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同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相识。他在广州曾与孙中山匆匆见过一面。孙中山这位曾是少年毛泽东眼中的英雄，现已是风烛残年，且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抱怨地说。［25］

在上海，毛泽东见得较多的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人都是能­干­且健谈的政治家。毛泽东同他们比起来显得有些土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高自大，夸夸其谈，他们两人（加上当时在广州的军事将领蒋介石）都有可能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他们也谈论“国民革命”，但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家，真不知会新在何处。

如果说毛泽东还疑虑的话，那么整个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陈独秀教授同国民党的关系看起来不是那么密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也曾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仍保持着坦率诚实的形象，这在俄国人，在国民党那些崇尚虚荣的人中是少有的。但是毛泽东不明白的是：陈独秀反对传统观念的锋芒到底何在。

有一个细节含义很深：陈独秀西装革履，毛泽东则身穿粗布中式长衫。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泽东。中共“三大”后，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开始参与筹备国共合作事宜。

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26］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

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国民党在2月份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这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部成立后要做的工作很多，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新的重要道路。

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那火暴脾气的湖南同事。［27］

革命的大联合(3)

毛泽东在政治上没有张国焘那样左，但当个人受到挑战时他比张国焘更容易发火。

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

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

* Mao Ji I， 。毛泽东对农民作演讲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效果，他总是高呼“打倒洋奴才”，而不是“打倒帝国主义”。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48页。

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之希望所系）。

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终归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别的变故的话，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可能是走向“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步，从而可能使中国复生。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直到1924年，似乎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员。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毛泽东已经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农民组织(1)

但旋涡过后又是一片宁静。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彭湃是地主的儿子，他改变自己的立场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东部发起成立了农会。农运工作进展顺利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

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设的农民部部长。在他的指导下，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农###动讲习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或许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

彭湃是先驱者，但毛泽东是彭湃所寻求同事中的第一个可共事的人，能施以援手。1924年8月，受彭湃的邀请，毛泽东在农###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他的激|情打动了学员，讲习所也更影响了他。他的光临带来一个新的开端，从此较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工作不是很顺利。毛泽东在广州与彭湃的合作使他意识到，自己在上海机关里的做法有些不对头。

日常工作方式是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他不愿墨守成规。有些人常抱怨他的不守纪律，旅途中常常一个人溜走。但这只是一种征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热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人正在策划###。

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28］。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9］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30］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毛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杨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年底，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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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组织(2)

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

然而，他们并不会成为超人，不会没有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之间也有分歧。不过他们并没有简单地鄙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以前的生活，他们似乎觉得韶山这个团聚之地能为不久就要到来的繁重革命工作做准备。

一连几周，毛泽东沿着农田和山谷漫步。他与邻居们交谈，还下田和雇工们一起春耕。

到2月份，毛泽东行动起来。他离开韶山到了几个县，还有更远的一些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

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为此感到高兴。他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上海的烦恼似乎一扫而光。

他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动员起来了，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闯进宗祠的盛宴，豪绅们不得不向农会低头。

毛泽东很快就从考察转向组织活动。他不是湖南的农民组织的发起者，对农民来说他不是彭湃那样的英雄。彭湃出现的时候，广东的农­妇­总是高高地举起她们的儿子，让他们看一眼这位“农###动之王”。［32］

但毛泽东在走访时，总给农民协会打上自己的印记，他甚至还在农民中建立党小组———上海对此肯定持反对态度。他在山林田间、陋棚草舍向农民谈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年年底，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活动，湖南75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200万。

在湘潭县，毛泽东建立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中国人称为提高文化水平），同时传播政治思想。他喜欢用“手”和“脚”两字为例开始教授语文课。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地主老财手懒脚懒……

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但当时的反抗目的不明朗，他幼稚的心灵中只是觉得生活中存在着不平等而已。

在1925年，毛泽东认识到反叛不仅是受伤的灵魂拒绝服从，而且是全体人民寻找新的未来。他应该嘲笑自己以前对待父亲的尖刻态度。真正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感情范围，它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现在看来他的父亲似乎不再像魔鬼，而是历史的遗物、旧时代的象征。

毛泽东最终从他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堂”的态度。

以前回家度假，他总是站在学校一边，站在东山小学和第一师范一边，不满老乡们的批评。但到1925年毛泽东改变了看法。“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33］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上海总部对这种鼓动革命的方法持什么态度，则无从得知。

