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14日：拉宾，佩雷斯和阿拉法特获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10月19日：特拉维夫Dizengoff街15号，人体炸弹袭击了一辆大巴。21名以色列人和一名荷兰人死亡。
1994年10月26日：以色列－约旦和平条约在位于两国之间的沙漠地带签字达成。
“以色列是一个被敌人环伺的小国家，它必须——以后仍然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是某篇经典演说的开头一句，鼓动我们为对国家所负的义务去担起责任。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很激动；第二次听到，我认为它说得很对；第六次的时候开始有点腻味，等到第三十四次，我宁愿听点别的，虽然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它不无道理。
老调重谈没完没了，暴力也在这片土地上令人痛苦地周而复始。联盟或者攻击都只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可能地毁灭。不，这个被打压的民族最令人悲观之处还不在于这些，而是那么几个权力人物的冷酷算计，他们利用民众的绝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怕又可悲。最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却不肯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民众在被人操纵。永远是政治算盘。歪曲可笑的方案总显得更实用而让人感觉良好，操纵起来也简单得多。大多数头头脑脑们都想当然，以为民众弱智到了看不清现实的地步。既然于他们没什么利害关系，又何妨置身事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抛出几个事先反复权衡过利弊的方案，他人除了顺从别无选择。
巴勒斯坦运动内部既有左派人士和世俗教徒，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合法的正轨部队，也有进行游击战的武装民兵，剩下便是一些专搞窝里斗的组织了。我得以选修了语言强化课和阿拉伯政治课，以便尽量搞清楚自己不得不趟的这趟混水到底深浅如何。
由各个势力集团所编织的联盟关系实在是错综复杂又变幻莫测。不过一旦了解了他们各方的冲突和各自的野心，就会发现这些变化都依循了某种能令该网络不断重构的逻辑规律。
“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1961年由艾哈迈德－贾布里勒创建。1967年，该组织和“回国英雄”、“雪耻青年”合而为一，后两个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武装分支，三方重组成立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也就是以乔治－哈巴什为领袖的“人阵”。一年以后，贾布里勒脱离“人阵”，再次拉一班人马自立山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FPLP－CG）。
十年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加入黎巴嫩内战向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发难，FPLP－CG选择支持黎巴嫩马龙派基督徒，和叙利亚成为盟友。这时候，该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结果是导致“巴勒斯坦解放运动”FLP组织重返政治舞台。
事实上产生的是FLP三个分支，各方都想占得优势变成名正言顺的FLP代言人。其中两个最有实力的分别由Abd al Fatah Ghanim和阿布-阿巴斯掌控。前者在叙利亚大马士革设立总部，支持从法塔赫脱离出来的反对派以及阿萨德的反对派。而阿布-阿巴斯则联手阿拉法特，暂时与“巴解组织”及法塔赫主流部分共进退。
第三方力量由FLP总书记Taalat Yacoub自己掌握。他在黎巴嫩建立武装力量并一直试图在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中保持中立。1989年他死去之后，他的手下投奔了阿布-阿巴斯。这支力量得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支持，成为法塔赫的外围组织。在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阿布-阿巴斯宣布追随“巴民族权力机构”路线，停止恐怖行动。他自己呆在加沙，而他的FLP组织仍然留在黎巴嫩和突尼斯，始终没有从巴勒斯坦本土得到过支持。
身为“巴解组织”的第一成员，法塔赫同样经受了两次大分裂，众所周知的两个，一是阿布-尼达尔的“法塔赫革命委员会”（Fatah-CR）， 1974年创立于伊拉克，另一个是阿布-穆萨的“法塔赫临时委员会”，1983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成立。
阿布-尼达尔主要以伊拉克为基地，向叙利亚和“巴解组织”发动攻击。遭巴格达驱逐后，阿布-尼达尔先是逃往叙利亚，然后躲到利比亚境内。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这证明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就能对叙利亚施压——，阿萨德要求该组织将训练营设在“叙利亚的直领辖土之外”，等于令其撤离叙利亚本土，搬到黎巴嫩去。接下来是一段“繁荣”时期，尼达尔在此期间从黎巴嫩南部地区巴勒斯坦难民营里大规模地招募战斗人员，并借阿萨德向阿拉法特发难之机，搞了不少“突击队战术”恐怖袭击。
虽然因为公开反对领袖而被法塔赫宣布判处死刑，阿布-尼达尔仍然是他派系中的主宰人物并在其间大行恐怖政治，他轻轻松松暗杀了一批被他怀疑密谋反对他的人——统计有150多个。80年代末期遭遇了一场内部危机之后，阿布-尼达尔试图和阿拉法特及法塔赫调停，但失败了。他在孤立之下重拾恐怖行动。该组织制造的最后一次“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991年1月，阿布-尼达尔的一个手下暗杀了阿拉法特在法塔赫的代言人Tunis Abou Iyad和法塔赫“西岸地区”指挥官Abou el Hol.此后，关于阿布-尼达尔健康状况的传言莫衷一是，据说已经非常糟糕，另外对他藏身之处也有种种猜测1.尽管如此，他的组织依然是所有派别里资金最充足的一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也门都拥有基地。
