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位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位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焊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在短短３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倾家荡产。

记录下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温州“抬会风暴”，其实是为中国民间金融史的演进留存一个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断。

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

在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破禁更富传奇­色­彩。1987年，为了使民间资本冲破禁区，温州苍南县委办调研室副主任黄正瑞研究出了被称为“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个充满“姓社姓资”争论的年代。当时温州的经济格局正悄悄发生变化，从简单的家庭企业到挂户经营（即挂着集体招牌的私营企业）之后，农民联户、合股等形式的企业悄然兴起，占到温州工业总产值的27.8％。温州人很敏感，如果这类企业算姓私，“资产阶级”主力军就超过温州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那么温州经济问题大了。黄正瑞的笔下诞生了“骡子理论”，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张画纸上，使千家万户的小企业能把生产的规模几十倍地扩大起来。当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其后，温州经济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业产值已经占到温州农村工业总产值的2/3，由此引发了1991年初充满政治­色­彩的温州风波，并惊动了中央领导。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中写道：5月，李瑞环视察温州，说了一些在温州人看来非常痛快的话。“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还要以后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今天的黄正瑞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创举：股份合作企业在当时温州已经存在，创造这个理论只是为当时温州的发展作掩护，这种创造就如同一个筐，把适合温州发展的要素都往里装。而回顾这段略微泛黄的历史片段，即使在对民营企业充满良­性­政治氛围的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就此感叹，“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温州人，确实可怕！

惊人的数据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温州人，各显神通，创造出各种各样惊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国大陆，温州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在以三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温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企业存款额、外汇存款余额三者相加高达1160.16亿元。此外，个人之间的互助­性­、消费­性­借贷，资金大致在300亿元规模。这样，汇聚在温州的民间资金大约在1500亿元，但温州民间资本市场实际上已经超过2000亿元；

2002年上半年，温州市外汇交易量达59.8亿美元，已成为国内外汇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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