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节陈述的问题来说，这是一个补充的问题，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下述的两个举措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一个是要使总统的职位少一些君主制，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现代和更加民主；另一个则是要减少总统的某些权力，更好地限制、乃至取消这些权力。
在第五共和国的体制中，存在着共和国总统的禁脔领地——在这个领地里，无论是政府总理，还是议会两院或诸多政党都无权发表意见。我认为，这种总统的禁脔是不可理解的，从民主的方式来看是不正当的。首先，外交和欧洲事务属于总统的禁脔问题。例如，我历来认为，欧洲联盟先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扩大，然后再来改革其机构，是犯了一个错误——尽管我这样说，但作为移民之子，人们是几乎不能怀疑我对这些中东欧国家及其文化的眷恋的。欧盟东扩是必要的。可是，改革欧盟机构也是必要的。对于欧盟东扩的速度问题未经政治辩论，特别是在欧洲议会中未经政治辩论，我深感遗憾。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问题毕竟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法国和法国人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今后，我们必须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否则就会使欧盟持久地承受重负。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进行谈判，就一项包含更加简短的、只限于制定那些能使共同体机构运作的基本条款的欧盟宪法条约举行谈判。这些基本条款在法国公民投票的宣传运动中，并未遭到任何人的质疑。应当通过议会的途径来批准欧盟宪法条约。
在我看来，土耳其加入欧盟也是一件完全违背常理的事。我听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张是建立在战略希望这个主要的根据之上的，对此我表示理解。但是，同土耳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却有可能危及欧盟的战略希望。换言之，假如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么这个98％的国土不在欧洲、再过二十年全国人口就会在欧盟国家中排列首位、大多数国民还接受穆斯林文化的国家就会对欧盟构成巨大的冲击，以致未来的欧盟同今天的欧盟毫无关系，更不用说同欧盟发起国想要建立一个一体化政治欧洲的计划毫无关系了。此外，我还要补充一句，假如土耳其加入欧盟，那我就会思忖，人们为了取消以色列加入欧盟的候选国资格，会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会有什么评论——以色列的许多侨民在法国和欧洲生活，反过来，法国和欧洲的许多侨民在以色列生活；这里更不用说，人们为了取消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半个世纪之前，这三国还是法属殖民地国家——的欧盟候选国资格，会有什么评论了。人们看得一清二楚，届时欧洲就会漫无边界。欧洲将会变成联合国的一个准地区。这样，政治欧洲就会完蛋。不管怎样，在2004年10月辩论之前，法国议会两院无法就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个决定性问题举行任何辩论，也就无法在议会辩论后通过投票做出决议。
2005年10月，换言之，在继法国和荷兰先后举行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之后不到半年，欧盟开始了同土耳其谈判加入欧盟的问题。当人们认识到和重新认识到土耳其问题对于法荷两国举行公民投票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时，任何欧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没有表示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欧洲似乎无法摆脱一个在1963年，在一个严格地说同土耳其加入欧盟毫无关系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许下的诺言。不过，时光越是流逝，对土耳其人声称土耳其不能进入欧盟的做法就变得越是粗暴。然而，这样说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法国已经考虑到，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要由法国人通过公民投票来加以认可。我承认，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敢要求土耳其履行它对亚美尼亚的历史义务。希拉克总统本来能够和应该要求土耳其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敢于承认，1940年法国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政权奉行的反犹太人政策有过牵连。
不要把债务转嫁到子孙后代身上