另一个被关注的派系是“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阵线” （FDLP）。这是一个马列主义组织，信奉后布尔什维克主义，1969年从“人阵”中分立出来。FDLP在大马士革创立并扩展势力，有叙利亚和利比亚两国提供经济支援，也是“巴解组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一直拒绝追随阿布-尼达尔、阿布-穆萨的激进立场。但是，随着该派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异见加深，FDLP对一些反阿拉法特极端势力的支持慢慢加大，自己内部也随之分成两派：“赞成阿拉法特”派和拒绝追随“巴解组织”的“坚强核心”派。1988年他们用燃烧弹袭击了沙龙的坐车，接下来又袭击了以色列工业部长，这两次行动招致以色列情报部门对其几个据点进行的毁灭性打击。从那以后，虽然FDLP仍持强硬反对基本宣言的立场，继续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开展恐怖袭击行动，他们被外界谈论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
1985年，“人阵”、“人阵”总指挥部、巴解运动和法塔赫－暴动等著名拒绝派在大马士革会谈，随即宣布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寄希望于和“巴解组织”抗衡。
还剩下“Force 17”。该组织由一批被约旦驱逐的法塔赫头目创建于70年代初期，因为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动以及巴勒斯坦的内部争斗而为人所知。
我在1994年上的这些课。当时阿拉法特已宣布停止恐怖行动，和他的“巴解组织”以及一些恐怖主义武装都比较疏离。在奥斯陆和平会谈的时候，以色列和“巴民族权力机构”都同意成立一个唯一合法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还是1994年，开罗协议重申了这种唯一性，但阿拉法特没有彻底执行，同年新出现了两个编外武装：安全特种部队（FSS）和主席卫队（Al-Amn Al-Riasash）。“Force 17”最终和主席卫队合并，变成一支人员逾三千的部队，由阿拉法特本人直接指挥，专门负责他的个人安全和反间谍事务，比如抓捕反对派，或者被怀疑和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习惯将主席卫队仍然称做“Force 17”，尽管这支武装名义上已经不存在。
原教旨派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1979-1980年两伊战争初期，一批和加沙穆斯林学生“兄弟会”观点冲突的巴勒斯坦学生在埃及创建了这个组织。他们虽属逊尼派穆斯林，但并不否认自己对于什叶派伊朗革命的崇拜，并以之为楷模。在所有用“圣战”作旗帜的大小组织里，Fathi Shkaki 是最重要的一支。其总部自然是在大马士革，但同时在贝鲁特、喀土穆、德黑兰等地也有机构。主体活动范围则依然集中在黎巴嫩境内。
这些恐怖组织不断构建又不断打乱这一地区的政治阵营。对于我， 搞清楚一个派别是为叙利亚还是为阿拉法特效力性命攸关，因为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的所有反对派都是站在阿拉法特一边的。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伊拉克联络处也是“巴解组织”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遗余力地一个个收拾他们。为此，他动用了因“阵地战”而出名的老牌激进组织“阿玛勒”（Amal）……为破坏“巴解组织”和它那些靠山之间的关系，阿萨德还寻找过其他“执行者”发动恐怖袭击，像针对希腊的City of Polos 邮轮事故，泛美航空公司103 班机爆炸案，以及1986年以法国巴黎为目标的恐怖行动。
叙利亚同样为“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撑腰，后者向赞同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兄弟”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内战。他们在80年代后期和黎巴嫩真主党联手，利比亚卡扎菲则为之提供资金。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伊斯兰统一运动也结成了同盟。
两伊战争期间，为了帮伊拉克对付伊朗，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断发表泛阿拉伯主义言论——鼓动阿拉伯人团结对抗波斯人。“分而治之”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们阿拉维特派擅长使用的狡猾伎俩。这还远远不是精华部分。阿拉维特人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3％左右，逊尼教才是多数派。多亏了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支持，阿萨德才得以在取得政权后，将该族正式并入什叶派，从此摆脱被轻视的境地。
阿拉维特人是不受欢迎的教派，在穆斯林世界里很被排斥。为了在这种情形下维系权力，阿萨德这个出色的独裁者完全依赖于他卓有成效的秘密警察，告密体系，滥捕，还有酷刑。频发的战争使他有机会鼓动人民同仇敌忾。一旦冲突结束，他必定又挑起下一个事端。最终他替代以色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一样，无比盼望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巴勒斯坦国。显而易见，他们盼着难民营搬远点，祸害别的地方去。在“黑色九月”组织带来的恐怖阴霾之下，所有人都暗自幻想能像侯赛因国王一样行事，其实心里都清楚那不可能重现。
认清了这张结盟网之后，我就比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和“阿玛勒”、基督民兵等组织攻守同盟的心理了，此举就是为了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里建立新武装。同时他利用大家都和叙利亚有过节的由头，始终小心维护和真主党的良好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统一运动里的一分子，必要时退到的波黎躲藏。
