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中国,已成了真正的政治大国。单位已经无事可做了，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仍旧约束着群艺馆的馆员们，自觉地每天到单位报到。已有身孕的李亚如只能是安排大家自学报纸、文件、或是自由上街“关心国家大事”。

街上的传单、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即便在半夜三更也迫使人们接受它刺耳的噪声。电影院的影片是毛主席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还亲自给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社论，也在号召工农兵要支持革命造反派。总之，舆论的导向在明确的告诉人们，造反是对的，保皇是错的。中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难道现在能不听话吗？跟着毛主席不动摇，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解放十几年来在国内打造出来的一种政治信条。赤卫队、赤卫军纷纷解散，但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和行为。既然“造反”已成了时髦的革命代名词，大家便都加上吧。于是，原先的保皇派“师大老多”和原赤卫队、赤卫军的一部份人成立了“造反有理联合指挥部”，简称为“联合指挥部”。其意是造反可以，但得有理。这组织也被老造反派们称作“铁杆老保”。秀江市的大部份人­干­脆“反戈一击”，倒向了老造反派。造反派的力量空前发展壮大，由少数派变成了多数派，于是­干­脆改名为“秀江市革命造反大军”和“秀江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统一简称“造反大军”。市郊和周边农村的“联合指挥部”人员始终是多数派，他们坚信保皇没错，眼下只是换了块牌子而已。彷徨中的周星没有立即轻率的倒向任何一方，他要看看，在这乱纷纷的大千世界中真理究竟在何方？他思念母校和故乡，便把秀江市发生的一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自己的班主任高松老师。

高松老师的回信很快就寄来了。周星拆开厚厚的来信，只见书信的字体劲疾，倾诉的语句激越如瀑：

周星同学：

你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你的来信。你使我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面坚信一个道理：绝大多数同学是好的，乌云过去还会有一个明朗的天。你的母校是高等艺术学府，是文化革命的重点，秀江市发生的一切正在这里更为激烈的爆发。当我提笔给你回信的时候，已是深夜凌晨三点，学院红卫兵在凌晨两点才从我的宿舍离开。现在，我的客厅、卧室是一片狼籍，书籍、纸、画、衣物丢得满地都是，能抄走的东西都被在校的红卫兵们抄走了，抄不走的东西也都被糟蹋得差不多了。然而，我现在已经没有气力，没有心情去收拾，因为我已被红卫兵强行站立面壁达六小时之久了；只有我的夫人拖着瘦弱的身体，边流泪边收拾屋中的残局。庆幸的是我们五岁的女儿早已送到­奶­­奶­家去了，否则，她今天一定会吓坏的。真弄不明白，我只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一位普通的班主任，难道也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与其它教师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各系的老教授们每天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接受无情的批斗和折磨。每天早上五点半，他们必须挂着不同罪名的黑牌，带着不同的高帽子在学院的­操­场上跑圈，并要按口令做各种奇特而又高难度的动作，不到有人累倒是绝不停止的。然后，又让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吐口水，扇耳光，直到打得脸部红肿流鼻血。到七点半又全体站在学院门口的高凳上挂牌示众，口里还必须不停的念着：“我罪该万死，我是牛鬼蛇神。”你还记得音乐系的作曲家贺音晨教授吗？他可惨呢！已是五十的人了，昨天却被两个红卫兵同学驱赶着拉一大车粪到市郊的农场去，中午饭也没给吃又往回赶。在通过二公里长的南滨江大桥时，贺教授实在走不动了，便挨了红卫兵的皮带抽打，他只得爬起来坚持前进。没想到红卫兵却命令贺教授推着大车跑步过桥，他们却骑着自行车在后面驱赶，跑慢了就用自行车冲撞和皮带抽打。回到学院时，贺教授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两条腿肿得像电线杆一样。还有话剧表演系的史诺丹老师，因为曾经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学院留过学，而被挂上苏修间谍的大黑牌子，并挨了毒打。附属戏校方面的服装、道具、剧本都被作为“四旧”和“封、资、修”的东西火化了，整整烧了两天两夜。前两天被揪斗的不少男教师被理了­阴­阳头，红卫兵又把反动分子之类的标语贴在他们身上；女教师则被从头顶淋下墨汁，再挂上“黑帮、黑鬼”的牌子一起游街示众。……