罢工(1)

1925年年中，上海棉纺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一个无法无天的日本工头打死。在英国人的授意下，租界警察向举行游行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导致10人死亡，50人受伤。

这一事件像点燃的火柴扔进了火药桶，很多城市爆发了示威、罢工和冲突。香港的罢工长达6个月——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并且，一直被人瞧不起的北京人力车夫也在自己的车上挂出招牌：“不拉英国人和日本人”。

这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乡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的蔓草一样迅速扩大。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是995人，到11月份就达到10 000人。

革命似乎很快就不再只是在激进派的书本中。

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走到了交叉路口。孙中山春天在北京病逝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国民党的红、蓝、白三­色­党旗，悲伤的人们参加送葬。有没有后继者能像他一样走上这条绷紧的绳索？关于国民党­性­质的争论夏天就开始了。

秋天，毛泽东又回到他得心应手的场地。他发现的新问题———农###动高涨———在争论中占重要的地位。

湖南省省长正在搜捕这个在乡村活动、时年31岁的高个子激进派。在乡下，毛泽东是相当安全的———军阀对山区鞭长莫及。但是毛泽东铤而走险去长沙。统治者盯梢他，派出军队搜捕他，他逃到了广州。

外部政治力量刹那间压住了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为党组织写了几个月的文件，1925年在湖南­精­神抖擞地­干­了几个月之后，便填写了一首词以示志念。

《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既怀旧，又冷静地希望未来。毛泽东回忆起了求学的时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毛泽东感到逝去之物不可追：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整首词充分显露了毛泽东的个­性­，结尾充满自信：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34］

跨过而立之年后青春的活力会稍减，但还会保持那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吗？

在10月雨季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到了广州。他离开珠江边上这座喧闹的城市将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发生了变化，统一战线也发生了变化。

了解一下毛泽东怎样对他的同事解释这几个月的行踪，将是饶有趣味的。同事们一定非常关心他黯然失­色­的这段时间。我们所能说的是毛泽东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在不事声张地努力。不久他恢复党内工作。

这主要是对国民党而言，因为他现在在国民党中的位置高于他在共产党中的位置。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1925年下半年，他在这份周报上非常热心地发表了出于自己手笔的15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对时政不断的激进评论，与他在1923年在《向导》发表的激进评论如出一辙。

《政治周报》和毛泽东写的发刊词。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宣传部第二号人物。因为宣传部的部长忙于广州政府总理的工作，毛泽东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但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1925年10月，第五届农###动讲习所开办了。在这一届学员中湖南人占了40%，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弟弟毛泽民就参加了这一届的学习。

毛泽东在讲习所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失­色­之后，他作为教师东山再起。

毛泽东在兴旺的国民党内的工作引人注目，因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正从紧张趋于恶化。

统一战线也许从未发生过作用。不管怎样，它在1926年春天已经破裂。一个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其成员曾在北京西山开会而得名———开始出现于国民党内，他们不愿与共产党有任何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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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2)

就在毛泽东从湖南逃到广州之前，国民党内一位颇有影响的左翼领导人于广州被谋杀。“西山会议派”可能出钱资助了这一事件。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统一战线的势头稍有收敛。当时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很大，大会在广州商业区举行，热闹非凡。和国民党的所有会议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对他的遗嘱的宣读。

毛泽东坐在前排，他发言与别人辩论，并以173票再次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汪­精­卫的得票数最多，248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李大钊是192票）。毛泽东还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

在代表宣传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毛泽东表达了他的新看法：“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35］

他是正确的，然而这像是大旷野中的呐喊。国民党更像是一支军队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有地产的军官。像毛泽东曾经接触并领导的湖南农###动那样的革命，国民党怎么会赞同呢？那岂不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36］

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

手中有枪杆子的蒋介石在继承孙中山的事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一旦把孙中山的几位信徒拉到自己身边，他就要反对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对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他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对共产党发起突然一击，逮捕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37］，控制共产党力量较强的劳动工会。在国民党内部，他用­阴­谋制服汪­精­卫的左翼势力，汪­精­卫被迫赴欧洲“考察”。蒋介石控制了广州政府，并使之向右倾斜。