两伊战争初期，这个能人向伊拉克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因为一个团结和进步的阿拉伯世界而诞生”，这丝毫不叫人意外。而对伊朗人他又表白，有伊朗的帮助他就会解放“伊斯兰的耶路撒冷”。这些发生在同一个月里。
以阿拉伯人的政治作风，这类伎俩司空见惯。反过来，因忠于某个党派而挺身迎击对手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会被人看不起，视为错误抉择。为遵从协约，各方不得不强作笑脸，一旦时机允许却会从背后给上一拳。这些准则自然只适用于有决定权的高层，而不是那些武装部队里的代理人或者副手。后两种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若有迟疑，结果不是送命，就是出走。
谚语说，“如果你无法折断这只手，那么就亲吻它，祈求阿拉来折断它。”要知道，在许下这一连串假惺惺的筹码之后，阿拉法特已经和阿萨德势均力敌了。1994年那个年尾真是好到不能再好：奥斯陆和平协议，三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几乎就要相信阿拉法特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观点、政治主张和行事方式焕然一新。对那些不肯相信或者表达保留意见的人，罪名等在那儿：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说法对吗？ 回答显然是“不”。但当时以色列盼望和平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公民都准备好了跟着前面的人举手说赞成，就好像小孩子相信，商业中心里那个大胡子老头是如假包换的圣诞老人，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飞过了一个又一个屋顶。
第一天的“恐怖主义历史”课足足上了10个小时，这之后我脑子就不转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满脸惊慌地看着教官。十几个既相似又敌对的解放阵线，我在这不可理喻和乱七八糟之中晕头转向。当一长串攻击清单和死者名册在眼前飞舞的时候，我把名字全都张冠李戴了。阿拉伯政治专家过来和我聊聊，脸上笑容莫测。
“这没什么，”他字斟句酌地宽慰我，“所有的新手刚开始都会感到惊慌。重新来过。”
“现在吗？”我问，带着惊惶。
“当然是现在，”他回答，“不可能允许你总这么混乱不清。让我们继续吧，直到你掌握所有具相应军衔的人员。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化名叫什么？”
“阿布……”我开始回答但很快就卡壳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他的名字——“阿布……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布了……”我泄气地说，心里烦透了。
“我们换个方式。你必须转换思维。不要总把自己看成他们组织的局外人。进入角色，你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要去掉其中演戏的成分，单纯地把他们的组织看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家长，也有兄弟，他们之间彼此嫉妒常有争执。可以开始了吗？‘老战士’叫什么？”
依照他的点拨，这次我脱口而出：“阿布－阿玛勒。”
“你看！”我的教官大声喝彩。“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应对考问，绝对不会失手。”
他毫无倦意，又开始讲抵抗阵线各个组织的编年，什么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状况……在他的讲解之下，我总算明白了这些恐怖分子各派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都是我以后必须打交道并试图渗透的组织。
接下来，是了解一个回国复兴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依循什么样的正常“路线”，这事我领会得比较好：先加入阿拉法特一派，然后，假装对“他们的死板路线和光说漂亮话”感到厌倦，转而投靠反对派，利用反对派和真主党的关系渗透进入真主党，从而最终自由出入叙利亚和伊朗。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一切将取决于我届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而在准备阶段，我必须尽最大努力熟谙他们的派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Сhā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快速到达目标并做好战斗准备。阿米尔开了第一枪。轻机枪被击中了，还有左边那挺。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立刻收拾阵地，带着武器和伤员撤了下去。
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 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
“不，”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想被拍进去。
“随你的便，” 他无所谓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跑开了，不再为我操心。路上他把衬衣袖子卷了起来，好让受伤的胳膊露在外面。他冲到最前面一列，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扔出去。闪光灯噼啪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人士兵知道，一旦摄像机开动，最好的办法是让场面缓和下来。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除非骚乱规模扩大。等到了那种局面，就必须尽快有效地阻止“示威者”。既然还没有这个必要，士兵们便原地待命，谨慎防卫，不让前面的示威者更进一步而已。他们不想让总来找老套场面的这些记者得逞。