读着高松老师的信，周星的心不寒而栗，难道这些为繁荣祖国文化艺术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艺术人才，甚至在国际上为祖国争得过荣誉的新老艺术家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坏人、敌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想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但向何处去找寻？现在全国不正掀起大串连和上访的Ｇao潮吗，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去北京？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主意一定，周星便约了本单位具有相同想法的美工刘剑、音乐­干­部孙悦汉、舞蹈­干­部万山红、文学­干­部高峰和群众文化­干­部赵文斌，一行六人踏上了北京串连的征途。为了活动方便和体现行动的组织­性­，大家临时成立了秀江市红艺兵战斗队，每人还佩带了一只红袖章。

南方的十二月虽不像北国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但寒风也是凛冽刺骨的。六人都没有去过北京，北京的严冬究竟有多寒冷只是道听途说，大家只有把能带的防寒衣物都带上。没想到秀江火车站的第一道关就把大家难住了。火车在秀江车站按规定只停三分钟，可买了票的乘客和不买票的红卫兵站满了月台，根本上不了列车。列车已是严重超载，所有的门都打不开，所有的窗户都已拉下，防止有人爬窗上车。这群文质彬彬的红艺兵和大多数旅客只能是气愤地踢着车门大声叫骂，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列车已经拉响了汽笛，剩下不多的时间正一秒秒的逝去，怎么办呢？紧急之中只见几名红卫兵冲到车窗下，手起砖落砸烂了玻璃。下面的红卫兵抬起一名挥舞着匕首的红卫兵越上了窗口。里面的人想阻拦，持匕首的红卫兵大喝一声：“不怕死的就过来！”面对寒光凛然的匕首谁愿意见红呢？于是红卫兵们攀进了车箱，跨越椅背和人头鱼贯而入。红卫兵们穿的都是军装和仿军装，左手都佩带红袖章；而周星一行出发时都弄了一套时髦的旧军装穿上，加上左臂的红艺兵和红卫兵袖章只是一字之差，大家也就借了光，很顺利地上了车。

这哪是列车，简直就像一列流动的人库。车箱中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像货物一样一件挨一件紧靠而立，坐位底下也躺着人，行李架上也躺着人。空气中散发出又闷又怪的气息。个子高大的刘剑是广州美院毕业的，他一边跨越一排排的椅背，一边回头说：

“大家跟上，车厢中是没办法了，我们到车厢连接处去想想办法。”

可当大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连接处，情况同样是糟糕透顶，连厕所中也拥挤着五个人。

“没指望了，到处情况都一样，我们就在这里先呆着吧。”周星建议道。

这是真正的连接口处，寒冷的北风从软折页片下的缝隙中呼呼的灌入，交叉口相迭的钢板不断来回错位。也正是这原因此处的人相对少点。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得绝望地放下自己的行李。原来呆在这里的几个人很不乐意有新人来分享这可怜的空间，但望着这六位冒牌红卫兵又不敢得罪，只得不情愿的忍下了。女同志在任何时候都是心细和爱卫生的，万山红把带来的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铺在地上，又指挥大家用行李包将风口堵住，一次艰苦而又难忘的旅程就这样开始了。没有食品，没有水，没有列车员，男人和女人的大小便都各自想着奇怪的办法就地解决。人们在昏昏沉沉中煎熬着，上车时的满腔激|情已化成一个朦胧而美丽的梦。大家的话也越来越少，天气也越来越寒冷，特别是晚上凛冽的寒风堵也堵不住。早该退休的列车，像不堪负荷的老牛呼哧呼哧的行进，任凭乘客百般地诅咒、谩骂、仍然是无动于衷地慢慢走着。它偶尔“呜”的长吼一声，抗议般的告诉人们：你们难道还希望我快点吗？我没倒下就算是万幸了。

半失控状态的列车，载着这些半失控状态的人。沿途车站不断地重复着秀江车站发生过的造反蹬车故事，但现在造反勇士们再勇敢也没有用了，车上几乎大部分窗都没有了玻璃或是根本用不着关上。窗户张着大嘴大大方方地告诉车下的人：造反派的勇士们，欢迎你们登车免费旅行！不过，现在活人仓库容量已达到了极限，你瞧！窗户口不正往外递出半死不活等待抢救的病人吗！

车中坚强的勇士们以最大的毅力忍受着饥寒交迫的威胁，虽然北京行的目的各自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在掐着指头算到达的日子。周星望着垂头丧气身体较为单薄的万山红说：

