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的郊区危机，将作为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载入史册。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对我个人而言，郊区危机启动了本书的写作——无疑，我是在无意识的等待之中来着手进行此次写作的。实际上，人们对郊区危机所作的反应和所写的无数评论，是那样明显地呈现出我们民主政体的机能障碍！“单一思想”也极少像此次郊区危机那样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赞同。它认为，这次造反是“社会的”行动；大多数­骚­乱者首先是受害者；主要的罪犯则是国家——这里就大多数人接受的词意而言——国家做得不够，国家的开支不够，国家进行的教育、培训和资助不够。

从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再次遭到了揭露，可是，这是一种追究集体责任的做法，其目的和结果只是提前免除了任何形式的个人责任。因为根据良好的传统习惯，既然大家都有责任，就没有一个人是有罪的，而且任何人都不用报告自己身上的缺点。人们再次提出了常见的假设：此事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够！唯一适应新形势的办法就是要更多地花费开支，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更少地得到收获！这种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至少有这样的特权：不仅涉及一切和一切人，涉及郊区，而且涉及移民融入、教育、被社会排斥或培训。最糟糕的情况是，对郊区危机所作的大多数评论都是肺腑之言。

当2005年郊区危机发生时，“单一思想”是在下述的压力影响下才变得特别突出的：来自困难街区的娱乐圈人士粉墨登场，虽然这些人已经很久不在街区居住，但是由于在娱乐方面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功，他们想要以街区居民的代言人自居。是这些居民第一个对那么多的关心街区感到惊奇。于是出现了这种离奇的场景：若埃·斯塔尔装扮成文雅的大师；雅梅尔·德布兹装扮成调停人；甚至雅尼克·诺阿扬言说，假如我萨科齐上台，他就离开法国——不过，此人忘了明确指出，他已经很久不在法国生活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所有这些娱乐圈人士来说，对郊区危机的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唯一的罪犯：萨科齐。也许还有第二个罪犯：警察。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言而喻，必须撤掉萨科齐的内政部长和撤回警察。这样才会恢复安静的生活。而且毫无疑问，郊区会重新过上幸福的日子！

但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陈词滥调的庇护下，在那种表示同情和原则上免于起诉的讲话的后面，有一种日益严重的局势在发展，在深深扎根，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法国已在郊区花了几十亿，甚至几百亿法郎的开支，相继地制定了几十个郊区计划。其结果不仅是毫无改观，而且是每况愈下。这表明，郊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新的解决办法、不同的方法和坦率的讲话。

具体来说，法国的街区需要一种受控制的移民。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不可能做到一切。这方面的事实真相是扰乱人心的，但也是真实的：目前在郊区发生的许多问题是来自那些不受控制，因而不能融入的移民。此外，还有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第一代移民的儿子和孙子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相比较，感到自己不大像法国人，尽管从法律上说他们是法国人。证明这种移民问题，就会遭到讽刺。但是，我甘冒讽刺的风险，因为移民问题是现实的反映。

关于“渣滓”一词的风波(1)

我想旧事重提，谈谈有天夜晚，我在巴黎大区阿尔让特伊市的广场上使用“渣滓”一词的情况。当时我想到阿尔让特伊这个巴黎大区以最易滋生犯罪而著称的市镇去访问。我选择的时间正是深夜，其目的是要向当地那些习惯成­性­的流氓证明，现在到处都有警察，而且随时都受到欢迎。我来到阿尔让特伊，就是要在这个街区建立一支用新的“使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新的共和国保安部队。事实上，自从2002年以来，我已经改变了人们所谓的保安部队的“使用理论”，换言之，改变保安部队的使命和保安部队执行其使命的方式方法。我决定，从此保安部队的使命是执行地区­性­任务，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事件的爆发情况被长期派到往全国各地，从而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并使公共财政出现大量的补偿­性­开支。这样就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也能使保安部队人员更多地照顾到其家庭生活。特别是这一新的工作机制将使保安部队稳定其在街区的工作，并能了解街区的具体情况——如果保安部队想要不仅维持街区秩序，而且打击毒品交易和破获团伙，那么这种新做法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街区的需要是：让居民能够安宁地生活；年轻的姑娘受到尊重；学生对上学比为毒品贩子望风更有吸引力；国家对那些整天无所事事、但是开着奔驰车闲逛的人的收入来历发生兴趣。因此，那种认为警察应该撤出街区的看法，是同必须满足街区的需要完全对立的。街区需要实行共和国法律。

