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不是这些恶心的垃圾而是那个巴勒斯坦“领导人”，为个人野心而使得自己的人民处境悲惨，他会深情地拍拍饿着肚子的孩子的脸，而他自己从来毋需动用的个人帐户上进钱多多。

依照我渗透进去的那个机构的想法，这次小住会是一个彼此融合的机会，帮助了解和感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想法。结果恰恰相反。在度这个比训练课还严苛的“假期”之后，我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回和我不断咒骂和竭力忍受的制度没什么关系，而是我理解了我的职业用途。我不再被动接受训练，而是积极参与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是在阿拉法特一派的地盘上活动。在有“殉道城”之称的希伯伦城区我走了一圈。到处都是小山丘和遍地砾石的荒漠，恐怕连市中心的“殉道街”也会惊讶于有这么多人为它争斗不休。

街上出现了一些正统犹太教徒的身影。这天下午有游行。一些极端保守教徒准备抗议一家名叫Kol bo的超市开门营业。示威者慢慢挤满了街道。听口音，集会演讲者是美国来的，他正用希伯莱语对着人群滔滔不绝，虽然语法错误连篇，倒也能叫人听懂。

阿拉伯人都呆在家里。他们在阳台上拉起篷罩。零零落落见一些孩子从厚厚的布帘后伸出脑袋来，看热闹。

以­色­列兵松松懈懈地在前面开路，不断调整游行队伍，看起来这些教友就像是他们手里的木偶。在时髦的年轻人和其他年龄段示威者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大喇叭里放着传统宗教歌曲，震耳欲聋。

示威者走过的街道都放了路障。一些骑车路过的阿拉伯人被士兵和气地要求绕行，或者等会儿再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配合，大约是一些说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在希伯伦这种地方人们一般不会随便造次。

黄昏时分游行的人四散了。跟接力赛似的，清真寺的大喇叭里传来召集阿拉伯人集体祷告的通知，很像是刻意报复。路障被搬开，阿拉伯人占据了街道直到宵禁。

在示威快结束的时候，一些犹太青年因为一批记者的到场而热血沸腾起来，做了言辞激烈的反阿拉伯演讲。他们痛苦难当，想要火烧一面巴勒斯坦旗帜。

“欧洲人”的身份允许我站在中间立场。我走到那个几次准备用打火机点燃旗帜的年轻人身边。

他向我解释说：“只有当巴勒斯坦人烧我们国旗的时候，我才会点火。”

“他们浇汽油了。你有吗？”

“没有……我没想到这个。”

“那好。”

“好什么？”

“就因为这很好啊。你不是恐怖分子，也不赞成恐怖分子。”

“你认为这是好事吗？”他问，样子有点迷惑。

“对。趁早扔了这面旗，去­干­点有用的事情。参军或者祷告，都可以。反正尽早离开，在这儿你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1999年夏：黎巴­嫩­和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人混了6个月之后我回到基地，不料此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正等着我。

“你加入拒绝派的时机到了。”指挥官向我宣布，“为了混进他们中间，你必须先参加一个专门培训恐怖分子的训练营。”

他以所能做到的最和蔼的态度向我郑重传达这个消息，意味着这一定将是特别令我反感的事情。事实上，这还将是一个不可能愉快的将来。 捱了无数痛苦才通过正轨部队训练的我，很难想像怎么去忍受那些 暴戾的阿拉伯教官。对教官甜言蜜语的话，我报以极端不信任的态度。

“这是有关训练内容的一些文件。”多夫补充着，递给我一个很轻的卷宗夹子。“这是由一个黎巴­嫩­人提供的资料，他十六岁被选进去，经历过你即将面对的各种培训。这里面他很详细地讲述了训练环境和方式，能给你做个参考。当然很有可能他习惯­性­地添油加醋了一些东西。也很可能情况已经变了，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什么叫从那时候？这份报告有多长时间了？”

“四年。不过太多的事情会发生变化，哪怕只有四年。”

“说白了，不如就说是相当多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对吧？”

“有时候你小聪明太多，”多夫笑嘻嘻地下了评语。“应该说这确实不是你所喜欢的任务类型，但是时间将很短，就好比一次旅居，你不必太在意。”

“短期？”我满怀希望地问，“一个星期？”

“当然不是！一到两个月吧！”

“两个月！”

“也许是一个月。”

“谢天谢地！我可坚持不了两个月！这‘可爱’的培训任务将在什么地方进行呢？”