然而，毛泽东绝没有断绝同国民党的往来。尽管实际上国民党已解除了他对宣传部的控制，但是他不久就有了新职位。当广州的监狱已塞满他的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变成国民党第六届广州农###动讲习所的负责人。这一届从5月起始，10月结束。在那不幸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是唯一一个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人。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在广州，只有赤贫或以苦为乐的人才这样做）。

广州农###动讲习所课堂。1926年，毛泽东任第六届农###动讲习所所长。

竹书架上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另外三门课程：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队伍，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此时已出狱）讲授军事课程。

周恩来有许多毛泽东不具备的品质：­性­情温和，行为敏捷，善于交往，根守中庸。周恩来虽已27岁，仍像个少年，而毛泽东在少年时就显得老成。周恩来曾到过日本（1917—1918）、法国和德国（1920—1924），这从其举止中可以看出来。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参加民众革命是他的一种道德选择。他对军事所知并不多，毛泽东也是如此。

那年夏天在广州可视为毛周合作的开始，这种伙伴关系经历了种种波折得以保持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周恩来出身地主家庭，刚从欧洲回国；而毛泽东则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家乡偏于一隅。

北伐即将开始。在蒋介石看来这是用军事行动夺取北方军阀的权力以统一中国；而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止如此。毛泽东预计当国民党的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会引起社会的大震荡。他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要训练全国各地的农民­干­部，以指导这场社会变革。

罢工(3)

一半是因为农讲所的原因，毛泽东的声望在共产党内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共产党对农村形势越来越关心使它的领导人再一次起用毛泽东。

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负责人。很明显，这使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向导》发表了他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然而共产党绝没有掌握住全部农###动，它的农民部居然不合时宜地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广州忙于为国民党负责农讲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两次，但是他的农民工作重心仍在国民党内而不在共产党内。

这解释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同样，对莫斯科来说，统一战线是他们在中国的得意之作。的确，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产儿，但是苏联人过高估计了这个婴儿的能力。既然国民党显得更有势力，所以一谈到中国，克里姆林宫必定要谈到统一战线。

毛泽东则不然。国共两党的关系对毛泽东那种超出常规的独特­性­并不重要，行动方法问题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毛泽东的答案来自湖南。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韶山周围90%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与国民党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员要长。因为在20年代中期，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加注重农民问题。

毛泽东遭到了上海的反对。陈独秀教授带着书生气推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如何能作共产主义的运动？”［38］刘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农民”，领导他们走向革命。［39］

对于毛泽东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点，但也不太近。马林对农民的蔑视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农民的愚蠢。但马林在1923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眼见农民趋于活跃，共产国际于1926年初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关于农民革命潜力的理论根据。

然而毛泽东的逻辑并不是共产国际式的。因此他欣赏国民党的北伐（在这一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而莫斯科并不赞同，虽然鲍罗廷在中山舰事件以后赞成北伐。

苏联人想要农民在­精­心设计的统一战线的严格控制下参加革命。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的北伐会引起社会动荡，使拥有土地的国民党官员无法控制。

进一步说，莫斯科还与北方的三大军阀相处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杀铁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愿失去军阀，也不愿失去国民党。斯大林关于中国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服务于苏联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这二者发生冲突，不愿在中国革命和苏联国家利益之间被迫作出痛苦的选择。

但是从何着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创造­性­的活动，根据其他地方获得胜利的经验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计划来看，很少有得手的时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绝境中闪现，一经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泽东希望并要求有一场社会变革以击破莫斯科和上海发号施令的公文。最终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40］半年以后，他在北上的途中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这一判断。

罢工(4)

然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是把人数较少的工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试图置农民力量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种内容。它说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他从经济上论证“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毛泽东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他终于说出了他在长沙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他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41］

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思想，这是他1925年在湖南时就已经形成了的。

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于1926年10月结束，广州再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留住他，但是他没有去上海主持他任部长的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他回到家乡湖南，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动中的问题。

湖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变成了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伐军于1926年夏末抵达长沙，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也披上了拥护国民党的外衣。与此同时，农会在农村各地势力强大。

两种势力之间将有风暴来临，毛泽东将很快看到这一点。他显得有些郁郁沉思，不能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麻烦。他在进行准备活动———他到过浙江和江苏的一些农村，并在《向导》上报道农###动“风起云涌”。他在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毛泽东又回到了避风处韶山。