当我们抵达阿尔让特伊时，有两百名愤怒的居民在等待我们——此事并非出于偶然——他们对我们破口大骂，还把手边所有的东西都朝我们扔过来。局势非常紧张。保安人员就要发火了。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定，我们要步行走完最后的400米路程。这不是一次健身的散步！我不让我们的随行人员加快步伐。流氓们面对这种局面——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挑衅——便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了。这里是流氓们的地盘。仅仅是我的到来，他们就把它当作一次挑战。这是多么无耻的颠倒是非啊！多么可耻的思想堕落啊！这是流氓们用团伙的“法律”来抗拒共和国的法律！殴斗是激烈的，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一边待在阿尔让特伊的警察岗亭里，一边等着共和国保安部队夺回阵地。近子夜时分，我可以继续进行访问了。当我来到一座大楼底下时，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显然是马格里布籍的女人同我打招呼说：“萨科齐先生，把这种渣滓给我们清除掉！大家受不了了！”我回答说：“是的，夫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将为你们把这种渣滓清除掉。”此时此刻，无论是我，还是这个女人，我们都没有想到已经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功······

可是，某些居心叵测的“好心人”抓住“渣滓”这个词，来混淆黑白。在24小时内，我遭到了他们的指控，被指控为咒骂青年，怂恿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丧失理智，仅此而已······按照左翼的说法，甚至是我用“渣滓”一词点燃了郊区­骚­乱的大火！然而，左翼的这种政治伎俩有什么了不起呢——再说，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做法。反过来，使我更加忧心忡忡的是，一部分法国­精­英把左翼的分析看作是正确的分析。这充分说明，郊区居民的看法同那些­精­英们——他们只是在远处议论纷纷——的说法之间存在着鸿沟。此外，这些­精­英越是远离现场，就越是口若悬河。无疑，2005年底，人们在城里举办的研讨会和晚餐时从未这样大谈过郊区问题！

全部的困难就在于要抵制“单一思想”的压力，同时又不因此陷入谴责、过激言论或讽刺的泥潭。我在使用“渣滓”一词时，从未感到自己走得太远。我只是描述了一种在我眼里是可憎可恶的局面，一种由团伙和恐惧的“法律”对成千上万的法国同胞实行统治的局面。我用这些家伙应得的名字，称他们是“渣滓”。我拒绝称他们是“年轻人”，这样的拒绝正是拒绝把他们同法国青年混为一谈——法国青年同这一小撮人毫无关系。同样，我不怕明说，那些被流氓称为“大哥”的人往往是头头或团伙老大，而不是通过劳动和业绩获得成功的榜样。最后，我始终不明白，“渣滓”这个日常用语究竟在什么地方侮辱了人的肤­色­——我很清楚，肤­色­是不会使人预先具有犯罪倾向的。我厌恶种族主义。我憎恨排外情绪。我相信，多样­性­是一种力量和财富。我喜欢法兰西成为多样­性­国家的思想。然而，我指控那些否认我们最普通的同胞的实际生活的人，是他们迫使共和国两眼失明、处于消极状态和奉行停滞主义，成为极端势力上升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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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渣滓”一词的风波(2)

至今还举行着关于部长用词问题的辩论。社会党发言人承认“渣滓”是一个常用词，但他又说，此词从“一位部长阁下”嘴里说出来是不合适的。我觉得，他这种共和国观念是非常奇怪的。我们是被认为在义务和权利方面人人平等的。因此，在我看来，法语中并不存在一种由­精­英使用的词汇和另一种由老百姓使用的词汇，而是有说真话和说假话之分，有说话坦率和说话虚伪之分，有讲粗话和用敬辞之分。我在使用“渣滓”一词时，从未有过说话粗俗、虚伪或不真诚的感觉。

社会要承担保护其成员的义务(1)

当我开始想要在预防­性­犯罪和镇压­性­犯罪的领域里采取行动时，我遭到了相似的咒骂。在这些­性­犯罪者当中，可惜有许多人已经患了不治之症。他们具有很高的重新犯罪的风险。这个事实业已得到科学的论证。我认为，社会的义务是要保护自己，免遭这些人——他们因疾病而变成吃人的动物——的伤害。而西方的大多数民主大国都已经这样做了。