“四个月后在利比亚。下次旅行的时候，你就和你那些朋友接上头，把候选资料留下。肯定能被选中的。他们有可能会让你接受一次资格测试，但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不高，就看你有多少钞票了。”

“你是说四个月后？8月份？最热的时候？”

“对。我们得有充分的时间为你做准备。特别是体能方面的准备。”

“我还以为在利比亚境内已经没有训练营了。”

“要知道他们需要从各方得利。一切将取决于你所渗透的组织。看看这份报告吧，你会明白的。我们明天再讨论。”

我开始看报告。和我所担心的一模一样。这份叙述就是一副令人难以忍受的关于暴行、仇恨和残酷的图景，翻来覆去的所有过程就是彻底洗脑，以确立绝对的爱国主义。技巧训练说起来倒是比我们所经受过的要轻松。训练的首要目标是改造思想。第二天我去训练场时，带着非常强烈的念头，要拒绝执行这次任务。

结果和从前一样。等我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针对未来任务难点的第一回合训练。

1995年7月：在Ramat Gan的公共汽车上发生一起自杀攻击。六人死亡。

真主党是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的组织，梦寐以求在贝鲁特成立一个完全遵循古兰经文的伊斯兰政权。他们通过什叶派掌握的学校、清真寺和社会服务机构形成网络进行宣传。它的成员并不限于在停火区北部的战斗中出现。除了八十年代针对美国人的绑架和攻击，1985年的TWA航班劫持事件，他们还被控一手导演了1992年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爆炸事件导致29人死亡，还有1994年，依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又一次炸弹袭击犹太人居住区，96人在此事件中死去。

真主党成员听命于伊朗，因为伊朗为他们提供经费和武器。另外，由于叙利亚左右着黎巴­嫩­，真主党的每次行动都必需得到叙利亚的首肯。他们为阿萨德总统作战，后者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剧中东地区的冲突，这是他确保政权的宣传之本。将以­色­列描绘成宿敌使他可以指挥全国的每一个势力集团。这个问题永远能叫叙利亚人忘掉阿萨德王朝暴政本­性­的“具体内容”。

真主党、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之间的这点爱恨情仇，其复杂程度为我们提供渗透机会已经足够了，就是尽量让一些人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工作而对付另一派。但真正的机会千载难逢，而且漫长的行动过程既微秒又危险。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渗入一个战斗小组还是可行的。

这就是我马上将被指派去­干­的活儿，也就是不断叛变原来的阵营，进行情报采集并打探上级的意图。行动方式挺简单：由指挥官谋划，我来执行。

阿萨德政府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彼此猜忌心很重，这使难民在叙利亚境内的日常活动变得比较困难。作为阿拉法特和平政策的反对派，哈马斯组织在大马士革有一定势力范围。为了取悦真主党、哈马斯和法塔赫分裂组织，我应该尽可能表现得反对“巴自治政府”路线。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虽然自奥斯陆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在国际组织内部和以­色­列方面，将阿拉法特看成引领这片土地走向和平的纯洁天使已经变得非常时髦。

我仍然使用最开始的伪装身份。在官方档案里，我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出生在约旦而父母生于迦法。“黑­色­九月”事件之后，我的父母和很多人一样先后移居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他们转往瑞士，在那里生活得不错。我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我的唯一梦想就是解放“犹太分子”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由于拥有一个如此理想主义又如此不平凡的思想，我不可能生儿育女，一心只想追随战斗的榜样。

第一次“回国”使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生活。接下来，因为对阿拉法特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加入了一个从抵抗阵线里分离出来的组织。从那里转向真主党，必须是迅速解决的枝节问题，而最后我将着混进叙利亚和伊朗。

于是眼下我正在黎巴­嫩­四处闲逛，“寻机找到组织”。每光临一个难民营里，我都先讲述一遍自己的经历，聆听他们的生活状况，向慈善机构捐款，然后再绕到真正的意图上去。有那么几个人能指点我找到真主党名下的慈善机构。我礼貌地谢绝了，表示要在真正的斗争中把青春献给“伟大的事业”。

没过多久我就被盯上了，几个表情很严峻的男人上前搭讪，提议我跟他们一起走，最后找到一个“党”的分部。

接待冷冰冰的，充满了怀疑。两个人坐在办公桌后，向我提了一长串问题，关于国籍、家庭成员，还有我的动机……然后他们突然打住，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把我独自晾了四个多小时才又开始新一轮盘问。快天黑的时候，他们让我走，说是如果有事情适合我，他们将再行通知。

