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暴力冲突再起。

2000年12月9日：巴拉克宣布辞职。

我利用在以­色­列休养的几个星期，重新安置了一下自己的私人生活，因为我的长期在外，状况已经很不乐观。一般来说，男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情形：他不知道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人去哪里，又­干­了什么，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何况我一直不想让我的那位太清楚我的动向。这自然是出于工作保密原则，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想平衡两人的关系：我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常”心态。这很难做到。每次回来，不是大病一场，就是遍体鳞伤，这很难瞒得过去。男人更喜欢女人单纯，健康，永远等着他。我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我向往和谐平静的生活，这也许是充满暴力的职业生涯使然。我爱家的温馨。每当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做的总是一成不变的几件事：沐浴，换上舒适的衣服，美美吃一顿，随便喝点什么酒，听听音乐，在沙发上坐坐或者地毯上也行，满心喜悦而且全身心放松。在难得享福的这么几天，我才发现自己对爱人办公室里的那些故事以及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所知。太糟糕了，我本来该知道这些的。我本来可以让他不离开我，不去娶那个人，那个漂亮的秘书小姐。

要从心理上开始改变。我的表情不再像原来那么生硬。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我有意表现柔弱或者假装天真。和人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完全信任，以免流露出一点点怀疑。我识别力很强，我知道谁可以信赖。可为什么要表现出来呢？不管对方是认真的，还是满口谎言，我都礼貌地倾听，嘴角挂着笑意，仿佛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既然这样能让他们高兴，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爱人的离我而去，真正是­精­神上的打击。我为“工作”牺牲得够多了，因为我别无选择。何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不能自拔”。我和“正常人的世界”逐渐格格不入，每次的短暂接触也那么糟糕。我发现，我变得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我对任何形式的冲突都感到疲惫。我需要的是安宁。我起得很早，那是因为我背部脊椎的裂缝，躺下超过四个小时就会痛苦不堪；我脑子里充满了死亡的景象，开枪的声音，还有整天整天缠着我的惨叫。他们要我回到大千世界，去过那种普通人的生活，但我只可能活在自己这个世界。

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活在幻觉之中，不会听到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和垂死之人嘶哑的喘息，不会嗅到血腥，闻到那由恐惧、死亡和烂肠子掺在一起的腐臭。从该死的那一天起，没有一次，我不是看到晃悠的沙袋就想起那个年轻人，那个被吊在我两米之外的年轻人。当然，我会自己排遣。当然，这样的幻象停留十来秒钟也就过去了。当然，我会强迫自己保持正常人的样子，而不是每次都­精­神崩溃泪流满面。可幻象是这么清晰，这么真切，这么完整，这么栩栩如生……

为什么对于周围的人来说，要他们感同身受我的心境是如此之难：我自闭，沉默，无来由地忧郁，和自己过不去，或者故意说刺人的蠢话？人们怎能对一个受尽酷刑的人要求她有处世的态度，要知道这种酷刑不是一刻钟一小时而是几天几夜？

想到永远留在了地狱里的同伴，我怎能去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我和他们从未稍离。离开，不就意味着背弃吗？我难得的幸福，对我而言如同犯罪。出完任务回来，舒适的生活让我心生负罪。永远地逃离吗？可又能­干­什么？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只有战争，我对其他一无所知。在以­色­列，我所做的一切还有它存在的价值，至少我能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到了“外面”又将是怎样？而且，要命的是，我又将怎样面对自己对于以­色­列的责任？

我在马路上漫无边际地走，漫无边际地想。百货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我烂熟于心的歌，我不想再听，可是不由自主，我还是放慢了脚步去听。不由自主，我还是觉到心里一点一点，有了难以名状的刺痛。

生养我们的故土

养大我们的故土

不管你发生过什么……

这几句歌词压过了我的困惑。是啊应该坚定，哪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不要怀疑了，往前看，想想那些为这个国家死去的人，再想想那些未及成年就死去的人。和他们的牺牲相比，你做的又算什么呢”，我的职业意识在叫喊。

“应该怀疑，应该重新看待一切，这是我们数千年的力量所在。就是为了这个，才有那么多的人死在耶路撒冷的远方”，我的自由本­性­在低语。

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可怜的脑子里互不相让，就像它们在多数海外犹太人身上都曾有过的对抗。生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挣扎。他们听到的只有第一种声音。而我们不一样。除了历史和传统，父母还给了我们一样东西：选择，他们的选择，不返回以­色­列的选择，不让我们出生在以­色­列的选择。因为他们不想再面对战争，宣传和­操­纵。并非他们是胆小鬼。他们不过是想要尽可能多一点的自由。

对于我，一个把以­色­列放在心里至高无上位置的我，所面临的种种仍然如此艰难。

2001年2月14日：一辆由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驾驶的公共汽车撞向特拉维夫南城某车站等车的人群。八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二十八人受伤。

我试着说服同伴跟我一起练习Krāv Maga，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提拔、奖励 、退役问题比较起来，我的提议显得没什么实际价值。何况和上司作对得不到任何好处。由于我“黑羊”的特殊身份，我被视作一个不可接触的人，特别是不能频繁接触以免引来上司的责备、惩罚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待遇。

每次和同伴聊起“活儿”的时候，我还是一如既往，百般抱怨。

有一天，我很意外地得到了其中一个同伴的回应。原因嘛：他在这次任务中备受“考验”，刚刚归队。在那种情况下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吗？大卫总是用这句话来和我开始沟通，然后问我一大堆关于Krāv课程里求生方法的问题。我咨询了一下，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就在他家附近的教练。他试听了一堂课，和我当初一样，他对自己身上的障碍程度感到非常吃惊。面对困境他想打退堂鼓了。我鼓励他别放弃，不过我觉得他不像我那么有动力。

在欧洲“度假”的那几天——就是以我自己的方式训练——我收到他的邮件，全文如下：

“主题：Krāv Maga Shalom Hadag，这句话是要告诉你，我放弃了Krāv Maga的训练。我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的错误选择。今天和指挥官谈了，他让我认识到，我并不需要Krāv.我们的训练是正确的，而很显然krāv 和我们的行动­性­质不相附和。我知道你曾经历过许多困难，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但并不赞同。请你不要试图让我改变主意，我决定继续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斗争。

长官非常理解人，他不会在我的档案里对此事留下记录，他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和他过不去……我不认为Krāv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也不适合我们，所以，请你至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我为此表示感谢。

再见。大卫。”

紧接着是那个亲爱的“好人”指挥官发来的邮件。他不惜笔墨地解释了一大通：

“我一直对你保持了足够的耐心，可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你不应该鼓动同伴学你的样。今天我得知，大卫跟了一段krāv Maga课程。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让人高兴的是，他不像你那么固执，已经停止。

Krāv Maga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乌里接受了，所以我没有异议。但是这只能视为一个特例。我会忘记这件事，因为乌里要求我特殊处理。他说，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不无道理。

事情到此为止，但我不会忘记。等你回来，我们再认真谈谈。”

他还算友好，可是既然到此为止，他还等我回去谈什么呢？第三封邮件是乌里的：“主题：你！

我尽力了，可惜大卫很不上路。下一次，记得要找一个足够坚强的人。大卫蠢到以为老老实实说出来就万事大吉。结果呢：你的头儿勃然大怒。我和他谈过了，要他特殊对待你的问题，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ā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