一个负责任的权力，还应不拿法国人的钱财去做游戏，不拿子孙后代的钱财去做游戏。我作为法国财政部长，曾经根据法国财政法——国家在财政方面的###——修改过组织法，以便强迫每届政府在投票通过财政法时事先指出，在年经济增长率超过预计的情况下应将增加的国家收入用来做什么。我认为，国库增收事件曾使若斯潘政府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用于日常开支，而不是用于偿还国家债务，这在一个像法国这样面临财政困难状况的国家里，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举措。
2003年，德国对疾病保险制度实行了改革，强迫每家银行——德国银行的地方分权程度比法国高得多——每年提交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目，而不能用贷款，即债务的办法达到收支平衡。在疾病保险制度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就提高受保人和企业所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以恢复疾病保险的收支平衡。这项规定是严格要求的。实行这项规定固然不得人心，但它却能阻止德国政府将其无法确保的疾病保险资金的问题转嫁到子孙后代身上。
我主张法国试行一项与德国类似的规定。在疾病保险出现赤字的情况下，要强迫政府考虑在翌年的社会保险资金法中，采取一些能够消除赤字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是提高社会保险金，提高普遍社会分摊金，或者提高各种不同的纳税基数和保险费——而这些纳税基数和保险费制度应当逐步建立，以便尝试控制医疗支出的演变。在疾病保险出现盈余的情况下，政府则要实行相反的规定，降低对用户的税收，以便对疾病保险支出提供资金。显而易见，将结构性赤字同时局性赤字区分开来是有可能的。关于结构性赤字，必须加以反对；而时局性赤字在经济低速增长或者发生特殊医疗事件的情况下，有可能在某一年突然发生，用好几年时间来分期解决这种赤字的做法并不是不合法的。
对法兰西历史引以自豪(1)
当外国人在足球世界杯法国队同西班牙队的比赛举行开幕式上，对球场奏响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发出嘘声时，我像千百万法国人一样感到震惊和受到伤害。当法国人自己在法国队同阿尔及利亚队比赛中，在法兰西体育场对《马赛曲》发出嘘声时，也许我像千百万法国人一样感到更加震惊和受到更大的伤害。如今，法国在外国的名声不好。法国的自负遭人讨厌，这是一个国内困难重重的国家所有的自负。
不管公正与否，法国的“狂妄自大”遭到了如此经常的指控，以致这种指控最终在它赢得信誉的同时，变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法国不再得到足够的热爱，因为它不再是相当地“可爱”。我认为，新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各国都需要相同尊重的世界。一个国家越小，就越是希望获得尊重。对于这种现实，法国考虑得不够，而这种现实迫使法国懂得，其他国家也有着相同的要求。如果法国善于得到所有国家的理解，那它就会赢得很大的尊重。当我们确信自己的力量和普遍意义时，我们是毫不需要自大、自负以及某种自命不凡的形式的。
我认为，法兰西必须学会把自豪和自大区别开来。那种声称法兰西处于困境之中，认为假如法兰西不进行必要的努力，就会遭到衰落威胁的看法，是丝毫不能损害法兰西的荣誉和法兰西赋予法国人的正当的自豪感的。反过来，把法兰西所做的一切奉为模式，给世界各国上课，则属于自大的行为。自豪与自大是相互对立的。正是因为法兰西拒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才使得它在世界上获得的声望和尊重变得脆弱起来。
多年来，有些舆论制造者，有些压力集团，尝试要让法国人怀疑法国历史的威望。他们在利用法国的困难。他们把希特勒说成是拿破仑的继承人。他们把奴隶制变成了法国唯一的面孔，忘记了不仅是法国一家实行过野蛮的奴隶制，而且法国也诞生过一些反对奴隶制的男女战士的历史事实。他们把殖民化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罪恶之举，而殊不知法国历史上的殖民化阶段比此举复杂得多，已被纳入一种与今天形势毫无关联的历史背景之中。他们不怀念曾在堑壕里为荣誉和自由而战的数百万法国军人，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叛乱者恢复名誉。他们挑动法国人斗法国人，把右翼说成是反德雷福斯派，把左翼说成是唯一的共和派和唯一的二战抵抗战士——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就来自左翼。
这种人的言论是有破坏性的。首先，因为他们讲的是假话。法国犯过一些错误。法国的历史上有过一些阴暗面。但是，法国承认了这些包括贩卖黑奴和奴隶制在内的阴暗面，对此我感到庆幸。特别是法国历来是克服了这些阴暗面。而今任何法国人——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都不否定，当年法国的荣誉是在伦敦，而不是在维希；在德雷福斯派一边，而不是在反德雷福斯派一边。就像法国作家马科斯·加洛在《我为当法国人而自豪》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法国并没有诞生过希特勒，也没有诞生过斯大林或波尔布特。法国并没有发明过任何类似纳粹集中营或古拉格群岛的东西，也没有用核武器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从地图上抹掉。