在我担任内政部长的岁月里，最艰难的时刻就是会见受害者家属的时刻，其中包括会见那些被杀害的儿童的家长。而今提到这些艰难的会见，我还是心有顾虑，因为面对那些生活将永远毫无意义的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我个人的艰难是微不足道的。我厌恶人们用“社会杂闻”的语言来形容此类事件。一个孩子遭到虐待和杀害，这不是社会杂闻，而是一个惨剧，一个失败，一个应向我们大家提出质问的悲剧。国家应当全力以赴，避免发生这种无耻的行为：丑闻中的丑闻。

我最近进行了一次访问：对小马迪亚斯这个先后遭到一名歹徒强Jian和淹死的四岁半的小男孩的家庭进行做家访。这是一个曾经有过幸福生活的涅夫勒省农夫之家。我至今尚未忘记，小马迪亚斯的父亲在其农庄门口等待我的到来。“我今天接待的是一位政府部长，还是一个男人？”马迪亚斯问道，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同我进行接触。“是一个男人，一个当父亲的人。”我回答说，但我的话音里却很难掩饰自己的激|情。“那好吧，”马迪亚斯继续说，“再过两天就是我的生日。现在，我的孩子遭到了强Jian和杀害，真是一份美丽的礼物！”此时此刻，对于小马迪亚斯的父亲，我回答什么好呢？说什么好呢？做什么好呢？无疑，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我只是站在农庄门口，帮马迪亚斯分担一种无情的痛苦。

一走进屋里，我马上同小马迪亚斯的母亲拥抱，这位堪当尊严楷模的少­妇­强忍着眼泪，但又掩盖不住内心的无比惊慌。马迪亚斯夫­妇­建议我在长沙发上就座，沙发上只是引人注目地摆着小马迪亚斯的一件长毛绒玩具，看着令人心酸。我眼里噙着泪水。在交谈中，我们彼此都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却保持着长时间的沉默。为什么是小马迪亚斯遇难？为什么这个杀人的魔鬼在那里作案？为什么不恢复死刑？在小马迪亚斯的父亲的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恢复死刑的问题。这是一种多么可以理解的反应啊！但我不忍心对他说，当疯子或歹徒犯罪时，死刑的震慑作用对他们是不存在的。何况很久以前，我个人的哲学早已引导我反对恢复死刑了。

我个人的哲学······此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哲学在马迪亚斯夫­妇­的痛苦面前是无足轻重的！我经常想到这个死难孩子的家庭，以及他父母的不幸。

多年来，每当某个孩子遭到像小马迪亚斯那样残忍的罪行的迫害，法国就要周而复始地开展一场赞成死刑与反对死刑的辩论。不过，现在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为了在2004年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我必须打破许多禁区和因循守旧的做法，一步一步地同谎言进行斗争，同那种破坏稳定的走捷径的做法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任何现存的数据库——无论是作为判刑资料索引的犯罪记录档案，还是保存罪犯足迹和印记的指纹和基因样本，或者由警方和宪兵掌握的将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和活动时机等编成清单的犯法卡片，都无法发挥那种我想要在­性­犯罪者数据库上看到的作用。特别是任何现存的数据库都没有注明的­性­犯罪者的现时地址，这不是制作数据库所要达到的目的。­性­犯罪者数据库则是一种预防­性­数据库。其目的是要长期了解那些因­性­犯罪而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的地址。因此，­性­犯罪者数据库必须强迫这些­性­犯罪者注明其个人地址的变化情况，而且强迫那些最严重的­性­犯罪者每月到其居住地的警察局或宪兵队去做考勤记录。在加拿大，由于建立这种­性­犯罪者数据库，一旦接到某个孩子失踪的报案，警方就可以立即赶到所有那些列入­性­犯罪者数据库并在出事地点附近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因为在­性­犯罪者数据库中，也科学地证明了过去的犯罪行为。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行动，以便不让劫持儿童变成一出无法挽回的悲剧。

社会要承担保护其成员的义务(2)

当我公开宣布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时，我被指控为侵犯人权。天哪！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指责说，这是“过分地损害”那些已被判刑的罪犯的“私生活和遗忘权”。于是，我又想到了小马迪亚斯的父母亲所住的涅夫勒省穆兰－昂吉尔贝村。我想起了小马迪亚斯的小自行车还停放在农庄的庭院里，不禁对这种著名的“遗忘权”扪心自问：在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眼里，这种“遗忘权”究竟对谁有利呢？是有利于这个被怀疑杀害小马迪亚斯的惯犯，还是那个在5月8日周末停止生活的受害者家庭呢？委员会是否可以遗忘小马迪亚斯的家庭呢？委员会的遗忘权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法治国家应当在保护受害者和相应镇压罪犯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可是，现在有些用语像“遗忘权”一词那样，已经触及到了人的尊严的底线。当­性­犯罪者强Jian一个儿童时，“遗忘”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一种由司法部门和社会履行的、不再周而复始的和最终被忘却的义务。

