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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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1)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是1928年10月杨开慧写下的《偶感》。诗中表达了她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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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北京(2)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努力学习，拯救国家。”［25］

湖南的内战连续不断。但是到了1920年夏，战争以张敬尧败走和较为开明的谭延闿上台而结束。毛泽东在这种新的自由气氛下带着满腹政治计划回到长沙。

重返北京(3)

奉谭之命担任­骚­乱不已的第一师范校长的人恰巧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这位教育家不久就聘任毛泽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学校的主事。*主编《湘江评论》时，他曾在修业学校教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湖南名人正在法国做工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为新民学会的领导人。

* 毛泽东在学校的大门上写了一句口号：“世界是我们的，做事靠大家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载《工商日报》，柬埔寨，1967?鄄01?鄄13）毛泽东在编辑《湘江评论》时曾在这里代过课。当蔡和森和其他的湖南名流正在法国的工厂里忙碌时，毛泽东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民学会的领导者。

修业小学的报酬丰厚，主事的职位且有一定的威望。毛泽东很快就显示出他不只有俭朴的一面。他与杨开慧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这是一个财主建在花园中的住宅，宁静而雅致。租金每月12块，与他在上海洗衣店时的收入一样多，超过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收入的50%。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1920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时期，这给他的政治生活带来新的目标，也给他的亲属多少带来一些痛苦。

毛泽东把五四­精­神推向前进。他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又（与其他人一起）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26］在回韶山的几周内，他给家乡传送了新文化的火炬，成立了一个教育促进会。他在湖南《通俗报》上撰文并担任编辑。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教育报纸，毛泽东的朋友何叔衡任主编后，该报便转向左派。

在一位与他关系颇好的女同学———她也是杨教授最好的学生之一———的帮助下，毛泽东创办了文化书社［27］，在湖南传播左翼文化的种子。“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他在《文化书社缘起》中写道。

毛泽东在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以低租金租了三间房作文化书社社址，并从杨开慧的母亲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他甚至请擅长书法的军阀谭延闿为书社写招牌，出席开业仪式。在那个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欢。［28］

书社营业很好，不久就在其他城镇成立了七个分社。初期最畅销的书籍有（都是中文书刊）《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杂志有《新青年》、《新生活》、《新教育》和《劳动界》。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主旨中增进了亲苏俄的内容。他和《通俗报》主编何叔衡一道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发起了赴俄勤工俭###动。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下，毛泽东试图组织劳工联合会。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这些建议从北京和上海通过信件传给他———他开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共产党外围组织。*

* 刘少奇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去苏联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学勤工俭学。这位勤奋的少年来自宁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毛泽东晚五年毕业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他们曾见过面，并谈论过勤工俭学问题。

1921年5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厅辞退，《通俗报》的激进分子也一齐被解雇。毛泽东聘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修业小学的教师。在反抗斗争中，如果说学生是中坚力量，那么小学教师则像一根红线把他们与那影响不断扩大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行营连在一起。

第一师范本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校内学生中招募新的追随者；靠学校的薪水维持少数学生领导人的生计；利用校友会宽敞的活动场所召###议，并以文化书社的名义向每个与会者赠送10元钱作为礼物，还让年轻人方便地出入图书馆，犹如出入公共汽车站一样。第一师范对于毛泽东这个崭露头角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像一个大家庭。

毛泽东的家人也被吸收进来。毛泽东的父亲于1920年死于伤寒，终年52岁———此事毛泽东很少提起，除了说几乎没有人参加父亲的葬礼外［29］———毛泽东悄无声息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一切。他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让三弟泽覃在一个很好的中学读书，还把他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

重返北京(4)

这三人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像父亲一样时时把他们打发得团团转。

毛泽东已不再是孤身奋斗了。他和上海、北京和法国的同志保持通信联系。他在长沙这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中成了一条大鱼，在湖南各地他都有可靠的联系。他有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久有了身孕。

毛泽东在1920年写的一系列文章主要都是赞成湖南自治问题的。［30］这是毛泽东最终要支持地方主义吗？是的。从其生气勃勃的文章中，可以照见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1920年，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

还在上海洗衣店­干­活的时候，他就与一位主办《天问》周刊的湖南活动分子和湖南改造促进会取得了联系。现在，谭延闿成了省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希望他能保证湖南的自治，“不引狼（北京政府）入室”。