法兰西的天然爱好，往往是把自己引向捍卫自由和人权，远胜于引向一些不大光彩的选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兰西是一个受到世界尊敬和赞美的民族。法国人可以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贬低法国的言论有可能破坏法兰西民族的根基。在这个北方居民如此不同于南方的马赛人、布列塔尼人是如此不同于斯特拉斯堡人的具有多样性面孔的国家里，是对于法兰西的历史、法兰西的文化和法兰西的语言的热爱构成了民族团结的基石。自从19世纪末以来，是对法兰西的热爱使得一代代外国移民变成了法国人，同时又毫不否定他们的原籍国文化，并将他们的原籍国文化送进共同的民族熔炉之中。如今，成为一名法国人不是一个在是否在法国诞生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认同这个具有无与伦比的命运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些不爱法兰西的人并不是被迫留在法国。假如每个法国人一开始就在法国给其祖先带来的痛苦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同意一旦澄清历史和表示遗憾，就马上超越这些痛苦细节问题，那么塞文山区的居民就会像旺代人和马提尼克人一样有许多分裂的理由。当人们将来向法国人解释各种不爱法兰西的理由时，在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方面还会留下什么呢？重要的问题在于共同建设法兰西的未来，而不是在历史的废墟上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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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兰西历史引以自豪(2)
我不喜欢左翼对手们如此经常地使用“左翼人民”这种表达方式。我认为，法国不存在“左翼人民”和“右翼人民”。只有“法国人民”这种提法。法国人民的力量和统一则体现为法国人民具有这样的能力：既能将右翼领导人克雷蒙梭和戴高乐将军，又能将左翼领导人饶勒斯和勃鲁姆聚合在同一份历史遗产之中。
法兰西对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它应当感到自豪。我谨在这里发表这篇关于法兰西问题的2006年5月6日尼斯讲话，因为必须制止左翼这种不公正的指控，这种骗人的指责，这种一贯的诽谤。
法兰西对自己的现代感到自豪，它应当赋予自己这样一些引以自豪的手段：同法国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重建关系。将希望还给法国人民。恢复一些建立在责任和国家观基础之上的、牢固的共和国机构。通过辩论、妥协和权力平衡的文化的方式，深化其民主。在行使权力中赋予自己一种行为准则。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今后不要再把法兰西的考虑向世界指明一条独特道路的考虑理解为狂妄自大，而是把这种考虑重新理解为一种贡献，即法兰西作为一个大度的、开放的、介入的、关心世界朝着和平与各国福利的方向演变的民族国家，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我同希拉克的关系问题(1)
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我同希拉克总统有时进行的辩论已使人###动联盟变成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许多法国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各自的向往。我承认，做到这点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无疑，有时还能走得更远。我愿明确承认，对于某些本来可以变得不那么激烈的思想对抗，我本人负有一部分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气质问题。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坦率与否的问题！那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撒谎——既不对别人撒谎，也不对自己撒谎。我说我所思。我做我所说。这样做只有好处，但事情就是这样。
因此，写到这里，我想就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做些解释。关于我们的关系问题，人们写得何其多啊！我不承认由那些通常的描述所揭示的我们关系的真正性质。首先，我们之间的谈话要比人们想到的多得多。四年来，我们至少每周举行一次会见和密谈。此外还要加上其他的会见：内阁会议——我坐在总统右侧，以及相当多的有关各种主题的会议。我们俩对人和对讨论有着共同的爱好，因此即使在关系最紧张的阶段，我们也不能不进行对话。诚然，所有这些会见机会都不足于消弭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它们至少可以消除误会，同时也避免让周围的人来进行有害的干预，使有时已经变得相当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我常常听说，有人用“深刻的或本能的仇恨”这种语言来评说我同希拉克的关系。这里，我不可能、也不想要让总统来加以评论。反过来，我可能、也应当以我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评论。