我希望，我们在打击­性­犯罪方面要走得更远。一旦这些­性­犯罪者结束服刑，警方就应马上在心理和­精­神病方面对他们进行跟踪，而且应能依靠电子手铐的帮助，对他们当中最危险的人进行远距离监视。必须能够做到将电子手铐强加于他们。从法律方面来说，对那些在新法律——我所衷心召唤的新法律——表决通过之后还去犯罪的人使用电子手铐是有可能的。反过来，据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刑法的无追溯力原则则不允许警方对一些已被判刑的­性­犯罪者执行电子手铐的措施，即使他们的危险­性­是如此的显而易见。由于无追溯力原则的束缚，法国的专家、­精­英和法官的思想继续处在麻木的状态之中，仿佛面对着一堵不可逾越的、无法看到其后面东西的铁墙。就我而言，我不怕公开申明：即使一项原则符合宪法，它也是可以修改的；如果实行这项原则会损害老实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损害儿童的人身安全，那就应当加以修改。我所要求采取的预防措施是一些安全措施。这些措施同刑法的无追溯力原则毫无关系。再有，尽管大多数邻国都赞同刑法中的那些根本原则，但它们却在本国执行了这些预防措施。

官方思想对此作出了反应，但这种反应有时是那样激烈，以致最终消磨了人们试图革新的良好意愿。许多人最后认为，宁可同所有人一道去做错事，也不要单独一人或者几乎单独一人去做部分有理的事情。对此，我表示理解，所以我现在就决定不再为政治观察家说话，而是为公众说话。从此，我就永远不用抱怨了。

我的思想遭到过讽刺(1)

我深信，法国的民主政体患有缺少辩论和批评之病，远胜于辩论和批评可能太多之病。由于这种信念，我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支持那些因讽刺###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而引起公愤的画家。大概我不会被人们怀疑为某个行会的同谋——他们至少可以说，我从来都没有被这个行会宽容过。我在所有的方向和所有的问题上都遭到过讽刺。我的私生活，我的相貌，我的谈话，我的政策。这一切都遭受过讽刺。而且这些讽刺并不一贯使用文雅的方式。有时，我受到过讽刺的伤害。

然而，不管讽刺多么过分，它对民主有用。讽刺在迫使负责人脚踏实地。讽刺经常以有益的方式，概述现实或人的个­性­。讽刺象征着一个自由空间，如果有人阻止讽刺，那么民主就会感到非常遗憾。在讽刺中是不能有禁区的。因为如有禁区，那种不该推翻的“人物塑像”名单就会变得很长。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去修行，但宗教像权力一样，应当善于接受批评、讽刺和嘲弄。这些做法对于所有的宗教——其中包括对于最后来到法国的###教——来说，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教在义务上不同其他宗教平等，那么它在权利上也不能同其他宗教平等。实际上，所谓对穆斯林的最大不尊重，不是像嘲笑上帝一样讽刺穆罕默德，而是把法国的穆斯林看作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公民！

