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晚上值班吗？”

服务员惊讶地看了郭松龄一眼，又看了看婉婉，“不上班呀，”她说。

“我请你今晚代我们去见一个客户，和他面谈，行吗？”

她明白了，略带羞涩地地下了头，不说话。

“面谈一次，给你五百块钱怎么样？”

“你们好象是大生意噢？”她说。

“那么八百块钱，行吗？”

她低着头不出声。郭松龄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这是他住的宾馆房间号，这是他的手机号码。”

服务员飞快地接了纸条，揉成一团攥在手里，望着地毯不动。郭松龄给她三百块钱，叫她明天早晨来取剩下的。她飞快地接了，匆匆走了出去。

婉婉说：“你不是叫她去陪那老­色­鬼睡觉吧？”

“女人挣钱真容易，”郭松龄说，“今天­精­神好些了吧？要不要去过几大巴扎（巴扎：维吾尔语，市场的意思）看看去？”

“不去，我还想睡觉，你呢？”

郭松龄明白了婉婉的意思，看来她对自己的情绪确实冰销了。这还是婉婉结婚以来第二次主动提出来，郭松龄答应了她。两人揉成一团喘着气的时候，野马公司打电话来了，叫郭松龄去出席庆典午宴。郭松龄问婉婉去不去，婉婉害怕见到陈投币，不愿意去。郭松龄只好自己一个人去。这一次接待他的是公司总经理，也就是邵龙钟的叔父。他直说忙，上午对不起，并问郭松龄和陈投币谈得怎么样了。郭松龄掩住了陈投币对婉婉的意思，把情况告诉了他。

“这事我给他说说，”邵总经理说。

但是陈投币并没有来。邵总经理打他电话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我正在南山天池游玩呢。

整个下午没有见到陈投币。第二天早上，郭松龄和婉婉还没有起床，就听见有人按门铃。郭松龄穿好衣服打开门，进来的就是昨天的那个服务员。她脸红红的走进来，“他已经回西安了，”她说，“今天一早坐飞机回去的，还有他的女秘书一起。”

这就是说，服务员昨晚是和陈投币住在一起了，“他怎么说了？”郭松龄问。

“他要，他要……”服务员说着，朝刚从卧室里走出来的婉婉看了一眼，“他叫我告诉你，他说过了的事情是不可以随便塞责的。他叫你别给他打电话，除非是把人送进他的房间里。他说，人过去了，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郭松龄不再说话，给了服务员五百块钱。她迅速接过来，转身走了。婉婉走上前来问：“你们说了些什么？”

“没有谈成，”郭松龄铁青着脸说。他说完坐了下来，脸上堆满了愤怒。

婉婉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期期艾艾地说：“你别生气嘛，谈不成就算了，——现在我们怎么办？”

郭松龄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来，同时吐出三个字来：“回家吧。”

婉婉便进里间去收拾行李。她把两只旅行箱分别提到郭松龄面前来放下，看着他出神。郭松龄想了半天，说：“我们还没有去过敦煌呢，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去看看吧。”

“也好，去散散心，你也不会这么忧虑了，”婉婉说，“我给红菱打个电话，叫她别望我们。”

自从郭松龄和婉婉出了门，邓红菱就一直在等待郁青：他的电话或者他上门来。可是整整一个上午，他的这两种方式都不曾出现；下午，他依然没有音讯。她真想主动给他打电话了，但是忍住了，她不能让郁青看出来自己很在乎他，这不是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故做的矜持是郁青反感的。她是想看看自己在郁青心中有没有位置，有多大位置。黄昏来临了，门外的光线变成橙灰­色­了，她知道今天的希望成了泡影了，只好若有所失地关上门来，检讨自己哪些地方表现得不好，以至于没有抓住郁青的心。

偏偏在这个时候，门铃声响了起来。“岳家军”竖了两秒钟耳朵，冲门口吼叫起来。邓红菱略略整理一下心情，便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果然是郁青。

邓红菱把门开了一小半，自己堵在门缝里，木然说：“对不起，婉婉姐出门了。”

“我当然知道她出门了，要不然我会这么晚来吗？我来找你呀。”

“找我什么事情？”

“你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你说找你什么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