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是他以前的自由思想的延伸，还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文章《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入）。他也没有为将来独立的湖南确立社会目标，仅仅是让湖南脱离压在背上的重负。

毛泽东对湖南自治问题的议论是对自己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的运用。他把“湖南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外国”。他呼吁成立“二十七个小中国”，因为“大中国思想”是一种罪恶，阻碍了平民生活的“自然发展”。

诚然，毛泽东之所以赞成27个省都关起门来自治，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各省的小建设成功，一个更为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才会存在，“这正像美、德两国由分而合的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是激进的信奉国家民族至上的人来说，转而支持分省自治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他的一些左翼朋友也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他沉痛地写道：“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北京，同其软弱无能的“国民”政府（以及它严寒的冬天和对南方方言的歧视）一并受到毛泽东的抨击。

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失去对湖南独立自治的热情。军阀的更迭也动摇了这种激进的理想。谭延闿在1920年9月被取代，新统治者赞成自治，但反对通过自治解放民众的任何意向。

数周后，毛泽东带头冲击省议会，把挂在考究的墙壁上的条幅、旗子扯了下来。他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局限，并要在现存政治结构之外组织活动。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召开会议。这是与会会员的合影，其中有：向警予、萧三、蔡畅、蔡和森、萧瑜、罗学瓒、陈绍林、张昆第、葛健豪、欧阳泽、颜昌颐、李维汉。

萧瑜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彻夜长谈，泪眼相对，并发现彼此间存在鸿沟。毛泽东是亲苏俄派，萧瑜则不是。毛泽东赞成强权，萧瑜则担心这会危及个人自由。

毛泽东决心组织民众来夺取政权，萧瑜则仍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究。他对毛说：“像刘邦和项羽（汉朝的两位政敌）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在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看来，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简单地反驳道：“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31］新民学会兄弟般的团结自此成为过去。

1921年初的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变革”的目标，反对“改良”。他赞成采用俄式的革命方法，反对“通过几十年的教育”的改良方法。

从法国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他的观点，一些继续留法的人也写信反对这一观点。他似乎遭受了挫折，所以他在会上宣布新民学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赢得了自己斗争的胜利。他转移了自己的基地，他把和自己观点类似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视新民学会如敝屣。

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已经分裂成两派，这一结果使毛泽东与萧瑜分手。1919年在《新青年》上的论战已经为他们作了总结：“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知识分子是用理智分析研究具体问题，还是在一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付诸一定的行动？［32］

重返北京(5)

胡适教授为首的五四自由派坚持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李大钊教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则信守“主义”。毛泽东无疑站在“主义”一边*，他希望发生分化。如果把五四传统与某一具体思想形态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会产生分裂的话，这种分裂是件大好事。

* 胡适避谈思想意识问题，要求成立“好人政府”。这与毛泽东曾想要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组成政府时所持的理想的折中主义何等相似。———译注

另一种分化已迫在眉睫。在1920年，无政府主义乘时而“入”。一些敏感、笃信绝对自由的年轻人组成了自己的组织：湖南诗雨社、健学会、青年会和（最有影响的）劳工会。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信条非常了解，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时他曾为之倾倒，可现在他心中的马克思已经驱逐了克鲁泡特金，他狠命地与劳工会展开斗争。

毛泽东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类马列主义的书籍为武器，抨击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迷惑对方，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要“在24小时之内废除国家”的蠢举妄动。每当从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一人，毛泽东就把他引荐到组织严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来。

在北京时的孤独和被人疏远，使毛泽东倾向于接受无政府主义。现在，他正作为长沙左派力量的主要带头人大踏步地朝前迈进，并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令人难容的东西。

乘船北上(1)

1921年夏，毛泽东乘船北上。这次旅行是他在长沙10个月的组织活动的最高峰。作为准备阶段，起先是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研究会以吸收有才­干­者，然后是新民学会的分化，接着是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现在，重要的新步骤到来了。

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收到了数省共产主义小组织在联络地上海和北京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来的很多指示。他在1920年9月曾秘密地去过上海这个港口城市参加计划会议。

现在，毛泽东作为湖南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再次返回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湖南的两位代表都是教师，另外还有来自其他五个省及（留学）日本的11名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大会，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非常凑巧的是，在至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正好与萧瑜同舱。作为朋友，他们争议到深夜，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坚固的友谊能战胜判断力吗？似乎更多的是大量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习惯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内心。*