自从2002年以来，我的思想经常遭到过讽刺。

因此，我要求国家进一步加强权力，支持那些来自移民的年轻人融入法国社会，以便移民社团不因国家的衰落而衰退。于是，我被指控为想要促进社团主义。

我建议实行“有选择的移民”计划，即一项明确承认对一个像法兰西这样的国家来说开放有益的计划，而这种承认三十年来尚属首次。于是，我被指控为实行思想勒庞化。

我指出，没有任何外国移民是被迫留在法国的；当外国移民在法国某地受到欢迎时，他们就要尊敬并尽量热爱那些欢迎自己的法国人。于是，我被指控为排外。仅此而已。

我要求，要尽早查清和监管年轻人的暴力行为。于是，我被指控为叫三岁的儿童犯罪。

但是，与人们的指控相比较，实际情况却是简单得多的。这里只举一个事例。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有一些­性­情异常暴烈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年岁却变得越来越小。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家长，也没有任何一位教员能当真认为，自己不会把一个活泼、欢跃、生­性­外向,甚至有些大声喧闹的孩子同另一个只会用拳头打同学,甚至打老师来表达其内心想法的孩子区分开来。我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性­情异常暴烈的孩子不一定会犯轻罪。我从未提出过要建立儿童犯罪数据库的建议。反过来，我要肯定的是，­性­情暴烈的三岁儿童是一个应该得到大人监管的幼儿。唯一的有效机会就是尽量在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不管这个三岁儿童在家里遭到虐待，还是遇到特殊困难，都必须了解他痛苦的来由。社会、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校医的义务就是向这个儿童提供援助，并且要发现他和照管他。至于有些孩子的痛苦没有解决，后来变成其犯轻罪因素的风险，可惜这是一个现实，业已得到人们的查证。许多轻罪者，特别是许多­性­轻罪者，他们自己在童年时代就遭到过打骂或强Jian，后来才变成了坏人。那个用酷刑将伊朗·阿里米杀死的流氓团伙成员早在15岁时，就在学校里以打架斗殴出名。试问，当时有谁竭力了解过这种暴烈行为，有谁尝试过同他们进行交谈，提出一种能避免野蛮行径急剧上升的答案呢？可惜的是，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我知道目前的情况是完全不明朗的。

记得50年前，校医是主管学生的体重、身高、视力和听觉，做好其工作的。而今，绝大多数孩子都由家庭医生负责治疗，所以人们对校医有了更多的期待。校医应当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预防工作——这是一项被法国公共卫生政策轻视的工作。要预防学生的肥胖症，预防其吸毒行为，预防其因过分晒太阳而遭到的疾病危险，将那些像定期去看牙医和全科医生门诊的好做法告诉学生，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正在使一切变得更好起来：减少同胞的医疗开支，增强他们的身体健康。此外，校医应当注意进行体格检查，进行治疗，进行观察，对混乱的行为实行评估，其目的是既要阻止青少年滑向一种不可救药的境地，也要预防青少年自杀——法国的青少年自杀频率高得可怕。每天都发生着一些各不相同的日益痛苦和日益暴烈的事件，要求我们进行思考，特别是采取行动。在埃松省的埃夫里市，有一个16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杀害。两条年轻的生命夭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的思想遭到过讽刺(2)

有人断言，谴责暴力是有风险的。我不理解这种论点。大家都看到，暴力越多，受到暴力吸引的青少年就越多。对此，我们不能继续袖手旁观。试问，如果我们行动，那会有什么风险呢？毫无风险！如果我们继续袖手旁观，好像任何暴力都没有发生一样，那会有什么风险呢？一切风险！

我并不确信,人们是否永远在估量我的活力——我为了明确问题、纠正错误、说服人们和最后尝试前进而应发挥的活力。但我确信，我之所以遭到那么多的讽刺，是因为我打破了许多禁区！在此情况下，如果到头来法国社会同意运动起来，那我就不在乎这种讽刺。我的赌注就是要让法国重新行动起来。

必须进行的选择：是少­干­少得，还是多­干­多得？

社会党向我们宣布了一项社会计划，一项建立在互助和团结基础之上的社会计划，一项承诺帮助最弱者和使中产阶级恢复希望的社会计划。我认为，社会党是在撒谎。这项社会计划正在把法国二十五年以来遭到失败的一切永久地延续并加剧下去。这项社会计划普遍实行35小时工作周和60岁退休制——在法国的所有邻国中实行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政策。这项社会计划继续坚持其无视世界、无视当代挑战的做法。这项社会计划加剧经济活动同社会政策的分离——这种分离是违背有效­性­和社会公正这个双重目标的最可靠的方式。社会党人建议法国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药方和同样的思想，实行那种已使法国经济变得支离破碎，并使法国社会遭到怀疑、恐慌和害怕的政策。我则建议他们停止这种建议。社会党人建议法国人少一些劳动。我则建议法国人拥有更大的购买力。