他常在冬天回去，那里虽不是家，但至少环境使他感到适应。就像两年前正月回家的那一次一样，他在周围几个村庄考察，在5个县度过了32天的时间。

这一次，毛泽东不需要像游吟诗人一样寻找听众，湖南已有500名农民加入了农会。他的任务不再是发动农民，而是向外面的世界展示这一整幅农###动的画卷。

这一次毛泽东的行动很出­色­。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不是中国革命的经典，经典应该是毛泽东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

1927年，刊载《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的《战士》周刊和出版的《报告》单行本。

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而毛泽东的父亲在1906年也这样做过。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

农民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孩子们很快接受新的道德观念，毛泽东注意到，在玩耍打闹的孩子中，其中一个被惹得生气的孩子跺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他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位乡绅吼叫：“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他怀着敬重之情奋笔疾书：“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的激动心情使《报告》的风格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文件风格殊异。

毛泽东欣喜若狂。农民为了禁绝赌博，“烧了一担麻雀牌”，毛泽东感到很开心。他不在意有些乡下人确实喜欢打麻将。他怀着激奋———而不是责备———的心情报告说，被推翻的地主开始称崛起的农民为乡里王。他并不隐瞒对劣绅的讥讽，“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罢工(5)

毛泽东看到轿子被砸，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是否想到过他所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长沙时每天早晨都坐着轿子到学校呢？

革命当然会改变一切。一是呼唤新社会的诞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轿子。

毛泽东嘲笑叶公———刘向（前77年—前6年）所编故事中的一位人物。叶公非常喜欢龙，在室内各处都雕画出龙的图案，真龙听说叶公如此痴心就下凡而来，叶公却吓得要死。

毛泽东总结道：“嘴里天天讲‘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42］

而这和毛泽东的岳父的平和的激进主义有什么两样？

学究气在毛泽东的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物不能成为政治盟友。

《报告》没有提到城市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北京在20世纪50年代编选《毛泽东选集》时细心地加上了这一点）。不过这些内容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相当激进的。

毛泽东把农民划分为贫农（70%）、中农（20%）和富农（10%）。作为社会科学的划分，这样分类只是粗略的，但是作为变迁的杠杆来说这是英明的。让贫农意识到自己的贫困，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泽东宣称———部分来自调查，部分来自评估———最贫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高山为谷，深渊为陵。这是毛泽东在1927年对革命的理解，他正在为之“振臂一呼”。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带着他翻旧了的报告手搞。毛泽东来到城市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于1927年3月在武汉召开，气氛很热烈。

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座工业城市是中国中部重镇，扼京广铁路要道，又是从重庆到流经上海出海口的长江上的水路枢纽。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左图是他从湖南回武汉后写的考察报告。

北伐(1)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抵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企图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

国民党组织为毛泽东找到了一座雅致的别墅。［43］这所别墅原属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的喧嚣，装饰着黑­色­竖板的房间围成一个院子。

杨开慧从长沙搬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她的母亲也带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来了，一住就是几个月。另外一间卧室则给来自广东的农###动组织者彭湃居住。毛泽东甚至还有一间书房，他在书房里最终完成了关于湖南农民问题的文章。

毛泽东部分时间用来教课。在附近一家有红柱和拱廊的大宅第里，成立了广州农###动讲习所武汉分部，它仍然是国共两党联合创建的。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这里给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和其他省份的学员讲课。

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陈独秀教授并不喜欢《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向导》上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报告———还有陈独秀的否定­性­评价———发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战士》上。

在武汉，毛泽东遇到了他在安源时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刘少奇，他们正在这个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开展劳工运动，并认为毛泽东过于关注农民问题。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评，现在他有些激进了，并且实际上很激进。他与国民党为伍的日子即将过去。

紧张的生活并没有使毛泽东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对峙于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筑使他迷恋，这座古塔便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毛泽东身临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许是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当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再次寻找到了­精­神寄托，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古体词：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他的思绪飞向了大自然，也飞向过去：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44］

。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乡村置于脑后？实情并非如此。他的思绪正遨游在另一个世界，临江赋诗不过是一时的遣兴。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中国南部农###动的高涨及他如何着手———也是整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在一系列会议上争论不休，毛泽东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与会者，因为他那已经流传开来的《报告》，涉及当时最棘手的问题。