* 同样奇怪的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上海之行使长沙的一些激进分子感到“很突然”，———是否湖南代表人选事宜曾发生过争执？

13位代表汗流浃背地来到上海的法租界，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订好的房间（学校暑期放假）。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26岁———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工人或农民。几乎所有人的出身都要高于毛泽东。

会议于7月中旬在望志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的灰红­色­房子里举行。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底层没有窗户，是上海一位代表的长兄的居所。全体代表———包括两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俄国特使———围坐在起居室桌旁，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

毛泽东当时27岁。他颇为慎言，眼睑下有一圈黑晕。作为代表，他穿着土布长衫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

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33］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34］，一位同僚回忆道。在饭店吃饭时，他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他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他的这种习惯保持了几十年）。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激动的一周，他一直渴望大会的召开。他在着手湖南自治运动时曾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35］现在他相信这种运动应该是布尔什维克式的，而他正与两名布尔什维克同志，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科尔斯基同桌而坐。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虽然各有不同的考虑，但终归都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巨大激发。如果没有俄国的影响和帮助，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在1921年举行的。

但是，长沙的情况不同于整个中国，更不用说莫斯科了。党的核心提出的思想是否与毛泽东这位地方政治家的方案不谋而合呢？

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 作者的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译注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乘船北上(2)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

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萧瑜当时正取道上海回法国。奇怪的是他与毛泽东乘一列火车抵达南湖（萧说这是毛的建议）。所有的会议代表同乘这列火车，但没有坐在一起。毛和萧闲聊，到南湖后同住一个房间。放好行李后，毛仍然力劝萧参加会议。

会议在游船上继续进行，舒适华丽的16米长的游船飘荡在水面。代表们品尝着南湖的鱼，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但没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36］

毛泽东对萧瑜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37］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瑜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他担心独裁主义会步尘而来。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然而他们争了起来，萧瑜羡慕山水的壮丽，毛泽东打断他说：“这是罪恶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

毛泽东不久就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的湘区区委书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萧瑜。

毛泽东从一个孤独的山村走出来，现在竟能够承担以震撼世界的俄国革命命名的国际革命学说的责任。他以激奋心态置身于同西方思想的遭遇中，这种西方思想已部分构成他要求掌握社会变迁知识的初始阶段。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1919年强烈地影响着他。在这思想形成的年代，博采众长对于他陶冶他那钢铁般意志的个­性­具有很高价值。确实，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他似乎是个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成立后，他开始远离自上而下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的鼓动做法，最终转变到依赖下层革命。

注释

［1］Xiao San，

［2］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8页。

［3］RS，

［4］Ibid，

［5］Ibid，

［6］Ibid.， 关于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的窘境见《问题与研究》，台北，1973（12），74页。

［7］Ibid.，

［8］Ibid.，

［9］作为杨教授的学生，毛泽东在一则笔记中写道，他完全赞成宋代兄弟哲学家“二程”的观点，“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见Li Jui，，Road，l，

［10］CB 900，

［11］周世钊：《工人日报》，1959-04-20。

［12］Mao Ji，I，

［13］Ibid.，~62.

［14］《工人日报》，1959-04-20.

［15］赵女士事件，见《湖南历史资料》，1959（8）；Witke：CQ31；《工人日报》，1959-04-20；Thought，；“囚笼槛车”一词引自Li Jui，

［16］这9篇文章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像《民众的大联合》一样，它们没有收入作为毛主席智慧结晶的《毛泽东选集》。

［17］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详见周世钊的文章，载《光辉的五四》，57页。

［18］原文有误。毛泽东、杨开慧于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合，婚礼极简。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译注

［19］《文汇报》，香港，1957-11-20。

［20］RS，

［21］至少列宁曾长期把考茨基列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柯卡普的大杂烩式的书亦不成体统。

［22］RS，

［23］《五四时期诗刊介绍》，第1卷，155页，北京，1959。

［24］《解放军文艺》，36期。

［25］Thought，

［26］毛泽东通过其以前的老师等在长沙从事活动的情况，见萨福尔（Shaffer）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与湖南劳工运动》，55、56、246~248页。