“万大姐，快了，明天就可以到北京了。这一路上恐怕数你是最难熬的了。你怎么会睡不着觉？我们把最好的位置都腾给你了。”

“我能跟你们比吗？你们都是男同志，特别是你和刘剑，我真服了！站着都可以打瞌睡。”万山红的回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搞文学的高峰曾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他Сhā话道：“那是没办法的，我们都不能跟他俩比，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欢喜斗嘴的刘剑说：“你们都别卖老了，我们这里除赵文斌年纪稍大，谁都别提老字。”

列车突然一阵急刹车，没站稳的人都被晃倒了。出了什么事了？有人把头探出窗外。过了一阵，消息传了过来，原来是前面车站的几百号铁路工人在闹卧轨罢工。这下可麻烦大了，不仅是这辆车不能开，这条线上的车辆全得停下来了。列车中传出一阵不安的­骚­动，有的红卫兵在骂人：

“铁路上是怎么‘抓革命、促生产’的？肯定是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要不就是走资派在捣鬼。”

一位老工人模样的人横瞅了那红卫兵一眼说：“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抓呀？当­干­部的大都挨揪了，造反的工人也不上班了，铁路大动脉上一片混乱，坚守岗位的工人又能如何？就拿我们乘的这辆列车来说吧，从南到北几千里，原来车上是有列车员的，可红卫兵和造反派把卧铺、乘务员室全占领了，乘务员不下岗又能怎办呢？开口就是有坏人破坏，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听说吗？前面卧轨罢工的都是铁路工人。”

“他们是哪派的？”红卫兵小将又问。

“我怎么知道是哪派的？这年月谁都可以造反。不愿上班的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子闹革命去了；坚守岗位的因为失去工作条件，也被逼得造反，去争取正当的工作条件和权利。闹事的不是‘造反派’就是‘保皇派’呗。”老工人答。

老工人这段­精­辟的论述直说得周围的人纷纷点头，红卫兵小将哑口无言。

前面传来正在与卧轨工人谈判的消息，但谈判的时间是那么漫长难熬。这是河北境内，周星和同伴们一样，是第一次看见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但此时只有周星和刘剑饶有兴趣地在欣赏这银装素裹的世界。万山红他们冷得直埋怨衣服带少了，其实，大家都倾其所有了，只能怨南方人的冬装本来就单薄。

列车终于越过了人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缓缓地向祖国的首都北京驶去。

红艺兵被接待站安置在文艺界的一个接待分点，北京市新文化影剧院。小小的影剧院已经竭尽全力了，但仍无法安置日益增多的文艺界上访串连人员。气温已近零下20℃了，吐出的口水落地成冰，可接待点连被子都没有。走廊上堆放了大量的稻草包，那其实是抗洪用的沙石包，现在却成了众人的御寒棉被。有什么办法呢，你就是把接待工作人员打死，没被子还是没被子。周星过去下山区农村体验生活时用过这玩意，也制作过这种草包。他毫不在意地抱起几只草包，便向安排的住处剧场舞台上走去。刘剑、高峰等人也抱起草包跟上，只有冷怕了的万山红还在质问接待人员：

“你们想冷死人不成？这么冷的天，连被子也不发一床，没得垫的至少也要发一床盖被，那怕是一床毯子也行。我们是人，不是牲口！怎么叫我们钻草堆？”

接待人员耐心地解释：“同志呀，串连的人有百万之众，在这种情况下做被子都来不及，何况现在生产体系都瘫痪了，将就点吧。学学井冈山的老红军，盖一盖稻草被也是一种锻炼嘛！你放心，冷不死你们，我们有数，舞台前后都有暖气设备。女同志睡在台后，离暖气房近，更加暖和，放心去吧！”

听说有暖气，万山红也便跟随大家向安排的住处走去。

周星抱着一大团草包刚走上影剧院的舞台，立即喜出望外地惊呆了，原来秀江专区山歌剧团的莫春兰、秦志文、唐强、小何等人也来到了北京。老同事又相逢在祖国的首都北京，该是何等的高兴和亲热，周星丢下手中的草包和大家亲热的拥抱起来。当然，和春兰等女同志只能是握握手了。春兰高兴地在周星身上捶打了几下说：

“你这个巴叶仔，快把我们山歌剧团给忘了吧？这么久也不来剧团玩玩，真没良心，团里的同志们可想你呢！”