然而，武汉政权的大多数领导者对湖南的革命热潮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当毛泽东最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民党的领导者惊动了。毛泽东要求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简单，农民抗租不交），在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员会上他都为此出力。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讲这番话时，可以明显看到反对意见来自何方。湖南的军官都是农民的剥削者，毛泽东一语中的，但这些军官大都与国民党亲密无间。

在广东，国民党采取激进措施可能代价较小，但在北伐的过程中这样做几乎等于自取灭亡，因为在广东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员都拥有土地。毛泽东清楚他正处在与国民党决裂的边缘。

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简直是赤化了”的军事指挥官，他说：“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阵营正在分化。

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错特错了。

毛泽东以前在上海时的上司、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是一位煽动叛乱者。甚至来自长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他担任湖南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人———也告诉土地委员会，说毛泽东的征收土地方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45］

北伐(2)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

毛泽东仍然住则入墅，出则赴会。但这种政治活动似乎已无足轻重。除武汉以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唯一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地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

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周恩来差一点没逃掉）。这是蒋介石的狰狞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内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与北方的军阀作战，并迎接蒋介石的北伐军到来。

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灭。

风雨飘摇(1)

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席了共产党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毫无热情地应酬着。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教授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发言不多，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将失去农民部部长的职位。但是当预感成为现实时（一位俄国文学专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丧。此后他未再参加会议。

瞿秋白（1899—1936），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这次最终把全党引向灾难的会议继续进行时，毛泽东在他的别墅里消闲，到东湖、龟山和蛇山漫步。*

* 罗易回忆说，毛泽东在武汉“一刻也停不下”。总是在半途到会，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后扬长而去。据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在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见Roy in New Republic，9/3/51。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继续在蒋介石的烘炉中度日。农民问题已把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卷了进去。由于急于从中脱身，他们把国民党拱手交给了蒋介石。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进行农民革命，要么听命于蒋介石及各式军阀。

共产党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条路！

国民党中的左翼最终还是选择了蒋介石。7月，他们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

湖南发生的事件是时局向右转的发端。5月，一些军官在军阀的指挥下把枪口转向左派，毛泽东乔装搭乘运货火车南下试图重整势力进行反抗。

在长沙，士兵们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闯进工会办公室，对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开枪，逼迫他们喊“蒋介石万岁”。湖南有3万人在那个夏天被杀害，毛泽东很幸运没有成为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他组织起工人和农民反抗镇压，不过他也认为应该亲自去见省长劝说他们阻止这种行动。

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还有莫斯科———仍希望修补统一战线。陈独秀令毛泽东离湘赴川。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像消防队员一样站在烈火中。他与自己过去的上帝的决裂是彻底的。但是，陈独秀做不到的事，湖南军阀能做到。军阀命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又返回武汉。

江南许多原来左派势力强大的地方频频传来噩耗。罢工者就地杀头，上海市中心摆放着竹笼子，悬挂着被处死者的人头。女共产党员被辱骂她们的士兵枪杀，子弹­射­穿荫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地烧死。左派分子被绑树上，身遭千刀万剐直至死去，凶手还往伤口里撒盐和沙土。剐刑在封建军阀手里复活了。凶手还抽去受害者脚上的筋­肉­。

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从湖南回到武汉，鲍罗廷正在他那装有电梯、贴着玫瑰­色­壁纸的四层楼的别墅忙着打点行装。他正在合上论中国革命的讲义，莫斯科已经让他在这里待了4年。“一切都完了”，这是他离开中国回苏联时对中国革命的祝福。［46］

对毛泽东来说———并不是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苏联革命者的威望在鲍罗廷的火车开动之际下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拍发电报，对国民党分子的爱国行动表示祝贺，称他们除去了共产主义这块肿瘤。

如果说夏天带来的是悲剧，秋天则显得荒谬。共产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它一反软弱的合作态度———这为时太晚；代之以以牙还牙的武装斗争———这又为时过早。在表面温和的政治中包藏的是军事上的极端主义思想———斯大林与国民党的调情毕竟才过去几个月。

毛泽东陷入这一倒悬之中。在面临毁灭的情况下，他并没有比其他人表现出更强的控制能力。

风雨飘摇(2)