［27］萧子升：《明报月刊》，香港，1968（8）、（10）。

［28］毛泽东还办了一个弹棉花的作坊，希望能为左派事业筹集一些资金，但生意不佳。见Li Jui，

［2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4-08-18，1969。

［30］Analyzed them in CQ，68； quotations from ，775，770 of CQ； texts in Road，1，~553；“Judged mistaken，” from Li Jui，

［31］Xiao Yu，

［32］《新青年》，1919年第12期，及以后各期。

［33］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回忆录），第一卷，140、141页。

［34］李昂（音译）：《红­色­舞台》，98页。

［35］CQ，68，

［36］Xiao Yu，

［37］lbid.，

新的任务(1)

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上海的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长沙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让毛泽东放弃他喜爱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有了新的任务，但他仍是沿着熟悉的五四道路前进。

毛泽东是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不过没有多少事要负责。他还可以做自己的事，诸如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他试图把共产主义这杯新酒倒进湖南这只试瓶中。

他的活动仍集中在长沙。1921年至1923年间，他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长沙的《大公报》上，而不是在党的刊物或全国­性­的刊物上。1921年至1922年的文章全都受着五四­精­神的启迪。毛泽东甚至还没有烧掉他与无政府主义联系的桥梁。

他在第一师范的关系网仍然存在，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没有停止在附小的教学工作。在第一师范的支持下，他开办了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黑铅厂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1］

毛泽东还办了“补习班”，为那些想学算术和语文的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文化，这使乡下的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讲厅。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有些人试图把这些鱼从第一师范的池塘中赶出去，毛泽东一面尽力说服母校校长，一面当众以不屑的口吻说服饰和饮食习惯只是“小节”。他软硬兼施的策略使人难以招架，这使他能把补习班继续办下去。

在毛泽东的教育工程园地中，最为出­色­的是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它于1921年秋季在“船山学社”成立。在办校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把新民学会的朋友请来讲课，杨开慧也曾助一臂之力。

传播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其目的之一。学校出版了言辞甚激的小型月刊《新时代》，毛泽东在上面发表了自己两篇首次带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文章：《观念史观批判》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2］毛泽东解释说，这份刊物不像普通校刊那样的“文字的杂货店”，它将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3］这位年轻的组织者在努力使自己靠近既定之规。

然而，毛泽东仍然首先是教员，其次才是理论家，他相信教育会提高“老百姓”———中文里用来表示普通民众的词———的素质。作为教师他是认真的。

在20年代早期，毛泽东写的文章最有趣的要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这篇文章写于1921年8月，1923年初被上海的一家重要刊物《东方杂志》转载。文章中，毛泽东区分了书院与学校。学校的坏处是“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中文的“学阀”由“军阀”一词套用而来。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在毛泽东的学校，入学者无须考试，但要求“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校授课很少，宗旨是自己“阅读和思考”。学习过程成了一个集体寻找光明的过程，毛泽东勉励学生刻苦钻研。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4］

正如该校利用古雅建筑作校舍一样，它亦从传统教育中借鉴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说他要把三件好的东西结成一体：旧式书院的寻根索源的研究方法，现代学校的崭新教学内容，培养健全人格的常规体制。

学校获得了成功，然而只有少数­精­英才知道学校的真正目的。湘区党组织从历史［5］、地理和哲学各班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但是，很多“老百姓”发现读书太多太难懂。

20年代早期的手工工人能够并愿意上夜校学习世界史，那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迄时为止还没有接触普通群众。

从某个方面来说，上海的会议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比以前更加注意劳工运动了。

1922年中国劳工运动高涨，一小股共产党人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以及支持他们的共产国际）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毛泽东尽管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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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2)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当时中共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

位于湖南东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小镇，但那里有一个大型煤矿，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因此成了姗姗来迟的中国工业革命的最早立脚点之一。［6］

20世纪60年代有一幅油画，画的是年轻的毛泽东顶着密布的浓云无畏地向前迈进，去发动安源的矿工。［7］画中的毛泽东比真人还要大，他穿着白长衫，仪态庄严，看上去像一位牧师准备给不信教者带去福音。

工人运动(1)

中共“一大”后，各地相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他领导的中共湖南支部，遵照中央­精­神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方面。1921年12月，他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这是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实际情况并不全如油画上所表现的。在安源的这项工作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确穿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 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四英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 000名工人服务。这里是狄更斯笔下情景的再现，丝毫没有受到五四­精­神的触动。

