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培林的钱庄得到了钱库镇政府的默许，然而却迅速遭到上级部门的­干­涉。就在钱庄挂牌的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来，转入地下。日后他颇为心酸地自嘲说：“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的阳光。”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恰恰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制约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的服务时间是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钱庄因此生意兴隆。有时，手头现金不足，他就凭自己在当地的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

有人曾详细地记录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细节很能体现钱庄在当时的运作特征——

上午10时，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一万块钱，我下午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可此时钱庄里没钱，而方培林仍微笑着应允下来。10∶05，他来到经营百货的老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４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20，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百货老板４小时闲置资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来。40分钟后的11∶00，有人存进１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30，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１万元还给老陈。不到４个小时，方培林将这笔钱周转了3次，真可谓分秒必争，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月息1％，3个月以上为1.2％；贷款利率为2％。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在开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存贷款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温州有人开起钱庄了。”这条新闻在当时金融界引起的震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在它不长的生命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伴随着质疑和责难。

对钱庄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个争论的话题，大多数金融界的权威人士认为这是不可取的。本该持有由金融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才可经营的钱庄，在几年金融经营活动中却一直是无证运行。方兴钱庄的经营活动在当时是不合法的。应健雄曾于1985年10月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副行长的身份带人对方培林的钱庄进行了调查。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年多的金融业务活动的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重新整理。应健雄认为方培林对金融懂得不多，而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钱庄里甚至连个保险箱都没有，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挤掉钱庄。

1989年，出于自身经营状况的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方兴钱庄由于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温州“地下钱庄”的出现，凸显了“民间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质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到底是钻国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虫，还是国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对当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当年方兴钱庄的设立，在客观上对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由此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加强对温州民间融资的管理。这是温州第一次用政府发文的形式“堵疏结合”规范民间资本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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