“他们在搞什么？”一个带队的人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抱怨说，“都睡着了吧，记者会走的。”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找出一个等在旁边无所事事的小伙子。
“哎，你！”他很粗鲁地斥责道，“站在那不添把火拖拖拉拉地干什么你？去造点气氛！去，快点！”
小伙子二话没说。他把他那贝都因人的发式盘起来，拿着一个燃烧弹跑上去就向士兵扔了过去。这一次，以色列那边的容忍限度被突破了。反击马上开始。孩子们变成了靶子。一辆巴勒斯坦方面的救护车尖叫着开了过来。一些大人冲过去抢夺一个摔倒在地的孩子。他们向以色列士兵做出手势，示意他们别开枪，只是想拖回受伤的人。这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悄悄从装满了武器的救护车上往下拿枪。车子被清空了，孩子也就抱起来了。孩子并没有受伤，可镜头却不会说这个。年龄稍大的一拨人替换了扔石头的孩子们，开枪射击。正而巴经的战斗开始了。
那个小头目继续充当导演，行动十分热切，他大声叱责旁边的年轻人，指派他们一个个去完成各种“制造气氛”的任务，或者帮记者找拍摄位置。
“你，去帮那边的摄制组。他们占的位置太差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带他们到第二条街的那个角上，知道那地方吗？就在杂货铺对面……你，去告诉他们重新开始扔石头，得让石头把街上铺满，还太少了现在……萨米尔哪去了？别马上烧轮胎，烟雾会妨碍摄像的。去给我把萨米尔找来！”
枪声非常密集。跑来跑去的记者们进入了火力中心。
“他们开枪太猛烈了，”那小头目又抱怨起来。“记者都不拍了。要他们少开几枪，”他刚对一跑腿的说完，那人已经执行命令去了。
枪声缓和了些，以色列那边继续推进想彻底清场。一些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把轮胎拖到马路中间，然后赶紧逃命去了。另外一些人在用燃烧弹放火。士兵前进被阻，于是石头大战又开始了，记者们重新开拍。
“太好了，”那头目喜滋滋地议论着。
见记者们开始后撤，他示意手下也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派来一辆消防车救火。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记者要的都有了。今天下午我们干得挺漂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补充道。
回家后，我注意到这家母亲径直找她那一大群牛羊去了，脸上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望。
“我的儿子全都想做殉教者，”她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有阿拉保佑，他们会做到的！”
我问她最小的儿子，他只有13岁：“你也想做殉教者吗？”
“当然！”他兴奋地回答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个普通战士，而要去当殉教者呢？桑科-潘萨说过，‘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是活着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想当殉教者！”他重申了一遍，“我不怕。”
我出神地看着他。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大段独白。如果我们这般确信另一边更美好，毫无疑问……
“在这个地方死了比活着好，”少年肯定地说，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殉教者是巴勒斯坦解放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他大哥Сhā了一句。“就因为有这些攻击，不计其数的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我们正在收复特拉维夫，海法和迦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们有官方统计，你看！”
“这是……哦……一个重大消息，”我很震惊地说。
这完全是身处险境的自然反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我很想做点什么来使情况不再恶化，拯救这些愚蠢地糟蹋自己生命的人。这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很傻。但是一切已经开了头：明白无误我是在一群狂热分子中间，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众生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惜代价。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可他义无反顾。谁能说服他？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唯此可以让他抵达光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上学，不需要工作，没有烦恼。这个打算使他免于悲惨生活，他选定了：他将无比健康地死于华样年华。他的照片会被贴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名字被人无比崇敬地提起，并且永远不再挨饿受饥。
“可是如果你没被子弹击中要害，终生残疾变成家里的负担，没工作，没文化，生活无力自理。幻想破灭，一直破灭下去，而且只能破灭下去！”
不知不觉地，我说这些话时提高了嗓门。少年站在我身边，颤抖了一下，转过身去没有回答。我在愚蠢地冒险，也是我最后一次冒险自说自话。
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气。我重新感到了白天才有的那种神经疲惫，荒唐的冲动沉重地包裹着我。我盯着地面，到处都是旧纸盒子、包装纸和可乐瓶。我想不会有人弯腰去拣这些东西，它们呆在那儿，就像是这里的人执意为这个地方贴上的悲惨标识。以色列也有特穷的犹太人，他们住木棚或者没有卫生设施的小公寓。我亲见他们怎样尽力让自己可怜的生活空间干净整洁，还尝试着作些装饰。为一个小小的家他们全力以赴，不管这个家有多么简陋；就像眼前的这个家。这里有尊严的生命个体所应具备的一切，但是却弥漫着我无法言喻的自我毁灭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药，能够医好他们病入膏肓的自戕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