对我来说，“仇恨”，是一种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感情。我对任何人都毫无仇恨。何况到了我现在这个年岁，感情上还处在这样幼稚的地步是不合情理的。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对希拉克总统的才能感到敬佩。他的充沛精力，他的坚忍不拔，他在多样性中显示的个性力量，他的显山显水、因而赢得同情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不多见的性格特点。他的政治生涯也是特殊的：科雷兹省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市长，数任政府部长，两届政府总理和两任共和国总统·····假如没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假如没有这种非凡气质的发展，那就不能这样长寿。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判断。我丝毫不需要阿谀奉承。再说，我也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内心中没有别的思想，仅仅是想要尽量最好地表达我的事实真相。
当然，我们之间的矛盾过去有，现在也有。20世纪90年代，我支持过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但是，那有什么关系！考虑到巴拉迪尔的才能，我觉得没有任何就此道歉的理由。20世纪70年代，希拉克本人也曾偏爱过德斯坦，而不喜欢其所属的戴党的总统候选人雅克·沙邦－戴尔马。我认为，由于经验，希拉克对我相当彬彬有礼，以致他没有指责我做了他本人当年在我这个年岁所曾做过的事情。反过来，正如希拉克好几次对我说过的那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可以对我想要保持自由的意愿感到生气，对我不服从的倾向——不服从他下达的那些与我的信念无关的指示的倾向——感到生气。然而，说到底，也许是我的这种气质使他想起了另一人的气质！
归根结底，特别是在我们之间有一些重要分歧。虽然这些分歧是可以克服的，也丝毫不妨碍总统执政，但它们却表明，他是他，我是我。
第一个重要分歧涉及我们两人的政治立场。很久以来，希拉克讨厌以共和右翼自居。相反地，我对以共和右翼自居丝毫不感到为难。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健康的和有益的做法。希拉克认为，第五共和国总统是一个既要联合民众、又要息事宁人的仲裁者。但我把第五共和国总统看作是一位做出决定、带领民众和担负责任的领袖。希拉克认为法兰西衰弱，并倔强地抵制变革。但我认为，法兰西急于改革、对拖延时间感到愤怒和想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希拉克相信人的才能，甚于相信竞选纲领的力量。但我却无法想象，一个在竞选中不明确说出自己可以做什么和即将做什么的候选人会在选举中获胜。我相信思想的现代性。据我一孔之见，并不是一切都能归结为感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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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希拉克的关系问题(2)
我和希拉克也不曾对同样的事情“生气”过。希拉克对于自由主义、美国人、某些企业主感到生气，对于那些不赞成他的欧洲观念、但很快被他说成是不负责任和无能的人感到生气。但我却是对缺乏恒心、犹豫不决、不信守诺言、拒绝正视法兰西现状和坚持传统思想的做法感到生气。即使是发表讲话的方式，我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他有节奏地朗读一些已同助手们反复朗读过的讲话。他善于煽动听众的热情。但我却发表一些下苦功夫写成的讲话，竭力要说服听众，而不是煽情。
希拉克总统不愿让我参加竞选人###动联盟主席一职，但我却无视这个专横的决定，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每当治理一种棘手的局势问题时，我都能指望获得总统的信任。从专业上来说——也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总统总是给我留下了很大的行动自由。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处理危机，如治理2005年秋天郊区危机和2006年春天“首次雇佣合同”危机时，我经常同希拉克总统的分析保持一致，每次都高度评价他对我表明的信任。至于从这些危机中应当汲取的教益，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内容问题，也涉及形式问题。
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就是这样：比人们有时所说的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深刻，也有更多的正面交锋。所以，我常常思忖，为了无愧于总统的政治信任，同时又不准备为此付出做其驯服工具的代价，我必须做些什么。在那些自称希拉克之友的人当中，给他造成过烦恼的人是为数不少的，而他们造成的烦恼远远地超过我本人过去和将来给他造成的烦恼。然而，我并未被列入希拉克之友的名单。现在，我最终承认了这点。这是一个关系问题，我决定与此前行。
关于法美关系问题
