贱问题，而是有没有出路问题。外国月亮有时候是圆的，但有时候也是扁的焉、暗的焉、臭而不可闻的焉。呜呼，洋大人也照样随地小便，在西崽尊眼里，美国佬的骨头该很贵了吧，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知道纽约地下铁道黑地里，照样尿­骚­冲天，如果不用手帕紧掩，走过一趟，真能薰出鼻膜癌。

一个人如果能坐抽水马桶舒舒服服地拉，就是给他一块钱，他也不会跑到马路上鬼鬼祟祟地拉。五年之前，台北发生的一号凶宅惨案，各位谅还有记得的要通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拒斥形而上学。主要著作，该凶宅男主人陈奕先生，就有一种使人脱帽起敬的毛病。报上说，他服务的机关里，虽然也用的是抽水马桶，但他却拉不出，只有回到他自己凶宅，才拉得出。呜呼，我们不是批评他拉的态度，而是借以说明到处乱拉是迫不得已的焉——如果把陈先生拴到马路上亮相三个月，包管他照样拉得，不过只要有可能，他就宁愿多跑两步路，回去舒舒服服地拉。陈先生如此，普通小民亦然。盖再伟大的英雄好汉兼贵骨头，一旦内急如鼓，而又举目无亲，找不到出气的地方，以美国人的“西化”，照样也会乱拉也。所以“拉”的问题不能解决，住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晒”是晒衣服。满清王朝末叶，海运大开，和各国有了交通。驻在东京的大清帝国公命名馆，就曾发生过“万国旗”镜头：原来公使夫人把她阁下的裹脚布焉、内衣­内­裤焉，一条条，一件件，用竹竿一挑，挂到使馆门前。日本人开化不久，哪见过这种场面，遂大惊失­色­，奔走相告，以为古老的中国又有啥太极、《易经》之类的传统花样祭出来啦。这是一件丢人的事，不过我想该馆所在地的房子，可能没有晒衣服地方。

有人说，岂有此理，怎么会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呜呼，该馆是不是没有晒衣服的地方，并不敢确定，但现在已是一九六五年，就在两年前，台北市盖了一排“中华商场”，照出相来，印到明信片上，煞是好看，它们就硬是没有晒衣服的地方。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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