我回到旅馆，感觉上是自己已经通过了入门测试。不到一个星期吧，我在街上被一个人叫住了：他问我：“是你想要成为真主的战士吗？”

“是的，”我激动的回答，稍微有点夸张。

“那就做好跟我们走的准备。明天出发。我们路过旅馆的时候把你带上。”

就像出现时一样，他迅速消失了。

我飞快地打好了行李。我只是假寐，所以大清早五点钟有人敲门的时候，我一蹦就起来了。

“你准备好了，很好，这是对你的证明，”昨天和我接头的那个人表示满意，“跟我们走吧。”

我上了一辆舒适的四门轿车。我们朝着山区开，方向大约在黎巴­嫩­东面。在一条小路口，换上一辆军用的越野卡车，然后就一直在森林里穿行。在一个有很多木棚的营地我们下车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法利蒂的游击队头目，他满脸胡子，据说有三十多年的游击经验。一上来他就叫我过去问话。和其他人不同，他不算特别固执，但很聪明，而且狡猾。很显然，这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而不是狂热的穆斯林。他留在这里，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倒不是为了做一个“真主的狂人”。他也在观察我，看样子对自己的测试很满意。

“欢迎你成为我们中一分子。”他大声说。“给我们带什么见面礼了吗？”

“一些经费，还有我自己。”

“你很有勇气。受过体能训练吗？他们告诉我，说你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几乎没有女人胜任这种生活，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些出人意料的女人往往也是令人生畏的战士。你是这种女人吗？”

“这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我一面说着，一面在想自己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么多恶心话。

“我们会知道你是否胜任的。训练两天后开始，你想参加吗？”

“我来这里就是冲着这个，”我继续说恶心的话，再次暗自咒骂自己。

“当心，一切会很艰难，”法利蒂警告我。“你确定想试一试吗？你能受得了？当你进去以后，要么过关，要么完蛋。动摇是毫无可能的。一旦失败就回不了家。”

他语调很严厉但也不无友善。这是第一次，在一支阿拉伯军队里我从人说话的语气里发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坏。而他呢，看我的样子显然比较友好。

“我已经没有家了，”我补充说，“如果真主允许，我的下一个家将安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此外别无他求。如果真主不同意，他就将召我到他的身边。”

法利蒂连连点头，脸上带着赞许的神情。

“你如果是这样想，那么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和其他人一起稍事休息，明天出发。”

“去哪里？”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提任何问题。我们为你安排一切，你的任务就是服从。好了，去那边吧。”

我服从了，按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在一些简易营房前我找到很多帐篷，十几个年轻人正在里面就着茶水啃­干­饼子。我热情洋溢地和他们打招呼，一起喝了几口茶，然后就裹上一条毯子沉沉睡去。我很清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睡上的几小时安稳觉。

第二天，我们出发去贝鲁特机场，从那里上机飞往的黎波里。依次办完海关手续，我们又爬上几辆军用卡车，被运到一个四周全是沙漠的绿洲。基地被伪装成一个大赌场，就像真正的度假村。居民都被统一安排住在地下堡垒里。来人总在夜间。从我们的时间安排表来看，一切都写的清清楚楚，照此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会累到半死。

大家被重新分配了卧室，男女分开。 但训练与此相反，是混合进行。和大部分低级准军事化部队一样，军官对我们的接待建立在花样百出的吼叫和辱骂之上。撇开训练不说，这些方法已经令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这次不可能对着­干­，任何差错都将是不可挽回的。纪律条例非常严酷；服从与否变成了生死问题。

由于准备充分，我到达营地时是具备了一定优势的。但同时也有短处：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原始动力——90％出于仇恨，而另外10％则出于莫名其妙的骄傲。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薄弱环节。我的动力是思想方面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目的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和你吸食迷|药然后在恶梦中越陷越深完全是两码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仇恨会使理智受到限制从而一切都不经思考了。这就是军事行动的不同之处吧？它要求士兵头脑清晰。而我现在的处境则正好相反，最自由可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攻击。

头两天我们接受的是正规军­操­练：肌­肉­练习，耐力训练，各种拉练和熟悉武器。刁难和拳脚劈头盖脑，虽然有些暴虐但暂时还不算过分。我心下宽慰起来。­操­练项目比野外训练困难大一点。我不得不故意装出有不如人的时候，免得别我的耐力水平引起别人注意。