我希望，法美关系能获得特殊的发展。法美关系的情况是奇特的。关于美国，一部分法国精英公开表示憎恨美国，或者至少是经常以讽刺的方式批评美国。这种批评的做法至少是奇怪的，因为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法国从未与之发生过战争——这种情况实为罕见；在法国的现代史上，美国曾两次越洋来帮助我们，捍卫和解放我们；法美两国拥有一种极其相近的民主价值体系；法国的年轻人梦想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分享美国人的激|情。此外，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货币和军事强国。法国同美国一道，分享着同大西洋的经常交往。因此，完全不需要当一名国际战略专家就能懂得，法国的利益就是同美国拥有最好的关系。
一切都应当引导法美两国相互理解、相互融洽和相互帮助。但是，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法美关系是冷淡的——如果说不是冰冷的话。我是第一个承认美国人绝对不是这样冷淡的法国人。在我看来，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善的阵营之中，因此所有的其他人都在恶的阵营之中；美国人对我们这个世界缺少好奇心和兴趣，其中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延伸到美国的边界时为止；美国人相信，他们永远是世上最好的。凡此种种都会使人正当地感到美国讨嫌。
然而，从法国的战略利益来看，法国同美国的对立构成了一个双重错误。之所以说错误，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个无视朋友或批评朋友的坏战略。而美国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继续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其次，法国拥有表达意见分歧的自由，尤其是因为表达意见分歧并不是质疑两国的根本关系。因此，法美两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正当的，假如这种意见分歧不同法国扬言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威胁系在一起，那就会让人听得更加清楚。法国的国力相当强大，足以防止做出任何激动的、流行成风的或者过激的反应。我相信，法国有必要同美国达成谅解。我也相信，法国在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将会正当地表达意见分歧，尤其是因为它善于深刻地调解和澄清两国关系。我认为，法国应当避免将自己同一国人民的持久友谊同自己的犹豫态度混淆起来——尽管这是由一个政府、一种方法和一次冒险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所能启示自己采取的犹豫态度。我并不迷恋美国的模式。不过，如果必须加以选择，那我就会感到自己比世界上许多人更加接近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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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戴高乐主义
法国人怀念戴高乐时代。我认为，戴高乐时代是一个法国人具有国家观念的时代，法国在世界各国受到尊敬的时代，法国议员具有“想象力”的时代，个人的雄心似乎在法兰西命运这个唯一的和应受尊重的集体雄心面前消失的时代。自从戴高乐时代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时至今日，由于舆论民主、通讯自由和言论自由取得进步、信息传播的影响，人们不再接受过去的搞政治的方式、治国的方式了。在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由于欧盟的缘故，情况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欧盟真的不曾获得过戴高乐将军的厚爱。
但我认为，戴高乐主义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一种对当代来说中肯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说，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目前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同1958年的形势相似。首先，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智力自由，这种智力自由使戴高乐能把法国从其因不愿结束殖民化而自闭的陷阱中解放出来——一切都在上天安排之中，要让此人来拯救法属阿尔及利亚。其次，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维护法国的永恒选择，而这种选择不是通过停滞主义，而是通过运动和改革来实现的。如果把近三十年来的法国演变同戴高乐将军实行改革之后发生的演变作一比较，那么就会看得一清二楚，重复过去会把法国引向哪里，创新则会把法国引向何方。第三，戴高乐主义是一种法国人民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由各种身份的法国人，在热爱法兰西和为当法国人而自豪的感情的周围来加以实现。第四，戴高乐主义是关于人类的某种观念。这是一种信念，相信在任何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在闪光的星星，都有一个在期待的梦幻，都有一个在追求的理想。
