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雇农赤贫户多

湖南农村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赤贫户特别多，毛泽东在大革命时就透彻地说到这种情形：“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七十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分中之五十。”（《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当年调查湖南农村的这个特点到1949年前后仍旧存在。情形与大革命时长沙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前表，贫农人口为39％，雇农为10％。“其他”13％中，多为手工工人、小商贩、担脚的和根本无职业的赤贫户等，因此雇农和赤贫户在农村中实占人口20％左右。全省贫雇农赤贫户总数在60％以上，或达70％。因为在土地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贫雇农赤贫户特别多，如滨湖垸田中佃农一般占90％以上，如将此平均算入，全省贫雇农赤贫总数就不止于前表的62％。广大的贫农占有土地是极少的，只有7％（华北调查是19％，湖北20％）。雇农赤贫“既无土地，又无资金”。

造成贫雇农赤贫特别多的原因，自然是封建剥削厉害，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历年天灾人祸所致。抗战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贫农下降为赤贫者，显然日益增多。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湖南壮丁被国民党政府征调者，约178万余人，其中虽有部分逃回，但总数还是惊人的。抗战后几年因灾荒不断，离村人口也日多；同时农村人口死亡率很大，这些农村减少的大量人口，自然主要都是贫雇农。因此前表贫雇农赤贫统计仍在60％以上，也可以说明中农下降为贫雇农的日益增长趋势。

贫雇农既不能靠耕作糊口，便多另求生活，所谓作田只是“赚间屋住、留个窝窠”而已。他们补助生活的办法多从事副业生产，学习手艺（泥木匠等），打零工、长工、担脚、抬轿、作土种菜等。女人也尽量纺纱续麻挖野菜，以资补助。但因战争损毁、交通断绝等原因，副业及手工业都很难维持，因此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逃亡觅食，有的往城市求生，有的只能在饥饿疾病中走向死亡。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湖南农村的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如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10省为40％，南方12省占70％；湖南为77％。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似乎比华北某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实际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租制度，这在北方一般少见。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制度普遍存在。

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表面上，押租是佃农在租佃土地之前交给地主地租的保证金，本质上，却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这不过是地主因时制宜便于剥削的花样而已。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放给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奸­诈手段，七折八扣，直至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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