“巴叶仔？巴叶仔是什么意思？”周围有几个外地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陌生的称呼探讨了起来。听口音，他们像是上海来的。

春兰立即热情地给大家介绍起来：“巴叶，就是我们秀江人对男孩、女孩的称呼，男的叫男巴叶，女的叫女巴叶。这个男巴叶是我们秀江山歌剧团过去的同事，是一位画家，也是位好歌手。”春兰回过头又给周星和群艺馆的同志们介绍：“他们是上海市芭蕾舞学校的学员，全国闻名的样板芭蕾舞剧《白毛女》就是他们演的。你看出来没有，这是大春，这是白毛女，这是喜儿。我们也是刚认识的。”

春兰的话刚落音，唐强接过话说：“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新朋友，也是刚认识的；他们的地铺就打在我旁边，是东北二人转剧团的。还有这边、他们是新疆的、湖北的、湖南的……”

真是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文艺工作者都汇聚到了北京，舞台上顿时欢腾了起来，掀起了一阵签名的热潮，刚才因为没有棉被引起的烦恼也全忘了。这里汇聚的有今天的，也有明天的明星。签名的热点很自然就落在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同学身上；特别是大春、喜儿、白毛女可忙了一阵子，因为他们是样板剧组嘛。不知怎的，芭蕾舞学校同学不仅穿得单薄，而且没有带行李，连牙膏、牙刷、毛巾都没有带。一问情由，大家才明白，同学们正在练功房练功时，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第九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激动之下大家来不及准备，登上火车就来了北京。

“有这么回事吗？我们怎么没听说？”周星反问道。

“也可能消息传出时，我们正在火车上。”春兰说。

“我们去问问接待站的同志。”有人提议。

周星和春兰去接待处打听消息，不一会儿，俩人就回来了。大家关心地围了过来，春兰故弄玄虚地说：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要接见了！”

大家立即欢呼跳跃起来，春兰却把手一摆说：“别着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大家只好安静地听春兰的下文：“明天是要接见，不过接见我们的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是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首长。地点，在首都工人体育场。”

影剧院的舞台上又是一阵欢呼。

首都工人体育场的门前人山人海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但混乱的程度也可谓是史无前例。自以为是提前行动的周星一行，到达现场始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中央首长都还没来，铁栅栏门也没打开，可后面的人还想往前挤，因为捷足先登可以在场中找到一个好位置。怎么办呢？千里迢迢赶来北京总不能白跑一趟吧。六个人一商量，决定由周星和刘剑在前面开路，万山红居中，其余三人紧密配合跟上往里挤。挤入人群后周星才发现情况大为不妙，自己的双脚连地也落不了，身体被悬空的抬了起来。开始，周星还企图尽可能把脚落地，可看看无望了，便­干­脆顺其自然落个轻松，让大家抬着走吧。此时周星和刘剑开路是不可能了，只有互相招呼千万别挤散了，万一冲散了便在内场的门口汇合，不去抢位子了。可眼下的情况太糟糕了，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万山红几乎喘不过气连呼吸都困难了。人群中也有女孩子在哭泣和呼喊救命。太热了！周星想把帽子取下来凉快一下，没想到被别人的手无意的一撞，帽子飞了。幸好，后面不远的高峰把帽子接住了。

人圈外传来汽车的喇叭声，不一会儿车上的高音喇叭响了：

“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群众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维持秩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维持好这里的秩序，千万不要再拥挤，否则，是会出危险的……”

高音喇叭的话还没说完，只听前面“咣当”一声，大铁栅门被挤倒了，人流瞬间像决堤的洪水向前涌去。在这排山倒海的人浪中不断传来“救命啦！”“踩死人啦！”的呼声。在这危急关头，解放军立即采取了果断行动，一部分战士将外围还在往前涌的人群强行赶开，另一部分战士组成了几支小股的人墙Сhā入人流抢救伤员。

决堤般的人流终于疏散开了，现场是一片狼籍，被挤掉的鞋、帽、衣物、围巾到处都是，几十名重伤员正被解放军抬上赶来的救护车。听说有人被当场踩死。这时一部分人已兴高采烈的涌进了会场，另一部分人正在场外大呼小叫地呼唤自己散失的伙伴。幸好，周星一伙红艺兵很快就汇齐了，而且无人伤亡，但好几人的鞋没了。这么冷的天没鞋怎么行，这时也顾不得文雅了，丢了鞋的人便胡乱在地上捡一双套上算数。