毛泽东总是深入基层，他住在矿工家里，察看矿井，勤做记录。

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交谈时，矿工们全体站起。工人们的这种敬重并不利于着手工作。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难道他已不再是大地的儿子而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莫斯科的真理守护者？但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来土气多了。

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他在安源的主题是要反对天命论。

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工人夜校都建立起来了。夜校办得不成功，毛泽东不久就取消了夜校，代之为工人子弟办了一所很顶用的日校。

毛泽东会用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8］他这种教学方法或许会让杨教授摇头，但倒是个好的教学方法。

1922年9月，当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这部分是因为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不被当作人看待；部分因为来自长沙的知识分子的成功煽动。

毛泽东是负责人，但他并不是主要的­操­持者。有一位重要人物是李立三。他即是对毛泽东1917年的征友启示没有明确表态的那“半个”应征者。直到1921年，他还在法国勤工俭学。

另外一个人物是出身于财主家庭并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刘少奇。在1922年秋那次成功的安源罢工中，刘少奇是一位英雄。这次罢工使安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面旗帜，并促成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则在毛的桂冠上加上了漂亮的羽毛。［9］

安源的工人运动使人印象至深，其发展颇为异常。4亿多人口的中国只有200万产业工人，安源工人俱乐部犹如沙漠孤堡。“工人万岁”，毛泽东带到安源的这一口号在1922年的中国听者藐藐。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安源成为一块基地，共产国际暖在心里（安源确被戏称为“小莫斯科”）。这里看上去似乎成了对所谓的世界革命有示范作用的前哨阵地。但是它将把世界引向何处？矿工们赢得了较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下一步怎么办？

1922年，毛泽东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不过团体请愿书、信件、公报除外。他忙着建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清水塘现在成了他的办公室。这里是湘区区委所在地，也是长沙左翼分子的会所。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毛泽东试图兼顾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他不像有些共产党人乐意的那样，终日埋头于文件和会议之中。他和杨开慧从清水塘搬到部分由自修大学使用的一所房间，这里比较舒适。毛泽东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自己有一间中意的房子。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意为英雄的河岸）生于1922年。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繁忙紧张的工作受到冲击。

工人运动(2)

到1922年又发生了变故，不知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希望离办公室近一些，他们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作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们抱怨每天只能喝上两顿稀粥）。他穿着粗布衣衫装扮成工人，吹着口哨指挥工人呼口号。［10］他还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距。

省长的随员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却巧妙地把话头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泽东曾与当时途经长沙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会晤（他以后没有提起过）。［11］毛泽东帮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成员包括石匠、理发匠、纺织工、裁缝和排字工等各行业工人。毛泽东南下到衡阳，在第三师范建立了党组织，他的继妹为他这种工作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参加了排字工人的罢工，他们反对毛泽东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大公报》。这次罢工可能损害了他与编辑部的关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12］

对长沙9 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 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在给人力车夫上课的夜校课堂上，毛泽东又采取了新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写一个“工”，再在旁边写一个“人”，这两字合起来就是“工人”。毛泽东然后再写一个“天”。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天”字。他进一步解释，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13］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人们会说，这是从贫民窟提出来的权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北京与几位有教养的中国人共进晚餐。酒过三巡，一位上层人士宣称：“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才发明这阶级观念。我的车夫拉着我走在大街上，我们可以像老朋友一样谈笑。”史沫特莱惊讶地问：“假如是你拉着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说他不愿意­干­时，你们还能成为朋友吗？”［14］

20年代的北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然而史沫特莱早已不知疲倦地参与了毛泽东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泽东到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他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参加杭州会议的一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回忆说：“扮演主角的与会者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学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15］毛泽东当时名声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 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泽东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Сhā进去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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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3)

另一方面，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共产党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泽东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泽东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16］，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泽东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泽东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17］

* 很多年之后，当时的湖南省长在台湾接受采访。在问及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乘机杀掉毛泽东时，他笑着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泽东没有带杨开慧一起出走，她又怀孕了，由她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泽东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他潜入乡下时，毛泽东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英明的吗？

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泽东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耐人寻味。当代表们在一起开会时，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释过：“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18］很难相信在偌大一个上海他竟没有一点关系。看来在1922年夏天毛泽东并未完全致力于党的活动。