我认为，在法国，最令人伤心的事就是有那么多的法国人感到自己的希望无法实现。因此，在我看来，最后的决裂、最强大的决裂和最重要的决裂，以及证明这三种决裂都是正确做法的决裂，就是要同法国人的绝望进行决裂，就是要使每个法国人重新看到自己的前景，就是要赋予大家新的希望和新的机会：在建设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深刻梦想。
结束语(1)
一、真实性
在我的思想中，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是一个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讲任何条件、为了实行任何使命去进行竞选的总统候选人。我对于为争取总统职务的威望而参加总统选举不感兴趣。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已经对自己30年的政治生涯感到心满意足了，再说我知道，我已经付出了太高、太高的代价，以致我头脑中没有这种唯一的动机。
我参加总统选举的动机，也不是为了爬上权力的高峰。尽管我现在还不到52岁，但我将在2007年到达52岁这个在政治上被看作是年轻人的岁数——这个年龄应使所有那些认为到50岁就只是适合等待提前退休的人进行思考。对我来说，开始另一个职业生涯的可能性也已开始，但这种前景不像人们可能想象的那样使我感到不悦。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知道，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用搞政治的方式来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如果像有人多年来所做的那样，为了向法国人讲述历史，用牺牲未来的代价来叫法国人想入非非这个目的而参加总统选举，那么这在当今的世界上就是自杀。不管法国人是否同意，我都不会在撒谎的基础上担任法国的最高职责。因为在竞选总统运动中撒谎，就会在总统任期中付出停滞主义的代价。
我不用“事实真相”一词来反对“谎言”一词。我偏爱真实性一词，胜于事实真相，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丰富，我已经意识到，事实真相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其中有一种时代的真相。还有一种为每人所特有的真相。因此，必须善于用相对论来看待问题。反过来，我们有了真诚，就不是转弯抹角地说话。假如2007年的总统选举不是在那种竞选讲话和总统候选人的真实性的基础上举行，那我就不考虑参加这次大选。所以，我像现在这样选择了写作。即使这种选择出现风险，我也宁愿去冒风险，而不要掩盖、虚伪、撒谎或者虚情假意。
二、建设
我认为，只有为了建设而参加2007年总统选举，这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才有意义。正是因为在沙滩上不能建造任何牢固的大厦，所以我在此问题上也希望，2007年总统选举之前的辩论应当建立在坦诚的建议的基础之上。我将在竞选辩论中明确无误地指出，我想要做什么、怎样做和用怎样的节奏去做，甚至明确指出同谁一道去做。
在总统候选人的头脑里，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想要为法兰西做什么，为法国人希望什么。与其说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希拉克是两位被改革推上高位的国务活动家，倒不如说他们是被法兰西历史和传统推上高位的国务活动家。归根结底，当国务活动家是密特朗和希拉克的权利，选举他们当共和国总统是法国人所做的选择。我觉得，我比密特朗和希拉克更能为法国的复兴而动员自己的精力和热情。也许这就是一种命运：一个处于人生重要时刻的男总统候选人或女总统候选人，同一个处于大选这个特定时刻的法兰西进行会合的命运。令我感兴趣的是法兰西的现代化问题。我只是设想，法兰西在欧洲占首要地位。我想要让每个法国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想要让每个法国人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都得到公认。我想要让法国人的每个业绩都得到公认。我认为，法国人在期待一个“后法兰西”。他们期待的不是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法兰西，而是一个将要打破今日之僵局，让每个法国人都能实现其希望、梦幻和理想的法兰西。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首先是一个自由国家。一个能使人说话，而不会有遭到公开谴责风险的国家。一个能使思想的独特性得到弘扬的国家。一个从此不再存在那种因肤色、姓氏的辅音或者街区地址而产生歧视，并且保证一切为了成功而贡献才能的人享有成功机会的国家。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人们可以信奉和修行一种宗教，而不被说成是宗教狂或恐怖分子。人们可以将子女送到其选择的学校里上学。人们可以随时重新上学，而不受到他们在15岁时将要采取或不能采取的专业方向的限制。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创立一个企业是可能的，会得到鼓励和利用，而不会受到怀疑或嘘声。