我们队员之间渐渐建立了感情。男队员尤其团结。女队员之间猜忌多一点，会有一些争吵和嫉妒，这是女人的天­性­使然。不过在我假装虚弱的某个时候，当同室女孩用真诚的目光鼓励我时，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就滋生了。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对他们疯子似的死亡观我依然感到厌恶和难受。但这无关紧要，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及时出现。在这个地方，我的目的既不是算帐也不是讨论哲学问题，而是建立一个可观的关系网。

没多久教官就注意到了我的态度。第二天晚上我被叫到长官办公室。先是一顿辱骂和盘问，以确认我献身的热情没有问题，接着长官就直奔主题：“我向你下达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你必须­干­掉雅丝米娜。”

我早就猜到了，这在“意料之中”。那个黎巴­嫩­人在报告里曾提到过。一旦友谊败露，就会接到命令杀死自己的朋友。通常命令会下给两个当事人，使之有说服力。朋友关系意味着薄弱环节；因为人­性­弱点而致使复仇计划失败这是不可容忍的。为了掩饰我原本就知情，我故意微微一怔，然后再恢复到无动于衷：“什么时候？怎么进行？”

长官命令道：“尽快。不用武器。你自己设法应付吧。”

我行过礼，走了出去。我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思考，不得有丝毫犹疑。我很想有条不紊地对抗这些野蛮家伙，但是太多的事情会因此受到牵连，太多的人需要拯救。何况，这个年轻女孩的目的不就是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为她伤感呢？是啊，想到那些与此相关的生命，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1嬉戏的孩子们，他们不会愿意被喀秋莎火箭炮击中，想想基亚特·希姆纳镇上的孩子们……我决心已定，去他的雅丝米娜，她完了！

一回到寝室，我就迎面碰上了她讯问的目光。“讯问”，我不是信口开河地想到这个词。它能形容雅丝米娜想问我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它和我自己现在的想法非常吻合，我对她的怨恨。这个词附有理­性­成分，单纯而没有感情Se彩。牺牲一个来拯救无数。我向倚在床边的雅丝米娜走过去，示意她站起来。她照我的意思做了，眼睛里满是疑惑。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他们给我下达了命令，”我说得很平淡，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并要她到我身边来。

“什么命令？”

很缓慢地，我绕到她身后，小臂猛地击向她咽喉部位，勒住她脖子。几秒钟后，她在我的手臂中咽了气。我把她放在地上。

“命令就是做掉你，”我冷冷地，故意说过同室其他人听，他们已经看得目瞪口呆。

我确认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并站在尸体旁等了两分钟。然后我背上尸体，去向指挥官复命。迎接我的是无动于衷的冷淡，还有叱骂和刁难。我很有耐心地等到尾声，然后返回住处。我知道他们一心要我变成偏执狂，随时警惕着被命令来­干­掉我的某个人，因为该轮到我了。我熄灯睡觉，而且睡着了。这是唯一的途径，能满足我将他们赶走的愿望。一个小时后我惊醒了，一跃而起。耳边是同伴熟睡的鼾声。一阵羞愧袭来，我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我­干­了什么疯事，一腔热血吗？答案随即跳了出来：尽可能拯救多数人的生命。如果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我们就能够正常的生活在其中，可是既然有那么多的毁灭因素，所有为此抗争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双手沾血是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去胳膊和腿，不让他们在恐怖袭击下遭遇厄运，那么就沾血好了。我平静下来，很快又睡着了。

整个训练的气氛一天天变得沉重。我们中间不断发生大同小异的暗杀。每天压力都在加大。有人崩溃，哭泣，祈祷，哀求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他们被无情地处决了。活着的人明白了该怎样在竞争中生存。没人再相信任何人，大多数成员都不敢睡觉，他们忍着疲惫熬通宵，第二天的体能训练则一塌糊涂。后果不堪：刁难，测验，疲惫增加，全部神经都驯服于令人生畏的考试。而我呢，抓紧时间打盹，加起来四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足以保证我支撑下来，所以成功过关。这是个挺不挺得住的问题。女­性­受到的对待尤其暴虐得可以。侮辱­性­的、卑鄙可耻的测试接连不断。所有举措都是为了让那些挺过来的人也不敢自傲。

到最后阶段，我们三十几个人只剩下了11个活物，女的两个。离开训练基地之前，指挥官在最后一次训话时向我们表达了敬意，对我们获得的成绩，还有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包括我们这一届极佳的男女比率。

在两个月训练期间，有15天我是花在了和他们打成一片上面。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庆祝狂欢，并参与制定了我们的“职业”规划。