而今，没有任何事情比恢复劳动的根本价值更加重要的了。为此，现在只有唯一的手段：“证明劳动在重新付酬”，换言之，要证明劳动能带来更多报酬和更大的尊重。同样，没有任何事情比劳动者增加劳动或责任却毫无回报更加令人气馁的了。在任何场合下，劳动的收入都应高于救济所得。这是一个关系到法国继续生存和获得发展的问题。大家都要相信，如果劳动者应得劳动报酬，那么提高生活的道路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对于劳动者，我建议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对于那些想要劳动的人，我建议国家帮助他们，只要这些人稍稍做出为证明其想要摆脱困境所必要的、最低程度的努力就行。国家不能帮助那些不肯出力的人。这就是从上面实现公正，我想以次来反对从下面实现公正。从上面实现公正，就是提高报酬；从下面实现公正，就是拉平报酬。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这就是提高生活水平。换言之，使每个人都获得这样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成绩，使自己比父母亲生活得更好，使子女比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幸福而安宁地见证这种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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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事件(1)

我曾经用一些时间来认真对待清泉事件。但是，我越是深入了解清泉事件，就越是觉得这个事件严重——这里且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件。就我个人而言，清泉事件在法国的竞选舞台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才能拥有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法国人的###、为法兰西服务的权利。就我个人以外而言，清泉事件表明了法兰西应当一劳永逸地拒绝什么。

我在这里，既不想就清泉事件作一些披露，也不想解决我所不知道的那种政治清算。我认为，政治，真正的政治，是同这种麻烦事毫不相­干­的。假如有些政治领导人参与清泉事件，那么在我看来，他们就不再是一些男女政治家，而是一些居心不良的人。

我不是幼稚的男人，我熟悉公共生活的冷酷无情。我知道，在公共生活中存在着无耻的动作、绊脚的行为和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我甚至做好了思想准备，把一些政敌，乃至一些“朋友”利用我困难的事情容忍下来。所谓利用我的困难，就是指那种无耻地和无节制地利用我的私生活来大做文章的事。这种做法并不高雅。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放弃这种做法的，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再说抗议也毫无用处。然而，在我看来，清泉事件是另一回事，这些人跨过了一步，在做那些厚颜无耻的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方面达到一个不同的水平。问题已经不再是利用我的困难，而是无中生有，完全捏造，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我毁灭。

我熟识共和国的历史。我想说说这段微不足道的历史。这段肮脏的历史，为了贬低我而捏造的历史。我知道，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理由。这不是一个为了使事情变得平常，使我闭上眼睛和容忍下来而进行辩解的理由。这里，我有意使用了一个强有力的词汇：容忍。由于这种容忍，长久以来，此类做法就能享有一种不受惩罚的方式的好处。人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但大家却闭口不谈。究其原因，是害怕“全都腐败”。是害怕“无风不起浪”。是害怕同一个往往实行臭味相投的互助的帮派实行决裂。是害怕被看作是告密者。是害怕丑闻。是害怕丑闻的政治后果。最后，是害怕混淆是非。

然而，我想说我不害怕。这些谣言制造所，这些­阴­谋家，这些勾心斗角者毒化法国的政治生活，已经为时太久了。他们沉湎于­阴­谋之中。他们靠人类最卑鄙的感情——妒忌、仇恨和贪婪过日子。这里所谓的“他们”，是指所有那些准备为当时的强权者效劳的人。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干­卑鄙的勾当，甚至经常走在主子的意愿之前。这样，最狡猾的人听从主子的命令，甚至听从那些连主子都不需要表达的命令。尤其是别让那个主子——他们想要为其服务的主子感到内疚。

2004年7月，我作为财政部长，是从法国本土警戒局的办公室主任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打的一次电话中获悉清泉事件的。当时，我的办公室主任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风险，因为这离7月一期的《观点》周刊在头版上刊登清泉事件的报道只有两天！我承认，当时我对清泉事件不大关注。在我看来，在有关一家卢森堡银行——而我对这家银行一无所知——的账户的报道中点到我的名字，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啊！于是，我做出了选择：用最大的轻蔑去对待这条报道，深信这种报道不会走得更远。可是，事实很快就否认了我的想法，给了我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法官范吕姆贝克的登台，事情变得令人担忧了。当我在莫斯科进行访问时，《星期日报》和《巴黎人报》发表了下述报道：法院已经点我的名字，向外国法院发出了两份“国际司法嘱托”，而且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是由范吕姆贝克这名作过反腐斗争评价的法国法官发出的！此事就变得严重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数月后，当我阅读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法官范吕姆贝克在这两份“国际司法嘱托”中使用的言辞是毫无顾忌的。我恰恰是被怀疑接受了1991年法国向台湾出售驱逐舰一事的“返回扣”。这种怀疑毫无道理，因为我是在1993年，即法国售台军舰合同签署后两年，出任巴拉迪尔政府的预算部长的。接着，范吕姆贝克在“国际司法嘱托”中表示，希望了解我是否通过我著名的清泉银行账户将这种腐败得来的赃款转移到卢森堡。后来，他必须用19个月的调查来发现，所有这种对我的怀疑都是错误的。幸亏范吕姆贝克具有办事能­干­的好法官的名声。否则，事情又会变成什么呢？除了“办事能­干­”之外，范吕姆贝克大概是很忙的，因为在这19个月里，这位法官从来都没有费心把他的主动行动通报给我。诚然，法官并不承担这样做的法律义务。但是，这一案件是那样荒谬，建立在极少的根据之上，以致在这类程序开始之前，正常的做法就应当从询问我开始。范吕姆贝克甚至也没有费心告诉我，法院发出的两次“国际司法嘱托”已经返回，其调查结果是对怀疑做出了否定的结论。此后，当我获悉法官范吕姆贝克有时间接待犯罪嫌疑人让－路易·热尔戈兰，而且接待时间长达数小时时，我从中得出了结论。这就是，法官应当在其选择社会关系和利用法官时间问题上进一步扪心自问！