工人体育场发生的事情很快汇报上去了，不知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另有其因，广播开始通知大家：“原定的接见大会取消。……”

遗憾的红艺兵们在离开工人体育场的路上决定去中宣部上访。到中宣部一看，除了到处都是大字报外，便是极富特­色­的巨幅标语。标语上被打倒、揪斗、打上红“乂”的人物来自五湖四海，形形­色­­色­，许多人名周星连听都没听过。搞音乐的孙悦汉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指给周星看：

“小周，你看那边有人在贴《揪出东北音乐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郭颂》。”

周星是非常喜欢郭颂的歌，不仅他喜欢，他的同学、邻居、朋友，全国人民都喜欢郭颂的歌；特别是《乌苏里船歌》、《新货郎》等歌曲，他和同学们钻在被子里睡觉还带着耳机在听。此时，周星心中感到由衷地凄凉和苦涩。他抬头望望北京冬季灰蒙蒙的天心中发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像郭颂这么好的歌唱家，一夜之间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又暗暗地祈祷：愿好人一生平安！

秀江的红艺兵是来上访的，可现在到哪儿去上访？访谁？谁能告诉我？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给人们的感觉“造反”就是“真理”，不造反则“无理”。中宣部的原领导揪的揪了，斗的斗了，你能上访的只有接待站，而接待站已成了文艺界串连者借钱借物的机构；至多他们能告诉你，明天在某某地方有一个批斗某某的大会。一位在排队待借的外地串连者，看见周星和刘剑在暖烘烘臭烘烘的大厅中茫然地张望，便关切地问：

“你们打哪儿来，是要借钱借粮吧？到我后面来排队，要不了多久时间。”

“我们是南方秀江市来上访的，不想借钱。”周星答。

“上什么访！知道造反有理就行了。不想借钱？白不借！就你这么傻冒，人家都靠着借贷快走遍全国了。没钱借钱，没粮借粮票，没冬装借冬装，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不借不是太亏太傻冒了吗？”

“国家的钱、粮、物，借了是要还的。”周星反驳道。

“是要还，但你想想这笔糊涂账将来怎么收？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说不定借款人的证件签名都是假造的。”排队的那个人得意地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周星对同伴摊摊手，无奈地说：“我们走吧，明天到北京大学去看看。”

那位热心的借贷者竟又热心地挥挥手说：“南方来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后来周星一行六人到了北大，到了清华，收获果然如那位热心者所说：造反呗！因为造反才有理。剩下的日子应该去瞻仰一下雄伟的天安门，看看万里长城，这是所有中华儿女做梦都向往的地方。有位诗人唱过：“我是如此殷切的思恋北京，像白云眷恋着山岫，清泉向往着海洋，游子梦中偎依在母亲的膝下，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此时，周星的心头突然掠过一道沉重的黑影，担忧起这位叫闻捷的著名诗人的命运来。

日子像走马灯一样快速地转动着，转眼间红艺兵们又来到了古都南京城，这座当年国民政府虎踞龙盘的旧都。车是晚上到的，待大家匆匆忙忙地赶到市政府大串连接待站，站里已是没有了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守夜值班的工友。等待安排食宿的外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非常气愤地质问那位工友:

“为什么没有夜班工作人员？”

工友说：“当夜班的工作人员自然是有，但实在没有地方安排了，他们便都躲了起来，免得在这里挨骂、受围攻、活受罪；如果碰上几个脾气火爆的造反派战士，挨上几拳便更不值了。”

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造反派说:“搞好接待工作是他们的责任，没办法可以想办法。我看这群混蛋就是存心破坏革命大串连，破坏文化大革命。老师傅，我们也不为难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总可以吧，就算是帮我们大家一个忙。”

这守夜老头看来是见多不怪，他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个退休工人，被接待站喊来值夜，他们到哪里去能告诉我吗？这忙我也帮不了。”

周星见老师傅推托，便婉转地说：“老大爷，你还是帮帮忙吧！我们都是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天寒地冻的，还有这么多女同志、女红卫兵，难道你忍心让大家就这么受冻挨饿吗？”

“我是不忍心，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老师傅说。

看看磨了半天一点效果也没有，十几个早憋了一肚子气的四川红卫兵哇哇地喊了起来，为首的红卫兵说：

“别和这糟老头多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造反有理！我们动手吧，砸烂旧世界，自己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