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军阀卢永祥部团长吴南陔（吴国光的父亲）与计兴芳熟识，由计出面，以3万元银币，将花赛圩卖与吴南陔，因该圩是公圩，为免地方的反对，在圩田中割出1800亩，“赠送”给郎溪育婴堂，以作掩饰，实际是私吞自肥罢了。从此花赛圩的农民在吴南陔的剥削下，过着更加悲惨的牛马生活。

吴南陔购得花赛圩后，采取暴力欺压手段，强征民工，修筑圩堤。当时军阀割据，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湖北、河南等地百姓都纷纷由家乡逃荒出外至此，劳动力非常低廉，吴南陔即以修圩有田种为饵，诱骗逃荒难民参加修圩、开荒。老百姓流血流汗，修好了圩，开出田地之后，每亩租稻却由“公”圩时代的40斤至80斤，一下增到142斤（其中2斤是给埂长的小租），平均约增加了一倍多。吴南陔又分段设埂长，帮助他统治农民，并实行史无前例的市亩制，原田亩八分的作为一亩上租，原来一亩的作为一亩三分。如此残酷压榨，不上几年，吴南陔的肚子就被农民的血汗胀饱了。吴南陔除嗜大烟外，拥有妻妾四人，荒­淫­无度。

塘埂头村有张、陈二姓，共52户，有祖产田306亩及村基一处。该村位于圩中心，四面环水。吴家独占了90％以上的土地，仍然还不满足，为求全部土地集中在他一人之手，强迫张、陈二姓搬家出圩，并威胁要毁掉房屋和村基。张、陈二姓根据铁证，涉讼四五年，花了好多钱，将外圩良田百余亩，悉数变卖，还卖了耕牛农具等，后来田产村基虽未被侵占，但全村已十室九空，濒于破产。

吴南陔为霸占张、陈二姓农民田产房屋，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1926年春，稻种已下地，吴南陔因张、陈二姓农民不屈服，没有达到霸占村基的目的，就将该村所佃种吴家田280余亩全夺回去。张、陈二姓贫穷以后，吴南陔用经济势力，分化农民，企图以600石稻谷高价，收买陈云泰瓦房八间。但农民们团结一致，未受利诱，农民们说：“张、陈二姓宁愿讨饭，饿死，不卖村基、房屋、田产与吴家。”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在农民们的心里。

吴南陔在威胁利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以后，定下毒计，将张、陈二姓田亩四周筑起小埂，名曰张、陈二姓埂，与花赛圩隔绝，不许他们过水，大水时无法排水，天旱时无法戽水。如1934年大旱，吴家的田可从南湖引水灌溉，收成没有受到影响；张、陈二姓的田则因天旱欠收，使农民遭到很大困苦。又如1948年大水时，吴家的田可以排水，张、陈二姓农民的田只好被淹，结果，水越来越大，圩堤破了，使大家都遭受到水灾。

吴南陔除了筑小埂封锁张、陈二姓农民外，修大堤时，仍要强出劳动力。如1943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修徐湾大缺口时，吴南陔的儿子吴国光即利用武力，将该村张小宝、陈传春等10余人捆绑起来，并用枪打破陈其富的头，强迫上堤修筑。既然圩堤为大家共修，堤是大家修的，可是吴家又向有少数田的农民收修埂费，如北埂头徐姓一姓有田400余亩，每年要向吴家纳埂费稻每亩7斤，合计就要缴纳2800斤。

1942年大水破了圩，吴国光将圩田2000亩售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李寿雍，得田价米2000石，后又与安徽省建设厅长张宗良相勾结，买官殃民，修圩则用武力强征民工，每亩田征土200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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