我总算找到一个玩失踪的好机会，得以返回以­色­列。多夫见到我显得很开心。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而我报以一个­阴­郁的眼­色­，等于示意他“没错，我目的达到”；也等于告诉他“可我受够了，不想再说这些”。我回到房间闭门不出，看电视，狼吞虎咽地吃完他们送上来的饭菜、维生素片和镇静剂。两天后的上午，也许是觉得我休整得差不多了，指挥官把我叫过去汇报。黄昏时分多夫来了，他打断我们，开始教我练习“放松”技巧。我在以­色­列不能超过三天，得回去和我的新“战友们”会合了。

尽管准备充分，心理方面也跟得上，“培训期”种种考验所导致的怨恨情绪还是好几个月里都­阴­魂不散。最终，这些情绪都转变成了一种仇恨，也包括对自己人的仇恨。

四处晃荡的时候，防止生病的最好办法是在饮食方面和当地居民保持一致。这些人必定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存环境，所以除了仿效他们别无它法。和疯子们相处的道理也是一样。“培训”出来的新成员在黎巴­嫩­南部森林或者山区里呆了两到三个星期，说是为了和老队员一起“执行巡逻任务”，即所谓的职业技巧学习。但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巡逻”，可这规矩对于新人来说是极好的机会，我从中得到的教益甚至比在自己基地心理课堂上的收获还要大。这种生活方式有它自由和令人兴奋的一面。没有什么作息时间要遵守，没有等着你付的发票和税单，也没有塞车和嘈杂，工作和邻居。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遇到狂风了。这种生活自然简陋了点，但适应起来也很容易。

实战演习很快就替代了对一个又一个恐怖行动小组的好奇参观。在战斗中我表现得很突出，但每次对安全区进行袭击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寻机把消息传给以­色­列那边的同伴。

我的身份是“富家子弟”，所以没人在意我的旅行开销。凭这个身份，我能够理所当然地以处理生意为由，经常取道苏黎世去欧洲。刚开始那段时间，我对此小心翼翼，每次旅行的目的地都是苏黎世，如果回叙利亚“探亲”，日程安排也毫无破绽。

可是要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好几年。阿拉伯人开始核实我的身份了，他们对我进行了跟踪和调查。自然是某些方面有出入，而关键在于我曾和一个叫阿布·夏都夫的人交谈过多，这个黎巴­嫩­人疑心很重。接下来，因为觉得我对事业很忠诚，他们仍然信任我。于是我 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乔装行程不再困难，回以­色­列的机会也多了。环境，还有本能，在我的时间表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为了和所打入的这个阿拉伯组织建立起牢不可破的信任，我可能花了四年多时间。我让他们慢慢习惯于我越来越频繁的往返。我的“职业经验”已经足以帮我应付一次次信任危机，这种情形在我返回组织的时候没少出现，但每次都不过给了我机会显摆自己的“坏脾气”，伪装反而变得更有说服力。这得身处东方生活模式之中的人才能理解，这种生活模式讨厌有条不紊，特别喜欢临阵变卦。

随着日子的增长，我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广泛的认识。他们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偏执到了极点，互相监视并伺机指责对方的背叛，被自以为无处不在的敌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这个来自敌对阵营的人——在那边人们时刻担心会有人体炸弹突然跳上公共汽车——发现他们这儿也有同样的紧张气氛真是惊讶不已。我还以为他们更有安全感，更强捍，没那么多困扰。

法利蒂有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他想利用我的女­性­身份，派我到敌方境内去“跑一趟”，这样能打探到以­色­列境内以及边界情况。

“他们不会对一个女人起疑心，”他分析，“‘聋子’和你一起去。”

“聋子”是个有四十几年经验的游击队员，打战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身边炸了，他就聋了。他戴了助听器，但于事无补，因为他把电池给取了。原因呢，一是他听人说这“核能”电池对身体有害，二来呢他总担心以­色­列人在里面装窃听器。还能找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吗？每当他抽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神智不清的时候，他就假想以­色­列人会在他熟睡的时候爬到他身边，把微型电子设备放进耳机里。只有取掉电池，才能确保他们的诡计不能得逞。“聋子”给我详细推理，洋洋得意于自己的计谋。

“工程师，我说的对吗？”他自信地看了我一眼，问我。

当然有道理，我暗想。把电池拿掉，清清楚楚地大声说给以­色­列人听，这传播更直截了当，效果更好，而且免了我们的人穿过六十公里山丘和森林爬到你身边去。

“对不对？”他又问了一遍，等着我回答。

“当然，”我高声说，“这办法太好了。”

