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等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拾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藉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
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60%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18石米,烟丝费是7石米。澧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2元1角1石谷计算,领了300石谷的“贷款”,只花1元8角钱1石,买到300石谷;待谷价涨到4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200亩田骤增至700亩田了。这在滨湖官吏身上,是极普遍的事情。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1949年除按每亩收3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700石谷和2两4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
5月17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复兴、林新垸等3垸13000亩良田。
和丰垸1949年未溃垸。1948年水位比1949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6月20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刘仕卿想替主子省些钱财。他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3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2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洞庭湖在泣血,洞庭湖在呻吟!是天灾,更是人祸!
4、泣血的花赛圩
花赛圩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城西约20华里,紧靠南漪湖,周围45华里,17个自然村,分成三个行政村。据《朗溪县志》载,开国大土改前,这里计有男女人口2100人。这一带土质肥沃,有良田9800亩,但其中占总人口%的农民,只有土地900亩,不到总土地的1%,而恶霸大地主吴国光一家50人,仅占总人口的%,却占有99%以上的土地,即8900亩。农民们在吴国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谁养活了谁?”从这个圩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复了。
远在太平天国时,这一带居民流散,圩堤倒塌,满清的一个姓方的统领率领军队,*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之后,就到了郎溪,看见这一带地方好,就剥削士兵劳动力,修筑了永新圩,该圩有田2800亩,至解放初方家仍独占2000亩。花赛圩在永新圩之南,是永新圩的外圈圩,面积较永新圩大三至五倍,方家无力修筑,即奏请满清朝廷,由工部吏部会同拨款修筑。满清被推翻后,军阀们即组织湖丰公司,统一管理及收租等事。由张之洞的临栈经理计兴芳兼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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