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Сhā不进，只有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们仍不肯散去，喊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用刺刀让他们后退。”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被人视为财神的会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叶三凤这样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会以几何级数地发展新会员作为其支撑下去的唯一手段。当年，最疯狂的会员发展方式是所谓的“短会”：入会交1.2万元，第二个月就还给会员9000元，第三个月再还9000元，本息两清。会主虽然要亏损6000元，但可以此来引诱更多的人入会。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出现了“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3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5万、1万三种，视­干­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的百姓来入会。

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金钱游戏总有一天会断链崩盘。到1987年底，数以千计的抬会终于难以维系下去了，出现了抬会会主的潜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间悲剧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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