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出押金多用银元，国民党统治时期，法币不断贬值，地主退押时，不用银元，却用法币，佃农受损极大，有的被迫倾家荡产。

云南省押金大部分布在平坝多，山地少，土地肥沃集中，封建势力较厉害的地区，押金分实物（粮食、鸦片、糖、洋纱、棉花等）和现金（黄金、各种货币等）两种。昭通区有“烤火银子押”，活租制多用此种，押银可随便加，租子不减，无论加的押银多少，都不立约，规矩是抽田退押。昭通区和大理区有“黑押头”，粮银都有，是属二地主剥削农民的，也是交押不立约，退田发押，又叫“乾租押”。曲靖区和大理区有“倒租押”，即佃户没办法交押，每年除产量平分外，再交20％的租额，又叫“倒利租”。大理区有“人押头”，在租田中以帮工作押，有的地主看中佃户青年女子要去当作使女作押。还有所谓“黑白押头”，佃户交一百元押金，押约只为五十元，另外五十元即为地主白得。押金最高的占租额200－500％，曲靖区马龙县有的押金即占300％，一般押金占租额的100－200％，最低的亦占租额40－60％。

额外剥削

地主对农民除上述几种租佃形式剥削外，还有种种的额外剥削。如无偿劳役，在租约上规定佃户每年须给地主做工若­干­个，或规定代耕田地、代种菜圃、代养牲畜、挑水、碾米等。还有所谓“献新”、“送礼”，每年新谷登场，地主选一“吉日”令佃户分别送新谷若­干­。每逢年关节日，婚丧大事，都得叫佃户送礼。

由于上述地租、押金和额外剥削，实际的地租率（田租占产量的百分比）也随着增加。如根据泸县石润乡二保的调查，该保地主占有田地2140石，1949年共收租1401石，正额田租占土地产量平均为％，而且这是按十足年成即1石田收1石谷计算的。但该地常年产量是成到9成，1949年实收为9成，若按实收9成计算，则1949年该保正额田租占土地实产量平均为73％强。再加上各种额外剥削，约占正产量10－20％，则实际的田租占土地正产量一般都在70－90％以上。如果再从收获中扣去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则实际的田租额所占土地正产量的百分比当更高，泸县石洞乡1石田所需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折合稻谷的数量如下：种子——稻谷8至9合；人工（包括食粮及工资）——5个半，每个稻谷3升，共合稻谷1斗6升5合；牛工（包括牛食及牛资）——2个，每个稻谷3升，共6升；肥料——5挑，折合稻谷3升，以上共需稻谷2斗6升4合，占土地正产量（1石田收1石谷计算）％。

在这样惨重剥削下，佃户必须以土地正产物的大部甚至全部来缴纳田租，甚至还得加上副产物或副业收入之一部分来缴纳田租。由此可见西南地区地主剥削的野蛮程度，它不但占去农民剩余劳动的全部，并且还侵占农民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的一部或大部，以致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则更严重。它往往使得农业生产只能维持反复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即使这种简单的再生产，也时常遭受破坏，而迫使生产规模日益缩小，形成解放前西南农村的凋敝现象。

7、公元2117年的田赋

“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这是民国年间郭沫若写的讥讽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繁多的对联。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苛捐杂税之多，举世罕见。从十里洋场到穷乡僻壤，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捐税，谁也说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1932年天津《大公报》就统计出有1756种。而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苛捐杂税更多如牛毛。那时，不仅中央政府收取捐税，而且省政府、县政府、区政府乃至乡保，都自订税则，巧立名目，强行摊派，横征暴敛，甚至在装大粪的船上、死人的棺材上、卖儿鬻女的契纸上，都要贴上印花税，真可谓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这里我们所列举的主要是针对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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