他的热情似乎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的生命，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写作，丢掉了在小学的教师职位，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泽东的全部能力。他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泽东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刘少奇（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不像刘少奇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泽东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泽东知道这一点。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但在1919年毛泽东还是自由地写作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工人运动(4)

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莫斯科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

自1917年起就任广州政府首脑的孙中山被军阀赶出了他的根据地。这位气质特异、热情满腔、­性­情无常的人物正处穷途。西方国家从未支持过他，军阀转而反对他。这时，莫斯科向他伸出了援手。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挂在共产党嘴边的新词———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革命的大联合(1)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党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比较好听的名称是国际租界）喧嚣的商业区，他给他的同事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共产党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19］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这位举止有度的湖南人是一种震荡。毛泽东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这座城市毕竟位于江南。广州的气候、饮食和习惯要比北京更适合这位湖南人的口味。毛泽东和广州人一样穿着木屐穿街过巷。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于同国民党的合作？［20］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泽东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泽东关注的是农###动。”张国焘记得毛泽东这样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泽东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泽东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他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他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毛泽东现在成了全国­性­组织中的一员，在长沙教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位同志接替了他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工作。他清点行装搬出了清水塘，至少在半年内再也不需在湖南居住了。

但是，他与湖南的两种重要联系依然存在。韶山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定的位置；杨开慧也没有离开长沙。1923年底，毛泽东从信中得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世，便商量为儿子取名“岸青”（意即明媚的岸边）。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阴­影。在离开长沙时毛泽东给妻子写了一首词，“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词的最后写道：“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贺新郎·别友》手迹。

1924年的大部分时间毛泽东都住在上海。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帝国主义势力像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小贩的沿街叫卖声一样无处不在。

一天，毛泽东邂逅一位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同学。毛泽东穿的是褪了­色­的旧式中国长衫和草鞋，这位同学则是西装革履。“你最好换一下衣服，”毛泽东轻蔑地说。这位同学迷惑不解。毛泽东继续说，“我带你去看看就明白了。”［21］

他和这位朋友一起沿着码头走到黄浦公园。公园的大铁门上是一块写着公园管理规章的牌子，其中一条是禁止折花，另一条是说不许狗进入，第三条则说：“除苦力外，华人不许入内。”

毛泽东与这位勤工俭学归来的朋友之间的鸿沟一直没有填平。在内地长大的毛泽东，在这个通商口岸不能习惯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

这年的冬季，毛泽东再次南下广州，这次是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一度苦恼的孙中山现在成了亲俄分子。在会议期间及在会后，毛泽东比以前都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会上，毛泽东发言为孙中山的含糊的，且又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辩护。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同时还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一起，选入由19人组成的国民党###章审查委员会。

革命的大联合(2)

*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同盟会。但是，在根据孙、越的联合宣言进行重组以后，它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要职务。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长。1924年早春，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到上海。他分别处理两个党的组织文件。在被驱出湖南以后，他已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日子里，他感到志得意满。

毛泽东有了新的工作伙伴，其中有米哈尔·鲍罗廷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顾问团。

1923年到中国工作时，鲍罗廷还不到40岁，但是他认识列宁，而且声望较高。在统一战线中，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顾问。来访者需要出示一个系着金链、上面绘有国民党党旗的珐琅徽章，才能进入他在广州市区的别墅。

鲍罗廷身材魁梧，一头柔和的棕­色­长发，络腮胡子。他穿中山装，着高筒靴，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踱着步。他不会说汉语，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美国妻子是布斯特·基顿的亲戚）。［22］

在广州，毛泽东有时与这位嗜烟如命、讲话喜欢打手势的俄国人交谈。他认真地听着那些­精­心构思的理论和苏联的建议。但是，他与鲍罗廷的世界观相去甚远，以至这位侃侃而谈的布尔什维克所讲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23］

很少有俄国人能讲汉语，他们对中国也不是十分了解。的确，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火花，但这些凡胎­肉­眼的使者能完成传播革命的任务吗？

如果说毛泽东和李立三一样对共产国际的“传教士”并不感到敬畏的话，他也和张国焘一样不与他们作对。他对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活泼的年轻顾问保持超然的态度。当时在广州的另一位亚洲马克思主义者受鲍罗廷的影响很深。这位穿着欧式亚麻布制服、单薄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经常出入于鲍罗廷的别墅。他被法属印度###赶了出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他提供了避难所。这个人叫胡志明。［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