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教授已经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

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47］的农###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但是策略似乎有些不对头，事情也不尽如人意，抑或这二者兼而有之。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位远在4 000英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现在真的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乱弹琴。

因此，在###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可是，头脑发涨的中共领袖们仍然继续进行没有正确政治路线的军事盲动。

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在华氏100度中、酷热的武汉一间阁楼里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这位自由派学者曾成功地取代了毛泽东在农民部的职务。

八七会议会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

八七会议(1)

陈教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

毛泽东对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评价也相当尖刻。“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事实确也如此，鲍罗廷信任国民党的时间更长。对1925年起就扮演着一定角­色­的印度人罗易，毛泽东的态度也不温和：“他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48］这是很公平的评价。罗易的激烈言辞当然无助于只顾自己利益的莫斯科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革命的指导。*

* 如果罗易的回忆值得相信的话，他和鲍罗廷都发现毛泽东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我在汉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午夜刚过，我们正在政治局热烈地讨论问题。鲍罗廷也在，坐在我身边。一个高个子走了进来，步伐沉着且显得高傲。他脸庞黝黑而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毛泽东。’鲍罗廷悄声对我说。他没有注意我，也没有注意权重的鲍罗廷。我们两个外国人对视了一眼，鲍罗廷又悄声地对我说：‘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Roy in New Republic，9/3/51。

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毛泽东转向了左边，像后陈独秀时代的所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样，他转向了枪杆子。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49］。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50］

在土地问题上他仍持激进的观点。

起义暴动起而复灭，就像放很多爆竹一样。毛泽东并不比其他的人做得更好，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新的左派观点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他沉迷于国民党太久，再说农民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出奇迹），同时还因为瞿秋白的左派观点也摇摆不定。

瞿秋白想要从城市开始，毛泽东则仍然坚信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瞿秋白认为群众暴动的浪潮会给左派增强实力，毛泽东则在谋划通过有组织的行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当时他与瞿秋白若即若离。

骰子掷出去了。毛泽东发动了他的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举行起义企图最后攻下长沙。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等人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红底象征革命，星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代表工农群众，表明这支军队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

毛泽东占领了江西边境上的东门市，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毛泽东的部队是乌合之众，有的人后来甚至相互火并。经过夏天的镇压，革命的群众基础被削弱了。（5月以来，湖南共产党两万多名党员有四分之三遇难。）再看到他以前建立的工会、学校及遇到除死亡和逃走的以外的很少几个人，毛泽东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在1925年至1926年间，群众运动处于Ｇao潮时共产党非常谨慎。到1927年年中，当群众激|情渐减时共产党却迸出激进的火花。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第一步就是一个悲剧。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

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

在去衡阳［51］招募矿工参加他的部队时，毛泽东被地主的武装民团抓获。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快接近院子时，毛泽东沉着机智地想好脱身之策。他先是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用来企图贿赂押送的士兵以便脱身，但这一计策明显的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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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会议(2)

在离院子近200码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赶快逃走。他这时身材轻便，行动敏捷。他躲过了飞来的子弹，跑到池塘边的一片深草丛中藏了起来。

团丁赶了上来，他们强迫老乡搜索草丛。毛泽东静静地蜷伏在地，暗抱一线希望。很有几次团丁逼近了他，他甚至能触到他们。他感到绝望，他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他。

降临的夜幕掩护了他，追兵停止了搜索，离去吃晚饭了。

整整一夜，毛泽东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赤着脚，因为押送的士兵拿走了他的鞋，这半是因为士兵贪便宜，同时也出于迷信说法，即死人没有鞋就不会变鬼报复杀他的人。

­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的毛泽东迷了路。后来，他遇到一个答应帮助他的农民。毛泽东开始吉星高照了，他的身上还有贿赂别人剩下的七块钱，他用这些钱吃饭，同时买到了在中国革命的最低潮时最急需的两件东西：鞋和雨伞。

毛泽东又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这似乎无异于以卵击石的蠢举。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右一为贺子珍。（1937年5月9日）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

毛泽东无从知道那些无知的官僚们对他不满的信息，他已经背向城市和一切已经建立的组织。当10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他的1 000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湖南东部边境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他打算用枪杆子走自己的路。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油画）。何孔德 陈玉先 高虹 高泉 作

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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