清泉事件(2)

因此，我在通过新闻媒体知道范吕姆贝克接待犯罪嫌疑人热尔戈兰的主动行动之后，最终决定以严肃的态度关注清泉事件。我获悉，尽管司法部门从未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进行调查，但法国本土警戒局也了解清泉事件的细节问题；“有人”曾经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寻找这些细节；法国本土警戒局知道我清白无辜，并且知道这种揭发和诬陷来自何方——这里顺便提醒一下，这种揭发不仅仅针对我一人。于是，我要求法国本土警戒局根据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将案情通报司法部门——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规定，任何公务员，凡是在其职务范围内了解某个可以构成违反刑法的事实的，都必须承担将此案子提交检察官的义务。虽然事情急迫，但法国本土警戒局却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坦言，我始终不理解这种拒绝的原因。反过来，这种拒绝也加强了我的决心，决计要知道隐藏在这个案子背后的内幕。这里，我补充一句：法国刑法程序法第四十条规定的义务对整个法定权力机关都有约束力，因而是针对政府部长们的。如果某位部长知道一个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高级主管提出质疑，并能对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案子——在清泉事件中，倘若某位银行账户持有者所填的表格文件不是完全假的或者部分假的，那就属于这样的案子——那么这位部长所作的正常反应就是将案子提交司法部门审理，以便司法部门能够为此采用必要的调查手段，而不是把一名部长顾问隔离开来。

2006年1月，我终于读到了《费加罗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中获悉法国法官发出的“国际司法嘱托”已经返回，它们最终宣告我清白无辜。此时此刻，而且只是在此时此刻，我可以向司法部提出有关赔偿损害的要求。而提出这种赔偿的要求是进入案件卷宗所必要的举措。对于一个被诬陷者来说，如无证明诬陷的手段，又怎么证明这种诬陷事实呢？

这种证明诬陷事实的决心是最不容易下的。许多人就此进行了政治解读。请读者们理解，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同政府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敌对”的一个因素。不过，如果真的这样理解，那就是对我很不了解。这种诬陷他人的方法，我从未用过，将来也永远不会使用。事实真相比人们解读的更加简单。我想要知道事实真相。我想要理解事实真相。我想要探究那些隐藏在清泉事件背后的­阴­谋和危害。目的是要挫败那些想要践踏我名誉的人，也是要使这种诬陷他人的行为，今后在法兰西共和国里不能继续逍遥法外。

我从未会见过清泉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让－路易·热尔戈兰、伊马德·拉乌德和菲利普·隆多，也完全不认识他们。这些红光满面的人物，我是像大家一样从新闻媒体上发现的。在我看来，热尔戈兰似乎是最坏的人。所以，尽管热尔戈兰不认识我，他却细致周到地对我展开调查，向法官揭发我，就我从未进行过的出访印度作了很多评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热尔戈兰在智力和推论的幌子下掩盖其进行的不光彩的告发和策划的疯狂活动。这种做法只会使那些相当轻率、以致信任一些毫无信用的人受到迷惑。关于拉乌德，依我看，人们可以用拉乌德打官司的历史来对他进行相当好的概括。当年，拉乌德曾因同其岳父一道行骗而遭到过司法部门的起诉！而今是否要在其诉讼的历史上再加上新的评论吗？至于隆多将军，鉴于隆多掌握其档案的方式，人们几乎失去了同他经常来往的念想，更不要说想做他的朋友了。当我认为隆多的职业就是做地下工作时，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对此感到不寒而栗。同隆多待在一起，就会提出起领导的情报部门的有用­性­问题。而这个著名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行动之中。我真诚地认为，这些懒手懒脚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人们可以暗暗思忖，像德维尔潘总理这样的政治家是否从他同热尔戈兰、拉乌德和隆多三人的经常来往中感到津津有味。