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每人都能决定自己的生活；每人的选择都会获得一种比法律更好的保证；国家将竭力解决问题，它不是将单一的道路强加于人，而是通过采取多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结束语(2)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现代民主的和负责任的楷模国家。人们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同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改弦易张。在政党内部进行辩论不会被看作是党内分裂，而是相反地被看作是一种财富。政治道德会取代那些卑鄙的做法。议会两院会对行政权实行真正的“反权力”。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权力的存在理由不是延续，而是行动。政治重新吸引那些社会的佼佼者，人民重新信任那些社会精英——不是将人民的能力归结为接受大选后“百日改革”的社会精英。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掌权者——无论他们掌握的权力是政权，还是司法权或经济权，都要向人民汇报自己的执政情况。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通过劳动、努力和业绩给人报酬的国家。提高生活水平，是一种正当的和有可能实现的希望。劳动者的报酬永远要比非劳动者更多。冒风险者受到的回报永远要比不冒风险者更多。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义务劳动不是一个派生行政问题的根源，而是一个获得社会感激的因素。对年轻人来说，一切都不是在25岁时因有一张好文凭或者一张坏文凭而成为定局的。人们可以在失败之后重新开始努力。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成功得到了升值，因为它被看作是共同的社会财富。一个人只要劳动，就足使他成为一名业主。人们可以通过免除遗产税的方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传给子女。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能将互助同责任调和起来的国家。学校是实行机会均等的中坚力量。国家将更多的帮助赋予那些有更多缺陷的残疾人。国家给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疗，而丝毫不是根据病人的身份厚此薄彼。帮助病人不仅是归结于向他们提供补助，而且是表现为以人道的和个性化的方式陪伴病人，直到其恢复生活自主时为止。法兰西将向所有那些处在困境之中，但也在困境中努力坚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业已停止只产生债务和失业的国家。国家已经通过经济增长和恢复充分就业，重新实现了公共财政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平衡。国家可以重新保证未来的支出。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不再是一个悲剧，因为再就业是一件容易和快速的事情。企业正在不断地生产一些创新产品，获得新的市场，增加领薪者的工资和提高他们的购买力。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增加福利的国家。究其原因，是由于体育的发展，由于集体的交通运输更加舒服和更加频繁，由于绿色空间的增多，由于环境污染的减少，由于日常生活，特别是妇女生活的便利。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恢复其对欧洲的领导权，并在国际舞台上重新让人们听到其声音的国家。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实现社会和解的国家。当一名法国人，就是被重新界定为这样一种事实：热爱法兰西，热爱法兰西的永恒价值观、非凡命运和世界性文化。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远古的法国人”这个用语已经消失了。多样性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财富。人人都在坚持其特性和尊重他人中接受别人。日益增多的往事回忆，正在让位于最终实现平等的现实。
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是一个业已被我称之为“后法兰西”的国家。归根结底，永远的法兰西将拒绝现在这个绝望的法兰西，拒绝这个分裂的法兰西，拒绝这个停滞的法兰西，拒绝这个后退的法兰西，拒绝这个因不再理解世界和不再有任何话要对世界说，而不再同世界说话的法兰西。
我认为，有许多法国人幻想着我心目中的法兰西，有许多法国人想要建设我心目中的法兰西。
是的，归根结底，我是法国人，因为我热爱法兰西民族。我相信法兰西的命运。我想象法兰西有一个与其历史媲美的未来。
现在，我将此书献给法兰西：既献给那个劳动的法兰西，也献给那个苦难的法兰西。献给所有的法国人——无论他们的身份、籍贯、肤色、政治态度和年龄如何。我要向所有那些不愿屈从于停滞主义的人说话。我要向所有那些愿意共同建立明日法兰西的人说话。我要向所有的法国人说：众志成城，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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