“这样比较保险。”他点头表示肯定。

“聋子”总戴着他的助听器，好像那是他身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否则就不足以和其他人区分开来。他，就是“聋子”，与众不同。而在法利蒂看来，谁也不会逮捕一个和残疾人结伴而行的女人，何况是个“假装”弱智的残疾人。

很幸运，我只做了两次这样的旅行。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们自己人这边，另一个情报部门也派了执行双重任务的间谍。他们想不到有我这么个“竞争者”，也想不到后果之混乱：我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行动的偶然­性­增大。再说，我没受过类似训练也没能力轻易骗过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机构，何况­精­神上承受不起这种赌注。归根结底，就算完全不考虑我们各自为政的间谍人员和反间谍机构负责人之间通气的问题，情况已经够复杂了。结果在做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我被以­色­列人抓住了，在一家监狱——倒还舒适——关了十几天，然后被遣送到黎边境，勒令不得再踏入这边领土一步。

这次事件使我的伪装面目变得更有可信度，在法利蒂手下“老老实实地”重新呆了下来。几个月下来，我和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成了其中的元老。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我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下午由哈马斯组织的游行我掺和了一把。在叙利亚军方和秘密警察的高度戒备之下，好几百人的队伍走上街头。

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伊斯兰抵抗运动”，又称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推翻阿拉法特自治机构，建立一个穆斯林政府并“把真主的旗帜Сhā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哈马斯和阿拉法特作对挑起战争，不承认他的领导并指控他在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收受了贿赂。该组织的手段： 炸弹，由于是军队制造所以杀伤力比其他组织自行加工的爆炸物要大的多。而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边界的居民，甚至于国际组织派到该地区的士兵和团体成员。和真主党一样，哈马斯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工作和宣传方面的网络，比如学校，医院，清真寺。

我现在就走在臭名昭著的哈马斯成员中间，真是切齿痛恨。他们活生生地走在我周围。等意识到这个，我差点没晕过去。但我随即反应过来，只想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这几个月­干­什么来了。我了解他们的弱点，所以不再看得那么可怕。我放松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地，周围又是些什么人。继续，一步步往前，什么也别想。

不再胡思乱想了以后，就听到有人正手持喇叭在高声讲演：“只有炸弹和攻击才能让那些犹太人清醒清醒，他们必须放弃赖在巴勒斯坦的幻想……”

我不能咒骂，不能爆发，甚至于没办法叹气或者别过脸去。我得和其他人一起拼命鼓掌，振臂高呼……如果不去听他胡说八道，也许好办一点。我的大脑于是退出活动，眼睛到处乱瞄。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非唯一对演讲感到厌烦的人。人群里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摇了摇头，目光有点失落。这人让我颇感兴趣。他显然是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有间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异议。这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靠近点，看看他。

可惜，不只是我一人注意到了他的不爱国表现。几个男人向他围过去。他抗议。我没再往前挪，挤在人群里，眼巴巴看着这场戏，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先是激烈的争辩，那个男人看来试图解释，但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如果不赞同，就表明他完全彻底地背叛了真主的事业。一个虔诚教徒粗暴地推了他一把，当下一片混乱。我身不由己地往前拥，被这恐怖场面搞得呆呆的。又是几阵推搡，一个人向“叛徒”扑过去，就像鬣狗扑向猎物，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响动，紧接着周围的人全上去了。从我站的那个地方，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死盯着地面的眼睛和不断晃动的身子，感觉像是把那个男人踩在了脚下。

就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挤到他们附近，人已经散了。剩下那个男人躺在血泊之中，不成|人形。他头骨爆开，脸瘪了，两颊深陷。一些人过去朝他的尸首吐口水，胆子更大些的则淌着血水，在他的断肢上胡乱踢几脚。摇摇头就足以让他被置于叛徒行列，几秒钟已经足以让他们用最野蛮的手段杀死他。

我回头找到法利蒂和其他同伴。我仰头盯着那个演说的人，对他那两片嘴­唇­充满了疑惑。我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举手，喊口号。临走的时候我吐了。这些景象我到底还得忍受多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未来殉教者的演讲坛上，在仇恨蔓延的人群里，死亡无处不在。

想想我那些法国的以­色­列的左派朋友们。想想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派社团。我差点笑出声来。

1996年1月：哈马斯组织的“工程师”Yehia Ayache被人处死。他负责布放炸弹的人，最终被人引爆了偷放在他手机里的爆炸装置而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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