现在依然是这样一个问题：热尔戈兰、拉乌德和隆多是否在为某个重要人物办事呢？假如是，那么他们是在为谁办事呢？这些疑问在心里折磨着我，已经很久了。而今，我知道司法部门将要将调查进行到底，就不再受到这些疑问的折磨了。将来由司法部门说明事实真相。而且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仅仅是在那时那刻，我将获得所有的政治结论。在这种期待中，也有一些事使我感到心烦意乱，尤其是对于弗朗兹－奥利维埃·吉埃斯贝尔所报道的某些人的言论感到心烦意乱——我认为，对于吉埃斯贝尔这位大记者的报道，人们是不能提出质疑的。

清泉事件(3)

眼下，我不是孤独一人，所以我无权让我所属的政党人###动联盟受到牵连，卷到一场可能严重阻碍其参加2007年大选的危机之中。我不能由于一时冲动离开政府，更不能大发雷霆地离开政府。我为了自己，才把自己的亲密感情和深刻信念保留在心中。假如我让它们显露出来，那么清泉事件就会离开司法阵地，进入唯一的政治阵地，变成一个政治事件。这样的结果，我是无论如何都是不愿看到的。最后的结论，我认为要由法官来做。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我自己。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共和国。我坚持这个观点，是为了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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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

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之间进行行政权的划分，是导致责任不透明和由此淡化责任的一个因素。没有人认为，共和国总统不执政。也没有人设想，戴高乐将军、德斯坦总统和密特朗总统麾下的政府总理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政府活动。众所周知，正是这种自主地位的缺失，导致了时任德斯坦总统麾下的政府总理希拉克在1976年辞职。同样，密特朗总统同其政府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之间的冲突关系是众所周知的。2002年以来，法国实行总统任期五年制，从而加强了共和国总统对政府总理的巨大影响。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总统任期从七年缩短为五年，总统被迫接近法国人的日常具体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几乎同时举行，总统的命运无可挽回地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总统无法放弃其对整个政府的推动。再有，在实践中，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假如总理在国民议会发表的总政策讲话事先不送总统审阅，那么这个总政策讲话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发表。假如在马提翁宫（总理府）召集的重要部际会议没有爱丽舍宫（总统府）顾问的出席，这个会就开不成。行政权掌握在共和国总统手中，因为是法国人的直接###赋予总统以行政权的合法­性­。

我认为，应当在对法国人的透明度中，如实地接受这种现状。法国人应该知道，是谁在做出决策，又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为什么和在何种场合下做出决策。所以，我认为，政府总理的角­色­应当被公认为政府行动的协调人；某些战略机构应当挂靠在爱丽舍宫。当爱丽舍宫召开一些事先公布消息的会议时，应当在提高透明度中做出决定，而不是在半官方影响的保密状态下做出决定。此外，这种会议应当开得更加紧凑一些。内阁会议应当不再是一个将总统顾问之间谈判所做的决定转录下来的录音棚，相反地，内阁会议应当是一个由总统、总理和政府部长进行讨论、开展辩论和做出决断的场所，一个由政府公开表达其集体意志的场所。在一个政府中，不应把在内部的意见分歧看作一种悲剧，而是与此相反，看作是一种更好地、更加有效地、更加全面地、更加平衡地和更加容易理解地采取行动的机遇。最后，共和国总统应当能够到议会两院去亲自解释其政策，而不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让某个第三者在那些全身僵直、站立着的议员面前宣读总统的政策。

那么，问题是否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共和国总统手中，把总统变成一个由于政府总理不再同自己抗衡而变得更加强大的强者呢？绝对不是这样。问题是要像看待今天存在的现实那样，如实地认识实际情况，并做到也让决策者承担责任。假如说有一个共和国机构应同总统抗衡，那它只能是议会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显而易见，总理没有同总统抗衡的手段，或者说，届时总理会摆脱其角­色­，阻止国家接受总统的领导。

要重新审议总统的“禁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